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第一部分 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起源


第一章 抵制第一次世界大战


· 社会民主党和战争
· 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
· 卢森堡对列宁


　　1914年战争爆发前夕，在所有的交战国中，德国是发生了声势最浩大和最有觉悟的反战国家之一，掀起这一运动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翼。在1914年，这个党拥有一百万名党员，工会会员达二百五十万人左右。人数仅次于德国党的意大利社会党，拥有的党员大约为他的一半。

　　在这个党逐渐成长起来的战前五十年中，它养成了一个坚定的反军国主义传统。人们指望这个欧洲最强大的工人组织会成为粉碎德国开战可能的决定性因素；人们以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将抵制动员——他们一定不会为德皇打仗。因此，当情况并不像人们预料得那样，而是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议员投票赞成军费预算、工人们毫无抗议地应征入伍的时候，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阵营中就发出了一片谴责他们叛变的呼喊。但是，这些批评家们既没有注意到俾斯麦帝国的力量，也没有注意到外表强大的社会民主党在继续以革命词藻装饰门面的时候，党内已经发生了基本的变化。

　　当时，普通党员和一部分中下级领导潜在的反战情绪，并没有能立即找到一条适当的途径表达出来，可是，这种情绪却的确起了一种是党的结构从内部生了锈的作用。后来，当事态演变的更加迅速的时候，人们就可以看到党的威信同时受到了什么影响。被熏陶得相信他们本身的组织力量足以防止战争的德国工人，在大战爆发的时候受到了一次极大的震动；在战争进行期间，随着眼前出现越来越阴暗的战败前景，他们懂得了更多的道理。

　　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德国的党已经变成社会主义国际的中心，整个社会民主党世界的典范。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仅是它的党员人数，而且是那种无与伦比的组织纪律力量——那种把政治上的忠诚和对工会的忠诚合而为一的独特创造——合而为第一个现代化群众组织。纳粹主义的一个哲学先驱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曾经赞扬这个党的创建人奥古斯特·倍倍尔是伟大的群众组织家，伟大的群众领袖，把他比成是率领着一支现代大军的统帅。列宁曾在文章中说过，在把软弱分散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小组更加有效地组织起来的斗争中，将涌现出许多俄国的倍倍尔，把他们的干部训练成一支强大的社会主义军队。

　　然而，社会民主党既没有参加中央政府，也没有参加各邦政府。德皇帝国是一种介于俄国专制统治和英国议会政治之间的混合组织。俾斯麦按照西方的模样创造了一个德国议会，但是政府权力却握在联邦议会，也就是各邦诸侯的议会手中，他们继续以半封建的特权统治着德国。俾斯麦用暴力对付社会民主党人，他的继承者也只是在压力之下和很晚的时候才给了社会民主党人以完全的合法资格。

　　俾斯麦这种硬要人们不过问国家政治的做法，部分说来是自己给自己拆台，因为它使得工人格外忠实于他们的党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得以建立起这样一种类型的组织，它不仅仅是许多个人为了临时目的临时聚到一起的松散的组合，也不仅仅是一个保卫劳工利益的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它的意义远不止是一架政治机器；它使德国工人有了在自己的世界里的尊严和地位。工人个人生活在他的党里面，党渗入了工人的日常习惯。他的思想、他的反应、他的态度，都产生于他个人和他集体的这种融合。

　　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科学社会主义”——方面，他的信徒相信他们掌握了一套独立于资产阶级世界政治科学之外的、自成一体的和完整的历史理论。在人与人之间一些最重要的关系上——在洗礼、婚礼和葬礼上，宗教典礼开始为社会主义的仪式所取代。有组织的娱乐、旅行和体育活动，帮助创造了新型工人。对于社会民主党人说来，没有参加组织的工人成了低一等的人；“不关心政治”这个形容词在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带有在德国社会主义者中间使用这个词时那种特殊的轻蔑含义。一个人如果不争取加入本阶级的优秀行列，从而在那里同那些已经肯定未来是属于他们的数百万人结合在一起，他就会为人所不齿。

社会民主党和战争


　　我们的祖父辈对待战争的天真态度，今天是难以理解的。在1914年以前的五十年中，不论是法国人和美国人，或者是德国人和英国人，都生活在一段相对稳定的工业扩张时期。在这段时期，技术的进步以及随之而来的新商路的开辟、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与文学艺术的繁荣，把社会不断推向前进。每一个西方文明的成员，都以某种方式分享了它的工业成就可以夸耀的东西。大家都觉得，正在成长的城市会永远屹立着，会有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好的图书馆、博物院、学校、教堂和医院。人类正在攀登进步的阶梯。

　　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人们对多种多样的社会弊病进行了研究：关于贫民窟和少年犯罪、关于母亲和儿童的照顾、关于都市设计和教育、关于世界语、关于性和卖淫问题（这是一个人们特别爱谈的题目）。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吸收了各种进步思想，并且按照正在社会中占有新地位的第四阶级——工人阶级的需要，把进步思想并入一个单一的社会改革图式。当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爱德华·伯恩施坦攻击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规律时，他不过是社会主义思想适应于普遍的乐观气氛这种情况的一个例子而已。俾斯麦和成长中的工人组织之间的斗争，使社会民主党获得了现存社会秩序反抗者的声望，但是，早年鼓舞着他们的革命前景这时已经退居为仅仅是口头上的宣传。人们感到，1789年和1848年的革命战术已经过时了。

　　1914年以前党的主要理论家卡尔·考茨基，在早期不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忠实信徒，而且是启发了青年列宁的导师。后来，他在维也纳和鲁道夫·希法亭[2]一起，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问题作出了新的阐释。他们认为，自由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将逐步消失，为垄断控制所取代。在这种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工人的自我组织也将不可抗拒地获得发展。在不太遥远的未来，工会和社会民主党就会把大多数人民包括进来。知识分子将愈来愈变得和体力劳动工人具有同样的社会地位，并且最终加入工人的组织。最后，机器的使用将把农业改变成一种日益和工人相似的生产；农民将作为农场主进入新时代。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和国家机器将变得如此接近于完全融合，以至它们二者的界限很快就几乎消失。这时，通过变更干部，就有可能转变到社会主义；劳动组织者将代替资本家。在世界范围内，这样一种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将促进和平进步。资本主义使之工业化的殖民地将获得独立；它们一旦打下相当的技术基础，就有可能脱离宗主国。

　　这实质上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及其欧洲伙伴的信条。根据这种分析，一个超帝国主义体系正在形成，在这一体系中，通过有理性的合作来和平地在世界范围内划分势力圈、谋求更大更好的工业化将代替代价惨重的战争和内战这种非理性的方法。

　　在奥地利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3]遇刺后最后几星期的紧张外交活动期间，党直到战争爆发的那一天都始终保持着和平主义的抗议立场，然而也不相信战争会立即爆发。宣战以后，党走到了一个岔道口。德国的有组织劳工只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条是立即作出抵制战争政策的大胆决定，而这将导致地下斗争和暂时丧失党和工会的一切财产；另一条是和帝国政府进行有条件的合作。

　　包括总罢工战略在内的革命政策的种种问题，在此以前就已经被讨论过；对于群众起义的可能性和危险，党和工会的组织者已经研究了几十年。在1905年和1906年举行于耶拿和曼海姆的党代表大会上，工会领袖卡尔·列金[4]曾顽固地反对进行总罢工的想法。在这两次代表大会上以及会后，为俄国、比利时和法国的群众罢工所鼓舞的罗莎·卢森堡猛烈攻击了列金的理论。

　　指望德国社会民主党从8月2日到8月3日的二十四小时之内就放弃掉实行了几十年的不越出帝国宪法合法范围的政策，那是荒谬的。这些领袖们已经懂得一些粗浅而实用的政治常识，学会了不去自寻烦恼，不搞冒险主义，在8月，坚守以往改良主义政策的社会民主党，把德国工人的命运和德意志帝国的命运联到了一起。英法两国的社会党人也做了同样的事；法国杰出的反战主义者让·饶勒斯[5]已经在7月31日被人暗杀。参加俄国杜马的十三名社会民主党代表（其中六名是布尔什维克）分裂为护国主义和失败主义两派；布尔什维克代表被逮捕和流放到西伯利亚。只是在一年以后，在最初的国际反战力量开始被感到以后，一个重要的群众性合法政党——意大利社会党才反对本国参战。

　　在德国，正如在其他国家一样，颇有示威性的反战姿态就是在议会中投票反对军事预算。8月3日，社会民主党议会议员单独举行了会议，商讨是否支持军事预算。在一百十一名议员中，十四人主张投反对票，其中有卡尔·李卜克内西、格奥尔格·雷德布尔[6]、奥托·吕勒[7]和胡戈·哈泽[8]。少数派正式要求在这项问题上不受党纪约束，但是遭到了拒绝，于是，他们第二天在议会内一致投了赞成票。只是到12月，李卜克内西才违反党纪，投票反对追加的军事预算。至于一般的社会民主党党员，就更难立即摆脱党纪的束缚，在德国战争政策的迷宫中独自摸索出路了。

　　到1914年秋天，人们已经在散发反战传单。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弗兰茨·梅林[9]和克拉拉·蔡特金[10]联名写信攻击党的战争政策。在他们这一行动的带动下，党内的抗议运动有了发展，力量越来越大，开始使党的全国执行委员会感到不安。柏林五金工人反对战争政策的情绪很浓，他们举行了好几次罢工。尽管这些罢工表面上只是为了实现工会的要求，事实上却是反战罢工。在所有工业中心——在汉堡、鲁尔、不莱梅和斯图加特，都发生了骚动。1916年，德国工业无产阶级、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各单位和工会的核心，已经露出了反抗的端倪。

　　这种情绪围绕着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这两个人物具体化了，他们共同努力使这种情绪变得明确和成熟起来。

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


　　大名鼎鼎的社会主义者卡尔·李卜克内西，是党的一个奠基者的儿子。老威廉·李卜克内西[11]参加过1848年的革命。他曾和马克思一起住在伦敦，和奥古斯特·倍倍尔共同奠定了德国新的社会民主党的基础。对于较老一辈的德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就像“列宁和托洛茨基”在1917年的俄国那样出名。威廉·李卜克内西曾在1871年抗议对阿尔萨斯—洛林的吞并；他把不反对战争的知识分子、记者、教授和其他学者阶层的立场称之为“对和平和人道的背叛”。1872年，他由于宣传反战被囚禁了几个月，但是，甚至在囚禁着他的普鲁士城堡中他还继续宣传反战，抨击政府，而且和住在伦敦的马克思保持密切联系。

　　在老李卜克内西入狱前一年，1871年8月13日，卡尔在莱比锡诞生。作为柏林党组织的日报《前进报》的编辑，他的父亲的收入十分菲薄，因此卡尔和他的兄弟特奥多尔[12]只是在党的帮助下才能在大学攻读法律。出生在社会民主党家庭和由党扶植的卡尔，热情地继承了长辈的遗志。1905年，在俄国革命振动了德国党的情况下，他在反对帝国主义穷兵黩武的斗争中、特别是在对将要被征入伍的青年人的进行宣传的过程中，变得更加活跃。1907年，他写的《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刚发表不久，他就在以这本书作为罪证的一次审判中被判十八个月徒刑。他还在狱中时就被选入普鲁士议会，1912年成为帝国议会议员。可是，虽然他在党内很有名而且本人也很勇敢，但1914年以前却没有任何迹象预示他后来所起的独特作用。

　　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中和李卜克内西合作的另一个领袖罗莎·卢森堡，是从沙皇迫害下逃出来参加德国运动的社会主义者之一。[13]她在1870年出生于俄属波兰某小城中一个富裕而有教养的犹太人家庭，是这家人五个孩子里最小的一个。她小时臀部生过病，这使她在床上躺了一年，并且给她的身体留下了少许缺陷。卢森堡的父母把她送进了华沙大学预科学院，这对当时的犹太女孩子说来是一件不寻常的事，而她也就在这所学校里卷进了革命青年的圈子。1889年，由于遭到入狱的威胁，她藏在农民马车上的干草堆下面，“越过绿色边界”逃进德国，然后去苏黎世——那里的大学是被迫流亡国外的俄国社会主义者的聚会点。[14]在涉猎了短时期的动植物学以后，她开始攻读对她说来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

　　从她流亡国外起，罗莎就满腔热情地积极投身于波兰地下运动的生活和斗争。她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浓厚的波兰民族主义进行斗争，并于1893年和约吉希斯[15]等人一道组织了分裂，建立了一个新党，即波兰与立陶宛王国社会民主党。她过着双重的政治生活，一方面，她在合法的德国党内的重要性日益增长；另一方面，她仍然为地下党之间发生重大政治分歧时必不可免的那些无休止的争执和毁谤所纠缠。坚决维护自己观点的罗莎，受到了各式各样意气用事的攻击。人们骂她是沙皇暗探局的密探，造谣说，她只是在华沙宪兵队马克格拉夫斯基[16]上校的帮助下，才得以逃出波兰等等。在1896年波兰社会党伦敦会议上，一位奥地利议会议员达任斯基[17]曾这样叫喊道：“让罗莎·卢森堡、乌巴赫之流的恶棍妨碍我们的运动，是不可容忍的……如果我们的国际队伍不摆脱掉这伙耍笔杆的报棍，他们就会毁灭我们的解放运动。”

　　尽管她终身从事波兰党的活动，罗莎却不满足于只是从国外的地下运动中进行具有代理性质的活动；她不愿永远过流亡生活。她渴望参加一种把她的精力全部投进去的西方社会主义运动；当她决心定居下来的时候，她选中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庞大群众组织对她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最初一个阶段是充满困难的，她通过和一个同志古斯塔夫·吕贝克形式上的结婚取得了德国国籍，开始奔波于全国各地，在党召开的会议上演讲，为党的各种报纸写作。她受到过各种攻击，人们认为她是从东方闯进来的一个狂热分子，是一个不能理解德国工人运动的人；就连老威廉·李卜克内西也写过一篇相当没有好感的文章对她进行人身攻击。在许多年中，她用德文写的文章都要送给她的密友、卡尔·考茨基的妻子修改，不过，她后来却能做到使路易丝[18]在信中这样说：“你现在写的德文非常漂亮，真是谁也比不上，我的修改已经变得完全多余了。”

　　1905年彼得堡爆发革命的时候，卢森堡赶到华沙，投身于那里的斗争。经过短期囚禁以后，她重返德国，参加了德国党专心一志地进行的有关总罢工的长期讨论。卢森堡为最近在波兰的经验所鼓舞，攻击党的领导机构的改良主义态度是机会主义；1909年，她的立场使她和卡尔·考茨基决裂，在此之前，考茨基一直是她的知交，也许还是她的主要导师。正是在这些年代里，她的声誉传播到了党外，使她成为全国知名的人物。卢森堡也招引了德国当局对她的憎恨，因为她是一个反对帝国政府及其警察的危险的宣传家，德国军国主义的一个刻毒的揭露者、社会民主党的政客的一个主要的反对人，这些政客虽然讲着一些和平主义的漂亮话，在她的眼中却是未来战争的潜在的支持者。在她那种富于魅力的人格和她从东方带来的经验的吸引下，围绕着她形成了一个集团，这就是未来的“斯巴达克团”的核心——其中包括后来写了一部马克思传及党史的弗兰茨·梅林和妇女组织家克拉拉·蔡特金。

　　大战爆发后，卢森堡的活动加紧了。她不倦地号召采取群众行动，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1915年3月，她被拘禁起来，执行过去判决的两个月徒刑：此后，除去1916年初的几个月以外，她一直被关在布拉斯劳附近的乌隆克监狱里，在1918年11月才获释。

　　最扼要地说明了卢森堡反战观点的，就是她那本所谓的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在今天读起来，她对于社会党国际和社会主义者团结的瓦解所发出的绝望呼吁是感人的。她说，如果各国工人不立即通过他们的统一行动，制止对自己无产阶级兄弟的屠杀，社会主义就注定要灭亡，欧洲就必然要衰落。“目前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屠杀，正把成年劳动人口摧残得只剩下妇女、老人和残废者。这是一种眼看就要放尽欧洲工人运动的最后一滴血的流血行为。再来一次这样的世界大战，社会主义的前途就会为帝国主义的野蛮破坏堆起的一片废墟所埋葬……”[19]

　　卢森堡反对这样的幻想，即毋需群众性的社会民主党干预，交战国的政治家就会和解。然而她对于战后世界的概念实质上却是一种有条件的维持原状；她没有认识到欧洲社会不可能再恢复原状的崩溃前景。按照她的预测，德国将变成一个共和国，但是不会立即有结构上的改变；社会民主党将在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兄弟党密切合作的情况下，重新继续它的长期斗争。和列宁相反，她并不认为世界大战是一场将把社会主义引入欧洲的国内战争的前奏。

　　在战争爆发以前，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时断时续的，但是这时候，他们的反战努力把两人聚到了一起。1915年抵制运动开始发展；地方上的社会民主党人、特别是青年人，不愿遵循党的领导机构的爱国主义政策。这一年4月，出现了第一期也是唯一的一期反战刊物《国际》杂志，由卢森堡和弗兰茨·梅林编辑，载有卡尔·李卜克内西的一篇文章；《国际》杂志刚一出现就被没收了。

　　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反战派两次聚会于瑞士，分别于1915年和1916年在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举行了会议。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没有能出席会议，但是他们的追随者——这时自称为“国际派”——有代表参加。[20]这些反军国主义的国际主义微弱表现，使德国的反对派在反对党的领导机构的斗争中得到了新的动力和进一步加强。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建立新党的因素正在形成。

　　当时，对列宁的思想有一些模糊了解的，还只有寥寥可数的几小撮人，这些人主要是不莱梅和莱比锡的知识分子。他们曾经在战前和主编这两个地方的社会民主党报纸的卡尔·拉狄克[21]工作过。教师约·克尼夫[22]在不莱梅主编的《工人政治》和拉狄克的一个私人朋友尤利安·博尔夏特[23]在柏林主编的《光线》月刊，和列宁最为接近。从瑞士给德国报纸写稿的拉狄克本人，开始在反战派中具有重要影响。但一般说来，列宁当时还几乎没人知道，在德国肯定地没有重大影响——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夺得政权以后才改变。

　　1916年元旦，“国际派”在李卜克内西的柏林寓所里举行了秘密会议，决定采用卢森堡的论文《社会民主党的危机》作为该派的政策说明。和李卜克内西分不开的这一政策的公式，可以用他所发表的许多篇宣言之一的题目来说明，这就是“主要敌人在国内”。

　　1月12日，李卜克内西被党的议会党团开除，两天以后，奥托·吕勒发表声明为李卜克内西辩护，随即也被开除。

　　建立一个新党的趋势不断加强。然而，使党分裂是违反四十年的团结传统的。1875年，在哥达合并代表大会上，倍倍尔领导的爱森纳赫派（由于该党建党大会的所在地是图林吉亚的爱森纳赫城而有此名称）和在拉萨尔[24]领导下组织在“全德工人协会”的莱茵区社会主义者联合起来。自此以后，在社会民主党人的心目中，任何可能导致分裂的政策就不仅是一种政治错误，而且是一种无以复加的可耻行为——它简直就像杀人那样引起人们的道德反感。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问题会重要到足以使党分裂：就像今天一样，阶级团结的概念是当时德国一切工人组织的教条。

　　纵使如此，1916年3月2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仍然分裂了。4月6日到7日在哥达举行建党大会的少数派，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很快就变成第二个社会民主主义的群众性政党。

　　反战情绪这时已经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致在5月1日，李卜克内西决定采取行动，希望他的抗议会引起群众的响应。当时，他已经被征入伍，编在一个苦役队里。他就穿着制服跑到靠近柏林各大车站的一个地方（车站里当时正挤满了等着被运往东西线的士兵），放开嗓子不断高呼这些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战争！脱离起义！社会主义万岁！”他被逮捕了，但是他的抗议绝不是一个狂人在孤独地手舞足蹈；孤零零地站在波茨坦广场上的李卜克内西，得到了数十万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帝国政府非常清楚李卜克内西通过他的直接行动赢得了多大威信。在他受审判和被囚禁在西里西亚的吕考期间，发生了许多次要求释放卡尔的示威和罢工，这些行动虽然没有能达到它们的主要目的，却使政府和党的官僚机构注意到日益增长的厌战情绪。

　　9月20日署名“斯巴达克”（公元前73年起义反对罗马的一位奴隶领袖的名字）的一系列政治信札的第一封出现了，它们很快就在党内被人们热心地阅读着。使这些信札明确了政治方向的主要是卢森堡（她从狱中写出了一篇篇的文章），但这个集团中的其他人也有所贡献。由于这些信而获得“斯巴达克团”称号的“国际派”，构成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左翼。

　　好几个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组织者进了监狱。斯巴达克派的所有领导人都受到保安羁押——被羁押的不仅有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还有弗朗茨·梅林、克拉拉·蔡特金、威廉·皮克[25]和胡戈·埃贝莱因[26]。柏林五金工会的组织者——包括德国革命史的作者里夏德·米勒[27]在内——被送上了前线。德国工人日益反战的情况，卷进冲突中的一切力量都不免要予以考虑，协约国密切注意着这一动态，希望能同中央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和平主义者合作。鲁登道夫[28]和总参谋部对此的关心不下于协约国，因为恰恰在美国宣战前夕，工人的这种反战潜流挫伤了德国军队的士气。党的官僚机构也非常注意它在自己的话越来越没人听的这一情况；这时，在战争进行了两年以后，党机构的权力能否保持已经和他同帝国政府的联盟能否成功分不开了。

　　和平宣传在水兵中非常受欢迎。他们用“李卜克内西万岁！”这句口号作为互相间的问候，成立了若干小型的地下委员会。1917年3月，到处弥漫的不安气氛具体表现为一次兵变的爆发；带头的两个人莱希皮奇[29]和科比斯[30]被处决了——这是战时的第一次政治处决，为的是杀一儆百，但是，海军中的骚动仍在继续，甚至更为发展。数以百计的水兵被判处一年到十五年不等的徒刑。[31]

　　继李卜克内西的抗议之后，革命党人的小组——地下水兵委员会、柏林工厂中的地下委员会——纷纷产生。工会和党在工厂中一向是由它们的“心腹人”做代表的。这些人主要是工会干部，他们在党内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时，就在这些人当中，发展了一种称为“工厂代表委员会”的地下组织。

　　和本身的工厂紧密联系着的工厂代表委员会，同工人士兵委员会有显著的差别，后者于1918年成立，代表着各种地方组织的松散单位。工厂代表委员会是传统的党和工会代表机构以外的一种新的政治组织形式。全帝国境内的抵制行动在形式上并不都和柏林一样，但运动的内容在一切工业区却大体相同。工人代表定期集会，策划如何反对党机构，组织结束战争的运动。按照当时的尺度来衡量，这些工人是冒着相当大的危险的。许多中年工人由于从事军事生产而豁免了兵役；从工厂中被迅速送进战壕，往往是进行战斗性活动所付出的代价。

　　普遍反战的情绪并不仅仅存在于社会主义派工人的身上，1917年，鲁尔、莱茵区和上西里西亚的天主教工人（他们是中央党的主要基础）也在鼓吹立即媾和——这是德国工人力图凌驾于威廉皇帝拥护者之上的另一个表示。

　　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在狱中，水兵的反抗在继续，社会民主党的分裂不可挽回以及党内反战派日益发展，不满情绪弥漫于全国人民的各大阶层中间，所有的工业区都发生罢工，到处人心惶惶——这就是1917年德国的政治景象。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和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无关的抵制运动日益高涨，成了终于使帝国崩溃的主要原因。它复活了社会民主党工人旧日的梦想——把德国变成一个人民共和国。“你们大家，坐在这里的全体代表，都会看到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奥古斯特·倍倍尔曾经在1891年的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上这样宣布。在德国工人的心目中，由于动员和战争而复活的国际主义重新具有了神圣的性质。[32]

卢森堡和列宁


　　列宁在监狱中度过一年又在西伯利亚东部住了三年以后，于1900年（比卢森堡晚了几年）来到西欧，这时候，他在西方社会主义者当中还毫无名气。[33]他带着笔记簿和铅笔，依次地在慕尼黑、伦敦、日内瓦和苏黎世的图书馆里潜心研究，开始写出数量惊人的一本本小册子，可是，除去少数和俄国有特殊关系的社会主义专家而外，这些小册子在西方并没有读者。

　　从表面上看，列宁的背景和卢森堡完全一样，他们都是逃避沙皇警察迫害的政治避难者。可是，列宁要比她成熟得多（罗莎来到苏黎世的时候，还不满二十岁）；他从事过更长时间的和更为活跃的地下工作，他后来具有的主要思想这时都已经在酝酿中。他不像卢森堡那样，丝毫也不打算成为西方一个合法的群众性政党的一员。他住在瑞士就像住在一个避难所里一样；那是一个工作地点，一个组织岗位。不论他停留在什么地方，列宁总是生活在俄国。他的个人生活，他的旅行，都是根据党的需要来安排的。在布尔什维主义形成的十五年中，他到了那里，党的中心就跟着他到那里。他热心地研究西方，但这只是为了把欧洲社会主义的最新消息传回他的故国；直到去世为止，他从来没有丧失过对“高度文明的欧洲工人”的尊敬。

　　在本世纪的最初几年中，列宁建成了他的有关党组织的理论，他把一大批俄国社会主义流亡者集合在自己的周围，这样就开始把这种理论付诸实践。作为布尔什维主义中心学院之一的这种理论，在一切东方国家的党中间都引起了相当大的激动；在赞成与反对上花费了几年时间的，不仅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本身，而且有波兰人、犹太崩得[34]、拉脱维亚人和高加索人。在1903年举行于伦敦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围绕着党章问题，代表们分裂成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多数派和少数派。这次分裂以及围绕着它的中心问题的无数文章和争论，在欧洲社会主义者中间很少引起兴趣，但是，作为波兰党一个积极成员的卢森堡，却从一开始就卷进了这场论战。通过出席那次会议的波兰代表加涅茨基[35]和瓦列茨基[36]（他们是由卢森堡作为其委员之一的党中央委员会选出的），卢森堡知道了这些复杂争论的详细情况，并且在德国发表了一篇攻击列宁观点的文章。这两种关于党组织的理论，在形成德国共产主义及其以后和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关系上都起了作用。

　　在列宁看来，工人运动是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对立的产物，这造成了一种他所说的“工联主义的意识”[37]，也就是工人阶级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和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是冲突的。工人本身只能自发地形成这种工联主义的意识；他们永远不会自发地达到更高形式的这种觉悟。阶级斗争不会自动地发展成为政治形式、发展成革命。社会主义思想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上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而且正如考茨基所说的那样，“科学的代表人物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38]列宁引证恩格斯的话说：“自从社会主义成为科学以来，它就要求人们把它当成科学对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39]因此，工人阶级需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些站到革命运动一边来的人，带来了科学方法的知识，将被吸收到无产阶级政党中。

　　他认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可能自发地发展。把工人运动局限于经济方面，局限于工会活动，放弃通过政党进行政治斗争，这不是要摧毁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使工人运动适应于这个社会。工人必须对其他阶级的一切政治利益持有一定立场，必须领悟和了解它们的道德、知识和政治含义。社会民主党人必须对一切阶层的民众呼吁，而不只是求助于工人；典型的社会民主党人都不能只是一个工会领袖，而必须是一个保民官。

　　他认为，在当代高度发展的阶级斗争，必须有一个纪律严格的党组织。党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作用因素；党干预这个进程，而不是它的产物。俄国党旨在首先成为摧毁当时沙皇统治的一个有效工具。它的主脑，一小群优秀的领导人，根据对历史进程的科学分析来安排党的政治行动，并且通过经常为正确地理解应用党的各项原则进行斗争而保持党的纯洁性。设置一个能够不受干扰地发展党的政治理论的中央机构，保证这个机构不断起作用，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步骤——这也就是何以需要一个流亡革命总部的理由。各支部服从中央，因为它们认识到中央的政治理论水平和眼光要高得多，这样，中央就能把地方的经验提到整体的较高水平。中央通过职业革命家（这是一些把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为执行中央命令所要做的工作的人）把它的指示传达给各支部，这种革命团体是一种严密的密谋组织；加入这种团体不是表明一时的政治偏爱，而是献身于一个事业。列宁的这种组织思想得自于雅各宾党人和他的俄国革命前辈，但它们是和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作用的分析联系在一起的。在列宁看来，党是把最广泛意义下的工人运动发动起来的催化剂；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的中心人物是职业革命家，他们和党中央联系在一起，把中央的思想、计划和决定传达给地方党；他们是整个组织绕之旋转的中枢。[40]

　　在她答复列宁的文章中，卢森堡承认党组织这个问题关系到俄国“整个年轻一代的社会主义者”的问题，因为在俄国，沙皇专制造成了特别困难的环境。然而，她反对列宁的下列主张：必须用严格的纪律建立一个由少数优秀分子组成的中央，并使这个中央机构处于秘密状态；她反对这样一些规定，即中央委员会可以干涉地方党的生活，可以解散和改组地方支部，这样中央委员会就可以影响选举它的代表大会。这些规定将使中央委员会成为唯一活跃的核心，使党的所有其他部分都变成了只是执行中央意志的工具，而这是和阶级斗争的自然开展背道而驰的。

　　她认为，除去一般性的斗争原则以外，没有任何可以事先规定的、中央委员会能借以操练一般社会民主党党员的成套战术。情况永远是变化不定的；党的领导、普通党员和群众之间并无严格界限。社会民主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组织，而且是工人阶级所固有的运动。列宁关于革命政党的思想，是把布朗基[41]的密谋团体生搬硬套到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来的产物。[42]

　　卢森堡说，俄国当时正处于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夕。在德国正好相反，我们已经有了以社会民主党人为领导阶层的坚强的无产阶级干部。不可能有什么防止“资产阶级化”和机会主义发展的组织规章；只有阶级斗争的自发发展，才能最终克服一切障碍并使阶级斗争走上正确道路。“从历史角度来看，一个真正的革命工人运动所犯的错误，和一个最完美的中央委员会的永远正确相比，前者也要比后者无限丰富和宝贵得多。”[43]

　　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卢森堡关于中央委员会专政会扩展到夺取政权以外的看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她是以西方群众运动的代表的身份讲话的，当时，这个运动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还没有出现任何衰退的迹象。列宁则是以封建国家的地下密谋团体的身份发言的，这个封建国家在三年后就遭到一场革命的震撼[44]。

　　这一争论的主旨表明，新的列宁主义政党和卢森堡主义倾向是背道而驰的。紧接着俄国革命者失败后的一段日子里，双方有过暂时的和解。在1907年举行于斯图加特的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列宁和卢森堡联合起来反对欧洲社会党人普遍的乐观情绪，并提出了一项决议案，要求在战争时期恢复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45]

　　在这一次合作以后，列宁派和卢森堡派之间的关系又变得冷淡了，如果不是敌对的话。布尔什维克在社会党国际中的地位从来也不是十分肯定的；列宁及其集团只生活在这个国际的边缘。在西方群众性政党的领袖看来，列宁是一个无足轻重而又可能是很危险的狂热分子；卢森堡虽然在某些基本问题上比较接近于列宁，也趋向于同意他们的看法。

　　在世界大战快要爆发的前几年，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各党各派之间的斗争达到了顶点；不仅孟什维克反对列宁，而且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几乎一切其他的派别都反对列宁。1914年5月，在孟什维克党呼吁社会党国际制止布尔什维克实行分裂策略以后，比利时人艾米尔·王德威尔得[46]以国际代表的身份前往彼得堡，调查是否有可能使这两派恢复团结。尽管当时战争的阴云已经密布，国际仍然计划像通常那样于1914年8月在维也纳开会，并且于7月16—17日在布鲁塞尔召开了预备会议，会上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听取王德威尔得关于俄国党的报告。

　　组成这个委员会的代表，反映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当时所处的那种分崩离析的奇怪局面。委员们代表下列各派：以马尔托夫[47]为代表的孟什维克，他曾在1912年和托洛茨基、阿克雪里罗德[48]以及犹太崩得组成反对列宁的联合战线“八月联盟”[49]；以卢森堡为代表的波兰社会民主党的一派；普列汉诺夫代表他自己的一派；以卢那察尔斯基[50]为代表的一个左派集团“前进派”[51]；以温什利希特[52]和加涅茨基为代表的波兰另一派（站在列宁一边）；此外还有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他们支持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派遣伊涅莎·阿尔曼德[53]为代表；不论是列宁或季诺维也夫都没有离开苏黎世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他们对会议的目的所抱的看法。在布尔什维克及其支持者弃权的情况下，会议决定以国际局提出的一个纲领为基础团结一切派别，为执行这一决议，得召开一次全党代表大会。会议责成阿克雪里罗德和卢森堡“负责起草一份宣言，强调团结的必要性，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分裂政策。这样，列宁派就被完全孤立……然而，几星期以后爆发的世界大战，却使得如此开始的团结努力化成了泡影”[54]。这种团结如果成功的话，实际上会把布尔什维克从国际开除出去，因为列宁决不会同意让他的组织去受一个敌对多数的纪律处分——卢森堡和阿克雪里罗德在接受起草宣言的任务时肯定是知道这一点的。

　　这种组织冲突的尖锐性，反映了列宁和卢森堡之间的意识形态争执的尖锐性，两人对于他们所处的时代的一般分析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社会主义政党不可能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逐步演变赢得胜利，而必须面临一个帝国主义竞争不可避免地要带来战争的时期。但是，关于帝国主义真相的这种一致看法，并不意味着在帝国主义有哪些主要特征或者怎样才能最好地以社会主义代替帝国主义的问题上，他们的观点有任何共同之处。卢森堡去世过早，未能把自己的思想发展到完全成熟的地步，然而她的思想不仅大大影响了德国共产主义，而且一般说来对于和布尔什维克理论有所妥协的左派社会主义思想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深深有感于德意志帝国的侵略精神及其对殖民地的追求，卢森堡认为二十世纪的主要趋势就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残酷地寻找国外市场和新的投资地区。以英国把埃及和印度殖民地化为典型，她分析了在一种有利于资本积累的环境中，以当地的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新工业的形成过程。只要世界还能向资本家提供这种剥削的可能性，竞争者就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延缓它们的崩溃；但是，当一切非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都已经被吸收进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以后，资本积累就要达到终点，资本主义社会就要发生崩溃性的世界大战，这场大战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可以通过一系列群众性罢工，动员整个工人阶级来加以抵制。不过，卢森堡并没有把这种关于前途尚难确定的理论和当时欧洲的政治现实联系起来。[55]

　　列宁不同意卢森堡关于帝国主义的分析；以霍布森[56]和希法亭的理论为基础，列宁发展了他们关于资本主义国家扩张欲望的思想，断言重新分割世界的斗争已经开始。1872—1914年的和平时期已经消逝；欧洲——列宁在1913年写道——成了“一个火药桶”。他认为，垄断资本主义力图控制一切生产因素和一切市场，而只有占有才能保证完全控制。唯有通过无产阶级有意识地干预，在伴随着一系列世界性战争发生的一系列革命中夺取政权，才能结束这个腐朽的时代。世界大战——这在列宁看来已经迫在眉睫——是一切政策都必须据以作调整的基本现实环境。[57]

　　特别要提一提的是，列宁把自己对俄国革命的看法和自己的党的纲领跟俄罗斯帝国的扩张欲望——征服高加索边境各民族的企图、扩张到中国境内的情况、为统治巴尔干打掩护的泛斯拉夫主义等等——结合起来。沙皇俄国的内部矛盾变得愈尖锐，它就愈需要新的冒险、进一步的征服和更多的领土；因为只有战争才能提供再次延缓国内变动的希望。从帝国主义战争即将爆发的这一预测出发，列宁推论出他的民族自决权学说，他认为这是反帝斗争的重要武器。

　　围绕着这一自决权问题，特别是围绕着波兰独立的特殊问题，列宁和卢森堡之间进行了许多年的争执。卢森堡反对民族自决，认为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根本不可能实现。卢森堡对于遥远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看法，决定了她对于目前许多问题的政治态度。在她的心目中，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将以充分发展的计划经济为基础，在这样一种完美的社会里，民族仇恨将不复存在而只剩下文化上的差别，民族差异将不再是社会结构中的因素，社会结构将完全由一个个的经济区域来表现。在这种看法上，影响了卢森堡的不仅是那些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永远激动人心的学说，不仅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下民族界限的人为性质所作的批评，而且，她作为一个波兰国际主义者对波兰民族主义者的斗争，对他们那种狭隘眼光的反对，也对她起了一定影响。在民族政治平等权这样一个关键问题上存在的这种分歧表明，我们如果像一般所做的那样，把专制社会主义者列宁和民主社会主义者卢森堡相提并论，那将是多么危险。

　　最能说明她的立场的是波兰党在战争爆发两年后通过的对她的立场加以夸大的一项决议[58]；在许多场合下，特别在战时表现得最明显，卢森堡本人都用较为一般的说法表达了同样的政策。波兰社会党人的前提是，金融资本主义扩展为更大的国家组合，即使在这样做时不考虑有关居民的民族特点，归根到底也是在经济上有进步意义的。因为帝国主义压迫的这些野蛮形式，通过资本主义世界内的政治和经济集中，为社会主义准备了条件。所以，在充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民主党人不能要求恢复过时的形式，即不能为重建旧的民族国家，也不能为建立新的民族国家而斗争，他们的口号必须是“废除国界！” 在目前，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只能作为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总斗争的一部分，而在一个社会主义世界中，民族愿望将不再成为问题。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决议写道），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民族还会具有经济—政治单位的性质。根据一切预测，由于社会主义文化实体——就这样一种群体还会存在而言——将根据生产需要划分疆界，民族到将来只不过是一个文化和语言问题而已。因此，决定这一疆界划分的将不仅是充分发展了本身力量的个别民族（就像在‘民族自决权’原则下将要做的那样），一切有利害关系的公民都有权参与决定。把‘自决权’的公式搬到社会主义社会去的做法，表明了对社会主义联邦的完全误解[59]。”

　　在毫无商量余地地肯定了由世界经济委员会统治的世界联邦这一种前景以后，提纲的作者们进一步声称，民族自决权是得自第二国际的遗产，它的含糊性质就可能导致保卫资本家的祖国。他们用自己的国家波兰做例子，说明民族主义的问题已经变得如何过时。

　　“世界大战证明，在欧洲形成民族国家的时期已告结束……在被瓜分的波兰各部波兰资产阶级的态度，显著地表明民族国家的理想在帝国主义时代是一个时代错误，证实了俄属波兰社会民主党对待这种独立潮流的立场是正确的，波兰无产阶级从来也没有把争取民族独立当做自己的目的……在今天，从世界大战的经验来看，提出民族独立的口号作为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工具，将不仅是一种危险的乌托邦，而且是对于社会主义各项最基本的原则的否定。”

　　当列宁对这种观点展开论战时，他十分仔细地考虑到了卢森堡的国际主义，考虑到了她在反对波兰民族主义者时所具有的困难，但是在主要问题上，他是毫不含糊的；保卫少数民族是他的革命理论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在他反对封建俄国的斗争中，他继承了十九世纪革命民主主义的传统，并且把这种传统化成了自己的东西。

　　在一篇总结了二十多年来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的文章中，列宁首先指出，放弃民族自决权将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波兰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分析，完全忽略了国家和国家政权的问题；有组织的经济只是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方面。列宁引证了恩格斯《波河和莱茵河》这本小册子里的话，指出欧洲事实上存在着自然疆界， 这些疆界是在许多世纪中通过语言和民族感情形成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富有生命力的大国吞并了许多较为弱小的国家，以致早期的自然疆界现在已经消失。

　　“反动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要把欧洲和世界其他部分许多兼并的地方，留给代替它的社会主义。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在恢复和彻底实行充分的民主时，难道会拒绝按民主方式确定国界吗？难道不能考虑居民的‘感情’吗？只要提出这些问题，就能使人看到，我们的波兰同事是怎样从马克思主义滑向‘帝国主义经济主义’的。”[60]

　　列宁举出的主要例子是他自己的国家：

　　“在俄国，被压迫民族的人口达一亿以上，至少占全国人口的57%，这些民族多半住在边疆地区，其中一部分民族的文化程度比大俄罗斯人高。在俄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就是具有特别野蛮的中世纪性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因此，为了完成自己的民主任务和社会主义任务，俄国社会民主党绝对必须承认受沙皇制度压迫的民族有同俄国自由分离的权利……俄国社会主义者不要求芬兰、波兰、乌克兰等有分离的自由，等等，就是沙文主义者的行动，就是沾满了帝国主义保皇派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血污的走狗的行动。”[61]

　　他们在民族问题上的分歧，显示了这两个革命伟人之间的本质区别——列宁总是注视眼前的问题、注视实际可能性和应该做什么；而卢森堡则总是超过现实向社会主义的未来眺望，然后再从这种远景中返回目前。[62]



[1] 奥斯瓦尔德·阿诺德·戈特菲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1880年5月29日——1936年5月8日），德国哲学家。1904年毕业于哈雷大学。1917—1922年期间出版其代表作《西方的没落》。魏玛共和国成立后，积极参与右翼分子活动，企图推翻共和国，建立独裁政权。1923年啤酒馆政变失败后脱离政治活动，在尼采档案馆工作。1925年起疏远纳粹党，逐渐支持墨索里尼。1934年“长刀之夜”后与纳粹决裂。1936年死于慕尼黑。

[2] 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1877年8月10日——1941年2月11日），经济学家，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首领之一。1902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后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906年应邀到柏林，在社民党党校讲课，后任《前进报》的外籍编辑。1915年至1918年被征召入伍，1917年加入独立党。战后任独立党的《自由报》主编，逐步转向改良主义立场。1922年返回社民党。1923年8月13日——10月6日、1928年6月28日——1930年3月27日两次担任财政部长。1924—1933年任国会议员。纳粹上台后流亡瑞士。1938年移居法国，在社民党的流亡执委会工作。德国占领巴黎后被德军逮捕，死于狱中。

[3] 奥地利—埃斯特的弗朗茨·费迪南德·卡尔·路德维希·约瑟夫·玛丽亚大公（Erzherzog Franz Ferdinand Carl Ludwig Joseph Maria von Österreich-Este，1863年12月18日——1914年6月28日），约瑟夫一世的侄子，1896年被立为哈布斯堡王朝皇储。1898年起任奥军副总司令。1914年6月28日在与妻子一同视察萨拉热窝时，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加夫里洛·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1894年7月25日——1918年4月28日）刺杀身亡。

[4] 卡尔·鲁道夫·列金（Karl Rudolf Legien，1861年12月1日——1920年12月26日），德国工会活动家，1886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同年参加工会运动，1889年出席了在巴黎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大会，参与创建第二国际。1890年起任德国工会总理事会（Generalkommission der Gewerkschaften Deutschlands）主席，1913年任世界工会联盟（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s Confederation）首任主席，1919年任全德工会联合会首任主席，1920年发动总罢工抵抗卡普暴动。1920年6月出任国家临时经济委员会副主席。曾于1893—1898年和1903—1920年被选为国会议员。

[5] 让·饶勒斯（Jean Jaurès，1859年9月3日——1914年7月31日），法国社会主义者，1893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02年参加了由可能派和阿勒芒派合并而成的法国社会党，1904年创办社会主义报纸《人道报》（L'Humanité），1905年法国各社会主义政党合并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ection Française de l'Internationale Ouvrière，SFIO）后，饶勒斯和盖德一起领导工人国际法国支部。饶勒斯在一战爆发前坚持和平主义立场，并试图组织法国工人和德国工人进行总罢工，以此阻止战争爆发，最后于1914年7月31日被极端民族主义者拉乌尔·维郎（Raoul Villain，1885—1936）暗杀。

[6] 格奥尔格·雷德布尔（Georg Ledebour，1850年3月7日——1947年3月31日），曾当过教师、演员和新闻工作者。他当过潘科夫（Pankow）的议员，一战前是激进派，一战中属中派，对布尔什维克和斯巴达克斯派不友好。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8年领导柏林的独立党组织，并领导着革命工长组织。1919年1月担任革命委员会联合主席，有人控告他的叛卖，共产党指责他的盲动主义。1920年，由于在加入共产国际问题上发生分歧，与独立党左派决裂。1922年未跟随独立党右派返回社民党。1931年加入社工党。1933年流亡到瑞士，1947年于瑞士逝世。

[7] 卡尔·海因里希·奥托·吕勒（Karl Heinrich Otto Rühle，1874年10月23日——1943年6月24日），教师、心理学家、教育家。1900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1902年成为新闻工作者。1912年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1915年与李卜克内西一起公开反对战争，赞成脱离社民党。加入斯巴达克斯派，1917年担任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领袖。1919年11月退出德累斯顿工人士兵苏维埃。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代表极左多数派发言。他为“工团主义”辩护，共工党成立时即加入。作为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发言反对“二十一条”，拒绝参加共产国际，1920年11月被共工党开除。他积极支持反极权的“工人联合会”流派。做出过许多有价值的科学贡献，1933年流亡国外，1936年流亡到墨西哥，协助组织了对莫斯科审判进行调查的杜威委员会，与托洛茨基发生过争论，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潜心于绘画。

[8] 胡戈·哈泽（Hugo Haase，1863年9月29日——1919年11月7日），出生于东普鲁士一个犹太家庭，曾在柯尼斯堡当律师，被称为“穷人的律师”。1897年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1911年当选为社民党主席，1912年当选为帝国国会中的社民党党团主席。1914年反对投票赞成战争拨款，但由于党的纪律要求，投了赞成票。从1916年起成为中派少数派的发言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后担任其领袖，1918年11月至12月之间担任人民全权代表。他是独立党右翼领袖，后来在国会台阶上被民族主义者暗杀。

[9] 弗兰茨·艾尔德曼·梅林（Franz Erdmann Mehring，1846年2月27日—1919年1月28日），出身资产阶级家庭。作家，曾是自由派新闻工作者，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加入社民党。写过许多历史著作和文学批评。长期担任《莱比锡人民报》主编，并长期为《新时代》写社论。思想上与卢森堡有共鸣，当卢森堡与考茨基决裂后成为卢森堡的伙伴。1914年成为国际主义小组的成员，后来参加斯巴达克斯同盟，在1917年同情布尔什维克。由于健康状况不好，没有参加德共（斯）的成立，但他是德共（斯）党员。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被暗杀，给他造成了很大打击，几周后也病逝了。

[10] 克拉拉·约瑟芬娜·蔡特金（Clara Josephine Zetkin，1857年7月5日——1933年6月20日），娘家姓艾斯纳（Eißner），出身于教师家庭，在丈夫奥西普·蔡特金（Ossip Zetkin）的影响下倾向马克思主义。1880年至1890年之间流亡西欧，参加了《社会民主党人》的编辑工作，在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做了有关妇女工作的报告，任第二国际妇女书记处书记，创办了《平等报》（Gleichheit），并任主编。她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德国左派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从1914年8月起是国际主义者核心成员，在伯尔尼代表大会之后立刻被捕，1916年被免去《平等报》编辑职务。1917年参加独立党和斯巴达克斯同盟，宣称同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她没有出席德共（斯）成立大会，但在几个月后参加了德共（斯）。1920年起当选为国会议员和德共中央局委员，1921年支持列维，1924年支持布兰德勒。德共出于保持威望的考虑，将她留在党内，尽管她明显对此不同意。她在莫斯科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同情布哈林的右翼反对派。1932年8月在国会发表公开演说，激烈抨击纳粹主义。1933年逝世于莫斯科。

[11] 威廉·马丁·菲利普·克里斯蒂安·路德维希·李卜克内西（Wilhelm Martin Philipp Christian Ludwig Liebknecht，1826年3月29日——1900年8月7日），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创始人之一。他是卡尔·李卜克内西的父亲。

[12] 特奥多尔·卡尔·恩斯特·阿道夫·李卜克内西（Theodor Karl Ernst Adolf Liebknecht，1870年4月19日——1948年1月6日），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儿子，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哥哥，曾在柏林当过律师，参加过独立党，反对独立党与德共（斯）合并，但也反对同社民党多数派合并。独立党左派与德共（斯）合并、右派与社民党多数派合并后，他和雷德布尔领导独立党的残余部分，1931年与社工党合并。纳粹上台后流亡瑞士。

[13] 德国党内的这一部分东方人——包括卢森堡的一些密友，其中有列奥·蒂什卡—约吉希斯，尤利安·马尔赫列夫斯基—卡尔斯基和阿道夫·瓦扎夫斯基—瓦尔斯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的形成上起了重要作用。就大体而论，他们都是极左派；他们带来了地下工作的经验、毫不妥协的战斗性、比德国社会主义者队伍中的一般情绪更为强烈的对德国帝国主义的仇恨。

[14] 在这些避难者中，帕尔乌斯—赫尔方德在许多方面都很出名。他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加入德国党，为社会民主党的一切理论报刊撰稿，奠定了牢固的声誉。1905年，他返回俄国，在革命失败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他从流放地逃出，在君士坦丁堡住了一个时期，并且在巴尔干战争期间发了财。在1914年，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主战派的领袖之一，同时是一个发战争财的人。1917年，他企图使德国党和布尔什维克和解，后来又企图使独立社会党和艾伯特—诺斯克的领导妥协，但都没有成功。
　　亚历山大·帕尔乌斯（Александр Парвус），本名伊斯瑞尔·拉扎列维奇·赫尔方德（Израиль Лазаревич Гельфанд，1867年9月8日——1924年12月12日），出身于白俄罗斯一个犹太家庭，在敖德萨长大，少年时即参加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即“崩得”）的活动。十九岁时赴瑞士求学，其间逐步转为为马克思主义者。后移居德国，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并成为罗莎·卢森堡的朋友。1900年初次同列宁见面。1905年参加俄国革命，失败后被判流放三年，后逃回德国。一战结束后脱离政治活动。他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产生了很大影响。

[15] 列奥·约吉希斯（Leo Jogiches，1867年7月17日——1919年3月10日），党内化名列昂·蒂什卡（Leon Tyszka），也曾用过格罗索夫斯基（Grosovsky）、约翰内斯·克拉夫特（Johannes Kraft）、奥托·恩格尔曼（Otto Engelmann）、克伦巴格尔（Krumbagel）等化名，出身于立陶宛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少年时就参加了地下革命运动，1888年第一次被捕。1890年在瑞士遇见了罗莎·卢森堡，在1906年之前两人一直是相互的伴侣，而约吉希斯直到卢森堡牺牲之前一直是她的战友。他同卢森堡一起创建了波兰社会民主党，从1897年起，约吉希斯在流亡地德国领导波兰社会民主党。1905年返回波兰，在革命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革命失败后被判处六年苦役，后逃回德国。在一战爆发前，因在关于俄国党的几个问题上同列宁产生分歧，跟列宁在政治上决裂；后来又在关于波兰党的问题上同拉狄克发生严重冲突。一战爆发后持国际主义立场，参加了《斯巴达克斯通信》的编辑工作，参加组织斯巴达克斯同盟，并支持打入独立党。1918年3月被捕，革命爆发后获释，成为中央局领导人。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入选中央局。1919年1月反对李卜克内西的政策，1919年3月被反动军队杀害。

[16] 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马克格拉夫斯基（Андр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аркграфский，1849年8月29日——1906年8月2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67年入伍。1897—1906年任华沙警察局副局长。1906年被华沙革命者刺杀身亡。

[17] 伊格纳西·瓦伊斯特·达任斯基（Ignacy Ewaryst Daszyński，1866年10月26日——1936年10月31日），1880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892年发起成立加利西亚社会民主党。1897—1900年任奥匈帝国国会议员。1902年当选为克拉科夫市议会议员。1912年起与毕苏斯基合作。一战爆发后支持协约国。波兰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18年短暂出任临时政府总理。1920年7—12月任波兰国防政府副总理。1922—1927年任波兰下议院副议长。1926年支持毕苏斯基政变。1928—1930年任下议院议长。1929年起反对毕苏斯基。1930年退休。

[18] 路易莎·考茨基（Louise Kautsky，1864年8月11日——1944年12月8日），考茨基的妻子。早年担任考茨基的秘书。1915年加入独立社会民主党。1918—1919年任柏林市议员。1924年赴奥地利定居。1938年流亡荷兰。1944年被捕，并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逝世。

[19] 罗莎·卢森堡：《社会民主党的危机》，柏林1916年秘密出版，第91页。这本书的流行名称“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借用了英国历史上的一个典故。从1769年到1772年，一个署名为“尤尼乌斯”（这个名字或许出自罗马的爱国者路西乌斯·尤尼乌斯·布鲁图）的人，向伦敦的《公众报》投寄了一系列信件，以恶毒的咒骂攻击格拉夫顿公爵的政府。当时，这些信获得了一定的名气，截至1927年，还有人出版了一本书，再一次企图解决尤尼乌斯究竟是何许人也的秘密。卢森堡写这本战时小册子时，也用了尤尼乌斯这个假名。
　　马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Marcus Junius Brutus，公元前85年？月？日——公元前42年10月23日），罗马共和国政治家、演说家。公元前58年起从政。公元前52年起公开主张推翻庞培统治。公元前48年起追随凯撒。庞培死后，逐渐转向为反对凯撒的急先锋。公元前44年3月15日参加了刺杀凯撒的行动，事后逃离罗马，逃往马其顿。公元前42年兵败自杀。
　　奥古斯都·亨利·菲茨罗伊，第三代格拉夫顿公爵（Augustus Henry FitzRoy, 3rd Duke of Grafton，1735年9月28日——1811年3月14日），英国政治家。出身于政治世家。1756—1757年任下议院议员。1757—1770年任上议院议员。1765—1766年任北方部国务秘书。1766—1768年任第一财政大臣兼上议院领袖。1768—1770年任首相。1768—1811年任剑桥大学校长。1771—1775年、1782—1783年任枢密院议长。1811年逝世。

[20] 出席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俄国代表是列宁、季诺维也夫、阿克雪里罗德、马尔托夫、马尔丁诺夫、纳坦松、切尔诺夫、别尔津和托洛茨基；德国代表是格奥尔格·雷德布尔、阿道夫·霍夫曼、约瑟夫·赫茨菲尔德、恩斯特·麦耶尔、贝尔塔·塔尔海默、尤里安·博尔夏特；波兰代表是卡尔·拉狄克、瓦尔斯基和拉平斯基。下列国家也都有代表参加：意大利、荷兰、斯堪的纳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瑞士。英国独立工党本来也准备参加会议，但是它的代表没有能取得出国护照。
　　参加昆塔尔会议的代表有四十人左右，他们所代表的国家和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的情况大致相同。齐美尔瓦尔德国际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会议于1917年9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在共产国际于1919年成立后，这个组织即宣告解散。
　　齐美尔瓦尔德派的主要立场是：通过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的统一行动结束战争。在这个少数派集团里，围绕着列宁的集团是更小的少数，也就是所谓“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他们号召和社会民主主义坚决分裂，以革命的方式来反对战争。
　　亚历山大·萨莫伊洛维奇·马尔丁诺夫（Александр Самойлович Мартынов，1865年12月24日——1935年6月5日），本名扫罗·萨莫伊洛维奇·皮克尔（Саул Самуилович Пикер），生于明斯克一个犹太商人家庭。1884年入读圣彼得堡大学法学院，同年参加民意党（Народной Воля）。1886年因参加示威游行而被学校开除，并被遣返回原籍。两年后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十年。1899年从流放地回来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0年流亡国外。1903年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二大结束后参加孟什维克，成为孟什维克派重要领导人之一，并在1907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一战爆发后，参加了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1917年二月革命后，于5月上旬回国，积极参加孟什维克的活动。十月革命后，逐步脱离孟什维克。1918年—1922年在乌克兰当教师。新经济政策公布后，宣布自己完全赞同俄共（布）。1923年，为了同左翼反对派斗争，当权派吸收他参加俄共（布），让他在马克思恩格斯学院、共产主义学院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共产主义大学执教。1924年进入《共产国际》编辑部。他是斯大林主义的主要理论家，是“革命阶段论”与“四阶级联盟”的主创之一。
　　马克·安德烈耶维奇·纳坦松（Марк Андре́евич Натансо́н，1850年12月25日——1919年7月29日），1868年起参加民粹派运动。1869年被捕。1872年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1877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1893年发起成立“民权党”。1894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1902年加入社会革命党。1904年流亡瑞士。1906年当选为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在此期间反对革命恐怖主义。一战期间持革命失败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回国，支持布尔什维克。1917年11月发起成立左派社会革命党。1918年公开支持驱散立宪会议。1918年7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失败后退党，发起成立革命共产党。1919年因灰心失望移居瑞士，同年在伯尔尼逝世。
　　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尔诺夫（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Чернов，1873年11月25日——1952年4月15日），生于萨拉托夫一个小公务员家庭，在上中学期间参加激进运动。1892年考入莫斯科大学法学院。因参加学生运动而于1894年被捕。1899年流亡国外。1901年参与创立社会革命党，并担任党报《革命俄罗斯》编辑。1903年当选为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05年革命期间回国，并当选为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1908年辞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一战爆发后，反对战争。二月革命后回国，并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副主席。1917年5月—7月出任临时政府农业部长。1918年1月5日—6日任立宪会议主席。内战期间参加了白军的反革命活动，1920年流亡布拉格。1926年脱离社会革命党。1940年流亡美国，1943年死于纽约。
　　扬·安东诺维奇·别尔津—季耶美利斯（Ян Антонович Берзиньш-Зиемелис，1881年9月29日——1938年8月29日），190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1908年起先后流亡德国、瑞士、比利时、英国、法国和美国。1917年回国并担任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参与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同年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1918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8年4—11月任苏俄驻瑞士全权代表。1919—1920年任拉脱维亚社会保障和教育委员会主席兼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21年任苏俄驻芬兰全权代表。1921—1924年任苏联驻英国副外交代表。1924—1925年任苏联驻英国全权代表顾问。1925—1927年任苏联驻奥地利全权代表。1927—1929年任乌克兰外交人民委员。1932—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档案馆主席兼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约瑟夫·赫茨菲尔德（Joseph Herzfeld，1853年12月18日——1939年7月27日），生于犹太工厂主家庭，1873年移民美国，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学习法律，1881—1885年在纽约当律师。1885年返回德国，在柏林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学习法律，1887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887年参加社民党。1898—1907年、1912—1918年两次当选国会议员。一战期间反对战争。1917年参与创立独立党。十一月革命后曾短暂担任内务部副部长。1920年代表独立党当选国会议员，同年年底随独立党左派加入德国统一共产党。纳粹党上台后流亡国外，1939年在瑞士逝世。
　　贝尔塔·塔尔海默（Bertha Thalheimer，1883年3月17日——1959年4月23日），1910年加入社民党，在党内属于左翼，参加了哥平根《自由人民报》和《平等报》的编辑工作。1916年出席了昆塔尔会议和国际社会主义青年会议，参加了“国际派”的筹建工作，1917年3月被捕，10月被判处两年监禁。十一月革命后获释，参与创立德共（斯），1925年参与创立红色妇女与少女协会（Roten Frauen- und Mädchenbundes），1929年被开除出党，参加了德共（反对派），纳粹篡权后，于1941年被关进集中营，1945年5月获救。二战后继续参加“工人政治”集团的活动。她是奥古斯特·塔尔海默的姐姐。

[21] 卡尔·伯恩哈多维奇·拉狄克（Карл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 Радек），真名卡洛尔·索贝尔松（Karol Sobelsohn，1885年10月31日——1939年5月19日），1903年起参加加里西亚、波兰和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参加过1905年革命，并因此被捕和关押过一年。后来在波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编辑部中工作。1912年被波兰党开除，1913年被德国党开除。一战中持国际主义立场，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曾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1919年后担任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19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至1923年。是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重要成员，1927年因此被开除出党。1929年恢复党籍。1936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37年以“间谍罪”被判刑。1939年遇害。1988年恢复名誉。

[22] 约翰·克尼夫（Johann Knief，1880年4月20日——1919年4月6日），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当过教师。1905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不莱梅当记者。曾师从潘涅库克。1914年参与组织反对派，1916年参与创办《工人政治》（Arbeiterpolitik），后参加“德国国际社会主义者集团”，赞成反对派同社民党右翼决裂，并宣布自己是布尔什维克，与拉狄克保持着联系。1917年（或1918年）流亡荷兰，与戈尔特和潘涅库克合作，与斯巴达克斯同盟进行论战，反对加入独立党，拒绝出席德共（斯）成立大会。后因病重开刀，术后不治而死。

[23] 尤里安·博尔夏特（Julian Borchardt，1868年1月13日—1932年2月16日），出身于犹太商人家庭，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曾在多家社会民主党报纸担任编辑，1907年至1913年间在社民党中央教育委员会工作，1911年至1913年间被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一战爆发后，反对战争拨款，主张左派脱离社民党，同年退出社民党。1915年，柏林和不来梅的一些激进派推他为首领，成立了“德国国际社会主义者”集团（后来改为“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这一派别公开反对战争和沙文主义，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派。博尔夏特是该派唯一一个出席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人。1916年他主办的《光线》杂志被停刊后，他又主办了《灯塔》（Leuchtturm）杂志，而《灯塔》很快也被停刊了。1917年起，他同德国国际社会主义者同盟内的主流派意见不合，便辞职了。1918年12月，他被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开除，后来同德国共产党接触，但德共对他态度冷淡。此后他再也没有参加任何政党。1921年他重新主办《光线》杂志。他还曾在马克思主义工人学校任教。1931年，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学院邀请他去讲学，他原本打算赴任，但因病重未能成行。

[24] 费迪南德·拉萨尔（Ferdinand Lasalle，1825年4月11日——1864年8月31日），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1863年创建了当时最大的、最重要的德国工人组织——全德工人联合会，并任主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同他的机会主义进行过坚决的斗争。

[25] 弗里德里希·威廉·莱因霍尔德·皮克（Friedrich Wilhelm Reinhold Pieck，1876年1月3日——1960年9月7日），出身于木工家庭，1894年参加工会运动，1895年参加德国社民党，1906年以前一直在不莱梅当木工，1906年至1910年在当地党组织工作。1910年起在柏林负责党的教育工作。他虽然同艾伯特一起工作，但支持社民党左翼。1914年成为国际派成员，1915年5月被捕，1915年10月被征召入伍，1917年8月因抗命被判处十八个月监禁。1918年1月逃到荷兰。1918年11月返回德国，被李卜克内西介绍加入革命工长组织。先后当选为斯巴达克斯同盟和德共（斯）的中央局委员，1919年1月成为李卜克内西的亲密助手，同李卜克内西一起被捕，后获释，1919年7月再次被捕，同年9月获释。1921年根据中央局的命令尽力在鲁尔进行妥协。后属德共右派，支持布兰德勒，1924年支持中派，领导国际工人救济总会的工作，1926年领导柏林地区的工作。1929年做了自我批评，并向斯大林屈服，1928年起成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31年起任共产国际书记、主席团委员，长期担任共产国际的巴尔干事务书记。1933年至1938年流亡巴黎。1938年回到莫斯科，二战中在自由德国委员会工作。1945年回德国，任德共主席。1946年起任统一社会党主席，从1949年至逝世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

[26] 胡戈·埃贝莱因（Hugo Eberlein，1887年5月4日——1941年10月16日），工业绘图员，1905年参加工会运动，1906年加入社民党。1914年8月参加社民党反对派核心，组织了柏林的一个重要的社民党组织。1917年加入独立党，1918年11月入选斯巴达克斯派中央局，负责财政，活跃于柏林市诺伊克伦区（Neukölln)的工人苏维埃中。德共（斯）成立时当选中央局委员，用马克斯·阿尔布雷希特（Max Albrecht）的化名参加了共产国际一大，曾为德共（斯）批评共产国际“过早”成立的观点进行辩护，未成功，并投了弃权票。共产国际执委会很信任他，并把财产交给他保管；并曾领导德共的M机关（Militärapparat，即军事机关）。在三月行动中，为“挑拨活动”出了很多力。他的不光彩的事被《前进报》曝光后，流亡莫斯科，后来返回德国，继续在地下机关中工作。后来支持布兰德勒。1923年底支持中派，1928年同调和派合作，被开除出政治局，然后又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被下放到国际机关中工作，但保留了他在普鲁士邦议会中的议员席位（1921年至1933年）。1933年流亡法国，被法国当局逮捕后驱逐出境，逃到苏联。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41年遇害。后获平反。

[27] 里夏德·米勒《从德皇帝国到共和国：世界大战期间革命工人运动史》，两卷本。柏林马列克出版社1924年版。
　　里夏德·路易斯·米勒（Richard Louis Müller，1880年12月9日——1943年5月11日），出身工人家庭，当过车工。负责领导柏林五金工会的车工部门。1914年领导了反对战争的反对派，组织了革命工长网络。在1916年6月、1917年4月和1918年1月组织了三次群众罢工。后被征召入伍。1918年11月任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反对召开国民议会。反对革命工长组织与德共（斯）合并，反对一月起义。1919年3月在柏林领导罢工。后领导工会和独立党内的左翼反对派。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1921年支持列维，1924年被德共开除出党，1929年退出政治活动，转而经营房地产。

[28] 埃里希·弗里德里希·威廉·鲁登道夫（Erich Friedrich Wilhelm Ludendorff，1865年4月9日——1937年12月20日），出身于地主家庭，1882年参军，1894年起在德军总参谋部工作，1905年进入总参谋部第二处工作，参与了施里芬（Shliefen）计划的制定。一战爆发后任德军第二集团军副参谋长、参加了对比利时的侵略，1914年8月底任第八集团军参谋长，1916年8月任军需总监。十月革命爆发后，他参加了与苏维埃俄国政府的谈判。1923年参加了纳粹党的“啤酒馆暴动”，后被判无罪。1924年至1928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5年被纳粹党和德国人民自由党推举为总统候选人，在总统选举中败给了兴登堡。此后逐渐与纳粹党疏远。1937年在慕尼黑逝世。

[29] 马克斯·莱希皮奇（Max Reichpietsch，1894年10月24日——1917年9月5日），当过机械师，1914年应征入伍，参加了海军。1917年在水兵中间建立了革命组织，并与柏林的独立党领袖建立了联系。1917年8月26日被当局当作“叛乱头目”逮捕，与多名同志一起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1917年9月5日与科比斯一起在科隆英勇就义。

[30] 阿尔宾·科比斯（Albin Köbis，1892年12月18日——1917年9月5日），出身于工人家庭，1912年志愿参加海军。1917年与莱希皮奇一同在海军中建立革命水兵组织，同年8月26日与莱希皮奇、贝克斯、萨赫泽和威廉·韦伯（Wilhelm Weber）一同被捕，后被反动法庭判处死刑，9月5日与莱希皮奇一起在科隆英勇就义。

[31] 参看伊卡路斯：《威廉港暴动》，伦敦自由出版社1944年版。
　　“伊卡路斯”是恩斯特·施耐德的绰号。恩斯特·施耐德（Ernst Schneider，1883年7月23日——1963年？月？日），生于柯尼斯堡，当过码头工人和水手，曾参加社民党，后转向无政府主义，积极参加了十一月革命，1919年1月起义失败后被捕入狱，1920年9月奇迹般地越狱。同年参加了不莱梅共工党组织的创建工作。1923年积极参加了汉堡起义的准备工作。1926—1929年担任不莱梅德国海员协会（Deutscher Seemansbund，DSB）书记。1935年被捕，1939年流亡英国，参加了流亡的德国无政府主义运动。

[32] 关于同时代人对德国抵制运动的记述，可参看艾米尔·巴尔特：《来自德国革命的车间》，1919年（？）版。这本内容混乱的报导曾遭到同时代作家的严厉批评，但仍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史料。另可参看海因里希·施特勒贝尔：《德国革命：它的产生和得救》，柏林1920年版。欧根·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史：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成立和发展》，柏林1922年版。
　　欧根·普拉格（Eugen Prager，1876年5月31日——1942年1月？日），生于普鲁士邦西里西亚省拉蒂波尔县（Landkreis Ratibor）一个犹太裔裁缝家庭，青年时参加社民党。曾为多家社民党报刊当过记者。1914年4月担任《莱比锡人民报》副总编。一战爆发后，持反战立场。1917年参加独立党。十一月革命后，担任独立党机关报《自由报》编辑。1920年反对与德共合并，独立党分裂后，留在独立党右派。1921年编写《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1922年随独立党右派返回社民党，担任《前进报》编辑。纳粹上台后，参加地下抵抗运动。1942年1月被驱逐到里加的犹太人隔离区，在抵达里加之后当即遇害。

[33] 1911年米歇尔斯写社会主义政党概论那部著作时（罗伯特·米歇尔斯：《现代民主主义中政党活动的社会学分析》，莱比锡1911年版），他甚至没有提到列宁或托洛茨基，虽然他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党组织。另一方面，卢森堡这个名字却在索引中出现了十次。
　　威廉·罗伯特·爱德华·米歇尔斯（Wilhelm Robert Eduard Michels，1876年9月9日——1936年5月3日），德国社会学家，曾师从韦伯。参加过德国社会民主党，1907年退党，一战后参加了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法西斯党。

[34] 崩得（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于1897年9月在维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在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反犹太特别法律的斗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独立的“自治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崩得退出了党。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后崩得重新加入了党。从1901年起，崩得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它在党内一贯支持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孟什维克和取消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

[35] 雅科夫·斯坦尼斯拉沃维奇·加涅茨基（Яков Станиславович Ганецкий，1879年3月15日——1937年11月26日），1896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1903—1909年在波兰和立陶宛王国社会民主党内工作，1905年革命期间活跃于波兰，1907年起被选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1917年与德国政府进行交涉，最终使德国政府同意让列宁经过德占区回国。十月革命后先后从事银行和外交工作。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后获平反。

[36] 亨利克·瓦列茨基（Henryk Walecki，1877年9月6日——1937年9月20日），本名马克西米利安·霍尔维茨（Maksymilan Horwitz），出身于华沙一个犹太家庭，青年时参加波兰社会党（Polskiej Partii Socjalistycznej），1906年波兰社会党分裂时他参加了左派。1918年参与创立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1918年至1919年、1923年至1925年间当选中央委员会委员，1923年至1924年当选政治局委员。1922年当选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55年平反。

[37] 《怎么办？》。《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42页。

[38] 同上书，第351页。

[39] 同上书，第339页。

[40] 这里概括说明的思想，是由列宁在一篇发表于1901年8月的文章《从何着手》（英文本《列宁全集》，纽约1929年版，第4卷，第1部，第104页以下）首先提出来的。次年，这种思想在著名的小册子《怎么办？》（同上书，第2卷，第91页以下）中得到发挥。这两篇都是论战性的文章，抨击的对象是经济派，一个想把新兴的工人运动主要导向工联主义道路的俄国社会主义思想流派。
　　在近来的讨论中，列宁关于职业革命家的想法已经成为主要的攻击对象，因为它使中央委员会掌握了莫大的权力；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列宁所说的职业革命家已经和斯大林主义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密探等同起来。然而，虽然斯大林的国家党确实是以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为基础的，这个事实只不过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进程的一个方面，除此以外，使得一个谋取政权的革命地下组织在一旦取得政权后便发生变态的，还有其他种种因素——而这正是本书所要研究的主题。

[41] 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Louis-August Blanqui，1805年2月8日——1881年1月1日），法国革命家，他参加了从1830年直到巴黎公社的所有起义，并曾在狱中当选为巴黎公社委员。他七十六年的人生中，有三十三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他鼓吹通过由经过精挑细选、训练有素的阴谋家组成的小集团发动武装起义进行革命的理论，并反对马克思的群众行动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布朗基的革命活动和英勇献身精神给予很高评价，同时对布朗基主义的错误观点给予原则性的批评。

[42] 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是法国革命家，在1839年企图发动政变，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时候，刚好赶上参加1848年的革命。1871年的巴黎公社时期，他正在狱中。公社的领袖大约有一半是布朗基主义者。他组织了不少地下“俱乐部”，主张必须通过“革命的专政”来打赢“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战争”。

[43] 罗莎·卢森堡：《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载《新时代》（斯图加特1904年版），第22卷，第1部，第484—492页和第529—535页。当列宁送去答辩的文章时，《新时代》（德国党的主要理论刊物）的编辑以文章观点不明确为理由拒绝刊登。这篇文章后来在俄国印出，题为《寓言喂不了夜莺》。即使到后来，这家刊物也从不发表列宁的文章，只是在他所写的《论专政问题》一文受到该刊评介的时候，他的名字才在1921年的索引中出现过一次。

[44] 列宁在保卫他的组织理论时，不仅要反对经济派和后来的卢森堡，而且要对付俄国运动中的许多反对者，在这些反对者中，我们在这里只提一下托洛茨基，但是，如果把事情说成是即使在这时候，在布尔什维主义初期，民主派托洛茨基就反对专制派列宁，就未免过分简单化了。列宁抨击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具有反民主性质，提出他自己的工农民主专政论与之抗衡，托洛茨基对党的集中化提出批评，为革命任务划定了更为狭窄的范围，并且把立即实现这些任务的责任限制为主要由无产阶级来承当。

[45] 《1907年8月16日至24日在斯图加特举行的第七次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布鲁塞尔1908年版，第152页以下。获得通过的决议中有下面这样一段话：
　　“如果出现了战争爆发的威胁，工人阶级和他们在议会里的代表们在社会主义国际局牢固的支持下有责任采用他们认为最有效的方法尽力设法防止战争的爆发。这种方法自然应该随着阶级斗争和一般政治形势的紧张程度的有所不同。”
　　“如果战争仍然爆发了，他们的责任就是设法迅速制止战争以及尽他们的全力利用战争带来的经济和政治的危机来唤起人民，以加速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译文引自福斯特著《三个国际的历史》中文本，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235—236页）

[46] 艾米尔·王德威尔得（Émile Vandervelde，1866年1月25日——1938年12月27日），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南郊伊克塞尔城，1881年进布鲁塞尔大学，1885年毕业，获法律博士学位，在布鲁塞尔当律师。1885年加入比利时工人党，参与领导比利时工人为争取普选权举行的3次全国性总罢工(1893、1902和1913年)。1894年起被选为议员。1900年以后成为比利时工人党议会党团领袖。从1900年9月起，第二国际在布鲁塞尔设立常设机构社会党国际局，他担任主席。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8月4日被任命为国务大臣。1918～1937年，先后在资产阶级政府中担任司法、外交、不管和公共卫生部大臣。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俄国，致力于恢复第二国际。1923年被选为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常务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

[47] 尤里·奥西波维奇·马尔托夫（Юлий Осипович Мартов，1873年11月24日——1923年4月4日），原姓策杰尔鲍姆（Цедербаум），孟什维克代表人物之一，出身于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的一个犹太中间阶级家庭，后随家庭移居敖德萨。大学期间开始投身革命运动，1895年同列宁一起组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0年同列宁一起创办《火星报》，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组织问题同列宁发生严重对立，此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国，他反对孟什维克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十月革命后，他支持红军，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许多措施。1920年流亡德国，1923年病逝。

[48] 帕维尔·鲍里索维奇·阿克雪里罗德（Павел Борисович Аксельрод ，1850年8月25日——1928年4月16日），早年受巴枯宁影响参与革命运动。1879年加入土地平分社。1883年参与劳动解放社。1900年参与创办《火星报》。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孟什维克取消派领导人，主张取消秘密党，建立合法的“工人代表大会”。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海外书记处成员。一战爆发时持护国主义立场，支持协约国。二月革命后回国，主张与参战国进行和谈。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主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使团团长。十月革命前出访国外，后公开支持外国武装干涉苏维埃政权。1928年死于柏林。

[49] 八月联盟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后试图与党对抗的各个派别结成的联合组织，在1912年8月12—20日（8月25日—9月2日）召开的代表会议上成立，倡议者是列·达·托洛茨基。这次代表会议在维也纳举行，出席的代表共29名，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18名：彼得堡“中央发起小组”2名，崩得4名，高加索区域委员会4名，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4名，莫斯科调和派小组1名，塞瓦斯托波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黑海舰队水兵组织各1名；有发言权的代表11名：组织委员会代表2名，维也纳《真理报》代表1名，《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代表1名，《涅瓦呼声报》代表1名，莫斯科取消派小组代表1名，波兰社会党—“左派”代表4名和以个人身分参加的尤·拉林。29人中只有3人来自俄国国内，其余都是同地方工作没有直接联系的侨民。普列汉诺夫派——孟什维克护党派拒绝出席这一会议。前进派代表出席后很快就退出了。代表会议通过的纲领没有提出成立民主共和国和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没有提出民族自决权的要求，而仅仅提出了宪法改革、全权杜马、修订土地立法、结社自由、“民族文化自治”等自由派的要求。八月联盟还号召取消秘密的革命党。代表会议选出了试图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抗衡的组织委员会，但它在俄国国内只得到少数取消派小组、《光线报》和孟什维克七人团的承认。八月联盟成立后只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就瓦解了。关于八月联盟的瓦解，还可参看《“八月联盟”的空架子被戳穿了》、《论高喊统一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两文（见本卷第30—33页和第194—216页）。

[50] 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Анато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Луначарский，1875年11月23日——1933年12月26日），1897年投身革命，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4年起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前进报》和《无产者报》的编辑工作。1905—1907年在策略与哲学问题上与布尔什维克发生分歧。1909年加入“前进集团”，同时是“召回派”和“造神派”领袖，鼓吹“社会主义新宗教”。此后加入孟什维克。一战时持反战立场。二月革命后加入区联派。七月事件后重新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1929年任教育人民委员。1930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33年任苏联驻西班牙大使，但未及到任，于12月26日在法国逝世。

[51] “前进”集团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个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反党集团。它是在亚·亚·波格丹诺夫和格·阿·阿列克辛斯基的倡议下，由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于1909年12月在它们的派别活动中心卡普里党校的基础上建立的。该集团出版过《前进》文集等刊物。前进派在1910年一月中央全会上与取消派－呼声派以及托洛茨基分子紧密配合行动。他们设法使全会承认“前进”集团为“党的出版团体”，并得到中央委员会对该集团刊物的津贴，在全会以后却站在召回派－最后通牒派的立场上尖锐抨击并且拒绝服从全会的决定。1912年党的布拉格代表会议以后，前进派同孟什维克取消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联合起来反对这次党代表会议的决议。
　　由于得不到工人运动的支持，“前进”集团于1913年实际上瓦解，1917年二月革命后正式解散。

[52] 约瑟夫·斯坦尼斯拉沃维奇·温什利希特（Иосиф Станиславович Уншлихт，1879年12月31日——1938年7月29日），1900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1906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7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1907至1911年任波兰王国—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华沙州委委员、罗兹区委委员、总理事会成员。多次被逮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1917年4月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布尔什维克六大代表，十月革命时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任内务人民委员部委员。1919年任立陶宛—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军事人民委员和立陶宛—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同年4月至12月任第十六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9年12月至1921年4月任西方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0年兼任波兰临时革命委员会委员。1921年至1923年任契卡副主席。1923年至1925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工农红军供给部长。1925年至1930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陆海军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1927年起并兼任苏联国防及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30年至1933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3年至1935年任苏联民用航空总局局长，1935年起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联盟院书记。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53] 伊涅莎·阿尔曼德（Inès Armand，1874年4月26日——1920年9月24日），法国裔俄国革命家。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8年流亡比利时。1912年秘密回国，当即被捕。1913年获释后流亡芬兰。二月革命后随列宁一道回国。1919—1920年任俄共（布）中央妇女部部长。1920年在高加索因感染霍乱而逝世。

[54] 马尔托夫：《俄国社会民主党史》，附有唐恩所著的附录：《1908年以后的俄国社会民主党》，柏林1928年版，第268页。

[55] 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关于帝国主义经济的一篇论文》，柏林1913年版。

[56] 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1858年7月6日——1940年4月1日），英国经济学家、社会科学家。

[57]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彼得格勒1917年版。并可参看瓦尔加与门德尔森合编：《关于弗·伊·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新材料》，纽约1940年版。

[58] 《关于帝国主义和民族压迫的提纲》，俄属波兰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发表于政党中央机关报《工人报》1916年4月第2号；转引自德文本《列宁全集》第19卷，维也纳1930年版，第528页以下。

[59] 参看《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16页。

[60] 参看《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17—318页。

[61] 参看《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8页和第147页。

[62] 后来，列宁用下列一段话总结了他和卢森堡一生之间的分歧：
　　“卢森堡在波兰独立的问题上犯过错误；在1903年对孟什维主义的评价上犯过错误；在资本积累的理论上犯过错误；在1914年7月犯过同普列汉诺夫、王德威尔得、考茨基等一起主张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联合的错误；1918年在监狱里写的著作中犯过错误（1918年底1919年初出狱后，她已经纠正了自己的大部分错误），虽然犯了这些错误，但她始终是一只鹰。”

　　——参看《政论家的短评》。《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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