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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四十一 李来全捍卫自己的权力
兴发在李来全的房子处理问题上起了一个重要的作用，这个故事很值得讲一讲，因为通过他可以看到农村生活中社会主义影响的方方面面——社会主义集体体制中个人的房子财产问题；亲戚朋友要求偏袒新施加的压力问题；掌权人不情愿地卷入了房子的纠纷；权力受到侵犯的农民大胆地要求政府阻止这种侵犯行为；强烈的感情用事将会支持土改的成果，然而在一切将发生之前，终于寻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尚方宝剑。
要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必须返回到抗日战争时期。当时张庄驻扎着受日本人指挥的伪军部队的一个支队，中农甄忠喜有一个小院，小院有两桩房子，每桩房子有四间，这两桩房子相对立，中间的距离很窄。日本人进村后村上的汉奸就强迫甄当伪保长，直接受统治村子的伪军司令温启荣的指挥。甄是个大烟鬼，爱沾便宜的小商人，他给温司令提供鸦片，他们在一起，一抽就是几个小时，两人对着抽，不分彼此，就在这亲密无间，忘乎所以然的时，温便开始寻问张庄的情况，特别是地下抗日运动的情况。党的干部们说，就是因为甄忠喜提供了情报，地下工作者申锁则才被捕继而被杀。
解放后，在第一次斗争汉奸的高潮中，觉醒了的农民斗争了甄忠喜并没收了他的财产，他们没收了他的土地，他的院子还有八间房子，可后来党的政策说与日本人勾结是一种社会现象，应该与那些通过土地进行封建剥削的地主区别开来，因此要区别对待。农会的干部们不管地主富农的表现如何，一律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哪怕是革命积极分子也不例外，他们认为这是对地主富农全家所采取的一种阶级措施，这种措施能够消灭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消灭地主阶级。与此同时，他把与日本人勾结看成一种个人犯罪行为，不同程度地予以惩罚，处死、关押、罚款都可以，但不能没收财产，他们认为不没收财产是一种较合理的办法，因为没收财产意味着一个人犯罪全家受罚，会迫使那些中农和贫农去讨饭。就连被没收了财产的地主家庭还可以有地种，有房住，难道汉奸的家庭和亲属应该受到比地主还坏的待遇吗？更何况他们中有许多是中农，甚至贫农，答案是很清楚的。
随着晋东南全区运动的发展，干部们退还了没收的财产，也退还了甄忠喜的财产。按甄的情况，他们退还了他大部分财产，但没有把所有的房子退给他，因为他当过伪保长，沾了村里人不少光，所以应该付出一点，村上把他八间中的四间作为土改成果重新分配给了别人，这四间从甄家没收来的房子被分配给了李来全，他是60年代入党的青年积极分子，“文革”中当了村党支部副书记。
这里简单解释一下他的名字，来全意思是“都来了，来齐了”，因为李来全有了习惯，开会
总是来的很晚，所以人们就开玩笑说，只要他一来，人就来全了，会议就可以开始了。李来全发现和甄忠喜住一个院子很不愉快，地方太狭窄，太拥挤，四间房子不仅住着来全一家，包括来全媳妇，他们的孩子，还有老娘，而且还有来全的哥哥一家，包括嫂子和他们的孩子。来全的哥哥当兵几年不在家，复员后患病，卧床休息了好久。
因为房子、院子都很小，李家和甄家经常磕磕碰碰，因此就经常吵架，最使人恼火的是甄忠喜最后总是那句话。
他说：“你们斗争了我们，分了我们的财产，难道现在还想压迫我们？”
“你们斗争了我们一次，还想再斗争一次是咋的，想把所有的房子都占去呀？”甄的老婆扯着嗓门大声喊叫。
不愿意这样无限期地斗争吵下去，不愿意在这里再住下去，李来全到处找房子想搬出去住，
最后在村北头租了医生秦三姜家的几间房，开始，房东纪三姜要李来全一次付清100元租金，后来他把100元还给了来全，每间房子每日收房租5毛钱，后又涨到了每日1块，最后，许多铁路上和砖厂的工人都到张庄来租房子，不管多贵他们都乐意租，所以房租又涨了。
于是李来全发现房租成了一种负担，不过更糟糕的是无法与房东和睦相处。1965年来全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走就是5年。他不在家的这5年中，母亲和秦三姜吵过好几架，尤其是和秦的母亲，这种争吵达到顶点是因为一头死猪，秦家的两只小猪崽常常溜出院子，有一天，其中的一头死在了街上，纪的母亲不分青红皂白就埋怨李的母亲，她把死猪崽扔在李家门口，要李的母亲赔，李的母亲说不赔，她就让她搬出她家的房子，为了显示她的厉害，把房子的门和窗都拆走了。
李来全在部队，另一个儿子在水库劳动，两个儿子都不在家，李的母亲不敢反抗，只好离开秦家到一个朋友家去“避难”，同时她问侄儿，大队汉安办的申天喜诉说怨屈。
“这种争吵没完没了，”她说，“那猪崽一跑了就我出动找，不只一次地把它们赶回来。可现在死了一只她倒怨起我来。如果你们不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没法再住下去了。”
申天喜作了彻底的调查，结果证明李来全的母亲是无辜的，所以他警告秦三姜的母亲，以后不要随便冤枉好人。从那以后，秦家院子里的矛盾减轻了一些，但并没有消失。
李来全复员后知道了这些事，便决定向大队申请宅基地，他想在村外自己盖新房，清清静静地过日子，申请一批准，他就拆了在甄忠喜院里的旧房，想利用上边所有能利用的材料盖新房，不过旧房已没多少东西能派上用场了，1958年公社成立后，这四间小屋就被用作大队的一个公共食堂，所以他拆的时候，房子已经快塌了。
李全刚把旧屋拆了，甄忠喜就在原地盖了一间牛棚，这可惹恼了来全，他认为，这地方他不占了就应该归公，大队给了他新地方，这旧地方就应该归大队。于是他去找大队主任张兴安抗议。
“我的老地方现在是大队的财产，”他说，“大队可以使用，也可以给其它贫农使用，但甄忠喜占了就等于向土改进行报复。”
“别激动，”兴安说，“现在你已经有地方住了，还为那个老地方操什么心？”
来全一次又一次地发报怨，可兴发说“甄忠喜只是在那儿盖个牛棚，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这是要推翻1948年土改运动的成果，这是在袒护甄忠喜，因为张庄新上任的党支书陆晋中是
甄忠喜的女婿。陆晋中正在允许他的岳父重新占有土改中被没收了的土地，但却让兴安承担这个责任，因为对他来说公开袒护亲戚是不体面的。
当来全逼迫兴安解决这个问题时，兴安说：“这件事不用你管，大队已经解决了。”
“谁做的这个决定？”
“孙进富和郭福书（党支部另外两名成员）。”
“我不管是谁决定的，”来全说，“反正我不让甄在那儿盖牛棚！”
“你让也好不让也好，牛棚总归要盖的。这是已经决定了的事儿。”
被武断的回答激怒了，来全拿出了最后一手。
“这是秃子头上的蚤子——明摆着的，陆晋中肯定插手了这件事儿。”
“住口！别再说了。”兴发说，“不要把他扯进来，这件事是我负责的。”
各种办法都无济于事，来全决定等甄忠喜的牛棚决完工时，再求助于公社领导。
甄忠喜动员了所有的亲戚来帮忙尽快盖好牛棚，陆晋中也来了，很快他们就上顶、抹墙了。
这时，李来全又找到了兴发。
“我抗议他在这儿盖牛棚。”
“他想盖就在这儿盖，你管不着。”
“不一定吧？”来全说，“给我写封信就说大队作出了这样的决定，我要拿上它到公社去。”
“你妈的，”兴发火了，“老子不给你写，想去你就去吧，让你白跑6里地，什么也得着。”
“那好，不写就不写，我倒要去看看到底白跑不白跑。”
来全去了公社。他知道陆晋中是公社领导眼里的“红人”，所以早有遭冷落的准备，他没有要求公社干什么，只要他们给写一封到长治市委的介绍信。
“别着急，”公社那天值班的干部说，“现在负责同志都不在。”
“我怎能不着急，”来全说，“如果再等，牛棚就盖完了，决定就成了现实。那样我还有没有脸？如果你们无动于衷，那我就只好去市里啦。”
这位干部犹豫不决。
来全生气了。
“你们都哑巴了？”来全喊了起来，“党的政策变了没有？我们还有没有说话的权力？你们的权力大，把我的复员证拿走吧。我和我哥都是贫农，都当过兵。噢，现在连出气的权力都没有了？”
公社干部看着来全举到他鼻子底下的复员证。
“消消气，别发火嘛。”
“我来这儿就够冷静的了，”来全说，“主要是时间不多了，如果你不能制止，我马上就到市里去。”
最后这位干部说：“再给我说一遍详细情况。”
来全说，这位干部记最后写了一封信并盖了公社的章。这封信命令甄忠喜马上停止施工，等待调查。
来全要的就是这个。他一路小跑返回了张庄，找到民事主任李忠禄，把信递到了他手里。“看这个，这是公社的命令，马上执行吧，要不我可要执行了。”
李忠禄马上就跑到甄家院子，命令所有的话计都停下来。
“这是怎么回事儿？”忠喜问，“我能抽支烟吗？”
“你想抽什么就抽什么，不过请念完这个。”
他念了那封信，并传给大家看。
忠喜说：“让我们把牛棚盖好吧。”
但李忠禄说：不行，停下来，马上停下来。”
他们只好停了下来。
三、四天以后，他们又一起拆掉了牛棚，这块地归了大队，大队又把它划给了第三生产队，第三生产队在这修起了一桩五间大的会议学习室。
李来全很高兴，他愿意让别的贫农使用这块地，愿意让第三生产队使用这块地，就是不愿意让它重新回到甄忠喜这类人的手里，这地是作为七改的果实从他们手里夺过来的，怎么可以再回到他们的手中？
因为甄忠喜是中农，而且第一次曾被错误地没收了全部的财产，所以我问，让他重新占有那块土地是不是毫无疑问地错了。回答是肯定的，是错了。因为大队干部们又把历史倒回了1948年。潞城县的第二次土改工作会议以后，他们已经退还了甄忠喜的大部分房屋、土地及其它财产，没有退还他全部财产是因为他当伪保长时捞了不少的好处，沾了乡亲们的光，李来全认为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不应该被陆晋中、张兴发或其它任何人轻易推翻。
就这样李来全的房子问题成了60年代初张庄的一个争论点，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李来全把它作为一件不平之事提了出来，以发泄对陆晋中和张兴发的不满。在安昌村的“过关”会上，兴发出乎意料地说出了一切，他说，陆晋中曾找过他，让他帮甄忠喜盖牛棚的忙，因为忠喜是他的岳父，他不能亲自出面办这件事，所以就去找兴发，兴发答应了。这两个村干部自然是同盟军，愿意互相帮忙，但他们低估了李来全，低估了人们对土改运动成果的强烈的感情，这种感情在“文革”中被在甄忠喜的事件中轻视它们的几位干部激发了起来，变得愈加强烈，并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虽然李来全挑起的事端给兴发带来了不少麻烦，但他仍觉得很难拒绝那些来找他帮忙的人。就像党支书陆晋中找他帮忙一样，人们来找他帮忙是可以理解的，但完全陌生的人来找他帮忙就很难理解了。50年代和60年代初，兴发对那些想来张庄落户而找他帮忙的人有些过于放宽了。
因为他自己是河南林县人，所以他欢迎那些来张庄定居的河南人，而且对他们的背景总是不作足够的调查了解，结果，许多上中农甚至富农都当贫农在张庄落了户。
除了从林县来张庄落户的以外，还有几个从西山迁移来的。1948年到1950年间，查路条查良民证的规定已经取消，供应本和户口簿的制度尚未建立，人们可以自由迁移。李九祥、他的弟弟还有姐姐肖福来都被划为富农，所以从西山逃了出来，要求在张庄以贫农成份落户，兴发对他们的背景没有作详细彻底的调查，听信了他们编造的因为山里流行甲状腺病才逃到张庄的故事，为他们找了房子，分了地。作为来张庄重新落户的贫农，他们后来还得到了国家的救济，肖福来成了第四生产队的保管，但他并不诚实，盗用了队里价值几百元的东西，在“四清”运动中被树成了耙子。
新任党支书陆晋中在对待新迁移户的问题上也犯了一些错误。他允许他姑父杨成道迁移到张庄，并听信了他说自己是贫农的话，实际上，他在家乡长子县是受监督的富农。后来陆晋中让他当了副业队的采购员，作为副业队的采购，杨成道贪污公款800元，所以在“四清”运动中也成了斗争的耙子。
陆晋中在指定孙九祥担任第五生产队队长的问题上也暴露了他蹩脚的判辨力。孙九祥1952年曾担任过张庄的党支书，但后来被免职并被开除了党籍。因为他曾在伪军司令部当过兵，是他给敌人提供了情报才导致了地下工作者秦德的牺牲。孙九祥历史上有这样的记录，就不该委以新的职务，但陆晋中忽视了这个人的过去，就因为他是一个长辈。孙九祥担任队长也成了张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个争论的问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毛泽东发动的一场反对自由放任政策，坚持社会主义集体化的运动。
我与张庄的农民们交谈，与市里的干部们交谈，人们对“大跃进”以后几年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回忆反映了1971年秋天的政治气候。他们不掩饰“大跃进”造成的灾难，但集中火力攻击的却是后来制定的纠正“大跃进”错误的政策造成的混乱。实际上，不论是过分集中的集体形式的失败，还是向小型集体、家庭生产、个体企业、个体服务、恢复农村自由市场的退却，在60年代初期的农业恢复过程中也许都起了一定的消极作用。
张庄1958年—1964年的平均粮食产量就可以说明这一点（斤/亩）：
1958 169
1959 205
1960 138
1961 193
1962 209
1963 251
1964 210
然而，到了1971年，经过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干部们主动宣布，个人生产不管多大规模都是错误的，他们严厉批判了包产到户，个人买卖（尤其是投机买卖）和没有被控制的自由市场，他们搜集了许多“资本主义”的“反面教材”，根本不考虑它们引起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后果，每个人都至少在口头上承认，60年代初期的退却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很大的不幸，有些人还竭力证明他们确实没有执行上面制定的对集体生产有危害的政策。
到了1980年，一切的一切又都颠倒了过来，被“文化大革命”搞乱了的正常的经济秩序开始恢复，揪出了“四人帮”，党中央恢复了与60年代初完全相同的政策。新的政策为中国开辟了一个大的“社会主义”市场，自留地、自由市场和自负盈亏赢得了全国上下的支持，高级干部们开始认识到在极少数地方依然存在的公社核算是错误的，他们反对大队核算，强调小队核算，要求把大一点的生产队分成更小的生产小队，甚至分成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小组，并指出，在农田不集中，土地较分散的地方，可以推行家庭承包，如果合法和必要甚至可以单干。
到了1981年，政府很明确地鼓励家庭承包和个人承包，不仅在偏僻的山村可以搞，而且逐渐形成了在全国各地农村推行的一种基本形式。这一年的六月份，我乘飞机飞过河南南部，俯视下去可以看到广阔的平原被分割成了一条一条的小块，那些小块地太小了，恐怕连马车也难以通过，农民们卖了牲口和马车，又挑起了扁担。新的承包制已经造成了不一般的土地分散，这种情况恐怕在土改前也不多见。
假如今天有人提出我1971年提出的关于60年代初的问题，那回答一定是不大相同的，至少高级领导干部会作出与1971年完全不同的回答。事实并没有变，但领导们对事实的看法和态度却变了。尽管邓小平说要“实事求是”，但对中国的许多官僚来说，对客观现实的第一态度仍然是“现在刮的是什么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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