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六 “黑帮”
半夜，民兵郑国番沿着主街从北向南扯着嗓子唱《骂殿》。这出戏是写1000多年前，建立宋朝的赵匡胤 （即后来的皇帝太祖）死后，朝中发生的对抗的戏。戏的高潮发生在开封府的“早朝殿”里，已成了寡妇的贺皇后控诉她的小叔子赵匡义（即现在的皇帝），说他篡夺了本应由太祖的儿子，而不是弟弟继承的帝位。在召集的众大臣面前，赵匡义刚刚逼着合法的继承人、年轻的太子德昭自杀了。贺皇后得知，震惊之余，咒骂便滔滔不绝，她骂匡义比从前任何暴君都更加刻毒，是别有用心，不知羞耻，臭名昭著的篡权者，她唾骂所有的上下臣官，要求把帝位还给她幸存的小儿子德芳。
这是中国戏剧中最著名的骂腔之一，也是山西赶车人最喜欢唱的一段，它集伤心、仇恨、尤其是大胆于一腔。皇帝当时只要动个手指，这个可怜的女人的命运就到头了，贺皇后毕竟冒犯了皇帝。匡义对她以死相威胁后，对她既痛快淋漓、又入木三分的咒骂,这位当朝皇帝就闭上眼睛装聋作哑了。既然皇帝这样了，满朝文武也都不吱声了。
一个张庄的农民知道这出戏的剧情并不奇怪，它已在地方史中扎下了根。上党人对郝后的丈夫——皇太祖并不陌生，他于961年篡夺后周的皇位登基后，山西的两个对头将军反对他的篡位，皇太祖便调集了一支强大的队伍打进山西，把他的对手赶出潞州（今长治地区），最后在泽州（今晋城）的一场大战中把他们消灭了。泽州就是民兵郑国番的出生地。
然而，一个张庄农民敢在1971年公开喊唱这个唱段却是很令人吃惊的。唱古戏本身就意味着反抗。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所有的传统剧目就从舞台上消失了，被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倡导、发起的8个革命“样板戏”（其中5个现代京剧、2个芭蕾舞剧、1个交响乐）取而代之。以任何方式挑战 “样板戏”，即便在街上小声哼一句古腔，在思想正确的人眼里都是反动的政治行为。
唱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唱段就更不对了，因为唱词有直接的政治意向，很明显，郑国番唱“骂殿”是在斥责张庄大队现在的掌权人。借古讽今是中国的老习惯。遍及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以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争论开始的，海瑞被明朝的皇帝罢了官。1971年对《海瑞罢官》的官方看法是该剧攻击毛泽东罢免中国人民解放军前总司令员，国防部长彭德怀将军。剧作者吴晗也被说成反革命拘留了起来。人们对郑国番这极相似的行为会置之不理吗？
这可是一个难题。就郑国番这个人来说，他没有什么份量。他毕竟不是什么北京的副市长，只是一个在张庄人所共知的流氓，在追求女色和与人吵架方面张庄没几个是他的对手。人们都说他脸上的麻子就能反映他的心里有多少窟窿。他看上去象过去的乡间恶棍，象过去地主雇用的那种带枪、打人、收租的狗腿子。只要加上一顶宽边礼帽，那种可以把帽沿按下来遮住半个脸的礼帽，他的脸就使人不禁想起有恶霸、有私人打手、有街头处决的30年代。郑国番因为天花得了变形的麻脸，麻脸上还有几个痣，每个痣上长着一根毛，透过总是剃得很短的头发可以看见满脑袋的疤痕，几小块不长毛的头皮、至少还有两个难看的隆起，更别提那个叫人惊咋的凹部，那是他小时候从秋千上跳下时摔着留下的。有一个隆起长在颈部，象一个未割开的疤疮，使他颈部破了相。
他总穿着破烂的衣服，由于层层的尘垢，分不清到底是什么颜色，尤其是领子和袖口。这完全是单身汉的穿着，自己顾自己，不在服饰的细节上花太多的功夫。他走起路来有点拐，左脚向外撇，总是呈八字形。除非他歪着脚走路，不然每走一步，左脚跟长出的骨头会叫他疼痛难忍。正因为他总是歪着脚走路，所以人们叫他“郑八字”。由于脚伤和罕见的步态，他比大部分男人都费鞋，所以，总是看见他穿着破鞋，一两根脚趾露在外面。尽管有点瘸，但“郑八字”走路却很有力、也很有架势，好像天生的运动员一样从不多花一份力气，但关键时刻爆发力惊人。跟他干过仗的人都有体会。他肩部凸起，两臂很长，腿却很短，四肢和躯干的肌肉都很结实，是一辈子的劳动和打斗练就的。
历史的偶合也增添讽刺的意味，郑八字的名字郑国番正是1864年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为大清皇帝收复南京的将军的名字。曾国藩将军出生于湖南的一个士绅家庭，他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反动分子。
那天晚上，“郑八字”之所以唱那个带有挑衅性质的唱段，如果说不是喝醉了，至少也是有点醉。一般情况下，醉鬼说几句醉话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可这次却不同，那晚郑八字在一个叫李曾宝的青年家里喝酒，还有一个叫秦贵宝的青年人也在那儿，三个年轻人边喝边聊，八字脚回家时喝了一肚子酒，他已晕晕乎乎，不难想象，他唱这个唱段，不仅是他内心情感的泄露，而且也是他同伴们心声的泄露。
那么，他们心里在想什么呢？他们对3个月前自己被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感到不满。那时，李曾宝（人们都叫他李快腿），已当了近5年的大队党支书，而秦贵宝（人们叫他秦快嘴，因为他说话速度快）当大队民兵营长已近8年。由于两人的名字都有个“宝”字，所以人们挖苦他们是“两宝”。宣传队进村几个月后，突然说他们没有搞好村里的工作，就撤换了他们。因为他们的撤职，一直跟随他们的年轻人的前途就有了问题，象郑国番、陈良丁、李守平，这些都是“二宝”的积极拥护者，忠实支持者，是民兵骨干，他们忠实地执行从大队办公室传出的每一道命令。
这些年轻人在“文革”中都属一派，他们的头子李快腿在斗争开始是村党支部副书记，他的哥哥陆晋中是支书。1967年，村南的被指责为地、富、国民党反动派走狗的一帮人组成了造反派，推翻了这两个人的领导。就在这关键时刻，李快腿召集了一帮他的支持者又夺回了权，照他看来是为贫下中农挽救了革命。他把那个造反组织的普通成员都看作“受蒙蔽的群众”，原谅了他们，却把那次夺权的两个头子作为反革命抓了起来，毒打了他们以后，把他们赶出了张庄。一个年长的农民，共产党员和副业队的领导，由于支持造反派，重新上台的村干部就把他当成主要的靶子，把他打出了张庄。几个月后他又回来了，他们又打他，还叫民兵看管他，最后说他是反革命，把他开除出党。他作为第四生产队的一名普通社员，每天在地里老老实实干活，不敢乱说乱动，一直生活在耻辱中。
然而，这些重新掌权的年轻人，支书李快腿，民兵营长秦快嘴，工作做的也不怎么样，上级领导责备他俩花在镇压造反派上的时间太多，用在生产上的精力太少；还责备说，灌渠引来的水足够灌溉张庄的土地，可“两宝”没有领导社员把地整平，没有挖上流水沟，所以水派不上用场，说他们只把注意力放在副业队，放在为附近的工厂做合同工，放在牟取暴利上，他们未经许可就在河南以黑市的价格卖麻，再从河南买上红薯干卖到山西来。
在个人生活方面，他们也被指责，象1945年村子刚刚解放后那些年轻领导一样，滥用权力。据说，李快腿和8个妇女私通，他的妻子为此企图自杀，秦贵宝则和他的邻居，臭名昭著的“张庄百灵”师桂香相好。
这些负面的反映，有些是事实，有些仅是谣言，宣传队经过几个月时间的调查和研究，最后决定把“两宝”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他们支持解放后第一任村长张贵才，忠厚老实，不为金钱所动的会计申起才和复员军人李广青组成了新的领导班子。
1971年5月新上任的领导班子没有做出什么出色的成绩，尽管作了广泛的政治动员，生产仍然不景气。由于持续的干旱，整块整块的红薯地都没成活，雨水多了，玉米都染了“黑斑”病，“两宝”对他们被撤职的决定感到不满，悄悄跑到长治去向市委抗议去了。他们不服，随时准备反攻，准备捣乱。
他们公开为自己的班子辩护，拒绝承认错误；他们讽刺、嘲笑新的领导班子，很骄傲地接受了宣传队封给他们的“黑帮”绰号。李快腿的一个邻居问他卖不卖他家老母猪下的小猪仔儿，李不耐烦地说：“我的小猪仔儿还不够我的‘黑帮’分呢，怎么会卖给你这样的人？”
人们几乎还没时间去考虑这些话的含义，郑八字就半夜三更在街上大唱他的“骂殿”了。 这给宣传队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逼着宣传队在李快腿和他的“黑帮”的问题上作出一个定性的判断。他们是一帮误入岐途的年轻人，只是对撤职感到不满，希望得到重新评价呢？还是一帮反革命分子，企图破坏张庄社会主义革命，使历史倒退到土改前？
乍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很离谱的问题。为什么年轻的农民要反对革命？但1971年的政治气候是，强调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每一场冲突都要检查一下它的阶级意义。毛泽东的警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通过印刷、复制，一天要重复上百遍，还有“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毛泽东还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
任何一个使用这些语录的人，都特别强调把一个问题放在所有其它问题的首位，这就是阶级政权问题。无论到了哪里，干部们首先要问的就是“这里是哪个阶级掌权？”。一伙人竭力推翻另一伙人时，就一定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谁代表哪个阶级”？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干部们就得努力“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意思是说，就得找出一些坏分子，那些对所有的问题承担责任的反革命分子，然后，再跟他们“算帐”。
农业生产的不景气，财政上的不正当行为都说明隐藏的坏分子在活动。如果一个大队的工作没做好，那么阶级敌人理所当然地要承担主要责任，一定是地、富、反、坏在群众中挑拔是非、在干扰共产党的正确路线，在干扰社会主义的生产。
张庄的工作为什么一直没搞好？答案是很明确的，是揭开阶级斗争盖子，挖出长期隐藏的罪恶阴谋活动的时候了。宣传队的干部已经看出，郑八字大声唱“骂殿”就是“盖子”的缝儿。接下来就等着他们把盖子全面揭开，挖出敌人。现在足以推断敌人就是“两宝”和他们的“黑帮”。
把李快腿和他的同伴称为“黑帮”很容易，要找到他们反革命，搞破坏的事实可是另一码事儿，他们这几个人都具有无可挑剔的贫农积极分子的资格。
被免职的支书李快腿，出生在荒年。母亲认为无法把他养大成人，生下他的那天就把他遗弃在野外。收养了他的养母不久就守了寡，他从12【岁】起就在地里劳动，维持家里的生活，扛在肩上的沉重的镢头压弯了他的背，迫使他的脖子向前倾，使他看上去有些驼。
民兵营长秦贵宝也是贫农的儿子，他大多数时间在地里干活，后来参加了解放军，当了三年兵，之后又复员回张庄，担任民兵营长。
郑八字，5岁时逃难来到张庄。他的母亲是晋城人，以8升谷子把他卖给了一个人贩子，人贩子又把他卖给了张庄北庙一个最穷的看庙人。这个倒霉的男人和他老婆靠分给庙里的一小块地勉强维持生计。郑国番8岁时，这个男人去世了，本该上学的他只好到地里干活了。那时土地已合并，他作为第二生产队的一名小社员在队里劳动，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好社员，尽管后来不久他有了【该到不到、老爱缺席的】名声。
怎么能说这样的三个年轻人是企图恢复封建制度的阴谋集团呢？
指控他们的主要依据是秦贵宝和隔壁的师桂香私通。桂香是声名狼籍的师和发的侄女，师和发是天主教的神父，许多年一直是黄碾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被揭发是地下天主教反革命组织“圣母军”的头目，市里逮捕了他。法院说他参与煽动那年太原的天主教叛乱，定他为反革命分子，判无期徒刑。法院还说他的弟弟，师桂香的父亲是“圣母军”的成员，判他接受群众的监督。
桂香是嫁到张庄来的，她的丈夫叫裴启发，在水泥厂当工人，是二队队长裴良顺的异母弟弟，他的院子与他异母哥哥的院子并排。良顺是秦贵宝的另一个邻居。启发的新娘与一般的农民姑娘不同，她的穿着有一种特殊的张扬，总是骑自行车上地干活，车速惊人，嘴里总哼着“上党绑子”（一种地方戏），唱的很熟练、很动听，就象专业演员，所以她是著名的“马厂百灵”。婚后，有些人家叫她“张庄一枝花”。她一到张庄就引起了秦贵宝的注意，显然，贵宝也引起了她的注意，作为大队民兵营长，贵宝总觉得没有必要隐瞒他和桂香的关系，所以就公开地到她家去，一呆就是好长时间。谁敢批评？ 谁敢反对？
桂香的男人就不敢。到过桂香院子里的人都说总看见裴启发和秦贵宝一起吃饭、喝酒，桂香在一边陪着。即使启发对民兵营长和自己的老婆勾勾搭搭有所不满，也不敢怎么样。这个人权力太大，他怎么敢惹？再说，干吗要惹他？无论从哪方面讲也不应该惹他呀！和这些掌权的人合作是会有好处的。
可现在，一切都变了，“两宝”不再掌权了，民兵营长和反革命分子的侄女私通，肯定与天主教反革命集团有了联系，这绷紧了人们阶级斗争的弦。可问题是，这个诱人堕落的女人能把秦贵宝李快腿拉下反革命的泥坑吗？这样的想法像一阵冷颤传在村子里。“两宝”的所作所为开始有了不祥之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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