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志愿军——在西班牙与法西斯作战的经历
奉令撤退
在生活的中间，我们受到死亡的威胁，在最悲惨的时候，却又发生了意外的转机。
过了三个星期以后，战线安定了下来，大队调离战线，被送回后方休息。我们要回到伊班涅兹村去。那正是大伙儿所希望的，一切安排好了，先派一个骑机器脚踏车的人去告诉伊班涅兹村的村民：他们的朋友们，美国人，正在回来的路上了。
替班的大队到迟了。我们没有能够在上一夜离开，因而刚走出战壕太阳就照在大队人的身上了。这是一件教人担心的事情。我们正在开拔，要是现在被敌人发觉，那真要倒霉透顶了。
前往卡车守候的地方还走了不到一个钟头的路，飞机出现了，高高地、懒洋洋地飞着。战士们忧虑地望着飞机，他们的肌肉都在打颤。以前飞机从来也没有使人这样地感到威胁。大伙儿经过三个星期的继续不断的战斗以后，已经筋疲力尽，现在又急忙躲进凹地，沟渠，洞穴去。
高射炮开始发射。高射炮离飞机太远，没有什么用处，可是照样把炮弹发射出去。我紧靠在地面上，从我的眼角里看见一团团白烟在天空开了花。炮弹离飞机太远了，可是人们听了炮声总会觉得安心的。
现在飞机又飞得低了，沿着杳无人迹的弯曲的大路飞着。第一批炸弹丢下来，大约落在前面一百五十码远的地方。我开始计算着——一——二——三——四——五——又一阵震撼大地的吼声，落在我后面二百码远的地方。
一会儿，大路上又是人头簇簇。全队更迅速地向前移动着。空袭已经把他们松懈的力量重新鼓舞起来。
在前面的树底下，我们看见从伪装了的厨房里冒出了烟，看见高射炮手们走来走去。炖驴子肉的香味从静寂的空气里飘散了开去。照料军队回到后方的纳桑少校从田野上慢慢儿走过来。“史迪夫，老朋友！欢迎你回来啦。来，美国佬同志，喝一点酒吧。这是我替你留下来的。一种英国酒。”
他庄严地举起一只锡酒杯，竖起一条眉毛来对着我。“祝福我们的纵队新政治委员。干一杯，老兄！”
“你说——我吗？”
“是的。你不久就会得到正式通知了，我可以向你保证——一点也不假！”
马达声音嗡嗡地响起来。我们伸直了脖子偷望着天空。“飞机就在那里——从山上飞过来了。啊，糟糕——最好找一个地方躲避一下，嗯？墙那边有一个壕沟。”
我们像鹿一样跑去。高射炮开炮了，所有的五尊高射炮同时发射，可是飞机飞得很低。炸弹的轰隆的响声从灌木那边传来，一会儿飞机就飞到头顶上。纳桑喊道：“卧倒！”于是我钻进土里去。我的手枪套就在我的身子下面。要是我能把手枪套拉出来，我的屁股真的会低得多哩。我正用力拉我的手枪套时，忽然轰隆一下猛烈的响声把我震得耳聋眼花。炸弹好像就是在我的身旁炸开了似的。但我却安然无事。
纳桑在叫喊。“我被炸中啦！史迪夫！”我跑到纳桑跟前，把他的衬衫撕开。他的胸口上有三寸深的伤口，只有些微的血渗出来；最初我认为这只是擦伤，但是纳桑的脸却痛苦地皱在一起，伤一定是很重的。我疯狂地喊叫急救，马上就有两个人跑来，这时纳桑已经不能说话了。他抓着他的军官皮带，把它拉下来递给了我，做出一种姿势来，意思是说：“把它拿去吧——我的命没有啦！”
这时又飞来了一批敌机。急救人员动手捆扎纳桑的伤口。在几百码远的树下停了一辆救护车。我朝那辆汽车飞也似地跑去，正在跑的时候，我很开心地看见两架法西斯轰炸机在天空打着螺旋旋转，尾巴后面冒出烟来。高射炮已经打中了它们。别的飞机都四散奔逃了。另一架飞机在半空中爆炸——机身炸得粉碎地散开，剩下的部分突然向天空一冲，然后笔直地掉下来，变成不成样子的一堆。救护车周围的西班牙人都站起来，吆喝着，欢呼着。他们一点也不注意我。我把担架弄到手以后便走回来了。
我们把纳桑放到担架上抬着跑回到救护车那边去。其它的人也加入了，其中有加兰德中尉在内。我们把担架推进车子里面，四下里去找司机。一个袖子上佩带红十字臂章的西班牙少校朝我们这边跑来，叫喊着提出抗议。
“停下！你们不能把我的救护车开走！停下，我说的！”
“开走，加兰德，”我说。我又转过去对那位少校说：“一个人受伤了，一个纵队的军官。”那个少校激动得不愿听我讲下去，他是一个很威风的人，一嘴的灰白胡子。加兰德已经发动了汽车马达，那个少校便往汽车踏板上跳去，猛然停住，怀疑地瞪着我的自动手枪的枪口。
马达轰轰地响起来，加兰德把救护车从这里开走了。其它的美国人也一声不响地溜走。那个少校和我互相瞪着眼。他的手、头、跟那神气十足的范·戴克式的小胡子，又是惊讶又是愤怒地颤抖个不止。他突然转过身去，吆喝着一群急匆匆地朝我们这边赶来的西班牙兵士。
我开始感觉到我已经惹出事来了。我想最好是以后来解决这件事情，要过好一阵子才成，现在最好是撤退。于是我从田野间飞跑过去，从一道石墙上轻轻跳过，落到膝深的水沟里面。我溅着水爬出水沟，跑到一丛灌木下面，又拔步跑起来。我觉得自己像是被警察追赶的一个小孩子，荒唐、可笑、而又感到耻辱。
我又回到大队里面了，心里真感觉到无限愉快。
我找到一个帐篷，便走进去坐下，一面搔着我的头。
好家伙！真糟糕得够瞧。对一个西班牙少校拔出枪来啦！
我打电话给纵队司令部，报告了纳桑少校伤重的消息。我并且报告了我曾经偷了一辆救护车把他送到医院里去。
纵队说：“那没有关系——救护车不久就要回来啦。”
“是的，可是他们会来追赶我。听我说，这家伙还是一个少校哩——”
“哦，那好啦。我们来照管这件事得啦！”
所以我就把一个卫兵放在司令部外边，吩咐不准让任何陌生人进来，我悄悄地躲着，等待加兰德把救护车开回。医院里送信来了，说医院方面正在替纳桑动手术。
加兰德跨在一辆卡车的尾板上回来了。
“救护车弄到哪里去了？”我很镇定地问他。
“我把它丢在医院里啦。他妈的我不愿再找麻烦了，”加兰德表现出义正词严的愤慨的样子。
“听着，”我说，“你骑上那辆机器脚踏车，把车子从这里开去。把救护车开回来！把它开回来！”
加兰德不高兴地驾着机器脚踏车走了。他极力把救护车开到靠近他最初把它开走的那个树丛，把汽车喇叭按得挺响，便从车上跳下。他穿过田野，跳过了石墙和水沟，甚至比我原先跑得还要快些。
不久以后，矮子少校率领一个西班牙巡逻队在美国营帐旁边出现了。这里的每个人都变成了哑巴。“一个家伙，穿着一件小山羊皮的夹克和一条咖啡色裤子，佩戴一枝手枪，看见了吗？”“啊，没有。从来没有看见过像那样的一个人。”
少校和他的巡逻队又走开了。
天快黑的时侯，我打电话到医院去。医院的人对我说：“纳桑少校吗？我很难过；他死啦，大约才只十分钟以前。”
这句话是朝我心窝打一拳。纳桑这个人，善良、聪明、能干、愉快而又活泼。他在猛烈的炮火下高高兴兴地信步走来走去，挥舞着他的可笑的小手杖，嘴里的烟斗翘起，形成了一个三角形，从容地抽着烟——纳桑在跟前的时候，即使最没有经验的新兵也是不用害怕的。纳桑是这样的镇定、有把握，因此他使得每一个人也都同样地感到镇定而有把握。为了要做出那一种榜样，他知道他的态度在没有经过训练的和受过一半训练的士兵的身上发生的效果，因此他曾经冒过极大的危险，好几百次以凛然不可侵犯的态度把自己置身在危险里面。现在死亡已经找到了他，在一个炸弹碎片造成的不幸的横祸中——一个单纯的、不能预知的、倒霉的意外事件。
我伤心得很。在这个悲剧的面前，我不得不去结束我所惹起的一场喜剧，跟那位西班牙少校把事情了结清楚。我把一条幸运牌香烟夹在我的夹克里面，这只是预防万一，于是喊了两个伙伴和大队的译员来，动身到西班牙营帐那边去了。
“少校同志，”我说，“我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情很抱歉。我要——”
“你到别处解释去吧，”少校冷冷地说。“非调查你的行为不可。”他激动起来。“这种行动在人民军里是不能容忍的，先生！”
“没有关系，”我说。“我那样做的理由，因为受伤的是纳桑少校，我们纵队的军官。”
“纳桑！”少校猛地吓了一跳。“那个高个儿，拿着手杖，衔着烟斗的吗？啊，糟糕！他怎样啦？”
“他死啦。他在开刀不久以后就死去啦。”
“啊，糟糕！”少校又叫起来。“啊，惨哪！纳桑少校！要是我事先知道——为什么你早不告诉我，同志？那位纳桑，他——”
我们谈了一会儿关于纳桑的事情。要在那一件事情刚过去就马上把香烟送给他，这似乎是一件不大礼貌的事情。我在第二天才派通讯员把香烟送去。
大伙儿在一块大石头下面替纳桑挖了一座坟墓，一个曾经当过刻石匠的小伙子弄到了一个凿子，他花去一整天和一部分夜晚，替英国的乔治·纳桑少校刻了碑文。
大队列队前往参加葬礼。那位西班牙少校站在我的旁边，眼泪从他的脸上滚到尖胡子里面去。
在纳桑少校中弹那一天的傍晚，我跟那位西班牙少校和好以后回来，到纵队司令部去。当我走近营帐的时候，一个通讯员驾着机器脚踏车从田野那边飞驰而来，车轮的后面扬起白茫茫的灰尘。
“纳桑少校在哪儿？”
他们把情形告诉了他，然后说：“另外一位中校在指挥这一个纵队。”
“那末，这就给他吧。”
中校读了这个急件，他的脸变得苍白起来。通讯员催促说：“请你签字吧，官长。”
他咕哝着签了字，甚至在他还没有转向站在他旁边的那些军官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晓得什么事情临到头上了。他沉重地说：“我们奉令撤退了。到奎让纳。马上。”
他们早已晓得这回事情，不过一听说，就都惊讶得喘起气来，有人低声地咒骂着。到奎让纳是十四公里，他们已经走了六个多钟头，打了三个星期的仗——啊，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样一件事情原是不应该发生的，甚至在西班牙也不应该。
马上召集了一个军官会议，包括一切指挥员和政治委员的一个会议，人们都挤进营帐来了。黄澄澄的暗淡的烛光在他们愁苦的脸上投下浓厚的影子。中校很不自然地说：“现在我接到支队司令部的命令，要我们立刻开回到奎让纳去，那儿正在进行决战。西班牙几个支队差不多被包围了——现在正处在最危险的局势中。我们是可以及时转移战局的最近的一支部队。”
他在等待着，眼晴从这个人的脸上望到那个人的脸上，一个接着一个地望着；他们也都在等待着，没有人愿意首先说话。甲大队的队长打破了沉默：“我决不能把这个命令发给战士们。他们一定是不愿回去的。至少现在不愿意。”他伸出他的手猛烈地做了一个短短的手势。“天啊，石头里挤不出血来呀！”
中校听着，他的脸上露出神秘莫测的神气。他把他的头突然朝着另外一个人——乙大队的政治委员扭过去。“那末你呢？”
他是一个代理政治委员，干这个工作还是初次。他慢慢地回答着。“他不晓得，”译员说。“他不能确信有没有力量叫大伙儿接受。”
丙大队的政治委员面容严粛地说：“我们已经到了筋疲力竭的地步。我们不再是一个战斗单位啦。”
丁大队的政治委员同意他的意见。他说，他的战士们不愿接受命令。
然后轮到我了。在别人说话的时候，我已经有了机会用脑子想过一下。我说：“要是把这个命令对战士们解释一番，我想，尽管他们已经筋疲力竭，他们还是愿意回去的。”
甲大队的队长瞪了眼望着我，他的眼睛里充满愤慨。“史迪夫，你在讲什么？你知道得顶清楚，你的战士们是和别人一样的不愿意回去的！”
“对！那末你打算怎么办呢？我们的任务是在必要时去做非常的事情。这是非常的时期呀！”
中校使劲拍着桌子。“那末该怎么办呢？”
“让我们先从美国人开头，”我说，“把命令解释给他们听。”
大伙儿集合起来，星光下朦朦胧胧地密层层的一堆人，都挤在一块平板石头的周围，平板石头上站着中校跟其他的人。中校宣读命令。没有一个人说—句话，但是你可以感觉到从群众中涌起了乱糟糟的愤怒的浪潮。中校读完以后，望着大伙儿们。“我要让你们的政洽委员向你们进一步说明这件事情，”他说。
我爬到那块石头上去。我看不见他们的脸，这使我很扫兴；要是能够看见他们的脸，事情总会容易办些。从群众的后面唧唧咕咕地发出一阵怨言来，有人喊道：“哎呀，史迪夫，你别跟我们谈到回去的事情吧！”
“喂，伙伴们，你们已经听到命令了，”我说。“我剩下的气力也不此你们多啊！要是我们单根据我们的体力来判断这—个命令，我们都会同意这一个命令是不可能执行的。可是同志们，这里还有其它因素我们必须考虑进去。首先，你们愿意在这个营帐里看见明早的太阳出来，晓得有三千个西班牙同志被法西斯军队包围，我们离开他们只有十四公里，而不前往援助他们吗？”
我把我的话停顿了一下，不是等待回答，而是要让我的话深入他们心里。“第二，我们目前是走在一个山峡的半路上。在这儿无险可守。要是我们不往西进军十四公里，守住高地，通往山峡的路依旧是洞开着的，这样法西斯军队就会突破我们的战线，而我们便不得不退后十五公里左右——那是我们可以立脚的一个仅有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得选择一下：或者今夜行军十四公里去援助我们的西班牙同志，或者明天奔跑十五公里，能不能够在那儿把敌人挡住，我们还不知道。”
于是我在一种深沉的寂静中等待着，一个声音从黑暗里发出了。“你说得对。”我辨出这一个声音：一个从纽约来的艺术家保尔·布洛克的声音。
别人没有—个说话，可是没有奚落的声音了。于是作了决定。
我们又到别的大队里去兜了一个圈子，也碰到同样的情形。甚至体力最坏的大队，也整队准备开拔了。
军队开拔了。在我们走到离大路不到五百码的光景，另外一辆机器脚踏车飞驰而来，带来了新的命令：“西班牙同志们自己已经解围，并且转移了战局。第十五纵队仍然留在原来的阵地不动。”
但是我们已经执行了开回防线的命令。我们已经准备前去了。这是主要的事情。每个人不仅感到很愉快，而且感到骄傲。
第二天，开来了几辆卡车，把大队带到伊班涅兹去。我没有跟他们一道走。我奉命前往塔拉森纳，到训练营去报告关于布隆尼提的攻势和从这一次攻势中得到的教训，我把包着莱伊·斯蒂尔的表和别的小东西的手帕交给鲁比·里昂特。
“鲁比，你得把这些东西带给英妮斯，并且告诉她关于莱伊的事情。”
鲁比吓得朝我瞪着眼。“啊，天啊，史迪夫……好，行。我就这样做去。可是这真是一件苦差事啦。”
我相信的确会是这样的。
塔拉森纳训练学校看去像是旧日西部电影院一样。建筑物完全是圆木头做成的，是带树皮的松树木头做成的，铺成了粮食仓的样子。裂缝用泥土来填塞。长长的圆木头的兵营和教室分布在松树的中间，躲避飞机的空中侦察。
我作了关于布隆尼提攻势的报告。我所强调的几点如下：
缺乏交通工具。战士们是徒步加入战斗的；战斗开始的时候他们已筋疲力竭了。
缺乏后备部队。担任先锋的突击部队在占领新阵地以后，不得不巩固那些阵地，并抵御敌人的反攻，而不能撤退下来重新配备，准备作进一步的进攻；结果很快地失去了动力，使进攻弛缓下去，让法西斯军队集结起来，增加抵抗。
坦克跟步兵缺乏适当的合作。坦克跑得太快了，步兵跟不上。这样，法西斯军队就能够在我们的坦克过去以后用机关枪来扫射我们的步兵。
指挥部跟前线缺乏适当的接触，无论是什么原因。由于误解或是把命令搞错的缘故，第十五纵队进攻了加拿大新镇而没有绕过它；结果在进攻的有决定性的开端浪费了一天。
在一些更重大的缺乏中，例如缺乏飞机、坦克、大炮，缺乏一切供应品等，没有什么可说的。那些事情责任在政府方面，而不在这些战士方面。问题是在巴黎、伦敦和华盛顿决定的，不是在马德里决定的，更不是在塔拉森纳决定的。政府军的问题是怎样尽可能使用可以利用的物资。
西班牙共产党的乌利布在马德里演说时总结局势。他说：这次攻势已经成动地吸引敌人的大批武力离开了北方，包括三百架飞机在内。我们的成功也就达到了那样的一个程度。
这一次攻势的第二个目的是切断在马德里的凸出部分，这一个目的并没有成功。
在进攻开始以前不久，要是运载大量大炮和二百架飞机的苏联运输舰没有被击沉在地中海的话，无疑地，这次攻势会要成功很多。在计划进攻的时候，他们是指望这些物资的，因而这种损失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他们并且指望卡车装运军队，这些卡车也没有来到。原因是：陆军部长普列托的办公室内的阻挠。这一件事实，加上巴塞罗那的“某些政治分子”的抗拒，把这次攻势大大地削弱了。
然而这次进攻是不能单用军事上的术语来予以评价的。它已经有了一个重要得多的远大的政治效杲。
他把布隆尼提和雅拉玛战役作一比较。他说：雅拉玛战役是临时造成的，是用一切可用的兵力和方法来仓卒应战的。像最初阶段的许多战役一样，那一次战役主要是守势。
布隆尼提战役是攻势。这一次战役是计划好的，组织好的。这是由一军作战的一个战役，不是由个别的部队在分散的指挥之下作战的，而是在统一的指挥之下作战的。
就成功的程度而论，这已经向西班牙人民证明了他们的力量正在不断增强，已经强大得足够在战争中击败法西斯军队。
因此，布隆尼提战役是前进的一步，接近目标的一步。
然而布隆尼提战役是主要由共产党部队构成的一军人作战的。
尼格林总理曾经批准这一次战役，并给与全力的支持。
可是战争并非单是可以由共产党打胜的，也并非单是可以由其它任何一个政党或国体打胜的，对于这件事情没有人比共产党知道得更清楚。这是西班牙人民的战争，全体人民的战争，只有真正的人民的军队，在统一的指挥之下的共和国的军队，才会获得胜利。
建立这样的军队并不容易。最初，政府军包括了分散的志愿军大队，他们在他们自己独立的领导之下在他们家乡城镇的周围作战。把这些小集团集合成为一支军队，由支队和军团而不再由中队和大队组成；灌输纪律和组织的意识；克服偏见、政治上的宗派主义、地方的猜忌和惰性，简单的一句话，组织西班牙共和国的全国的军队——任务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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