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第十六章 德累斯顿、汉堡、慕尼黑
在1923年，德国政府一直秘密地鼓励德国军队重新组织起来，并且给予各种民族主义团体以金钱支持。重新成长起来的军队用劳动营的名称聊以避人耳目，一直在东普鲁士和勃兰登堡的大庄园上进行着操练，这已经成为德国公开的秘密之一。这些黑色国防军部队拥有包括大炮和飞机在内的现代化装备，在这方面，红色百人团是无法与之相比的。但是在德国社会走向总崩溃的情况下，莫斯科认为许多施拉格特之流也许会参加德国革命队伍，因此不惜冒险一试。
黑色国防军的青年军官同总参谋部的一部分人有冲突，因为该部的许多成员倾向于接受施特莱斯曼和英法的妥协。就连冯·塞克特这时也在考虑同西方妥协，以便制止共产党人的总进攻，虽然在1923年前后，他一直是德俄合作的大力支持者。
在巴伐利亚，同邦政府部长古斯塔夫·冯·卡尔[1]合作的国防军，正在公开为武装反抗柏林作准备。他们准备首先在萨克森和图林根动手，粉碎那里的社会主义者，然后把部队开到柏林，逮捕内阁全体成员，为了挽救祖国而建立一个军事独裁政权。对于冯·卡尔及其集团来说，如果巴伐利亚能从中央政府那里得到更多的独立，他们也就满足了，但鲁登道夫为之奋斗的却是一个“更大的德国”，他把慕尼黑完全当成了他的演武场。他的计划并未从塞克特的总部得到正式鼓励，但国防军内若干重要的政治家趋向于赞成这一计划。
萨克森政府中的布兰德勒
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机构既害怕共产党暴动，又对自己下层群众的反抗情绪深为担心，这些群众不相信他们所说的形势必然要稳定下来的保证。在共产党领袖看来，社会民主党领导阶层所感到的惶恐的动摇，也同样存在于这些人的身上。是否真有可能稳定通货呢？令人望眼欲穿的外国贷款是否真会得到呢？英国能允许德国作为它的竞争者重新进入世界市场吗？是否有可能找到一条可行的同法国妥协的办法呢？
希法亭的财政政策尤其为社会民主党领导集团所反对。关于这一点，奥托·布劳恩写道：
“社会民主党的共和国财政部长希法亭停止了印刷钞票。他有许多稳定马克和发行新货币的计划。但是他没有很快作出决定。有一天，施特莱斯曼在完全绝望中跑来见我，一再要求说：你一定得对你们党内的那位朋友希法亭想点办法，让他在通货问题上赶快作出决定。他始终在那里考虑来考虑去，却不管我们正在一天天垮台。……当斯坦弗谈到‘希法亭无疑是德国所曾有过的最博学的财政部长’时，我同意他的看法。但在当时，这种长处反而成了一桩致命的灾难。因为正如歌德所说，光是有知识是不够的，一个人还必须应用知识；光是有愿望是不够的，一个人还必须投入行动。”
[2]
每一个实业家或政治家集团都有它自己的打算。譬如说，以科隆银行家路易斯·哈根[3]为中心的集团，就想发行一种被某些自作聪明的人称为“金路易”的莱茵区通货。
9月26日，共和国总统正式宣布结束消极抵抗，同时答应按资金支付工资。可是，这个诺言并未兑现；通货继续膨胀，发展到越来越令人瞠目咋舌的地步，要成百上千亿的马克才能换到一块美元。[3]在这几个月中，报上每天都登有反饥饿罢工中死伤人数的报导。9月29日，政府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从而使它能通过国防军干预平民生活的几乎每一个部门。
10月1日，驻在波兰边境附近屈斯特林地方的黑色国防军，在恩斯特·布赫鲁克尔[4]少校的领导下公然叛乱。政府不得不派出普鲁士警察部队进行镇压。正在准备中的新暴动这一为时过早的爆发，是民族主义分子对他们所认为的“叛变”的答复——这指的是政府结束了对鲁尔占领的消极抵抗，并且同包围着它的法国进行谈判试探。也是在10月的头一个星期里，杜塞尔多夫的警察和有法国人做后台的莱茵区分离派之间发生了冲突。德国政府预见到即将爆发更大规模的内战，因此加紧设法同英法专家们达成协议。
10月8日，施特莱斯曼—希法亭内阁改组，社会民主党财政部长为德意志人民党的一名代表汉斯·卢特[5]博士所代替。11月底，中央党的威廉·马克斯[6]接替施特莱斯曼担任总理，但后者仍然保有外交部长职位。
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队伍庞大、而且背后有莫斯科巨大靠山的德国共产党。德国社会已经如此分崩离析，以致共产党举行一次成功的暴动似乎是很有可能的。现在，在旧德国和新社会之间，只横梗着社会民主党的抵抗。通货膨胀已经使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家逐渐失去自信心；他们每天都担心着反动政变，这种政变一旦成功，他们就不会有任何出路。在德国的所有政治领袖中，很少有人比拉狄克和布兰德勒对稳定的可能性更抱指望的了。
在萨克森，蔡格纳政府的处境极其为难。它要负责维持治安和秩序，但是在9月份，失业者和警察之间的冲突有好几次已经发展成大规模骚动。萨克森的警察部队中有好多社会民主党员，在某些地方甚至占大多数。许多社会民主党工人希望，萨克森的警察最终将帮助他们同巴伐利亚的民族主义者作斗争，但是，每当一个穿警察制服的社会民主党人打伤或杀死一个破衣烂衫的失业同志时，社会主义者对这类事件总感到极大愤慨。这样一来，蔡格纳政府便接到了像雪片样不断飞来的申诉书，而共产党提出的要求则得到了广泛支持，这些要求是，不准妨害示威群众，释放被捕者，肇事警官应予免职，另行委派社会主义战士接替其职务。
在这种压力下，蔡格纳政府辞职。驻在库斯特林的黑色国防军发生叛乱以后，巴伐利亚暴动显然已迫在眉睫的形势，使得蔡格纳愿意接受共产党加入政府。10月20日，三名共产党人——海因里希·布兰德勒、保尔·波特赫尔和弗里德里希·赫克特——加入萨克森新政府，几天以后，卡尔·科尔施[7]和阿尔宾·特纳尔[8]也加入了图林根政府。作为邦政府的新总理，布兰德勒委用格哈特·艾斯勒做自己的秘书，因为艾斯勒希望通过担任公职取得德国国籍。
随着共产党人的加入政府，每一个人都以为他们一定会立即采取激进措施——国家控制大工业、严格限制物价、组织公共工程、没收大庄园、给予失业者以充足的国家救济，并且——这是最重要的——建立工人战斗队。可是事实却与此相反，共产党部长竟竭尽一切力量来限制本党的纲领。布兰德勒希望把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主义者争取过来——争取的对象主要并不是下层成员，而是保守的和鼠目寸光的中等阶层，社会民主主义赖以立足的基石。整个德国工人运动内部结构所特有的这个小干部阶层，在社会主义激进主义的老据点萨克森最为典型。这些可敬的工会官僚迷恋于合法程序，因此目光短浅，看不到必需进行的大变革；由于局处一隅，他们没有看出德国自1918年以来已经发生的变化。他们还死抱住一个“力量均衡”的概念不放，仍然希望一个组织严密的工人运动会在这种均势下据有其明确的地位。
布兰德勒和他的朋友好像被这个阶层迷住了；首先，他们竭力要表明共产党部长也会如何令人起敬。布兰德勒钻通了公事，开始起草增加失业津贴和改造劳资关系的法令草案。赫克特和波特赫尔则召开各种会议讨论经济措施，但所有这些措施都严格保持在例行公事的范围之内，例如增加救济金、限制物价、改善劳动市场等等。赫克特建议把御苑湖中的鲤鱼分发给失业者，可是鱼少人多，这项措施只在饥饿的工人中间引起了嘲笑。在图林根，特纳尔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但所反对的并不是纳粹，而是危害当地农夫的麝香鼠。
当柏林接到共产党人已被接纳进萨克森和图林根政府的消息时，德国热在施特莱斯曼和塞克特的胸中又上升了好几度。蔡格纳试图打消这种反应，他向共和国政府、特别是向国防部长奥托·盖斯勒博士发出公开呼吁。蔡格纳要求对军队中的帝制派“叛徒”采取措施。“我们在这里所争取的并不是地方目标，”他概括地说。“萨克森正在为德意志共和国本身的存在而奋斗，因为巴伐利亚的反动派一旦出动，就会粉碎共和国。”和德国其他一切机构相同，社会民主党也在分崩离析，但它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悠久传统，因此，当该党最知名的代表之一埃里希·蔡格纳发出这种强有力的呼吁时，它便被推到了左边；民族主义阵营内部同样反映了这种振荡，它的社会激进主义趋向有了进一步发展。在日益发展的通货膨胀中，民族主义运动已经摆脱了保守的资产阶级战前民族主义遗留给它的影响。国家社会主义的独有特色——它对左派激进主义始而模仿，继而与之融会贯通——就是在这几个月，也就是在这段对魏玛共和国政权下德国社会的发展关系很大的时间内开始形成的。
萨克森的企业家向柏林呼吁，要求在骚动和赤色威胁下得到保护。[9]10月14日，共和国总统艾伯特援引宪法第48条规定，[10]命令阿道夫·米勒[11]将军在萨克森和图林根建立“共和国执行委员会”，这意味着这两个邦将由国防军占领，民选的地方政府职权将为国防军的统治所代替。米勒估计会遇到当地居民的激烈抵抗，在开始集结必需的军队以前，几乎踌躇了整整一个星期。艾伯特对一个社会民主党同志蔡格纳采取这种镇压手段，不仅在党内遭到反对，甚至在政府的高级官员中也引起了不满。当时担任普鲁士总理的奥托·布劳恩，就谈到过他是反对这一措施的，他认为这样做破坏了宪法。
“在我看来，以这种方式援引宪法48条来反对依法选出的邦政府部长，首开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恶例，这会在将来带来灾难。我的朋友艾伯特——我同他私下讨论了这个问题——不同意我的看法。……即使如此，我还是认为从一开始起就应该恪守宪法程序。艾伯特很不高兴，于是我们便彼此有些疏远地分手了。”
[12]
地方警察被置于国防军的领导之下，于是，国防军命令他们对示威者采取“强硬”行动。由此造成的冲突，特别是在开姆尼茨和德累斯顿，是如此触目惊心，以致使柏林动摇起来，考虑是否把米勒召回。
政治局从莫斯科密切注视着德国的发展情况。拉狄克感到他无法在孤立无助的情况下掌握局势，不得不向莫斯科请示。季诺维也夫以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出回电，命令他们坚决以武力抵抗国防军的侵犯：
“我们对形势是这样理解的：决定大局的时刻将在不超过四、五、六星期的时间内到来。因此，我们认为必须立即占领一切有用的据点。我们认为，在目前的特定情况下，必须把我们加入萨克森政府的计划付诸实行。如果蔡格纳集团愿意有效地保卫萨克森不受巴伐利亚法西斯分子的蹂躏，我们必须加入政府。必须立即武装五六万名工人。不用理睬米勒将军。在图林根也应该采取同样态度。”
[13]
开姆尼茨会议
米勒从柏林发出一份由盖斯勒、艾伯特、施特莱斯曼和塞克特共同签署的告萨克森人民书。艾伯特的签名表示了他所控制的社会民主党的支持。米勒正在厉兵秣马，准备向萨克森进军；纳粹集团时常从巴伐利亚越过萨勒河侵入图林根；随着整个经济到处为通货膨胀所震撼，示威、反饥饿骚动的罢工达到高潮。第一枪将在什么时候响起来？又由哪边先开这第一枪呢？在“帝制派”同共产党人之间的最后摊牌中，将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力量脱离艾伯特加入战斗。就在这一时刻，在10月21日，工厂委员会于开姆尼茨举行了一次会议。
社会民主党派出的人数比规定的人数要少，因为追随着艾伯特的右翼分子想尽量缩小会议的重要性。正如代表的成分所示明，[14]这次会议的目的主要是处理日常的劳工问题，选择代表时也是着眼于他们对经济事物的了解，而并不重视他们有无政治头脑。
共产党组织家在幕后进行了狂热的活动。拉狄克在开姆尼茨，斯柯布列夫斯基以及他手下的一大批技术专家也到了那里。就在会议召开前夕，总指挥部集体讨论了季诺维也夫的电报、米勒的军队即将开进萨克森以及计划武装六万名萨克森工人的问题。这封电报戳穿了布兰德勒的牛皮；现在是拿出他一直在谈论着的武器的时候了。警察营房中储藏的大批武器，很快就会为国防军所控制；到那时，重武器甚至机关枪都要凭武力才能夺取到手。共产党将只能分发它自己储藏的武器，而党手上拥有的武器数量事实上是很有限的。这样一来，工人能获得多少武器就要取决于行动的规模，取决于组织行动时的大胆和锐气，取决于共产党人能否成功地鼓动群众夺取敌人的武器。但是，那正是布兰德勒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作出的决定。因此，总指挥部决定先在萨克森举行一次抗议国防军入侵的总罢工，看看在整个德国会引起什么反应。
布兰德勒以共产党出席开姆尼茨会议首席代表的资格，要求会议宣布举行总罢工。他的演说一点也不能鼓舞人心；从他那号召拿起武器的漂亮话中，明显地流露出他认为这时举行总罢工不过是一场冒险赌博的真正看法。布兰德勒的背景和他对莫斯科会议的反应，是为他的社会民主党同事们所熟知的。俄国政治局的分裂、托洛茨基权力的削弱、列宁的病势垂危，最后还有保加利亚失败的阴影，这一切都沉重地笼罩在德国一个偏僻角落举行的这次不幸的会议。
布兰德勒演说结束后，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冷冰冰的沉默。每个人都知道，针对米勒宣布总罢工就等于打开了一个新的内战阶段。当时，至少有某些社会民主党人还抱有幻想，认为米勒不会采取反对蔡格纳的行动。他只是要假道萨克森开到巴伐利亚去打击法西斯主义者。会议动摇不定。本来并不是没有可能引导代表们摆脱这种恐慌情绪，可是单单说些漂亮话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在每一个重大的转折关头，总会出现这种需要克服的犹豫。而且，社会民主党人在开姆尼茨的怀疑也是完全有道理的：把同国防军斗争的重担完全压在萨克森工人的肩上，是一个愚蠢的计划。只有在无产阶级力量的重要中心——汉堡、柏林、鲁尔的领导下，发动斗争才有成功的可能。因为在那些地方，从他们的力量动员起来的时候起，社会主义者就可以占据上风。在每一个那样的区域，共产党的力量都要比在萨克森强大，而社会民主党代表则认为，共产党所以要选中这个邦起事，目的在于保存共产党的干部。
在布兰德勒演说后人们犹豫不决的时刻，蔡格纳政府中的一位部长恩斯特·格劳佩[15]站起来威胁说，如果布兰德勒的建议被接受，他同六名社会民主党代表就要一起退出会议。这是一个决定性关头。即使说没有格劳佩作梗，布兰德勒能够取得赞成总罢工的多数，也等于是通过全萨克森的社会民主党支部进行战斗——而这并不是内战最适宜的开端。会上选出一个小组委员会来讨论总罢工的可能性问题，于是，布兰德勒的动议便在这个二等会议的送葬下被埋进了坟墓。
10月23日，也就是开姆尼茨会议结束两天后，米勒将军的队伍轻而易举地开进了萨克森的首府德累斯顿。在迈森、茨维考和皮尔纳，他遇到一些抵抗。人们向士兵开枪，在军队行进的道路上设置障碍物。在弗赖堡，群众赤手空拳地进攻国防军，结果十三人被杀，许多人受伤。军队占领了所有的公共建筑物和一切战略据点。共产党报纸被封闭，数以百计的下层党员被捕。这还不是纳粹恐怖，但被捕者都遭到了拷打，被戴上手铐监禁起来，吃的只是面包和水。
10月27日，柏林方面要求蔡格纳政府立即辞职，但它坚持自己的合法权利，拒不听命。于是，施特莱斯曼内阁任命德意志人民党的卡尔·海因策[16]博士为萨克森民政专员，米勒将军把蔡格纳逮捕。共产党部长迅速转入地下，离开当地去柏林。打算组织抗议罢工的自发企图失败了，国防军毫不费力地占领了萨克森的其余地区。仅仅过了一个月，在11月13日，图林根也被保尔·哈泽将军占领。
海因策博士一接任萨克森行政长官，便开始同卡尔·费利施[17]博士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右翼集团谈判。海因策在萨克森邦议会发表的一篇讲话中，亲自保证一定撤出军队。可是，米勒将军仍然留在那里，费利施新内阁一直在国防军占领下工作到11月底。
蔡格纳被控以受贿罪，他的妻子曾经接受过某个崇敬他的乡下人送来的一头鹅。蔡格纳本人甚至不知道他在某一个星期天吃到的烤鹅是别人送的，但是在一场恶意的诽谤运动中，这件可笑的事竟被夸大成为“国家官吏的贪污”。几天以后，蔡格纳被释放，但到11月21日又再次被捕，这一次被控以叛国罪。
萨克森和图林根的“工人政府”就这样可悲地结束了。经过九个月热烈而复杂的讨论，经过莫斯科的三次会议以后，共产党对萨克森和图林根政府作出的贡献，不过是一些软弱无力的宣传和徒劳无益的改良措施而已。当时，共产主义运动要比纳粹组织强大许多倍，纳粹的主要活动地盘只限于巴伐利亚，党员才一万五千人。[18]斯巴达克起义战斗传统的继承者，在拉狄克、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这些有经验的顾问指导下，本来应该能够在德国的多难之秋走在前面。可是从内部来剖视，共产党人的组织是不够严密的，并且由于派系之争而四分五裂，他们惊慌失措，拿不定主意，没有自己的明确目标。在俄国革命过去六年以后，斗争的火焰已经如此濒于熄灭，以致连一个红色的萨克森都点燃不起来了。
汉堡大失败
10月22日，也就是开姆尼茨会议开幕和米勒进入德累斯顿的同一周内，在汉堡爆发了一场暴动，一场由少数战士进行的孤立斗争。在开姆尼茨会议开幕前夕，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把德国各地的信使召到那里，等着发出暴动的信号。莫斯科的决定是明确的，中央委员会已经接受这一决定；季诺维也夫的电报是同样明确的，布兰德勒也没有表示反对。布兰德勒后来竟完全以开姆尼茨会议的决定作为党以后行动的基础，这是等待着的信使们没有预料到的一个发展。布兰德勒作出取消暴动和必须退却的宣布以后，他们惊得目瞪口呆，但仍然执行了命令，把这件消息分头带给正等待着他们回去的各地党组织。
可是，有一个信使在此以前已经回去了。中央委员赫尔曼·雷梅勒已经搭上去汉堡的火车，和他在一道的是出席会议的汉堡代表恩斯特·台尔曼。[19]他们带着行动的时间已到这一指示，在晚上近六点时到达汉堡，命令整个党组织立即动员。不一刻党的所有建筑物都对非党员封闭了，门口安上了岗哨。红色百人团被召到集合地点。集会是静悄悄进行的。没有任何长篇大论，没有任何演说。
以台尔曼为总司令的指挥委员会，下令当晚举行一次迷惑敌人的示威。妇女和儿童聚集在所有众所周知的共产党据点四周，诱使警察赶来巡逻，借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按照党在过去两个月中所作的准备，汉堡共产党人把力量完全集中于军事行动。没有号召罢工，没有草拟关于政治目标的声明，计划的中心是取得武器的问题。预定在黎明时袭击警察营房，逮捕警官和警士，然后把他们的武器分发给红色百人团。
红色百人团在夜间集合起来；他们带足了两天干粮。以前当过兵的人负起指挥责任。这些人的装备很差，五十个人才有三把手枪和两支步枪。虽然共产党人几个月来一直听着领导人的吹嘘，说什么这次大规模政变发动前将在军事上作好充分的技术准备等等，而这时的情况并非如此，他们仍然服从了命令，始终没有散伙。
在预定的时刻清晨四点十五分，大约有十个警察派出所遭到袭击。有几个哨兵被杀死，但整个说来并没有怎样流血。大部分派出所都被共产党人出其不意地攻占；他们逮捕了警察，分发了几十支步枪。可是，主要目标——邦贝克区冯·埃森大街上的派出所却未被攻克，这个营房里储藏着一批机关枪，为了袭击它，特地派出了一支由前军官汉斯·博岑哈特率领的较强队伍。没有能攻克这一据点是一个重大挫折。
与此同时，中央委员会的相反命令由另一个信使送到汉堡，但是台尔曼和其他共产党领袖都出去参加战斗了。信使跑了二十四小时也没有能和他们联系上。
战斗开始展开。被红色百人团攻克的派出所的警察，带着总局的援军赶了回来。在工人住宅区希夫贝克，他们企图以装甲车突破暴动者的防线，但起初并未能得逞。他们在邦贝克遇到同样的抵抗，这里是一个贫民窟郊区，到处都是阳台和院落，弯弯曲曲的小街和奇奇怪怪的转角，居民们是坚决站在共产党暴动者一边的。警察没有进入这一危险地区，而是以一支上千人的部队围住了它。
“人们自发地砍倒树木，掘起铺路石块，挖出战壕……在一小时内，邦贝克便筑起了五十多个街垒。如果没有工人居民的帮助，共产党是无法和警察对抗的。革命者的武装从没有超过八十来支步枪和一百六七十把手枪……每一个窗户、每一个屋顶、每一个角落对于警察都是危险的……每一个阳台、每一个突出的墙角、每一座房屋、每一条通道，都为革命者提供了掩护。”
[20]
汉堡工人对共产党暴动者并不敌视；这一次，警察只能孤军作战，得不到社会民主党工人的支援了。在造船所和港口，人们都在怠工。
汉堡暴动者抱着幻想进行战斗，他们以为全德国都正在战斗，俄国很快就会插手干预。许多由于逃避德国警察搜捕而移居俄国的汉堡共产党人，这时都回来了。
“人们争先恐后地问这些同志：‘俄国的情况怎么样？他们能给我们援助吗？同志们准备好了吗？’他们的回答是：‘总参谋部已经拟好了越过波兰的计划。边境驻军已经得到增援。后备队也已经秘密动员……只要一声令下，红海军便可以出海。满载着武器弹药准备开来德国的运输船，正在升火待发。’”
[21]
在莫斯科，共青团成立了专门去汉堡的特殊辅助队。[22]
第二天，在共产党人中间流传开了形形色色鼓舞人心的谣言。据说红海军正在进港，俄国军队已经开进波兰。共产党敢死队的士气旺盛；他们相信自己一定会在汉堡占上风。
在此期间，第二个信使终于找到了博岑哈特、台尔曼以及其他领袖。他们听到了真情，得悉开姆尼茨会议不过是虚张声势，汉堡正在孤军作战。既然退却的决定已经得到拉狄克和斯柯布列夫斯基的批准，一直谈论着的那些堆积如山的武器当然是不会发下来的了。台尔曼周围的一群人不忍心把这个消息传达给共产党步兵，于是战斗便继续了好几天。
暴动虽然流产，汉堡共产党人在几小时内夺取到的武器，却要比他们许多天来从中央委员会那里领导的为多。布兰德勒委员会购买和储存了大批武器，但由于害怕地方组织不能把它们保存好，一直没有把这些武器发下去。
战斗到第二天晚上，红色百人团的高级领导人接到秘密命令，要他们在次日退却。第三天，巷战仍在继续，但暴动者的抵抗和劲头已渐趋低落，到当天晚间，他们便被驱散了。人们把枪支纷纷扔掉或隐藏起来。几百名共产党人被捕；另外有几百人逃走了——大部分逃到了柏林。
在日后编造的斯大林主义神话中，竟说什么这次暴动表现了汉堡共产党人的非凡能力和清醒头脑。诚然，他们表现出了勇气，但他们的行动却是准备不足和领导无方的。这些局处一隅的巷战同党的复杂决议中那些豪言壮语、同党为准备德国的十月革命投入的金钱和人力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这三天中，汉堡无产阶级等待着进一步的发展，在那里也像在萨克森一样，一切都取决于既大胆而又考虑周到的主动措施。在德国第二座最大的城市汉堡发生的事件，其重要性本来应该是开姆尼茨这个偏僻小城的一次会议作出的决定无法比拟的。
卡尔—鲁登道夫阴谋
到8月，莫斯科为德国党拟订的政策已经开始明显转变，在此以前一直被遏制着的德国共产党人，今后可能会受到鼓励，放开手来大干了。施特莱斯曼还没有找出克服总崩溃的任何方法，不得已邀请了四名社会民主党部长入阁，企图以此来稳定自己的内阁，为对付这种预见中的共产党行动作好准备。他的这一措施在本党内部和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中间（特别是在巴伐利亚）都引起了强烈不满。几个月前去慕尼黑的陆军元帅冯·鲁登道夫注视着正在成熟的危机，断定举行另一次暴动的时机已经到来。
自1919年夏天以来，慕尼黑已经成为一切最仇视“十一月共和国”的人的聚集地。埃尔哈特上尉于1923年春在莱比锡越狱后，他所逃亡的去处便是慕尼黑；结果，柏林政府竟不敢在那里把他再次逮捕。正是在慕尼黑，阿道夫·希特勒第一次在德国的地平线上出现。
早年的这个希特勒是一个奇怪的产物，他的头脑里汇集了新旧德国一切互相冲突的思潮，它们在动荡的1923年开始逐渐具有明确形式。他一只脚跨在战前保守派旧的阵营里，另一只脚又插在社会激进主义的力量中间，就这样摸索着道路，没法把这两支力量联合在一个强大得足以推翻十一月共和国的政党。在这些草创基业的日子里，我们已经看到了国家社会主义日后一切特征的端倪——把德国工人的雄心壮志和德国帝国主义的勃勃野心结合起来的政策，以及由此而对一切阶级，对工人、工业巨头、军队、农民和中产阶级都普遍发出热烈呼吁等等。在他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希特勒参照布尔什维克国家党的方式建立了自己的组织，这是通过墨索里尼——在欧洲传播这种病菌的媒介——的例子学来的；并且，他还把旧普鲁士军队的特点移植到这个组织的身上；他一向崇拜普鲁士军队的纪律传统，认为它们体现了德国生活方式。
尽管他的声誉迅速增长，希特勒这时还不过是鲁登道夫的附庸。鲁登道夫不打算步卡普和吕特维茨的后尘，再去发动一次纯军事性的暴动，而希望在巴伐利亚先能有一个友好的政府，然后再利用这种条件举事。他同一个老派保守分子古斯塔夫·冯·卡尔结成联盟，这个人最关心的就是使巴伐利亚摆脱柏林——它在旧德国象征着普鲁士，在新德国象征着赤党——的统治。
9月26日，巴伐利亚政府宣布全邦处于紧急状态，任命卡尔为拥有独裁权力的邦务专员。巴伐利亚国防军驻军司令冯·洛索夫[23]将军对他公开表示同情。慕尼黑和柏林都密切注视着工人政党、特别是共产党总部会有什么反应。经过好几个星期，共产党仍然没有采取任何重大行动，于是洛索夫便宣布效忠卡尔政府，这一行动也就构成了对施特莱斯曼政府的叛变。
这并不是巴伐利亚的分离运动；[24]与此相反，“受德国人民委托的”鲁登道夫和卡尔宣布慕尼黑正在保卫着共和国的真正利益。但是，他们这时仍然举棋不定，不敢贸然迈出最后一步——通过图林根和萨克森进军柏林。他们害怕遇到红色分子的抵抗，因此，他们在等待着来自柏林国防军的援助。他们认为在北部能得到支持的这种希望并非没有根据，因为塞克特等人已经发生动摇，正在考虑是否公开支持鲁登道夫，而如果事情发展到国防军要互相残杀时，他们肯定会站到巴伐利亚这方面来。当施特莱斯曼派米勒进入萨克森、派哈泽开入图林根时，他曾暗怀着这样一种希望，即：共和国一旦面临严重危险，也可以用这些国防军来镇压巴伐利亚哗变的部队。可是，假如这些军队真的被派去打洛索夫，那就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他们将不会和洛索夫作战，而会和他联合起来进军柏林。这样一来，鲁登道夫就掀起了另一个卡普暴动，但规模要比它大得多，而民政当局则会再次为军队所抛弃，在他们的进军面前束手待毙。蔡格纳政府的轻易被解散，对叛乱密谋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使柏林国防军向慕尼黑更靠近一步。通货膨胀、经济解体、德国在欧洲经济中丧失地位，这一切都在国防军中（就像在德国其他组织中一样）引起了思索，总参谋部也陷入了犹豫不决的境地。同1918—1920年的事件相比，萨克森和图林根的象征性抵抗显得是那样软弱无力，这使塞克特受到了震惊；鲁登道夫酝酿着的计划看来是那样容易实现，简直容易到了诱入的地步。
“本周内将决定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是否敢于举事〔施特莱斯曼在11月5日宣称〕。共和国政府在科堡驻有足够的国防军。假如国防军不起作用，这些极端分子就会取得胜利。那时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就可能实行独裁。我的日子很不好过。如果这些匪徒竟能冲进柏林，我可不愿意逃往斯图加特〔就像共和国政府在卡普暴动时做过的那样〕。我将留在我有权留在那里的地方，他们开心的话可以把我枪毙。”
[25]
11月8日晚间，还没有拿定主意的卡尔在慕尼黑的一家啤酒店里对他的追随者发表了演说。希特勒是这个集团的急先锋，他的作用在于打消同事们的动摇情绪，推动他们前进，这时率领着他的冲锋队闯进会场，强迫卡尔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全国政府，这个政府的成员（包括希特勒）被匆促选定后，立即发表了出来。洛索夫将担任国防部长；巴伐利亚警察首脑宰塞尔[26]上校将担任德国内务部长；鲁登道夫将指挥向柏林进军的部队。这个硬逼着卡尔宣布的政府在勉强成立后毫无进展，同一天夜间便宣告死亡。卡尔决不愿意承认自己是这个啤酒店弃儿的父亲，他离开示威队伍回来以后，立即同他的亲信商谈，决定对希特勒极端分子采取行动，必要时不惜使用警察进行镇压，而不让两派国防军之间的分歧趋于激烈。这样，卡尔便成了民族主义分子当中的布兰德勒，他束缚住极端派的手脚，阻挠他们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已经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内战，又一次平息了下去。
在民族主义分子当中，也发生了一次相当于汉堡暴动的事件。11月9日，鲁登道夫和希特勒发现他们已经被卡尔出卖以后，决定以直接向群众呼吁的手段把他排除。他们带领自己的追随者向纪念旧军队光荣功勋的司令堂出发，在那里，警察部队毫不费力地把他们驱散了。[27]
就这样，共产党人的淡漠无为便利了施特莱斯曼和巴伐利亚国防军叛军之间的妥协。不仅施特莱斯曼和塞克特在危机结束后威信陡增，就连艾伯特那种江河日下的地位一时也有所恢复，因为他曾经不顾自己最亲密的社会民主党同事的劝告和抗议，支持了前两人反对共产党人的主张。直到最后一刻，艾伯特和施特莱斯曼都不能肯定是否会得到塞克特的支持。于是，德意志共和国的命运又一次被提到夜间紧急会议上来决定。在11月9日，也就是德皇退位五周年纪念日的夜间，艾伯特第二次作出冒险决定，让塞克特负起维护共和国和镇压国防军兵变——这一次是镇压巴伐利亚的洛索夫——的责任。
“11月9日夜间〔奥托·布劳恩写道〕，柏林内阁一接到来自慕尼黑的消息，便立即召开会议。非常奇怪的是，尽管我的住处和总理府只隔着一条威廉街，却在开会好一阵后才把我叫去。当我赶到激动的会场时，他们已经作出决定，根据已经宣布的紧急状态，把行政权交给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克特。
施特莱斯曼不理解我何以要反对这种做法。艾伯特也被我的话刺恼了，因为我提醒他们，我们之间曾经商定，在宣布紧急状态后，行政权力依然应该由民政机构掌握。他答复说：在普鲁士，军队只应该和民政当局一致行动，可是在巴伐利亚，只有像塞克特这样一个有军权的人才能使国防军就范。他这种说法也许并不完全错。但我仍然忍不住提醒他注意一个事实：正是这位冯·塞克特先生曾以他的‘国防军不打国防军’立场，使得政府对卡普暴动分子束手无策。”[28]
11月22日，在萨克森的共产党人和慕尼黑的希特勒暴动均被击败以后，塞克特下令在紧急时期内解散共产党。形势已经非常平静，足以使他能在同一天命令国防军从萨克森撤退。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被宣布为非法，这还是第一次；在以前的内战年代中，它也曾一再处于半地下或地下状态，但是这种情况一般总是局限于某一个地区（特别是巴伐利亚），或者是仅仅持续几天或几周而已。塞克特的命令在许多地区是由社会民主党警察执行的，他们在执行过程中往往比较宽大。党仍然进行活动，不过在开会和示威时要使用某些一望而知的掩护名义。它在议会和邦议会中的代表继续任职；他们可以会见选民，举行干部会议。没有人认为紧急状态会超出几个月；这道命令只是临时性的。
尽管有这种宽大（这同我们今天的类似措施形成了对比），塞克特的命令仍然是魏玛民主政权中一个新的、令人不安的特征。这是一种检验独裁方法的效率以及工人运动对它们有什么反应的试纸。德国共产党的下层党员在大多数工会主义者当中都得到了很大同情，尽管他们之间还存在着许多分歧；因为共产党人为继续保持自己的组织而进行的斗争，符合于俾斯麦时代德国工人运动的传统。党的被宣布为非法加深了共产党人中间的痛苦情绪；这一事实标志着一个时期的结束，表明他们在内战中业已失败。
[1] 古斯塔夫·冯·卡尔（Gustav von Kahr，1862年11月29日——1934年6月30日），德国律师，保皇派分子，参加了巴伐利亚人民党（Bayerische Volkspartei），1917年任上巴伐利亚省省长，十一月爆发后被免职，但不久又复职。1920年参加卡普暴动，推翻了巴伐利亚的社民党政权，自任巴伐利亚邦总理。1921年9月1日在中央政府的压力下辞去巴伐利亚邦总理的职务。1923年9月24日再次发动政变，自任“邦总督”（Generalstaatskommissar），1924年2月被迫辞职，此后担任巴伐利亚民事法庭庭长，退出政界。1934年6月30日在“长刀之夜”中被暗杀。
[2] 奥托·布劳恩：《从魏玛到希特勒》，第126—127页。 ——原注
[3] 在10月21日这天，整个德国达到了行将崩溃的危急关头，官方挂出的外汇牌价是四百亿马克值一块美金；在非官方买卖中，马克与美金比率更高达六百亿比一。稳定马克的努力经过好几个阶段。8月份，不顾财政部长希法亭的抗议，内阁采纳了银行家兼议会议员卡尔·赫尔菲利希（在米尔巴赫被暗杀后不久，他曾出任过德国驻俄使节）的建议，发行了一种所谓“黑麦马克”，其价值以谷物价格为基准。以后，在9月初，马克价值又以不动产的价值为基准，而这种所谓的“不动产收益马克”便一直流通下去，直到实行道威斯稳定计划，恢复了金本位时才被废除。 ——原注
[4] 布鲁诺·恩斯特·布赫鲁克尔（Bruno Ernst Buchrucker，1878年1月5日——1966年2月19日），德国军官，一战期间曾在总参谋部工作，战后参加自由军团镇压革命运动，1921年夏天受命组建反革命组织“黑色国防军”，1923年9月26日在屈斯特林掀起暴动，企图推翻魏玛共和国。暴动失败后被判处十年徒刑，1927年10月获赦出狱。后参加纳粹党，属于奥托·施特拉塞的纳粹党左翼。1930年7月随奥托·施特拉塞退党，参加了革命民族社会主义战斗团（Kampfgemeinschaft Revolutionärer Nationalsozialisten）。纳粹上台后被捕，经赫尔曼·戈林的周旋获释，重新回到军队服役。二战爆发不久后退役。
[5] 汉斯·卢特（Hans Luther，1879年3月10日——1962年5月11日），1907年当选为马格德堡市议员，1913年任德国城市协会（German Städtetag）秘书，1918年任埃森市长，1922年12月担任粮食与农业部长，1923年秋担任财政部长，1925年至1926年任总理，1930年任国家银行行长，1933年至1937年任驻美大使。
[6] 威廉·马克斯（Wilhelm Marx，1863年1月15日——1946年8月5日），德国律师。出身于教师家庭。1881年毕业于波恩大学。1888年起从事司法工作，后参加天主教中央党。1899－1918年任普鲁士众议院议员。1906—1919年任中央党莱茵组织主席。1908－1923年任中央党杜塞尔多夫组织主席。1907—1921年任杜塞尔多夫地区高等法院上诉法官。1910－1918年任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魏玛共和国成立后，于1919－1920年任立宪会议议员。1920－1932年任国会议员。1923－1925年、1926－1928年任总理。1925年参加总统选举，但败给了兴登堡。1925年2月10日至3月18日任普鲁士邦总理。1926年1月20日至5月12日任司法部长。纳粹党上台后退出政坛。
[7] 卡尔·科尔施（Karl Korsch，1886年8月15日——1961年10月21日），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左”派共产主义代表人物之一。一战前曾在伦敦参加法比乌斯社（Fabian Society），1912年参加社民党，一战爆发后回国参军，随后思想逐渐激进化，十一月革命后在麦宁根（Meiningen）参与成立工人士兵苏维埃，1919年6月参加独立党，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1923年10月至11月间，曾在图林根的社民党—共产党联合政府内任司法部长。1924年6月当选为国会议员。同年出席共产国际五大。1926年因坚持极左立场而被开除出党。纳粹篡权后流亡美国，在大学任教。
[8] 阿尔宾·特纳尔（Albin Tenner，1885年2月27日——1967年1月20日），出生于瓷器工人家庭，14岁参加工作，当过教师。1914年至1918年应征入伍。1918年参加独立党，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1923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同年10月在奥古斯特·弗勒利希（August Frölich）的图林根邦政府中担任经济部长。1925年1月被开除出党，同年10月又重新入党，1929年3月1日再次被开除出党，随后参加德共（反对派），1932年随德共（反对派）少数派参加社工党。纳粹篡权后被捕，越狱后流亡荷兰，纳粹德国占领荷兰后参加地下抵抗运动。二战结束后转而经商，再未返回德国，定居阿姆斯特丹，1952年退休，1967年1月20日逝世。
[9] 萨克森企业家协会编：《关于工人强夺生产资料与强制提高工资的恐怖行动之回忆》，德累斯顿1923年版。 ——原注
[10] “如某一邦未能履行共和国宪法与共和国法律规定之义务，共和国总统有权借助于武装部队使之就范。
如公共治安与秩序已遭严重破坏或面临此种威胁时，共和国总统有权采取为恢复治安所必需之措施，必要时得使用武装部队。为此目的，总统有权全部或部分取消第114、115、117、118、124、153诸条规定之宪法权利……
此等措施在议会要求下方得废除。在紧急情况下，邦政府可采取地方性措施……〔但〕共和国总统或议会有权废除此等措施。” ——原注
[11] 阿尔弗雷德·米勒（Alfred Müller，1866年1月1日——1925年10月29日），德军中将，一战期间曾任第63步兵旅旅长、第32步兵师师长，1918年5月晋升为少将。一战后曾任第12旅旅长、第4师师长和第四军区司令。
[12] 奥托·布劳恩：《从魏玛到希特勒》，第133页。布劳恩接下去还说道：“在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于1932年夏末排挤开普鲁士政府以后，我从兴登堡的嘴里听到的几句话，证明我在1923年竟不幸而言中。‘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他说。‘你那位去世的朋友艾伯特当年对待萨克森政府的手段，不是比我采取的措施还要严厉吗？’这在事实上并不正确……但从法律方面来说，我不得不承认二者表面上的相似。”
在帝国政府同社会民主党进行的长期斗争中，德皇威廉曾夸下海口，说他只需要用一名中尉和十名士兵，就能驱散社会民主主义这一鬼影。这种被事实粉碎的豪言壮语，一直是两代社会主义工人的笑料。可是，到1932年7月20日，德皇的吹牛竟变成了事实；卡尔·塞费林，最后一个社会民主党普鲁士政府首脑，果真被两名警官赶出了政府。 ——原注
[13] 《党代表大会议事录》，法兰克福代表大会，第30页。 ——原注
[14] 与会代表的组成情况如下：
工厂代表
140
地方工会理事会
104
合作社
26
行动委员会
15
失业者委员会
16
共产党
60
社会民主党
7
独立社会民主党
1
（奥古斯特·塔尔海默：《1923年的革命是否为时已晚？》，第26页。） ——原注
[15] 格奥尔格·格劳佩（Georg Graupe，1875年10月24日——1959年5月26日），1900年参加社民党，1906年担任茨维考纺织工会书记，1919年至1923年当选茨维考市议员，1923年4月至10月任萨克森邦劳工部长，1919年至1930年当选萨克森邦议员。1930年当选国会议员。二战结束后于1946年当选为多米奇（Dommitzsch）市长。
[16] 卡尔·鲁道夫·海因策（Karl Rudolf Heinze，1865年7月22日——1928年5月26日），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1899年当选为莱比锡市议员，1907年至1912年代表民族自由党当选国会议员。1915年至1916年当选萨克森邦议员。1918年7月至11月任萨克森王国司法大臣，并曾短暂出任萨克森王国末任首相。1918年革命期间成立了德国人民党，1919年至1920年当选国民议会议员，1920年至1924年当选国会议员。1921年至1922年曾任副总理，1922年至1923年曾任司法部长。
[17] 阿尔弗雷德·卡尔·费利施（Alfred Karl Fellisch，1884年6月1日——1973年3月4日），出身于屠夫家庭，当过手套工人学徒。1902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当选为社民党萨克森邦执委会委员。1918—1926年当选为萨克森邦议会议员。1919—1922年任社民党萨克森邦议会党团书记。1921—1924年任萨克森邦经济部长，1923年10月31日至1924年1月4日任萨克森邦总理。1946年协助成立统一社会党。1946年5月—1948年3月任萨克森州经济、工业与运输部国务秘书，1948年4月—1949年9月任萨克森州经济、工业与运输部部长。1949—1952年任萨克森州立图书馆馆长，1952年退休。
[18] 参看康拉德·海登：《国家社会主义史》，伦敦1934年版。 ——原注
康拉德·海登（Konrad Heiden，1901年8月7日——1966年6月18日），德裔美国记者、作家。出身于社会民主党人家庭。1929—1930年任《法兰克福报》编辑。纳粹党上台后流亡萨尔盆地。1935年流亡法国。1936—1937年期间出版两卷希特勒的传记。二战爆发后被保护性拘留。1940年法国沦陷后流亡美国。1942年定居美国，从事写作。
[19] 雷梅勒的结局很不幸。他在1932年写过颂扬苏俄的文章，但莫斯科在1933年把纳粹的胜利解释为共产党“有秩序的退却”，他却不能接受。他在1937年被国家政治保卫局杀害。 ——原注
[20] 瓦尔特·措伊彻尔：《为共产党的恐怖组织工作》，第23页。 ——原注
[21] 同上，第26页。
指伊彻尔写的这本小册子，是亲身参加过汉堡暴动的人写出的很少几本报导之一。在1923年10月，他才二十岁，是一个失业的建筑工人。他以布尔迈斯特的化名参加了德国党的地下机构。作为博岑哈特手下的一名组长，他参加了进攻冯·埃森大街派出所的战斗。
1924年，措伊彻尔被普鲁士警察逮捕，因为有一个农业工人据说曾把暗藏的武器交给了法西斯分子，结果为恐怖团所暗杀，而措伊彻尔和这件杀人案有牵连。他在所谓“小契卡案”中被判刑，服刑四年后遇赦出狱。他为共产党的日报《汉堡人民报》做了一年特约撰稿编辑，以后便脱离了党。
《为共产党的恐怖组织工作》一书，草率地罗列了他亲身经历过的一些事件，同时夹杂着若干自怜自惜的感想和古怪的政治见解。在1931年该书出版时，他对党的主要不满还仍然是这样一点：党没有公开承认恐怖团的活动；他抱怨说，恐怖团团员遭到了党官僚们的遗弃。 ——原注
[22] 事后，在11月7日，莫斯科的学生们举行了示威，他们的旗帜上写着尼古拉·布哈林的话：“我们把书本抛开，拿起枪来去帮助德国兄弟！” ——原注
[23] 奥托·冯·洛索夫（Otto von Lossow，1868年1月15日——1938年11月25日），1888年参加巴伐利亚军队，曾参加过镇压义和团运动。1914年8月任巴伐利亚预备役第二军参谋长，1915年7月任德国驻伊斯坦布尔陆军武官。一战结束后回国，1920年至1921年任步兵学校校长，1923年1月1日任巴伐利亚军区司令，1924年3月被撤职。1938年在慕尼黑逝世。
[24] 然而，就在这决定命运的几天中，一个莱茵共和国宣布成立了；这个由法国人一手造成的软弱的傀儡政权，仅仅存在了几天。 ——原注
[25] 转引自阿图尔·罗森贝格：《德意志共和国史》，第215页。 ——原注
[26] 汉斯·冯·宰塞尔（Hans von Seißer，1874年12月9日——1973年4月14日），1893年入伍。一战期间曾在德军总司令部担任参谋。1917－1918年任第1集团军总参谋长。1918－1919年任第2集团军总参谋长。1919－1930年任巴伐利亚警察总监。1923年参与了啤酒馆政变的密谋，但在政变发动前退出，参与粉碎了政变。1930年退休。纳粹党上台后一度被捕并被监禁在达豪集中营。二战结束后，于1945年5－8月任慕尼黑警察局长。1973年死于慕尼黑。
[27] 纳粹执政后，这个发动民族主义暴动的地点便成了全国景仰的盛地。在随着这一事件而来的审判中，鲁登道夫获释（法官判定他的在场只是出于偶然），希特勒被判处九个月“名誉”监禁，他在这段时期内写了《我的奋斗》一书。
希特勒上台后对这次出卖他的人报了仇。卡尔在1934年6月30日的血腥清洗中被杀，他的尸体被扔进了达豪荒原。 ——原注
[28] 布劳恩：《从魏玛到希特勒》，第135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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