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英〕亨利·佩林《英国工党简史》（1977年）
第三章 韩德逊的党：战争与重建（1914—1940年）
（一）
虽然工党在1914年7月前从未忽视过对外政策问题，但直到战争爆发时对外政策问题才具有头等的重要性。从那时起直到1918年，实际是，在战后最初的几年，直到1922年，战争和外交问题在党的会议上也都占着支配地位。
当萨拉热窝危机在7月底到达高潮时，工党积极参与了由社会主义国际在整个欧洲发起的反战宣传。8月1日星期日，德国对俄国宣战。第二天，凯尔·哈第和阿瑟·韩德逊参加了在特拉弗尔加广场上举行的群众示威，强烈要求政府不要卷入这场战争。8月3日德国对法国宣战，当天上午工党议会党团开会，并决定下午在下院辩论此问题时反对英国进行干涉。因此尽管爱德华·格雷爵士激动地呼吁援助法国，尽管他不但得到保守党的支持而且得到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但是拉姆齐·麦克唐纳所弹的却是另一种不同的调子，他表示工党不赞成参战。麦克唐纳的讲话在很大程度上是向自由党的基层党员发出的呼吁，这一点是意味深长的。他声称：“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不管人们怎样议论我们，我们将采取行动，就是说明我们这个国家应当保持中立，因为我们从心底里深信这样做是正确的，深信只有这样做才能与我们国家的荣誉和现执政党的传统相一致。”[1]
[1]英国议会议事录，《议会辩论集》，第5辑，第65卷，第1831栏。
但是格雷的讲话，特别是第二天8月4日发生的入侵比利时事件却改变了公众的舆论。这时已很明显，要求宣战的热烈情绪几乎是普遍的，许多早先犹豫不决的人也承认，无论是为了荣誉还是从民族的得失考虑，为比利时而战是必要的。英国对德国的最后通牒于8月4日晚到期；第二天上午，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显而易见，党内不再出现反战的联合阵线。会议通过的并且最后在与议会党团的联席会议上批准的决议明显地是一个妥协。这个决议声称英国“在我国人民并不知悉的情况下”对法国作出支持，但决议对战争并不表示直接的反对，仅说明劳工运动的责任是“在为重新建立欧洲工人之间的友好感情而提供最好机会的条件下，尽早地取得和平，”[1]这个声明含糊其词，表明它有意掩盖严重的分歧，事实上只有独立工党的领袖才按照他们反对南非战争运动的方针，对大战表示明确的反对。而大多数的工党议员认为他们目前必须支持战争，因为敌对行动已经开始。大陆上的社会主义者表面上的团结的破裂鼓励他们这样看，当时法国和比利时的领导人正在号召抵抗德国的入侵，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议员却对德皇的军队投了战争信任票。
[1]《工党年度报告》，1916年，第3页后。
在这样的形势下，拉姆齐·麦克唐纳感到他必须辞去议会党团的领导职务。真正的问题是工党对首相在8月6日提出的追加预算应抱什么态度，讨论预算的公告是在前一天发出的。议会党团在5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决定不反对这些预算，麦克唐纳随即辞职。阿瑟·韩德逊被指定接替他的职位，不久大多数工党党员便在韩德逊的领导下支持政府，参加征兵运动和同意在战争进行时期暂停竞选活动。麦克唐纳和他的独立工党的多数同僚发现他们只是在少数自由党人的支持下，为反对战争而孤军作战。为了进行反战宣传，麦克唐纳和四名反战的自由党党员:诺曼·安吉尔、E·D·莫雷尔、查尔斯·特里维廉和阿瑟·庞森比，一起在1914年9月组织了一个名为“民主监督协会”的团体，该团体要求对外交政策进行民主监督，提出无条件和平，成立维护和平的国际组织和裁军等要求。新的联盟就这样搅乱了工党的队伍，并威胁着工党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继续存在。
但是当时只有少数人认为战争会持续一年之久。虽然韩德逊与麦克唐纳意见不合，并取代了麦克唐纳的党的主席职位，但是他并不想把少数反战派从党内清除出去，因为他期望早日恢复到和平时代的政治状态。在南非战争期间，自由党对内部不同意见的宽容，以及后来它迅速恢复团结和重新掌权，类似这些情况，大家一定都记忆犹新。此外麦克唐纳和韩德逊至少对格雷的战前外交还能一致谴责；有意义的是，韩德逊也成了民主监督协会的一个成员，尽管他是个不积极的成员。事实证明，在情况改变的战时环境下，工人运动中的各派有可能进行合作，以寻求措施来维护生活水平。早在8月5日，一个“战时应急工人全国委员会”在劳工组织和社会主义组织的一次联席会议上成立了。联席会议是韩德逊以工党书记的身分召集的。工人全国委员会中有支持战争的人，也有反对战争的人，但是他们在许多问题上有着共同的立场，例如关于战时的工人失业、通货膨胀、投机活动等问题。
然而，当战争拖延到1915年时，工人运动中不同派别之间的合作遇到了更为紧张的情况。1915年5月阿瑟·韩德逊应邀参加在阿斯奎斯领导下的第一次联合内阁。韩德逊把这件事提交议会党团讨论，并在议会党团中以微弱的多数被否决；但是全国执行委员会赞成这件事，结果在执行委员会和议会党团的联席会议上对此问题进行了重新表决，会上议会党团中的多数被推翻。独立工党在议会中的力量较强，可以说明这两个机构态度的分歧。当时韩德逊当上了教育大臣，虽然这个职位有些不太相称，但毕竟在内阁中有了一个位子，另外两位工党议员则担任较低的职位。
工党对实际施政活动的影响，开始并不十分明显。工党似乎有点受到其他政党的束缚，被迫对各种在劳工运动中必然不受欢迎的议案承担责任。一个争吵激烈的问题是在工厂里用生手替换熟手的问题——就是让非熟练工人担任一直留给当过学徒的技工的工作。另一个是征兵问题，它遭到了工人运动中大多数派别的强烈反对。不久政府官员开始认识到，韩德逊和他的同事参与政府工作并不能保证所有的厂矿企业中的工人都忠于政府。在工业部门中情况显得很不稳定，特别表现在克莱德河畔地区。1916年初在征兵议案进行辩论时，工党年会公开表明反对这项原则，虽然同时它也暗示如果这个议案通过的话，工党将不再提起这个问题。
劳合-乔治作为军需大臣对赢得劳工支持的重要性有直接的体验；1916年12月，劳合-乔治组成新政府，接替了阿斯奎斯政府，这时他才感到要给工党提供比过去好得多的条件来参加政府并不难。实际上，他会见了“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有执行委员会的人，也有议会党团的人”。会见时，他对他的政策和他可以使工党在政府中发挥的作用提出了种种保证。他保证由国家来控制矿山和航运业，并对食品配给采取有效的制度。这个提议实在太好，叫人无法拒绝，因此工党成员受权再次进入政府。这次韩德逊进入了由五个人组成的小型战时内阁，另外两名工党议员约翰·霍奇和乔治·巴恩斯分别担任了劳工大臣和年金大臣，这两个部都是新设立的，其他几名工党议员委任了较低的职位。
因此，1917年初，在完全赞助劳合-乔治的“赢得战争”政府的工党多数派和独立工党少数派（其中许多年轻党员当时正在反对征兵并因此而受到了军事拘留）之间，看来有着特别深刻的裂痕。在1月召开的工党年会上，有人提议把社会主义团体的势力从全国执行委员会中排除出去，这件事是很重要的。此提案是由工会代表提出的，在拒绝听取韩德逊的劝告的情况下以勉强多数获得通过，韩德逊的意见是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必须经全体会议投票选举。这一决定破坏了党现存的联合结构，根据这个结构，社会主义团体和工会是分别选举自己的代表的；这样一来，就必然意味着整个执委会将完全由工会提名。独立工党的领导人自然对此特别感到不满，他们开始认识要脱离工党。麦克唐纳写道:“我不打算偷偷摸摸地行动
和期望工会会投票选举独立工党的候选人当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如果分裂是由于一些大的工会利用集团投票进行压制而造成的话，那么为了政治上的目的，我将尽我所能组织一个新的劳工联合会。”[1]
[1]《前进》，1917年2月10日，引自索尔伯格:《独立工党1893——1918年》，第198页.
然而碰巧，——要不这难道是韩德逊的故意安排？--这项提案直到下一年执行委员会成员已经选出后才提出来。到1918年，政治形势已完全不同，利用集团投票已远不能作为“压制”手段了，至少不能象在麦克唐纳所指的那种意义上起压制作用了。
（二）
1917年政治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是由于俄国的两次革命和美国的参战造成的。“左翼”以极大的热情欢呼第一次俄国革命，这一点可以从社会主义者联合会6月份在利兹召开的特别会议所取得的成就来说明。就工党而论，社会主义者联合会是个非正式的团体，却真正代表着现在都已加入了工党的独立工党和英国社会党的共同呼声。有将近一千多名来自各地方社会主义团体的支部、工会支部和工会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了这次特别会议。这次会议对推翻沙皇统治表达了极大的喜悦，并准备迎接无条件和平的来临。这次会议甚至还竭力主张按照俄国的范例在英国成立士兵和工人委员会，但实际上这并不是对英国革命方向所作的一次精心策划的行动，而只是一个表示同情俄国革命的姿态，它几乎没有任何实际结果。
然而重要的是工会基层会员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也反映在工党的行政领导中。劳合-乔治希望俄国继续参战，在他的建议下韩德逊被派往俄国进行访问。韩德逊回国后发表意见说，保持俄国与西方盟国站在一条战线上的最好方法，就是与他们一起详细探讨在怎样的基础上通过谈判求得和平。
韩德逊也赞成英国派代表出席预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预期德国社会主义者会参加这次大会。而且，他在一次工党的特别会议上说服大家同意他的意见。然而，这却促成了他与他的战时内阁的同僚之间的一场危机。自从政府成立以来，韩德逊一直是战时内阁的一员。这时战时内阁召集了一次会议，韩德逊奉召去开会，内阁其他成员正在讨论他的地位问题，而把他关在门外。随后他正式受到了劳合-乔治的指责，于是他在极为气愤的情况下辞职了。原来一直支持韩德逊对俄关系的观点的劳合-乔治，现在这样做显然是由于其他内阁成员的牵制。这个以后被称为“擦鞋垫事件”的危机在两星期后才公开出来；劳合-乔治立即采取措施来减轻影响，他用另一位工党党员乔治·巴恩斯接替韩德逊的职务，并让另一位工党议员乔治-沃尔德进入政府。于是此事就停留在韩德逊与首相之间的个人关系问题上，政府仍然得到工党的支持，同时又能拒绝签发出席斯德哥尔摩大会的签证。
然而“擦鞋垫事件”后来证明是工党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从那时起，仍然是党的总书记的韩德逊开始全力从事党的事务，他不但对党的组织机构进行重大改组，而且为政府制订另一套外交政策。因此韩德逊的工作使工党能在大选中担负起领导反对派的责任。这种机会是显然存在的，因为自由党已处于完全分裂状态。甚至对劳工来说并不是朋友的美国大使沃尔特·海因斯·佩奇也看出了韩德逊的政策的用意。佩奇在1918年1月给威尔逊总统的报告中写道：“工党正在争夺最高权力。”和麦克唐纳不同，韩德逊十分愿意让知识分子做他的智囊，因此在1917年12月比阿特丽斯·韦伯能够说他的丈夫韦伯（他是全国执行委员会中费边社的代表）已成为“工党中知识分子的领袖”了。[1]然而，最重要的变化还是在于工会领导与基层会员的态度。早在战前，矿工联合会和铁路工人工会就已成为工会中最激进的力量，这两个组织分别在罗伯特·斯迈利和J·H·托马斯领导下，开始迫使职工大会和工党采取更为独立的政治政策。1917年职工大会议会委员会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和机会后，开始积极参加制定新的对外政策——这一决定受到韩德逊的欢迎。因此在接近1917年年底时，韩德逊在西德尼·韦伯和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帮助下起草了一份“关于战争目标的备忘录”。他们获得了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和职工大会议会委员会的批准。这一备忘录要求建立一个国际联盟和一个国际纠纷调解机构，要求对非洲殖民地进行国际托管和对原料供应等经济问题采取国际行动。
[1]1917年M月11日日记，M·I.科尔编：《比阿特丽斯-韦伯日记，1912—1924年》，1952年版，第99页。
这些有远见的建议使得一些极端“爱国”的工会领导人疏远了他们，其中有些人还退出了工党。但是这些建议却赢得整个工会压倒多数的赞同，因而在世界上起了很大影响，无论是对劳合-乔治，还是对通过形形色色的代理人密切注意着英国舆论发展的威尔逊总统都有很大影响。不久劳合-乔治针对工会主义者的大会发表了一个关于战争的声明，在声明中他虽然故意含糊其词，但看来仍然流露出他受到了工党的一些影响，几天后，威尔逊总统发表的十四点计划也是同一个调子。
与此同时，韩德逊在西德尼·韦伯的帮助下也正在起草一份工党新党章草案。他的目的是想把社会主义者与工会会员牢牢地结合在一起，并且使所有非工会主义者能够取得充分的党员资格，例如中产阶级和不久就可以得到选举权的妇女。为此，在新党章草案中确定地方工党组织可以吸收个人党员，这样工党支持者可不必再通过一个加入工党的社会主义团体或工会来取得党员身分。全国执行委员会的组成成分也要改变，席位总数预定为二十一个，其中至少应有五个席位留给地方工党提名的候选人，四个席位给妇女，余下的席位将归工会和社会主义团体提名的候选人所有，它们二者之间不再有区别。按照1917年工党会议的决议，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全部席位的实际选举都必须由全体大会进行，于是联合的原则就此废弃。
这样即使今后全国执行委员会完全受工会的集团投票所控制，至少由于工党釆取了社会主义的党章而使社会主义者仍能获得利益。党章是由西德尼·韦伯起草的，他提出了著名的第四条“党的目标”，在此条款中第一次明确地使党获得一个社会主义的基础。
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对每一工业或行业所能做到的最佳的民众管理与监督的羞础上，确保手工与脑力生产者获得其勤勉劳动的全部果实和可行的最公平分配。[1]
[1]《工党第十七届年度报告》，1918年，第140页。
党章在1918年2月只在一处作了一些并不重要的修改就通过了，这惊人地显示了工会的左倾。修改处是为加入工党的团体（实际上也就是为工会）再增加两个席位。这样使得全国执行委员会共有二十三名成员。只有独立工党确实不喜欢这些变动，因为它失去了在全国执行委员会中稳可到手的席位，并且它的势力也遇到地方工党势力的竞争。
仅仅过了四个月，即在1918年6月，工党又召开了另一次会议，这是根据新党章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会上通过了西德尼·韦伯起草的一份政策声明《工党与新社会秩序》。这个声明极为重要，因为它形成了以后三十多年中（实际上到1950年大选为止）工党政策的基础。声明中包括四项原则，这是按西德尼·韦伯和他的妻子比阿特丽斯的风格，井井有条地制订出来的。第一项原则是“国民最低标准”的概念。早在1905-1909年在济贫法委员会时，韦伯夫妇就曾提出过这个概念，工党在战前也曾缓慢地向这个目标努力过。按照这份声明，国民最低标准就是以最低工资、最低劳动条件和四十八小时的最大工作周等条件来实现充分就业的一项全面性政策。第二项原则是“工业的民主监督”。在此原则中韦伯强调了工业国有化的必要性，但也对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观点作出了一些含糊的让步，当时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在部分劳工运动中深得人心，特别是在矿工工会和铁路工人工会中。第三项原则概括为“国家财政革命”。实际上就是用对高收入者征收重税来补贴社会服务事业，特别是征收直接资本税款来偿清部分战争费用。最后第四项原则为“用于公共利益的余额”。这个原则提出国家财富的积余必须尽可能用于扩大全体人民享受教育与文化的机会。
这样工党就具有了一个大为改进的党章，至少可以用来吸引全体选民，而不仅是引起工会的兴趣了。党章也具有一个实用的纲领，在国内事务方面，这个纲领是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为一派和张伯伦与劳合-乔治类型的零敲碎打的社会改革为另一派之间的折衷。这些措施使得工党有可能争取接替政府，这一个企图在战后最初几年中将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
（三）
在此期间，工党议会党团的几名成员仍是劳合-乔治联合内阁的成员。11月11日战争结束时，必须对退出政府问题作出决定。退岀政府的意见对有关大臣来说是不受欢迎的，巴恩斯对他能参加战时内阁很满意，劳合-乔治一下子就说服了他相信工党参加大战善后工作的必要。充任粮食大臣的克莱尼斯在政府中也干得很愉快，所以工党议会党团的成员大多赞成留在政府中。但是全国执行委员会在韩德逊影响下，却提出了反对意见，这个意见在11月14日召开的工党特别会议上得到批准。克莱尼斯勉强服从命令，离开了政府。但是巴恩斯和其他人却拒绝离职，为此他们被取消了工党党员的资格。
1918年12月进行了大选，这实质上必然是一次对劳合-乔治作为胜利缔造者表示拥护或反对的公民投票。工党面对极为不利的条件进行了一场勇敢的战斗，共提出了三百六十一名候选人——与以前1910年第一次大选最多的”。十八名相比，有了巨大的增长。自由党内部的分裂使工党能在许多选区处于主要反对党的地位，但是这种形势的有利之处在于将来而不在于眼前这次大选，因为支持联合内阁候选人的潮流十分强烈。事实上工党只获得五十七席，与战前的总数相比没有多大增长。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在拥有三、四个候选人的另外”。十九个选区中，工党名列第二，超过自由党。从此，“兼投几个进步政党的候选人的票”的责任就落到自由党人的身上。由于这时几乎所有曾使自由党与工党得以联合竞选的选区都为1918年的改革法所取消，这种情况就尤其重要了。
然而工党议会党团的不幸是暂时失去了所有最有才干的发言人。独立工党的领袖麦克唐纳与斯诺登由于他们反战的历史而被击败，阿瑟·韩德逊也失去了席位。工党进入议会的五十七名议员中有二十五人是矿工，二十四人是其他工会的代表，五人是地方工党提名的，只有三人是独立工党提名的。工党所有的著名领袖中，只有克莱尼斯一人未遭淘汰。在工党议会党团开会选举主席时，苏格兰矿工威利，亚当森再次当选，他是一位正如韦伯夫人所描写的“可敬的笨伯”，[1]他曾是议会党团解散前夕的主席。还应指出，合作社工会在战争时期进入了政界，并提出了几名候选人，其中一人当选议员。这一名合作社议员参加了工党议会党团，在以后几次大选后，其他合作社议员也是如此，这使“合作党”与工党密切结合在一起。
[1]M·I·科尔编:《比阿特丽斯·韦伯日记，1912—1924年》，第141页。
工党议会党团同全国执行委员会以及一般劳工运动的对峙状态当时已恶化到极点，几名工党议会党团领袖拒绝退出联合政府，这已经够糟糕了，而更加糟糕的是工党在议会中失去了它现有的一些有才能的议员，甚至象韩德逊这样能干地进行过改组工作的人也未能重新当选。这正好是工党修改过的党章与政策开始争取到更多的中产阶级入党的时刻。例如无条件和平的要求（这是民主监督协会的老要求）给工党带来了许多有才干的、年轻的自由党员，这些人反对战争并对他们自己分裂的党表示失望。从更多的意义而不是从一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是一个“外籍义勇军团”。这是当时他们中的一个人给他们自己取的绰号。[1]
[1]引自马多克斯:《英国工党政治中的对外关系》，第74页。
同时，议会领袖们在联合内阁中获得地位，显然并非由于他们在议会中的席位数，而是由于同他们有联系的工业运动的力量。1917年最初显现的职工大会和工会参与各种政治行动的决心一直保持到战争结束以后，并发展成为一种为政治目的而进行直接工业行动的威胁。其最突出的例子是1920年职工大会施加压力迫使英国结束对布尔什维克的干涉。伦敦码头工人在其领袖欧内斯特·贝文的鼓励下带头行动，宣称如不将“傻乔治”号轮船上运往波兰的军用品搬走，就拒绝为该轮装货。这次行动后，一个“行动委员会”成立了。这种抵制和进一步行动的威胁在改变劳合-乔治的政策和进一步防止英国的干涉中起重大作用，就不仅是可能性而已了。但是这当然是越过了议会的不合乎宪法的行动，丝毫不能提高工党议会党团的声望。
战后初期的特征是工业部门非常动乱和工会的好斗情绪。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经济状况恶劣——因为随着相当可观的通货膨胀出现的短暂的战后繁荣，在1920年突然衰退，变为物价暴跌和大规模失业。当然这也是由于在战前刚风行一时的“直接行动”的思想在工会领袖中仍然广泛流行着。特别是在战争前夕成立的，由矿工、铁路工人与运输工人组成的，旨在共同对雇主施加压力的“三方联盟”至今尚未经受考验。举行一次总罢工的打算尚未决定，矿工们极力主张说，罢工是实现他们当前的直接目标——矿山国有化的最好方法。
然而，对矿工来说，不幸的是，即使，“三方联盟”也证明是不可靠的。和范围更为广泛的国际外交领域中的类似联盟一样，在每次考验中这种联盟是否靠得住，都是由各个组成成员的自身利益来决定的，于是在1921年4月，在一个称为“不吉利的星期五”的日子，当其他工会拒绝继续支持矿工的罢工威胁时，“三方联盟”即宣告破裂了。这时大家开始认识到，要想施加一种有效的联合一致的工业压力，唯一的办法是工会要有统一的指挥，就象军队中的总参谋部一样。因此，职工大会的老议会委员会原先在威斯敏斯特仅起对较老的政党进行疏通活动的代理人的作用，在1921年期间就改变成一个具有更大权力来协调政策的总理事会。然而，除非工会授与它应急的处理权，否则它还不能对工会随意发号施令。从此总理事会承担了重大的政治作用与工业作用，并建立了一个与工党总部相匹敌的总部。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有才能的工会领袖都宁愿在总理事会中任职，而不愿参加看来相当死气沉沉的议会政治活动。工党尽了最大的努力来与新组织保持联系，为此设立了一个全国联合委员会，由总理事会、工党议会党团与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代表组成。
（四）
成后初期，议会政治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工党重要性不大。虽然韩德逊在1919年的一次补缺选举中回到下院，但他并不想重新担任主席职务，而宁愿从事发展议会外的工党组织的工作。1920年克莱尼斯继显然无能的亚当森而任主席，克莱尼斯是一个比较能干的人物，只是魄力不大。韩德逊则利用其议会以外的活动掌握着主动，如派了一个工党特别调查委员会到爱尔兰去调査“皇家警察”暴行事件。但这并不意味着韩德逊对议会活动失去了兴趣，而只是表明韩德逊在伺机而动，等待一次新的大选来使工党代表在下院的力量得到加强。
韩德逊和他的同僚对1920年共产党申请加入工党的反应，清楚地表明了他们根本上按党章与法规办事的态度。共产党是在同一年中由原有的英国社会党与其他几个较小的左翼团体，在支持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基础上合并而成立的。英国社会党从1916年起就已加入了工党，因此新的共产党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团体加入工党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全国执行委员会拒绝了这项申请，理由是共产党的目标与工党的“党章、原则与纲领”不一致。[1]这一决定表示了工党的强硬的纪律及其对极端的革命策略的敌意。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在1921年工党大会上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
[1]韩德逊1920年9月11日致英克平的信，引自《工党年度报告》，1921年，第19页.
1922年举行了一次新的大选，韩德逊在先前八年中非凡的领导总算取得了酬报。工党参加竞选的席数增加到四百一十四席，这个数字现在超过了议会席位总数的三分之二。它在四百一十四席中获得了一百四十二席——工党在议会解散时，实力几乎增长了一倍，由于补缺选举获得成功，实力早已有所恢复。虽然保守党在议会中仍占明显多数，但从多方面看来，工党代表人数的总和上升，超过自由党各个四分五裂的部分的代表总和，这是这次选举中唯一最重大的特征。此外，在新的工党议会党团中包罗了工党全部较有才干的领袖，只有韩德逊暂时除外，因他运气不佳，再次落选（他在1923年1月的一次补缺选举中才进入议会）。虽然现在工会提名的候选人有八十五名（这数字较前有很大增长），但更值得注意的是独立工党提出的候选人获得三十二席，而在1918年只有三席，这三十二席中不但包括反战的议员如麦克唐纳与斯诺登，而且还包括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如克莱门特·艾德礼和艾尔弗雷德·索尔特博士。独立工党在苏格兰也取得了特别出色的成绩，仅在格拉斯哥一地就获得了九席。苏格兰的独立工党形成了一个战斗性很强的集团，比老的领导人明显地左倾。实际上他们是战时工业界不满情绪的政治产物，这种不满在苏格兰表现为民族运动的形式。在英格兰，独立工党取得的成就不大出色，但工党的实力在许多地区有所加强。战前在那些地区里，面临自由党的势力，工党的实力是比较薄弱的，特别在约克郡、东北郡和大伦敦郡。由于工党议员来自社会上的各个阶级，这样一来，工党取得的成就便比以往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和全民性了，从而为工党担任英王陛下的反对党这个角色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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