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法雷尔·多布斯《卡车司机的造反》（1972）
第四章 最初的突破
在1930年到1931年那个冬天，我们把卡尔·斯科格伦德和迈尔斯·邓恩派去574分会，看看能不能推动采煤业的工会组织运动，这是我们第一次尝试发动574分会的组织运动。在此之前，一直有人在传卡尔是“专门捣乱的过激分子”，所以工会代理不肯吸收他入会。迈尔斯不如卡尔出名，所以没碰到这种麻烦，但他在工会里说话做事都得非常小心，等到以后形势好转一点时，他才能大胆说话。同时，还得想办法克服这个最初的障碍。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有人想出了一种更加谨慎的方法，首先用在了德雷特尔—迪克森（DeLaittre-Dixon）煤场。雷、迈尔斯、格兰特和卡尔·斯科格伦德还有马丁·索德伯格（Martin Soderberg）都在这个煤场工作，他们发起了自愿组织委员会，两年后我也参加了这个委员会。为了避免失去工作，必须想出一套谨慎的方法。我们根本不能通过574分会发传单、开大会，只能小心翼翼地试探每一个工人的想法。
刚开始的时候，虽然进展很慢，但客观条件使我们能够稳步前进。从战术上讲，能够一点一滴地积累进展是最重要的，进展得有多快倒是其次。随着人员慢慢增加，他们就会给运动注入新的动力，一有恰当的时机，就可以引导工人转入行动。
德雷特尔—迪克森煤场与几个较小的煤场合并，组成了一家叫做燃料供应（Fuel Distributors）的大公司，这带来了第一次大转机。新公司的成立，把大批工人聚拢起来，这为扩大工会组织的运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这次企业重组中，我们赢得了一批新的支持者，其中有哈里·德波尔和凯利·波斯特尔（Kelly Postal），后来他们在574分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还有一个自愿来帮忙的工人，他叫C· B· 卡尔森（C.B.Carlson），在附近一个煤场工作。组织班子得到了加强，扩大工会组织的运动也就能够稳步发展了。
转机已经出现了，我们现在可以把拥护工会的力量聚在一起，开展集体讨论，并发展会员，但问题是具体该怎么做呢？我们不能通过正式的工会组织来做这些工作，否则老板就会听到风声，马上进行报复。这时候，雷·邓恩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利用自己的煤场过磅员职位，向老板建议，举办一场只让工人参加的啤酒盛宴。雷跟老板说，老板自己就经常搞这样的酒会，他还特地强调说，这是建设“企业文化”的好办法。他的话吹得老板晕头转向，老板不仅批准了酒会，连场子和啤酒的钱都出了。这件事办得很成功，把组织活动向前推动了一大步。
啤酒盛宴的消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内传开时，有些脱离实际的空想家，他们对阶级斗争基本上只有书本上的了解，而少有亲身体验，却跳出来大加批评。他们含沙射影地说，这样做可能会让老板直接控制工会，让工会变成黄色工会。这种批评简直太蠢了，他们为啥要这么说呢？就因为酒会的钱是老板出的，可是参加酒会的工人都觉得这件事可笑极了。
这段小插曲，反映的是通盘仔细考虑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牵扯到的因素又多又复杂，人们难以全面了解，所以很难得出明确无误的意见。如果形势进展缓慢，各种针锋相对的意见就没有机会接受事实的考验，就会导致漫长而又徒劳的争论。幸亏煤场行动很快就有了进展，没用太多时间，大家就明白了酒宴策略对这个特殊目的是有用的。
但这绝不是说，这种利用老板的疏忽大意来促进工会组织运动的策略是可以普遍运用的。谁要是这么理解，就是把这种策略当成了灵活快速地组织工人的方法。然而不应该把它拔得这么高。酒宴只是为了对付特殊问题而想出的特殊方法。
事情进展得很顺利，可是雷·邓恩突然被老板开除了。大家都在担心，老板是不是发现了工会组织运动的苗头，准备先下手为强。但他并不是因为这个被开除的。他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发言人，有时要公开发表政治演讲，他的一些发言上了报纸。老板就说，“你太不给我们面子了，只好请你走人。”
这件事引起了煤场中一些激进分子的关注，他们打算发动抗议罢工。工会党团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劝说工人不要这么做。因为当时已经到了春天，急需用煤的时节已经过了。要是发动罢工，只有一个煤场能搞起来，而起因就是一个过磅员被开除，可是过磅员一向被当作半个监工。工人考虑了这些因素后，觉得最好还是先放一放。邓恩找不到别的工作，一家人只能领救济，生活非常艰难。
尽管组织运动碰到了这个挫折，但它还是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到了1933年秋天，形势已经好转，组织运动有望取得实质性进展。这里面有几个客观因素。首先是这一行的行情越来越差，工人非常着急，很想找到维护自身权益的路子。我自己就是煤场工人，前面我讲过了自己的困难，我碰到的那些困难，几乎就是这一行的工人都得面对的典型困难。工人天天都得干上很长时间，却挣不到几个钱，日子快过不下去了，就连那些“铁饭碗”，比如铁路车场工人，或是给运输公司开卡车的司机，也都一样难过。一些工人的情况更加糟糕。
大部分运输公司都有这样一种政策：为了保持充足的运力，它们都雇了一批司机，这些司机都是个体户，有自己的车子。个体司机帮公司运煤，公司就按运了多少吨煤，给个体司机发佣金。司机的劳务费，还有卡车的使用费，都算在这笔少得可怜的佣金里面。卡车把煤运到目的地后，有时不能直接到仓库里卸车，就只能让挑夫挑着重重的煤筐，把煤挑到仓库里面，有时挑夫得挑着担子，爬上两三级台阶，可是，公司却连一分钱都不会发给挑夫。
没活干的时候，个体司机和挑夫就挣不到钱，所以这行的收入很低，一些工人不得不靠社会救济来补贴家用。没活干时，他们就坐在煤场里的一间闷热的棚子里，这个棚子被大家形象地叫做“狗窝”。棚子里经常有人打牌或唠嗑，是工会组织者开展工作的好地方。
如今有些自作聪明的人，瞎扯什么工人阶级“消极无为”，可他们根本不明白，有的时候，工人看似温驯听话，但这只是一时的情况。如果工人的日子勉强还过得下去，并且觉得日子还会变好的话，他们是不会变得激进的。但是，如果他们的日子越来越糟，并且觉得前途灰暗的话，那就大不一样了。他们的态度就会开始改变，当然不会一下子就改变太多。种种不满开始堆积起来，一点火星就能点燃，点着以后，星星之火也能烧成燎原大火。
明尼阿波利斯的火焰一定会蔓延开来，因为不想眼睁睁地看着日子一天天糟下去的人，不光只有煤场工人。整个卡车运输业的行情都很糟糕。一星期要少说也要干上五十四个钟，最多要干九十个钟，可工钱才给十块钱，顶天了也才十八块。
好比说吧，给批发市场运货的司机，一星期要干五十四个钟，一个月才挣五十五到六十五块，加班还没加班费拿。给杂货仓库干活的工人挣的就更少了，月薪一般要少十到十五块。果蔬批发市场的雇工，一星期才挣十块。老手能挣十八二十块的，就该偷着乐了。他们一星期要干六天，从凌晨三点干到晚上六点。谁敢发句牢骚，马上就会被炒掉，被公民联盟职业介绍所派来的新人顶掉。
给黄色出租车公司（Yellow Cab Company）开车的司机，一周要干八十四个钟，才挣六到八块。不少人只得靠社会救济过活。不管哪一行，工作条件都是老板说了算，工人只能忍气吞声，所以个个心里都憋着火。只要工会能够发动切实有效的斗争，还没有参加工会运动的工人，大都会迅速参加工会组织的行动。操纵公民联盟的大老板们坏事做绝，迟早要自食其果。
还有另一个客观因素也影响了明尼阿波利斯的形势，那就是工人阶级运动开始全面高涨。为了保卫自己的阶级利益，工人向主流工人运动求助，他们大批涌进劳联旗下的各种工会。1933年，罢工浪潮席卷了全国，原因主要是工资太低、工时太长，工人普遍觉得缺乏保障。罗斯福在这年春天颁布了“新政”，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工潮。刚刚通过的《全国产业复兴法》第七条A款宣称保障工人的“组织权”。政府的这种表态，推动了工会的组织运动，工人一时以为资产阶级政府真的会保护自己的权益，后来才发现自己上了当。
从根子上来说，《全国产业复兴法》的目的就是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为了刺激生产，提高利润率，罗斯福采用了“货币宽松”政策，导致了所谓的“美元贬值四成”。结果物价暴涨，工人本来就已经被经济萧条给折腾得够呛，现在又挨了当头一棒。于是，工会加紧向政府施压，要求对工资和工时立法。为了回避工人的要求，《全国产业复兴法》规定，老板可以自愿设立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以此来自行组织“公平竞争”。为了让资本家自由决定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暂缓执行反托拉斯法。按照《全国产业复兴法》的规定，各行各业的劳动规定由老板自行决定，工人根本没有发言权。
联邦政府成立了地区劳工局，这些机关的工作人员都是老板的代理人和“工人政治家”。它们的主要职责就是尽量阻止罢工。阻止不了的时候，就尽快“居中调停”，促使劳资双方达成协议。说白了，就是让劳工局不断地干预罢工，用一些空洞的承诺，什么会考虑你们的要求啦，什么会采取行动啦，来忽悠工人，骗工人上工。这个法子只对老板有好处，却让工人吃了不少苦头。
劳联的大干部把罗斯福捧成“工人的大救星”，他们跟全国产业复兴署签了不罢工协议。《全国产业复兴法》中有一条规定，承认公司工会是合法组织，劳联大干部连这一条也接受了。这样一来，在劳工局主持的工会代表选举中，被老板操纵的公司工会就能堂而皇之地参加选举，当上工人的谈判代表。
可是，明尼阿波利斯公民联盟的头头还是觉得，在集体谈判这个问题上，《全国产业复兴法》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实在太少了。它给全城的雇主下了命令，绝不允许工会代表工人谈判。公民联盟说，应该让工人跟老板单独“商量”劳动条款。老板们的这个死硬政策，让城里的劳联干部更加依赖地区劳工局。
在造反工人身上，出现了一个问题，在那些在工人激进化浪潮中冲在最前面的青年积极分子身上，这个问题特别明显。他们年轻气盛，以前的工人斗争的失败，没有给他们造成多少影响；他们怀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跟老板作斗争。但他们没有经验，不懂得怎样斗争。所以，龚帕斯教出来的人只要略施小计，就能让他们上当。因此，工人急需合格的领路人，这些领路人要能给工人提供正确的政策，还要能把政策给贯彻下去。要做到这一点，就离不开革命社会主义政党的帮助。
革命党是阶级的政治先锋，它帮助工人形成历史意识。它吸收和总结阶级斗争成败的经验教训，把它们提炼成革命的遗产，再传承下去。在具体的情况下，党的骨干可以把这种“阶级集体记忆”同工人斗争结合起来。只要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骨干能够通过工会运动与战斗性工人建立密切的联系，他们就能在卡车运输业起到这种作用。同志们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的表现，证明了形式上的领导与实际上的领导是大不一样的。
有个正式的职位，并不等于你就是领导了。领导可以摆出当官的架子，滥用权力，获得一时的官威，但他到头来还是得承担起这个职位的责任，不然的话，就会出现领导权的空缺。在这种时候，要是有人能够站出来承担责任，补上这个空缺，就算他没有正式职位，也能发挥实际上的领导权。这就产生了矛盾，最后的结果，由事件的具体发展来决定。最后，通过各自的具体表现，就能判断出谁才是更有能力的领导，这个领导也就能获得正式的权威。
最终赢得这种正式权威之后，这种两面作战也就结束了。核心目标始终是领导工人反抗老板。但是，正式的权威，却被不够格的工会干部把持着，所以，在同老板斗争时，还得跟这些工会干部斗争。只有把这些不够格的人斗垮，让合格的领袖获得正式权威，才能扫清障碍，集中力量跟阶级敌人作斗争。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都明白，在574分会里，只要有必要，他们就得跟整个执行委员会交手。但是，他们不能把这当作是唯一的办法。每一个优秀的战术家，都明白寻找机会瓦解对手的重要性。他们利用工会官僚机构的常见情况，找到了解决574分会问题的办法。
这些机构乍一看好像都是铁板一块，其实并不是这样。在它的最上层，都是最顽固最保守的人。在他们下面是一些小干部，他们比较接近基层会员，更容易受到工人的影响。虽然这些小干部要受到上层的压力，监控基层会员，但是，在工人鼓足劲儿反抗老板时，小干部就不太愿意听上面的话了。小干部在具体情况中会怎么表现，要看哪边的力量更强大。
迈尔斯·邓恩在1931年加入574分会后，就一直在里面活动，这就给在574分会内部运用这种策略创造了条件。他加入574分会后，跟分会主席威廉·S·布朗交情很好，布朗对进行广泛的组织活动产生了兴趣。比尔·布朗当时三十多岁，已经在运输业干了好多年，大多数时候，他开着拖有车厢的车。他在574分会当了十年的主席，1932年担任卡车司机联合委员会的组织者。
比尔天生就是个斗士，很有演说的天份，他也是我认识的最优秀的群众鼓动家之一。比尔是农工党的积极分子，所以他的政治意识比一般人要强一些，虽然他对阶级斗争的理解还不够革命。如果不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发动的组织运动的话，说不定他就会顺着劳联的官阶往上爬了。
不过，比尔那健全的阶级本能起了作用。他想和老板打一场硬仗，所以，有谁懂得如何组织战斗，又肯帮忙的，他都很欢迎。在574分会里，比尔赢得了副主席乔治·弗罗西格的支持。但是执委会的另外五个执委还不能摆脱经济工会主义的束缚。他们还受着工会代理克利夫·霍尔的影响，霍尔也是执委会委员，他反对组织运动。门只打开了一道缝；得借用煤场工人的力量，把门开得再大一些。
自愿者委员会提供了必要的推力，在1933年秋天，它开始冒头了。它打破了执委会多数派的阻挠。在574分会的干部中间，霍尔成了孤家寡人，他只得支持煤场里的组织运动。给雇主的要求书写好后，得到了全体会员的批准，然后霍尔又把它交给托宾，让托宾批准。1934年1月6日，托宾给他回了信，这封回信说明，自从1930年他与霍尔通信之后，他进一步加强了不罢工的路线。
托宾在回信中写道：“我相信你懂得国际工会的规矩，批准工资标准并不等同于批准罢工，就算你们跟老板没谈成合同，你们也无权罢工。你的职责就是推动谈判，如果谈判结束时还是谈不拢，或者老板终止了谈判，你的职责就是按照规章制度（托宾制定的——法·多），对有争议的问题或双方之间的分歧提请仲裁。如果老板拒绝仲裁，没有别的办法了，那你才可以考虑罢工。为了遵守国际工会的规章，获得罢工的许可，你必须在你们组织的定期会议或特别会议上，就整个过程做报告，详细解释每一个细节，等等。
“讨论完这些问题之后，你们要举行投票表决，看看会员要不要罢工。对这个问题，只能用‘要’或‘不要’来回答。要给会员分发编有号码的白纸，投票时不能进行任何威胁。在投票表决中，至少要有出席会议的三分之二的会员赞同罢工，罢工才能获得国际工会执行委员会的许可。投票一结束，如果你们区有联合委员会，你就得把这件事上报联合委员会，让他们批准。等到联合委员会批准之后，你们就可以请求国际工会批准，要提交事实证据，就是说你们和老板之间有什么分歧都要上报。你们必须等到国际执委会对这个问题进行表决后才能行动。要是你们不经国际执委会的批准就擅自罢工，就休想得到国际工会的资助。”
一看就知道，要让托宾正式批准罢工，简直就是做梦。托宾下令：要是老板不肯坐下来谈合同，就想办法让他们接受仲裁。只有在老板拒绝仲裁之后，才能对是否罢工举行投票表决，在表决中，他们还会特地压制群众的战斗性，夸大保守犹豫的情绪。托宾在另一封信里写道，“罢工是很严重的情况，在一个行业里，至少要有四分之三的工人参加了工会，而且愿意响应罢工的号召，才能尝试罢工。一定要记住：罢工一般不要超过两三天……”
就算分会会员不顾一切阻挠，投票支持罢工，还有拦路虎等着他们，因为他们还需要得到卡车司机联合委员会的批准和托宾本人的最终核准。不照这个流程走，国际工会就连一分钱的罢工补助都不会给罢工工人。后来发生的事情表明，在工会陷入困难时，托宾又在背后捅了工会一刀，因为他认为工会的行动是“违规的”。
要是照托宾这套流程走，整个组织运动就根本别想开展了，在布朗和弗罗西格的帮助下，自愿者委员会抛开了这套流程。574分会决定罢工。在布朗的影响下，罢工得到了卡车司机联合委员会的一些委员的支持；分会立即投入行动。尽管有理由认为，只要罢工指挥得当，就能打得老板措手不及，但是为了粉碎老板的顽抗，分会还是按照有效的策略，制定了各种计划。在战术上，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最后却没有碰上这种情况，总比幻想一切都会一帆风顺，结果却碰上了意想不到的困难要好。
罢工工人成立了一个广泛的罢工委员会，负责指挥纠察队。在罢工之前，就已经印好了发给纠察队的指示，还制作好了标有全部煤场位置的地图。
罢工狠狠打击了整个行业。罢工搞得既勇敢又高效，它从一开始就组织起了富有战斗性的、群众广泛参与的纠察工作。纠察队员主要是青年工人，他们大都是头一次参加工人斗争，不过，他们的领导都是富有经验的人，领导谨慎制定了计划，采取了大胆的行动，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创举，弥补了青年工人经验不足的缺陷。巡逻纠察队的开创和使用，就是群众的创造性的突出体现。
一切准备就绪后，霍尔向托宾汇报了情况。1934年2月5日，托宾的助理约翰·M·吉莱斯皮（John M.Gillespie）给他发了电报。吉莱斯皮在电报中说：“罢工的目的是什么，有多少工人会受到影响，你们都要一五一十地写下来，在吉尔里兄弟（Brother Geary）（托宾在该地区的总组织者——法·多）回到你们区之前，你们最好不要采取进一步的罢工行动。你们的电报实际上什么都没有说，只说了你们想得到批准。你们可以向华盛顿的劳工局上诉，让他们安排煤场老板跟你们谈判。”
就在罢工爆发的那天，也就是2月7日，吉莱斯皮又给霍尔写了封信。他代表托宾，给霍尔下令：“这些人加入你们工会还不满半年，所以不能批准你们罢工，也不能给你们发罢工补贴，因为按照我们的规定，会龄不足半年的，不能领罢工补贴。”等这封信寄到明尼阿波利斯的时候，罢工都快结束了。
旋风般的行动确实打了老板一个措手不及。罢工发生的时候，吹来了刺骨的寒潮，瑟瑟发抖的公众急需燃料供应，他们的压力让老板更加手足无措。煤场被工人牢牢控制着，老板只好做出让步，让工人获得了有限的物质利益。但最重要的成果，是让他们捏着鼻子承认了工会。尽管他们是通过劳工局来间接承认工会的，但这就等于他们不能严守公民联盟的开放工厂规定了。
这么多年来，明尼阿波利斯终于有一场罢工获得了胜利，这个胜利鼓舞了全城的工会会员，使他们的自信心大涨，还没参加工会的成千上万工人，怀着新的希望，开始把目光转向工会运动。大战的舞台已经准备好了，双方准备迎接马上就要到来的决战。
（翻译：赤心 修订：龚义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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