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原序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德国工人没有联合在一个团结的、单一的工人阶级政党之中，这对于德国、对于全世界说来都是一个不幸的悲剧。假如那时有一个这样的党，它就可能使1918年的“革命”成为一次真正民主的革命，给予新建立的魏玛共和国以有效的支持，它就会抵制住反动的军国主义者和极左派的过激主义力量，克服由于战败和数百万军队官兵迅速复员而引起的社会混乱。这些军人带着战时养成的种种习惯在社会上流荡，无法找到工作或者使自己适应战后的环境。于是，他们便纷纷纠结在“志愿团”里，这种团体起初还包含一些正直的有理想的人，后来就逐渐堕落为目无法纪和妨碍治安的军事组织，图谋推翻魏玛共和国，杀害政府部长，直至构成终于在1933年摧毁共和国的纳粹冲锋队的重要支柱。
德国工人没有组成一个单一的政党，而是分裂为至少三个对立集团，每一个集团都争取使德国广大群众支持自己。由此而造成的政党繁多的局面（政党的数目很快便超过二十个），是魏玛共和国的致命弱点之一，它使一切联合内阁都极不稳定。这种局面也导致了主要代表德国工人阶级的三个政党之间有害的内讧。
在1918年，这三个无产阶级政党中的第一个，历史最久和力量最大的一个，就是艾伯特和谢德曼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简称SPD）。这个党是在1875年由马克思主义者和拉萨尔派合并组成的。前一派由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领导，曾经加入过第一国际，在意识形态方面相信阶级斗争不可避免以及革命无产阶级必将取得最后胜利。拉萨尔派带有较多的民族主义色彩，有一个要求种种实际改革的社会主义纲领。这个纲领虽然在当时显得非常激进，但是在今天的一切工业先进国家中，由于工人的斗争，它的大部分要求都已经得到实现。拉萨尔派主张实现这一纲领的方法不是通过暴力革命，而是通过渐进的合法手段——通过取得和利用选举权与议会权力来改善工人的法律地位和社会地位。这两派——马克思主义者和拉萨尔派——合并以后，在意识形态方面都还继续保持着一些原来的东西，因此在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大会上，所采取的政纲往往反映出两种彼此有些矛盾的行动计划。可是，随着德国工商业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巨大进展，德国工人阶级在工资、劳动条件、法律权利和政治力量方面，都逐渐变得比过去要好得多。在1912年的议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候选人获得普选总票数的三分之一以上，成了议会中议员人数最多的政党。然而，在福利和政治力量都有所增长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的领导集团在他们的观点和行动上，却变得比过去保守，民族主义越来越多而国际主义越来越少，甚至有些资产阶级化了。
第二个政党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或独立党（简称USPD）。这一派人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反军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传统，不能容忍1875年合并前拉萨尔派中那些更为保守、更具有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色彩的倾向，因此在1916年从体现了这些倾向的社会民主党内分裂了出来。他们认为“主要敌人在国内”——是正在罪恶地延长着战争的帝制派、军国主义者和大工业家。他们鼓吹在“不割地、不赔款”的基础上立即媾和，并且号召举行罢工促成和平的实现。这个党在战争结束后不久便停止存在。在1920年10月举行于哈雷的一次代表大会上，三分之二的代表决定退出本党，加入新组成的共产党。十五个月以后，剩下的人便决定和他们在1916年与之分裂的社会民主党出现结合。
第三个党，德国共产党（简称KPD），直到1918年12月底才独立存在。它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在独立社会民主党内作为“斯巴达克团”存在的左派。他们比其余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更加猛烈地反对军国主义，更加狂热地赞成社会革命。他们从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那里得到思想上的指导和精神上的鼓舞。前者是一个杰出的波兰青年知识分子，是“一只鹰”[1]——列宁虽然在许多观点上和她有尖锐分歧，却送给她这样一个称号。她从沙皇压迫下逃亡出来，1897年定居于德国，和一个德国工人结婚从而取得了德国国籍。卡尔·李卜克内西是俾斯麦时代德国社会民主党战斗的奠基人之一、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儿子。卡尔在1911年发表了一部反对军国主义和德国军队的有影响的著作《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大战初期，他是第一个拒绝投票通过军费预算的社会民主党议会议员，并且在导致独立党1916年和社会民主党分裂的运动中起了积极作用。由于他们的反战立场和鼓动兵变，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被德皇政府监禁，直到1918年10月和11月这个政府倒台时才被释放。
在1910年的最后几周中，由于德国军事上的失败、工厂中罢工事件的日益增多、基尔的水兵兵变，继之而起的全国起义以及工人出身的士兵对德皇旧军官的憎恨，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影响迅速增长。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成功，以及指望俄国人能够帮助他们完全摧毁德国的军国主义、并为在德国也进行一次激进的社会主义革命作好准备的这种希冀，也增加了他们两人的影响。和俄国的苏维埃相似的工人士兵委员会迅速出现于德国各地。在柏林的五金工人当中，在汉堡、不莱梅、鲁尔和其他地区的工业中心，还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激进组织——自己选择工厂代表的工厂委员会。
11月9日艾伯特代替马克斯·冯·巴登亲王担任首相以后，社会民主党人、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和斯巴达克团的领袖之间，发生了一场争夺权力的混乱斗争，为了避免无政府状态，为了保卫未成定局的边界和防止过于匆忙、过于激烈的革命，艾伯特在许多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下向军队求援。在斯巴达克团看来，这是对神圣事业的叛变。于是，在1918年12月30日，斯巴达克团的成员便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决裂，另行成立了他们自己的组织——德国共产党（KPD）。可是，这个党刚一诞生，它的两个最杰出的领导人就于1919年1月15日被帝制派军队逮捕，并在几小时后“企图逃跑时”被杀害。正是在这一事件发生后不久，路特·费舍来到了柏林，并且很快在这个新的政党中担任了领导职位。
德国共产党坚决信奉马克思的学说，同其他两个社会主义政党相比，它具有更真实的国际主义性质和观点。从德国的庞大工业人口来考虑，它也是俄国以外欧洲最重要的共产党。结果，它便对德国境外的共产主义者起了一种磁石般的吸引作用——既吸引那些希望利用它达到自己民族主义目的的布尔什维克，也吸引那些希望它能够建立国际社会主义的个人。就像它的另外几个领袖（罗莎·卢森堡、列奥·约吉希斯、阿尔卡季·马斯洛夫）一样，路特·费舍不是出生于德国而是被吸引到德国来的，这一点也许是意味深长的。
路特·费舍生于奥地利，在维也纳长大，她的父亲鲁道夫·艾斯勒是维也纳一位著名的教授和好几本哲学及社会学论著的作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维也纳大学的一个青年学生，她参加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但是，由于这个党在多民族的帝国中主张保存奥—匈国家的结构，只同意让各民族享有文化上的自治，她一怒而加入了党的极左派。“左派激进主义者”主张一切民族都有权摆脱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掌握它们自己的命运。
这种为列宁所主张并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谈判中被提出的自决权，给维也纳的青年学生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它使路特·费舍对布尔什维主义产生了积极的兴趣。她和奥地利警察发生了一些小冲突，并且发表了几本“地下的”社会主义小册子。于是，她得到了布尔什维克先从瑞士然后从莫斯科来信的鼓励。在奥匈帝国崩溃的时候，一个在红十字会名义掩护下从莫斯科来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团，建议她和她那一批激进的大学生和青年工人在奥地利成立一个共产党，加入当时正在筹建的共产党第三国际。1918年11月4日，她成了欧洲最早的共产党之一、奥地利共产党的第一号创立人。这样，她便同匈牙利和巴伐利亚的苏维埃政权发生了直接联系，并且会见了库恩·贝拉、尤金·瓦尔加、马克斯·列文等领导人物。
可是，奥地利共产党是一个能力相当不足的、人为的和软弱的组织，特别是在哈布斯堡帝国解体，它的原来各组成部分纷纷独立以后。此外，大部分维也纳工人也不愿意离开他们原来的党。因此，路特·费舍在1919年迁居到在她看来已经变成了欧洲革命斗争真正中心的柏林。她作为一个组织家和作家为共产党展开积极活动。1921年11月，出乎她的意料，她竟当选为柏林党支部主席。让一个才二十几岁、甚至还不是德国公民的女青年领导德国境内最大的共产党组织，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步骤。所以采取这个步骤，一半是由于她所表现的能力，一半也正是由于她年轻；许多普通党员不信任年岁大的领袖，希望使党组织避免变成由一小撮人把持的或被俄国代理人利用的工具。当时，虽然卡尔·拉狄克早就在德国为俄国的利益积极活动，德国共产党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完全处于苏俄的影响之下。
路特·费舍在共产党内代表左派反对派。这个集团认为，党应该在德国有一个自主的政策和民主的组织。它要求共产国际保持原来的国际主义和革命性质，而不要变成为苏维埃国家专制政权和侵略性的民族主义与军事目的服务的机构。
1922年，路特·费舍被选为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的代表，从1924年到1926年，她是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在这里，她为左派反对派的观点进行了斗争，然而最后并未成功。她还被选为德国议会的共产党议员，并且在1924—1928年期间担任议会的外交委员会委员。
她在担任以上各种重要职位期间，从1922年到1926年到俄国去过十多次。她开始对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有了比在远方对他们可能有的认识要亲近得多的了解。她结识了列宁、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加米涅夫、拉狄克、托洛茨基以及其他许多被斯大林为建立自己的独裁逐步消灭掉的老布尔什维克。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是她最知己的朋友和支持者。她还直接观察和逐步了解了曼努伊尔斯基、季米特洛夫、维辛斯基、多列士、陶里亚蒂和其他许多今天仍然在若干国家中起领导作用的斯大林主义者。
作为德国共产主义问题的顾问，她得以洞悉共产国际的内情——在这些年代里，“德国问题”是第三国际的主要问题。她觉察到共产国际的种种问题是如何危险地和布尔什维克的内部冲突交织到了一起。这些冲突是在列宁逝世前后争夺列宁继承人位置的斗争中发生的。在谋取继承列宁衣钵的竞争者当中，如所周知，斯大林证明是最狡猾和最残酷的。路特·费舍由于是在近处观察这些冲突，认识到斯大林如何在把列宁的组织变成一个新型的高度集中和极权主义的机器——一种借助于红军、秘密警察、恐怖、最后还借助于经济统治而实行的国家党专政。她还看出同样的极权主义方法如何正在把共产国际变成一个俄国国家党的代理机构，并且正在把同样的倾向输进了组成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
看到继列宁革命之后发生的“斯大林革命”所引起的这种危险变化，路特·费舍变成了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在俄国以及马斯洛夫在德国领导的反对派集团中的积极成员。这样，她就招来斯大林的憎恨。她谈到斯大林在好几次私人会见中，曾作过想把她争取过去的徒然努力。在她以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身份为重新其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而最后一次去莫斯科时，斯大林曾授意秘密警察对她进行监视，把她在路克斯饭店里软禁了十个月。不过，她设法同她的朋友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保持了联系。在他们的关照和帮助下，她趁斯大林离开莫斯科到高加索作短期旅行的时机，在1926年6月逃回了德国。
在此期间，她于1924年当选为德国议会议员。她继续在德国共产党内领导少数左派反对派，但是在她从莫斯科逃出以后，她便被已经落到斯大林主义者手中的党机构开除。他们还要求她辞去议会中的议席，但是遭到了她的拒绝。此后控制着党的斯大林主义者台尔曼和托尔格勒或者皮克和乌布利希这样的人——前两人后来被纳粹关进了集中营，后两人在1933年以后逃往莫斯科，1945年重返柏林，在德国的俄占区政府中充当斯大林的主要工具。
在1926到1933年期间，路特·费舍一直和她在俄国的反对派朋友保持密切联系。她也观察到，崛起的纳粹如何采取了斯大林的许多极权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思想和方法。1933年希特勒掌握政权以后，冲锋队洗劫了她的住所，并且把她的小儿子带走作为人质。她本人逃到了巴黎，在那里一直住到1940年，仍然同她在德国和俄国的朋友保持秘密联系。由于她继续反对斯大林主义，她和她的同志马斯洛夫被牵连进了1936年莫斯科大清洗的审讯中，受到缺席审判。维辛斯基控告他们曾在托洛茨基的指使下，于1933年派了一个间谍到莫斯科去暗杀斯大林！
1940年德军占领巴黎以后，路特·费舍通过西班牙边境逃往里斯本。第二年她来到美国，终于加入了美国籍。她在这里搜集了大量有关德国共产党兴衰、布尔什维克党如何转化为极权主义专政以及共产国际蜕变情况的珍贵资料。根据这些材料以及她自己清晰的回忆和经验，她在本书中报导了从1918到1929年这段时期的历史。在本书的续编中，她计划说明在希特勒建立他的战争机器和极权主义专政的同时，在执行五年计划的危急年代和莫斯科各次大规模的清洗中，斯大林主义的国家党和恐怖主义的极权统治如何越来越严密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路特·费舍的这部书中，贯穿着三条有力的线索，把形形色色的细节和复杂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解说牢固而紧密地连成了一个整体。
第一条线索是1918—1929年的德国共产党历史。在这方面，已经有人写过书：保尔·梅克尔从斯大林主义的宣传观点出发，写了《德国：生存还是毁灭？》（墨西哥1944年版）；弗里德里希·施坦费尔[2]从社会民主党的历史角度出发，写了《德意志第一共和国的十四年》（卡尔斯巴德1936年版）。但是，据我们所知，还从来没有人能像路特·费舍一样，对德国共产党历史提供这样详细、这样公正和可信的内幕报导。
第二条线索是苏俄内部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这一斗争发生于列宁生前的最后几年以及从列宁刚去世起到托洛茨基被流放为止的整个时期。这是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以及其他许多人之间一场错综复杂的、不断变化的和混乱的斗争。它涉及到经济政策、组织政策和外交政策方面各式各样的概念，而作者也以真正深刻的眼光对这些概念作了透彻的分析。她是根据内幕资料写作的，这是由于她曾经担任过许多官方职位，也是由于她本人熟识莫斯科的领袖们和许多像拉狄克那样在德国积极活动的俄国代理人。她阅读过数量极其浩大的俄国人写的小册子和苏联官方文献，并且时常援引其中的文字。也许在分析动机的时候，她有时候可能会更多地依据她自己的直觉，而不是依据明确的历史证据。分析动机总是一件伤脑筋而又没有把握的事。但是，她显然已经有意识地力图遵循严格的历史证据。不管怎么说，对于纠正苏联官方作家和历史学家围绕着斯大林和苏联极权主义统治形成的年代编造的各种神话和故事来讲，她的解释是有价值的。
第三条线索是另外两条线索之间的联接线——德国共产党的政策同苏联政治局和莫斯科共产国际的内部斗争之间的关系，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俄国人力图操纵德国共产党的政策，使它们不是为德国人本身的利益，而是为俄国内部派系或苏联外交政策的利益服务的情况。正是由于这种情况的存在，再加上斯大林的利用恐怖手段和秘密警察把那些妨碍他的的人都残酷消灭的做法，使得路特·费舍走上了和莫斯科以及亲苏的德国共产党人（包括她自己的兄弟格哈特·艾斯勒）决裂的道路。正是她对斯大林主义这一方面的初期表现所作的说明，对于今天的世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在今天，正如莱昂·布鲁姆时常指出的那样，法国以及其他地方的共产党，完全是在为他们的莫斯科主子的利益奴颜婢膝地服务，而不是作为正直的爱国者为他们祖国的利益服务。正是在1918—1929年这段时期，恐怖极权主义的一切方面在俄国社会的广泛范围内部得到了试验和成熟，然后又传到了共产国际各支部。后来的一切极权主义统治形式都不过是路特·费舍目睹它形成的典型极权主义的衍生物，它们在每一个国家中各有其特殊的民族特征，但是基本上都以斯大林树立的榜样为依据。
我认识路特·费舍已有好几年了，也读了她的著作。她那种谈起往事历历如在目前的惊人记忆力，那种不仅对德俄两国而且对世界各处的共产党领袖具有的广泛了解，都使我深为敬佩。那些她在其中记录了谁被斯大林消灭谁被斯大林提拔的无数脚注，读起来就像一部过去三十年中的共产党“名人录”。以俄国政治局的内部斗争和共产国际的内部斗争为一面，以德国共产党内的混乱冲突和左右摇摆为另一面，两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她的详细叙述得到了空前清晰的再现。关于那些复杂微妙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争执和理论，她所作的透辟分析具有高度的启发性，对于那种把问题过分简单化的普遍倾向（特别是在美国），能够起到有价值的纠正作用。不论是对于研究过去三十年历史的历史学家，或是对于想了解目前这种侵略性的和恐怖主义的苏联专政如何形成的任何人来说，她的这本书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对于帮助我们很好地理解当代世界的共产主义来说，这部书作出了重要贡献。
西德尼·法伊[3]
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市
[1] 《政论家的短评》。《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0页。 ——译者注
[2] 弗里德里希·施坦费尔（Friedrich Stampfer，1874年9月8日——1957年12月1日），出身于律师家庭，1900年至1902年在《莱比锡人民报》任编辑，1902年以后在《前进报》编辑部工作。1915年后曾参加奥匈帝国军队，自1920年起继续担任《前进报》编辑，直到纳粹上台为止。
[3] 西德尼·布拉德肖·法伊（Sidney Bradshaw Fay，1876年4月13日——1967年8月29日），美国历史学家。曾长期在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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