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波立特：我的学徒生活（1940年）
引言
我奉献这本书来纪念我的母亲。许多作家也曾这样做过，无疑地，每个人都非常真挚地认为他的母亲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母亲。我这样来说我的母亲，是无愧于心的。
她的名字叫做玛丽·露莎·波立特。她的祖父是兰开夏和约克郡宪章运动中一个最积极的基层分子；她的父亲是一个木匠，他曾花了许多力量把他的行业组织起来。
我母亲是我的好朋友。我曾把我所有的希望和意图都坦白地告诉了她。过去在工人运动中指导我每一个步骤的就是她。
“波蕾”，这是任何人都这样叫她的名字。我写这几行字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对她的许多回忆——记得我曾经等着她从工厂回到家里，她拖着疲倦的身子，那红润的、曾为我父亲所热爱的面颊，由于经常在火热嘈杂的织机房里每天十小时的工作，由于常常坐蓐，由于无穷尽的贫困，已经憔悴不堪了。
我怎么也忘不了她努力使得家庭收支平衡，将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使她的子女穿得像邻家子女一般整齐。在降灵节这一天，所有兰开夏的母亲们如果不给孩子们一件新衣服穿，实在比死还难受。我们都打扮得好好地出去访问我们的比较阔绰的亲戚，他们总要问问爱拉、杰克和我有没有口袋，然后在口袋里摸摸，放一个便士在里面。在回到特罗斯登的码头街的路上，我们总觉得自己像罗契尔特家族中人一样的富有了。
我常常等不及她从厂里回家，就跑到半路上去迎接她，不论她如何疲倦，如何苦恼，如何想着一到家就有洗濯、扫除、烘烤、缝补等这些事情在等着她回来办，但她绝不至于烦恼得不笑着脸儿来招呼她的孩子们的。
所有街上的邻居们有困难就来找她——好像她自己一无困难似的。在厂里，当我开始同她上工时，便发觉也是整天“波蕾这个”、“波蕾那个”的，我从来没有看见她使向他请求帮助的人失望过。
在我长大起来的时候，我似乎一步一步地更接近我的母亲了。她教我的东西真不少啊！我会着魔似地倾听她第一次给我讲解经济学和工业史。每逢星期二晚上，她总是急急忙忙从工厂赶到家里，做完了吃力的洗濯工作之后，就同她妹妹爱密蕾去请一个叫什么乔埃·麦克琪的锡匠教她们经济学；我母亲化一钱半文所学到的东西，管教亚丹·史密斯在坟墓里也会辗转不安的。
我们家庭里平时也很难得的会有一次令人兴奋的事。例如亨利·欧文到曼彻斯特的皇家戏院或者卡尔·罗沙歌剧团来了，那末所有一切洗濯工作都得在礼拜五晚上赶好，母亲和她妹妹就会一直从厂里赶到皇家戏院去排队购买楼座票。
我开始做工时是和我母亲在一起做半日工的，这才真正使我对于我们生活所在的世界有了初步认识。
每逢下雨或是很冷的早晨，在她到厂里去之前用围巾围住我的时候，我便发誓，等大了之后一定要向那些使我母亲受这种苦难的工头们算账。我希望能活着做这件事，这件事并不是没有意义的。我憎恨任何造成这种结果的制度——并不是当时我对制度已有了什么认识，而只是本能地觉得它不对罢了。
大约就在那时候，我活泼可爱的小妹妹温妮弗兰特病得快要死了，虽然我并不了解这回事。家庭医师像自己女儿一般地爱她，日以继夜地到我家里来，竭力想挽救她的生命。这位老医师到现在还是我们家庭的老朋友，他唯一的圣经始终是“曼彻斯特卫报”。
某一个星期日的晚上，他在临走之前低声地向我母亲说了几句话，还给她一个纸条。母亲叫我拿了这个到番耶非尔特的药剂师伊斯特曼那里去。这是一张买吐根酒的药方，要使我妹妹呕吐的。这一趟要经过一条暗长的小胡同，我觉得害怕，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我是多么恐惧啊！因而我能了解波不拉地方的孩子们在1939年秋天撤退到乡村去的时候，感觉是怎么样了。
憎恨和恐怖交错着。我真要谴责上帝了。我要谴责每一个使我妹妹受苦的人。我无意中喊出了我们阶级所受的不公道的待遇。英国工人阶级总有一天要清算它，正如工人阶级在俄国所干的一样。
我在厂里工作得不多久，就引起了我对女孩子的注意，这有什么办法呢？织机间里只有我一个少年男子啊。
一天，有人告诉我母亲，说她目睹我同一个女孩子站在入口的暗处。那时我只十二岁。织布机的喧闹声使机房里的人谁也听不出什么东西来，所以我们都变成辨唇知意的专家了，现在我略有些耳聋，所以这种本事我确实有些用处。天哪！如果那一个女人多嘴，把我的荒唐行为告诉了我母亲，这会发生如何的影响啊！人家会想象我把特罗斯登所有的女孩子都收作眷属了！
过了几天，我在床头发现了一本玛丽·华尔斯东克雷夫脱著的，说明花朵开放的全部情况的小册子，我应该说，我从来没有像在读过这本小册子以后那样敬仰母亲的体贴周到了。同时我也得承认，我一生之中也从来没有这样充满过好奇心。
我开始积极参加工人运动的时候，所有一切困难的问题，我都得向我的母亲请教。当我开始作公开演讲的时候，总是立在椅子上先把所要讲的话向她练习一遍，我的祖母却尔斯华司就会说，“波蕾，你的儿子将成为一个教士了。”每次开完了会以后，她总要知道人家向我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以及我如何回答他们。从玛丽·露莎·波立特这里得到的教育和帮助比从世界上其他任何人那里所得到的还要多。
我们屋里没有圣经，可是我们有一本张伯氏辞典和一本文法书。她在纠正我文法和发音上的努力，常常搞得我头昏脑胀。她使我过着多么辛勤的生活啊！我可以讲出许多关于她克尽教养之责的有趣的故事来，这里只须举一个例子就足以概括其余了。
1938年，我和维克多·高伦士以及坎特伯雷副主教在一起，为左翼书籍俱乐部开了一连串的会议。某星期二的晚上，我们在赫尔开会后，副主教竭力夸奖我的“出色的演讲”，还说我简练地安排字句的方法足以为人楷模。第二天晚上我们在赫菲尔开会后，副主教更奉承我，说我“善于运用英语”。我就情不自禁地写信给我母亲，把这件事吿诉了她。
第二个星期日，我在曼彻斯特自由贸易厅群众大会上演讲。我的母亲也在那里。根据听众的反应来判断，我认为我是作了一次生动有力的演说，可是就在那天夜里一回到奥本萧，我母亲劈头就对我说，“喂，哈里，副主教真该死！你今晚犯了三个文法上的错误哩。”
现在，我且问你，在这样一个母亲的面前，你还有什么希望可以赢得面子呢？
自从1915年离开家以后，我每星期总写一封信给我母亲。1925年到1926年我在狱中的时候，逢母亲生日的那一天，我总是要求狱吏让我写一封专信，而且向他解释我在被他看守之前，从来就没有间断过给母亲写信。他听着，好像无动于衷，可是在我说完以后，他却以极粗暴的声调向看守人说：“记着，甲四十四号有一封专信。”
我可以从她信中引出很多段有趣的文字来。举例来说，1939年3月出卖西班牙共和国的事件被揭发以后，我在兰贝斯·巴斯发表演说，该演说词发表于“工人日报”。几天以后，我接到母亲来信，说道：
“你在兰贝斯所作的演讲把情况解释得非常清楚。你向工人们解释情况总得尽量详细明白，这样他们就会了解。勃兰区福特做作家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能够叙述简明。不了解这一点，那才是一个傻瓜。我永远记得在你出生以前，登载在‘星期纪事报’上的他的第一篇论文。在批评他的人中间曾有一个人署名为‘善良分子’的，勃兰区福特在对他说了几句话之后，就说：‘善良分子啊！我就吿诉你为什么吧。’于是他就接着解释资本主义制度，说得那么简单明了，使我恍然如拨云雾而见天日。”
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牢牢地记住她的忠吿：把我早期生活的事实解释得愈简单愈妙，希望其他工人阶级的子弟们面临同样问题时，可以帮他们找出一个革命的解决办法来。这些问题的性质虽然逐月改变，而且也必定要改变的。可是，基本上它们还是一样，而且就本质而言，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鼓动、教育和组织工人们建立起他们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党，这个政党能领导他们前进，取得政权并建立社会主义。
另一段是在1939年报纸上大事喧嚷我被“解除”共产党书记后她的来信中节录下来的。我曾有信给我母亲，解释报上所载的和事实有些什么出入，而且说明我之解职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唯一可能采取的行动。她的复信是足以代表一般女性的。在说了好多话（这些话的母爱气氛较政治气氛为浓）以后，她接下去说：
“有一件事情我是确实有把握的。我决不认为丢脸，因为你那副计量工具还在这里，我已好好地用凡士林把它保护起来，以便随时使用。”
除了要再说两件事以外，我就以这封信来结束我这短短的引言了。第一、我的母亲真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妇女；第二、她所崇拜的人，这个人生平事业的每一着都为她所追随不怠的，是国会议员威廉·加拉赫。
补记
我在1939年12月1日上午一点钟写完上述引言，就在这时候，我母亲在她突然被送进去的曼彻斯特医院里逝世。我没有想到她生病。仅在三天以前，我还写信给她，征求她对这本书某些部分的意见，并且告诉她我正在写一篇引言，向她表示敬意。后来我的妹妹告诉我，她已永远不能读我这封信了。
就是这样结束了一个工人阶级妇女的一生，结束了千百万工人阶级的一个典型母亲的一生。她们的名字除了自己家庭里的人之外，是谁也不知道的；然而她们却真正是世界上的甘露。
一个极了解我母亲身世的邻人，在她死后写信给我说：
“你决不会认识你母亲是一个如何伟大的女性，对她四周的人起着多么大的鼓舞作用，说她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妇女，这是不够的。她是一个有教养（依这两个字的最好的意义）的妇女。温文尔雅是她的一部分，用不着别人去教她，也从未有人教过她。她的餐桌总是一尘不染的——桌上刀叉闪闪发光，并且还搁着几束花朵——而整个家庭，虽然简单，但总使我感到一种幸福安适的气氛。”
她是独立劳工党的创始党员，五十年以上的合作运动者。直到她逝世为止，是阿什顿区织工协会会员，以及共产党的创始党员。这就是我母亲（我把这本书奉献给她）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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