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俄国外交政策对共产国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第二十一章俄国外交政策对共产国际

　　从列宁去世到斯大林作为他的继承人取得最终胜利的这些年中，呈现出一种自相矛盾的怪现象。一方面，大家都承认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一个稳定时期，并且尝试着恢复俄国同资产阶级世界的关系；另一方面，在这段时间里内讧激烈的俄国党，又在从英国到爱沙尼亚和保加利亚的许多国家中进行了一系列挑衅。

　　俄国为在它的外交政策中达到某种平衡而作的努力，从一开始起就和国外一切反布尔什维克宣传的主要攻击对象——共产国际发生冲突。同资本主义世界调整关系，从俄国内政的角度来看成了必不可少的步骤，因为它希望通过外交政策方面的最大稳定来镇压一切反对派。苏俄已经在1921年被德国承认（在“拉巴洛条约”中），随着这一缺口的打开，一系列其他国家也相继效法。在以后两年中，苏俄驻国外代表加强了他们的外交活动。在党内，1924年被称为“承认年”。苏联政府先后为英国、意大利、挪威、奥地利、希腊、但泽、瑞典、丹麦、墨西哥、匈牙利、年轻的中华民国和法国所承认，最后，日本到1925年1月也承认了它。这种外交和解不仅加强了革命俄国的国际地位，也加强了俄国可能在资产阶级世界中和平生存下去的希望。

　　在1924年5月的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在讲话时指出，这一政策尽管取得了成功，如果不以继续支持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政策作补充，它是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在同斯大林争夺权力的过程中，他强调共产国际在俄国政策中的作用；阶级斗争并没有因为苏俄同资本主义国家签订了条约而宣告结束。资本家的进攻仍在继续。5月14日，也就是大会开幕前一星期，在葡萄牙的里斯本和科英布拉破获了阴谋爆炸案。费利克斯·诺伊曼^[1]和斯柯布列夫斯基在柏林被捕，很快就要成为契卡审判中的主要被告。

　　另一方面，季诺维也夫说，社会民主党人正在一系列国家中取得政权。“第二国际已经在最大的资产阶级国家——英国执政。英国不是波兰，不是冰岛，甚至也不是德国。它是英国！”法国、比利时和丹麦正在步英国工党的后尘。柏林有五十万共产党选民，巴黎有三十万以上。而在二月革命以后的选举中，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选民加在一起还不到八十万人。在索非亚和布拉格也存在着共产党的巨大力量。因此，共产国际的下一步任务将是“使共产党人在伦敦和纽约取得重大胜利”。

　　当斯大林在1922年4月2日成为总书记时，他在争取控制党并且通过它控制国家的斗争中，已经赢得了第一步重要的胜利；但是，直到1924年7—8月间举行过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以后，他才得以大举渗入共产国际机构（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他第一次以俄国代表的身份露面）。他充分利用了季诺维也夫提出的布尔什维克化口号，把它变成了排挤季诺维也夫的最有效工具之一。

　　“在许多国家中，阶级战争都遭到失败，特别是在德国，领袖们在1923年秋天犯了一系列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鉴于这些经验，认真考虑德国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问题，便成了当务之急。……代表大会提醒一切党注意在工会中进行工作的无比重要性，并指出有必要组织车间核心作为党组织的基本单位。在此以前，某些国家的共产党一直不留着社会民主党的传统，主要是根据地域原则按选区组织起来的。”^[2]

　　争取控制权的过程是长时期的，斯大林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代表活跃在每一个地方，不放过每一个可以用来瓦解共产国际的机会。

季诺维也夫信件

　　在英国，共产国际的革命政策不受欢迎，英国共产党在工人中间的影响很小。可是，在英国工会主义者当中，对苏俄的态度却是友好的，而且，这种友好情绪在这一时期有了很大增长。

　　在1924年夏天，俄国试图同英国达成贸易协定。谈判在8月5日破裂，主要的障碍是战前的俄国债款问题，苏联代表拒不承认；但是，达成贸易协定的期望在英国仍然存在。俄国曾经表示，如果能有合理的贷款条件，俄国愿意购买价值一千五百万英镑的机器，甚至在官方谈判已经破裂以后，苏联纺织托拉斯的一个采购委员会还继续想购买价值五百万英镑的纺织机器。由于失业数字很高，职工大会赞成在俄方提出的条件下接受这笔交易。职工大会主席斯韦尔斯^[3]指出，受经济不景气的打击特别严重的造船业可以通过为苏联造船而得到复兴。职工大会通过了下列决议：

　　“考虑到联合王国目前存在着不正常的和长期的失业现象，而一天不让俄国进入国际大家庭，就一天不可能恢复联合王国的战前对外贸易，本总委员会要求英国政府立即同苏联重开谈判，以达到下列目的：1）在外交上完全承认俄国的苏维埃政府。2）鼓励和支持同俄国通商，对英俄贸易应用‘贸易促进法’和‘外贸法’。”^[4]

　　英国工会主义者要求同苏俄通商的这种希望，首先只是由他们希望克服失业的意愿引起的，以后，随着这种希望的发展，共产党的影响在工会中日益增加，终于在次年的总罢工中反映出来。

　　在这一时期，斯大林希望用促进对外贸易的办法来克服国内的经济困难。同英国进行的上述谈判只是根据斯大林的这种愿望制定的总政策的一部分。忙着寻求新贸易关系的俄共经济学家、外交家和政府官员，感到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国际碍手碍脚，妨碍了他们同资本主义世界改善政治关系的努力。企图继续执行革命的政策，就是对俄国更广泛利益的一种直接破坏。

　　1924年10月10日，也就是第一届麦克唐纳内阁刚成立几个月以后，英国外交部截获了一份据说是季诺维也夫写给英国共产党的信件。这封信指示英国共产党不要仅限于争取批准悬而未决的英苏条约这种一般的宣传鼓动，而要特别注意在英国军队中建立党小组。

　　“从你们最近的报告来看，在陆军中的宣传鼓动工作显然是做得不够的，在海军中也好不了多少。你们说，吸收的党员数量虽少，质量却很好，这种解释在原则上讲并不错；不过，如果能在每一个军队单位，特别是在全国各大城市的驻军，以及在军需工厂和军用仓库的工作人员中，都有党小组存在，那总是一件好事……一旦发生战争危险，在有后一批人的帮助以及同运输业工人保持联系的情况下，就有可能使资产阶级的全部军事准备陷于瘫痪，开始变帝国主义战争为阶级战争。现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要警惕……

　　据我们所知，英国共产党的军事工作部还有一个缺陷，这就是缺乏专家，缺乏未来的英国红军指导员。现在是你们考虑建立这样一个专家机构的时候了当激烈的斗争一旦爆发时，这一派人同领袖们在一起，就能构成党的军事组织的指挥中枢。……不要把这件工作推到将来，因为很可能在你们措手不及的时刻，便爆发了事变。”^[5]

　　信末的签名是季诺维也夫和库西宁，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主席和书记。在英国流传的这封信有两种文本。在一种文本上，英国共产党人阿图尔·麦克马纳曼^[6]也是信的签署；在另一种文本上，他则是收信人。

　　麦克唐纳以首相的身份指示外交部最仔细地审查信件的真伪，同时起草致俄国政府的抗议书。10月24日，也就是发出上述指示一星期后，英国外交部交给苏联驻英代办一份照会，声明“英王政府不能容许这种宣传，必须把这一事件视为从外界对英国内政的直接干涉”。^[7]苏联代办答复说，他的政府愿意把这份文件的真伪问题交给法庭作公正仲裁。

　　英国当时正在进行竞选，这封信不仅被保守党用来反对力量微不足道的共产党，而且被他们用来中伤工党。斯坦利·鲍德温^[8]说：“看到季诺维也夫先生以那样的口气谈论英国首相，我的血都沸腾起来了。”^[9]

　　当时，我正作为参加英国党代表大会的德共中央代表停留在英国，把我的时间用在观察麦克唐纳的竞选上。我在诺丁汉、利物浦和伯明翰的群众集会上听过他的演说。第一届工党内阁——由失业造成的动荡局势的反映——不可能通过影响深远的社会立法，因为连它自己的劳工组织对它都不甚支持。我很感兴趣地看到，在一个只存在着人数很少的共产主义派系的国家里，共产国际的政策竟成了如此重要的一个问题。当我回德国后，某些英国报纸竟指责我是把季诺维也夫信件秘密带进英国的人。

　　工党在选举中遭到严重失败。它在议会中的席位从一百九十一席减少到一百五十一席。自由党的议席从一百五十九席降为四十席，保守党重新获得多数。

　　新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10]照会苏联政府，声明英国政府认为季诺维也夫信件是真实的。苏联政府驳斥了这一照会，再次提出把信件交给国际法庭仲裁，但英国政府未予理会。11月26日，季诺维也夫写信给英国职工大会，否认他写过这封信，第二天，他举行了外国记者招待会，这是共产国际主席极少采取的行动。英国工会派出由本杰明·提累特^[11]和乔治·杨格组成的代表团去俄国；他们在检查了全部有关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议事录以后，得出信件显系伪造的结论。

　　在英国，工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着手调查季诺维也夫信件的真伪以及它发表前后的详细情况。一个名叫布莱德雷·戴恩夫人所雇的一个女仆向这个委员会宣誓作证，说外交部的一个官长格雷戈里先生曾在部中接见过一个白俄，和他讨论了一些金钱上的事。工党领袖托马斯以这一证词向格雷戈里提出责问，并指出，格雷戈里做法郎投机买卖损失了一大笔钱，于是他参与制造季诺维也夫来信的事件，从中捞到不少报酬。格雷戈里否认这些指责，以后，这一事件暂时便被搁置下来。^[12]

　　在英国，季诺维也夫信件是帮助保守党重新上台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在俄国也起了同样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把保守党和工党分别开来，而且也区分了俄国党内的保守派和革命派。一切官方声明都为季诺维也夫辩护，驳斥外国人对他的攻击，但是在党内，特别是在党的上层集团中，这一事件却被用来加强反对共产国际及其领袖的活动。

　　国家政治保卫局玩弄了转移别人注意力的相当漂亮的一手——他们从柏林警官那里弄到一份声明，说季诺维也夫信件和其他许多共产国际文件，都是由柏林的一个白俄机关伪造的。^[13]10月19日，同一个柏林警察署在该市查出了一所设有伪造各国护照全部设备的房屋，这件新闻向全世界公布出来。

　　在英国，信件问题以俄国的明显失败而告终。苏联大使拉科夫斯基没有得到他所要求的道歉。11月28日，俄国总理李可夫在一篇向纺织工人代表大会所作的演说中，指责英国保守党是架着季诺维也夫信件的拐棍重新上台的，他说，英国企图把欧洲联合起来反对苏俄。

　　在我看来，季诺维也夫信件确实是伪造的。表明它多半不是真实的证据，并不在于各种技术细节——例如在英国流传着各种互有出入的文本等等，甚至也不在于信的内容，而在于英俄两国当时的政治背景。从季诺维也夫对待西欧的整个政治态度来看，这封信便露出了破绽，因为共产国际在英国的活动中心肯定不是比较软弱的军队，而是群众性的劳工组织。另一方面，被工党的第一次胜利吓得要死的保守党，在为重新执政而进行的斗争中，正在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材料；不难想象，一份不利于共产国际的文件自然会被他们视为至宝，立即发表出来。与此同时，这样一封文件会使季诺维也夫成为破坏英苏改善关系的罪人；不择手段的斯大林，在他争取控制共产国际的斗争中，也正在急切地寻求着一切可以利用的武器。对有关的两个集团——英国的保守党和俄国党内的斯大林集团，它们都正在争夺权力——来说，把季诺维也夫信件公布出来显然是有好处的；这也就是说，两个集团都很可能和编造这封信的活动有关。正在扩大着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继承了沙皇暗探局挑拨煽动的一整套策略，它以新的技巧应用着这套老的手法，把那些同其他国家政治警察合作的反布尔什维克集团收买过来，利用它们作为渗入和操纵的掩护，从而和这些国家的政治警察间接搭上关系。经济一时拮据因而容易受贿的格雷戈里，正是俄国间谍所要寻找的那种文官。季诺维也夫后来告诉我，他曾经怀疑那封信是国家政治保卫局伪造的，但他找不到证据。工党调查中出场的女仆和白俄，肯定带有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气味。直到1928年，这一事件才最后得出结论，而到那时，它的目的早就达到了，季诺维也夫已经被赶下台，保守党也又一次执政。

在爱沙尼亚的冒险行动

　　英国发生的事件使季诺维也夫更加感到自己的不安全。于是，他和加米涅夫分别躲进了他们的都市要塞——季诺维也夫退回列宁格勒，加米涅夫躲在莫斯科。在他的列宁格勒堡垒中，季诺维也夫盘算着把势力扩展到邻近的爱沙尼亚去，以巩固他的党组织堡垒。

　　在内战时期，爱沙尼亚一直是对俄国发动入侵，特别是尤登尼奇进攻彼得格勒的基地。它同一切反对大俄罗斯人的势力合作，以这种方式赢得了自己的独立。在它的一百十二万五千人口中，大部分都是农民；1925年，全部人口中有70%是小农，耕种着他们在1919—1920年瓜分大田庄时获得的一份土地。工业主要是一些雇用二十名到五百名工人的小工厂，在工人们当中，亲共产党的情绪很淡。独立的爱沙尼亚过得很好；它的生活水平高于它那庞大的革命邻邦。爱沙尼亚有三个重要政党——社会民主党、工党和民主党；公开亲德的议员有三名，亲俄的议员只有一名。1920年2月2日，爱沙尼亚同俄国签订了道帕特条约，在条约中，两国相互承认彼此新获得的地位。^[14]

　　爱沙尼亚共产党的人数不多，但是战斗性很强。1924年11月末，配合各国反对共产国际的活动，爱沙尼亚政府突然袭击共产党本部，逮捕了好几百名共产党人。季诺维也夫的密友和秘书，米哈伊尔·柯别茨基^[15]是当时的苏俄驻塔林大使和共产国际的代理人，^[16]季诺维也夫对11月逮捕的反应是，决定把农业的爱沙尼亚和工业的列宁格勒合并。他同红军情报处长别尔津^[17]将军达成协议，以此来抵制总书记日益增长的权力。他们一致认为，对付爱沙尼亚这样的国家，是毋需经过长期准备的，由一小群人发动一次政变就能决定它的命运。于是，在内战英雄齐博尔的领导下，一支由六十名红军军官组成的队伍被送过了边界。^[18]

　　12月1日，这群俄国军官加上由他们武装起来的几百名爱沙尼亚共产党人，向若干政府建筑物同时发动进攻——这是通过攻占政权象征所在来夺取政权的标准方式。爱沙尼亚军队以惊人的精力进行回击，把“起义”镇压了下去，宣布实行戒严。俄国人越过边界撤回本国，有一百五十名共产党人在起义后二十四小时内就被处决。这些人当中有季诺维也夫的一个亲密合作者，维克多·金吉谢普^[19]，为了纪念爱沙尼亚的死难者，俄爱边境上的一座小城亚姆堡改以他的名字命名。

　　此后，两国之间的关系依旧很疏远。十五个月后，一个前沙皇军官帕德纳在列宁格勒的一次审判中供认，爱沙尼亚间谍曾把红军的军事秘密出卖给一个英国军官弗兰克上校；这次审判的四十八名爱沙尼亚被告中，有十三名被处决。^[20]

　　斯大林在俄国党内的支持者对爱沙尼亚事件拍手称快，认为这是季诺维也夫个人的失败，使他们的手上又多了一件武器，更便于把他从共产国际主席的位置上赶下来。这一时期，我到莫斯科去过好几次，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我总会听到一种弦外之音，这就是：俄国正在千方百计地调整它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和外交关系，可不能再受共产国际这个烂摊子的连累了！

在保加利亚的最后一幕

　　共产国际的危机在保加利亚达到最高峰。

　　从赞科夫6月政变和共产党1923年9月暴动被镇压以来，保加利亚一直长期处于内讧状态之中。赞科夫试图把参加政府的各党合并在一个“民主联盟”（就和今天的“祖国阵线”相似）之中，但是在他发动政变后五个月举行的选举中，竟有35%的选票为政府的反对党所获得。共产党继续在国民议会中具有席位，但它的组织活动则受到限制。

　　这个国家长期生活在一种动荡不安、充满阴谋和反阴谋、恐怖和反恐怖的形势之下。数以千计的人由于从事政治活动而被捕；许多人被暗杀。斯坦波利斯基反对派避居到南斯拉夫，在那里出版了他们的报纸《农民旗帜报》；他们经常越过边界向本国进行武装骚扰。马其顿的民族主义团体“内马其顿革命组织”（简称IMRO）也同样活跃；他们在佩特里奇地区组织了一个国中之国。在政变已经过去一年零八天之后，内政部长居然还在国民议会中说出这样的话：“我走在索非亚的街头，感到就像是在战时巡阅战壕一样。”^[21]

　　共产国际通过季诺维也夫和季米特洛夫，企图为巴尔干指出一条摆脱这种阋墙之争的出路。1924年春，在维也纳召开的一次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拟订了一个争取成立巴尔干联邦的纲领，按照这一纲领、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和马其顿都将成为联邦中的自治单位。会议发表宣言，号召进步的欧洲工人和革命运动，特别是俄国共产党人，支持这些国家，帮助它们抵抗南斯拉夫、希腊和保加利亚的帝国主义计划。1924年5月5日，巴尔干联邦的旗帜升上了天空，号召巴尔干的一切革命者都团结在它的周围。

　　这份宣言的耸人听闻的一面是它宣布共产党人同内马其顿革命组织结成了统一战线。在宣言上签名的有好几个内马其顿革命组织的真正领袖，其中包括两个月后被暗杀的托多尔·亚历山德罗夫^[22]。在保加利亚，将不和索非亚政府打任何交道。被压迫民族实行自决的纲领，将通过在巴尔干各国议会中同时采取行动来实现；但是在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中，马其顿的六名议员仍将单独组成一个集团。

　　在伦敦以及在巴尔干所有国家的首都，人们对共产党和马其顿民族主义分子的这种联合都惴惴不安地注视着。希腊独裁者潘加洛斯^[23]偷偷摸摸发动的一场小规模战事，加剧了这种联合所造成的紧张局势。他向保加利亚发动侵略，但是在国联的坚持下，终于又撤回军队，并且赔偿他的军队所造成的损失。

　　在许多次政治暗杀中，有一次造成了重大后果——保加利亚将军和执政党主席康斯坦丁·格奥尔基耶夫^[24]，于1925年4月14日在索非亚为一个不知名的凶手所暗杀。两天以后，当人们正在圣日曜日教堂为他举行葬礼时，一枚定时炸弹突然爆炸，炸死了一群政府要人——十四名将军、三名国民议会议员、索非亚市的市长和警察总监——死者总数达一百二十八人。

　　保加利亚政府以反恐怖对付恐怖。它宣布戒严，实行宵禁，大肆逮捕。调查工作秘密进行，但是查不出关于这次密谋的真实线索。有两名保加利亚军官明可夫^[25]上尉和杨可夫^[26]上尉，被指控为安放炸弹的凶手，他们被捕时就被警察当场杀死。许多次要人物也统统被捕——教堂看门人彼得·扎德戈斯基、两个据说是窝藏了明可夫和杨可夫的人以及公开说这两个军官完全无辜的犹太律师马可·弗里德曼^[27]和后备役军官高耶夫上校等等。没有对公众发表详实报告。有十人受到军法审判；五人被判死刑，其中有格奥尔格·季米特洛夫，他受到缺席审判。他的一个兄弟托多尔被捕后，在索非亚监狱中被杀害；他的母亲和妹妹莉娜^[28]逃往俄国。有三人未经审判便被活活烧死。扎德戈斯基、弗里德曼和高耶夫被公开吊死，这一“饱人眼福的独特场面，吸引了四万名观众”。

　　“前部长彼得·雅涅夫^[29]和基里尔·巴甫洛夫^[30]同他们的几个朋友一道，在索非亚警察总署熊熊的大火炉中被活活烧死。后备役军官托帕尔吉科夫^[31]将军和耶特切夫——他们曾在斯坦波利斯基手下服务——被解往康斯坦第尔，从此下落不明。”^[32]

　　据官方报导，这一期间举行了八十一次审判，牵涉到三千五百五十七人，其中三百人被处死，六百十一人被判徒刑。按照反对派的估计，则至少有五千人被杀或失踪。赞科夫承认，从1923年6月到1925年4月，有五名农民党部长、四十七名农民党和共产党议员和几百名教师被杀。这一极端恐怖时期为共产国际的行话增添了一个新名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那些反对俄国扩张进东欧的那些人，往往就受到要用“保加利亚手段”对付他们的威胁。但是，就连这种极端恐怖也没有能平定当时的局势；农民掀起一系列暴动，同军队发生过多次冲突。

　　索非亚教堂中的定时炸弹，是标志着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恐怖主义风气的挑拨行动之一。英、法、德诸国的舆论矛头立即指向共产国际；人们认为季诺维也夫是阴谋家，是纵火犯，是扰乱世界安宁的密谋策划者；他是一个恐怖分子，他同其他恐怖分子勾结在一起，打算以暴力来推翻资产阶级世界。

　　我们在德国党内深深为保加利亚事件所震惊，因此设法通过我们在莫斯科的代表探听消息，想弄明白共产国际机构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如果它果真参与其事的话）。我们从国家政治保卫局巴尔干科科长米哈伊尔·特里列塞^[33]那里得到一份官方报告，声明他本人以及季诺维也夫同炸弹阴谋都毫无干系。可是，这种官方的否认即使在共产国际内部也不太为人相信，在那里，经常风传季诺维也夫确实是这次密谋的策划者，这个主意以及它的付诸实行都是当时笼罩着共产国际的惶惑和绝望情绪的产物。明可夫和杨可夫，“在企图脱逃时”被枪杀的两名上尉，都是地下共产党的党员。由于保加利亚在地理位置和语言上都接近俄国，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和俄国党内危机的关系要比其他“外国人”密切得多，在列宁死后，大多数保加利亚共产党人认为，只有从俄国外部想办法才能避免一场大灾难。在他们看来，上层领导——托洛茨基、斯大林、季诺维也夫——之间的斗争结局只能是反布尔什维克分子依靠耐普曼取得胜利。同维持党专政有极大利害关系的国家政治保卫局领导人，非常热心于采取主动。究竟是谁在莫斯科国家政治保卫局总部指使索非亚的代理人安放炸弹的，恐怕要成为千古疑案了。

　　保加利亚是适合国家政治保卫局进行活动的一块沃土。在按照恐怖主义团体“内马其顿革命组织”的方式建立的巴尔干各国地下党内，在刀光血影的密谋迷雾之中，企图通过有组织地暗杀领导集团来解决巴尔干的难题，便成为一种十分自然的趋势。一个由共产党控制的巴尔干联邦，要远比苏维埃化的爱沙尼亚更有助于俄国走出困境。索非亚事件多半是各种恐怖主义党派的一次大聚会，这些党派在历来就盛行恐怖主义的巴尔干气氛中，竞相采取一个比应该更厉害的恐怖行动。

　　托洛茨基隐约提到这类事件的一番话，证实了以上的解释。他谴责俄国官僚不该在爱沙尼亚和保加利亚采取“失去理性的行动”和“暴力”。

　　“没有人要求苏维埃政府进行国际冒险，采取失去理性的行动，企图以暴力硬性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与此相反，就官僚分子们过去作过的这类尝试（保加利亚、爱沙尼亚、广州等）而言，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有利于反动力量。”^[34]

　　直接暗示国家政治保卫局同索非亚事件有关系的唯一文献，是别谢多夫斯基^[35]的回忆录，在回忆录中，他叙述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一个特工人员雅罗斯拉夫斯基^[36]的遇害经过。

　　“国家政治保卫局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把他干掉，因为他知道的东西太多了——包括索菲亚教堂事件的内幕。一支契卡小队奉令执行他的死刑。由于雅罗斯拉夫斯基认为他的沉默已经为自己换得一定程度的安全，并不怎样注意躲藏，所以任务执行起来较为容易。他以前的一个朋友请他吃饭，用毒药结果了他。人们把他的尸体拍下照片，捺下他的指纹，然后把照片和指纹送到莫斯科，作为他已经被处死的证据。”^[37]

　　另外一个名叫艾伦斯基的人——他同雅罗斯拉夫斯基一样，也是红军参谋部的军官——也和这一事件有关。别谢多夫斯基继续说道，“正是他供应了炸药并且为恐怖主义袭击作出准备。在索非亚教堂的暴行发生后，他便被召回莫斯科。”

　　据共产国际当时的官方文献说，索非亚爆炸案是赞科夫政府本身组织的挑拨行动，以便为消灭反对派提供口实。由于赞科夫本人以及他的亲信并不在被炸者之列，这种说法也博得了某些人的相信；但是，共产国际内部却没有人真正相信这种编给资产阶级听的神话，我们大家都肯定国家政治保卫局曾插足其中，但究竟是怎样参与和通过谁参与的，处于这架恐怖机器之外的人就不得而知了。

　　斯大林充分利用了季诺维也夫又一次丧失威信的这个机会。在为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作准备的过程中，他把地方支部一个接一个地争取过来，直到反斯大林主义的重要中心消灭殆尽，只剩下了一个由季诺维也夫本人领导的列宁格勒支部。

^[1] 费利克斯·诺伊曼（Felix Neumann，1889年12月23日——？），出身于司机家庭。1910年加入社民党。1917年加入独立党。1919年加入德共。1920年德共分裂时参加了共工党，但1921年又返回德共。1923年9—11月任德共总部机关书记。1923年11月任革命委员会书记，领导德国契卡。1924年策划暗杀塞克特未果，同年2月被捕。1925年被判处死刑，后改判为无期徒刑。1928年抛弃共产主义，在纳粹的帮助下越狱。1930年获大赦后加入纳粹党。1936年起在劳动阵线工作。1943年以后的情况不详。

^[2] 波波夫：《苏共简史》，第2卷，第212—213页。——原注

^[3] 阿隆索·博蒙特·斯韦尔斯（Alonso Beaumont Swales，1870年？月？日——1952年9月27日），出身于工人家庭。1890年加入工程师协会（Amalgamated Society of Engineers）。1895年加入独立工党。1919年进入工会大会总委员会工作。1925—1926年任工会大会总委员会主席，期间领导了全国总罢工。1935年起任全国海员工会受托人。1952年去世。

^[4] 职工大会总委员会1925年3月25日的声明；转引自W·P·柯特和齐尔达·柯特：《英苏关系史》，伦敦1943年版，第199—200页。——原注

^[5] 《伪造的反苏文件》，议会议员乔治·兰斯伯里作序，伦敦工人出版社1927年4月版，第34页。这本小册子并出有法文本（巴黎1926年版）和德文本（柏林1926年版）。
　　据这本未署名的小册子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军事干涉失败以后，1921年9月7日寇松勋爵致苏俄政府的照会，又对俄国发动了一场新的政治战。在照会中，寇松对共产国际的活动，特别是它在近东和远东的活动表示抗议。小册子揭露了一系列反苏的组织和中心：有几个是由白俄逃亡分子主办的；一份叫做《东方新闻》的杂志，是德国间谍的秘密刊物，其主办者是文策尔，住在柏林威廉街11号；伦敦警察厅厅长巴塞尔·汤普森以及他的德国同事施提格列茨。小册子列举了大约二十种伪造的共产国际文件，其中有几件便是季诺维也夫的信；一封刊登在巴黎的《解放报》上，谈论的是北非问题，收信人是法国共产党人马塞尔·加香。伪造共产国际文件的有下列这些人：在柏林的德鲁日洛夫斯基、在维也纳的雅库鲍维奇、在中国的基道列万斯基、柏林副警察总监社会民主党人魏斯、英国人辛格尔顿。小册子利用影印照片，比较了真正的共产国际文件和这些伪造品，指出两种信纸上端所印文字中使用的各种不同。——原注
　　巴塞尔·霍姆·汤普森爵士（Sir Basil Home Thomson，1861年4月21日——1939年3月26日），出身于天主教家庭。1883—1884年期间在殖民事务部工作。1884—1890年任斐济总督。1890—1893年任汤加总督。1896—1908年期间担任多个监狱的狱长。1908—1913年任监狱委员会秘书。1913—1921年任伦敦大都会警察局副局长。1919—1921年兼任内政部情报总监。1921年被迫辞职。1925年因卷入桃色丑闻被捕，获释后脱离政治活动。
　　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德鲁日洛夫斯基（Серг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Дружиловский，1894年？月？日——1927年7月12日），出身于警察家庭。1915年入伍。1918年考入红军作战学校，两次因投机和盗用面包卡被捕。1919年参加尤登尼奇白军，战败后流亡波兰。1921年进入波兰情报部门工作。1923—1925年期间在柏林参与伪造各种苏联机构和共产国际的文件，期间参与炮制了“季诺维也夫信件”。1926年1月22日因企图持伪造的共产国际信使护照进入爱沙尼亚，被爱沙尼亚当局逮捕，2月9日被判处三个月监禁，获释后于6月10日进入拉脱维亚，企图潜入苏联，6月29日潜入苏联后被格别乌逮捕。1927年经审判后处决。
　　伯恩哈德·魏斯（Bernhard Weiß，1880年7月30日——1951年7月29日），出身于一个犹太人家庭。1904年入伍，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1925年任柏林刑警副总监，在任期间侦破了拉特瑙谋杀案。1925—1927年任柏林刑警总监。1927—1932年任柏林警察副总监，在任期间坚决打击纳粹。1932年巴本政变后被解职并被捕，不久获释。1933年纳粹党上台后流亡捷克斯洛伐克。1934年流亡英国。1951年去世。

^[6] 阿图尔·麦克马纳曼（Arthur MacManus ，1889年？月？日——1927年2月27日），早年担任五金工人。1911年加入社会主义工人党。一战期间参加了克莱德工人委员会，1915年被捕，后获释。1917—1918年任工长联合委员会主席。1918—1920年任全国工长管理委员会主席。1920年发起成立大不列颠共产党。1921—1927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2—1925年任大不列颠共产党殖民地书记。1925年再次被捕，后获释。1927年在莫斯科逝世。

^[7] 前引《英苏关系史》，第186页。——原注

^[8] 斯坦利·鲍德温（Stanly Baldwin，1867年8月3日——1947年12月14日），英国保守党政治家，1923年5月至1937年5月任保守党党魁，1923年5月至1924年1月、1924年11月至1929年6月、1935年6月至1937年5月三次出任英国首相。

^[9] 《英苏关系史》，第184页。——原注

^[10] 约瑟夫·奥斯汀·张伯伦爵士（Sir Joseph Austen Chamberlain，1863年10月16日——1937年3月16日），出身于政治世家。1888年加入自由统一党（Liberal Unionist Party）。1892—1914年、1914—1937年任下议院议员。1895—1900年任海军大臣。1900—1902年任财政部财务秘书。1902—1903年任邮政局长。1903—1905年、1919—1921年任财政大臣。1912年加入保守党。1915—1917年任印度国务秘书。1918—1919年任不管大臣。1921—1922年任掌玺大臣兼保守党党魁。1924—1929年任外交大臣。1925年获诺贝尔和平奖。1925—1928年任格拉斯哥大学校长。1931年任第一海军大臣。1935—1937年任雷丁大学校长。1937年去世。

^[11] 本杰明·提累特（Benjamin Tillett，1860年9月11日——1943年1月27日），1868年进厂做工。1887年起参加工人运动。1889年参加伦敦码头罢工。1892—1898年任伦敦市议会议员。1893年加入独立工党。1896年、1904年两次担任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总书记。1901年任工会大会总委员会驻美国劳工联合会代表。1910年发起成立全国运输工人联合会。1912年参加全国码头罢工。一战期间支持战争。1917—1924年、1929—1931年任下议院议员。1922—1931年任全国运输工人联合会国际和政治书记。1922—1932年任工会大会总委员会委员。1929—1930年任工会大会主席。1943年去世。

^[12] “1928年1月26日，一件控告上述布莱德雷·戴恩夫人的案子开庭审判……原告是伦敦商业区的一家钱庄……据该钱庄说，被告在向它卖出和重新买进外钞过程中，欠下它三万九千一百七十八英镑……把戴恩夫人介绍给这家钱庄的是格雷戈里先生。1928年2月1日，政府为此特别指定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柯特，第190页）调查未获结果。3月28日，麦克唐纳在下院中要求对格雷戈里采取行动，但首相斯坦利·鲍德温答复说，就此事进行调查于国家无益，而且它的性质本身便事先决定了不会有任何结果，因此，政府拒绝进行这一调查。不过，格雷戈里仍然被免了职；他在回忆录中谈到这件事的时候说：“说明我起初是怎样卷进这个红色案件里去的，不是我的事情，已经有许多人就这一事件说了许多和写了许多，有的真有的假；就让事情这样摆着吧。”（见格雷戈里：《外交界的边缘》，伦敦1928年版，第217页）——原注

^[13] 参看《纽约时报》，1924年11月21日。——原注

^[14] 昂利·德·尚崩：《爱沙尼亚共和国》，巴黎1936年版。——原注
　　昂利·德·尚崩（Henry de Chambon，1871年1月22日——1955年9月25日），法国作家。

^[15] 米哈伊尔·维尼阿明诺维奇·柯别茨基（Михаил Вениаминович Кобецкий，1881年10月26日——1937年4月28日），1900年起参加学生运动，并因此被捕。1902年被流放到塞瓦斯托波尔。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后是布尔什维克。1906年再次被捕。1907年获释。1908年流亡国外。二月革命后回国。1919—1920年任《共产国际》杂志主编。1920—1921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21—192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24年6—12月任驻爱沙尼亚代表。1924年12月—1933年任驻丹麦全权代表。1933—1934年任外交人民委员会驻外高加索联邦全权代表。1934—1935年任驻希腊全权代表。1935—1937年任驻阿尔巴尼亚全权代表。1937年在莫斯科逝世。

^[16] 亚历山大·巴朗：《虎口余生》，纽约1945年版，这本书详尽地报导了柯别茨基的经历和他在清党中的结局。——原注

^[17] 扬·卡尔洛维奇·别尔津（Ян Карлович Берэин，1889年11月13日——1938年7月29日），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与了1905年革命。1917年加入契卡。1919年参加红军，同年曾任拉脱维亚副内政人民委员。1920年加入红军情报部。1924年起两度任红军情报部部长。1935年任二级集团军指挥官。1935—1936年任远东特种红旗军副司令。1936—1937年以“格里申”的化名担任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军队军事顾问。1937年回国，同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18] 参看克里维茨基：《为斯大林的特工机构工作》，第48页。——原注

^[19] 维克多·爱德华多维奇·金吉谢普（Ви́ктор Эдуа́рдович Ки́нгисепп，1888年3月24日——1922年5月4日），爱沙尼亚革命家。早年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3年被捕，先后流放到特维尔和喀山。1916年入伍。二月革命后返回塔林。十月革命期间在埃斯特兰边疆区组织赤卫队，并担任埃斯特兰边疆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埃斯特兰边疆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兼行政部部长。1918年进入苏俄最高革命法庭和契卡工作。1918—1922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2年5月3日被捕，5月4日英勇就义。

^[20] 参看《纽约时报》，1926年3月12日。——原注

^[21] 乔治·洛吉奥：《保加利亚》，曼彻斯特1936年版，第452页。“内马其顿革命组织”（IMRO）成立于1893年，是一个旨在使马其顿获得独立的密谋团体。马其顿位于瓦尔达尔河流域周围，以塞萨洛尼基为首府，是巴尔干半岛的一个战略要点，对保加利亚、希腊和塞尔维亚（或南斯拉夫）都非常重要。内马其顿革命组织的旗帜是一方象征着压迫的黑布，上面横绣着“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这个组织的经费来自对所有马其顿人的普遍征税，它分为许多地方委员会，由它们选派代表参加定期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恐怖行动由两三个人组成的别动队——称为“二人团”或“三人团”——执行。内马其顿革命组织有代表在国外，不论是什么政治人物或组织，只要对促进马其顿的独立感兴趣，他们都与之进行谈判。在它的成员所进行的许多恐怖活动中，这一时期有三次重要的暗杀可以提一提。“1923年8月，斯坦波利斯基政府的内政部长雷科夫·达斯卡洛夫在布拉格被枪杀。1924年12月联邦派领袖彼得·乔列夫在米兰被暗害。1925年5月，一位年老的马其顿总督托多尔·潘尼查在维也纳的布格大剧院被一个青年妇女用手枪打得遍体弹孔。”见约瑟夫·鲁契克：《巴尔干半岛的政治风云》，纽约1939年版，第146页。——原注
　　雷科夫·伊万诺夫·达斯卡洛夫（Райко Иванов Даскалов，1886年12月21日——1923年8月23日），1913年加入保加利亚农民党。1918年领导弗拉代起义，创立拉多米尔共和国，自任共和国军司令。起义失败后流亡希腊，后回国。1919年农民党在大选中获胜后，于1919—1923年任内政和卫生部长。1923年2—6月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农民党政权被推翻后，在捷克斯洛伐克领导流亡政府。1923年被内马其顿革命组织暗杀身亡。
　　彼得·雅基莫夫·乔列夫（Петър Якимов Чаулев，1881年12月18日——1924年12月23日），1903年加入内马其顿—埃迪尔内革命组织（Вътрешна македоно-одринска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 организация），参加了伊林登—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起义。1911—1919年任内马其顿—埃迪尔内革命组织中央委员。1912—1913年期间参加了巴尔干战争。一战中入伍，参加了保加利亚军队。1919年创立内马其顿革命组织。1919—1924年任内马其顿革命组织中央委员。1924年签署《五月宣言》，主张同巴尔干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合作，为此疏远了内马其顿革命组织。1924年12月23日在米兰被内马其顿革命组织成员暗杀身亡。
　　托多尔·尼科洛夫·潘尼查（Тодор Николов Паница，1879年7月2日——1925年5月7日），1902年加入内马其顿—埃迪尔内革命组织，参加了伊林登起义。1906—1908年任塞雷斯区革命委员会委员。1908年参加了青年土耳其党人起义。1910年移居土耳其。1912年回国，参加了巴尔干战争。一战中入伍。1919年创立马其顿联邦组织（Македонска федеративна организация），反对内马其顿革命组织，支持斯坦波利斯基政府。1922年流亡希腊。1923年流亡塞尔维亚，并担任反保加利亚土匪协会委员，不久移居维也纳，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并担任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支持建立巴尔干联邦。1924年签署《五月宣言》，并于1925年创立内马其顿革命组织（联合）（Вътрешна македонска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единена)），同马其顿联邦组织合作。1925年5月8日在维也纳被内马其顿革命组织成员刺杀身亡。

^[22] 托多尔·亚历山德罗夫·波波鲁舍夫（Тодо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 Попорушев，1891年3月4日——1924年8月31日），早年参加了内马其顿—奥德林革命组织（Внутренняя македонско-одрин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1911年当选为内马其顿—奥德林革命组织中央委员。在两次巴尔干战争和一战期间支持保加利亚。1919年创立内马其顿革命组织，鼓吹建立自治的马其顿共和国。1923年9月参与镇压保加利亚共产党人起义。1924年发表《五月宣言》，主张内马其顿革命组织应与保加利亚共产党合作，但很快在同事的压力下否认此宣言的真实性，同年8月31日遇刺身亡。

^[23] 塞奥多洛斯·潘加洛斯（Θεόδωρος Πάγκαλος，拉丁化转写：Theodoros Pangalos，1878年1月11日——1952年2月26日），希腊将军，曾于1922年9月参与推翻国王康斯坦丁一世，建立希腊第二共和国，又在1925年6月发动政变，成为独裁者，1926年8月被推翻。在纳粹德国占领希腊期间曾同傀儡政府合作，希腊解放后曾因此受审，但被判无罪。1952年死于雅典。

^[24] 康斯坦丁·格奥尔基耶夫·格奥尔基耶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Георгиев Георгиев，1873年8月25日——1925年4月14日），保加利亚将军。1891年入伍。曾参加两次巴尔干战争和一战。1920年退役。1923—1925年任国会议员。1925年被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刺杀身亡。

^[25] 伊万·康斯坦丁诺夫·明可夫（Иван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 Минков，1893年2月8日——1925年4月20日），1912年入伍，参加了两次巴尔干战争和一战。1919年退役，同年参加了保加利亚共产党。1921年起领导保共军事组织。1925年4月16日在圣日曜日教堂策划并实施了针对保加利亚政府和军队领导人的暗杀行动，事后被警方追击，4月20日自杀身亡。

^[26] 康斯坦丁·阿纳斯塔索夫·杨可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Анастасов Янков，1888年1月11日——1925年4月21日），出身于革命者家庭。1908年加入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后入伍，参加了两次巴尔干战争和一战。1919年退役。1920—1923年任保共中央委员会周报《人民军》总编辑。1921年起领导保共军事组织。1923年9月参与策划起义，但在起义开始前被捕。1924年起主张与内马其顿革命组织合作。1925年4月16日策划并实施了在圣日曜日教堂针对保加利亚政府和军队领导人的暗杀行动，4月21日在与警方交战中自杀身亡。

^[27] 马可·哈伊姆·弗里德曼（Марко Хаим Фридман，1892年3月28日——1925年5月27日），出身于犹太人家庭。1908年加入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一战中入伍。战后参加了保加利亚共产党。1923年任索非亚市议会议员，同年参与筹备9月起义。1924—1925年任保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1925年4月16日参加了在圣日曜日教堂针对保加利亚政府和军队领导人的暗杀行动，在行动中被捕，5月27日英勇就义。

^[28] 埃琳娜·米哈伊洛娃·季米特洛娃—切尔文科娃（Елена Михайлова Димитрова-Червенкова，1902—1974），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的妹妹，瓦尔科·切尔文科夫的妻子。1919年加入保加利亚共青团。1923年加入保加利亚共产党。1926年流亡苏联。1928年起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1944年回国，并担任保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1954—1962年任保共中央委员。1962年切尔文科夫被开除出党后，因受其牵连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974年在索非亚逝世。

^[29] 彼得·雅涅夫·雅约夫（Петър Янев Яньов，1886年2月18日——1925年4月24日），1908年加入保加利亚农民党。曾参加巴尔干战争和一战。1920—1923年任国会议员。1921—1923年任司法部长。1923年任财政部长。1925年4月24日圣日曜日教堂暗杀行动后被警方杀害。

^[30] 基里尔·巴甫洛夫·巴耶夫（Кирил Павлов Баев，1892年5月9日——1925年4月18日），早年参加了保加利亚农民党。1913—1915年期间在农业合作社工作。1918年参加了弗拉代起义。农民党上台后，于1920—1921年任公共预见经济关怀理事会主席。1923年任公共建筑、道路和公共工程部长，主张同保加利亚共产党合作。1925年“圣日曜日教堂谋杀案”后，于4月18日遇害。

^[31] 尼古拉·托多罗夫·托帕尔吉科夫（Никола Тодоров Топалджиков，1875年3月13日——1925年5月8日），保加利亚军官。1899年入伍。1912—1913年任驻伊斯坦布尔大使馆武官。1920—1923年任陆军参谋长。1923年以少将军衔转入预备役。1925年被暗杀身亡。

^[32] 约瑟夫·斯怀尔：《保加利亚的密谋》，1939年伦敦版，第199页。——原注

^[33] 米哈伊尔·阿布拉莫维奇·特里列塞（Михаил Абрамович Трилиссера，1883年4月1日——1940年2月2日），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了1905年革命。此后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在伊尔库茨克积极组织革命活动。内战期间参与建立远东共和国和赤塔共和国。1921年加入契卡。曾参与抓捕鲍里斯·萨文科夫和西德尼·赖利。1926—1929年任格别乌副主席。1930年任苏联副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35年被任命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国际关系部负责人。1938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40年遇害。

^[34] 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纽约1937年版，第232页。——原注

^[35] 格里戈里·季诺维耶维奇·别谢多夫斯基（Григорий Зиновьевич Беседовский，1896—1963），苏联外交官。出身于商人家庭。曾先后参加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1921—1922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驻奥地利代办。1925—1926年任苏美贸易公司董事会成员。1926年任驻美国非官方外交代表。1926—1927年任驻日本大使馆顾问，期间曾兼任贸易代表。1927—1929年任驻法国大使馆参赞。1929年因贪污腐化叛逃法国，为白卫分子的刊物撰稿。二战期间参加抵抗运动，并被关押在拘留营。1963年死于巴黎。

^[36] 弗拉基米尔·斯捷潘诺维奇·涅斯捷罗维奇（Владимир Степанович Нестерович，1895—1925），早年担任铁路工人。1915年入伍。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年加入红军。内战期间曾与邓尼金、弗兰格尔、马赫诺部队作战。1924年进入红军情报局工作，同年化名“梅契斯拉夫·雅罗斯拉夫斯基”（Мечислав Ярославский）赴维也纳领导情报中心，协调保加利亚共产党军事组织的行动。1925年4月圣日曜日教堂暗杀行动后叛逃到德国，同年8月在美因茨被格别乌特工毒死。

^[37] 格里戈里·别谢多夫斯基：《一个苏俄外交官的秘密》，第35页。——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