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清洗契卡

第十九章　清洗契卡

　　就在苏联报纸公布第二次莫斯科审判的被告们被执行判决的当天，内务部秘密政工局一名参加过侦讯工作的干部自杀了。他曾留下遗书～封，但其内容人们不得而知。于是，内务部工作人员中出现了传闻，说自杀者是由于{受到了良心的折磨”。

　　过了不到两个月，高尔基市内务分局局长波格列宾斯基又开枪自尽。在第一次莫斯科审判的准备过程中，他曾亲自率人逮捕了该市马列主义学校的几名教师，并强迫他们承认自己曾企图在“五·一”游行时暗杀斯大林。

　　其实，波格列宾斯基并不是个残酷无情的刑讯逼供者。他天性善良，性情温和，虽然也被迫执行过一些所谓的“党的任务”。正是他提出了用劳动改造犯人的思想：专门为刑事犯建立劳动公社，让他们在其中得到改造和帮助，重新开始诚实的生活；为无家可归的儿童建立劳动学校。他的这种思想在电影《走向生活》里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并在国内外得到了广泛的宣传和高度评价。波格列宾斯基同高尔基交往甚密，虽然还谈不上友谊深厚。后者也曾经被苏联这种“改造人”的思想所吸引。

　　波格列宾斯基自杀前，曾留下一封写给浙大林的信。由于这封信曾经过好几个内务部重要干部之手才交到克里姆林宫，所以人们对其内容略有所知。在信中，波格列宾斯基写到：

　　“我用一只手将刑事犯改造成诚实的新人，却不得不服从党的纪律，用另一只手去给我国最诚实的革命家扣上刑事犯的帽子……”

　　这类自杀绝非波格列宾斯基等一两个人。从三十年代初起，内务部工作人员的自杀事件就日渐频繁。特别是在秘密政工局那些曾经“成功地”镇压过反对派的干部中间，自杀事件更是屡见不鲜。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乌克兰内务分局秘密政工处处长科泽利斯基的自杀。他是在莫斯科审判以前结果自己的。科泽利斯基出生在波兰一个天主教家庭中。他有个四岁的儿子，被他视为至宝。有一次，儿子得了重病。为了救他，科泽利斯基请来了苏联最好的医生。虽然经过三次头骨环谁手术，孩子仍然未能得救。儿子的死拖垮了父亲——科泽利斯基开枪自杀了。他在遗书中写道：作为父亲，他曾逮捕并流放了许多无辜的人，为他这些罪孽，上帝惩罚了他的儿子。

　　从党性上看，这份遗书是一个异端分子的可耻的表白，尽管如此，科泽利斯基死后却没被定为“钻进党内的异端分子”。当局找到了一种更为合适的结论：宣布他由于精神分裂而变成了“神秘主义者”。乌克兰内务分局还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他的家人也拿到了养老金。

　　其实，在准备莫斯科审判的全过程中，如果内务部领导们能认真分析一下斯大林下达的各项指令（不仅仅是从纯业务的，侦讯的角度上去分析，而且还要带有这样一个目的——分析斯大林的各种想法和秘密计划的性质），他们就一定会惊奇地发现：斯大林最终还要消灭他们这批人，因为他们直接参与过消灭列宁的老近卫军的阴谋活动，是斯大林各种罪行的不受欢迎的见证人。而且，斯大林还要消灭那些曾经为这场审判闹剧出过力的小人物，因为他们一旦成为证人，就完全能够把斯大林消灭内务部首脑机关的计划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过去，当米隆诺夫将赖因霍尔德诽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供过交给斯大林审查时，斯大林就曾命令他在供过上作过如下补充；“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认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很可能已经掌握了他们组织策划反国家阴谋的情况。因此，他们认为在夺取政权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消灭一切可能留下的罪证。为此，他们将任命巴卡耶夫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主席，并建议授权他从肉体上消灭一切曾直接实施暗杀斯大林和基洛夫的人员，同时消灭那些了解犯罪预谋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工作人员。

　　内务部领导和侦讯人员都非常清楚，李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根本就没杀过什么人，也没打算杀什么人。因此，看了斯大林要求在赖因霍尔德的供诉中增加的这段话，他们应该得出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对他们来讲更是生命攸关的结论；按照斯大林的逻辑，一切为夺取政权而不惜用暗杀来消灭政敌的政客，都必须不择手段地消灭自己犯罪的全部痕迹，包括毫不留情地干掉其暗杀指令的执行人。米隆诺夫在赖因霍尔德的供诉上补写斯大林的这段话时，　怎么就没悟出斯大林在这话里暴露（当然，这对他来讲是极其罕见的）了自己恪守不渝的秘密原则呢？

　　内务部头头们都明白，导演审判闹剧的不是别人，正是斯大林本人！因此。他们完先应该悟出，斯大林在消灭自己的政敌之后，必将杀人灭口——干掉一切参与策划及了解莫斯科审判闹剧的知情人，哪怕后者是内务部的领导和一般工作人员。

　　可怜啊，这些契卡！他们就象一群忠实的猎犬，只知卖力地追踪猎物，却不戒备自己身后的猎手。他们想不到斯大林会如此狠毒和奸诈，也就不可能利用自己机关的强大力量来挽救自己的生命。

　　清洗内务部，从肉体上消灭一切了解莫斯科审判内幕的干部，这无异于一次大战役，其“作战计划”是斯大林同叶若夫一同精心制作的。早在一九三六年十月，糊里糊涂的亚果达就被斯大林的宠臣叶若失取代了。这位新上任的内务人民委员一到内务部，就把自己从中央带来的三百多人分散到部属各分局和各地方分局去担任副局长。对这种“掺砂子”的作法，政治局作了冠冕堂皇的解释：“为了把内务部的工作提到更高的水平”。可实际上，这是为了取代那些注定要被清洗掉的内务部人员。

　　叶若夫刚上任的头几个月，从表面上看，同亚果达手下那些领导干部在工作上配合得还蛮不错。不管怎么说，这帮人对叶若夫来讲还是不可缺少的，要知道，第二次莫斯科审判正在准备之中、掺进来的“砂子”还需要学习和掌握侦讯业务。

　　大规模清洗契卡的行动，是在第二次审判之后才开始的。在行动中，为了斩草除根，不仅消灭了那些确实了解斯大林罪行的契卡干部，而且还干掉许多可能了解这些罪行的工作人员。首先被逮捕的，是内务部的上层人物。

　　一九三七年三月的一天晚上，叶若夫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人，主要是亚果达时期的几个副人民委员和内务部几个主要分局的局长。这些人被告知，中央委托他们分别前往各州市，考查州市党委会领导干部的政治表现。叶若夫向他们详细介绍了这一任务的要求，当场分发了中央委员会的委任书，然后命令他们即日奔赴指定州市。没被分派这一任务的分局领导，只有四人：外事局局长斯卢茨基，边防军司令、斯大林私人卫队队长保克尔、莫斯科州内务分局局长斯坦尼斯拉夫·列坚斯（后者系斯大林的连襟）。

　　第二天上午，所有得到委任的局长都离开了莫斯科。然而，他们谁也没能到达指定的州市：火车刚开到莫斯科郊外第一个车站，他们就在自己的包厢里被秘密逮捕，押进汽车，送往郊外的一所监狱。两天以后，叶若夫又故技重演，召集各主要分局的副局长，命令他们立即出发去执行同样的任务。

　　各分局领导人失踪的消息，直到几个星期之后才“反馈”到剩下的内务部工作人员耳里。而叶若夫这时已及时地调换了内务部的卫队，撤换了分布在莫斯科市内和市郊各地的内务部队的指挥官。在新任命的指挥官中，绝大部分是从外高加索内务分局抽调来的格鲁吉亚人。

　　为了防止内务部原来的工作人员逃窜国外，叶若夫命令外事局停止发放出国证件，并把这一权限收归自己的秘书处。与此同时，他还罢免了内务部航空队原来的指挥官，以此杜绝契卡人员在绝望中乘飞机逃出国的可能。

　　由于害怕内务部人员在绝望中挺而走险，叶若夫在内务部大楼侧面构筑了工事，还为自己搞了支庞大的卫队。每个想进入他的办公室的人，都得先乘电梯上五楼，然后沿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到另一个楼梯口，顺着梯子下到一楼，再穿过一条走廊，才能乘辅助电梯升到三楼，进入叶若夫的接待室。在这个迷宫中，来访者将三番四次地被卫兵挡住检查证件。任何人都得受检，无论内部人员还是来找叶若夫办事的外单位官员。

　　在完成了这些防备工作之后，叶若夫便开始肆无忌惮地放手清洗契卡了。凡是参加过莫斯科审判的预审工作的侦讯人员，以及其它知道或可能知道斯大林这一阴谋的工作人员，几乎无一漏网地被投进了监狱。逮捕行动是分别进行的，白天在这些人的工作岗位上，夜里则是在他们的家中。逮捕切尔托克（他因严刑拷打加米涅夫而出了名）是在凌晨。当行动小组冲进他的卧室时，他高呼了一声：“你们别想抓住我！”同时跨上窗台，从十二层楼上跳了下去。当场就摔死了。

　　外事局干部费利克斯·古尔斯基，几周前才因“忘我地工作”荣获过一枚红星勋章，也从九楼上的办公室跳窗身亡。走这条路的，还有两位秘密政工局的工作人员。

　　内务部外事局一些前来西班牙和法国出差的人，还给我讲过许多骇人听闻的暴行。例如，全副武装的行动队员夜里突然包围某幢内务部宿舍大楼，象头发一样挨家抓人。而门铃一响，屋里往往就会传出枪声——又一名契卡将子弹射进了自己的脑袋。内务部里的许多残忍的迫害狂，不久前还令斯大林的政敌心惊胆战，现在自己却被野蛮的恐怖浪潮所吞没，成了斯大林的牺牲品。

　　内务部的建筑群位于莫斯科市中心，所以，当里面的人员从高楼上跳窗自杀时，常有行人看见。于是，内务部里有人自杀的传闻不胜而走，闹得莫斯科人心惶惶，可是普通百姓谁也弄不清那里面究竟出了什么事。

　　内务部的干部们被捕之后，有关他们的案件没有经过任何侦查，甚至连“过场”都没走一下。他们便被一批一批地宣布为犯派分子或间谍，不经任何审判就被枪决了。出生在波兰的契卡被定为波兰间谍，拉脱维亚人被宣布为拉脱维亚奸细，而俄罗斯人则成了德国、英国或法国的特务。

　　这类指控究竟是些什么玩艺儿，从卡济米尔·巴兰斯基一案中便可略见一斑。巴兰斯基曾是内务部外事局的功勋侦察员，现在却被叶若夫扣上了“间谍”的帽子。巴兰斯基原是波兰人，在苏联国内战争中，他作为一个热血沸腾的共产党员，在西部战线同波兰军队进行过殊死的搏斗。在一次战斗中，他从枪林弹雨中把受伤的团长背了下来，自己也负了伤。为此，他荣获了一枚勋章。内战结束后，巴兰斯基调到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外事分局工作。一九二二年，他用卡济米尔·科别茨基的化名，出任苏联驻波兰大使馆二秘，而他的真正任务，则是在波兰组织情报网。

　　一九二三年，苏联政府打算派军队打道波兰去援助德国的工人运动。巴兰斯基奉命炸毁华沙城中的军火库和装备库。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二日，他成功地完成了这项极其危险的任务。

　　波兰人不知从什么渠道了解到，华沙城中的爆炸是他们的同胞，苏联大使馆二秘卡济米尔·科别茨基干的。他们没有要求苏联政府将他召回，而是决定等他再出来活动时将他当场捕获，然后再算总帐。他们几乎等了一年才等到了这样的机会。在这之前，波兰反间谍机关派出一名在波兰外交部工作的间谍，成功地打进了巴兰斯基的情报网。为了引巴兰斯基上钩，这名间谍将自己部里的一些真实情报送给了苏联人，渐渐赢得了巴兰斯基的信任。巴兰斯基开始亲自与他接头。一九二五年的一个夏夜，这名间谍请求同巴兰斯基见面，要后者及时交还部份秘件，其中包括波兰驻日本大使帕捷克的报告。

　　巴兰斯基带上那名间谍过去提供给他的秘密文件，按时来到约定地点。他马上发现，周围有些形迹可疑的人在监视他。巴兰斯基正想溜走时，暗探们已经围了上来。他奋力冲出包围圈，为了扔掉衣袋里那些足以使他身败名裂的文件，他从旁边一条小街奔进了圣卡捷琳娜教堂。他把文件塞进祈祷席下的一条裂缝里，从另外一道门跑出教堂，来到耶路撒冷林荫道上。在这里，一度失去目标的暗探又发现了他。他们将他抓住，按遍全身，却没找到要找的文件。气得发狂的暗探们朝他一阵拳打脚踢，重重打伤了他的头部。

　　巴兰斯基担心自己会被打死在大街上，为了让人给苏联大使馆送个信，便用波兰语向行人呼救：“先生们，看呀，波兰警察在毒打苏联外交官！”他没喊几声就失去了知觉。

　　等他醒来时，已进了警察总局。巴兰斯基拒绝回答波兰反间谍机关负责人的提问，只是一再声明自己享有外交豁免权，要求立即放他出去。可是，直到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之后，他才获得了自由。巴兰斯基回到苏联大使馆时，蓬头垢面，脑袋上缠满绷带，而且全被血浸透了。他只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星期，就在波兰政府的强烈要求下，被驱逐回莫斯科了。

　　巴兰斯基从波兰回到苏联后，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立即就他的行为向负责监督党员言行的最高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了控告。外交部谴责巴兰斯基在华沙期间涉足有波兰人参加的危险的间谍丑闻，导致了苏、波关系的恶化。亚果达的副手特里利谢尔深知巴兰斯基脾气暴躁，特地给他打招呼，要他“规规矩矩”地出席监委的听证会，并承认自己在很多事情上有过火的行为。监委主席阿朗·索尔茨亲自主持了监委对巴兰斯基事件的听证会。他先是一声不吭，直到驻波兰大使奥博连斯基对巴兰斯基指控完毕之后，才突然开口道：“您这是在指控谁？要知道，这是一位在同敌人斗争时负了伤的红军战士！同志们，我提议，我们大家一块为巴兰斯基同志请领红旗勋章，以表彰他的功绩！

　　结果，巴兰斯基真的荣获了当时最高级别的军功章，而奥博连斯基大使却因中伤他而受到训斥。

　　波兰警察的毒打，严重地损坏了巴兰斯基的健康。回莫斯科不久，他就出现了部分瘫痪，并丧失了说话能力。后来麻痹症状虽然医好，但他却从此成了个残废人。就是这样一个被波兰反间谍机关打成终身残废的侦察员，后来却被叶若夫宣布为波兰间谍，未经任何审讯，则就给枪毙了。斯大林和叶若夫都非常清楚，巴兰斯基根本就不是什么波兰间谍，也不可能是，他唯一的“罪行”，就是“不可靠”：他在内务部有很多朋友，而从他们嘴里，他很可能了解到（肯定）已经了解到问莫斯科审判的内幕，其中包括斯大林下达给侦讯机关的指示。

　　大逮捕的浪潮，很快就波及到了各地的内务机关。仅仅在一九三七年里，被处决的内务部工作人员就有三千多名。这部嗜血的绞肉机，同样吞噬了莫尔恰诺夫、阿格拉诺夫和普罗科菲耶夫，以及莫斯科和各州的内务分局的全部领导人。只有亚果达本人还暂时没被枪毙。

　　对于这些“功臣”来讲，即使贪污了大笔公款，甚至出于个人动机而杀了人，顶多也只会被判徒刑。但他们却犯下了对当时的苏联来讲是最严重的“罪行”——了解斯大林的秘密。而这种罪就只能有一个结局——死刑。在内务部领导层中，只有一个人得以免遭这～结局。那就是秘密政工局副局长柳什科夫。在第二次莫斯科审判的准备工作中，柳什科夫给莫尔恰诺夫当过帮手。由于他同叶若夫私交很深，所以直到一九三八年之前都没被撤职，后来又被任命为远东内务分局局长。尽管如此，柳什科夫对自己的前程却非常清楚：斯大林已经消灭了几乎全部了解其罪行的危险的证人。到了远东之后，柳什科夫利用职务之便，当年夏天就投靠了日本人。偷越国境对他来讲并不困难，因为整个远东边防部队都归他指挥。

　　一些到西班牙和法国来出差的内务部领导干部，还给我讲过许多被枪决的契卡人员的子女的悲惨命运。当父母被抓走，家门被查封之后，孩子们就成了名副其实的街头流浪儿。谁也不敢收留这些可怜的儿童，包括被捕者的朋友甚至近亲。这些孩子也不放回学校。因为作为“叛徒和特务的狗腿子”，他们不仅得不到学校领导和少先队组织在精神上的任何同情，反而会遭到同龄人的欺侮和殴打。不过，经常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许多侮辱过他们的同学，自己也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人民公敌”的子女，也开始尝受同样的痛苦。

　　在那个阴森恐怖的年代，儿童之间的关系，象面镜子一样反映着成人之间的关系。学生们深受斯大林主义的毒害，念念不忘同“暗藏的人民公敌”作斗争，并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会了“正确”领会中央关于枪毙老布尔什维克的决议；他们失去了儿童的天性，失去了人性。同学之间的童贞之心，友谊之情被相互猜疑，相互揭发和告密所代替。

　　在大城市里，还出现了一种可怕的时代病：十至二十五岁的青少年大量自杀。我就听说过这样一场悲剧。有四个契卡人员的孩子，在他们的父母被枪杀之后，从内务部其它工作人员家中偷出一技手枪，跑进莫斯科郊外普罗佐罗夫森林去集体自杀。枪声和孩子们的哀号声惊动了附近一位铁路工人。他冲进森林，从一位十四岁的少年手中夺下了手枪。这时，两个身负重伤的孩子正倒在地上挣扎，而一个十三岁的女孩（一个重伤者的妹妹）则伏在草地上号啕大哭。他们身旁扔着一封信，信封上写着“人民敬爱的领袖斯大林同志收”。孩子们在信中请求敬爱的斯大林同志查出并严惩那些杀害他们父母的凶手。他们还写道：“我们的父母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可是人民的敌人——无耻的托洛茨基分子却为此杀害了他们……”然而，这些托洛茨基分子究竟是些什么人，孩子们真的知道吗？

　　斯大林秘书处曾收到过数十封这类控告信。它们全被转到内务部，并附有批示：将这些小控告者赶出莫斯科。莫斯科不是让儿童流泪的地方！不得让外国记者和外国客人看见这些无家可归的孤儿！

　　然而，许多走投无路的孩子还没等到被逐出莫斯科，就被黑社会集团“收留”了。这能怪他们吗？当他们被冷漠无情或胆小怕事的亲戚朋友拒请门外之时，他们只能投靠另外一些同样无家可归的，却能对他们表示同情的青少年。而后者多半是斯大林早些时候强行搞集体化的“副产品”。黑社会集团总是先将“新成员”身上的衣服、手表等值钱的东西作为“入团费”搜刮一空，然后将自己的手艺——盗窃技术传授给他们。

　　在失去父母的儿童中间，女孩子的命运更为悲惨。我前面提到过的那个什皮格尔格利亚斯，就给我讲过一个小姑娘的遭遇。一九三七年春天，红军侦察局副局长亚历山大·卡林及其妻子突然被捕，紧接着就双双被枪决了。在调去侦察局以前，卡林曾在内务部外事局工作多年，并多次出国，协助什皮格尔格利亚斯完成过许多极其危险的秘密任务。因此，卡林和什皮格尔格利亚斯两家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卡林夫妇的独生女儿（父母被捕时，她才十三岁）也同什皮格尔格利亚斯夫妇的女儿是好朋友。

　　卡林夫妇被捕之后，一个“叶若夫的人”就强占了他们的公寓。他们的女儿无家可归，只好去投靠什皮格尔格利亚斯夫妇。“你应该理解我，”什皮格尔格利亚斯对我解释说，“我爱这个孩子，而且不亚于爱我自己的女儿。她在困难中来找我，是把我当父亲看待呀！可我能冒险……将她留下吗？开始，我实在不忍心把她打发走。我和妻子尽量安慰了她一番，并让她住下了。夜里，她好几次从床上跳起，发出令人心碎的哭喊，似乎不明白自己身在何处，家里出了什么事情……第二天上午，我找到叶若夫的秘书波皮罗，把这事儿告诉了他。他说：‘实际上，你的处境很微妙哇，应该另想办法……不管怎么说，不值得收留她……我对你的忠告是：设法打发她走。’”

　　“波皮罗的所谓忠告”，什皮格尔格利亚斯继续对我讲道，“实际上就是一道命令，要我赶紧把孩子赶出去。我妻子回想起卡林夫妇在萨拉托夫有几家亲戚，于是，我们给了孩子一些钱，为她买了火车票，把她打发到萨拉托夫去了。她走后。我一直不敢正视我女儿的眼睛，加上我妻子又整天哭个不停，我只好尽量少呆在家里……

　　两个月后，卡林的女儿又回到了莫斯科。她来找我们时，我不禁大吃一惊：她完全变了，脸色苍白，枯瘦如柴。眼里充满痛苦。在她身上，再也找不到丝毫的孩子气了。她对我说：‘我已向检察院送了申诉。要求他们让占我们家的那家人把我的衣服还给我。’这是一位在萨拉托夫收留她的人要她这样做的一“我还去过原来那所学校的少先队组织，’姑娘继续说。“领到了一份关于我两年前入过队的证明。但少先队辅导员硬要我先去参加少先队的会议，要我在会上表个态，声明自己完全拥护枪毙我父母亲的做法。我去了，我说。如果我父母亲真是间谍，那就应该被枪毙。可是队员们还要我承认他们是真正的间谍和人民的敌人。我没法，只好说了……但我非常清楚，这是谎言！我爸爸妈妈是最诚实的人。而枪毙他们的那些人才是真正的间谍！’她咬牙切齿地说完了这番话。姑娘拒绝在我们家吃饭，也不要我们给的钱。

　　就是在这样一个恐怖时期，大会小会上，报刊广播里却在大肆赞颂“斯大林的人道主义时代”。谁能知道，在“斯大林最关心人民”和“斯大林无微不至地爱护儿童”等颂歌下面，有多少无家可归的孩子在哀号，在悲泣……

　　要消灭驻国外的契卡干部，显然比逮捕国内的人员要困难得多。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将他们先骗回苏联。

　　诱骗驻外的内务部人员回国，必须特别讲究策略。要知道。国内的清洗浪潮，国外的契卡人员早有所闻，他们不得不权衡自己的命运。再说，如果逼得这些人拒绝回国，他们就可能向西方各国揭发内务部在这些国家进行活动的秘密。这正是莫斯科最害怕的后果。

　　斯大林和叶若夫不得不考虑到这一切。为了不使内务部驻外人员产生自危感。他们推迟了清洗负责对外情报工作的内务部外事局的行动。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叶诺夫无情地消灭了其它各分局的领导人，唯独没动外事局局长斯卢茨基一根毫毛。

　　必须给还在国外的内务部工作人员造成一种假象，似乎国内的血腥清洗与他们无关。

　　早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不信任并密谋消灭内务部老战士的叶若夫就成立了一个直接归其管辖的特别行动局。这个局的任务，是到国外执行斯大林亲自下达的，不能让内务部基层干部知道的密令、该局有好几个行动小组，分别配有多名训练有素的杀手。他们经常出国，旅行，暗杀国外的托派领袖和叛逃的契卡人员。一九三七年一月，这个局分别在三个欧洲国家和墨西畜的首都建立了秘密活动据点。里面的“常驻代表”都持有假证件。

　　一九三七年夏天，召内务部驻外人员回国的计划开始实施，头几批被召回国的，都是家属留在国内的内务部驻外人员。召他们回国并不困难，因为在斯大林眼里，妻子儿女是最有威慑力的人质。这批干部回国后并没立即被捕。跟往常一样，斯卢茨基在听取过他们的工作汇报之同给了他们一至两个月的休假，放他们到南方的度假胜地或专为高级干部修的疗养院。在那里，他们高高兴兴地给那些还在国外的同志写信，通报“平安”。从南方回来后，他们又接受了新的任务——去某个他们从未去过的国家从事秘密活动。他们领到假证件。并在指定的时间出发前往新的工作地点。临走时，车站立自然会有许多亲朋好友前来送行。然而，他们的旅途终点却是在莫斯科郊外的某个火车站：他们在那里被押下火车，押往秘密监狱。当然，他们没能到达预定国家的消息总会泄露出来，但那至少也是几个月以后的事了。

　　一九三七年六月底，内务部驻法国情报站站长斯米尔诺夫（他真实的姓氏为格林斯基）奉召回国述职。到达莫斯科一个多星期之后，他就给留在法国的妻子写来一封信，称他接到了新的任命——去中国从事地下活动，要妻子立即带上全部东西回国。斯米尔诺夫在法国已经干了四年，所以，派他去其它国家纯属正常调动。如果不是后来发生了一件叶若夫之流不能预见的事，在巴黎的契卡人员恐怕一辈子也不会得知斯米尔诺夫后来的命运。

　　就在斯米尔诺夫回国两个星期之后，曾在法国工作过的内务部人员格罗卓夫斯基夫妇回到了巴黎。妻子悄悄告诉其它干部的家属，在离开莫斯科前夕，她曾前往斯米尔诺夫住的“莫斯科宾馆”，打算同他告别。她来到他家门前，正想敲门，房门突然大开，只见两名持枪便衣押着斯米尔诺夫走了出来。她没敢停留半步，赶紧走掉了。

　　不久，曾与斯米尔诺夫的妻子同车回莫斯科的苏联外交信使返回了巴黎。他们证实了斯米尔诺夫被捕的消息：列车在莫斯科的白俄罗斯车站刚刚停稳，包厢里就出现了一名内务部的便衣，他请斯米尔诺娃跟他走。

　　“我丈夫在哪里？”她很惊奇，因为站台上没有她的丈夫。

　　“他在汽车里等您呢，”便衣回答。

　　她只好满腹疑惑地跟他下了车。走出车站后，他们来到一辆破旧的敞蓬嘎斯车前面。便衣推她上车，可是车里并不见斯米尔诺夫。可怜的女人顿时昏倒在地。一直跟在旁边的信使赶紧上前，帮助那便衣把斯米尔诺娃扶进汽车。打那以后，就再也听不到她的消息了。

　　叶若夫见斯米尔诺夫被逮捕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巴黎，便赶紧发出通报，宣布斯米尔诺夫是法国和波兰的双料间谍。说他是法国间谍，是因为他在法国工作过；定他为波兰特务，则是由于他出生在波兰。

　　在巴黎的内务部工作人员根本不相信叶若夫的鬼话，他们深信自己的顶头上司对苏维埃祖国是绝对忠诚的。退一万步说，假如他真是法国反间谍机关的特务，那就意味着他所掌握的全部机密，包括驻法国情报站同莫斯科联系用的密码，对法国人来讲已不再成其为秘密。因此，如果叶若夫真的认为斯米尔诺夫是双料间谍，那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应该是立即变换密码，中断同斯米尔诺夫在法期间向苏联提供法国机密的秘密情报员的全部联系。但叶若夫并没这么干，情报站继续使用着原来的密码，继续从过去的情报员手中获取情报。

　　一九三七年夏季，约有四十名在国外的契卡人员接到了莫斯科的召回令，其理由是多种多样的。除了五个拒绝回国并坚持留在国外的人以外，其它人全部落入了叶若夫的陷阱。在拒绝回国的人中，我知道的有四人：伊格纳季·莱斯——一位潜伏极深的侦察员、瓦尔特·克里维茨基——内务部驻荷兰情报站站长，另外两名特工人员，我只知道他们化名为保罗和布鲁诺。

　　最早识破圈套的是伊格纳季·莱斯。一九三七年七月中旬，他给苏联驻法国大使馆寄去一封致苏共中央的信，声明自己同斯大林的反革命路线决裂，并决定“回归自由”。从这封信中可以得出结论，他所谓的回归自由，是指“回到列宁主义、列宁的学说和事业上去”。

　　莱斯与内务部和党决裂，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可能导致其它驻外人员仿效的先例。那样一来，内务部的罪行和克里姆林宫的秘密就会接二连三地暴露出去。

　　斯大林得知莱斯“叛逃”的消息后，立即下令追杀叛徒及其妻子和子女。他要杀一儆百，警告一切企图不回国的驻外人员。

　　特别行动局的行动小组立即从莫斯科出发，来到莱斯藏身的瑞士。叶诺夫的这些刺客很快就收买了一个名叫格尔特鲁达·希尔德巴赫的女人。这个人本是莱斯一家非常信赖的朋友，但她却把“叛徒”的行踪出卖给了叶若夫的刺客。九月四日凌晨，莱斯的尸体出现在洛桑市郊外的公路上，尸身上布满弹洞。

　　几名刺客带着格尔特鲁达·希尔德巴赫怆惶出逃，却把行李留在了旅店里。瑞士警察在希尔德巴赫的行李中找到一盒下了剧毒的巧克力糖。显然，这糖是为莱斯的孩子准备的。希尔德巴赫之所以没用这些糖去款待那些非常爱她的孩子，大概是时间来不及了，当然，也可能是良心受到了责备。

　　对伊格纳季·莱斯的暗杀来得相当快，使他没来得及向外界揭露斯大林的罪行，尽管他非常想这么做。

　　莱斯虽然被消灭了，但不到两个月，又有一名内务部驻外情报站站长宣布与苏联决裂。这就是瓦尔特·克里维茨基，一九三五年以前，他曾在红军侦察局工作过。他抛弃自己在海牙的职位，带着妻子和年幼的儿子来到了巴黎。

　　叶诺夫火速派了一个行动小组赶往巴黎。如果不是法国政府采取了果断的行动——派武装警察将他保护起来，并向克里姆林宫提出了强硬的警告——克里维茨基连一个月都活不过去。法国外交部召见了苏联临时代办吉尔什菲尔德，要他转告苏联政府：法国公众对刚刚发生的绑架原沙俄将军米勒的事件感到无比震惊，在这种气氛下，如果苏联特工人员再在法国领土上实施类似的绑架或暗杀不受苏联欢迎的人，法国政府将不得不断绝同苏联的外交关系。

　　米勒将军是全俄军人联合会的领导人。他是大白天在巴黎市中心被绑架的。这一事件确实惹怒了法国人。因此，苏联间谍于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实施的这一暴行，实际上救了克里维茨基的命。但他最终还是没能逃脱斯大林的惩罚：一九四一年，人们在华盛顿某旅馆的～间客房里，发现了克里维茨基被枪杀后的尸体。

　　还有不少内务部驻外人员也失踪了。不过，他们的消失不象莱斯和充里维茨基那样引人注目。其中许多人被消灭，仅仅是由于被怀疑要背离斯大林制度和拒绝回国。

　　一九三八年初，原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驻土耳其情报站长阿加别科夫在比利时被暗杀。阿加别科夫早在一九二九年就脱离了斯大林政权，也就是说，斯大林对他的追杀持续了整整十年。阿加别科夫的被杀几乎不为人知。他的神秘失踪，只引起了一个人，即常与他见面的俄国著名政治流亡者布尔采夫的不安。阿加别科夫事件说明，时间的流逝对内务部是毫无意义的：无论哪个特工人员敢于不回苏联，无论过了多少年，斯大林的人迟早部会找到他的行踪，并尽力加以消灭。

　　绝大多数苏联驻外人员都规规矩矩地回到了苏联，尽管他们在国外就知道回去只有死路一条。对这种现象，许多不太了解斯大林及其“机关”的外国人都很难理解。其实，稍微了解底细的人，只要为内务部驻外人员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就会明白，斯大林的恐怖政策和恫吓手段不允许他们作出别的选择。

　　阻止他们决裂于斯大林政权的关键因素，是株连家属。他们谁都不敢忘记一九三四年六月八日颁布的那项特别法令。该法令规定，军人叛逃国外，其近亲属将被流放到最远的西伯利亚地区，不管他们是否预先知道其叛逃意图。而在内务部里，还宣布过一条秘密规定以作为对这条法令的补充：内务部工作人员在国外执行任务时拒绝回国，或从苏联叛逃，其近亲将被判处十年以下的剥夺自由刑；该人如出卖家机密，其近亲属将被处以极刑——死刑。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少有人敢于脱离斯大林政权：那样做等于是置自己的亲人于死地，而且自己也只能永远担惊受怕地流落异国他乡。

　　在国外的内务部人员都知道，几乎在每个国家的政府官员中，都有内务部的情报网（在这方面，内务部是从不吝惜金钱的）。有些情报员甚至是要害部门的高级官员。通过他们的协助，叶若夫的行动组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到“叛徒”并予以消灭。

　　对于那些子女尚小的“叛逃者”来讲，处境就更严峻了：莫斯科可以下令将他们的孩子拐骗走。内务部的特工既然能够成功地在大白天把两名原沙皇将军（库捷波夫和米勒）从巴黎闹市绑架走，难道还无法哄骗或强行制服小孩子吗？

　　我认为，绝大部分内务部人员之所以在接到莫斯科的命令就赶紧动身回同，还有一个原因：他们问心无愧，认为自己在斯大林及其政权面前是毫无过错的。他们糊里糊涂地确信自己不会受到不公正的处罚，尽管他们也听说过，在别的许多人身上，公正原则早已遭到野蛮无情的践踏。不少人都暗情这样一种希望：他们明知自己的同志正在遭到逮捕和枪毙，仍然还自动地回到苏联，这恰恰证明自己对斯大林无限忠诚，仅凭这一点就足以得到不同的待遇。

　　一九三七年被召回苏联的内务部外事局的干部中，有个叫马利（化名马恩）的优秀侦察员。多年来，他一直作为情报站的负责人在欧洲活动，有着很不平凡的经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马利作为一个匈牙利的随军教士，参加了奥匈军队。后被俄军俘摇。十月革命使他成了名布尔什维克。国内战争结束后，党派他去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反间谍分局工作。几年后，即三十年代初，他调到外事分局，并前往欧洲担任秘密情报站负责人。马利成了外事局最出色的干部之一，在整个内务部里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当时，每个出国执行秘密任务的苏联侦察员都必须隐瞒自己的国籍，掌握娴熟的外语，并把自己装扮成某个欧洲国家的公民。而马利却用不着乔装打扮——他本身就是个地地道道的欧洲人。无论是装匈牙利人、奥地利人、德国人还是瑞士人，他都装得维妙维俏。马利异常勇敢，曾多次主动地潜入法西斯德国执行极其危险的任务，其中任何一项任务都足以使他死在盖世太保的刑讯室里。外事局局长斯卢茨基特别器重马利，他认为，马利的成功主要在于迷人的外表和善于待人接物。的确，马利的外表很有魅力：高高的个子，刚毅的脸膛，很有男子汉的风度；一双蓝蓝的大眼，闪烁着神采。

　　尽管党龄很长，并为“机关”立了过殊勋，可那段当神父的历史，却使马利极为谨慎。他始终认为，周围的人，甚至包括他的同事，都首先把他视为一个匈牙利神父。他甚至不敢认为自己是个当之无愧的共产党员，尽管人人都知道，斯大林也上过神学校，而且二十岁以前一直在死背教义，一心要当个神职人员。

　　后来发生的事情表明，正是这种“当之有愧”的感觉，在马利的一生中起了决定其命运的作用，而且这恰恰发生在需要摆脱这类偏见和具备完全清醒的头脑的关键时刻。

　　一九三七年七月、马利接到了莫斯科的召回令。在回国途中，他在巴黎遇到了一位同事，两人谈起了国内正在清洗契卡的事（这在当时是很自然的事）。马利的心情十分压抑，因为正是在这种时刻他必须回莫斯科。他已经得知，他在内务部的三个好朋友——施泰因布鲁克、西利和博德斯科——都已经被捕了。他们跟他一样，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俘后参加革命的。马利预感到自己已经大难临头，他忧郁地说：“我知道，我这个过去的神父．毫无生还的希望。但我还是下决心回去，我决不能让别人说：这个神父果真是个间谍。

　　我始终也不懂，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马利非回莫斯科不可。要知道，他跟在巴黎的许多同事都不一样，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来约他的手脚。什么忠于祖国呀，担心亲人的命运呀，对他来讲都起不了任何作用，因为他的祖国应该是匈牙利，而不从俄罗斯．他在苏联也没亲人来，他如此铤而走险、莫非是出于视死如归的职业习惯？或者，是他认为，一个经历过从神父到契卡和间谍之路的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已无地自容？

　　反正，马利回到了莫斯科。头三个月，他安然无恙地在外事局办公。很多人都以为他已奇迹般地躲开了不可避免的死亡，战胜了命运。可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马利突然失踪了。从那以后，再也没人听说过有关他的消息。

　　摧毁内务部其它分局的行动，可说是雷厉风行，迅猛异常；但对外事局工作人员的逮捕，却显得缤密细致而毫不急进。直到该局局长斯卢茨基被干掉之前，很多人都还以为，为了保留一批通晓外语和国际事务的力量，斯大林不会大肆清洗这个局的专业干部。

　　一九三八年初，绝大多数驻外的老一代契卡干部都已奉召回到了苏联。这样，斯大林就再也用不着保留象斯卢茨基这样的诱饵了。二月十七日，斯卢茨基上班后，被自己的老朋友，此时已被提拔成叶若夫的副手的米哈伊尔·弗举诺夫斯基请了人。半小时后，斯卢茨基的副手什皮格尔格利亚斯接到弗里诺夫斯基打来的电话：“请到我这儿来一趟！”当什皮格尔格利亚斯走进弗里诺夫斯基那宽敞的办公室时，首先看见的，是躺在地板上的斯卢茨基。从现场看，斯卢茨基是从椅子上滑下地板的，他面前的桌子上，有一杯茶和一盘点心。斯卢茨基已经没气了。什皮格尔格利亚斯立即意识到自己的局长被毒死了：但他知道，此时最好别“多管闲事”。他只是建议快去叫医生，可弗里诺夫斯基回答说，医生已经来过，“药物帮不了忙啦”。“是心脏病发作”，他以十分内行的口吻，不经意地补充了一句。

　　弗里诺夫斯基任命什皮格尔格利亚斯为外事局局长，并要求他把斯卢茨基“病逝”的消息，通报所有驻外情报站。他还指示。讣告中应将斯卢茨基定为“忠心耿耿的，生命不息，工作不止的斯大林主义者”，“内务部失去的杰出活动家”。用这些漂亮的言辞，目的全在于不让尚在国外的为数不多的老契卡人员产生疑心。为了把这场“猫哭耗子”的丑剧演完，叶若夫还命令将斯卢茨基的遗体安放在内务部中心礼堂，布置卫兵通宵守灵，以便让人们“与死者告别”。

　　然而。这几滴“鳄鱼泪”非但没达到目的，反而欲盖弥彰。稍微有点医学常识的吊唁者，一眼就会发现死者脸上那明显的污斑——氰化钾中毒的痕迹。

　　什皮格尔格利亚斯在弗里诺夫斯基的授意下很快就拟好了斯卢茨基的讣告，然而叶诺夫并不着急。他不准用电报，只许用普通外交邮件的方式发讣告。这样一来，大部份在国外工作的内务部人员收到讣告并得知斯卢茨基的死讯，已是三个星期之后的事了。例如，我收到讣告时，斯卢茨基已死去十二天了。而在这十二天里，我还给他发过好几封电报，居然还得到了由他署名的回电。同讣告一块寄来的，还有一份《真理报》，上面有一篇悼念死者的短文，署名是“一群同志”。显然，无论叶若夫还是他的几位副手，都认为自己没有在文章上署名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