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专题】1920年代苏联的党内斗争
在列宁的旗帜下
（摘录）
斯米尔诺夫
（1927年6月27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 №09450
由于无需解释的原因，《在列宁的旗帜下》[1]印数不多，只在坚定彻底地持反对派观点的同志们中传阅。因此不论是整本出版物，还是其部分章节，我们都恳请同志们千万不要复制。
在列宁的旗帜下[2]
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成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加工”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列宁《国家与革命》
[3]
在十月革命的第一个十年即将结束时，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进入了生死存亡的转折时期。
国内一些在十月革命时期统治地位被取消或者遭到破坏的阶级正迅速发展起来：耐普曼、富农和官僚不断发展和增加。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寄生性、官僚主义也在发展，剥削工人和贫苦农民的新旧形式正以独特的方式结合起来。私有经济的积累和需求的增长超过国有经济积累的速度。
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逐渐失去了他们所取得的地位。工资不仅没有达到战前水平，反而继续下滑。失业人数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失业者中不仅有被抛到街头的贫苦农民，还有因为在工业不够发展的情况下实行合理化而被裁减下来的企业工人。
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被终身制的官员们牢牢地把持着。这些官员作为新的统治阶层已经成为劳动群众的对立面，同时他们也是工人国家的官僚主义弊端飞速增长的化身。
社会矛盾日趋激化，阶级斗争不断发展，这种斗争是任何空话也掩饰不了的，是任何粉饰太平的官样文章也抹杀不了的。
同时，我们正步入一个国际关系更加紧张的时期：去年英国的罢工遭到镇压，今年中国的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从而重新加剧了帝国主义者武装干涉苏联的危险，而这种危险只有在国内执行坚定的阶级路线，在国际范围内开展革命的阶级斗争才能避免。
但是现在领导党和苏维埃国家的不负责的集团只能实行一条在国内对无产阶级施压，在国际上与机会主义者妥协的路线。这个集团既不能动员国内工人，也不能组织国际无产阶级抵制帝国主义者的计划。
这个集团打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旗号使苏联工人的经济状况不断恶化，同时使工人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程度遭到削弱，我国宪法的“民主化”和“活跃苏维埃”实际上只是加强了居民中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作用。而在工人民主制方面，我们不仅没有前进，反而后退了。
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保持沉默已达四年之久。取消党，把它变成党的机关不负责任的工具的活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而与此同时党的机关与官僚主义的国家机关正日益融合在一起。
此外，在这个由党的公仆变成党的老爷的机关中，与布尔什维主义格格不入的原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地地道道的市侩越来越多。这个市侩阶层不仅开始影响，而且开始左右党的政策。党的机关和党的上层领导的蜕化已相当严重，因此指望它改正，哪怕是在党的下层施加“压力”的情况下，也是荒谬可笑的幻想，因为如果这种“压力”不能彻底铲除这个机关，那么这个机关就会对党员群众加紧进行镇压。
除了国内的小资产阶级政策，现在又有了露骨的孟什维主义国际政策。导致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和对中国无产阶级血腥镇压的中国“四个阶级的联盟”的策略，与出卖英国罢工的英国工联代表大会总理事会（该理事会在英俄委员会柏林协议中被认为是大不列颠有组织的职业工人“意志的惟一代表者”）妥协的策略，都毫无疑问地说明，斯大林的中央委员会现在事实上在所有领域推行的都是小资产阶级政策。
寡头政治领导人先把列宁变成“圣像”并尊为圣者，然后用列宁的名字掩盖富农长入社会主义，掩盖国家官员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掩盖对世界革命的背叛。列宁的理论、政策和策略实际上已被束之高阁，留下来的只是“列宁主义”这个标签。
革命正处于危机关头。在这个时刻，我们号召所有仍然珍惜革命利益、无产阶级利益的人，所有没有被自己的特权地位腐蚀的人，首先是工人党员，站到列宁的旗帜下，站到老布尔什维克党的旗帜下。应当高举这面旗帜打碎现在的党的机关，重建党，解除那些背叛了无产阶级事业的寡头政治上层人物的领导权。解放无产阶级先锋队，解放每一个党员，实行工人民主制而不是小资产阶级民主制，反对阉割列宁的革命学说——这就是我们的口号。
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即将到来的斗争的所有困难。我们的对手是整个官僚机器、国家机器和党的机器，我们的对手是党内所有庸俗的市侩分子，我们的对手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压力。但是我们指出所有这些巨大困难的目的，只是为了克服它们。我们应当而且能够团结工人党员反击这种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我们要善于把工人党员反对机会主义者的斗争同广大工人群众的利益结合起来，因为他们也必定要为现在中央的小资产阶级政策付出很大的代价。不仅批评这个政策，不仅揭露这个政策的小资产阶级实质，而且要团结所有能反对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力量——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站到老布尔什维克党的旗帜下，站到列宁的旗帜下——这就是我们的呼声。
革命的现阶段和我们的任务
世界革命的前途
1917年的俄国革命，1918年的德国和奥地利革命，1919～1921年间其他的欧洲国家（匈牙利、意大利、英国）的一系列革命运动是革命无产阶级的第一次进攻，是“世界进入战争和革命时代”后，世界革命的首次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次爆发与世界经济的战时危机和战后危机有密切的关系。最后它只是在俄国胜利地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在其余的欧洲国家里取得胜利的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这个胜利是在社会民主党的积极参与下，通过分权获得的。联合政府是走向现在的资产阶级专政的一个不太长的阶段。第二次较弱些的爆发是1923年由于战胜国瓜分德国（占领鲁尔等）而引起的德国的革命运动，这场运动也失败了。于是被称之为“资本主义的稳定时期”的第二个间歇时期到来了。
这次间歇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较长的和平发展时期呢？当然不是。这只是意味着引起帝国主义战争和随之而来的革命运动浪潮的矛盾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解决或缓和。而事实上，帝国主义时期的全部特征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更加突出。卡特尔不断发展，对外部市场的需求日益增加，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和失业现象比任何时候都有过之而无不及，阶级矛盾异常尖锐。不管战后殖民地人民掀起的革命运动迄今为止遭到什么样的失败，也不管这个运动将来受到什么样的失败的威胁，它至少会削弱帝国主义列强对殖民地人民的剥削程度，它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使帝国主义列强中间产生了新的矛盾，加剧了帝国主义内部的阶级矛盾。资本主义世界早在世界大战前就进入了战争和革命的时代，这个时代必将以资本主义的灭亡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结束。
我们无法预言这个胜利将在多少年之后到来。马克思和列宁认为战争和革命时期有可能持续几十年，工人阶级的成功是交替性的（有胜利，亦有失败）。如果认为，无产阶级既然已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那它在任何条件下都能保住政权，直到世界革命胜利，这是空想。在战争与革命的漫长时期内，个别国家工人阶级的胜利可能与失败交替出现（例如，匈牙利和巴伐利亚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与失败）。如果认为在革命和战争的整个时期，也就是说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将是连续不断的战争和革命，将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连续不断的武装搏斗，那也是幼稚的。间歇完全是可能的，间歇期间会出现某种程度的“和平”发展。但这些“和平”时期与帝国主义时代前的和平时期不能同日而语。在现在的和平时期阶级矛盾仍旧异常尖锐，并且随时可能重新变成武装搏斗。
因此，任何关于稳定的争论，即关于某种暂时的，但却是显而易见的和平生存时期的争论都是不切实际的空话。有关革命在某个时期内不会爆发（斯大林集团关于“一国社会主义胜利”的理论就是以此为根据）的任何预言、任何推断都是理论上的巫医术和实践中的机会主义。个别革命运动和个别战争（英国的总罢工和中国的革命和战争）几乎从未间断过，并且随时都可能演变为欧洲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决战。在这种情况下预言和推测只能管几个月。而不是几年。我们现在所处的只是武装斗争中的间歇时期。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战后欧洲局势的变化。由于战争，欧洲在世界经济中不仅失去了统治地位，而且失去了独立的地位。美国成了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资本涌入欧洲意味着欧洲资产阶级将把从本国工人和殖民地榨取的剩余价值让给美国一部分。这样一来，一方面对欧洲工人阶级的剥削必将大大加重，另一方面欧洲帝国主义列强之间重新划分殖民地的斗争也将更加尖锐。如果说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的矛盾进一步加深，那么这种矛盾在欧洲则更加激化。
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的欧洲，在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八、九年时间里就达到了战前的生产水平。但是在达到战前水平的同时，各帝国主义国家集团之间和各阶级之间的矛盾也达到了比战前尖锐得多的程度。这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的能量已经耗尽，它已没有能力把生产力推向前进，至少在它的发祥地欧洲是这样。当然，不能由于其个别特征就认为生产力的发展会自动停止。在经济战线的个别部门中资本主义已经取得并且能够取得某些成就：技术在发展，工业发展趋于合理。但是从总体上看，生产力规模的增长极其缓慢，而各阶级之间及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冲突又在破坏生产力。
所有这一切使资本主义的欧洲首先处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打击之下。而欧洲革命也必将极大地推动美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因为美国现在的“富足”是建立在欧洲资产阶级的暂时胜利之上，建立在欧洲资产阶级对美国资本的依赖之上的。
共产国际的策略应当建立在这种评价的基础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共产党人应当永远只提出那些在出现直接革命形势时才可以采用的办法。在间歇时期，他们应当坚持并提出局部的要求，善于采取包括统一战线在内的策略。但是，一刻也不应忘记，就是在目前的间歇时刻，为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公开斗争进行准备也是世界历史最近阶段的主要任务，所有其他工作都应服从这个主要任务。
苏联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演变的总情况
世界革命的延迟使得苏联必须而且几乎只能依靠国内资源发展经济。由于小农经济的巨大作用和居民中小资产阶级阶层的人数优势，苏维埃政权不可能不承受压力。“只要存在阶级，阶级斗争就不可避免。”（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因此，一方面，不仅要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而且要从阶级矛盾是加剧还是逐渐消除的角度来评价我们政策的结果。另一方面，我们应当仔细慎重地考虑一下：非无产阶级居民对我们的政策产生了什么影响，评价非无产阶级对党的政策的这种影响和评价这个政策的阶级结果都是必要的。
新经济政策时期阶级关系变化的总情况可归纳如下：
1．新的、主要是寄生类型的资产阶级产生并壮大起来，它在商业、投机倒把和高利贷盘剥方面占据着牢固的阵地，而且已经占据部分生产领域。
2．农民正加速分化。据中央农民工作委员会统计，早在1925年年底，农村的贫困人口就已占农民总数的40～45％。离开农村到城里的农民越来越多，雇农的人数增长迅速。富农的实力在迅速增强。富农获得了重大的经济让步：允许他们雇工并租赁土地。这些让步变得越来越大：起初只允许劳动农户雇工，现在在租赁土地上也允许雇工。起初租赁的最长期限为三年，1926年5月召开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把期限增加到12年。富农被允许加入合作社，而且富农在合作社中的作用大到已经开始局部地控制合作社。富农还获准进入苏维埃。富农在农村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它对农村苏维埃的影响和在苏维埃中的影响不断增长（见加米涅夫同志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在实践中检验意见分歧》部分）。
3．实际工资的增长大大落后于劳动强度的增长。同时，从1925年10月起，工资停止增长，甚至出现下降的趋势，然而这一时期每个工人的生产定额却提高了15％以上。同时，经济机关对工人的行政压力明显加大，行政机关的权力大大膨胀。所有这一切都使工人阶级的不满在增长，使苏维埃国家与工人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这表现在1925年春天大规模的罢工运动上，表现在目前大大增加的冲突次数上，表现在屡见不鲜的“磨洋工”中，表现在工人之间就最高生产定额订立攻守同盟上。
4．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工人阶级的人数大大增加，自从今年年初起出现急剧转折，几乎不再增加。与此同时失业人数的增长愈来愈快：1926年失业人数的增长已超过工人人数的增长，今年失业人数还在增加，1926～1927年度的上半年就增加了38.5万人，即增加了26%。
这样，迄今为止我们的整个经济包括国有经济的产量增加得相当快（但经济技术基础的改进微乎其微），与此同时国有经济以外社会不平等加剧，阶级矛盾明显增长，阶级分化日益加深（城乡资产阶级得到加强），而在国有经济内部，工人和苏维埃国家机关之间“在劳动条件问题上的利益对立”大大加强。
十月革命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极其重要的先决条件，其中主要是工业国有化。但是中央最近几年的政策对十月革命的这些成果利用得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说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成分正在排挤资本主义成分，说我们进入了什么新经济政策的“最高阶段”，就是向党和工人阶级隐瞒现实中发生的事情。社会主义建设真正取得成功的标志是：（1）生产力在国有化工业的基础上比资本主义发展得快；（2）只要不发生什么变故（如战争、武装干涉等），工人的状况不断得到改善；（3）社会的阶级划分逐步消失，社会不公平等逐步减少。这些情况在现实中一个都不存在：我们能够认定的只是经济产量增加得相当快，而不是其生产力发展得相当快。我们无疑使交通运输基础设备的状况和住房状况继续恶化。在工业设备方面我们最多也只是有少许的增加。在战争和革命时期，交通运输和工业生产力遭到的破坏要比农业大得多。因此，国有经济和个体农民经济生产力比例关系的水平甚至还不如革命初期。从新经济政策之初到1925～1926年度，国民收入中工人阶级所占份额最多不过停留在上年的水平上。社会不平等由于农村的分化和新资产阶级的产生而加剧。私人资本积累的绝对增长已为大家所公认。然而，如果在这种积累的速度稍逊于国有经济积累的速度时，把这看成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那就是极大的错误。
我国经济的特点是非生产性消费和获取剩余价值的寄生形式，这是对劳动最落后、最恶劣的剥削形式。有极其特殊作用的高利贷、投机倒把和商业利润（加上苏维埃官僚机构和经济官僚机构的巨大开支）吞噬了国民收人的大部分，只有一小部分用于生产积累，尽管采取了资本主义形式。其余部分则被吃掉，挥霍掉，被用来增加寄生性剥削的基金。这样一来本来可用于改善劳动者状况的部分国民经济资金，可用于发展生产力的部分国民经济资金都无可挽回地失掉了。
所谓“恢复过程”，即根本不下大力加强基本设备的发展生产过程掩盖了这些消极现象，并造成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假象。因此，随着这个“恢复”过程接近尾声，这些消极现象暴露得越来越充分就决非偶然了。
国有经济生产力发展缓慢，资产阶级不断壮大，农村阶级分化加剧，工业中工人人数增长速度放慢，从1925年中起工人阶级物质状况的改善处于停顿状态，由于所有这一切原因，国有经济本身的资本主义成分在加强，阶级矛盾和社会不平等在加剧。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总的来看，近几年来我国资本主义成分的发展快于社会主义成分的发展。
当然，我国技术的落后及由此而引起的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低下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巨大障碍。由于这种落后状况，没有技术先进国家的援助，没有世界社会革命，过渡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生产组织（在这种组织中，工人由劳动力变为生产的主人，生产的商品性质逐步消失）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世界革命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防止武装干涉，就像斯大林和布哈林的“一国社会主义胜利理论”所说的那样，而且同我们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切身利益，特别是同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状况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世界革命使我们有可能为我国的建设利用技术先进国家的无疑是较高的生产力水平和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够不仅仅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列宁语），而且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真正的社会主义关系。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世界革命的延迟必定使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遭到灭亡，则是非常荒谬的；毫无疑问，尽管我国的技术落后，但我们在新经济政策范围内依靠工业国有化，能够使我国的经济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如果说最近几年资本主义成分的发展快于社会主义成分的发展，那并不是由于社会主义建设客观上做不到，而是由于中央的政策及其一再向小资产阶级的压力让步造成的。
工业化
1923年的危机主要是由于对经济几乎没有进行任何领导造成的。这一次危机使中央领导集团面对似乎发展过快的工业而张皇失措。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的决议说，“从社会主义建设的观点看，除了成本和最低利润以外，把我国基本居民群众显然无力负担的用以迅速发展工业的费用加到商品价格中去是错误的。今后，必须使价格政策同最主要的农民市场最大限度地协调起来，使工业发展的速度同农民市场容量的总的扩大进程比从前更紧密地协调起来。”实际上，这就是说，要采取使工业保持缓慢的速度发展，使工业消极地适应农业的发展的方针。直到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之前，当时在与“新反对派”的斗争中口头上提出了“工业化”的口号（但同时又疯狂地反对所谓的“超工业化分子”），中央一直遏制工业的发展速度。生产计划的规模一直偏小，以至于在1925～1926年度之前，生产计划在执行中始终超出了计划的规模。可见，市场的自发力量矫正了联共中央的政策。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政策是害怕小资产阶级的结果，是对小资产阶级要求的让步，它不仅损害了工业的发展，而且损害了我们整个经济生产力的发展。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制定的并且作为雷打不动的信条保持至今的所谓降价政策也是向小资产阶级乌托邦要求所作的这种让步。
这个政策的主要错误就是，中央不考虑向市场投放足够的商品，不考虑对生产进行能降低成本从而真正不断降低价格的技术改进，而拼命要把工业品价格降低到成本加上“最低利润”的水平（实际上这个最低利润有时是负数，价格低于成本）。在这个市场与新经济政策同时发展的那个时期，中央违反市场的规律，决定迎合所有的“消费者”（即包括资产阶级在内）。实际上，从这个“有利于各个阶级”的政策中得到好处的只有资产阶级，而且主要是寄生资产阶级。
中央实行这个政策的结果目前可归纳如下：
1．所谓的“降低价格”
从1923年10月开始的降低出厂价只持续到1924年11月。在此期间出厂价降低了36%。从那时起，即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甚至连出厂价都没有丝毫降低，价格表面上停留在同一个水平上。而实际上，价格却在提高，因为从1926年起，在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商品质量（包括纺织品）却急剧下降。在1923年底和1924年初的价格急剧下降之后，从1925年7月起，包括国有商业批发机构的商业加价在内的批发价格开始缓慢地，但是不断地上扬：从1925年7月到1927年1月，价格上涨了（见《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批发指数而变动的批发工业价格》）如果再加上商品质量的下降，实际上涨幅要大得多。在1925年7月以前，零售价格下降的速度比出厂价格和批发价格慢得多，最多只下降20%，从这时起又开始迅速上扬，整整上涨了25%，这样到1926年1月又回到了1923年10月的水平。零售价格由于注意到商品质量下滑这一情况，因而超过了这一水平。最近的降低运动不顾巨大的行政压力，总共只降低了几个百分点（3～5），但商品质量仍在继续下滑。这样消费者目前买到的是质量变坏，价格水平几乎与1923年持平的商品。“降价”政策实际上导致价格提高，产品质量下降。
2．资产阶级发财，居民中的寄生阶层增加
零售价格和出厂价格的差距因此而日益扩大。根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计算，私营商业加价1923年10月为出厂价格的8%，1924年10月已为40%，1925年10月为51%，1926年10月为63%，而1927年1月为66.5%。在最近一次降低运动期间这个差距又拉大了：出厂价格的下降幅度比零售价格微乎其微的下降幅度大得多。无疑，这使私人资本积累大大增加。而与此同时，商业领域集中了大量的寄生分子。其中有部分人投入到独立的小商品贸易中，从而使小商贩人数猛增，从商业网正常发展的观点来看其人数过多，还有一部分人为较大的商人服务，这些商人雇用他们在国有和合作社商店门前排队。大量的国民资财耗费在这些吃“低”价的人身上，用来养活即由劳动者来养活这支一天买卖几米印花布、专事排队的寄生大军，用来收买和贿赂托拉斯、国有和合作社商业机构的代理人。不仅私人资本在增加，而且增加得最多的是投机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同时非生产性的寄生消费也在增长。
官方资料显示，合作社的加价比私营商业稍低一些，约为40～30%。然而合作社加价较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经营的是不太畅销的商品，而私商经营的却是需求量大的商品品种。在这种情况下合作社除了得到超额利润外，高额加价也使它的商业机构大大膨胀，就是说还是养活了居民中的非生产阶层。总之，由于出厂价格和零售价格的这种差距，私商和居民中的寄生阶层获利多多，但我们在1925～1926年度一年中的损失就不少于10亿卢布，而今年损失可能还要大。从1923年到今年年初，这种损失总计为20多亿卢布。如果这笔巨资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用来重新装备工业，那么我们实际上本来有可能降低价格，降低工业产品的成本的。
3．工业的发展和基建投资、成本
从增加产量的角度看，工业的发展还不够，因为在三年时间里甚至没能明显缓和商品荒的状况。1926～1927年度的工业计划低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拟订的相当保守的五年计划方案，根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计算，即使到1930年我们能向农民提供的工业品也只是他们战前这些商品（包括伏特加）消费量的90%。连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也承认，“商品荒的状况还将继续下去”。国家计划委员会控制数字的计算结果甚至表明商品荒状况还会加剧。
工业技术的改进，设备更新及大修的情况更糟。现在可以断定，在许多重要工业部门（如冶金工业）的产量增加的同时，设备状况日趋恶化。（然而最糟糕的是技术安全状况，企业中不幸事故的数量因此而不断上升。）从这个角度来看，明年的基本建设开支远远不够。中央二月全会上发言的人几乎都公开承认这一点，我们的报刊也部分地指出了这一点。基本建设开支的这种不足是1925～1926年度工业产品成本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今年产品成本还在继续增加。成本的这种增加最清楚地表明，中央所实行的政策与真正降低价格的政策毫无共同之处。在成本增加的情况下，任何降价政策自然都是不可能的。
4．切尔文卢布的购买力，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工人生活费的增加
然而，尽管产量增加不多，商品掺假，设备状况恶化，但由于我们的价格政策，仍从工业中抽取资金支持私商和寄生者大军，因而工业只能更加求助于预算并利用银行贷款作为基本建设开支。1926～1927年度的工业计划是在财政相当吃紧的情况下制定的，因此今年必须动用这笔资金，否则只能削减基本建设开支。[4]我国卢布的购买力也因此而降低。因此，从1926年秋天起，不得不提高所有集约农产品（亚麻、葵花子、蛋、黄油等）的价格。由于这次提价为时过晚，或者说幅度不够，集约农产品的增长处于停顿状态（亚麻），甚至有所减少（葵花子）。在农业集约化方面，最近一年我们非但没有前进、反而后退了。
另一方面，切尔文购买力的下降对工人的打击也很大。中央借口应当通过降低工人消费品的价格来实现工人工资的实际增长，而一直阻止工人名义工资的增长。但由于价格非但没有降低反而普遍提高，所以工资呈越来越降低的趋势。“降价”政策实际上是对工人的欺骗，因此工人们不得不为中央的错误付出代价，从而使自己的物质状况每况愈下。
5．失业人数的增长
最后，从吸收新增劳动力的角度来看，我国工业发展的速度远远不够。去年，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所属工业新增工人38万的情况下，失业人数增长了15万。今年，在预计新增工人只有13.6万的情况下，失业人数直线上升，仅上半年增加的数量就是去年全年的2.5倍多。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生产“合理化”（这是对技术进步的取代，因为这种合理化主要是增加劳动强度，而技术却没有多少重大的改进）只能导致工人被解雇。由于工业化速度缓慢，致使改进生产的利益与工人利益之间产生了严重冲突。
中央工业政策的小资产阶级倾向相当严重，以致这种政策不仅不能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甚至连必须发展国家生产力的任务也不能解决。
与此相反，正确的工业化政策应当是：
1）工业不能也不应消极地适应农业的需要。工业应当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决定性因素，彻底革新包括农业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它在为农业原料开拓销售市场的同时，应当促进技术作物的生产，促进农业的集约化和工业化（建立原料初加工工厂等）的发展。这样，工业一方面能缓和工人离开农村的势头，另一方面能通过发展工业生产保证吸收新增的劳动力。
2）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不应当建立在利用旧设备并提高劳动强度上，而应当建立在技术改造上。
3）这种发展的资金能够而且应当通过灵活的价格政策获得，这种政策利用有利的市场行情，否则，能够利用这种行情的将不是消费者，而是寄生资产阶级。由此看来，工业品的价格降低只能是降低这些工业品价值的结果（而不是人为地降低发展工业所必需的利润和工资的结果），只能是向市场上投放相当多的工业品的结果。在商品荒和成本增加的情况下，降低出厂价格和“最低利润”的政策实际上就是高价并不断提高价格的政策，这种政策会使寄生的私人资本发大财，因此应当坚决摈弃这种政策。调节市场和价格的目的不是靠牺牲利润虚假地降低出厂价格，而是利用利润改造我们的工业，在实际上实行压缩工业价格系统的政策，从而获得真正物美价廉的充足的商品来投放市场。
与此同时，必须在预算中削减我们的行政机关的开支，在降低农村贫困居民税额的同时，增加富农的赋税，在工人群众积极参与的情况下，不是靠牺牲工人利益，而是靠削减非生产性开支，在各个工厂实际推行节约制度，把生产会议变成真正实现工人参加管理企业的机关。但是，显然，只有在实行工人民主制的条件下，所有这些措施才能得到实现。
劳动问题
1．劳动生产率和工资
在1923年争论时期，在当时爆发的罢工的影响下，为了博得工人的好感，中央在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提出并确定了“根据工业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情况提高工资的方针”。然而，这个与经济政策的基本路线明显不一致，即与工业缓慢地增长及中央实行的价格政策明显不一致的决议仍然停留在纸上。
为这一政策所迫而降低成本的工业采取了阻力最小的路线，即向工人施加压力：从1924年秋天起，在开展“面向农村”运动的同时，一场向工人阶级施压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实际上是提高劳动强度）的运动也大力开展起来，工资不仅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反而有所降低。“低”价政策主要使投机商人发了大财，这种政策不仅影响工业发展的速度，而且使工人的状况恶化。反对派被压下去以后，“根据工业和劳动生产率的情况增长”提高工资的方针立即被拋到一边。
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实行无限制的计件工资，不断提高生产定额和降低单位工资成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办法。生产定额和单位工资的这些变化往往使工资数额急剧下降。这必然导致工人与苏维埃国家之间的冲突并且损害苏维埃国家的威信。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第一个运动以群众性罢工宣告结束。罢工开始于1925年1月，到春天已具有群众性。在罢工的压力下，1925年春天宣布了“新方针”。工资到8月大约提高了25%，但仍没有达到战前的水平。从这时起，实际工资停止了增长，现在实际工资甚至低于1925年秋天的水平。
尽管工资停止增长，劳动强度却有增无减。规定定额的工作实质上成了制定能力最强的工人的能完成的极限定额，其他人也都必须完成。在计件工作的情况下，废品不断增加——即使不提高甚至降低计件工资也是如此。结果，在工资甚至据最乐观的计算也不超过战前水平的情况下，在设备不如战前的情况下，每个工人的工作定额却大大超过战前，往往超过一倍还多。这使工人明显疲惫不堪，使丧失劳动能力的工人不断增加。
总之，从1924年10月至1926年10月，实际情况与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的决议是完全矛盾的，例如，每个工人的工作定额增加了47.5%，但与此同时，日工资仅提高26%，月工资只提高15%。现在，联共中央最近关于生产合理化的决定正式撤消了这个决议。最近的决定说：“在那些对生产的组织和技术已经进行和正在进行改进的企业，必须根据组织和技术改进的结果重新审订生产定额和单位工资，但是重新审订不能使实行技术和组织改进前的工作日工资下降，而应相反，要尽可能在提高劳动强度的情况下进一步提高工人的工资”。
这里公然规定，工人只有靠加大劳动量才能获得更多的工资。在联共中央看来，通过提高技术而增加的社会财富与工人毫无关系，增加的这部分财富工人甭想得到一点儿。口头上，中央通过布哈林学派的理论家们宣传说，劳动力已不再是商品，而实际上却制定出纯粹资本主义的工人报酬原则。
生产40度的伏特加酒受害最大的是工人。低工资和高强度的劳动生产率为过度嗜酒创造了特别有利的条件。旷工现象急剧增加。工人不仅由于支付“醉酒税”而使自己的其他需求得不到满足，不仅由于嗜酒过度而毒害了自己，而且还因旷工而失去了自己的部分工资。伏特加酒对青年工人开禁对他们产生了特别有害的影响。预算是靠牺牲工人的健康和工资增加的。
低工资使工人没有可能支付还算过得去的住房的租金。这是日益加剧的住房危机和工人人均住房面积年年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建设和维修住房（尤其是工人住房）是赔本买卖。目前正试图一方面靠从预算中拨出数目少得可怜的（与需求相比）住宅建设资金，另一方面靠提高房租，但不增加工资来寻找摆脱这种状况的出路。（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统计的工人消费品指数中不包括不断上涨的房租。）因此房租与工人的工资相比实在太高，成了工人的沉重负担，而房租与住房所必需的支出相比又实在太低，于是工人注定要住在陋室中。像买其他商品一样，工人在这里用“便宜”价格买了次品。
2．节约制度和厂内规章
“节约制度”也变成了对工人的压力：工人的电车费被取消，用于托儿所和其他文化需求的开支减少。与旷工现象作斗争变成了工人迟到片刻就被辞退的惩罚体制，而旷工在很大程度上是伏特加酒解禁的后果。保险基金减少了生病期间的赔付天数，其借口是病人不遵医嘱，并建议他们去干病号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所从事的“轻松”工作。“这种形式的节约制度在莫斯科广为流行。不难想象，地方保险基金对投保人实行的是什么‘制度’。”《劳动报》1927年3月15日《对投保人实行节约》）
节约制度的另一种形式就是缩减用于安全技术的支出。在基本建设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削减安全技术支出首当其冲。“企业中不幸事故的数量在上升。如莫斯科各类工厂1925年登记的不幸事故是2775起，而1926年已达到6111起。据中央统计局的资料，1925年第一季度，在每10万个工作日中，使人丧失劳动能力的不幸事故有22起，第二季度为24起，第三季度为29起，第四季度为33起，等等。”《劳动报》1927年3月8日《不幸事故的数量在上升》）
尽管存在失业现象，加班（劳动人民委员部很少拒绝批准这样做）和雇用“临时”工的做法却非常普遍。这些临时工与固定工相比在辞退和退职金方面处于更恶劣的劳动条件下（辞退通知提前一天或三天发出，或者发给一天或三天的退职金，而固定工则发给两个星期的退职金），他们实际上与固定工的区别往往只是在工作期满后被辞退几天，而后作为临时工被重新录用。这种滥用临时工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所谓的劳动力“流动”（据劳动人民委员部的资料，我国劳动力的一个完整的流动周期平均为10个月，就是说重新被雇用的工人数量在一年时间内超过了工人的总数），导致熟练工人遭到不熟练工人的排挤和工资的降低。人民委员会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非但不制止这种滥用现象，反而把雇用临时工的最长期限由1个月延长到2个月，从而为滥用现象大开方便之门。
在厂内规章方面，工厂管理机关的权力越来越不受约束。在辞退有过错的工人方面，管理机关被授予最后决定权。录用工人也由管理机关独自进行，工厂委员会的作用只是负责登记被录用的工人。工长向工人索贿的现象也因此而滋生蔓延。工长与工人之间逐步形成革命前的那种关系。除了劳动法典，还提出要制定强制性的工业法典，工业法典应确定管理机关的权力，并授予管理机关最后决定权。（《工商报》第147号）
逐步吸收工人管理企业的做法被强化管理机关权力的做法所取代。对生产会议和工人指出的生产安排中的严重失误不理不睬，甚至宣布生产会议和工人是在“胡闹”。相反，那些与工会不配合的工长倒被看作好工长（加里宁在戈梅利的讲话）。制订单位工资的权力完全由工长掌握。工厂的所有内部规章愈来愈接近“革命前的规章”，而在一些方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3．工会和工人民主制
党的第十次和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全面详尽地提出了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决议的第六条说，“工会的主要工作方法不是强制的方法，而是说服的方法。在三年极端残酷的国内战争中被大大削弱的工人民主制的工作方法，应当在工会运动中首先广泛地恢复起来。在工会中，首先必须在各级工会运动机关中恢复选举制，取消委任制。
工会组织应当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基础上。但与此同时，在工会运动中特别需要最坚决和有计划地反对把集中制和军事化的工作方法蜕变为官僚主义和因循敷衍的现象。”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对此补充说，国有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就必然在劳动条件问题上，造成工人群众的利益同管理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或国有企业所隶属的主管机关利益的某种对立”，代表大会规定，“在专业化的国有企业中”（更不用说私营企业和委托代管企业了），“维护劳动者利益的责任毫无疑问地落到工会肩上”。（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第三条）那次代表大会还允许在国有企业中进行有限的罢工，“在无产阶级执政的国家里采取罢工斗争，说明并且只能证明无产阶级国家中还存在官僚主义弊病，它的机关中还存在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旧时代的残余”。（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第四条）这些明确地规定了工会在无产阶级专政体制中的地位的决议早已成为被遗忘的文字。
党组织和工会组织不是同经济管理机关的官僚主义弊病作斗争，而是笼统地去维护经济工作领导人采取的所有措施，从而实际上变成了他们的代理人。在许多情况下，宣布对罢工采取措施的决定不是由工厂厂长签署，而是由党委会和工厂委员会签署。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在履行职能中的这种相当反常的现象，不仅使工人处于无保护状态，也使这些机关在工人心目中丧生了威信。[5]应当指出，冷漠是一种普遍现象，而有的时候工人则对自己的工会组织持敌视态度。工人会议死气沉沉，有时还要借助于管理机关的强制措施（如关上大门等）。对生产会议的兴趣不断下降。工人们背着工会组织私下订立不超额完成定额的攻守同盟。
在解决经济工作领导人与工人之间的冲突方面，国有企业的工会依旧不能采取罢工的方式，虽然所有其他办法都已用尽。此外，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会问题的决议提出，必须“将工会拥有的把争议转交国家仲裁法庭审理的权利扩大到另一方即经济管理机关”。这样一来，如果以前工会可以对任何争议作出迫使厂长服从仲裁法庭的裁决，那么现在，经济管理机关可以不经工会同意而将案件移交仲裁法庭审理。由于这种情况，罢工时常常选出秘密的罢工委员会，从而出现了非法工会的萌芽（如互助储金会）。
在矛盾日益发展的情况下，工人为改善自身的状况而进行的斗争必然要完全背着党和工会，甚至与党和工会背道而驰，这样一来就进入了反革命组织的轨道，采取这种立场是经过慎重权衡的。
工会与党之间的关系也是极不正常的。在1923～1924年的争论之后，尽管为此作出了无数“关于不允许琐碎的监管”的决议，由于党内民主制的最后残余被一扫而光，仍然使工会机关失去了任何独立性，并且对工会工作的直接管理都集中到了党的机关手中。工会工作者也是按照苏维埃组织选干部的原则即听话原则选择出来的。结果党的机关不是通过工会党团共同领导工会的活动，而是开始在实际上取代工会。形成了一个合乎逻辑的链条：党的官僚化——工会的官僚化——党和工会都变成了经济管理机构的辅助机关，结果形成了党组织、工会组织和经济管理机构反对非党工人的统一战线，而非党工人也试图建立反对所有这些组织的统一战线。工会不再是“保护工人免受自己国家的侵犯，同时组织工人保护我们国家”（列宁语）的组织，不再是共产主义的学校。
因此，工会组织也日益官僚化。工会会员资格成为一种招牌，首先是得到一次就业机会的凭证，也是裁员时不被辞退的一种保证。工会机关的选举也是一种形式，因为在业已形成的党内关系的情况下，即在党与工会之间和工会与工人群众之间的关系的情况下，每一个工会组织的领导成员都是委任的。从工作人员缺乏自己的见解到滥用公款，工会沾染了官僚主义组织的所有毛病。
彻底取消一切党内民主也没有为正确组织工会工作提供任何机会，在1925年春季罢工影响下宣布的“活跃”工会工作的措施仍旧停留在纸上，并且现在已被遗忘殆尽。在解决经济工作领导人和工人的争议方面，即使所有其他办法都已用尽，工会仍旧不能在国有企业组织罢工。不仅如此，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会工作的决议说，为了避免“非党工人群众对自己工会的信任发生动摇”，并且“避免在解决工会和经济管理机关的争议中过分的集中化”，必须“将原来只有工会才拥有的把争议转交国家仲裁法庭审理的权利扩大到另一方即经济管理机关”。这样一来，如果以前工会可以迫使经济管理机关服从仲裁法庭就任何争议作出的裁决，那么现在经济管理机关可以不经工会同意而将案件移交仲裁法庭审理。因此，这种彻底剥夺工会在国有企业组织罢工的权利未必能提高工人对工会的信任。
总而言之，在工人民主制方面，当非无产阶级的积极性不断高涨时，我们却后退了。
失业
正如上面指出的，由于工业化的速度不够快，致使失业人数大量增加。总的变化情况如下：
登记在册的失业工人数总计
| 总计 | 熟练的和半熟练的
产业工人 | 非脑力劳动的
非熟练工人和杂工 |
非熟练的产业工人
和杂工总数 | 在工业中工作的
工人人数 |
| 时间 | 千人 | ％ |
千人 | ％ | 千人 |
％ | 千人 | ％ |
千人 | ％ |
| 1925年10月1日 | 920 | 100 |
142.8 | 100 | 485.1 |
100 | 689.3 | 100 |
2034.5 | 100 |
| 1926年10月1日 | 1070 | 116 |
182.77 | 128.5 | 589.6 |
121.2 | 777.3 | 123.9 |
2279.2 | 112 |
| 1926年12月1日 | 1254 | 136 |
206.1 | 144.9 | 668.5 |
237.5 | 874.8 | 138.6 |
2285.5 | 112.3 |
| 1927年4月1日 | 1455 | 158 | | | | | | | | |
可见，失业人数比工人人数增长得快。而且产业工人失业的人数增长得最快。这表明，这里的问题完全不仅仅在于农村拋出了许多失业者。实质问题是，我们的企业在使用从农村涌入的工人的过程中开始千方百计（包括采取雇用“临时”工或不通过职业介绍所雇用的方式）用农村来的更廉价的工人代替熟练的劳动力。只有这一点才能说明，为什么在工人增加（尽管增加缓慢）的情况下，熟练工人的失业人数却比非熟练工人的失业人数增长得快。失业问题直到现在也没有引起中央的任何关注。至今为止所做的惟一一件事就是1925年秋季改变了失业者登记的制度，从而减少了登记在册的失业人数。然而，1926～1927年度第一季度失业人数的增长速度甚至使经济工作领导人也感到惊慌。
工业计划预计1926～1927年度工业新增工人仅为12.5万，而1925～1926年度为38万。但就是这个增加数字也没有把“生产合理化”考虑在内。这种“合理化”使经济工作领导人必须解雇在职工人。对此他们拿不定注意，而且工会表示出一定程度的抵制，中央二月全会上关于工业计划问题的所有争论都集中到由于合理化而“吐出”工人这一问题上。中央委员会在其决定中最终解决了经济工作领导人摇摆不定的状况。这个决定说：“合理化问题在下述情况下即技术改进和生产合理化不能使该企业扩大生产，或者现有工人数量超过企业的需求，这时企业就必须解雇富余的劳动力。”
决定接下来指示说：“劳动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在确定自由交换住房的权利方面要加速制定法规以调节住房（公用住房、合作社住房和企业所属的住房）的使用，在使用工厂住房方面实行期限合同原则，合同期满后，工人应当退出所占用的住房，规定有权从一个住房合作社自由转到另一个住房合作社，那些已经不在该企业工作的人应全部退出工厂的住房。同时应当规定，没有正当理由，每月缺勤不得超过三天。”
这样，“企业解雇富余工人”的问题自然得到了彻底的解决。行政部门现在有权辞退工人，而且用不着考虑他们今后的生活，它有权让工人从现住宅搬出，最后它还得到了辞退工人的现成理由即“没有正当理由”三天不上班。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似乎应该采取措施保证这些被辞退者重新就业，或者至少是给失业者以更多的帮助。
从本经济年度开始，失业人数急剧增加。失业人数的增加与今年工业新增工人数量急剧减少有直接的关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工业计划预计新增工人的数量仅为13.6万人。但是没有考虑到“合理化”。实际上，在上半年内工业中的工人只增加了6.1万人，而4月就裁减了3.8万人。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工作领导人面对的问题是：要么不搞“合理化”，要么解雇工人。这个问题相当尖锐，以致二月全会上关于工业计划的所有争论都集中到有关“吐出”工人这个问题上。中央委员会非但不承认工业计划不能令人满意并提议修改计划，反而公然指示经济工作领导人辞退工人。中央关于生产合理化的决定说：“在改进技术和生产组织不能使该企业扩大，或者在现有工人数量超过企业需求的情况下，企业就必须解雇富余的劳动力。”
与此同时又指示劳动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制定法规，法规应规定：“在使用工厂住房期限方面实行合同制，合同期满后，工人应当退出所占用的住房”，并且“那些已经不在该企业工作的人应全部退出工厂的住房。”与此同时，中央认为必须规定“没有正当理由，每月缺勤不得超过三天”。
可见，面对日益增长的失业现象中央想的只是如何让企业解雇富余的工人：授权行政机关辞退工人，而且用不着考虑他们今后的命运。有权让被辞退的工人搬出现住宅，最后它还得到了一个辞退工人的现成理由，即没有“正当理由”三天不上班。但如何安排这些“被解雇的”工人呢，中央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它只是笼统地说，“发展工业的计划应当使生产得到扩大，以保证工人的总数不会减少，而会增加”。但是要知道，问题不仅仅在于使工人的数量不减少，我们暂时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问题在于富余劳动力增加的速度大大超过工业中工人增加的速度。如果中央只要求工人数量得到增加，而对这种增加应达到什么样的速度避而不谈，那么它就是承认，它在自己的现行政策下无力解决失业问题。
作为补救措施，中央只是提出将因合理化而被辞退者的补助金增加至1.75～3个月。只字未提减少我们这里盛行的加班工作，而减少加班确实能够缓解失业现象。只字未提加大对失业者的帮助，尽管失业现在简直成了一种天灾。相反，苏联人民委员会公布了失业者登记的新规定。按照新规定，“没有正当理由而拒绝职业介绍所推荐的工作者；拒绝推荐的尽管与专业不符，但合适的工作者；拒绝所推荐的在失业者集体中和公共工程中工作者；单身失业者拒绝推荐的外出工作者，以及家庭人口少的失业者在工作单位能提供住房的情况下而拒绝外出工作者，一律取消救助金和在职业介绍所的登记。”（《劳动报》1927年3月4日第52号）
由此可见斯大林集团以自己的政策造成庞大的失业大军后，不是尽力增加对这些失业者的帮助，而只是想法让失业者退出他们所需要的住房，想法让工厂解雇“富余”的工人，想法减少在职业介绍所注册的失业人数并减少用于新失业者和所有失业者的支出，总之，他们的所作所为同一个资产阶级国家一模一样。
这种状况是极其危险的——工人和苏维埃国家有决裂的危险。毫无疑问工人中反苏维埃情绪在增长。我们不论是采用宣传还是镇压的方式都无法消除这种情绪。工人群众只有在他们的物质状况不断得到改善，并能越来越多地参与管理生产和国家时，才能感到自己不是在理论上，而是真正成了统治阶级。因此，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绝对不容许把改善工人状况的问题放到次要地位，更不能把这看成是满足工人阶级的“行业利益”。有文化的生活在作为人的条件下生活的工人，就像发展国有工业一样，也是无产阶级专政必不可少的条件。忘记这一点将导致工人与国家的对立，加强小资产阶级势力对工人的影响并使工人消极地对待社会主义建设。在当
前由于中央的政策而使工人产生了悲观失望和对苏维埃政权的不信任感的条件下，尤其不能忘记这一点。斯大林同志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会议上有关“合理化”问题的讲话是官僚主义自满的最高表现。他说：“如果没有一部分工人为了我国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作某些牺牲，我们要向前迈一大步是做不到的。因此，我以为为了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我们应当不怕某些轻微的牺牲。”只有那些被权力弄得神魂颠倒的人才会讲这种话，他们已经丧失了理解工人的能力。这是打着反对不愿“为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作某些轻微牺牲”的“一部分工人阶级”的幌子，公开依靠非无产阶级反对整个工人阶级。斯大林的话是一个脱离工人并且即将公开背叛工人阶级的人说的话。
把在半年时间内失业人数增加了38万说成是轻微的牺牲，认为这种情况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来说是正常的，这就意味着脱离工人，就意味着要求工人不是为社会主义建设，而是为中央政策的错误作出牺牲，就意味着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在工人心目中的威信并动摇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
如果共产党允许斯大林实际推行这种小资产阶级独裁者的观点，那共产党就不再是共产党了。共产党应当坚决摒弃这种毁灭性政策。与此相反，共产党应当通过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办法，通过真正实行工人民主制的途径，确立与工人阶级加强联系和提高工人阶级积极性的坚定方针。具体如下：
1．既然工人的劳动强度已经超过战前的水平，那么最近的任务就是把工资提高到相应的水平，至少应当做到工人的劳动强度超过战前多少，工资就超过多少。今后，工资的增长至少应与劳动生产率（而不只是强度）的增长成正比，就是说，在社会财富增加的同时，工人的状况也应得到经常的绝对的和相对的改善。同时要摒弃那种认为工资的增长只能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的极其反动的论断。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本身就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应在劳动生产率之后，而应经常在它之前。[6]
2．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不应靠增加劳动强度，而是要在增加工资的情况下，靠生产过程的技术改进和组织改进。应当制定劳动强度的最高限额，计件工资要规定得恰到好处，就是说工人既能获得正常的工资，又不致精疲力尽。
3．必须立即开始减少伏特加酒的产量，特别是在城市中，应考虑在两年内完全停止生产伏特加酒。
4．改善工人的居住条件也是当前的一项首要任务。要保证使工人的工资达到这样的水平，即在不减少其他需求的情况下，工人能够支付还过得去的住房的租金。工资的提高达不到这样的水平，就不能提高房租。与此同时，必须要求企业加大对住房建设的投入，必须增加对住房建设的预算拨款和贷款，以期在最近五年内消除住房危机。
5．应修改工厂的内部规章以使其民主化。应当坚定地执行提倡自觉纪律（以工人和行政机关——上级机关和下级机关——的同志式团结为基础的自觉纪律）、让工人群众更积极地参与生产管理的方针。
（1）上级经济管理机关在任命工厂厂长和副厂长时应将候选人名单交全厂工人大会或车间大会讨论，工人们也可以提出自己的候选人。
最终的任命只能在这种讨论之后作出，应考虑工人对候选人的态度及全厂大会的建议。
（2）应当设立厂长负责的常务会议，会议由上级行政机关、生产会议代表和由全厂工人大会选出的工人代表组成，常务会议的决定对厂长来说不是必须执行的，但是，企业经营活动的所有主要问题都应当在常务会议上讨论，以使工人代表完全了解企业的状况，使行政机关知道工人对所实行的措施的态度。大车间也应实行这种制度。
（3）取消现在五花八门的生产会议的组织方式，生产会议普遍实行选举制并向工人汇报工作。生产会议的工作应当与上面提到的厂长负责的常务会议的工作紧密联系起来。
（4）包括工厂委员会在内的所有工会机关都应当独立于行政管理机关，都要真正维护工人的利益，而不应成为执行行政管理机关措施的工具。例如，招收和辞退工人，以及抽调工人做别的工作超过两个星期，都应经过工厂委员会。行政管理机关只拥有向上级工会机关投诉工厂委员会决定的权利，但工厂委员会通过的决定的执行不得中断。改变厂内规章也像改变计件工资额一样，必须取得工人同意。
（5）招收和辞退工人应通过工厂委员会。行政管理机关只拥有向上级机关投诉工厂委员会决定的权利。
（6）生产会议的作用应提到应有的高度。对生产会议的决定工厂委员会必须执行，而且工厂委员会应当对生产会议决定的贯彻实施负责。
（7）所有工会组织都应当建立在真正的工人民主制的基础上。准备实行的工人政策方面的措施都应事先交全体工人大会和工人代表会议酝酿讨论，以便根据和考虑基层讨论的结果作出最后决定。工会组织应当在这一基础上实行真正的选举制并向工会会员群众汇报工作。
（8）鉴于经济管理机关的官僚主义弊病在阶级矛盾加剧的情况下必然增加，为了把工会变成真正捍卫工人利益的机关，应当保证工会拥有在租让企业及其他私营企业组织罢工的权利，而作为一种非常的斗争方式，在国有企业也有权组织罢工。在工会与经济工作领导人发生争执的情况下，只有经工会组织的同意或根据工会组织的要求，方可将争执提交仲裁法庭裁决。
（9）为了使工会工作同无产阶级的普遍阶级利益相一致，并从这一观点出发监督工会工作，党组织在领导工会工作时，应当为工会的共产党党团提供充分的自主权。任何有可能导致在实际上以党组织代替工会组织的干预工会工作的做法都应当被坚决摒弃。
工会组织也应将自己的工作建立在非党工人真正参与的基础之上，以赢得他们的信任并将组织强制手段的使用降到最低限度。
7．必须同经济管理机关破坏劳动法典的现象进行坚决斗争，同无视正常工作日法令的现象进行顽强斗争，除迫不得已的情况外，不允许加班，不允许滥雇临时工，将雇用临时工的时间限定为两周。废除最近几年对劳动法典所作的使工人状况恶化的修改，如减少从事有害工作者的休假时间，扩大使用女工劳动的范围，减少未成年人应有的权利等。不允许实行不付酬的学徒制。加重发生不幸事故的企业责任，对未采取措施保证安全生产者处以严厉惩处。
8．同去年的集体合同相比，不允许因今年集体合同的修改而使工人的处境恶化。集体合同要做到使工厂行政管理部门无法忽视合同，从而按照合同的规定去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
9．不允许继续降低社会保险费，并且要同某些经济管理机关实际不缴纳保险费的现象作坚决的斗争。要同“在保险人身上节约”的现象进行顽强的斗争。停止保险基金会的资金用于全体公民保健需要（“公民基金”）的广为流行的做法。增加对工人的疗养资助。废除社会保险基金会的所谓“委托医生”制，有权决定工人因病下岗的医生应当是独立的，既不依赖于工厂行政管理部门，也不依赖于保险基金会。通过工会建立基层工人和职员对保险基金会活动的地方监督。
10．增加工人的退休金。计算工人的退休金不应根据其转入社会保障前的最后的工资，而应根据相当于他的正常的专业技能的工资，使工人和职员的平均退休金持平。
11．失业问题总的来说只能靠加快工业化的速度，即改变总的经济政策来解决。但是苏维埃国家不能不对失业人数的增加负责。鉴于失业现象近来已具有社会灾难性质，必须采取如下措施：
（1）撤消苏联人民委员会3月4日作出的有可能以各种借口取消失业者补助金和不准在职业介绍所登记的决定（决定规定，对无正当理由而拒绝所推荐的工作者，对拒绝从事与专业不对口的工作者，对拒绝在失业者集体中或公共工程中工作者等等取消登记）。应当规定，今后失业者在职业介绍所登记的条件不能恶化。
（2）增加失业者补助金的数量。
（3）对因裁减工人而被企业辞退的失业者提供比一般标准高的补助金，并发给他们相应的退职金。
（4）如果为实行这些措施所安排的社会保险经费不足，应相应地增加这部分经费的百分比。
只有坚定地执行改善工人阶级状况并调动工人阶级积极性的方针，党和苏维埃国家才能通过工会同工人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并顶住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压力。但是只有实行真正的党内民主制，才能执行这条路线，没有真正的党内民主制，工人运动必然要畸形发展：要么是工会脱离党，要么是工人群众脱离工会。
党的农村政策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农村政策的重要路线就是“消灭阶级而不是依靠小生产者的路线”。
“如果我们离开了这条根本的和主要的路线，那我们就会不成其为社会主义者，就会滚到小资产者阵营，滚到无产阶级当前最凶恶的敌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阵营里去。”（列宁在俄共1921年五月代表会议上《关于粮食税的报告的总结发言》[7]）这就是说，我们反对富农的斗争绝不是也不可能是为了支持小经济和反对大经济，不是要巩固作为个体经济的贫农经济和中农经济，这个斗争意味着反对资本主义的大经济和支持社会主义的大经济，意味着我们要依靠与富农敌对的农村贫农，并通过贫农与中农建立联系而进行斗争。
解决这个任务即向社会主义大农业过渡是极其困难的。与贫苦农民的政治联盟是解决这个任务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但这并不是说有这一个条件就行了。
小农经济在提高商品率的条件下（而我们又不能不给自己提出提高农业商品率的任务）自发地力图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发展。为了克服这种自发倾向，为了使农业的发展有利于向社会主义大经济过渡（当然这种过渡是缓慢的和逐步地），对下层农民不仅要有政治上的同情，而且要有积极的经济政策，还要有国有经济物质上的积极支持。没有这个条件，农村生产力只能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发展。不仅如此，反对农村资本主义成分的斗争，如果没有国家的物质支持，或者支持得不够，结果就只会延缓生产力的发展，甚至导致生产力的下降，从而使农村贫困化，因此，不能用“依靠富农的方针”代替“依靠贫农的方针”，因为只有确立了社会主义大农业的方针，与贫苦农民结成政治联盟，并通过贫农与中农建立联系，与富农的斗争才能取得胜利。
如我们上面所看到的，中央由于害怕农村小资产阶级而实行将国有经济的积累压到最低限度的方针政策和使工业消极地适应农业的方针政策，显然，这样的方针政策是根本不能解决这一任务的。在农村政策方面，中央也采取了消极的立场，并且向小资产阶级让步，而实际上变成了向富农让步。当中央在反对派的压力下不得不暂时放弃富农路线时，它采取的措施也不过是给贫苦农民以小恩小惠（贫苦农民基金等等），这些措施与社会主义路线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只是向穷人的施舍。
所以，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有关工业政策的小资产阶级路线仅过了一年，即在有名的“面向农村”运动之后，就导致了公开的富农取向，这决不是偶然的。对这种取向布哈林表述得最精彩：“我们的农村政策应当朝这样的方向发展，即放宽或在某种程度上取消许多阻碍富裕农户和富农户发展的框框。要对农民，对全体农民说：发财吧，发展自己的经济吧，不要担心会受到压制。”（《真理报》1925年4月21日）这种赤裸裸的富农理论（不论中央和布哈林本人如何回避，都是中央农村政策的集中体现）是从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得出的必然结论：既然国有经济只能保持最低限度的积累，那么农业生产力也就只能在富农积累的基础上发展。
由于中央委员会不能在农村实行真正的社会主义政策，结果导致农业生产力自发地沿着资本主义轨道发展。现在，私人资本主义农户（富农户、所谓的生产能力强的农户和富裕农户等）雇用的工人数量大大超过了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等的工作人员数量，而这些农业资本主义企业的增长正在迅速超过农业公有形式的增长。同时，这些形式上的集体经济有相当一部分实际上是隐蔽的富农企业及其联合体。资本主义成分的发展正自发地冲破土地法形式上的限制（租赁、雇用劳动力等等），土地法正日益变成单纯的事实登记，变成正在实现的资本主义进程的赤裸裸的法律装饰（请看围绕土地使用、土地规划的主要原则的法律草案进行的争论）。现在，一种非但不积极促进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式，反而要取消和消灭阻碍农村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发展生产力的倾向在党的土地政策中越来越占上风。
中央在农村非但不执行社会主义政策，反而老想掩饰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掩饰惯用的手法就是拿土地国有化和合作社的发展作挡箭牌，似乎它们能自动成为农村社会主义的可靠支柱。这种企图用土地国有制或小生产者合作社联合体的空洞形式（不顾这些形式包含的实际内容）掩盖实际力量的做法，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鲜明地体现了小资产阶级拜物教。
苏维埃国家的土地国有化就是在纸上也远没有完全实现，因为至今没有一个法令非常明确地规定土地归国家所有，而有关土地使用基本原则的最新草案则竭力缩小土地国有制的概念。但是不管文字上如何表述，我国的土地国有化实际上没有实现，因为国家没有收到应得的地租。不仅农村中的小农户（且不说向它们收取租金相当困难，而且也不合适），就是农业企业也不向国家交纳租金。
最后，也是最主要的，土地国有化即使得到充分实现，它本身也不可能成为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保证，因为农业生产工具集中在私人手中。相反，正如列宁曾经指出的那样，消灭土地私有制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加速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国家只有在集中大笔资金在公有土地上建立社会化生产的情况下，才能使农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为此而利用土地国有化。但是这要求制定与中央现在实行的政策完全不同的国家积累政策。
合作社的情况也是如此。为了使合作社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就要向合作社注入国家资本、就要使合作社与国有经济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否则就会像现在这样，农业合作社要么惨淡经营，要么依靠富农。因此，合作社的领导人（如卡敏斯基[8]）公开维护富农路线这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在合作社目前的经营条件下它没有任何其他选择，在得不到国家资金的情况下合作社只能靠富农存款并且只有吸收富农参加才能运转。
国家给合作社的帮助主要是由小生产者合作社联合体作保向小生产者提供贷款，这种帮助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慈善事业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合作社联合体不是集体国有联合大经济的幼芽，而是分配贷款的机关和接受贷款应对国家履行义务的保人团体。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合作社联合体主要是给那些有还贷能力的自己的最“富裕的社员”以贷款，而只是迫于上面的压力或在所谓的“贫苦农民基金”出资时才肯给贫苦农民贷款。依靠小生产者的路线，不管其愿望多么善良，都必然会变成依靠富农的路线。
因此，认为斯大林集团在农村政策问题上采取的是与斯米尔诺夫、加里宁和卡敏斯基等的公开的右倾立场截然相反的“左倾”立场，是完全错误的。斯大林只是用某些妥协来掩盖右倾立场，靠着这种妥协，这种右倾立场才得以贯彻实施，如果没有这些妥协，这种右倾立场必定会遭到失败，但尽管如此，斯大林的这些妥协甚至丝毫没有使他接近这方面的正确路线，因为所有“左的”让步都无非是要么较多地限制了富农，要么向贫苦农民施以小恩小惠。但是这种“左的”让步不仅对以社会主义方式发展农业生产力毫无帮助，反而会阻碍农业生产力的任何发展。
毫无疑问，最近一年，有许多迹象表明农业在退步：（1）技术作物播种面积没有增加，甚至有所减少。（2）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劳动力急剧增加，这种现象无可争议地表明，农村无产阶级化的阶层在农业中哪怕是在富农户中找到工作的机会越来越少。（3）所有迹象都表明农村资产阶级在成长壮大，但主要不是表现在形成较大的农户方面，而是表现在通过高利贷和商业手段加强对小生产者的剥削方面。这里产生了一个与城市完全类似的现象，日益发展的农村资产阶级也像城市资产阶级一样，是寄生的资产阶级，不仅从争取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角度来看，而且从发展整个生产力的角度来看，这种资产阶级都是有害的。
中央在工业方面的政策使富农成了发展农业生产力必不可少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在经济上向富农作出让步之后，不能不跟着在政治上作出让步。
尽管在中央1923年争论中对反对派提出的主要指责是反对派以党内民主的要求为政治民主的要求鸣锣开道，但是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后仅过了半年，中央就开始实行农民民主制。1924年秋召开的中央全会为格鲁吉亚起义所震惊，于是宣布了“活跃”农村苏维埃的方针。随后，反对托洛茨基的《十月的教训》和所谓“对农民估计过低”的运动以“面向农村”而告结束，与此同时城市开展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运动。在1925年初召开的研究活跃苏维埃问题的会议上，加里宁对自由选举（农村的）大加赞扬，而这是任何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都会做的。甚至当最初的自由选举在许多场合下使富农占优势后，斯大林在他的《问题和答复》中仍认为必须强调指出，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确定的农民民主的范围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我们的“巩固”，这种范围可以进一步扩大，而他在与农村通讯员座谈（见1925年4月5日《贫苦农民报》第2078号）时竟说，必须把农民的选举权与工人的选举权拉平。苏维埃立法机关走上了所谓的“活跃苏维埃”的道路后，在其选举细则中大大地扩大了富农和“富裕农民”的选举权，就连中央的追随者卡尔宾斯基同志也不得不认为这是“向资产阶级民主的不可遏止的演变，演变以根据土地法典向一些阶层提供权利开始，以给所有进步的资产阶级提供权利而结束”。（《布尔什维克》杂志1926年第13期第39页）1925～1926年改选的糟糕结果和反对派的激烈批评，迫使中央取消了这些细则。可是就在中央二月全会上，当时扩大选举权的细则被取消后进行的新的改选的最初结果刚刚揭晓，所有的中央委员都发表声明说，我们的做法过左，“限制”富农的权利（这种限制只是取消扩大了的权利，而且还不是完全取消）是打击“中农”，而且使农民失去了改善自己经济的积极性。这清楚地表明，路线还是原来的路线。
由此可见，1923年取消党内民主制及与此相连的工人民主制只不过是实行农民—富农民主制的开始。中央的政策不仅束缚了无产阶级的积极性，而且调动了非无产阶级的积极性。
与此同时，中央千方百计掩饰自己政策的真实意图。为富农发明了各种别名，如“富裕农民”、“生产能力强的中农”等。在农村允许租赁和雇用劳动力不被看做是向富农的让步，而被看做向中农和贫苦农民的让步（布哈林语）。一方面对实际上是富农户的示范农户大吹大擂，另一方面提出要对不幸的贫苦农民和应被视为苏维埃政权敌人的“二流子懒汉加以区别”。千方百计掩饰富农在农村中的作用，提供明显做了手脚的数字，即把富农的数量说得过少，并以此增加“中农”的数量。这种掩盖农村阶级分化进程和掩盖允许雇工和租赁以及延长租赁期限等措施的真实用意的做法，会削弱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使组织贫雇农反对富农和富裕农民的阶级斗争化为乌有，中央实行的不是消灭阶级的路线，而是束缚贫苦农民在反对富农的斗争中的积极性的阶级“调和”路线。
与这条实际上的富农路线和掩盖阶级矛盾的做法截然相反，无产阶级的农村政策的主要任务是一方面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另一方面是组织贫雇农反对富农剥削他们的阶级斗争。为此：
（1）必须实际着手组织大型国营农场，这些农场拥有完善的生产技术，拥有依地区而异的农业各部门的最佳组合，拥有农产品和农业原料加工厂（干酪制造厂、制糖厂、亚麻初加工厂等等）。这些农场应当同农村贫苦农民建立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应主要从贫苦农民那里获得农场所需要的农产品，并从贫苦农民中雇用所需的劳动力，另一方面要以预支款、定金和贷款等形式给贫苦农民以直接帮助。这些措施在破坏富农的经济作用的同时，必将从经济上把贫苦农户与国有经济联系起来。纵使有千难万险，也必须提出这个任务并努力逐步地加以完成，因为这个任务不解决，社会主义政策在农村就不可能获得成功。
（2）加紧组织集体经济，必须引入国家资本并保证国家资本拥有足够的影响。集体经济应当尽可能实行与辅助类型的工业企业相匹配的完善的经营管理方法。
（2a）组建进行农业原料加工和土地耕作的国有企业和国有—合作社联营企业，这些企业主要与个体贫农农户和中农农户保持联系。
（3）农业信贷应当建立在国有—合作社的原则基础上。国家不能也不应当局限于扮演基层信贷合作社贷款人的角色，国家应当参加这些合作社，以使这些合作社的工作处于国家的经常监督和领导之下。这些只有贫农和中农才能参加的合作社的任务应当是组织信贷，以使农村的这些阶层摆脱富农的盘剥。特别应当重视组织实物信贷（歉收年贷粮食，种子等等），当然这种信贷不应变为单纯的慈善行为。这些合作社组织应当在农村将贫农和中农阶层在反对富农盘剥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同时，应当通过一系列深思熟虑的措施帮助其成员转而以国有—集体方式组织生产，特别是以信贷方式协助组织已不属于个别农户，而属于整个合作社联合体的企业（面粉厂、碾米厂等）。
（4）组建同样只允许贫农和中农参加、也有国家资本的参与并在它的监督之下的农业合作社。农业合作社不仅应将其成员在销售与采购业务的基础上组织起来，还应当从使这些成员逐步改行上面指出的集体经营管理的角度来开展工作。
（5）真正建立国家的粮食储备，该项储备的任务不仅是调节消费市场，而且在发生自然灾害时是贫农阶层和中农阶层的保险储备。
（6）坚决拒绝吸收富农分子加入合作社。至于说到以信贷方式吸收富农上层的资金问题，那么应当通过发展储蓄网点、发行适合小私有者购买的国债的手段来实现吸收这部分资金的目的，但无论如何不能采取使合作社富农化的方式。
（7）随着农村征税制度和技术的完善，应逐步提高富农上层的纳税额。立即停止向占农户总数50%以上的农村下层征收农业税。禁止拍卖欠税户必需的农具和家庭日常生活必需品。
（8）既然农村的阶级分化已成为事实，既然这种分化还将继续下去，那么在农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还没有在上述措施的基础上壮大起来的时候，党就不能而且也不应掩饰这种分化的程度。相反，党的直接任务就是在国家的协助下，组织贫雇农进行反对农村资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为此，应当制定有关农村劳动保护和反对奴役性剥削的法律体系（反对富农“租赁”贫苦农民的土地，反对贫农“雇用”富农及其马匹和农具耕种自己的土地等等），在此基础上，党和工会应当在组织贫雇农方面尽可能广泛地开展工作。特别是必须在工会的参加下恢复签订实际上被取消的与农业工人的劳动协议并且在农村苏维埃进行登记，规定由地方苏维埃对雇主履行这些协议的条款进行监督。
当然上述措施要求国家大大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只有在摒弃将国有经济的积累压到最低限度的方针的情况下，只有在国家转到真正实行工业化方针的情况下才能实行。
苏维埃国家
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有关国家的任务马克思是这样表述的：“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强调指出，“这个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和基本的东西”。[9]
“公社一开始想必就认识到，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机器。”（恩格斯《法兰西内战导言》
[10]）
国家是资产阶级的机关，而且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它甚至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仍旧是这样的机关。“可是，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权利，甚至还会保留资产阶级国家，但没有资产阶级。”[11]（列宁《国家与革命》第5章第4节）因此，第一，“被压迫阶级要求得解放，非消灭统治阶级所建立的国家政权机构不可”。（列宁《国家与革命》第1章第1节）第二，代替这个旧的机构，“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组织得能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列宁《国家与革命》第2章第1节）
“无产阶级也得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全部国家废物拋掉。”（恩格斯《法兰西内战，导言》）国家应当成为镇压剥削者的工具，国家机关不能像一般的国家机关所固有的那样“由社会的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能成为这种国家的“不是官吏的国家，而是武装工人的国家”（列宁《国家与革命》第5章第4节），（1）不但选举产生，而且随时可以撤换；（2）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3）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这几条是防止把在国家机关中工作的工人和职员变成官僚的保证。（列宁《国家与革命》第6章第2节）[12]
共产党人关于国家问题的基本观点就是如此。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指出，“由于广大群众文化水平不够高，被群众推荐到重要岗位上来的工作人员缺乏必要的管理方面的技能，在困难的条件下因为有必要而匆忙吸收了一批旧学校出来的专家参加工作，调走了一批最先进的城市工人去担任军事工作，由于这一切，就使得官僚主义在苏维埃制度内部部分地复活起来”，同时提出“采取下列措施彻底消灭这一祸害：
1．必须吸收苏维埃的每一个代表来担负一定的国家管理工作；
2．不断变换他们的工作，使他们逐渐掌握所有管理部门；
3．逐渐把所有劳动人民毫无例外地吸收来参加国家管理工作”。
事实上，不仅吸收无产阶级的优秀力量参加军事工作的国内战争时期，而且国内战争之后也没有实施这个逐渐接近公社－国家类型的纲领。相反，正是在国内战争结束以后，苏维埃国家的官僚化可怕地发展起来了。
恩格斯曾认为随时选举和撤换所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的方法”，现在则把希望寄托在内行官员身上。竞选会议和选举会议正从政治上发挥作用的会议变成丧失一切政治内容的选举程序，工人在这些会议上迫于“组织结论”的威胁而投票选举上头提出的候选人。尽管党的反对派成员在工人中享有声望，但不允许他们进入苏维埃。选举实际上已名存实亡，变成了苏维埃以顺从为标准而进行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选民失去了召回代表的权利。相反，这种召回权利成为党的机关用来消除“不驯服者”的工具。代表不对选民负责，而执行委员会也不对苏维埃负责。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时间一拖再拖。代表和执行委员会向选民作的工作报告采取了不接受批评的说教形式。凡此种种使苏维埃宪法的革命内容愈益遭到阉割。广大工人阶级群众不仅被官僚们剥夺了直接管理苏维埃国家的权利，而且实际上失去了利用十月革命获得的工人民主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选民对待选举像履行劳动义务一样是走形式。苏维埃的威信在工人群众心目中逐渐下降。工人群众逃避选举。他们留下来开选举会议是迫不得已（大门上锁等等）。吸收群众管理国家仅仅被归结为所谓的“提拔干部”。这种提拔最常见的要么是以高薪和特权收买，要么是在企业党的机关中“安插”不受欢迎的脱离群众的工人。由于这种实际情况，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正在变成议会式的表决机器，而其机构正在变成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旧机构”（列宁语）的官员膨胀起来的巨大的官僚主义机器。这些机构与破除了“廉价政府之谜”（马克思语）的巴黎公社相反，成了工人阶级的沉重负担。
这支官僚主义官员大军的作用越来越大。这支不替换、不对工人阶级负责的大军拥有对社会化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和强制机构，正逐渐成为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强大力量，并且极力维护和强化官僚主义制度。它日益变成特殊的独立的社会阶层。
甚至在同反革命斗争中承担了一项决定性任务并且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的全俄肃反委员会的继任者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活动，在目前普遍官僚化的形势下也日益偏离保卫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它不是反对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反革命，而是逐渐开始同由官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弊病引起的工人理所当然的不满作斗争，甚至同党内反对派作斗争。
红军中的情况尤其危险。与党纲关于必须保持“阶级团结”和“尽可能使部队与工厂、工会、农村贫农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和“最初阶段由有觉悟的工农补充‘指挥人员’（哪怕是基层指挥人员”）的要求相反，红军指挥人员多半由旧军官和农民中的富农分子组成。
对非劳动分子参军的限制逐渐取消。在步兵中，特别是在骑兵部队中富裕农民占多数，基层指挥员的职务多由富农担任。至于说到党员红军指挥员，那么党的官僚化和党与工人的关系的削弱不可能不对他们产生影响。无产阶级在军队中的影响越来越小。在这种情况下，红军有变成波拿巴分子进行冒险的方便工具的危险。
列宁1921年是这样给苏维埃国家下定义的：“工人国家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实际上我们这个工人国家首先具有这样一个特点，即在这个国家里，占人口多数的不是工人而是农民；其次，这个工人国家还带有官僚主义的弊病。”（列宁《党内危机》）而他在1923年写道：“我们的国家机关，除了外交人民委员部，在很大程度上是旧事物的残余，极少有重大的改变。这些机关仅仅在表面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列宁《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
由于最近三年来中央的错误政策，机关中的消极方面大大加强，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增长了，富农获得了政治权利（进入苏维埃）。现在“官僚主义的弊病”大肆滋长蔓延，以致使人明显感觉到小资产阶级蜕变的味道。
“以往国家的特征是什么呢？社会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最初通过简单的分工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机关——为首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这样的例子不但在世袭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共和国内也同样可以看到”。（恩格斯《法兰西内战》）
中央的政策正在把苏维埃国家往这个方向上推。继续执行这种政策的危险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由于越来越脱离它赖以产生的阶级，同时也没有充分表达其他任何一个阶级的利益，有可能变成一个超阶级的、在各阶级间随机应变、哪个阶级的攻势猛就倒向谁的政权，继续执行这种政策，用恩格斯的话说，有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变成“有时是作为两个阶级之间虚幻的中间人而在它们中间获得某种独立性”的一种政权的危险。
官僚化的官员大军由于不替换、不对工人阶级负责，独占社会化生产资料的支配权，而变成了独立的社会阶层。受这一阶层任意支配的所有司法审判机构、垄断性的报刊和国有工业正使这一阶层变成有组织的、经济上强大的、武装起来的、因而竭力维护自己权力的阶层。对他们来说，权力成了目的本身。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必须：
（1）取消官方提出的名为“活跃苏维埃”，实为发展小资产阶级民主的口号，提出恢复苏维埃这个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口号，保证工人和农村贫民在苏维埃中占绝对优势。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非劳动分子、富农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参加苏维埃选举。
（2）恢复城市苏维埃尤其是工业中心的苏维埃这些最重要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独立性。
（3）恢复选民召回自己代表的权利，并且在实际上保证这种召回的可能性。保证在工人报刊和党报及会议上对所有苏维埃机关及其领导人提出批评的自由。
（4）苏维埃应成为真正的工人机关，应按苏维埃确定的分工交给每个人一份明确的工作。应根据党纲定期更换这些工人。必须坚决反对把苏维埃机关中官气十足、视获得苏维埃成员的称号为荣誉封号的人选入苏维埃。
（5）坚决按计划将苏维埃行政管理机关的编制在两年内精简50%。追究破坏精简计划者的刑事责任。
（6）实行国家工作人员享受与工人相同的物质待遇的方针，真正贯彻负责工作人员的工资不应超过工人工资的口号。取消职员和负责工作人员的所有物质特权。取消用于官僚特权的专项“储备”。
（7）坚持红军必须利用旧军队的军事专家的方针，但新补充的指挥人员必须全部来自劳动者，且主要来自工人。无论如何不允许非劳动分子担任指挥职务，哪怕是高级职务。不允许富农参加地方部队，应以贫苦农民充实地方部队。
当然，这些措施中提出的活跃工人民主制的方针只有在应该恢复自己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的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落到实处。不建立党内民主制度，不拨正党的阶级路线，这个方针就不可能得到贯彻实行。只有同时实行党内民主制和工人民主制，才能重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党
列宁去世后，中央在党内建设方面的政策就是不断地使党官僚化，现在则变为公开取消党。
放弃以民主的方法领导党并转而采用军事化的方法（先是由于国内战争，而后来是因为从军事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造成了极其紧张的局势）本来是权宜之计，后来不仅变成了正常的党内制度，而且达到了甚至在无产阶级专政最危急的时刻也从未达到的可怕的程度。
国内战争结束并过渡到和平建设之后紧接着召开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提出，“应该像过去实行党的军事化方针一样，坚定不移地实行工人民主制方针”；工人民主制“应当保证全体党员，甚至最落后的党员都积极地参加党的生活，参加讨论党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并解决这些问题”；“工人民主制的形式排斥作为制度的一切委任制，它的表现形式就是从上到下的所有机关都实行普遍选举制”；“工作方法首先是，对一切问题广泛开展讨论，就这些问题充分自由地进行党内批评和争论”；必须“使党的舆论对领导机关的工作进行经常性监督”。列宁去世后，获得了领导党的权力的中央委员集团违背这一精神，利用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禁止派别活动的决议，在党内建立了骇人听闻的恐怖制度，对任何中央行为的批评，不仅是集体的，而且是个人的，都会受到追究，任何主动精神，只要不是来自中央领导集团的都会受到压制。
列宁早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讲话中就指出了党内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的危险。1922年，在代表大会结束之后，他建议成立一个隶属政治局的同官僚主义、蜕化变质及各种丑恶现象作斗争的专门委员会，要该委员会从党的高级机关，特别是从组织局入手开始自己的工作，他认为官僚主义在组织局中占了上风。
列宁的病使他的这个建议被党的上层束之高阁。不去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反而在党内实行命令制，选举制被公开或隐蔽的委任制代替。党内“万马齐喑”，有时则“缄默抵制”，而这种情况导致的必然后果就是开始产生秘密的派别。
世界革命的延缓使俄国革命处于困难的条件之下，这对党的上层的蜕化和党的机构的官僚化的进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艰苦的国内战争和武装干涉耗尽了无产阶级的力量。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被派往前线，无产阶级的后方削弱了。同时，在国内战争的艰苦情况下实行了“党的军事化”，行政命令和委任制的方法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所有这一切都导致国内战争结束时党内官僚主义因素的极大积聚。
国内战争的结束和向和平建设的过渡提供了消灭官僚主义的可能性，于是坚决向党提出了这种要求。与此同时显而易见的是：国内战争时期我们试图走的直接迈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世界革命延缓的情况下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可能了。农民在国内战争时期尚可容忍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但战争一结束立即以农民起义和喀琅施塔得暴动的形式对这一政策表示了坚决抗议。在无产阶级有丧失政权危险的情况下，客观形势要求从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的方式转向迂回的方式，即新经济政策的方式。
转向新经济政策必然意味着资本主义倾向的合法发展和非无产阶级向苏维埃政权不断施加压力。列宁写道：“在我们改变了我们的经济政策以后，危险就更大了，因为整个经济是由大量经营管理方面的日常的琐事构成的，而人们对这些琐事习以为常，不太注意，这就要求我们聚精会神、全力以赴，这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学会用正确方法来克服这种危险的必要性。资本主义的恢复、资产阶级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关系在商业领域的发展等等，这些就是我们目前的经济建设所遇到的危险，就是我们目前逐步解决远比过去困难的任务时所遇到的危险。在这一点上切不可有丝毫的糊涂。”（列宁1921年《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新经济政策不是在公开的武装中战斗，而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日常斗争中提出了谁战胜谁的问题。反革命暴力政变的危险让位于无产阶级专政蜕化的危险。问题在于：新经济政策是向社会主义的迂回过渡，还是变成了向资本主义的直接过渡，这是从转向新经济政策时起以乌斯特里亚洛夫为首的路标转换派知识分子所盼望的。
为使这一问题的解决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胜利，要求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发挥更大的积极性。党应当更紧密地与工人阶级团结在一起，组织工人阶级同资本主义，同苏维埃国家机关中在资本主义成分的压力下产生的官僚主义弊病进行经常不断的斗争。正因为如此，认为必须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把党的建设的主要任务概括如下：“必须把战争时期分散成各个独立的队伍的党重新集合起来。必须使‘上层’和‘下层’、军事工作人员和非军事工作人员、工会工作者和苏维埃工作者、老党员和新党员、‘青年人’和‘老年人’建立密切联系。不解决这一主要任务，无产阶级先锋队就不能在经济建设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决议接着说：“在保存着旧的组织形式的情况下，这项任务是不能解决的。
目前形势迫切要求新的组织形式：这种形式就是工人民主制。现在应该像过去实行党的军事化方针一样，坚定不移地实行工人民主制方针。”
决议继续说，“党内的工人民主制就是在实行党的共产主义政策时所采取的这样一种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能保证全体党员甚至最落后的党员都积极地参加党的生活，参加讨论党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而且同样积极地参加党的建设；工人民主制排斥作为一种制度的一切委任制，它的表现形式就是从下至上的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等等。工作方法首先就是对所有问题开展广泛的讨论和争论，充分自由地开展党内批评，集体制定全党性决议。”
[13]
这个集团不仅把放弃领导党的民主方法这一权宜之计变成了正常的党内制度，而且使这种做法达到了甚至在无产阶级专政最危急的时刻也从未达到的可怕的程度。党内建立了当时闻所未闻的压制制度，任何对中央行为的批评不仅是集体的，而且是个人的，都会受到追究，任何主动精神，只要不是来自中央领导集团的都会受到压制，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了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由于这些原因，到1923年底党已经发展到对这期间发生的工人罢工不知所措的地步。这些罢工和经济危机的结果是，党员群众的不满情绪以争论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广大党员群众的巨大压力下，党的上层不得不作出让步。但是它在口头上宣布实行党内民主制（12月5日的决议）后，便立即开始了激烈的斗争以千方百计维护其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为此不惜采取一切手段，直至歪曲党组织的决议。尽管大多数党员反对党的上层，但党的上层依靠反党的党机关最终还是占了上风，将无产阶级党员群众压下去，并宣布这部分党员有“小资产阶级倾向”。
为了巩固在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取得的反对党的大多数的胜利并“准备”应届党代表大会，党的上层几乎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宣布清党。在维护党的阶级纯洁性的口号下，原来持反对派立场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分子被开除出党。当然，为了掩盖这些镇压行为，一部分真正的自私鬼也被消除出党；但是机会主义者、“昨天的列宁派”和庸俗分子未受任何触动，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随时准备支持统治集团。清洗不是公开进行的，即不是在支部会议上，而是一对一地进行：逼迫被清洗者告密，要求他们忏悔和出卖他人，而所有这一切都用“列宁主义”的目标和任务来加以解释。
清洗在工人支部中没敢进行，但是，一方面，一种暗中收买的方法广为流行，即打着提拔的幌子将有些人调到工资更高的岗位上，另一方面，惩罚的方式也被广泛采用，即将人调到工资更低的岗位上或干脆予以辞退。于是出现了反对派成员纷纷失业的景象。在这种无法无天、任意惩罚、挑拨离间和出卖告密的气氛中，出现了“万马齐喑”和“缄默抵制”的局面，而且比1923年争论前还严重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为数不多的人依旧坚持自己以往的立场；他们被排斥在党的合法生活之外，处于无所事事的境地。政治上无气节者则被收买，他们宣誓、告密，真是名副其实的蜕化变质。甚至还有许多人自杀（卢托维诺夫[14]同志、博什[15]同志和扎伊德列尔同志等，这是党内从未有过的现象）。不满被深藏起来。在这种形势下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领导集团提出的所有决议，领导集团宣布这是列宁主义的胜利和“党的团结的加强”。
这一胜利在围绕托洛茨基的《十月的教训》（1924年）而开展的所谓“笔战”时期进一步得到巩固。中央迫害的威胁、托洛茨基本人和反对派的沉默导致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用脚表决”即拔脚退出会场的情况。为数不多的人弃权，只有几个人投反对票，没有一个人敢发言。党员第一次不说自己的心里话，甚至违心地投票。这次“笔战”对党的腐蚀性影响是巨大的。反对派实际上被置于非法地位。右倾机会主义派别的专政得到彻底的巩固。党员群众被弄得情绪低落、消极被动。党的机关的专制制度建立起来了。
党内的蜕化分子因此而急剧增加。随着无产阶级党员群众的积极性被压制，上层由于感到没有人监督自己，因而本身也开始腐化。不坚定分子、摇摆分子，甚至那些彻头彻尾的自私自利之辈都开始往党里钻，这些家伙革命前对党袖手旁观，而夺取政权后党变成了对他们有引诱力的力量，资产阶级固有的习气开始向共产党的上层人物中渗透。钻营行为、任人惟亲、惟命是从、奴颜婢膝、玩弄阴谋之风肆无忌惮地蔓延开来，甚至刑事犯罪也以惊人的速度增加。
在这种形势下，出现了“新反对派”，它最初产生于中央领导集团内两派争夺权力的斗争。其中一派（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集团）在中央内部失败后不得不求助于党，他们企图依靠列宁格勒无产阶级并提出了左的观点。这个企图没有实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集团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坚定性，没有在党员群众中打下基础，并且只是依靠列宁格勒党组织的机关。工人和基层党员因季诺维也夫过去实行的苦役般的制度而对他极不信任；1923年的反对派（列宁格勒组织的上层是其最激烈的反对者）由于弄不清新反对派的面貌而自然采取了中立的立场。最后斯大林集团巧妙地利用了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共同制定的党内制度，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不允许进行任何争论，只有列宁格勒组织支持新反对派。这个反映（尽管极不准确）彼得堡工人情绪的组织被党的机构和代表小资产阶级和富农利益的地方农民组织击败了。
“新反对派”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被粉碎以后，该派别的左倾纲领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从而使该派别与1923年的反对派迅速接近。1926年的反对派联盟是这种接近的必然结果和政治上的正常步骤。
但是这个联盟具有重大的政治缺陷：（1）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集团打着“全体党员都同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的幌子，大肆中伤1923年的反对派之后，两派中的大多数普通成员和同情他们的党员都表示对联盟不理解。然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却不愿意公开承认他们1923年的错误。（2）联盟没有一个明确的纲领，而且在一系列非常重要的问题上存在分歧，而这又被斯大林集团所利用，宣布该联盟是“无原则的”。（3）联盟没有明确的斗争远景规划，没有以党内工人为目标的明确方向，也没有提出相应的口号。因此导致该联盟一遇挫折就犹豫不决和张皇失措，后来更导致其领袖人物的投降。
斯大林统治集团利用最近几年的制度所造成的党员群众不可能一下子活跃起来的党内形势，决定采取公开的法西斯手段对付反对派联盟。这些手段包括：禁止正式争论，开除出党，以免职相威胁，公开捣乱等。斯大林“统治集团”采取这些手段获得胜利后，又在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以实际上永远禁止争论而巩固了这一胜利。这种禁止通过党内途径解决意见分歧的基本方法和国家机关对党内斗争的公开干预是取消党的开始。所有表明党愈来愈蜕化的现象与斯大林取消党的方针是完全一致的。
农村支部和红军支部本应在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下成为影响分散的农民群众的引路人，但实际上愈益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成为一个控制了许多地方组织（北高加索、西伯利亚、乌克兰等地）、具有小资产阶级影响和倾向的党。由于苏维埃组织完全脱离了工人群众，再加上在这些组织中出身于城市市民知识分子阶层的人占了大多数，而且来自小资产阶级政党（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崩得等）的人占有很大的百分比，因此与无产阶级水火不相容的倾向通过苏维埃组织不断渗透到党内来。
在斯大林制度下，在国家经济管理机关向工人阶级进攻的条件下，原本曾是党的主要支部的生产支部，正在逐渐失去自己在党内的分量。
在1926年党员登记期间有10万多工人退党，1926年10月反对派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无疑是他们退党的直接原因，而他们退党则是党内危机的明显标志。
列宁去世后所实行的党内教育大大加快了党的蜕化。斯大林的整个党内教育体系不是为培养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这个任务服务，而是为抽去和阉割无产阶级政党的战斗内容的任务服务的，把伪造的列宁主义塞给无产阶级政党，歪曲马克思恩袼斯阶级学说的内涵，使党员养成惟命是从、奴颜婢膝的习惯。
共青团的教育也是为上述任务服务的，从而毒害了无产阶级青年。
党委会已完全不再是党员群众的教育者。相反，党员群众成了党委会手中的工具。这一点在党的代表大会前夕表现得最明显，当时两个最大的无产阶级组织的代表会议——莫斯科组织和列宁格勒组织的代表会议都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列宁格勒组织一致支持季诺维也夫同志的立场，而莫斯科组织则一致支持斯大林同志的立场。
与此同时，党委会自己的权力转到了实际由上面任命的书记手中。党员群众服从于党委会，而党委会实际上服从于书记。
党的最高执行机关——中央委员会也没有逃脱这种命运。从1923年开始，党的领导权实际上从政治局手中逐渐转到了以总书记斯大林同志为首的书记处手中。政治局中的“列宁主义核心”内部也因此而闹起了摩擦，这些摩擦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前夕导致彻底的分裂并且形成了“新反对派”。
政治局多数派控制着所有基层组织，他们对这一分裂早有认真的准备，因而得以将自己的追随者安插到除列宁格勒之外的所有党组织的领导岗位上。根本不允许党员群众以任何形式参与上层发生的争论，况且党员群众几乎根本不知道有这些争论。没有进行任何争论。只是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关于这些分歧的问题才在没有列入会议议程的情况下突然提交给莫斯科代表会议和列宁格勒代表会议，而这时选举已经结束。
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格勒反对派不可能不被击溃。尽管其领导人在一段时间内仍留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内，但实际上在其中已不起任何作用。总书记的个人专权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中得到彻底巩固。
党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组织结构有了非常完备的形式。支部服从书记。支部书记服从控制着党委会的地方党委书记。地方党委书记服从总书记，实际上中央委员会也服从总书记。这就是现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地道的官僚主义组织。
这个“组织”实际上是斯大林机会主义集团的不受监督和不负责任的统治的完备形式，这个集团借助于从组织上和物质上对党进行强制的极其特殊的办法，依靠对言论和报刊的垄断，攫取了以党的名义并且代替党说话办事的权利。
在这种形势下，1926年秋，联合反对派试图开始争论。中央仗着它由于党的这种新的组织而获得的全部组织优势（党的新的组织使党员群众的积极性不可能迅速调动起来），不惜采取粗暴的强制斗争方法正式禁止争论，开除出党，以免职相威胁，公开捣乱等。中央采取这些手段获得胜利后，又延期一年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并且在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以实际上永远禁止争论而巩固了自己的胜利。于是代表会议通过决定，禁止使用列宁领导的第十次代表大会认定的党的基本工作方法。
这样，把内战时期“分散成各个独立的队伍”的党集合起来的任务依旧没有完成。党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分散成各个独立的队伍，而且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明显地分成与国家机关密切相连的“上层”和没有任何党员权利的“下层”。此外，在国有经济内部矛盾尖锐的情况下，这些“下层”不仅在党内服从上层，而且在经济上处于直接依附上层的地位（工人党员和行政管理人员党员）。
与此同时，“上层”与“下层”在物质状况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在党内不仅形成了观点各异，而且物质状况和利益各异的集团。
随着无产阶级党员群众的积极性被压制，“上层”由于感到没有人监督自己，因而开始腐化。资产阶级固有的习气开始逐渐向他们中间渗透。钻营行为、任人惟亲、玩弄阴谋之风开始蔓延滋长，甚至刑事犯罪也以惊人的速度增加。
另一方面，不坚定分子、摇摆分子、甚至冲着高官厚禄而入党的自私自利之辈迅速钻进了上层。所有不赞成盲目听从上级指令的人被解除领导职务造成了工作人员的缺乏，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开始越来越多地把这些动摇不定和自私自利分子提拔到领导岗位。原是佩特留拉政府的成员，1918年在报刊上赞成谋害列宁的拉费斯和直到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才赞同苏维埃政权的人，现都在共产国际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利亚多夫1917年夏天还向孟什维克发誓，说他早就同布尔什维克断绝了一切关系，他还请求齐赫泽[16]吸收他加入孟什维克组织以从事有报酬的工作，现在却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从事教育共产主义大学生的工作。原是崩得分子的彼得罗夫斯基（利内）现在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在英国从事工人运动。原孟什维克布罗伊多现在是国家出版社社长，尽管他干过近似犯罪的肮脏勾当，但连中央监察委员会也对他无可奈何。类似的“被提拔者”的名单不胜枚举。“一些在另一种情况下，可能不在共产党的队伍中，而在社会民主党或其他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党的队伍中的集团和阶层都不遗余力地想钻进惟一的合法的党。这些人有时也真诚地认为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但在实际中却没有抛弃小资产阶级的‘旧我’，并把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心理和思维习惯带到俄国共产党里来。”（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央现在正是从这些来自小资产阶级政党的人员中招募最忠实的“百分之百的”拥护者。这些小资产阶级分子正在对为数不多的老布尔什维克骨干——因为大部分都在国内战争前线牺牲了——施以腐蚀性的影响。
对青年党员的教育不是为了培养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而是为了培养听话的国家机关和党的机关的官员。对青年党员进行的不切实际的教育阉割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内容，歪曲了这个学说的阶级内涵，磨掉了青年与无产阶级密切联系的意识。
工人群众对党机械服从的体制，工人群众对上层的依附关系，导致他们的积极性被削弱，党也因此而脱离了工人阶级。1926年登记期间有10万多工人退党就是这方面最明显的标志和对全党的严厉警告。党的官僚化及其当权人物的蜕化，党的领导机关与官僚主义国家机关的融合，工人党员在党的生活中的分量减少，在党内斗争中采取国家机关干预的办法，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中央的压制党的政策已经开始取消党，并把党变成国家的附属机关。把党变成苏维埃国家的附属机关，党的领导机关与官僚主义国家机关的融合，这是取消党的直接步骤，是中央带领党所走的取消党的道路的几个阶段。
党内的这种政策与中央的整个机会主义政策是完全一致的，并且促进了中央机会主义政策的贯彻执行。应当使党回到无产阶级阶级立场上来，即重建列宁的真正无产阶级政党并保证今后执行彻底的阶级路线。
如果党被彻底取消，那就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的终结。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主要工具。没有党无产阶级的胜利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保持都不可能。即使领导国家的是由真诚忠于无产阶级的人组成的集团，即使这个集团制定了正确的政策路线，但如果没有党这个集团也注定要蜕化，而且路线也注定要扭曲变形。因此，当前的中心问题不是更换党的领导成员，而是重建党，恢复党的独立性，恢复党与工人阶级的密切联系。为此必须做到：
1．按照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指示，彻底恢复党内的工人民主制，当前的口号不应是禁止“派别”和“集团”，这将导致取消一切党内批评，而应是要求党合法化，因为全党都被党的机关赶到了地下。甚至领导集团的活动也互相保密。
党被完全赶到了地下，以致连中央的拥护者都不在通常的党的会议上讨论自己的事情，而是背着党员群众秘密进行，党应当合法化。
2．党的领导干部必须服从党组织。为此，必须消除领导干部对党的上级机关和苏维埃机关及经济管理机关的物质依赖。他们的工资应由党费支出。他们享有的任何特权包括配发的不公开津贴都应当取消。
3．为了同官僚主义、自私自利行为和钻营行为作斗争，为了取消党的机关中的肥缺，国家和地方预算中拨给党的机关的活动经费开始要大约减少一半，而后完全停止拨款，把这笔资金用于消除失业现象。
4．保证所有党组织和党员在党内有权以口头和书面方式，以个人或集体的名义就有关党、苏维埃、工会经济管理及合作社、共产国际的活动以及其各支部的状况等等提出问题并加以讨论。任何对提出问题的党员的迫害行为都是对党的犯罪行为，应受到惩处。
5．如果党员因某种原因认为自己写的东西不能在党报上登载，应赋予他们在党员中间散发手稿的权利。
6．修改党章，撤销最近几年通过的那些歪曲党内民主制的原则、导致取消党的机关选举制，使党的机关和全党丧失独立性的决议，特别要：
（1）彻底地无条件地由下而上恢复所有党的机关的选举制；
（2）废除上一级委员会（包括中央委员会）对书记、支部委员会、其他党的机关和个人的任命制；
（3）按照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办法，各级党组织书记、支部委员会和委员会的选举实行不记名投票；
（4）鉴于当选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代表在许多情况下，被以紧急出差和任命等等为借口剥夺了参加这些会议的机会，应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剥夺当选为地方和全国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的代表根据授予他们的权利参加这些会议的机会；
（5）恢复老布尔什维克的传统，即每个党员都有权参加任何党员会议：支部会、小组会等等（哪怕他不是该组织成员），并且在会上有发言权。
7．停止实际上变成了派别斗争、内讧和个人纠纷工具的所谓“清党”。只有真正建立党内民主制和自由评议党员行为的制度（不论党员职位高低），才能保证比任何清党都更有效地将异己分子从党内清除出去。
8．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全部活动都是对列宁在其最后的文章中提出的设想的严重歪曲，它非但不“密切注视可能发生分裂的情况”，不去“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物严格按照规定办事”（列宁《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反而实际上成了政治局镇压反对派的工具，成了派别斗争的附属机关。应当从根本上改变各级监察委员会的活动，把监察委员会真正变成工人党员监督党和国家机关的工具。监察委员会的成员要彻底更换。其主要核心应由一线工人组成，定期轮换，以防止脱离群众。中央监察委员会应当真正成为维护党的统一，防止“纯粹个人因素和偶然情况的影响”（列宁《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对党造成危害的工具。
［另一草稿］
8．包括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内的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全部活动表明，监察委员会不是反对分裂行为，同个别党员与党员称号不相容的行为作斗争的工具，而是成了派别斗争、勾心斗争的附属机关，其目的是在党内建立跟踪、监视、暗中检查党员信件、告密、挑拨离间的制度。有鉴于此，监察委员会应予撤销，以便通过建立临时委员会，根据十月革命前党的老传统来分析党员各种不符合准则的行为。
9．与此同时，必须取消所谓的党内报告员制度，这些人被党委会派去参加各种会议不是为了参加那里的工作，而是为了监视党员发言，并将“政治上不可靠分子”报告给区委会。
10．停止对被指控参与反对派活动的党员的各种迫害，而且今后不准进行任何形式的迫害，不论是公开的还是隐蔽的，如“调动”、辞退及禁止在党内某个部门工作等等。
11．应规定，只有代表大会有权就因党内分歧和所谓“派别活动”而开除党员党籍的问题作出最后决定。所有其他各级组织因上述理由作出的开除党籍只是初步的。对这些决定提出上诉的党员，仍然享有党员的一切权利，直至代表大会作出决定。
12．恢复因反对派活动而被开除出党的所有同志的党籍。
共产国际的政策
联共（布）在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中起了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首先，它是准备和完成十月革命的党，第二，它是倡议创建共产国际的党，第三，它是在1905年和1907年秘密革命斗争时期和反动时期的秘密工作的困难条件下积累了丰富的和特有的经验的党。这一切自然保证了联共（布）在共产国际中的领导作用。然而，这种领导作用在联共能坚定地维护自己的无产阶级阶级立场时在组织世界无产阶级运动和世界革命中曾是最大的积极因素，而从党日益滑向小资产阶级轨道时起则变成了巨大的危险。
在国内政策问题上背离无产阶级的立场不能不导致对共产国际领导工作的歪曲，而这种歪曲对第三国际各国共产党的发展和世界工人运动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影响。
列宁逝世后，共产国际最初的政策首先是向共产国际各支部推行联共建立的制度。不是像列宁做过的那样，善于把所有真正的革命者挑选到西方还年轻的共产党内，并用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精神进行教育，而是首先要求西方共产党人绝对听话。许多真正的革命者因此被强令离开共产主义运动，相反，一些除了听话什么也不会的人却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
从此对各国共产党的领导蜕变成联共上层（在信息不灵、情况不明和中央使广大党员群众对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问题态度消极的情况下）对共产国际的外国支部发号施令。外国代表团越来越被排斥在对共产国际的领导之外。这样联共的国内政策就摆脱了共产国际的监督，西方的无产阶级政党已经无法帮助它克服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而在党内愈益严重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相反，联共却获得了对任何外国支部内的无谓争吵横加干涉的无限权利。可见，小资产阶级的歪曲不仅没有在共产国际内遭到反击，而且，随着歪曲的变本加厉，对外国支部的革命策略的歪曲越来越严重。
起初，这种把领导蜕变成发号施令的做法只具有消极的意义，即它削弱了对西方年轻共产党的革命教育和掩盖了共产国际当时的领导人对领导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无能。
一方面是保加利亚和爱沙尼亚的冒险主义，另一方面是坐失德国1923年的革命形势，结果，德国1923年的革命运动走上了放任自流、毫无领导的发展道路。这种无能的政策的失败全部归罪于外国支部：于是立即“改组内阁”，以便向大家表明，领导是好的，只是执行者不好。
新的阶段始于1923年的争论。中央在同苏联国内反对派的斗争中遇到了困难，因此需要显示共产国际对它的支持。开始更换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为了让他们支持中央反对反对派。从这个时期开始，挑选共产国际各支部的领导人不是着眼于国际运动的利益，而是着眼于俄共的内部斗争。从这时起变本加厉的这些做法，导致一系列的分裂和断绝关系，从而丧失了大量党员（在最主要的支部里丧失了60～70％以上），降低了各国共产党在广大工人群众心目中的威信，丧失了几百万的选民。但是，现在，在斯大林领导的情况下，这些做法由于新的歪曲而趋于复杂，因为新的歪曲同进一步背离无产阶级路线、同中央政策的民族局限性密不可分。如果说中央以前竭力使共产国际成为自己党内政策的工具，那么，现在则开始主要从苏联整体国家的利益出发来制定共产国际的政策。
当然，只要苏维埃共和国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它的利益从世界革命的角度来看就具有重大的意义，在领导世界无产阶级运动时一定要加以考虑。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应当首先从这些利益出发来制定共产国际的政策。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发展世界革命，而如果在某个阶段，发展这一革命的任务对苏联有一定的危险，那么为使自己摆脱这些危险而不惜损害世界革命的发展，就是对世界革命的背叛。其实，我们在两个最大的问题上已经走上了这条靠削弱世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来保卫苏联的安全（实际是虚假的保卫）的道路。
首先，这表现在对英俄委员会的政策上。主张保留这个机构的人为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作辩护，说什么他们的立场是从“统一战线的策略”出发的。不难说明，在这里提“统一战线的策略”有些牵强。要知道，这一策略的含义是，只要工人运动的机会主义领袖还用捍卫工人的个别要求来掩饰他们对工人阶级的背叛，就要支持并同他们一起为这些要求而斗争，同时指出光有这些要求是不够的，必须转向革命的斗争方法。但是，如果机会主义者在发生重大事件时公然背叛无产阶级，就应坚决同他们决裂，坚决揭穿他们这些领袖的无用，把群众从他们那里夺过来。
根据这种观点，建立英俄委员会并在总理事会5月背叛以前加入该委员会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但是，无论怎样狡辩都无法证明，为什么在总理事会公开背叛以后，它在总罢工期间同资产阶级直接勾结以后，我们还同这些叛徒坐在一起，同他们讨论工人运动的实际问题，从而向群众表明，就是现在也可以期望这些叛徒做出什么好事来。这一策略的荒谬之处最明显地表现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试图在保留英俄委员会的同时发动一场揭露总理事会的领袖运动，结果这场运动可耻地失败了：英国共产党由于保留英俄委员会而处于最模棱两可的状态，它甚至不敢发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揭露总理事会的声明，英国工人只是从工联极右翼领袖托马斯那里才得知这个声明，托马斯在发表这个声明时作了一些相关的说明，以此证明俄国工会不愿意工会运动保持团结，所以必须解散英俄委员会。
由此可见，保留英俄委员会是对统一战线策略的令人发指的机会主义的歪曲，是转向同社会主义叛徒妥协的立场。我国代表团（它的行动完全得到联共中央四月全会的赞同）站在这个立场上，在英俄委员会柏林会议上走上了公开为总理事会的背叛行径辩护和同英国工会上层分子妥协的道路，不惜损害工人群众自下而上的团结。
这次会议断言，1925年4月英俄工会代表会议“警告全世界的工人说，对他们的工资和劳动条件的进攻正在来临……对英国矿工的进攻，剥削的加剧、工资的降低和工作日的延长向欧洲工人表明，这一警告是及时的和正确的”。这样经共产党联盟代表团同意宣布，社会主义叛徒们仿佛“正确地和及时地警告”工人们提防资本家进攻的危险。至于总理事会在这种进攻期间公开同资产阶级勾结，破坏总罢工并千方百计破坏矿工的罢工的行径却只字未提。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代表团用自己的威信在这里公然掩盖英国罢工的叛徒们的罪行。
这个决议还宣布：“英国工会运动的国际团结和民族团结的惟一代表是英国工联代表大会和它的总理事会。”可见，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承认，无产阶级的叛徒是英国工会组织的工人的惟一代表，在这些叛徒的协助下，资产阶级甚至拒绝了矿工们的经济要求。这意味着，以后俄国的工会同英国的工会的一切往来只有经总理事会同意才能进行，我们只有经这个总理事会（它在总罢工期间拒绝接受“万恶的俄国钱”）同意才能向英国工人提供。
决议接着解释说：“两国工会运动之间的兄弟联盟决不可以也不应该排挤它们（总理事会或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在国内工作中的活动……或者允许一方干涉另一方的内部事务……”“并以此公开地声明，对英国工人的背叛是英国工会领袖们的内部事务”，俄国工会“决不可以也不应该”对这种背叛加以干涉。无论对统一战线的策略作何种解释，哪怕是强词夺理的解释，也无法证明这种可耻地放弃布尔什维克在国际工会运动中的所有阵地并转向阿姆斯特丹工会联合会立场的做法是正确的。因此，托姆斯基在四月全会上只能辩解说，这些“让步”对保留英俄委员会来说是必要的，在解决英俄委员会问题时决不能忘记使苏联这个世界革命的堡垒摆脱战争的危险。可见，他在这里完全重复加里宁去年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过的话，当时正在解决在总理事会破坏总罢工后是否保留英俄委员会的问题。加里宁当时论证说，断绝同英俄委员会的关系就是断绝同英国工党的关系，而他认为工党是英国反对干涉的主要力量。必须保留英俄委员会，以便削弱干涉的危险性，这就是保留英俄委员会的决定性理由。为此工人阶级的叛徒们被宣布为英国工会组织的工人的“惟一代表和体现者”。国际工会运动的利益在这里成了外交把戏和幻想的牺牲品，似乎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能够并且将进行反战斗争。
不错，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在这里取得了“胜利”。会议的决议说：“正像最近一些事件（什么事件？）非常清楚地表明的那样，英俄工会的团结对于防止进攻苏联——第一批工人共和国的发源地的危险来说特别必要”。为了这句毫无意义和毫不承担责任的话而出卖了真正的国际工会团结的利益。很难想像出比这更严重的背叛布尔什维克策略的行为。
列宁总是强调说，机会主义者的和平声明一文不值，任何和平主义的空话都是卑鄙无耻的谎言，反对战争的惟一方法是推翻资本主义。现在总理事会自称是反战堡垒，正是它“及时地警告”英国工人提防资本进攻的危险并在这种进攻期间出卖了他们。它现在“及时地”警告人们提防进攻苏联的危险只是意味着，它在进攻期间也会像出卖本国工人一样出卖苏联。
英国“工”党在议会辩论关于中断同苏联的贸易关系时的行径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它向资产阶级议会发誓它憎恨共产主义，它投票反对中断关系只是因为苏联的“罪行”证据不足。
……
可见，斯大林中央的政策一直是从领导国际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路线向维护苏联的利益不受帝国主义列强损害的路线偏移。这种路线必然导致对共产国际外国支部策略的孟什维主义的歪曲。然而，就是在这条道路上，这条路线也会遭到失败：只要苏联仍然是革命的国家，要保证苏联不受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分割，就只有通过工人反对资本家的革命斗争才能达到。像在其他场合一样，中央这种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政策，甚至不可能解决它为自己提出的任务。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纠正共产国际的路线迫切需要加强外国党首先是其中最有经验的党（德国、法国、意大利）在共产国际中的作用，而不管联共内部各种力量的对比如何。共产国际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其政策的内容上和执行机构的组成上，都应当成为世界革命的战斗司令部。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支部，包括联共在内，都应该同样服从这个司令部的领导，联共的“内部事务”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应成为国际无产阶级的事务。
反对斯大林中央的斗争不仅仅是俄国反对派的事情，而且是共产国际所有真正的革命分子的事情。
但是，这个司令部只有在它能够组建领导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的情况下，才能成为世界革命的司令部。而这只有在取消共产国际中建立的制度、在共产国际中恢复党内民主和正确的阶级路线的条件下才有可能。
反对斯大林中央的斗争不仅仅是俄国反对派的事情，而且也是共产国际所有真正的革命分子的事情。共产国际的路线在斯大林中央的影响下被歪曲得越厉害，共产国际中形成的无产阶级反对派就越多。这些反对派只是在不久前才开始形成，由于斯大林的政策，有时难免混进一些异己分子，有时会作出一些不正确的表述，在自己的斗争中发生时而向左时而向右的过火行为。但是，如果根据这一点就对它加以否定是极大的错误。相反，联共的革命无产阶级部分应当主动组织和团结共产国际的革命分子，在共产国际内部建立一个实际上能够组成并承担领导共产国际重任的牢固的无产阶级核心。必须牢记，不管联共内部的斗争结局如何，在欧洲革命形势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国际反对派完全有可能在共产国际中取得胜利，而斗争的胜利只取决于耐心、组织性和团结。
放弃这条机会主义的路线是保存共产国际这个世界革命的战斗司令部的必要条件。因此：
（1）在西欧运动方面，必须结束对统一战线策略的歪曲，因为统一战线的策略是自下而上的统一的策略，而不是社会民主党内上层妥协的策略。必须中止英俄委员会的活动。
（2）在中国革命方面，共产国际应当采取的路线不是依靠将军们，也不是依靠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而是要广泛开展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鉴于革命正在发展（尽管将军们背叛了），应当立即宣布组织苏维埃的口号，共产党应当立即提出一系列完整的口号（农民夺取土地即停止向私有者交纳租金、八小时工作日、罢工自由、废除强制仲裁、武装工人），不要害怕提出这样的口号会被开除出国民党。
（3）应当加强外国党在共产国际领导中的作用，首先是最有经验的党（德国、法国、意大利）的作用。共产国际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其政策的内容上和执行机构的组成上，都应该成为世界革命的战斗司令部。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支部，包括联共在内，都应该同样服从这个司令部的领导，联共的“内部事务”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应成为国际无产阶级的事务。
（4）但是，这个司令部只有在它能够组建领导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的情况下，才能真正成为世界革命的司令部。而这只有在取消共产国际的现有制度、恢复党内民主制度的条件下才有可能。
（5）恢复所有因反对对共产国际的路线进行机会主义的歪曲而被开除出共产国际、在共产国际之外仍站在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立场上的派别的共产国际成员的权利。
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修正
“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加工’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列宁《国家与革命》第1章）
[17]
历史正在重演。最聪明的资产者和斯大林—布哈林派的机会主义者现在正在对列宁的学说干着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人曾对马克思学说干过的事情。乌斯特里亚洛夫已经宣布自己是列宁主义者并为斯大林反对反对派行为辩解，他断言，斯大林忠于列宁的“精神”，而反对派只不过抓住了列宁学说的“片言只语”。他的德国同行试图把革命家马克思宣布为“德意志民族的”马克思（同上），而他则效仿他们把列宁宣布为“俄罗斯民族的”列宁、“俄罗斯复兴的”英雄，使俄国走上通往“由它的历史准备好的民族的万神庙”（见乌斯特里亚洛夫的《二十世纪的会议》一文）的道路。另―方面，斯大林—布哈林集团的行为当然是极端隐蔽、极富欺骗性的，他们口头上非常尊重列宁的学说，为列宁“永垂不朽的”遗体建造了陵墓，实际上一步步地开始歪曲列宁的学说，把列宁在世时强烈反对的东西说成是“列宁主义”。布哈林为了偷运自己过渡时期的观点，发明了列宁“两个计划”论——国家资本主义计划和合作社计划。列宁认为，同农民的“结合”“只有当这种妥协支持工人阶级专政并且成为一种消灭阶级的手段时，它才是可以容许的、正确的和原则上可行的”，[18]，现在这种结合正在变成目的本身，变成同农民达成妥协，目的是满足他们，而不是消灭阶级。列宁在整个过渡时期不止一次地强调国家和工人之间的矛盾的必然性，现在这种矛盾被宣布不存在了。列宁提出的统一战线策略是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进行斗争的手段，现在则越来越变成同机会主义者达成妥协的策略。
中央一方面越来越背离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掩盖这种背离，斯大林—布哈林派理论家的做法与此完全一样，他们口头上把自己吹嘘成正统的“列宁主义者”，而实际上却修正列宁，并越来越“阉割”列宁学说的“革命内容”。对列宁主义的这种修正十分明显地表现在三个彼此密切相联的最重要的问题上：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同世界革命的关系问题（“一国社会主义胜利理论”），关于我国整个经济的性质问题，特别是我国国有企业的性质问题。
一国社会主义胜利
我觉得，我们在辩论（反对“托洛茨基主义”）中使全党清楚而明确地认识到，我们不会由于我们国内的阶级差别、由于我国技术的落后而灭亡，我们甚至能够在这种技术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这种发展将慢很多倍，我们将像乌龟一样地爬行，可是我们仍然在建设这个社会主义，而且“我们一定能建成这个社会主义。”（布哈林《三个讲话》，第48页）对我们来说，国际革命的意义在于，“只有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才能保证我们避免资本主义军队的刺刀带来武装干涉、新的战争和复辟”。（同上，第49页）。问题的这种提法是对党迄今为止在这方面采取的立场的骇人听闻的机会主义歪曲，而这种立场的表述者不是别人正是斯大林同志，正是他在1924年4月所写的那本小册子《论列宁主义基础》。“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像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只要看一看斯大林同志现在是怎样可怜巴巴地试图（例如在他的小册子《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和他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讲话中）把这种说法解释为：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是可能的，但是没有国际革命就不能完全保证社会主义避免武装干涉，看看这种说法就会知道，这位党的“领袖”多么迅速地、甚至来不及消灭痕迹就陷入了修正主义的泥潭，而且陷得已经很深。
这种新理论的机会主义实质毋庸置疑：
（1）在这样提出问题的情况下，国际革命成了只是保卫我们共和国的一种手段。这在客观上意味着对国际资产阶级转而采取防御的立场，这一点在斯大林和斯大林集团的许多讲话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斯大林集团在讲话中满意地指出，只要欧洲存在工人运动就足以消除对我们进攻的危险。在这里，西方的工人运动首先被看做保卫苏联免遭帝国主义列强进攻的手段，而不是看做通向国际革命的道路。不难看出，把西方的革命运动的这种意义提到首位非常适合在小资产阶级面前为共产国际的活动进行辩护。
（2）大家非常清楚，我们的国际革命的政策是资本主义列强对我国采取敌视态度的主要原因之一，放弃这种政策是“避免武装干涉”的相当重要的“保证”。由此可见，一国社会主义胜利的新理论导致为了保卫苏联的安全而背叛国际革命。斯大林集团在他们对英俄委员会和中国革命的政策中就干出了这种背叛行径。
（3）这种理论的炮制者们自己也认为，为了建成社会主义，我们需要20～40年时间（见李可夫同志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就中央的政治报告所作的发言）。但这样一来，只有在这种理论的炮制者们认为西方的革命有可能被推迟相当一段时期的情况下，这种理论才有实际的意义。而且毋庸置疑，斯大林集团在开始制定自己的政策时确实默认，国际革命真的被推迟了并且推迟了很久。这意味着放弃列宁关于资本主义世界进入战争和革命时代的公式，意味着对世界革命采取取消的立场。
（4）既然世界革命首先是“避免武装干涉的保证”，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种保证用其他方式也可能得到，那么，在工人阶级看来，世界革命已不再是同它的日常利益有联系的革命，对工人阶级来说只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有时是一种不愉快的责任。这直接导致我国无产阶级同国际无产阶级的分离。与此完全一致的是，国际革命问题在我们党的生活中被放到次要地位，而有时则故意向党隐瞒（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上就是这样）。甚至党内相当成熟的阶层也完全消极地对待共产国际及其各支部面临的问题。
斯大林分子关于反对派竭力证明我们没有世界革命就会马上灭亡的断言，是蛊惑人心的诽谤。无产阶级专政灭亡的问题不是由理论上的争论决定的，而是由各阶级的实际斗争决定的。争论的不是灭亡问题，而是关于我们没有比较先进的国家的援助能否转向以社会主义的方式组织生产，能否越出新经济政策及其所固有的各种矛盾和危险的问题。在这里我们谈一谈我国经济和我国国有企业的性质问题。
我国的整个经济
列宁对我国的经济制度所作的基本评价清楚地表现在下面这些话里：
“那么过渡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用在经济上是不是说，在这个制度内既有资本主义的也有社会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呢？谁都承认是这样的，但并不是所有承认这点的人都考虑到：俄国现有各种社会经济结构成分究竟是怎样的。问题的全部关键就在这里。
现在我们把这些成分列举如下：
（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
（2）小商品生产（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
（3）私人资本主义；
（4）国家资本主义；
（5）社会主义。”
[19]
他的计划的意义在于，依靠我们已经牢牢掌握的那部分经济，依靠国有工业——通过租让企业、合营公司、合作社控制私人经济，将资本主义成分置于无产阶级国家的监督之下并逐步削弱它们的实力，走向以社会主义的方式组织生产。布哈林—斯大林的理论不是这样深刻而辩证地提出问题，而是把我国整个经济形而上学地分成社会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等等，凡是国家掌握的一切（即无论是信贷，还是国有商业，或是货币流通）都属于社会主义。这种理论由此得出结论说，既然一方面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租让企业和租赁企业不成功，而另一方面，国有经济的作用在这个时期又增长了，所以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意义就被说得微不足道，列宁自己似乎也转向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另外的计划即“合作社计划”，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任务现在被归结为只是加强“社会主义的”、国有的和合作社的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这种理论极力掩盖在国有经济中也有资本主义的成分，它们的作用随着向货币经济的转变而得到加强，忘记了列宁把自然的商品流转转到货币的商品流转看做进一步的退却[20]，并就这种退却的危险性提出警告[21]。“斯大林分子”和“布哈林分子”却无视这些危险。因此，他们完全以新的方式提出关于我国经济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问题。
“或者是我们使这些小资产者服从我们的监督和计算，或者是这些小资产者必然地、不可避免地推翻我们的工人政权，就像那些正是在这种小私有者土壤上生长起来的拿破仑和卡芬雅克们推翻了革命一样。问题就是如此。问题只能如此。”[22]列宁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斯大林集团却不是这样提出问题：“决不可把俄国农业和西方农业混为一谈。西方农业是按通常的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在俄国却不是这样。我国农业是不能循着这样的道路去发展的，因为单是苏维埃政权的存在和基本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国有化的事实就不容许循着这条道路去发展。”（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农民按其地位来说是非社会主义性的。但是，他们应当走上而且一定会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因为没有而且不可能有足以使农民免于贫困和破产的道路。”（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
“谁战胜谁”的问题对新理论来说是不存在的。它已经被解决了：既在工业掌握在我们手中，那么它就是社会主义的，既然它是社会主义的，那么农民必然会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因为要知道，既然农民不愿意贫困和破产，那么他们就能够做到没有这种贫困和破产。用这种逻辑的推理代替了对现实的具体分析，这种推理颇有民粹主义的特色，它导致了与民粹主义同样的后果。关于农村社会主义发展必然性的甜言蜜语消除了任何“对富农的惊恐”，只能促使人们觉察不到“小资产阶级的九头蛇渗入我们国社会经济生活的每个毛孔”，削弱我们对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的斗争。
列宁就这个问题说道：“谁要是看不到这一点，那他就恰恰由于盲目无知而暴露出自己做了小资产阶级的偏见俘虏。”
我国的国有企业
斯大林集团关于我国企业的性质问题的论断也充满了同样的烦琐哲学。
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在第十四次莫斯科代表会议上发挥得淋漓尽致。李可夫和布哈林在讲话中说，我国的工业简直就是社会主义的工业。只字未提我国工业中存在着个别资本主义成分。在他们看来，我国工业的缺点无非是“我国工业贫乏，工人生活贫困，工资低，我国工人的收入比福特的工人少”。（李可夫的报告）只是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报告里和代表大会以后才提到一些保留条件，说什么虽然我国的企业始终是社会主义类型的企业，但是“在国有工业中，人们之间的关系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关系”。（布哈林：《1926年1月5日在莫斯科组织积极工作者会议上的报告》）但是，这种胆怯的保留条件掩盖不了宣布我国的工业结构是单纯的社会主义结构的总趋势，特别是如果回忆起，早在同考茨基进行争论时，这位布哈林面对日益增长的失业人数竟有令人难以理解的勇气声称，“严格地说，‘雇佣工人’这个术语不适用于国有工业的工人。我们只是因为没有其他术语才用它”。（《国际资产阶级和它的信徒卡尔·考茨基》第64页）这一烦琐哲学[23]实际上完全是帮机会主义的忙。
我国的企业属于国家，而领导这个国家的是无产阶级。这正是同资本主义企业的巨大的原则性的差别，由于这种差别，只要无产阶级的政权能保持并得以巩固，我国的企业自然会竭力用演变的办法转向社会主义的生产形式。[24]这是它们不同于我国现有的所有其他经济形式的地方。同时，即使在无产阶级专政牢不可破的情况下，其他经济形式也能够（例如合作社经济形式）或者是自发地（例如农民的、手工业的和私人的经济形式）沿着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因此，保持无产阶级专政是保证我国国有企业向社会主义方面发展的惟一的、必要的条件。只有这种专政被推翻或发生蜕变，才能改变它们发展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在我国整个经济体系中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真正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现在已经是社会主义的企业。
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区别在于，劳动力不再是商品。然而，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劳动力可以购买，尽管购买者是无产阶级国家，但在市场上只是作为商品同生产资料一起成为生产过程的因素之一。正如布哈林青年学派某些理论家所说的那样，这种状况不仅仅是社会主义企业为了某种目的而始终要戴的“资本主义面具”，而且导致非常实际的后果，立即暴露出来的是，这些劳动力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对生产来说成为多余的。这样一来工人就会失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给他们的补助金可以多于资本家[25]，我们可以更多地关心他们，但所有这一切不能消灭同社会主义的生产结构的根本区别，在社会主义的生产结构下，如果劳动力多于对它的霈求则会减少每个工人的劳动量，而不会减少工人的数量。把劳动力仍然是商品生产组织形式称为社会主义（虽然是糟糕的社会主义），意味着庸俗地掩饰现实，这只能损害社会主义在工人眼里的声誉，意味着宣布还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已经解决——宣布新经济政策是社会主义。
在把主要的生产资料集中在国家手中以后，我们就建立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前提。但是，甚至在像企业对待工人的关系这样最重要的方面，我们还不得不保持资本主义的（虽然没有资本家）形式。而我们不得不保持它是因为我们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非常低，是因为我们不能保证让国内现有的大批自由劳动力保持哪怕不高的生活水平（结果，我们不得不使其中的一部分人处于劳动后备大军的地位），是因为在农村，我们由于同样的原因不能保证在没有阶级分化的情况下使生产力得到发展，从而使农村里正在产生出大量的失业者。我们只有在西欧高度的技术水平的基础上，才能够克服所有这些现象，从而不仅能够改善工人的状况（在我国的经济范围内，我们也应当而且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且把他们由雇用工人变成工作和生活资料永远有保障的社会主义社会成员。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同国际革命的有机联系正是在这里。斯大林的中央放弃这一立场，转到民族社会主义的立场，而这种民族社会主义又被简化为新经济政策。
如果认为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学说的这种歪曲只是停留在理论方面，那是极其幼稚的——从中可以得出非常实际的结论。这些结论最明显地表现在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里。
“我们的国家是工人国家，因此我们决不能允许同工人国家相对抗。党甚至不能也不应允许产生这种思想。”他接着说道：“怎么能让工人接近国家，即让工人自己接近执政的工人阶级呢？”只要把这种论断同列宁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党团会议上就工会问题反对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的讲话作一比较，就可以看出，现在的列宁主义者是怎样肆无忌惮地歪曲列宁。列宁甚至在1921年初，即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就非常尖锐地强调指出：“组织起来的全体无产阶级应当保护自己，而我们则应当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保护工人免受自己国家的侵犯，同时也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组织工人保护我们的国家。”[26]这一点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也得到了确认，当时正转而实行广泛的新经济政策，在国有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并实行货币商品流转。这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决议说：
“国有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必然会在劳动问题上，造成工人群众利益同管理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或其主管部门利益的某种对立。”而现在，在更加广泛地实行新经济政策、农民的阶级分化加剧、新资产阶级出现和这些阶级对工人国家的压力必然要比当时大得多的情况下，列宁曾痛斥为“知识分子的空谈”和“抽象的议论”的陈旧的烦琐哲学又复活了，它硬说工人和工人国家是一回事。这就是说，在新经济政策盛行时，工会国家化的理论又死灰复燃，工人对国家的任何要求都几乎被宣布为暴动，给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松绑，却束缚工人阶级的手脚，从而向小资产阶级分子敞开工人国家的大门，把苏维埃政权引向蜕变的道路。
我们看到，中央最近几年在工人问题上的政策实际上是在贯彻这一理论。每当由于客观条件或中央的小资产阶级错误而产生经济困难，就要求工人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全阶级的利益”作出牺牲。工人对此提出任何反对意见都被宣布为“维护行会的利益”。斯大林现在控制了一整套理论，仿佛“没有一部分工人为了我国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作某些牺牲，我们要向前迈一大步是做不到的”，“为了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我们应当不怕某些轻微的牺牲”（这些“轻微的”牺牲意味着在3个月内增加失业者20万人，即增加19%）。（斯大林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演说）[27]可以有把握地说，如果斯大林最后不仅真的要把我国革命引向反革命政变，而且由他亲自实现这种政变，那么，他的这次反革命政变（他在政变中将依靠小资产阶级反对工人）将在保护所谓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反对所谓工人的“落后”阶层的行会情绪的旗号下进行。关于在这些工人的企业里充满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和在苏维埃国家与工人之间没有任何矛盾的情况给斯大林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提供了现成的口号。
无产阶级政党不需要粉饰现实。相反，它应当像列宁那样，准确而清楚地向工人阶级说明，我们向社会主义接近的实际情况如何，这方面不容许有丝毫的夸大。在我国劳动力仍然是商品，这不是我们的罪过，而是我们的不幸，对此无产阶级政党无须隐瞒。所以，迄今为止，只要劳动力仍然是商品，我国的生产就不能称之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就不能在工人和工人国家之间画等号，我们在确定他们之间的关系时就应当仍然坚持以前列宁的表述，它反映了存在的矛盾并指出了克服这些矛盾的办法：我们的任务是把工人组织起来，以便保护他们免遭我们的不完善的企业和不完善的工人国家的侵害，并由工人来保卫这些不完善的企业和不完善的国家免遭阶级敌人的侵害。
斯大林—布哈林集团的理论臆造现在妄想成为党的正式的意识形态，但它同列宁学说的相同之处还没有战前时期第二国际领袖们的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学说的相同之处多。
总结
1．国家工业化方面的小资产阶级政策导致国家生产力增长的停滞、工农业之间比例失调的加剧、寄生资产阶级的增多以及苏维埃国家和工人之间矛盾的发展。2．中央农村政策的富农取向一方面导致发展农业社会主义成分的措施软弱无力，另一方面导致放弃对富农的阶级斗争。3．党内制度导致党和工会的僵化，导致党脱离工人群众。4．共产国际政策方面的摇摆导致对统一战线策略的歪曲，甚至同英俄委员会中的无产阶级叛徒联合起来，放弃有关中国阶级斗争阵地的革命策略。5．背离列宁关于一国社会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经济的性质、关于过渡时期国有化企业的性质等问题的理论，这实际上意味着向“民族社会主义”立场和宣布新经济政策是社会主义——所有这一切无可怀疑地表明，党的上层已堕落成企图取消十月革命成果、取消党的寡头政治集团，如今这个集团离公开背叛无产阶级事业只有一步之遥。
世界革命的推迟使俄国革命处于困难的条件之下，从而加速了党的领导的这种蜕化。艰难的国内战争耗尽了无产阶级的力量。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上了前线。无产阶级的后方遭到削弱。同时，在内战前线节节取得胜利的过程中，敌视无产阶级的分子越来越多地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他们在国家机关中的影响不断加强。这两种情况早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就已经导致“官僚主义在苏维埃制度中部分地复生”（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已经指出这一点），导致这种官僚主义在内战结束前变得更加严重。其表现是：普遍用任命制取代选举制，削弱执行委员会的作用而加强主席的权力，削弱苏维埃和工会中的共产党党团的作用，甚至连党也受到了影响，党内普遍用由上级任命党组织书记的办法取代选举的做法。这种官僚主义蜕化早在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就引起部分党员的抗议，并对寡头政治蜕化的危险性提出警告，后来，也就是在1920年，党内的这种抗议具有了群众性，即变成了下层反对上层的运动。
内战的结束与向和平建设的转变坚决要求党消灭在内战的困难情况下产生的这种官僚主义。与此同时看得很清楚，我们在内战时期尝试过的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的方式，在世界革命推迟的情况下，我们已经不可能采用。农民在内战期间尚能容忍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但在战争结束后立即声明坚决反对这种政策，结果发生了农民暴动和喀琅施塔得暴动。面对无产阶级丧失政权的危险，客观形势要求从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的方式转向迂回的方式，转向新经济政策的方式。
转向新经济政策必然意味着资本主义倾向的合法发展和非无产阶级对苏维埃政权日常压力的加强。列宁写道：“在我们改变了我们的经济政策后，危险就更大了，因为整个经济是由大量经营管理方面的日常的琐事构成的，而人们对这些琐事习以为常，不太注意，这就要求我们聚精会神、全力以赴，这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学会用正确方法来克服困难的必要性。资本主义的恢复，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关系在商业领域的发展等等，这些就是我们目前的经济建设所遇到的危险，就是我们目前逐步解决远比过去困难的任务时所遇到的危险。在这一点上切不可有丝毫的糊涂。”[28]新经济政策提出了“谁战胜谁”的问题——但不是在公开的武装斗争中，而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而进行的日常斗争中。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危险让位于无产阶级专政蜕化的危险。问题在于，新经济政策究竟是走向社会主义的迂回方式还是成为直接走向资本主义的方式，以乌斯特里亚洛夫为首的路标转换派知识分子从转向新经济政策那时起就寄希望于此。
这个问题的解决即社会主义取得胜利，要求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发挥极大的积极性。党应当同工人阶级保持最密切的联系，组织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和对在资本主义分子压力下官僚主义地扭曲苏维埃机关的行为进行经常不断的斗争。正因为如此，第十次代表大会认为必须转向新经济政策，把党的建设的基本任务表述如下：“必须把战争时期分散成各个队伍的党重新集合起来。必须使上层和下层、军事工作人员和非军事工作人员、工会工作者和苏维埃工作者、老党员和新党员、‘年轻人’和‘老年人’接近起来。不解决这一基本任务，无产阶级先锋队就不能在经济建设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
在保存着旧的组织形式的情况下，这项任务是不能解决的。目前形势迫切要求新的组织形式。这种形式就是工人民主制的形式。现在应该像过去时期实行党的军事化方针一样，毅然决然地实行工人民主制方针。”（《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的决议》第15和16节）因此，在工会方面规定：“工会工作的主要方法不是强制方法，而是说服方法。在三年极端残酷的国内战争中大大削弱了的工人民主制的工作方法，现在应当在工会运动中首先是广泛地恢复起来。在工会中，首先必须广泛恢复工会运动的一切机关的选举制，取消委任制。工会组织应当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但是同时，在工会运动中特别需要最坚决地有计划地反对把集中制和军事化的工作方法蜕变为官僚主义和因循敷衍的现象。”（《关于工会的决议》第6节）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对此作了补充，更尖锐地强调指出党通过工会同工人阶级建立最密切的联系的必要性，规定“在社会化的国营企业方面”（更不用说私营企业和租让企业了），“工会一定要负责维护劳动者的利益”。（《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第3节）
这条正确规定的路线注定不能实现。无产阶级当时还不够坚强，而在列宁患病期间和逝世以后，党的领导落入那些认为这个领导应由他们垄断的人的手里。这个所谓的“列宁主义的核心”（现已四分五裂）使出浑身解数试图保持这种垄断，却不具备足够的威信，这个核心不采取党内团结和党同无产阶级在工人民主的基础上团结的方针（而只有这个方针才能对敌对的阶级影响予以回击和在有利于我们的情况下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而是采取了对我们党发号施令的方针，从领导中清除他们认为对这种垄断构成危险的竞争者。这必然会导致而且已导致党同工人群众联系的削弱，使革命现在面临着无产阶级和苏维埃政权公开决裂的直接威胁，导致苏维埃机关和工会机关的官僚化，导致党的上层的蜕化和党内蜕化分子的巨大发展。
把国内战争时期“分散成各个队伍”的党集合起来的任务仍然没有实现。党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被分散成各个队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显地分成“上层和下层”。这些上层现已发展成一支庞大的官吏大军，这支大军中有党的、苏维埃的、工会的、合作社的以及其他的官吏，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老的、真正布尔什维克的、同工人阶级度过反动和革命的整个时期的工人知识分子。这支大军的绝大部分成员是：（1）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接受二月革命，坚决反对十月革命（布罗伊多、拉德琴柯、利亚多夫、拉费斯、马尔丁诺夫等），只是在苏维埃政权十月胜利之后为了给自己的力量寻找落脚点才涌向惟一合法的政党，当然“在另一种情况，它们是不会加入共产党，而可能加入社会民主党或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其他变种的队伍”。（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巩固和新任务的决议）这些分子“有时候也诚心诚意地以共产党人自居，但是实际上他们并没有丢掉小资产阶级的‘旧亚当’，并且还把自己小资产阶级的心理和习气带给俄国共产党”，现在所有“百分之百的列宁主义者”几乎都自认为是“列宁主义的柱石”。可是要知道，列宁建议“要把1918年以后即在布尔什维克可望胜利以及后来必胜无疑的时候参加俄国共产党的孟什维克的大约百分之九十九都清除出党”[29]，指的正是他们。（2）在1905年革命前和革命期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工作的知识分子（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列扎瓦、斯维杰尔斯基等），但他们在反动年代脱离了党，其中有的人在十月革命期间还疯狂反对无产阶级（如谢列布罗夫斯基）。处于小资产阶级孟什维克汪洋大海中的一小部分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他们中大部分人在前线牺牲了）退出了政治舞台或者被解除了领导职务，他们本身在很大程度上腐化了：他们时刻关心的是保住乌纱帽和地位。
可见，这支党和国家官吏的队伍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物质上所关心的是保持现在的政策，因而成了斯大林上层的牢固的支柱。它不惜对破坏它的幸福的人采取最严厉的“取缔措施”。
与此相反，同工人阶级（斯大林集团的小资产阶级政策对它的打击越来越重）联系密切的党的工人部分同操纵党和国家机关的党的蜕化部分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此外，由于中央的政策而造成的阶级关系的紧张使党的社会成分更加复杂。一方面，党的异己分子如剥削贫雇农的善于经营的庄稼汉不断涌入党内。另一方面，在国有经济内部矛盾日趋尖锐的情况下，工人党员和行政干部党员的利益的对立在加剧。党内形成具有不同利益和不同思想的集团。党的工人部分和党的机关之间的矛盾不仅现在和将来都会增长，而且开始具有阶级性质。
在1923年的争论之后，中央在党内斗争中就越来越多地利用国家机关的力量，这不是偶然的。在1926年的争论中和争论之后，利用国家机关进行干预的情况屡见不鲜，因此完全可以认为，一旦发生公开斗争，斯大林集团就会动用各种手段，公开地依靠国家机关的力量。这就是说，它在党内斗争中将依靠小资产阶级，而小资产阶级最典型的代表是乌斯特里亚洛夫，此人现在已经因斯大林反对反对派而拥护他。斯大林集团不仅滚到小资产阶级政策上去，而且开始越来越经常地依靠小资产阶级反对工人。
这种情况完全决定着当前斗争的性质：不是纠正斯大林集团，不是同它妥协，而是消灭它的统治，尽管它掌握着党和国家的机关并得到小资产阶级的支持。十分清楚，反对派只有在他们能够把党的工人部分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用自己的政治路线赢得工人阶级的同情和积极支持的情况下，才能取得胜利。
因此，必须坚决地屏弃消极等待的策略，不能指望领导集团由于内部磨擦而“向左转”或者发生分化。所谓的“中派”（斯大林之流）只是所谓的“右派”（李可夫、加里宁等）的挡箭牌，而实际上执行的是这第一种的政策。因此，指望这两个“集团”决裂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是纯粹的幻想。“右派”在同“中派”的公开斗争中什么也不可能得到，只有通过同他们妥协才能得到一切。另一方面，“中派”情愿达成这种妥协，因为他们同“右派”的不同之处最多只不过是在执行同样的路线时更加谨慎而已。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仍然不能摆脱这种幻想，他们的动摇和错误就是由此而来的。其中主要的错误如下：
（1）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反对派不是向党指出，右的危险的主要支柱是斯大林集团和服从于它的党的机关（在1926年争论前整个反对派都来自这些机关），而是喋喋不休地告诉党说，斯大林集团能够主动开始同右的危险作斗争。四月全会（中国问题、英俄委员会、党代表大会问题）相当清楚地表明这种方针是完全错误的。
（2）这个联盟在二月全会上（对所有决议一致投赞成票）和以前在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所作所为把党的革命部分引入了歧途，并造成一种假象，仿佛中央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接受了反对派的口号。实际上中央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迅速地背离无产阶级的立场。
（3）即使撇开是否应当发表10月16日声明问题不谈，单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对该文件所作的模棱两可的评价——起初是“不得已的手段”，以后是认真地和长期地确定反对派策略的基本文件，——就给党内反对派力量的形成和团结的过程造成了困难。
（4）除了所谓斯大林集团可能“向左转”的乐观主义，还有关于工人阶级的毫无根据的悲观主义，即认为工人阶级把“行会利益”置于阶级利益之上。因此前途渺茫，不可能提出真正能够赢得工人阶级对反对派的同情和积极支持的口号。
这样的错误和动摇过去和现在不能不妨碍未来把党的工人部分团结在反对派的周围并动员他们的力量反对斯大林的中央。
但是，如果认为这种动摇是不能容忍的，同时在现阶段就把反对中央的斗争转到党外，现在就开始组织新党，而不集中全部力量来反对机会主义的领导集团和恢复前布尔什维克党，是错误的。
无论这些或那些反对派集团的错误多严重，无论它们在策略问题上的动摇多厉害，整个反对派具有足够的共同点使自己联合起来。在争取恢复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既不容许在思想策略上模棱两可，也不容许夸大现有分歧而分裂和断绝关系。本文件中阐述的政治立场是作为1926年反对派联盟基础的观点的进一步发展和形成，除了其他任务以外，还应当成为恢复反对派内部统一、主张所有继续同统治集团进行不调和斗争的反对派分子联合起来的工具。
但是，反对派的主要任务是逐渐地揭露斯大林政策的小资产阶级性，揭露这种政策不仅越来越沉重地打击工人阶级，而且开始越来越依靠非无产阶级。反对派提出的实际要求应当捍卫工人的利益，应当把这些利益同恢复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联系起来。它的策略应当表明它斗争到底的决心。它应当把党的工人部分的自发的不满变成恢复党，即恢复工人的党和布尔什维克党的自觉的积极的斗争。
当然，党的这种恢复完全不意味着只是撤换现在的领导集团。在保留旧制度的情况下，用另一个集团哪怕是好的集团来代替一个毫不中用的集团，状况也得不到纠正。战胜斯大林集团是不够的，必须改变它赖以维持的整个制度。必须使党获得自由，使党合法化。党的官吏由党的公仆变成党的统治者、不可更换、妨碍党的基层组织改选和罢免党的机关的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必须把试图这样做的人无情地驱逐出党。必须无情地反对任何形式的崇拜，如崇拜领袖、崇拜党的机关、崇拜斯大林集团奉为神话的“统一”，因为斯大林集团在统一的掩饰下推行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对于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只有当它的阶级路线坚定不移，只有当它真正成为独立的、自我管理的党时，才能实现战斗的革命的统一。只有那时它才能重新成为工人阶级的真正的先锋队。
［另一稿］
1．工业方面明显表现出来的小资产阶级倾向导致我国生产力的增长停滞，工农业比例失调的加剧导致失业的增加和寄生资产阶级的增多。
2．对工人施加压力、工人的工资水平低和劳动强度大，导致苏维埃国家和工人的利益的对立。
3．农村实质上的富农路线，一方面导致发展农业社会主义成分的措施软弱无力，另一方面削弱了同富农的阶级斗争。
4．苏维埃国家的官僚化，同时非无产阶级在其中的影响加强。
5．共产国际政策方面的摇摆，导致对统一战线策略的歪曲，甚至同英俄委员会中的无产阶级叛徒联合起来和放弃有关中国阶级斗争的革命策略。
6．背离列宁关于一国社会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经济的性质和国有化企业在过渡时期的性质等问题的理论，这实际上意味着转向“民族社会主义”和宣布新经济政策是社会主义。
7．党内制度压制党的工人部分的积极性，使党脱离工人阶级群众，导致党的上层蜕化，使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面临被消灭和变成国家政权的附属机关的危险——这一切表明，现在的中央领导人离背离无产阶级立场只有一步之遥。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党已经蜕化。尽管中央的政策由于惧怕小资产阶级而阻止苏联工业化的发展，无产阶级仍然在不断发展和团结起来。党的工人部分对小资产阶级的动摇的反击正在加强。反对反对派的“攻击”的运动收效越来越小。面对无产阶级专政蜕变的危险，党应当在自身中找到力量以根本改变党内制度，恢复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加强已经遭到削弱的同无产阶级的联系，同他们一起对日益增长的小资产阶级压力进行强有力的反击。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应当在这些口号下进行，大会应当对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予以反击并制定一条与之对立的牢固的无产阶级的布尔什维克路线。
扎瓦里扬，H． 1906 党证号 0040175
叶梅利亚诺夫（卡林），B． 1910 党证号 0040174
萨普龙诺夫，季·弗· 1910 党证号
米诺，Μ．H． 1917.4 党证号 0051235
明科夫，Μ．И． 1912 党证号 0009835
斯米尔诺夫，B．И． 1907 党证号 0084227
霍列奇科，T． 1914 党证号 0003737
奥博林，瓦·巴· 1904 党证号 0051224
达什科夫斯基，И．K． 1917.3 党证号 0293317
施赖贝尔，C． 1908 党证号 0751642
斯米尔诺夫，М． 1917.4 党证号 0603155
皮利片科，Ф．И． 1917.3 党证号 0009345
标内，Э． 1917.3 党证号 0051603
斯利多夫克尔，A．Л． 1917.4 党证号 0052874
吉洪诺夫，Л． 1917 党证号 0095213
本人签名附后。萨普龙诺夫同志同意签名。
1927年6月27日 |
[1] “民集”“民主集中派”的出版物，大概主要出自弗·米·斯米尔诺夫之手。——托洛茨基注
[2] 两修草稿（即T-963号和T-964号文件）的综合稿。
[3] 《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
[4] 根据中央二月全会决议，计划外降低出厂价格5%以后，在成本进一步提高（这是计划原有预见到的）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尤为突出。——斯米尔诺夫注
[5] 见托姆斯基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斯米尔诺夫注
[6] 据官方统计，现在工资平均水平大约已经达到战前的100%（但是，在冶金和矿山这样一些战前在工资水平方面就占首位的重要部门中，工资只达到战前水平的83%和72%）。然而在这些统计中根据工厂检查机关（检查机关统计的只是那些被罚款的人）的资料计算出来的点战前工资水平过低。此外，在统计工人的生活费用时，及［疑为“没”字之误］有考虑到工作消费品质量下降引起消费品支出增多这一因素。为果考虑到这一点，那么实际平均工资不是战前的100％，而是80～85％。——斯米尔诺夫注
[7] 《列宁全集》，第41卷，第312页。
[8] 卡敏斯基，格·瑙·（1895～1938）——历任图拉市苏维埃主席和省执行委员会主席；阿塞拜疆共产党（布）中央书记、苏联卫生人民委员等职。
[9] 《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134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12页。
[11] 列宁接着又补充说：“这好像是奇谈怪论，或只是一种玩弄聪明的辩证把戏，那些没有花过一点功夫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极其深刻的内容的人，就常常这样来谴责马克思主义。”这正打中了某些现代理论家的要害。——斯米尔诺夫注
[12] 见《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
[13]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53～54页。
[14] 卢托维诺夫，尤·赫·（1887～1924）——十月革命后参加国内战争。1920年起任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团委员。
[15] 博什，叶·波·（1879～1925）——俄国女革命活动家。为乌克兰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领导人之一。十月革命后参加乌克兰苏维埃政府，担任党政领导工作。
[16] 齐赫泽，尼·谢·（1864～1962）孟什维克领袖之一。1917年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1918年起是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首脑。后流亡国外。
[17] 《列宁全集》第31卷，第4页。
[18] 见《列宁全集》第4）卷，第298页
[19] 见《列宁全集》第34卷，第275页。
[20] 商品交换一方面一事无成，私人市场比我们强大，简单的“买卖”代替了商品交换。“现在我们处于必须再后退一些的境地，不仅要退到国家资本主义上去，而且要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见《列宁全集》第42卷第228、229页）。——斯米尔诺夫注
[21] “在我们改变了我们的经济政策后，危险就更大了，因为整个经济是由大量经营管理方面的日常的琐事构成的，而人们对这些琐事习以为常，不太注意，这就要求我们聚精会神、全力以赴，这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学会用正确方法来克服困难的必要性。资本主义的恢复，资产阶级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关系在商业领域的发展等等，这些就是我们目前的经济建设所遇到的危险，就是我们目前逐步解决比过去困难的任务时所遇到的危险。在这一点上切不可有丝毫的糊涂。”（《列宁全集》第42卷，第232页）——斯米尔诺夫注
[22] 《列宁全集》第34卷，第277页。
[23] 难怪列宁在他的遗嘱中说布哈林：“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因而我想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斯米尔诺夫注
[24] 但这就意味着，如果小资产阶级对苏维埃国家的影响得到加强，那么就像在我国发生的那样，资本主义成分就会在我们的国有企业中得到加强。——斯米尔诺夫注
[25] 虽然实际上我们远不能总是这样做。——斯米尔诺夫注
[26] 《列宁全集》第40卷，第204～205页。
[27]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78页。
[28] 《列宁全集》第42卷，笫232页。
[29] 《列宁全集》第42卷，第146～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