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保加利亚的喧嚣：1965年的政变企图和1968年的世界青年学生节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哪个东方才是红的？——毛主义在苏联及东欧的存在（1956-1980）

　　“我们的军队一向就有两条方针：第一对敌人要狠，要压倒它，要消灭它；第二对自己人、对人民、对同志、对官长、对部下要和，要团结。”

——毛泽东在1944年9月18日党中央招待后方部队模范学习代表招待会上的讲话

　　随着中苏决裂变得不可逆转，由毛泽东引发的不同意见的裂痕开始在苏东集团中显现出来，其中最具戏剧性和级别最高的一次是1965年4月保加利亚索菲亚的军事政变。但它也是保加利亚共产党内部特定派系之间出现的重大分裂的必然结果：切尔文科夫派（斯大林主义者、“反修正主义者”）、尤戈夫派（更具民族主义色彩，以摇摆不定的机会主义著称），以及占主导地位的日夫科夫派（亲苏联，亲赫鲁晓夫）。^[1]这一分歧在20年的过程中不断扩大：甚至早在1945年，“本土共产党”（“home communists”）和“莫斯科派”之间就存在着明显的分歧。^[2]
　　1954年3月，中央委员会选举保加利亚共产党新任总书记托多尔·日夫科夫，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许多中下层党政官员对他感到不满。^[3]前任总书记（也是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罗夫的姐夫）瓦尔科·切尔文科夫被称为保加利亚的“小斯大林”，支持中国抵制去斯大林化，这使得日夫科夫不断排挤他，尽管他在众多保加利亚共产党员中很受欢迎。^[4]“本土共产党”（现在由切尔文科夫派、尤戈夫派和保加利亚军方民族主义者组成）认为，日夫科夫和“莫斯科派”不仅使保加利亚和苏联结盟，而且把他们的国家变成了类似于苏联附庸国的国家。由于日夫科夫在军事和经济改革中照搬苏联模式，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强硬派和保加利亚人民军被激怒，密谋发动政变，反对总书记的修正主义。^[5]
　　政变的策划者来自各个不同的领域：密谋头目伊万·托多罗夫·戈伦亚，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农业部副部长和二战中的反纳粹老兵；外交部长索洛·克拉斯特夫（Tsolo Krastev），前驻朝鲜大使；茨维特科·阿内夫（Tsvetko Anev）少将，索菲亚军事要塞指挥官；还有国防部副部长斯拉夫乔·特兰斯基（Slavcho Transki），另一位反纳粹抵抗英雄。^[6]其中托多罗夫·戈伦亚、阿内夫和特兰斯基的军事背景尤为重要，这种领导不仅对武装政变至关重要，而且事实上“尽管保加利亚不是一个公认意义上的军国主义国家，但保加利亚人始终赋予其军队在国家机构中特殊的荣誉地位。”^[7]策划者们认为，将民众团结在反修正主义的马列主义旗帜下是不够的：他们必须唤起一种使保加利亚人民摆脱苏联枷锁的文化感情。
　　政变将按如下方式实施：阿内夫将军的军事驻军将切断通往首都的所有道路和桥梁，摧毁所有通讯中心，占领机场。与此同时，托多罗夫·戈伦亚将率领部队冲进中央委员会，抓住包括日夫科夫本人在内的11人政治集团。^[8]然而，对于策划者来说，一切都没有按计划进行，政变企图很快就暴露了。策划者不知道的是，苏联和保加利亚的情报部门一直在监视着个别的策划者和其支持者，直到4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场逮捕、清洗和降职的浪潮席卷了党和军队，最终以4月7日托多罗夫·戈伦亚的自杀结束。^[9]
　　这次政变是史无前例的。除了1960年阿尔巴尼亚的政变，任何试图用军事手段推翻苏联集团国家的企图都被认为是完全不可能的。^[10]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呢？保加利亚共产党又作何解释呢？谣言和官方的解释开始到处泛滥。西方媒体，如《时代》杂志等暗示，托多罗夫·戈伦亚和他的组织策划了一场“亲北京的政变”^[11]，并直接受到毛泽东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启发。《芝加哥论坛报》报道说，日夫科夫宣称这些策划者是“亲华分子……有落后思想的人”。^[12]论坛报还指出，在中国官员进行外交访问后不久，政变预谋就开始形成。美国、苏联和保加利亚的媒体似乎都把矛头指向一个充当政变幕后主使的罪魁祸首：中国。
　　然而，很难绝对肯定地说1965年保加利亚的政变是“毛主义”的。没有发现任何北京向策划者提供援助的任何实质性证据或文件，中国官方媒体也没有报道或声援他们的被捕。就像1956年格鲁吉亚对苏联起义期间朱德在第比利斯（格鲁吉亚首都）的出现一样，政变前不久的中国外交使团到访似乎是巧合，只能心存猜测。尽管中国反对苏联集团的去斯大林化和经济改革无疑启发了政变策划者，但上述的民族主义因素和对苏联军事统治的不满成为了反抗日夫科夫政权的更直接诱因。随着政变的平息，保加利亚政府简单地将所有关于政变企图的进一步讨论都藏匿起来，直到1989年政府解散。
　　然而，三年后，索菲亚将再次被中国的幽灵所震撼，但这一次，索菲亚的运动带着更明显的毛主义色彩，而这来自一群骄傲的外国人。奎因·斯洛博丹（Quinn Slobodian）在他2012年出版的专著《外国阵线：六个德国人的第三世界政治》（Foreign Front：Third World Politics In Sixth Germany）中讲述了一群来自西德的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Studentenbund）的毛主义学生如何在1968年苏联主办的世界青年学生节（WFYS）上引起戏剧性骚动的故事。世界青年学生节是一个由世界各地左翼政党组成的青年联盟（主要包括与莫斯科结盟或中苏决裂时选择不结盟的共产党的青年联盟）组成的半年度聚会，将于当年7月27日至8月6日在保加利亚索菲亚举行。^[13]中国的红卫兵代表团来参加当然是绝不可能的，不过，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SDS）^[14]受到了邀请，但他们几乎是作为中国红卫兵的代理代表团来到这个节日的。^[15]
　　保加利亚和苏联领导人最初对一群代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参加世界青年学生节会议的西德社会主义者毫不在意。他们几乎没有意识到1968年7月27日开幕式后，麻烦会接踵而至。当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代表团走过苏联领导人时，他们高呼“毛泽东！毛泽东！毛泽东！”，还拿着毛主席的画像，公然表示苏联的反对^[16]。后来的活动充满了麻烦，德国毛主义者一再中断亲苏青年活动，要求围绕中苏决裂中的关键问题展开辩论和讨论。德国毛主义者在保加利亚活动的最终高潮是在美国驻索菲亚大使馆外举行了一次未经批准的抗议越南战争的活动，在闭幕式上，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反复高呼着“卡斯特罗！毛泽东！格瓦拉！”后离场。最终，毛主义以这种公然挑衅的方式分裂了保加利亚和德国波恩^[17]，而不是其回到源头北京。

注：

^[1] J.F. Brown, “The Bulgarian Plot,” The World Today, 21, no. 6 (Jun 1965): 265-266.

^[2] 同上, 264.

^[3] 同上, 266.

^[4] 同上, 264-265.

^[5] “Purge Expected in Bulgaria: Diplomats Link It to Coup That Failed,” Chicago Tribune, April 22, 1965, sec. 2A, 5.

^[6]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还有其他有权有势的人物“至少承诺过，一旦阴谋的第一步行动成功，他们会予以支持”。切尔文科夫是否参与了政变，或知晓政变，似乎不得而知, Brown 262-263.

^[7] 同上

^[8] “Bulgaria: The Black Sheep,”Time,30 April 1965, http://content.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898659,00.html

^[9] 同上

^[10] Brown, 261.

^[11] “Bulgaria: The Black Sheep”.

^[12] “Pro-Chinese Blamed for Bulgaria Coup: Zhivkhov Fixes Guilt in Abortive Effort,” Chicago Tribune, July 17, 1965, sec. A, 12.

^[13] Quinn Slobodian, Foreign Front: Third World Politics in Sixties West German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2), 194-195.

^[14] “德国SDS”一词是用来区别于美国的SDS，即“争取民主社会学生运动”(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这是另一个存在重叠的激进的学生组织，内部包含一个毛主义派别。

^[15] 需要澄清的是，虽然中国政府总体上支持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但北京本身对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作为北京在世界青年学生节的官方代表的看法很矛盾。

^[16] 同上,196-198。

^[17] 同上,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