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

七、从禁欲主义到家长式统治：毛泽东之后的变化


Ø 从禁欲主义到家长式统治
Ø 对道德-政治动员方式的限制
Ø 重新塑造政治标准
Ø 对积极性的重新定义
Ø 党组织作用的变化
Ø 依附形式的延续
Ø 发展中的制度文化
　

　　我们的企业管理方式还是家长制的那一套，中世纪的那一套，或者说成吉思汗的那一套。这种落后的企业管理方式，不可能保持生产的持久上升。让工人在“八小时内拼命干，八小时外做贡献”的办法，在短时期内或许有效，但长此以往必定是失败无疑。……封建家长制的管理原则是比资本主义倒退一步的办法，它束缚人，压制人，妨碍人的能力和潜力的发挥，当然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LIU 1983：7-8）

　　以他独特的大胆风格，作家刘宾雁对毛泽东式的企业管理方法提出了全面的控诉。他的话也反映了中国政府最近进行的改革的原因。中国人在道德-政治动员方式下的长期经历，以及毛泽东式的复兴革命精神运动所造成的创伤产生了一个意料之外的最终结果：它们促使毛之后的中国领导人去考虑从根本上进行改革。毛泽东式工业政策的失败远比斯大林逝世后被归结为斯大林模式的那些缺点要更为严重。甚至在七六年后期取代四人帮的新领导集团——他们中多数人也曾经是文革的支持者或受益者――也认识到了立即进行改革的必要性。数月之后，中央便宣布进行新的工资调整。这次调整在七七年下半年开始。奖金恢复了。全党被动员起来开展现代化运动。宣传机器将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向生产斗争。同时还宣布增加住房和迅速改善生活水平的计划。
　　到了一九七八年底，随着文革中被清洗的党领导人重新掌握了高层位置，中国的经济政策来了一次出乎预料之外的空前转变。党并没有简单地恢复过去的制度，而是开始了新的改革进程。到了一九七九年，改革最终带来了农业的非集体化以及个体农户市场生产的恢复（shue 1984）。在工业中，到一九八四年底，从计划、财政，到刺激工人积极性各方面所进行的一系列不那么明确的试验和改革，显示了中国正在朝着匈牙利“新经济模式”（New Economic Mechanism）的方向迈进（Walder 1984b,1985a;Field 1984）。
　　工业改革进程的历史已经超出了本书的范围。[1]本书所关心的是制度和行为，而不是各种政策及其贯彻情况。另外，这些改革仍然在进行之中，甚至还可能是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但是，指出改革对工厂制度以及权力模式——这是本书研究的核心问题一——已经产生和将可能产生的全面影响，则不但与本书主题有关，甚至还可以说对全书是关键性的。从比较研究的角度看，这些改革重演了苏联在斯大林之后走过的变革。它们抛弃了过去强迫性地要求人们自我牺牲、自我控制的做法，转而向人民实际物质生活改善的经济模式迈进。中国的变革相对苏联更有意思，因为与此同时，中国也在改革从苏联引进的其它各种制度。
　　到了一九八四年夏季，在本书的研究工作已经完成时，中国的权力模式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2]一九五七年之后的二十年，特别是文革十年中的严厉政策从根本上被扭转。不仅是毛泽东式的道德-政治复兴运动被否定，而且自五十年代中期以来第一次在鼓励劳工积极性时不再将政治组织和政治动员作为主要的手段。结果是，“表现”这一概念被重新定义了，而且它在奖励制度中的作用也受到了限制。所谓积极表现以及对模范积极分子的定义也得到了重新调整。相应的是，党组织在车间基层中的作用也被限制、被调整。党对工人的要求改变了。
　　所有这些变革使中国工人在工厂中的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也使我必须对在前面章节中作的描述与分析作一些修改，因为那是以六、七十年代的政策为基础的。似是，这些改变仍然发生在旧制度延续的框架之中。国营企业中的就业特征——制度性依附的模式——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对企业的经济依附的确减弱了，但这仅仅是相对于中国自五十年代以来工人对企业高度的经济依附而言。党组织在车间基层不像原来起那么大的作用，但是它在车间中的整个组织结构却依然如故，它依旧主宰着车间里所有组织活动，它也还同以前一样不容许独立政治活动的存在。车间主任在运用权力的时候无须在原来的程度上受党支书的左右，而且如今他的领导会督促他行使手中的权力去促进生产，但“包工头王国”的形式及其带来的个人依附并没有受到改革的冲击。官方的积极分子定义有了改变，对积极行为进行奖励的内容也有了变化，但是车间领导照旧发展与积极分子之间的特殊关系并给忠诚于自己的人以特殊优侍，而且在领导手下的人与普通工人之间的鸿沟依然是工人之中主要的分野。在描述最近这些年的变化时-——其中有些变化与过去数十年的差异大得惊人——我将它们看作是中国对原有“新传统”模式的重新调整，而不是从这一模式道路上的偏离。


从禁欲主义到家长式统治


　　同毛泽东统治下的前十年，甚至可以说同七七年之后的整个时期相比，最惊人的变化是党对工人生活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无论是通过宣传机器发出的道德说教还是在具体的投资政策上，党不再要求人民作出重大牺牲。相反，党在满足消费者的愿望上投入了重大力量。事实上，党开始将满足人民需要的能力作为其自身合法性的标准。这一历史性的变化，正如五六十年代中期发生在苏联的变化一样，标志着“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代的结束。所谓“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是早期斯大林式工业化的特征，在这一时期里，国民收入以前所未有的比例被重新投入到工业中去。中国的转变比苏联在过去几十年中进行的逐步改变至少在开始阶段要猛烈得多，彻底得多。
　　最重大的变化发生在工资政策上。一九六三至七六年，除了在七二年有一次小的调整之外，工资基本上处于被冻结状态。然而，从七七年到八四年，有过三次工资调整，工人的工资提高了几近一半。在恢复并且大大提高了奖金之后，又有额外的提高工资（参Shirk 1981;Lardy 1984）。在七七年之后的六年中，国营企业中票面工资额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七，实际工资额上升了百分之十八（见表五）。到一九八二年，国营企业工人年均奖金为一百六十元，等于超过两个月的平均工资（计算自国家统计局1983：490-91）。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抵消了人们的部分收益，但实际工资水平很快就回升到了过去的最高水平，也就是一九五六年的水平（参见表五；另参见Lardy 1984）。
　　一系列与此相关的改革保证了人们能够有地方去花费他们的收入。农业非集体化之后的小农作业不仅大大增加了农业生产率，而且也改善了农产品向城市的输送。私人农贸市场在中国城市地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蔬菜、鱼、猪肉的供应无论是质还是量都有了极大的好转。对城市小规模个体贸易和服务业的合法化也改善了商品流通和服务状况。从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二年，服务和商业网点翻了三倍，从事服务业的人员数目翻了一番（国家统计局1983：483）。
　　工业也作了新的调整，更多地面向顾客消费。从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八年，重工业的增长率是轻工业的三倍。而从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二年，轻工业产量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而重工业才百分之九（国家统计局1983：217）。这一转变使得从一九七八至八一年间城市人均商品消费增长了百分之二十六（新华社1982）。在一九八二年中，城市居民拥有的电视机台数比一九七八年增长了八倍，自行车增长了百分之六十五，手表百分之九十七，缝纫机百分之七十二，收音机百分之六十二（国家统计 1983：508）。随着供应的增加，大部分上述商品的票券都被取消了。
　　对于长久以来成了城市居民困难象征的住房短缺，政府也投入了大量努力。国家在住房建筑上的花费增加了几乎五倍。从一九五八至七七年，住房投资每年平均占国家建筑投资的百分之五点五，而在八一和八二年却占百分之二十五（数字得自国家统计局1983：339）。在一九七八至八四年间建筑的城市住房总面积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头三十年的总和还要高（国家统计局1983：357；Lardy 1984：862）。到一九八二年，城市人均住房面积达到了五点六平方米，终于超过了一九五二年人均五点二米的水平（国家统计局1983：483）。
　　与本书主题更为直接相关的，是国营工厂在一个转而注重消费的政权下起的作用。国营企业依旧是城市住房建筑的主要单位。[3]在财政改革的过程中，国营企业第一次获得了对相当比例的企业利润的控制权。企业将利润留成中的一大部分作为奖金或分红发给职工，还用来扩建和改善工厂的住房和服务设施。在早期的严厉政策之下，企业只有按固定工资比例提取的少量资金可以用在工厂的住房和福利设施上。另外，在极度的短缺状态下，企业还能通过合法以及非正式渠道获得小批定量供应的商品来分发给职工，这在当时变得越来越重要。企业领导管理工人的主要方式便是让他们去政治学习，号召他们自我牺牲。如今，过去的办法改变为毫不含糊的家长制，厂长经理们将高工资、增加奖金、改善工厂的福利设施作为管理劳工的主要手段。这种新的倾向也反映在国家给国营职工的补贴和一系列福利中：从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二年，补贴与福利都翻了番，而票面工资额只增长了二分之一（1984：862—63）。
　　从这一角度看，中国相对六、七十年代的状况的确有了惊人的变化。无论是移民还是最近的新闻报导都指出，党和企业领导近年来对工人生活越来越关心，将工人生活作为车间会议和工人的年度代表人会中的主要内容。当然，在企业内部，有时甚至在新闻媒体上，所有的改进都获得了异口同声的称赞，也得到了广泛的宣传。被赞扬得最多的成就是新公寓的落成，不过工厂其他福利设施的改善也得到了很高评价。一位采访对象说，他工厂中的食堂过去一直受到工人的抱怨，如今面积大大扩充，服务改善了，食品的数量和质量都进步了。这家企业改进食堂的办法是在面向大街处开了个门，雇了职业厨师，将食堂的一部分变成了对外开放盈利的饭店。饭店的盈利则用来补贴食堂对工人的服务。
　　最近这些年里，中国的报刊充满了类似的报导：工厂住房增加，企业给工人发补助去整修现有住房；企业附属农场产品的质量与花样都有了改善；企业在新建的集体分厂中招收了更多的职工子弟；新建或扩建了幼儿园和托儿所；为工人家庭设立了维修服务部；为职工宿舍买煤送炭；为单身职工免费修补衣服，等等，单子可以长得没完（例如可参见《工人日报》1981c，1981e，1981f）。有一家工厂为了表示关心职工个人生活，甚至还为单身职工设立了婚姻介绍所（《工人日报》1981b）。最后这个例子虽然看上去像是小事一桩，但却象征着毛泽东之后从禁欲主义到家长制的关键性转变。无论企业的服务设施是否像报纸说的增加得那么快，有一点很清楚，提供集体的服务设施以及其它形式的福利如今成了劳工关系上家长制统治方式的核心内容。国营企业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充当分配这类免费或得到高额补贴物资或服务的重要角色。


对道德-政治动员方式的限制


　　从禁欲主义向家长制的转变与第二种变化是紧密相关的，那就是以道德-政治动员为中心的劳工政策的结束。上面不再要求工人去为阶级、党、国家作出牺牲，他们要做的只是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去工作。如果人人都努力工作并且根据多劳多得原则——这是被重新拾起的苏联采用的原则-——得到了好处，那么整个国家也会繁荣起来。这意味着一种将个人工作责任与个人获得的奖惩联系起来的职业道德，类似于苏联自三十年代以来提倡的职业道德。这一变化对于中国的道德-政治化奖励制度的象征——亦即所谓“表现”标准——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至少“表现”中包含的政治与工作态度因素已经不再经常性地经由班组评议，而且“表现”也不再明确地与工资提升和奖金联系起来了。
　　至于认为物质奖励不应该仅仅用来奖励工作成绩，也要用来鼓励正确的社会主义态度的观念并非一下子便荡然无存。在七十年代末期，尽管新的最高领导集团已经开始对其进行批判，中国领导中的许多人仍然感到很难放弃这种已经树立了相当长时间的原则。[4]工厂的厂长经理与党支部领导人也很难改变原来的做法。从一九七八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开展了一次长达三年之久的宣传攻势，大力批判在奖金和提升工资上继续采用“软性”标准的做法。上面告诉厂长与党组织，所谓“政治好”、“积极参加政治学习”、“优秀共产党员”，甚至更为模糊的“为人好”等等在评定奖金时不再是适用的标准了（例如，可参见《人民日报》1978b）。到一九八零年初，中央告诉厂长经理们说，最好的标准应该是“硬性”的、可以用生产指针数字来衡量的。如果能够采用这样的标准的话，就不用再继续过去的班组评议了。到一九八三年后期，上述做法最终在工厂基层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九八四年复季我采访的移民们基本上都认为像原先那种严格意义上的“表现”标准在评奖金和提工资时已经不再重要了。
　　虽然“表现”标准的重要性显然已经下降，但同样明显的是，上面所希望的那种“硬性”标准除了在纸面上之外并没有取代“表现”而流行。到一九八四年底时，官方新闻出版物还在不断批评实际工作成绩与收入之间的联系不够密切，而且我采访的移民们也说，奖金相对来说是平分下去的，甚至在奖金与车间产量挂钩的情况下也依旧如此，而升级的依据通常还是以工龄或领导印象为基础。存两个因素导致了这种“软性”标准的持续。首先在工人方面，若是奖金的级差非常大，或是以班组评议作为提级的基础（工厂领导可以就此避免麻烦），工人则很有可能对评议的标准产生分歧争论，并且进行怠工。其次是国家仍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去刺激经理人员以提高劳动生产率。[5]
　　官方的奖金分发数字进一步证明了上述观点。自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二年，国营企业计时工资从原先占工资总额的百分之八十五下降至百分之六十四，但是各种奖励性的工资却依旧只占工资总额的百分之十八点五。最能说明问题的事实在于，工资总额中只有百分之七点六是直接与生产率相联系的奖金（计件工资或超额奖励）（国家统计局1983：491）。相形之下，在苏联大约所有的奖励工资——在七十年代相当于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都是计件工资或超额奖金（Chapman 1979）。这种趋向表明了重要的一点：在正统的政治标准不再起作用，而“硬性的”、不受个人操纵的标准又无法产生的情况下，车间、工段、班组领导的个人权力很可能会进一步增强。


重新塑造政治标准


　　尽管政治标准不再被用来发动工人群众或是决定奖金，但这绝不意味着对于个人行为不再有明确的政治标准，也不意味着工人是否遵循这些政治标准不再会影响到他们在企业中所受的待遇。政治标准不似过去那么重要的确是明显的事实，但这一结论却不能告诉我们目前存在的政治标准还有哪些，而且还很可能给人们造成错误的印象，认为工人如今必须遵循的仅仅是过去标准的惯性残余。实际情况是，目前在企业内通行的政治标准依旧是明确的，而且是被制度性地贯彻下去的。问题不在于如何去衡量这类标准的重要程度，而是从理论上去认识党所重新塑造的新的政治标准。这不但对于理解毛逝世后中国社会的变化有关键性的意义，而且也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因为它直接涉及到这样的一个争论：共产党社会在其历史上最初的“动员”或“极权”阶段过去之后应该向什么方向发展。
　　的确，与过去那些年相比，工厂中的权力被非政治化了。但是，我们在运用这一概念之前必须先对其下定义。在我们所讨论的范围内，非政治化具有特定的、有限的含义。工厂中权力非政治化具有二个方面的内容，其中第一方面实际上已经在前面一节里大致表述过了，那就是奖金和提级不再以政治表现为依据，同时在班组中这类标准不再用作直接发动工人的手段。非政治化的第二个方面，是官方政策不再在政治上歧视那些所谓在政治上先天不足的人。党开始批判毛泽东时代对“阶级斗争”的强调，所以那些“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国民党”的子弟或亲戚从官方政策的角度不再受歧视。[6]第三方面是对“表现”本身的重新定义。这不像前几方面那样明显。虽然“表现”的定义同样被非政治化了，但仅仅是在特定的、有限的意义上。
　　也许更恰当的说法应该是，“表现”标准更多地是被非意识形态化而不是非政治化。毛泽东式的对信仰和意识形态投入的重视日渐减弱，同时党也不再试图用政治信念来发动工人。如今，当人们说到“表现”的时候，主要指的不再是对抽象的政治原则的信奉，而是对工厂中党政领导的具体实在的忠诚。而这种忠诚的关键在于工作成绩（当然也不仅仅在于此）。过去，人们假定如果一个人的政治思想正确，那么他的工作自然就会好；所以，毛泽东的方式才会将重点放在政治思想教育和奖励政治化上。共产党现在认为，如果某个人的工作成绩优秀，这本身就表明了他的政治思想好。由于党重新制定了工作目标，不再将推动阶级斗争而是将和平的经济现代化放在第一位，这种逻辑上的转变及其所包含的对过去的原则进行的修正则变得顺理成章了（组织局1983：第一章）。简而言之，“表现”依旧意味着忠诚，但不再专门用在意识形态的特定含义上。如今，对党简单的信任已经足够了。
　　虽然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取向日渐减弱，但党依旧对人民拿出一整套政治信念，人民不能公开对这些信念表示异议。车间基层的班组政治学习仍然在继续，不过它不再是用来鼓励工人积极性的手段，也不像过去开得那么经常。政治学习的内容也非意识形态化了：毛泽东的话里充满了关于阶级斗争的种种说法，而邓小平的文章讲话（八十年代早期是工厂机关的政治学习材料）里强调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及推进现代化所需要的正确政治观点和态度。不过，如今的学习材料尽管不那么意识形态化，却同样地政治化。它们宣扬的是公民的责任与恰当的行为方式（指的不仅是工作中的行为），它们还规定了什么是公民对待与党有关的一切问题的正确态度。这类政治学习仍然被看做是行使权力的重要渠道：

　　我们每星期仍旧有三次政治学习，每次两小时。会上读文件和社论。在过去五年[直到一九八四年]里政治学习很多。在一九七九左右有过一次反派性运动，批判四人帮的追随者。还有几次反腐败和浪费的运动。一九八三年，有“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这次运动相当厉害，干涉你的穿着、你读什么书、你的生活方式。（采访对象第七十七号）

　　“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按照毛泽东之后的标准来看是相当极端的政治运动，不能很好地说明后毛泽东时代对政治标准的重新制定。它并非以以重新鼓动意识形态的投入为目的，而是试图要减少“不健康”的社会现象，也就是所谓接受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人生观的行为，特别是在青年工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干部之中。工厂的党支部书记们组织会议去批判人们对西方的时髦事物的接受以及外国音乐和文学的流行。那些留长发、着紧身牛仔裤和带有英文字样套头衫的青年工人在车间会议中受到批评，并被勒令写检查。收藏有港台或西方流行音乐的人被勒令向党组织登记，并上交某些被禁的项目

　　他们开了场会又进行了一场调查，看工人有没有听港台歌曲、读黄色书籍、或是晚上去跳舞。他们在群众大会上宣读了[运动的]有关文件。每个班组的人都要登记家里有哪些东西可能算是精神污染。单子送到党委那里，他们决定是否让你洗掉那些磁带或是毁掉那些书籍，还是可以留下来。他们还有反对精神污染的政治学习。……这影响很大，大家的那类行为在一段时间里都停止了。如果你不停止的话，党支书就要找你谈话了。（采访对象第八十号）

虽然这次运动的势头很快就低沉了下去（参见Gold 1984），但是它体现出了一个更加深远的事实：党尽管重新制定了政治标准，却依旧掌握着决定什么才算是可以接受的行为和政治态度的大权。

　　他们用的“表现”标准不像过去那么明确，但标准还是存在。还有“四项坚持”。[7]如果你不公开违反这四项坚持，就不会有问题。但要是党支书看不惯你的思想，他对你印象就不好。不过人人都知道该说什么，所以也没问题。（同上）

　　如果“表现”不再是提工资或评奖金时的标准，为什么职工们还愿意遵循那种标准呢？尤其是，当政治气候不像过去那么严峻、镇压的威胁不那么紧迫的时候，为什么他们还要这样做？我们应该了解的是，尽管奖金和提工资不再以对政治思想素质的正式评定为基础，但是因为违背了政治标准而受到批判的人一般都拿不到奖金，也升不成工资。重新制定后的“表现”标准依旧在所有职工的提升以及工厂的整个物质和福利分配系统中起着核心的作用。


对积极性的重新定义


　　在重新制定“表现”标准的同时，党对所谓“积极性”也进行了重新定义。同“表现”被非意识形态化一样，什么是积极分子也不再根据其对政治教义的信仰程度来决定。

　　从前政治表现是第一重要的。不过那也就是些空谈，看你在政治学习中发言多少。现在变了。如今最重要的是看你是否工作努力。空话大话现在不再让你得多少好处了。（采访对象第七十六号）

　　现在如果你工作努力，他们就会说你思想好。如果你工作努力，成了“先进生产者”，那么思想自然就是好的。他们甚至很少再谈到在政治上当积极分子。现在他们成天说的是“先进生产者”。（采访对象第七十七号）

“先进生产者”是给予一般模范工人的光荣称号，它非常典型地体现了如今积极分子的定义。中国的积极分子变得更像 Reinhard Bendix（1956：403）在研究东德工业中指出的苏联式的积极分子：“’积极分子’是党给那些超额完成现有工作定额的工人的称号。”
　　的确，积极分子的定义，以及工厂党政领导的出发点，已经被非意识形态化，变得以生产为指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积极表现不再具有政治含义。在工厂中，发展积极分子依旧是权力运作的中心。成为先进生产者并不仅仅是超额完成生产指标，还包含着与原先的积极分子含义相同的对车间领导的驯服和忠诚。积极分子显然还是必须忠诚于党政领导，而不是自己的工友。积极分子不会去向新的规章制度挑战，而是成为遵守劳动纪律的模范。积极分子不会对新的定额提意见，也不会在奖金和提级中争多嫌少，而是孜孜不倦地去超额完成任务，为那些偷懒的人树立榜样。积极分子不会同其他工人一道去想办法对付经理们在加班、病休、奖金评定等方面的新规定，也不会参与工人以迫使厂长经理们站在工人角度考虑问题为目的而进行的磨洋工。相反，积极分子会向厂长经理们提醒正在出现的问题，会设法说服工人去服从领导，会帮助贯彻厂长经理的意图。
　　正如过去多少年中的情况一样，积极分子也必须参加在班后进行的长时间义务劳动。从前的意识形态运动如今更多为生产运动所取代。车间办公室、青年团、党支部、工会、宣传部门仍然依赖积极分子们下班后的义务劳动。像从前一样，积极分子们统计每日和每周的产量质量，将工段、班组、个人的生产任务完成状况用表格的方式公布出来。他们还抄写、在工厂内张贴有关厂里生产规章制度和人们工作表现的通知、大字报、大标语。团支部依旧开会来布置第二天政治学习或生产会议中团员的任务。积极分子还仍然要负责组织安排文娱活动、电影放映等等。与过去相比，工厂里的活动转为以生产为中心，但积极分子在班后活动的内容同过去--样的广泛。
　　简而言之，积极分子依旧表现出对车间基层领导的高度忠诚。他们帮助领导上去执行任务，并且公开与领导站在一边同工人作对。同过去一样，他们组成一批未来车间内外领导人的后备军。这并不像乍看上去那样与党目前重视技术与能力的新政策有很大冲突。首先，党的政策是提升那些有技术和能力的人，但却不等于一定要提升那些最有技术、最有能力的人：“他们不再让外行领导内行。他们现在要的是有资格领导各部门工作的人。但这并不等于他们让那些工作最好的人来当领导，而是意味着他们要懂得一些技术的人上去。他们提拔的仍然是那些服从党的人”（采访对象第八十号）。这位采访对象谈的是技术部门中的新情况，这一部门中政治与技术之间的冲突大约是最严重的。[8]生产车间中的冲突要小得多。对于生产工人的职务并没有多少技术要求。工段长或车间办公室工作人员需要的不过是最基本的文化水平、对生产流程的了解、以及领导能力。而在共青团、工会、宣传部门等完全受党组织所控制的职位上，技术能力就更不重要了。对于所有这些职位来说，最重要的品质仍然是持续不断的忠诚和自我奉献。


党组织作用的变化


　　正如上文中已经描述过的许多变化中所显示的那样，党组织也开始改变身在工厂中的作用。上面关于积极性的内容的变化以及“表现”标准的重新定义的讨论已经表明了党在自身调整中更为深刻的转变。由于认识到长期以来毛泽东式的复兴革命精神运动的失败，党如今不再将自己看作是一个意识形态集团，也不再试图用意识形态信仰来管理教育党员和整个社会。党员不再通过他们各自对某个神圣的学说的全心全意的信仰，而是通过他们对国家和党的忠诚而结合为集团。用Shils（1957）的术语来说，也就是将党员们联结在一起的纽带从过去那些年中的“神圣的”（sacred）意识形态纽带变为“公务的”（civil）纽带或是家长制和行政责任的意识。这为党与党外人士的合作提供了基础，尽管这些党外人士在过去被认为不具备无产阶级意识，但却可能和党员同样具有爱国情怀。
　　由于对自身的调整，党在整个社会中不再采取那种独霸一切的姿态。如今，党员和非党员之间区别已经不像原来那么大了。这一转变在政治信仰的下降过程中是典型的。正如Shils说的那样：“原先的楚河汉界开始崩溃。成员们不再仅仅用意识形态的标准来要求白己……独特的意识形态因素逐渐演变成为例行公事”（Shils 1972：32）。党对工厂中的管理专家和其他工程技术职业人士不再敌视；它如今的目的是团结并支持一切能够推动现代化的社会力量。
　　在党的独占性（exclusivistic definition）日渐消失的同时，它也越来越失去了监督、干涉工厂中专业管理人员的日常工作的愿望。党让各企业的党委不要去干涉工厂的正常运作。最近从中国出来的移民都提到了这方面的重大变化。党委再也不能下令去占用工厂的人力物力来推行政治或生产运动，不能以意识形态为理由来对刺激生产的各种方法节外生枝，不能干涉厂长经理在专业工程技术人员上的人选，也不能在工厂规章制度的执行问题上威胁职业的管理人员。[9]在车间一级，车间主任与党支部书记之间的分工更为明显，而党支部书记在生产管理上的决定权要比过去小了。理想的情况是，党支书将变成车间主任的副手。
　　党组织目前的新任务是为工厂的管理部门服务，支持它的决定和措施，并帮助创造出增进劳动生产率的环境：

　　企业中的党组织应该积极支持经理去运用他们的权利，推动生产和管理共同向前迈进；监督保证党和国家的原则和政策得到落实；增进党在企业中的政治和组织工作；加强对共青团和工会的领导；在工人和干部中进行有效的政治思想工作。（新华社1984：K13）

　　赋予工厂党组织的这种新角色对其影响超出了组织本身及其每日活动的范围。党组织的形式本身并没有根本的变化：它继续保持自己的一套组织体系，依旧发展积极分子并将这些人提拔到车间的领导职务上，仍然召开上级党领导所要求的政治学习会议或发动厂长经理们指定的生产运动。它比过去更经常地在平息工人对工资收入的不满时扮演重要角色。在最近的这些年里，奖金收入的突然下降、提工资时进行的群众评议、加强工厂规章制度管理的措施等经常会引发工人的消极反抗或班组内的公然争吵。在这种情况下，党组织便会赶来通过大量地开会“做思想工作”来平息反对意见（参见Walder 1987a）。最后，党组织所扮演的最不明显但最具实质性的角色——这种角色是共产党国家和合作主义国家的分水岭-——完全没布改变。尽管共产党进行了上述的一系列自我调整，尽管它的组织对管理部门采取了新的态度，在工厂中开始起新的作用，但党组织依旧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预防和压制工人中一切组织性行动的出现，除非这种行动是受到党鼓励的。


依附形式的延续


　　在所有作为新传统主义特征的制度性的依附形式中，只有对企业经济上的依附如今在比较大的程度上减弱了。党将工人置于政治依附地位的制度能力并没有变化，虽然党本身在工厂中的角色有了改变。车间主任依旧领导着“包工头王国”，他们依然在指派工种、提升、奖金、升工资、惩罚、分配、福利等各方面有着很大的个人权力。与过去不同的是，车间主任与党支部书记在权力上不再平分秋色，并且车间主任在作决定时的基础从“表现”变为工作成绩与个人能力。车间领导开始采用生产统计数字和技术考核来帮助自己作出各种决定，特别是有关奖励性工资的决定。因此，权力的行使如今看上去不再像过去那样具有个人随意性。但是车间主任的个人权力与过去相比并没有减少，尤其在提升、分配、福利这些同生产数字和技术考核关系不大的方面。[10]只有到了像美国和日本企业中那样，决定权由企业行政机构来掌握时，工人对车间领导的个人依附才可能大幅度下降。
　　工人对企业的经济依附与前面所描述的方式相比有了相对比较重要的变化。食品和消费品供应的增加，定量供应的逐步减少，以及在城市中开放私人的贸易和服务业，在满足人们需要上开辟了新的渠道。工人们不再完全依靠企业的直接分配来获得多种食品和消费品。然而，有几处其它方面的变化制止了经济依附关系的全面崩塌。首先，国营企业，尤其是大型国营企业，都在积极地改善企业福利和住房设施，增加单位里的物质分配。其次，企业之外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特别是新兴的私营部门——受通货膨胀的影响最严重，与国家的供应或企业中有补贴的福利——多数只收取实际价格中的一小部分——相比大为昂贵（参见Lardy 1984）。所以，外面选择从价格上看是花不来的。第三，国营企业职工在保险和福利方面享受的特殊保护不但持续下来，而且人为改进了：国家在劳动保险制度上的花费从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三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七十，而同时期内国营企业职工人数才增长了百分之十八（Lardy 1984：862）。在从前的极度物质短缺得到缓解的情况下，国营企业已经不再是普通消费品分配的主要来源，但是国营企业职工仍然依赖企业来获得一系列从住房到粮食等等得到国家补贴的供应。


发展中的制度文化


　　共产党社会的工厂制度文化的主要本质性特征在八十年代也延续了下来。少数忠诚可靠的积极分子仍然是权力结构中最低一层的基本群众。由于物质短缺的缓解，非积极分子的确也开始能得到“公平待遇”，因为如今他们能分到消费品或住房的机会要比以前多了。在毛泽东时代的严厉控制下如此招人非议的积极分子与非积极分子之间在待遇上的鸿沟日趋缩小。积极分子也不再像从前那样遭人奚落，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越来越被看作是通过努力工作才挣得了自己地位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得到的好处不再以对非积极分子的剥夺为前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积极分子与普通工人之间的分野不再是社会现实。工人中对积极分子私下进行的打击还在继续，在近年来二者的冲突甚至还有尖鋭起来的趋向。由于奖励性工资越来越重要，工人觉得积极分子如今通过让厂方增加定额来损害其他工人的收入。[11]实用性私人关系的亚文化也同样在发展。最近党所发动的打击私人关系的运动表明，在意识形态压力下降的同时，实用性私人关系的重要性可能还上升了。
　　但是，权威的制度文化的另一些方面与毛泽东时代相比却有了变化。有一系列变化同苏联在斯大林去世后的变化相类似，包括对工人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视，工厂管理和党组织作用的日渐非政治化或非意识形态化，以及由此产生的更多注重人民对党的消极服从而不是在政治上积极投入。在采用动员方式时期，消灭抵抗的办法是政治高压、挑选出部分人来加以迫害、以及根据政治积极性来分配物质奖励；而在如今的家长式统治时期，采用的方式则是恩威并施：一方面命令人民服从、忠诚（这需要用工作成绩和义务劳动来表现），另一方面也不断表现出对工人物质生活的关心。这是同一权威模式的两种类型。
　　从毛泽东时代的制度文化中出现了另一种现象：在企业管理部门与工人之间产生了一种不定型的讨价还价模式。Sabel与Stark（1982）称之为“暗中的讨价还价”（hiden bargaing）。这种模式从社会的角度说是不定型的，因为它没有组织，而且并不通过正式提出利益要求来解决问题。相反，工人对付管理部门的政策措施的办法是消极怠工与私下违抗。企业管理部门对工人的这类行动不会无动于衷，通常总是要设法去预见并避免工人的这类反应。通过在工段或班组里积极分子的汇报或是工人在会议之外发牢骚而做到下情上达。
　　这种不定型的预期和反应模式从来都是工厂中权力关系的特征，即便在群众性动员的时代也如此。然而，新出现的一种情况使得上述非正式的讨价还价具有了更大的重要性：如今，工厂对自已的收入以及奖励性工资分配的控制比过去大得多。有史以来，工人第一次能够影响大量奖金的分配和工厂在调工资和提升上的方针。在行使他们最近被扩大的自主权时，厂长经理们必须用一种在功能上与正式的有组织的谈判相似的办法同工人打交道。厂长经理们最近的一些做法，特别是过度发放奖金，显然是这种非正式讨价还价的结果（参见 Walder 1987a）。无论多么真实，这种协商模式在社会层面上依旧是不定型、无组织的，并且与我在本书中描述过的所有正式的与非正式的制度并存。没有正式的组织，不定型的社会行动的影响力有限，只算得上是制度内的小摩擦，而不是政治上的新兴力量。有些分析将这解释为集团政治的开端，这是不确切的。[12]
　　本章中分析的变化具有更深一层的重要性：它们可以说是如今被称为共产党国家政治发展的“后动员阶段”中制度性变化的具体例证。关于共产党社会性质的各种长期争论的问题之一便正是由这类变化引发的。在苏联，转型的标志是政治恐怖的缓解；在中国，则是党的政治信仰的松弛。而两国也都在这时出现了向家长式统治的发展。至于这种变化到底有多深刻，人们有各种各样的分析解释。在分析中运用的通常是一系列互不相联的连续性概念：奖励体制中应用平等对待原则和工作成绩标准的程度；政治压迫的程度；言论自由的范围；党试图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程度，等等。运用连续性概念的问题在于无法找到标准的刻度。对于同一种情况，有人认为象征着某种多元主义的出现，而另一部分人则会将它看成是“没有了恐怖手段之后的极权主义”。从工厂基层的角度来看，在表达对毛泽东之后中国的发展的看法时，我运用了一个类型概念（type concept），并将这一类型的各种因素中质的差别概念化。当然，我很愿意下结论说，我的理论是介于上述两种分析之间的一种解释，但是这只会加强原来的错误印象，似乎我用的也是一个连续性概念。正如我所分析的那样，已经和正在发生的变化要比简单的部分放松政治控制更为复杂、更为重要，因为党对自身的定义及其扮演的角色却已经有了变化，对“表现”标准和积极性重新作了定义，而在工资问题上私下的协商更为频繁。但是这些变化是发生在顽固的制度延续的框架之内的。它们所体现的只是共产党模式中的一种新形式，而不是该模式的崩溃。



[1] 另外，分析这些政策对工人积极性和工业效率的影响也超出了本书的范围，因为这已经远离了我所研究的权力关系这一题目。我在另外的著述中讨论了这些问题（Walder 1984b;1987a）。

[2] 本章资料来源主要是通过阅读中国的报刊和其它读物，以及八四年夏季在香港所作的最后一批主题非常集中的采访。

[3] 在一九八一年，国家住房投资的百之六十以上是从国营企业的资金中支出的（《工人日报》1982e）。

[4] 参见Bao（1981）以及Sun（1979）与Qiao（1981）之间的辩论。

[5] 这是一篇长文的概要（参见 Walder 1987a）。

[6] 一位采访对象（第二十二号）说：
　　在一九七九年，党的领导变得宽松了，他们摘去了一九四九年之前的所有帽子，从那些人的档案中取出了所有不利的材料。他们的阶级成分改成了现在的职业。对于所有地富、资本家、叛徒、特务、右派等等都采取了同样的措施。所有帽子都摘掉了。所以在提级和入学等问题上不再出现歧视。
　　有趣的是，在宣布结束这种歧视政策时（《工人日报》1979）说，“表现”是判断一个人在政治上的可靠性的最主要标准，而不是阶级成分或亲属的政治历史。这在实质上是从出身决定转向成就决定。

[7] 所谐“四项坚持”是目前通行的政治标准。尽管比较模糊，这些原则基本上规范了人们表达政见的范围。从原则上说，公民可以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但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如今被称为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8] 除了在懂技术的人政治上绝不过硬，而政治上过硬的人又绝不懂技术这样的极端情况之外，加强对技术训练和能力的要求并不一定会导致降低对政治上的可靠性的重视。随着职工队伍普遍的技术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对掌握技术的大加鼓励，党政领导的确有可能选择在政治上最可靠但同时也有技术的人（参见Walder 1985）。

[9] 以上这些都是官方宣布的政策。至于每家工厂中具体的权力运作，要作笼统的结论是很容易出错的。每家工厂的情况都取决于本厂各个领导集团之间的权力平衡以及厂长和党委书记之间的个人关系，包括像他们各自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了多长时间，他们在上面的靠山，等等。

[10] 0例如，采访对象第五十七号说：“如今你必须工作好。你不能再仅仅依靠能说会道来获得提升了。……但这[不过]是纸面上的政策。在基层他们并不真那么做。他们说，提升根据的是个人能力，但在现实中他们选择的是那些同他们有关系的人。”

[11] 参见《工人日报》（1982a；1982b；1982c）上最近关于某位模范工人遭受打击的报导。

[12] 另外，正如Pravda （1981）所指出的，如果像在波兰发生的那样，政府由于经济危机而强迫经理们在一切方面都对工人采取强硬措施，从而没有给非正式协商留下任何余地，那么，真正的集团政治也有可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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