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二 还记得我吗？
在路头上我又加入了同伴们的行列。大家行进在去往张庄的下坡路上，突然，路来了个急转弯，转头向西，通过一座木桥（桥下有铁路），又转回正北，把我们右边的沟壑深处的铁路抛到了身后。因为一直是下坡路，没多久我们就接近了张庄。这时，我们看到马路上有一大群人在迅速地向我们这边移动。和人群会合后，我立即发现身边有许多我认识的人。六双手伸过来握住了我的手，张兴发、王文则、胡雪贞、张贵才、郭真宽、张存喜、师才元〔注：* 此处人名与《翻身》中人名一致。张兴发其实是裴兴发，张贵才是赵贵才。〕——1948年村里的主要领导几乎都站在了我的面前，他们不仅活着，而且都很健康，他们热情地欢迎我从大洋彼岸返回。
使我感到惊奇的是我根本没费劲儿就认出了他们。有几个，象兴发几乎没变样，他以职业民兵特有的举止和姿态大步走到我身边，还是剃着发亮的光头，高大的身材配着英姿的外貌，二十三年过去了，他仍是一个年青而富有朝气的人，不论是在田里，还是建筑工地上，他都能撑得起。真宽也没什么变化，他总是显得比别人更老诚、朴素、寡言、忧郁、顾及别人，在他看我的眼光里，这些特点都表现出来了。他握着我的手不放，眼睛流露出悲伤和长期受苦的神色。是由于慢性支气管炎侵蚀他的胸部，使他晚上睡不好觉的缘故呢？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苦的反映？在所有的村干部中，他是最老实、最忠厚、最直率的，虽然接受新事物要慢点，可一旦认准了，是决不回头的。
其余的人看去都变老了，其中就有胡雪贞。虽然她从来也不是一个漂亮的女人，但她那宽阔的脸在漆黑的短发的衬托下曾无时不显示出她的健康和力量。可现在却是一副疲劳的样子，她的头发长了，拢在一起盘到了后颈，又别了把梳子，梳成了农村已婚妇女的那种标准的发髻，这种发式使她显得很瘦，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
张贵才看上去也老多了，他已缩成了一个瘦弱的老头儿，布满青筋的瘦脖子上顶着一颗向前伸出的脑袋，下巴也缩了回去，上颚几颗大牙很醒目地露在外面，成了他面部的重要特征，很象一只正在脱毛的矮脚公鸡。贵才一直有胃溃疡病，他常常不能吃饭，吃饭时经常吐血，但他却很坚强，有韧性、有决心，他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虽然有病，他仍是党支部书记，这个位子使得他成了这么多年来村里的领导人物。
我们握手，我们拥抱，我们欢笑，我们擦去了眼泪。象过去一样，张庄的孩子们在我们身边蹦蹦跳跳。不一会儿，几百人的人群向我们涌来，他们中间，有些我不太熟悉，有的根本不认识，随后这支迅速扩大的、欢乐的、喧闹的、兴高采烈的大军开始往后涌，下了公路，向村前进。这时，一个三十来岁的年青人大步走到我面前，他把手掌放在面前，象是在祈祷，很快又手掌握紧变动手指，玩起一种手指游戏。虽然这个奇怪的举动使周围的一些人迷惑不解，但我马上就明白了这是1948年常和我一起玩的那帮“小鬼”中的一个。那时，他们才六、七岁，我教给了他们这个手指游戏，他们竟然还没忘掉。现在能玩这种游戏成了一个确定的记号，这个人是那帮小鬼中的一员。当时这些孩子们在会后常常围在我身边做游戏，当然我也积极参加，他们还把上学用的石板拿来让我修理，或用汉语单词和我交换英语单词。
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中，我会见了五、六个已成年的“小鬼”，有男有女，每次他们用手指做花招，我都会以无意识地回敬他们，看见的人都哄然大笑。这第一次的笑声最有感染力，传得最远。虽然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我还是用胳膊搂住他，和他一起走在街上。当走到一个有六尺高的土顶小屋前，他说：“我小的时候，你把我放在这个土屋顶上，我怎么也下不来。”
又是一阵哄堂大笑。人们从四面挤来，回忆解放战争期间的事情，让我说出姓名，认出相貌，来测试我的记忆力。最后才知道，这个年轻人现在是村里的医生，叫迟三姜。他的父亲早已去世，曾是一个兼卖草药的中医，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仍健在的母亲，也许是因为我从“基督教的美洲”来，尤其热情地向我招呼，仿佛我的到来让她和教会重新建立了她宝贵的联系。
从东面进了村，走上村中南北走向的街，再往前右边就是以前传教所大院了。人们告诉我，我们就被安排住在这儿。因为许多年前，我就是住在这里的。无论从哪方面讲，我都觉得是回家了。但是，看看大街，我已说不出这个大院位置在哪儿，一切都变了样。不过，不一会我就明白为什么了。教堂的整个钟楼已被拆除，钟楼后面的、在旧时看上去极为宽敞的大礼拜堂，现在比不上街对面的一个更庞大的建筑物。四处生长着的大树甚至遮住了最高的屋顶，一个建筑物在这条街上独领风骚已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我们朝北向传教所大院走去，刚走几步，一个裹脚老太太跨过街边的水沟，走到了我面前。
“不记得我吗？”她问。
她站在那儿，胳膊叉着腰，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的脸，咧着大嘴有趣地微笑着，露出了两排没有牙齿的牙床。
我看了又看，这掉光了牙齿，满脸皱纹，头发花白而稀少的老太太会是谁呢？她的肩膀耸起，她大胆、好斗……噢，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你是王老太。”
“是啊，老韩。”她说着，双手紧紧攥着我的手：“我们一直在等你，我们想你再也不会来了。四月底你到北京时，我们在报上看到了你的照片。大伙都说你要来，现在已过好几个月了。”
她有古怪的目光看着我，摇着头：“老韩，你老了，头发也白了，老了，老了。”
“是呀，我老了。”我说，“可你，你仍年轻、健康。”
“我七十二了。”王老太骄傲地说，“我一辈子没得过病，一回也没有。从生下来的那天起，我就没吃过一颗药，没打过一次针。那是根宝。”她说着，转过身来给我介绍她的儿子，一个四十来岁，身体不太好的瘦小的男人。“他是共产党员，大队党支部委员。新社会真好，真好。”她说着。让她称奇的是她的儿子可以成为村里领导核心的成员。
“我还能劳动。”她又接着说，顾不上喘气，“我每年在地里能干150天，跟旁人挣的工分一样多。”……
我们离开了王老太，请她留步在自己家门前，那是一个属于她的家。她以前是从河南逃荒来的，是被王老汉当新娘买到这个村的。
我们继续沿街向前走，前往传教所大院。张庄的主街也不再是一条夏天每一场雨水洪水流淌的沟壑了。现在，村民们用从铁路段拉来的炉渣铺路，足有2至3尺厚，把它改造成了一条不怕刮风下雨，各种天气的都好走的路。下雨时，水可以从路两边的水沟流走。他们还把往东通向公路的两条小路也用炉渣垫起来了。因为村西地势较高，不常积水，所以垫上炉渣，挖上水沟以后，整个村子就不那么泥泞了。社员们是1971年春天，也就是我们来的几个月前才做完的这些事。这个显著的改进，对应付前一天的暴雨无疑特别重要。如果没有他们的铺路，我们现在就得趟水进村了。
在干部们陪同下走进传教所大院时，我们才发现地区雇的建筑队已经把大院扩建了。人群仍在我们身后的街上等着。一排排新建筑立在东面，包括一个大礼堂。这些刚开始是为地区管辖的潞安中学所用，后来是部队附属的一个卫校用，现在卫校仍在这里。
建筑队还把旧的教堂改建成了卫校的办公楼。他们不仅拆毁了钟楼，而且还把土改前令人称奇的塔楼洞穴结构从内部分成了两层，一层做教室，一层为办公室。此外，他们还拆除了所有与教堂有关的建筑。
新的建筑队又在最近改建的时候垒了一堵新墙，把大院与比邻的村街隔开了。天主教神父们的住所现在成了接待贵宾的招待所。我，我妻子，我女儿，还有从北京和长治陪同我们来的干部以及所有为我们服务的人员，总共十四个人都在这儿住下了。
干部们领我们到住处时，房间分配已经搞定了。我女儿卡玛被安排在1948年我和谢虹用的那间屋子里，我和妻子住东面一间较大的屋子——1948年这是工作队其他干部们住的地方，我们常在这儿开会，有时是工作队的会，有时是村干部的会。这个大院我虽然很熟悉，但现在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建筑队拆除或改建了院墙，在院里多加了以前没有的分隔，打扫了所有的地方，并把墙壁刷得雪白，窗户上安上了窗帘，就是当年神父的住处也没有这么豪华。 更惊人的是，到处都装上了电灯，每个房间、每个院落，甚至室外的大厕所。院里搭起了一个大棚做厨房，在我们的屋子和厨房之间，有一个水泥洗涤槽，机务段的水塔供给自来水。后来经过调查才知道，村里家家户户都装上了电灯，但全村只有两、三个自来水龙头，大多数人吃的还是用桶从井里挑的水。
我们刚进入我们住宿的小院，接待人员就把两头的门都关上了，并上了锁。这样，除非我们找到拿钥匙的保管，想出去是不可能的。我感到心烦，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必要的。因为随着老韩和他的妻女从海外回来的消息传开来，人群就开始聚集在大街上，不只是张庄的人，还有附近所有村庄的人。就是说二、三十里以外的人，他们或步行、或坐平板车、或骑自行车、或坐马车、或拄着拐杖，靠一双裹着的小脚蹒跚而来，抱着、或背着孩子。他们顶着太阳来，冒着雨来，成百上千。只要来了，不看上我们一眼，是不肯离去的。我们是在雨季中期，几年中最大的暴雨之后到来的，尽管暴雨停息了，但老天几乎天天下雨，没有任何雨具的男人、女人、小孩的人群，在雨中从黎明站到天黑。他们友好，好奇，很有耐心、也非常固执，直到能看我们三个美国人一眼，他们才肯离去。顺应必然的情势，我们每天到街上两次（有时要多几次）和群众打招呼，作简短的谈话，互相提问，互相回答。这些“会见”满足了人们。大多数人对我们有了亲身见闻之后以后就回去了。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这样，有些人两次、三次地来；又有些回到家后又和婶子、奶奶、来访的亲戚和邻居返回来了，把外国人炫耀给更多的人。二十多年了，也许是1948年我走了以后，人们再也没有见过海外旅游者的缘故，所以才涌现出特别的友好和好奇。荷兰神父在抗日战争开始就离开了这里，打那以后，很多人就再也没见过白人，那些在解放后出生的人当然根本没见过白人，我们中不仅有白人，还有一个黑人卓安。他们误以为卓安头上70年代时兴的蓬松的发型是一顶黑帽子，人们对她强烈的好奇简直使她受不了。看了张庄，见了当地的杰出人物和周围村庄大多数的农民，她计划尽早地返回北京。
她走了以后，至少有一个星期，仍有许多人聚集在一起，每天拥挤在古式传教所大院外面的街上，后来才逐渐减少。这样我们才可能自由自在地出去，除村里的几个孩子多看我们几眼和我们微笑以外，没有更多的人特别注意我们了。
回想到我们来长治以后引起的骚动（起初在公路上，后来在张庄），我觉得当初坚持步行到张庄是错误的，可张庄人不这样看。从各个方面我不只一次地听说我们的步行深受他们的欢迎。我们到这儿以后，所有的人都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能看我们一眼。从地区宾馆到张庄步行了30里使上万人看到了我们，或者和我们打了招呼，对此，他们都很感谢。要是我们坐在吉普车里冲进来冲出去，这对大家是一种不屑。他们的看法是我们的步行符合“群众路线。”
人们的反应迫使我做一些认真的思考。我事先并未考虑人们会对我们的行动有什么看法，只是自己想通过在乡间长途的步行回忆过去，体验现实。我从未想到目前主要的现实是数百甚至数千人急切地想见到或欢迎这个外国人，跟和他交流。这种步行在四十年代相当普通，在七十年代却显得相当不平凡，给上党人民留下极深的印象。几年以后，他们还在笑谈这次步行。人们尤其觉得好笑的是和我们一起步行的干部们个个都累得疲惫不堪，事后都休息了二三天才恢复。对于许多农民来说，步行到长治，一天内往返是理所当然的，可地区的干部们如今想也不敢想。至少农民们觉得，在我提出步行的建议时，最让干部们感到担心的不是人多和街上的混乱，而是他们几位陪同干部不得不亲自参加这次艰苦跋涉。
至于来看我的人之多，我不记得有什么先例。1948年，我就独自一人多次漫游潞城县四周，虽然也有一些人注意我，特别是小孩，但从来没有招来这么多人尾随。之所以如此，原因好像有两个：第一，过去，人们不相信任何一个外国人，他们受外国侵略者的苦太多了，简直不可想象一个大鼻子的白人会是朋友。孩子们由于好奇会跟在我身后，可大人们总要保持一段距离，不知道应该持一种什么态度。第二，那时候人们经济上的压力还很大，土改虽已完成，但农民们还得靠在得到的小片土地上辛勤劳动来维持生活，每个家庭都得靠自已的劳动生存，耽误一天或一小时就可能造成损失，尤其是在具有决定性的春、夏季。所以，即使他（她）有好奇心，也讲友谊，一般的农民也要再三考虑整天站在雨中看一个外国人值得不值得，因为有许多事情在等着他去做。到了1971年，全区普遍实行集体经济，这就使农民有了一种基本的经济安全感。对一般的群众来说，他们的收入不只是看自己付出了多少劳动，也要看生产队或大队范围内的联合努力。某个人某天出不出工都没有什么大关系，做为集体的一员，不管劳动如何都会得到一份粮食，他也许丢了今天的工分，但对全年的收入来讲，影响甚微，庄稼本身也不会受到影响，因为别人会把那天该做的工作做完。新的集体经济体制给了一些人临时的空闲，使他们能去观看或欢迎一个外国人，不管多远的距离，不管多少时间，湿了衣服，步行多累也无所谓，他们决心要看到底。在我自己看来，我总觉得是回家了，虽然表面上我对不得不与这么多人见面，打招呼感到厌烦，但在内心，我感到了与群众持久的结合，我知道他们才是地球的财富，是上党革命的推动力量，也正是我远道而来要学习和了解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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