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英〕亨利·佩林《英国工党简史》（1977年）
第五章 恢复时期：总理事会的党（1931—1940年）
（一）
1931年8月25日，职工大会和议会外党团组织控制了议会党团，拒不承认麦克唐纳的领导。就工党而言，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总算过去了，但是这场危机所造成的后果仍然有待于解决。议会党团协商委员会一直是同工党内阁联系的联络委员会，在8月28日召开议会党团全会以前，曾与全国执行委员会以及职工大会总理事会举行过两次会议。议会党团举行会议时，就在运输大厦开会，职工大会总理事会的成员也出席。照道尔顿的说法，“这是一个革新，是大叔〔指韩德逊〕为了标志团结而提议召开的”。[1]然而，人们或许会怀疑，这种革新旨在威吓犹豫不决的人而达到维护团结。麦克唐纳新内阁的四个工党阁员中只有一人出席，此人就是桑基勋爵，人们恭敬地听完了他的发言，但他未赢得任何支持。韩德逊以压倒多数当选为议会党团的领袖。
[1]道尔顿：《昨天的回忆》，第27页。
总理事会，特别是贝文，以及总理事会的权势人物，在这个关键时刻，对工党未来命运所产生的影响，或许还未被适当地重视。贝文由于在总罢工中起了有力的作用，树立了作为全国领袖的威望。他年方五十，精力充沛，他在自己的工会，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中的地位是最高的，因为这时他已经巩固了二十年代早期他自己为之努力工作的大联合。他负责建造的运输大厦，从1928年落成时起，在大约三十年中，不仅是他的工会总部，同时也是职工大会和工党的本部。1929年，他作为《每日先驱报》社的董事长，同奥德哈姆斯达成协议，从而为该报争得了一笔新的资金，并把发行量增加到一百万份以上。按说该报的政见是由职工大会和工党控制的。可是实际上，正如大家所公认的那样，是由贝文控制的。的确，他不是一个议员，但是他的工会倒是十二名现任的议会党团成员的后台。他不属全国执行委员会，但是他的工会成员之一赫斯特这时是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照那样的资格，赫斯特将担任即将举行的党的年会的主席。最后，在党的会议上，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将拥有二十三万五千张选票，几乎占所有出席代表总票数的百分之十。
当然，韩德逊的确仍有很大的影响。如同二十年来那样，他仍是党的书记，并且一直是内阁中反对麦克唐纳的少数派领袖。但是在危机中，韩德逊不象贝文那样起决定性的作用。韩德逊总是反对与麦克唐纳完全破裂。在减少失业问题上，在未听到贝文和西特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之前，他还没有完全下定决心离开内阁，他仍然希望麦克唐纳不会与党决裂，但愿这些分歧就象大战时期那样不过是暂时性的。最后，韩德逊只是相当勉强地当了议会党团的领袖，他这时已经六十八岁了，并不以为自己还会重新执政。
与此同时，麦克唐纳几乎得不到工党议会党团的支持者，他发觉自己在新同盟里没有自由。新政府在9月取消了金本位制，这并没有使伦敦的财政金融界受到很大的震动，虽然工党内阁曾预先受到警告说此举是不可思议的。9月底，保守党人开始增加压力要求大选。内维尔·张伯伦是最活跃的保守党领袖之一，他企图在排挤自由党人的同时保留麦克唐纳，这样将使保守党在这次选举中获胜，进而实行关税改革。但是麦克唐纳并不喜欢这个主意。英王的私人秘书克莱夫·威格拉姆爵士在9月28日致英王的信件中说：
他不喜欢利用保守党的伙伴去击溃工党这样一个主意。他不懂得两面讨好。他希望现在站稳脚跟，同时拉拢工党的党羽。这或许要花很长的时间。[1]
[1]哈罗德·尼科尔森：《英王乔治五世》，1952年版，第491页。
然而，就在同一天，全国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正式把麦克唐纳和他的同僚开除出工党。“拉拢工党的党羽”看来是没有多大希望了。
在这种形势下，麦克唐纳开始想在普选中大干一场来建立联合内阁，或许趁此建立起他那个国民工党的小集团。没有自由党的支持，他休想办到这一点；然而渴望推行关税改革的保守党人，并不真想把自由党人留在联合内阁内。结果，达成了一项妥协，自由党人留在联合内阁里不过商定举行一次选举，在选举时他们打算提出自己稍有不同的纲领。不过，如果可能，在竞选中应该避免财政问题的争端。国民工党的候选人都要求授予他们全面的权限，即所谓“医生式的权限”，以处理财政危机。根据这些条件，在10月底以前解散议会，接着就进行大选。
这一次选举的特点是一场反对工党的激烈的竞选运动，是由国民工党的候选人，特别是工党的前领袖们所操纵的。斯诺登作了一次真正出色的竞选广播演说，在演说中他同多年来自己所鼓吹的观点没有多大差别，把工党的政策说成是“布尔什维主义发狂了”。只有一个国民工党的候选人以多数票当选，他获得了保守党和自由党的联合选票，此外再加上一些过去追随麦克唐纳和斯诺登的工党选票。这样即使工党获得的选票和1929年一样，也会失去许多席位。事实上工党获得的票数由八百万张下跌到六百万张，虽从已发生的一切来看，这并不是很大的起落，但它在议会中的地位削弱得摇摇欲坠了。只有四十六名正式党员和分头进行竞选活动的五名独立工党代表一起回到了新的下院。麦克唐纳和他的国民工党小集团在新的议会里获得了十三个席位，而莫斯利的新党和共产党人却一席也得不到。
原工党政府的兰斯伯雷，是反对派方面唯一幸存的内阁大臣。级别较低的大臣只有两名留任，即一直担任副检察长的艾德礼和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通常议会党团倒运的时候，它的大多数成员往往是工会主义者，特别是矿工。实际上，议会党团整整有一半是由矿工联盟提名的候选人组成的。当时全国唯有南威尔士一个地区工党议员占有较大的比例，该地区约有三分之一的党员取得了席位。因此，无怪乎议会党团不能保持它在前十年劳工运动中所取得的势力和威信了。
（二）
在新议会的第一年，韩德逊继续作为挂名领袖，然而由于他不在下院，而且作为裁军会议的主席总是要把许多时间花在日内瓦，所以由兰斯伯雷担任代理领袖，艾登作为他的副手。1932年秋，韩德逊辞去领导职务，但仍担任议会外党团组织的书记。兰斯伯雷这时在议会里成为名副其实的领导人。显而易见，议会党团在三十年代初期的议会中是虚弱而无生气的。兰斯伯雷已经七十二岁了，他是个意志不坚，感情脆弱，不孚众望的领袖。他的两位得力助手艾德礼和克里普斯，都由于在选举中失败而受到挫折，便一心想鼓吹偏激而无聊的好战政策。例如，克里普斯发表演说就谈到白金汉官的“罪恶影响”，并说工党如要赢得大选的胜利，就需要由党实行一种临时的独裁。艾德礼的言辞似较严谨，然而其观点十分偏激。这两个人都出身于公学（艾德礼出身于哈利勃利公学，克里普斯出身于温彻斯特公学），他们要建立信任关系都要花费时间，不管是同其他议会同僚也好，同议会外的运动也好。起初兰斯伯雷是凭着议会领袖身分当上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唯一议会党团成员。他同大多数工会组织（矿工联盟除外）的联系也是薄弱的。
根据这种情况，可以这样认为，独立工党是会设法回到工党里面来的。说到头来，独立工党领袖们最初反对的毕竟是麦克唐纳时代工党纲领和政策方面的保守主义。但是这一点竟变成了独立工党要求作为下院一个单独团体，有权决定其议员投票态度的一个主张。当这个主张遭到否决的时候，独立工党的候选人便作为一个单独团体参加了1931年的竞选，并于1932年通过会议决定脱离工党。这样，从工党成立那时起就一直保持着的一种联合就此告终，这种联合对工党的顺利建设确实作过很大的贡献。但是到了二十年代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独立工党变成一个极端主义的团体，主要集中在克莱德河畔地区。分裂的结果虽然使工党遭受到损失，但独立工党也遭受到极大的祸害。独立工党许多较老的党员立即退党，其余的人不久就认识到充当工党的竞选对手是没有前途的。党员人数逐步下降，1932年总数大约一万七千名，到1935年只剩四千四百名了。
随着独立工党的脱党，自然应该在工党内部为那些希望设想和传播一种先进的社会主义纲领的人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团体。两个小团体已告成立，一个是新费边研究协会，以复兴长期濒于死亡的费边社为宗旨；另一个是社会主义探究和宣传协会，以传播其他团体的研究成果为宗旨。新费边研究协会继续开展它的工作，最后在1939年同费边社重新统一起来，这个老团体就此获得了新生力量，而它也得到了费边社一笔留下来的财产。然而，杜会主义探究和宣传协会却与一个在与工党闹分裂时离开独立工党的团体合并组成了社会主义联盟，由独立工党的怀斯担任首届主席。怀斯在1933年突然去世，不久该组织就由斯塔福德·克里普斯负责。它不同于新费边研究协会，不久便同工党的政策发生冲突，看来它似乎想重演独立工党最近那段历史。
在比较负责的社会主义者与知识分子之间闹乱子的时期，由贝文和西特林领导的职工大会总理事会，放弃它在党内发生危急状况下一贯担当的力挽狂澜的任务，而出来掌舵了。西特林提出“应该公认总理事会有全权发动和参与它认为和它的选民有直接关系的政治事件”。[1]为此目的，初创于1921年的全国联合委员会在新的基础上进行了改组。这样改组后单单总理事会就拥有代表人数的一半，而不是总理事会、议会党团和全国执行委员会三方的代表人数都相等。从此，全国联合委员会每月至少集会一次，而且一旦有需要采取立即行动的任何紧急情况，马上召集开会。虽然按理说它的作用只是协商性质的，但事实上它的决议在运动里具有极大权限，议会党团或党团内其他团体想要在任何重大问题上同它唱反调都会感到极端困难。
[1]“职工大会会议报道汇编”，引自V·L·艾伦：《建会与政府》，1960年版，第258页。
记载表明，全国劳工理事会在三十年代经常召开会议，经常发表政策声明，从1931年到1937年，在该会任职的贝文，甚至将这些决议看作是对议会领袖的一种束缚。例如，贝文在1933年写信给兰斯伯雷，抗议他预先没有得到全国劳工理事会的允许，就在社会主义联盟的讲坛上发表演说。这一次，兰斯伯雷进一步陷入了困境。他回答说，“我认为我用不着求得人家的许可才发表演说——当然，我也不想这样做。”[1]与此同时，他却丝毫不想维护他自己作为议会领袖的权力。在1934年工党的会议上，他甚至承认他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党的“领袖”，而只不过是工党的“发言人”而已[2]。
[1]兰斯伯雷1933年3月致贝文的信，引自雷蒙德·波斯特盖特：《乔治·兰斯伯雷的生平》，1951年版，第288页。
[2]《工党年度报告》，1934年，第146页。
1933年，随着日本在远东的扩张和希特勒在德国的崛起，外交政策开始采取一个新的紧急措施，就在这方面，议会党团的“发言人”和全国劳工理事会之间发生了最严重的分歧。兰斯伯雷是一个唱着马克思主义低调门的和平主义者，他不仅反对武装自卫，而且反对国联的存在，认为国联是富国联合起来对付“穷国”的集团。另一方面，工会领袖们根据他们搞工业的经验，在外交事务上抱着比较实际的观点。同时，他们还认为通过国联达到集体安全与通过工会搞共同买卖是一回事。虽然韩德逊对裁军抱有很大的希望，这确实也是他的一贯主张。然而这时他年老体弱，力不从心。他在1933年重新被选进议会，但在1934年就辞去了党书记的职务，于1935年去世。
韩德逊辞去书记的职务，就此出现了将来整个运动中政治方面的指挥权问题。因为虽然在三年前，他基本上已不象过去那样，特别是不象在战争时期和战争刚结束时那样行使指挥权，不过事情很清楚，一个比较年轻的人在这个机构中倒能够重新独揽大权。然而，工党由于麦克唐纳而遭受不幸后，党内出现了不放心任何一个人将权力集中在手中的强烈倾向。因此决定韩德逊的接班人不得成为议员，这就排斥了赫伯特·莫里森，他或许是最有力的竞争者。他建立的伦敦工党的实力如此强大，在这一年竟达到能控制伦敦郡议会的程度，从此一直牢牢掌握在手中。同时，这也排斥了其他对议会容或有野心的竞争者。结果一个说话文雅的官员，吉米·米德尔顿入选了，他自1903年以来一直任助理书记。此后，过了很多年书记这个职位才重新显出其重要性。但全国执行委员会的集体权力多少有所增加。
于是，从此之后，由贝文和西特林控制的全国劳工理事会，和由工会在年会上以集团投票选举出来的政客控制的全国执行委员会之间，在制定政策的职能方面才有个粗略的分工。全国劳工理事会决定政策的大纲，发表集体安全的声明，反对法西斯主义，拒绝在新的“联合阵线”中和共产党进行合作等等事项。全国执行委员会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策小组委员会，包括这时在全国执行委员会任职的艾德礼和克里普斯，以及其他向往议会荣誉的年轻的竞争者，其中有几位仍在议会外面，如赫伯特·莫里森、休·道尔顿和阿瑟·格林伍德。小组委员会根据劳工理事会提出的总政策非常积极地为工党政府起草详细的立法和行政纲领。“制定计划”这个概念到现在才有所发展，工党的经济专家就认识到有必要为之准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每一具体步骤，以使经济自始至终能满意地起作用。在重新制定这一新政策的过程中，罗斯福的新政，俄国的五年计划，甚至纳粹德国沙赫特的一套做法，对此都有影响。
1935年，看来即将举行一次新的大选。人们希望趁这次选举结果的机会改进议会领导班子，而不得不开展这场竞选运动的正是这个议会领导班子。这的确是件令人进退两难的事，因为工党不能信赖兰斯伯雷提供一个干练的负责选举事务的机构，甚至不能信赖他在个人的言论中会根据党的政策行事。如上所述，他在对外政策上的态度是和工党相冲突的。由于墨索里尼对阿比西尼亚即将发动进攻，外交事务就成为头等大事。由国际联盟成员国在夏季发起的“和平投票”运动表明，国内事实上存在一种异常强烈的情绪，支持国联实行“制裁”，如果有必要可诉诸武力。这时继续由一个和平主义者担当党的领袖只会引起误解；而兰斯伯雷对一切要他该趁此辞职的暗示都不予理会。这个问题在1935年的工党年会上冒了头，会上兰斯伯雷反对一项重电全国劳工理事会制定的政策的决议。欧内斯特·贝文立即接在兰斯伯雷后面发言，直接指责他：“你到处叫卖你的良心，逢人便问你该怎么办。”决议以压倒多数获得了通过，兰斯伯雷当即辞职。艾德礼暂时取代了他而继续掌握议会会议。因此艾德礼在11月大选期间便以领袖资格去行使职权。工党的首席发言人不是工人阶级出身，这还是头一次。
国民内阁在大选的斗争中主要集中在外交政策和集体安全问题上。取代了麦克唐纳担任现任首相的鲍尔温对工党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手段。选举结果表明，虽然工党的力量得到相当程度的恢复，但仍然未能回复到甚至是1929年时候的实力。它的总票数又一次超过了八百万张，但是，保守党独家就得到一千零五十万张选票。工党在伦敦地区又一次大显身手，并且恢复了在约克郡和苏格兰等地失去的许多地盘，总共赢得了一百五十四席，其中七十九席是工会赞助的候选人赢得的：这是个多数，但仅是个微弱的多数。1929年议会中许多很有才干的成员东山再起了；他们是莫里森，道尔顿，还有伊曼纽尔·辛威尔。麦克唐纳领导的国民工党集团下降到只获得八席；麦克唐纳自己被辛威尔击败了，一个共产党人威利·加拉赫当了选。独立工党保持的四个席位全部在格拉斯哥，显然这是支衰弱的力量。可以大胆断言，这次选举说明选民们对左派或右派的分裂集团几乎不表任何同情。
（三）
新议会党团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它自己的领导班子问题。克莱尼斯再次被选进下院，但他已六十六岁，因此不能指望他长期任职。他自己也拒绝出任。这样就剩下了三个主要的竞争者——现在任职的艾德礼，照《新政治家》的形容，“是个天生的副官，而不是个将才”。前经济学讲师阿瑟·格林伍德，在1929年的政府里曾出任过卫生大臣；当过伦敦佬使童的赫伯特·莫里森，也是前任大臣。莫里森受到道尔顿的支持，也有许多伦敦的议员作靠山；格林伍德受到与莫里森作对的贝文的支持，或许还受到新当选的工会主义者的普遍支持；艾德礼受到再次当选的议员的支持，他们在上届议会中渐渐变得喜欢他。第一次投票，艾德礼得五十八票，莫里森得四十四票，格林伍德得三十三票；第二次投票，艾德礼几乎把格林伍德的全部选票弄到手，部分原因是他仍被看作临时的领袖。他利用其他可能当选的候选人的对抗，扩大了权力，逐步巩固了地位，渐渐赢得贝文和其他下院外的工会领袖们的敬重。
然而，全国劳工理事会的集体安全政策和议会党团继续反对防务预算的实际态度之间仍然存在着显著的对立。议会党团一向包罗一批地地道道的和平主义者，在这一批人里存在着强烈的反军国主义的情绪，这就对工党在下院中对特殊问题作出的决议产生了影响。但是，在1936年，热心于重整军备的道尔顿是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同时贝文是总理事会主席。他们在这两个部门竭力动摇议会党团的政策，西班牙内成的爆发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的行动方法如下：全国劳工理事会在夏天发表了一个强硬的声明。这个声明后来得到了每年9月初都举行例会的职工大会批准。工党年会在其后一个月即10月举行——这个惯例始于1924年，当时由于议员们在下院闭会前出席于6月召开的工党年会有困难，便推迟到10月。因此，正如赫伯特·莫里森在这个特殊时刻所看到的，全国劳工理事会和职工大会把这场运动投入了支持现在的重整军备计划，年会要不服从它们强有力的领导是困难的。莫里森在整个夏天都表示反对，但在10月的年会上，他却一言不发，。决议一下子就通过了。
西班牙内战在劳工运动中引起的舆论达到这样的程度，除了以前的美国南北战争外，任何外国战争都没有如此、引起公众舆论的注意。人们普遍同情西班牙共和党人而反对佛朗哥将军领导下的军人集团。虽然起先劳工理事会鼓吹不干涉政策，但看到该政策无效时，只得马上放弃了。共产党自1933年独弃了宗派政策后，力量迅速壮大，成为“国际纵队”招募士兵的代理机构，这个纵队是奉共产国际之命而建立起来的。许多年青人，不论是共产党员或其同情分子，都前来参加国际纵队，或在后方工作，这对于反对法西斯威胁的各左翼党派的“联合阵线”的政策是个很大鼓舞。维克托·高兰兹为鼓吹这个事业而建立的左派读书会轰动一时的成功反映了当时的时代情绪。
1931年以来各阶层的人对社会主义同情的增长、丝毫无损于工党的利益。1928年到1937年间，工党的个人党员人数已增加了一倍。唯一麻烦的是，作为一个附属于社会主义团体而取代了独立工党的社会主义联盟，却同它的前任一样，同样地敌视全会的决议。社会主义联盟希望与共产党、独立工党一起组成“联合阵线”，但遭到了全国劳工理事会的抵制，因为工会行政人员和较高级的工党领袖对于共产党早年所造成的麻烦记忆犹新。此外，他们还认识到，在选举时共产党人将成为工党的一个沉重负担。
为了给工党的个人党员提供一个发泄感情的途径，以便克服他们中间多数人只好站在象独立工党或社会主义联盟一边的倾向，道尔顿鼓吹一项政策，允许选区的党团组织把自己的成员选进全国执行委员会。这是各工会不愿做出的一个让步，但是道尔顿说服了贝文，该政策在1937年的年会上才提了出来。同时将拨给选区党团组织的席位从五个增加到七个。会议还决定把举行年会的日期改在圣灵降临周，以避免和紧接着就要举行的职工大会相冲突。新的执行委员会选举制度立刻生效，于是就有一、二个左派知识分子代表出现在全国执行委员会中，其中特别是哈罗德·拉斯基和D·N·普里特。但只有一、二个，道尔顿早就预料到这些代表中大多是听凭全国执行委员会中多数派摆布的。会议于是决定抛开社会主义联盟，摒弃“联合阵线”的政策。克里普斯知道已经失败，于是决定自动解散社会主义联盟。
1939年克里普斯及其他人作了最后一番努力，想跟共产党、独立工党合作。这一回，这种努力多少是空想，由于西班牙共产党攻击他们的无政府主义的战友，还由于斯大林对俄国军队和共产国际领导阶层的清洗，共产党的信誉已丧失殆尽。尽管如此，克里普斯个人由于在律师业上的成功，成了一个财主，他决定发起一个当时称为“人民阵线”的全国运动。他就此被全国执行委员会开除出工党，当时只有埃伦·威尔金森和普里特两个人反对，拉斯基倒没反对。克里普斯的主要追随者查尔斯·特里维廉、安奈林·比万和乔治·斯特劳斯也都被开除。这个行动得到党的会议压倒多数的赞成。
这时，战争的危险加深了。在慕尼黑时期，全国劳工理事会公开声称反对向希特勒让步，据说1938年9月20日丘吉尔打电话给艾德礼说：“你们的声明给不列颠民族增了光。”[1]好几次，劳工运动三个执行机构的代表——议会党团、全国执行委员会和总理事会，要求张伯伦或他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研讨形势，并要求改变政策。一直到3月，德国人占领布拉格时，政府才终于相信希特勒是完全背信弃义的。
[1]休·道尔顿：《决定命运的年头》，1957年版，第186页。
紧接着，政府决定提出征兵。虽然工党自1937年以来就已承认需要重整军备——这对一个兴趣在于社会改革，而政府很少向它提供防务问题情况的反对党来说，倒是一段不太坏的历史——但看来这次在继续反对征兵案方面表现得相当软弱。要继续怀疑张伯伦的意图是要花好多工夫的。当征兵案一经实行，劳工运动就十分忠实地接受了；艾德礼其后承认他认为企图阻止征兵案是错误的。[1]这时道尔顿和其他几个人在下院拒绝投反对征兵案的票——他们、履行了一项同原先提出的目的完全不同的良心条款。
[1]艾德礼《当事件发生的时候》，1954年版，第103页。
（四）
9月1日，希特勒入侵波兰，两天以后，英国对德宣战。在宣战前夕的紧张时刻，全国劳工理事会举行了会议，并派了道尔顿、莫里森和西特林组成一个委员会，去与首相协商（艾德礼当时在生病）。9月2日，全国执行委员会和议会党团执行委员会举行的联席会议决定工党不参加政府。职工大会总理事会与这个决定没有丝毫关系，因为那时职工大会正在布里德林顿开会。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它是不可能不同意的。不久后，象1914年一样，一致同意停止选举。
虽然张伯伦在改组政府中得到丘吉尔和保守党其他一些反对派的合作，但是国民内阁和反对党工党之间仍存在着强烈的敌对情绪。此外对战争行为似乎还存在着大量的非难。在所测的“假成争”时期，白厅中显著存在着一种心安理得的特殊气氛。1940年4月，张伯伦刚刚在演说中说希特勒“已错过了时机”，结果德国人就进攻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形势发生了突然的变化。盟军在这个地区受到惨重挫折，因为他们不仅在纯粹的陆军作战方面居于劣势，而且在海军作战方面也是很差的。一个同张伯伦对立的保守党新“营垒”形成了，在5月初的一场大辩论中，工党决定投不信任票。张伯伦毅然接受了这一挑战，但他的多数下降到只有八十票。
这时德国正在入侵低地国家和法国。迫切要求组织一个联合内阁，张伯伦询间艾德礼，工党是否愿意参加或者是在张伯伦本人领导之下的，或者是在其他人领导之下的政府。艾德礼把这个问题提交给正在伯恩默思举行工党年会的全国执行委员会。答复是，工党愿意参加在另一个人领导下的政府。这就决定了张伯伦的命运、他立即辞职了。于是张伯伦、哈利法克斯和丘吉尔进行了磋商。一致认为哈利法克斯是上院议员，当首相简直不合适，首相职位就落到了丘吉尔肩上。艾德礼和丘吉尔一起讨论了新内阁名单，商定拟订好的一份主要职位分配方案。然后，艾德礼就回到伯恩默思请工党批准他做的工作。
艾德礼在全国执行委员会和职工大会总理事会的会议上汇报了他活动的情况。他的汇报获得了一致同意以后，接着在下一次大会上就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紧急决议。该项决议以压倒多数获得了通过。这样，工党就根据1931年危机后所草拟的程序，利用举行年会的时机，以最正统的方式入阁。工党的历史上就此打开一个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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