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七十九 刘、张的垮台
当和谈在北京继续进行之时，六十九军谢、曹司令千方百计劝说“红字号”难民返回长治。曹估计外逃人总数超过了六千，人数最多的一群寄居在省府太原，但也有许多人在未发生过武斗的昔阳县，或在食品和工作都充裕的河北石家庄躲避。人数可观的另一群在天津散伙了。其大部分成员是太行锯条厂“红字号”头头和活跃分子。太行锯条厂是六十年代初，从天津迁往长治的，大部分职工都随厂迁来了。少数代表各厂矿单位的“红字号”呆在北京附近，反驳中央对程首创的裁决，充分阐明自己的观点。其他人分散在同一派单位和刘未老的公开支持者仍有势力的各个县。李英奎指责他们图谋组织新的武装力量，制造或夺取武器，以便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向晋东南地区发动他们的大肆宣称为“解放”的反击。
一九六八年仲夏，谢、曹派出李英奎司令和劳动英雄李顺达，进行了一次行程漫长的出访，去寻找并和被“流放”的“红字号”斗士会谈，规劝他们返回家园。与这两个人同行的有二十名工作人员，显示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把这次远征称为“欢迎返乡特别工作组”。
特别工作组取得了一些成功。他们见到了流亡各地的“红字号”头头，分发了粮票、食品、钱、火车票，并保证所有返家人员的人身安全。但是，往往在关键时刻同意回家的人又拒绝了。
在太原就发生了许多这样的情况，二李分发了约五万斤粮票，四万元现金，数以百计的免费火车票。一大批人聚集在火车站，但是就在火车开动前，他们突然变了卦，“别上去”他们互相呼叫道，“那儿还武斗，如果我们回去肯定会被杀死的。”他们扔掉车票，匆匆离开了车站。
后来，军官们看到这些人中有许多人参加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要求打倒六十九军的曹中南。李司令把他们不妥协让步的罪过，加在反叛的“红字号”头头身上，他们仍然能把天真无邪的人引入歧途。
当特别工作组到达北京时，李司令和劳模李顺达安排长期和谈的两派代表会面。
他们试图向代表们报告晋东南地区的团结安定局势，催促他们迅速消除分歧，尽快返回家园。报告会永远也没有成为事实。当“联字号”代表聚集一起迎接李司令时，“红字号”代表却拒绝走出他们的房间，崔股长去叫他们，也不肯出来。一位姓王的秘书试着进行了劝说，但是仍不见效。后来田怀保亲自和每个代表谈了话，但是他们都不肯定走出房间。最后李司令和李顺达各自分别和“红字号”代表进行了谈话，这段插曲，结果以相对抗而告终。
田怀保描述了所发生的情况：
二李和我在一个房间里会见了所有的代表。淮海兵工厂的小学教师武惠丰直率地发了言。他是个矮个儿，长了一副老鼠眼，只要他眨眨眼，他嘴里一定冒出一些鬼主意来。他讲起话来结结巴巴，但是总能讲的有条有理，逻逻性极强，他具有利用演说来鼓舞人心的才能——非常有说服力。
他说：“我们远离家乡已经几个月了。我们想念家乡，想念家人，我们担心我们同志们的命运，我们感谢你们带来了家乡的消息。但是，我们无法参加任何会议，我们被指控犯了那么多滔天罪行，我们承担不了，我们承受不了扣在我们头上这样大的帽子”。
李司令对此严厉回敬道：“反革命帽子不是军队、革委会，或‘联字号’给你们戴上的，是由你们的行动得到的。毛主席说，如果你犯了错误就改正错误，那么一切就都好了。由于你们过去的恶劣行为，戴上了帽子，但靠将来的实际行动，你们是可以脱掉它的。”
他们对这种说法沉默无言。
第二个大胆陈词的是王章义，一九六八年春，他的单位袭击了一个邻近大队，夺走两万元现金。从裁缝店抢走了新衣服，抢走一千斤粮票和杀掉准备过年的两头猪。当他们带着战利品逃跑时，大队民兵追了上来，用机枪打死王的弟弟。
“你指挥了全地区的武斗，”王谴责李司令说，“你们的人杀死了我弟弟，而且他们还杀死了小姚和大尚……。”
王讲话时，大发雷霆，大叫大嚷起来了。所有的十五位代表都跳了起来，把他们三个人团团围住，他们诅咒着，大叫大嚷，唾沫星都溅在了我们的脸上。他们不给我们动嘴的余地，我们只好告辞了。
在北京“红字号”代表强烈的反应和各地“红字号”活跃分子，不愿返回长治的事实是可以理解的，晋东南“联字号”有部队撑腰，坚持要把“红字号”支持者当作被征服的敌人对待。“红字号”签订了和平协议，不是投降书，但是似乎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当武斗在继续进行时，部队指责他们挑起武斗，现在武斗结束了。部队指责他们拖延了武斗。武斗过程中发生了所有暴力事件，他们要能把罪名加在“红字号”头上，部队就认为是犯罪，而“联字号”引起的相同的行为部队却视而不见。一起臭名昭著的事件涉及到“联字号”大名鼎鼎的杀人犯，一个叫班文红的人，两派一宣布和解，李英奎控制的革委会就任命他在地区任职。当数千人抗议时，李把他调到发电厂。那里的抗议一旦平息下来，厂委会就吸收他加入了共产党，并让他当了管理干部。普通工人抱怨也毫无用处。在提拔班的问题上，厂委会执行了上边的命令。
在党领导忙于吸收提拔班，到工业局担任领导职务的同时，他们却至少开除了一百名“红字号”头头的党籍，解除了他们的职务，并把他们送到农村劳动，在山区大队当普通社员。他们不允许这些被驱逐干部在长治市管辖的大队落户，或以任何借口返回市内。他们不得不在边远的县寻找家园，并待在那儿——一种局部流放。
这一百人是幸运的人，地区革委指控大部分著名的“红字号”头头为反革命。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六日，在山西举行的全国钢铁生产和兵工企业大会，变成和“红字号”高层头头算帐的大会，这些人大部分在淮海兵工厂当工人或干部，会议组织者命令六位“红字号”头头参加群众批判大会，然后命令他们停止一切派性活动，否则要对后果负责。在大会散会后，他们把六个人留给地区法院审判。大部分人都受到了严励的惩罚。
兵工厂干部薛长，发誓任何情况下都要支持程首创，对于他既不判刑也不释放，而是无限期的拘押审查。
淮海兵工厂前任党委书记高可共，四清期间被免职，然后又被任命到新的领导岗位上。他的最大错误是他和著名的山西领导人薄一波的养女结了婚。不管他其它方面的历史如何，这一点就使他成立主要的斗争对象，被谴责为叛徒，并判二十年徒刑。
从一名工人跃居淮海兵工厂主任的郝成祥，被判处终身监禁。
从前的工人，本厂群众运动领导头头赵成园，在程首创一九六八年十二月隐藏后，指挥整个“红字号”，被判处死刑，由行刑队枪决。
侯小根，以前为干部，曾因偷盗被监禁，整个武斗期间的“红字号”活跃分子，被判处死刑，由行刑队枪决。
刘周娃，被指控在炮火击中小麦起火后，烧毁粮食局仓库，被行刑队枪决。
法院只对那些坚持不肯改变观点的“红字号”进行了严惩。但“宽大处理”了那些公开认错的“红字号”，其中之一就是武惠丰，八月十六日会上，他矛头对准了他车间的同事，对他们进行了谴责，因此在新政府里获得了一个职位。
另一个变节者是张天才，他曾当过程首创的私人秘书。他对程的历史了如指掌。程逃走之后，他看到了光明，谴责了他以前的上司，使他自己成为对检举揭发有价值的人，从而在地区财政局获得了副局长的职务，他还当上地委常委。李英奎谈到这个姓张的时候，“他悔过自新了，他向程首创发动了进攻，因此我们信任他。”
李英奎学会了信任几位检举“红字号”的其它常委。他分配一名医科学生王中杰当了医生，另一位医科学生郭天青在襄垣任职，分配铁三局工人张职仁去铁路建设指挥部3202楼任职。
李英奎说：“犯错误不是犯罪，只要改正就好。凡是转过我们方面的就可以了。这是毛泽东的路线，它有利于发展生产。”他谈论起这种事情来，好象他在解释中国共产党从毛泽东那里学来的意义深远的无产阶级道德原则，而世界上其它地方则是沉迷于资产阶级的卑鄙道德行为，只知道惩罚，而不懂宽恕，只知道消灭，而不懂如何利用过去的敌人。
由于李英奎对指挥他的政府有派性倾向十分敏感，他不厌其烦地证明，他执行法律是公正无私的。他引述了高平县臭名远扬的“联字号”参谋长的一起案件。这个人曾在阎锡山直属部队中任职。他利用他这种从军的经验，在席卷高平的武斗中当上了头头。他亲自杀死好几个人，所以受到审判，并根据他的罪行处决了他。李司令还回忆了一、二个未指名道姓的联字号派受到惩罚的“打、砸、抢分子”的案件。但是除了这些仅有的例外，似乎只能证实了他的原则是重点惩罚“红字号”。
为什么那时大批“红字号”宁愿远走避之，甚至扔掉李英奎和李顺达四处奔波分发的免费车票，不愿返回家园呢？
一九六八年晋东南地区数以千计的人，能到省内其它地方找到临时避难所，主要原因是他们所到之处，派性斗争都在升级，老盟友都把他们当作增援力量来欢迎。只有六十九军镇压了所有的武斗，晋东南才实现了和平。雁北在稳定的领导群体的领导下设法保持了团结；昔阳县，由于劳动英雄陈永贵事先得到周恩来的警告，从未发生过武斗。而与刘未老和张日清有联系的其它地方组织之间的对抗却发展成了公开的武斗。支持刘未老的是富有战斗精神的年青人，如长治“红字号”难民，对杨老敢为首的太原“红总站”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他保证他们得到食品，衣服和武器。
当以鞍山宪法活动闻名的袁振抛弃了刘未老和杨老敢时，刘、杨不得不担心他们的队伍将受到孤立。袁是在一九六七年十月抛弃他们的，当时刘格平出访晋东南，设法宣传他自己的七条团结纲领。由于刘主任在出访途中，袁振提出了省内大联合的十条计划。对此刘感到十分震惊，谴责袁的计划为“反动大杂烩”。这种谴责使袁振大为恼火，他立即改变立场，转而支持张日清，并且带去学生刘浩的革命造反团。
这次大转变，使得山西两个主要的学生领导组织，自从他们一九六六年从晋祠别墅胜利回家以来，第一次走到了一起。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八日，他们成立了新的联合组织叫“兵团联络站”并选定袁振夫人为他们的政委。联合给张日清一方带去了学生大多数的声望，因为他们在全国有广泛的联系。如刘浩所说，“兵团的正确策略，再加上联络站巧妙的小品文（联络站以其杰出的文才和有造诣的大字报而著称），现在来对抗红总站的砸和抢。”他没有提及大联合也首次给张日清带来了可以在大街上显示出的人数上的优势，尽管这一点他不可能没有注意到。
六十九军镇压刘格平在长治唯一的拥护者“红字号”，仅几天，刘就失去了太原主要学生组织的支持。中央在北京召集的山西干部新的学习班，构成第三个严重的打击。一九六八年五月，周总理把两派所有的主要干部召到首都，参加旨在结束派性的学习班，并且要他们一直呆到九月中旬，几乎五个月之久。在学习班期间，周把山西的大权交给六十九军司令员谢振华和曹中南。二人声称他们是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为团结而工作，但是事实上他们是完全同情他们北京军区老战友张日清政委的。他们控制山西的时间越长，刘未老和杨老敢挽回局面的机会就越少。
当山西学习班在北京重新开始时，武斗仍然侵扰着太原大街，曹副司令把杨老敢和学生领袖段力成召回太原市，匆忙拼凑敌对群众组织之间的停战协定。经过几周学习和协商后，老敢和段立成签订了休战协定，以后他们又回到北京。曹司令印发了成千上万份中央反对武斗的两个命令（“7．23”命令针对山西，“7．24”命令针对贵州），并派出一万名战士向各个偏僻城镇的骚乱点散发。
曹的战术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武斗开始减缓了，一些竞争者也开始上交武器了。晋南，晋中省府参加武斗的市民向部队交出一万支步枪，一百门大炮和十万发子弹。全面上交武器是解除刘未老队伍的武装，把武器交到张政委军方的手中，当局认为民兵组织手中的武器是合法的。
老敢发现静坐北京，让这种情形继续下去是不可能的。他两次翻越宾馆围墙，赶回太原重组他的势力。第一次，中央文革顾问康生派专机随后追踪而来，把他带回北京，第二次康生威胁如果他抓住杨，要把他捆起来，于是他自己回去了。
据曹司令讲，到九月末，部队几乎成功地平定了山西武斗，人们对无休无止的暴力已感到厌倦，他们逐渐懂得，武斗基本上是有别有用心的坏人，野心勃勃的阴谋家和反革命分子挑起的。当基层单位——公社，工厂和学校签订了联合声明时，吹起一阵大联合之风，仅太原地每天就有三十个单位签订条约进行联合。
十月，刘未老、杨老敢、张政委以及学生煽动争端要段力成和刘浩都返回太原，他们在北京签定了一系列避免发生暴力的条约，但是，他们回到太原还不到二十天，山西许多地方再次发生了武斗。
一九六八年末，双方再也得不到初期各方认为理所当然的群众的支持了。过去刘浩曾一度一个电话集中一千辆卡车的同情者，现在只能唤起数百辆，杨老敢过去曾能唤三、四十万示威者，现在只能指望三、四万人。由于老敢和刘未老感受到支持急剧减少，所以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挺而走险的行动来重震声威，以图恢复影响力。
行动之一后来被称为山西日报事件。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八日，杨的“敢死队”带领红总站一万名备用成员，包围了山西日报印刷厂，冲进大楼，抓获了少数派去保护报纸和监督社论内容的军人。由于山西日报已经掌握在刘未老手中，这次行动似乎是荒谬的。但是，那是一种片面的观点。据他的敌手讲，老敢所考虑的是抓住部队小分队，虐待其成员，并以此引发市内六十九军的反击。那时他的队伍就能作为部队的受害者呼吁民众支持，从而重振一九六七年人民奋起向“枪杆子政权”挑战的精神，由于有一万名备用的忠实的支持者，老敢还希望用自己的突然反击挫败军人的反击。
究竟这是不是杨之意图，事件却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挑战行为没有能激怒部队。和部队的对抗没有实现，学生段力成的“红色造反派”反而全力以赴，在报纸印刷厂周围的大街上包围了他们仇视的对手。当这种对抗发展到爆发全面战争的边缘时，部队急忙派进几个指挥员去调停。经过十天的紧张协商后，双方开始撤退了。老敢同意撤出山西日报大楼，段力成的人也同意不再向他们发动反击。于是双方勉强地避开了当年早些时候席卷长治的内战。
老敢所讲的全面袭击报纸总部的理由是异乎寻常的——“排字错误”，山西日报的大部分内容只是重印了北京人民日报的内容，在这特别的一天，北京报纸标题是“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山西日报重印时略去了“和”字。于是，把周恩来和其他两个人放在了同等地位上。报纸正文中第二个排字错误取代了另一个意义含糊的字。据老敢说，这两个印刷错误，构成了严重的“政治事件”，他认为二十六个军人监督者应对此负责。
人们是怎样在排字时作这样微不足道而又严重的改动，是难以想象的，但是，中国的印刷文字却有一种持久不衰的盲目崇拜，能导致对职位安排，健康状况，以及任何字的真正含义和意图进行离奇的解释。仿佛白纸黑字之间拥有他们自己的生命似的。的确，在数千年之久的历史长河中，他们几乎是一成不变地对待文字的。任何读者理解一个字的方式，都要受到以前惯用的所形成的几十次文化共鸣的影响，而且所有这些共鸣，都具有政治含义，可详细阐述为——甚至作者从来绝无能力想象到的问题。这就是中国人生命之中的象征力量。
仅仅几天以后，同样还是在报社前互相对抗的两个派别之间爆发的真正的武斗，是由异国情调的象征引起的。这次冲突是由于一件从北京运往太原途中的蜡制芒果而引发的。
对山西人来说，芒果的到来具有重大意义。最初的芒果是由巴基斯坦大使赠给毛主席的礼物。毛在北京三万多工人宣传队员成功地平定了清华大学校园的骚乱后，收到这些芒果的。在这次事件中，宣传队员当中有五人被这所大学最富有战斗精神的学生杀死，七百五十人负伤，毛把芒果当作纪念品以感谢宣传队。他们不顾极端的挑衅行为，不使用暴力手段，最终依靠持久、具有说服力的辩论。以及纯粹数量上的优势征服了校园。
从此以后，芒果成了敌对派别之间休战、和平、团结和大联合的全国性象征。不论什么地方人们结束武斗，设法匆匆达成群众组织之间某种联合，中央就把原芒果的蜡制模型——象征性的成果送到那里。可以说是毛泽东的一种“祝福”，山西日报事件发生后，大联合成了太原人的话题，双方草拟了一份协议，并确定了群众集会的日子，因此中央及时从北京寄出了一件蜡制的芒果。
不幸的是，刘未老的势力，尤其是杨老敢对提议的协议中规定的条件大为不满。老敢决定抗议这个协定，破坏集会，而且通过拦截芒果，可能夺取毛的“祝福”。他及时派出一支武装力量去通往山西入口，主要联接点的石家庄，去伏击北京列车。但是部队得到了即将袭击的风声，用优势兵力包围了蜡制芒果，然后一支强大的武装护卫队把芒果护送到太原，移交给举行群众集会的省革命委员会，成千上万的人涌到街上参加集会，好象是过盛大节日一样。
石家庄夺取芒果失败后，老敢决定在太原再作一次尝试。他动用了数百辆卡车，没有事先警告便派出队伍去包围和袭击大会。本来宣布为联合庆祝会，成了在太原街头全面争夺芒果的战斗。在战斗中，至少有一百人受了重伤，老敢没有夺走象征性的果实，但是成功地摧毁了果实到来所要庆祝的大联合。
诸如此类挺而走险的袭击，播下了人们对刘未老大失所望的种子。尤其是对刘的军事指挥，杨老敢的“砸和抢”更是如此。人们对张日清政委已经大失所望，他总是力图夺取至高无上的权力，反对与人分而享之，至于袁振，他把自己的队伍从一方转移到另一方，越少越好。无数人已经清楚，这些人并不是为任何原则而奋斗，只不过是为了争夺个人权力而已。
有句俗话说：
刘格不平，刘正义不正义。
张日清不清，张清白不清白。
袁振不振，袁能无能（指不生气勃勃）
流传的这些说法，都是把人名中最富有赞美意义的成份，变成反面意见，从而来发泄人们心中的不满。
当然，民众的幻想的破灭，对这些人周围的好战的核心力量，没有多大影响，正如一九六八年七月清华校园一样，仍为夺取自制坦克和火箭的最高控制权而继续战斗。一九六八年晚些时候，少数狂热的积极分子，尽管他们只能召集曾经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群众支持者中的一部分，还是继续在街上考验自己的力量。他们纠集了各种各类的闹事者、流氓、玩世不恭对什么都不满的人，以及贯犯，对他们来说，打架斗殴就是他们的家常便饭，正是抢窃，强奸、以及毒打人，甚至最终成为英雄的好机会。哪里出现决战，双方头头就象欧州中世纪的贵族伯爵一样，通过雇佣兵扩大自己的队伍；为武装服务的农民，他们每天付给二元钱的报酬，另加配给一份饭菜，这至少是年轻人在地里干活所挣工分的二倍，有时甚至是三倍。
在处理俘虏时，中世纪的残暴精神又抬头出现了。一九七七年，太原仍流传着有关审讯者的故事，他们用刀割妇女的乳房或用火烧，或者把男性的两个手掌用大钉子钉在围墙上折磨他们，让他们在那儿死去；另外一种缓慢死亡法，叫做“热牛排”。派性虐待狂，把受害者放在两块钢板之间，拧紧连接两块钢板螺栓上的螺母，慢慢使两块钢板靠拢。一旦钢板拧紧，其压力几乎难以忍受时，再用乙炔喷打把钢板烧热。虐待者用现代技术，发展了古代流传下来的技艺。
一九六九年初，传闻即将举行全国党代会，更加激发了派性对抗。谁要控制了全省，谁就能控制党代会的选举权，因此也就巩固了将延续数年的政治派别网络系统。一月五日，刘未老的势力发出推翻山西革委会的号召，成立由“革命家”——刘的铁杆分子组成的新委员会。因为在旧革委会里，他们必须和张政委及其副官们分享权力。杨老敢敢于革命，并发了这个声明。他们把目标对准了六十九军两个司令员谢、曹，指责他们搞新的“二月逆流”（重演一九六七年二月质疑的反革命“逆流”），并号召人民起来反抗，粉粹他们的阴谋。
中央对老敢已怀有戒心，谴责这次一月五日夺权声明是反革命的。中央的谴责相当于称杨老敢为反革命分子，因此，严重地损害了刘未老以及整个运动名声。毛夫人江青曾公开谴责矿工梁宝奎和化工厂总经理安苛为“捣乱分子”和“坏蛋”，而刘在阳泉把武器分给了他们。此时她暗示，省府刘的势力和臭名昭著的“5﹒16”反革命阴谋有牵连。
刘未老的势力采取军事反击，以回敬这种挑衅行动。当山西党的干部选举九大代表时，几个中心地区爆发了武斗。四月一日，当山西代表参加北京党代表大会正式会议时，武斗漫延并加剧了。
反对派指责刘用武装冲突，向大会施加压力。而刘则猛烈地进行了反指责。许多普通民众希望，九大被宣传为团结和胜利的大会，能找到解决山西问题的途径，但是，参加进攻和反击的力量似乎在说：“你们在北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你们必须在这儿和我们交易。”
大会有开会、有休会，但是，山西的武斗却不受节制的猛烈的进行。周恩来总理感到十分震惊，要求山西代表继续留在北京，直到他们消除分歧分止。他要求他们在首都起草一份协议，然后一返回家就实行停火。总理的努力再次证明是徒劳无益的。双方说的娓娓动听，他们答应回山西进行大联合。但是，他们回到事件现场后，没有实现联合，而是发生了更多的冲突。
最严重的冲突发生在介休县和梁都煤矿。在这两起事件中，正如他们在晋东南一样，都是刘主任的势力控制了城市，而张政委势力则掌握着山区。周恩来要求调查组成员一起奔赴产生争执的地区，现场休战，签协定。把刘未老、张政委和袁振召回首都，暂时停止了他们的职务，并任命七名新成员组成山西省核心领导组——四名军人和三名文官。表面上，重新组建核心组加强了中立力量，而实际上是完成了一次权力交易，迫使刘未老的势力靠边站，而用张政委的公开支持者或同情他的联盟充塞了核心组。四位军人——肖宣劲、王治平、徐修恒和罗寇平，都是北京军区的军官，因此都是张日清的同事。其中三位是支持张的六十九军军官。
至于三位文官：——西沟劳动英雄李顺达，是晋东南众所周知的“联字号”支持者，阳泉矿工王力，有一个独立派的名声，但是都强烈反对刘未老，大同煤矿干部韩英，从未支持过任何一派，但他和谢、曹合作密切，没有纠纷，因此帮助把亲张日清的观点强加给了全省。
由上级强加的重新组建的山西核心领导组，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收到中央针对山西的特别命令的支持。这个命令和一年前阻止陕西和贵州武斗所发布的命令类似。它以党的最高机构的名誉要求结束一切武斗，并交出所有的武器。六十九军印刷了数十万份，通过各种途径向全省分发，并用直升飞机在冲突地区进行空中散发。
“7﹒23”命令收到了成效，两周之内，部队收集了六万多支枪和五百多门大炮。形势逐渐好转了。中央八月二十日发出指示，号召中国人民准备对付北方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起到了团结作用。到一九六九年十月，有可能自下而上开始进行大联合。新的核心领导组成员都倾向一派，彼此配合默契，在他们领导下的解放军部队，实行并有力地支持了停火，然后作为各级大联合的领导成员进行工作。
免去刘、张、袁在山西的领导职务后三个月，部队成功地平定了全省的武斗，几乎被关闭数月、甚至数年的矿山工厂，开始恢复了生产。到一九七零年春，山西省委重新组建时，刘未老，张政委和袁振三人都没有获得一张选票。下次全国党代会取消了刘的中央委员资格，张的候补委员的资格。
当刘未老失去崇高地位后，杨老敢失宠了。他首先失去了山西省革委常委的职务。数月后，部队逮捕了他，并把他当作反革命进行审讯。最后于一九七零年十月，他在通往太原西南著名庙宇晋祠的公路上乱石滚滚的果园里，被行刑队处决了。在经过全山西地方领导都讨论后，中央批准了对杨死刑的判决。百分之九十九的干部投了赞成票。
“有些犯了轻微错误的人，可以被改造，”曹司令说。“但是这个人双手沾得血太多了，只有极少数亲密的追随者要求缓期执行，因此我们立即执行了死刑。”
这些话是一九七一年讲的，但是由于整个平定过程是明显的一边倒，因此是不能信以为真的。在随后的几年里，许多案子都不得不进行平反。一九七七年“四人帮”倒台后，我听说谢和曹都被指控搞派性而调离了山西，于是我再次问及杨老敢，他是被陷害的，还是罪有应得？甚至那时，回答仍是敢死队司令杨成效罪有应得。
这个姓杨的是一位令人神魂颠倒的人。一个技工，一小帮打手的头头，依靠他的才能，大胆和残酷无情，突然跃上一个大省的显赫地位。在省政府垮台所造成的权力真空的情况下，他成功地把一小撮敢死队发展成为四万人的大军和四十万人的群众运动。他动用数千辆卡车，为武装小队提供机动车辆，配置司令部工作人员，和能监听全国的通讯中心，雇用秘书，介绍情妇。必须承认，杨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现代曹操。把巴拉兹描写“推翻汉朝，把中国从一个强大帝国变为一大公墓”的那种野心家的话稍作改动，就完全可以用来总结束这位钢铁工人的生涯：
“现在掌权的是军人，冒险家、恃强凌弱者、雇佣兵，以及形形色色的军官。由于有一群衣衫褴褛、饥寒交迫的雇佣军，流浪者、罪犯、无地农民、无业文人——既没有信念，也不懂法规的形形式式的人，他们和一群群强盗，四处漫游，时而抢窃一个省，时而掠夺另一个省。如果他们幸运的话，他们成功地占领某些剩余的要塞或城镇（此处用“工厂”来代替），把它作为争取进一步胜利的跳板”。
回顾杨的一生，头脑中就闪现出一个个稀奇古怪的形象：
杨，手端步枪，瞄准张贴大字报的对手，逐个进行射击，一枪一具尸体。
杨，大发雷霆，下令把一个反抗的俘虏从三楼窗户上扔下去。
杨，头戴体育用墨镜，身穿样式时髦、做工考究的衬衫和夏季短裤，乘丁蕾的豪华轿车，从北京宽阔的大街上飞驰而过。
杨，醉心于奢侈的生活，在北京高级专用游泳池游泳，然后在京西宾馆品尝为高官们预备的鱼翅和海参。
杨，翻越围墙，逃出学习班，返回太原，重振自己的私人队伍。
杨，忧心忡忡，乘坐中国安全部门核心人物康生随后追来的飞机，返回北京。
如果他要是站在取胜的一方，现在他或许在山西，甚至可能在全中国身居要职。一旦失败，他成了卑鄙的歹徒，只配在脑袋上穿颗子弹了。
芸芸众生之中，是哪种中世纪力量造就了这么一种人呢？他们的影响有多深远呢？如果杨成效之类冒险家是任何象征的话，他们的影响必定是渗透到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因为文化革命一旦爆发，众多“老敢”就象流星一般闪亮，划过黑暗混浊的太空，每颗星都辉煌灿烂，令人惊叹不已，然后在太空中逐渐消失或烧毁了。
这种人的非凡经历植根于一九四九年以后幸存下来的，省、地、当地家族、宗派之间的强大离心力。尽管中央为镇压和消灭他们，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但是这些离心力还是不断死中复生。派性就是凭这样的冲动，就是利用历史遗留下来的各种对抗不满，以及家族之间的仇杀，得以生存，并盛行于世。然而，从山西的历史来看，似乎很清楚，每次事件要不是从下面煽动起来，更重要的是从党中央内部最高层执掌大权的人，为争夺权力，不断地挑起煽动和发展起来。来至下面的冲动，是不会酿成重大势头的。因此，也绝不会使全省上下陷入事实上的内战之中。通过竞争，他们成功地破坏了一切正常的管理程序，和一切正常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无论是国家的中心，还是最边远的地带，一圈接一圈，一层连一层，他们把中国大多数人拉入他们帮助制造的，又无法控制的令人头晕目眩的大漩涡之中。
我们所能搜集到的山西省文化革命简史，由于是由李英奎和曹中南等文革的积极参与者描述的，正如历史所证明的那样是不完整的，混乱和抱有偏见的。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八年，张庄村发生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事件：“保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帮助抓获和毒打人，并迫使“海燕”和“上甘岭”头头离乡背井。如果我们不能宽恕这种做法的话，那么这些事件，最终还是为我们了解文化革命提供了根据。我们一旦了解了张庄作为晋东南地区“联字号”司令部的重要战略意义，并且了解地方派性斗争所引起内战的规模和残忍性，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父母都是贫农，都是在相邻的胡同里长大成人，同样被一群赞美他们的公民吸收进一个党支部，而且被相同的朋友选为干部的年青人，结果成为不共戴天的死敌。结果在一个严冬寒风刺骨的夜晚，在当地中学昏暗的屋子里，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已分裂为两派——一派是少数审问者手中的蒙眼囚犯，而另一派是进行审问人，他们面色严峻，充当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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