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专题】1920年代苏联的党内斗争
谁在说“高烧胡话”
斯米尔诺夫
（1927年4月）
感谢 路人韦某 校对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 №09427
《布尔什维克》杂志第4期社论和刊登在该期上的米高扬同志的文章郑重宣布，反对派在最近一次中央全会上放弃了自己先前关于价格政策问题的观点，甚至宣布这些观点是“高烧胡话”。除了皮达可夫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两篇文章把笔者也归入在这个问题上维护“高烧胡话”思想的经济学家之列。我没有参加全会，也无法作出评判，对在全会上发言的反对派同志是否真的宣布自己先前的立场“不复存在”尤其无法作出评判，为什么两篇文章都没有引证这些同志的发言。因此我认为，无论什么人在全会上作过什么发言，我有必要再次提请大家注意我过去就这个问题说过的话，并再次通过我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检验一下，我是否真的说了“高烧胡话”。
1．问题的总提法
我对价格政策问题的观点，我在几乎一年前就在《论我国的经济困难》[1]一文中作过详细阐述，该文刊登在1926年的《红色处女地》杂志第5期上。我当时依据的基本论点可简述如下：
“在各种商品（粮食、布匹、铁器、煤炭等）处于目前这种比例的情况下，这些商品的价格范围已经确定，并且不由它们的价值决定。反过来，由于这种价格与价值的背离，就有可能（也有刺激因素，但主要是可能性）使那些价格高于价值的生产部门比价格低于价值的生产部门发展得要快，从而使价格与价值由于新的商品总量比例而趋于一致”。接下来我写道：“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利用客观形成的有利于工业的市场行情来发展工业，并且我们应当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不仅要根据市场行情，而且要根据对我国经济发展趋势的更深刻的分析，对我国经济进行有计划的而不是自发的调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市场的盲目性为我们服务，并最终克服这种肓目性。我们只有通过改变商品总量比例，才能实际改变价格，而我们只有依靠每个具体时期形成的价格水平，才能改变商品总量的比例。”（《红色处女地》杂志1926年第5期第172页）
这种观点同作为我国价格政策基础的那种观点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就在于，在我看来，商品价格是根据当年的生产关系自动（虽然很复杂）形成的。既然我们制定了国有企业生产计划，既然我们大体正确地预测到私人经济，特别是农民经济的产量，我们就不能再自由规定某些产品的价格了。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预测这些价格将如何形成。不管我们多么希望规定另外一种价格，但是从实行工农业间比较公正的等价交换来看，如果不改变生产，那么在这方面的一切尝试都注定会遭到失败。只有改变生产比例，我们才能实现另外一种即我们更希望的等价交换关系，而要改变生产比例，我们还是只能依靠我国现有的资源。在这些资源范围内我们可以随意制定某种生产计划，但是既然计划已开始实施，我们就不能随意规定我们想要的那些市场价格。[2]
我们现在的政策完全是基于另外一种前提。它不管生产规模大小，仅依据理想的价格关系，主要是工农业产品之间的价格关系，就力图规定市场价格。由于这种关系即使同战前相比至今也不利于农业，所以由此产生出无论如何要降低工业品价格的政策。
在《布尔什维克》杂志第4期发表了米高扬的文章后，已可以确切地概括出作为区分上述两种观点的基础的那种比较深刻的分歧。我认为，只要存在着商品流通，只要产品由生产者手里转到消费者手里不是以计划方式实现（就像“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实行的那样，当时消费品凭证分配，而生产资料按“利用委员会”的调拨单分配）[3]，而是以购买方式实现（购买数量由购买者手中的资金多少来决定），只要是这种情况，市场规律就会保持自己的全部作用，尽管绝大部分商品流转是通过国有和合作社商业企业进行的。市场规律只能随着市场的消亡而消亡，随着商品经济的消灭、包括国有企业中的“经济核算”的消灭亡而消亡。因此，要取得实际结果只能依靠这些规律，而不能忽视它们。[4]
米高扬同志则完全是另外一种看法，他说：“过去，在价格形成过程中自发的市场规律起着相当大的作用，而现在，由于国民经济中的社会化成分——合作社和国有商业（黑体是我用的——斯米尔诺夫注）——占据了大部分工农业产品销售市场并且已成为市场的主要决定因素，市场规律的力量和作用范围受到大幅度限制”。[5]（黑体是我用的——斯米尔诺夫注）就是说，米高扬同志认为，既然国有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占椐了大部分市场，那么（尽管两者仍然是商业）市场规律就在相应程度上失去了作用。
当然，这完全是问题的另一种提法。我不准备就这种提法同米高扬同志进行理论争论。我只想抬出，在这方面他不仅同我有分歧，而且同党在列宁的直接领导下在转向全面的新经济政策时、在将我国企业转向经济核算以及实行货币贸品形式时作出的决议有分歧。1926年12月的代表会议决议指出：“目前俄共在经济方面的基本任务，就是领导苏维埃政权的经济工作：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通过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的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决议。”接着说：“集中于工人国家手中的国有化工业必须适应市场条件和市场竞争方法，以争取决定性的统治权”。[6]
如果说米高扬同志还记得这个决议，那么按照他的观点，该决议当然是完全过时了。的确，既然“市场规律的力量和作用范围受到大幅度限制”，何必“从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米高扬同志的这种提法终于为我们价格政策方面的实践找到了理论根据。遗憾的是，米高扬同志没有进一步指出，现在代替市场规律的究竟是什么力量或规律？是不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7]
至少，米高扬同志的理论具有无可争辩的优点：它就像弥涅耳瓦的猫头鹰一样，是在付诸实践三年多后冒出来的。既然实践是对一切理论的最好检验，所以下面我们谈谈这个实践。
2．我们是否在降价？
总之，米高扬同志和我的第一个分歧在于，按照米高扬同志的意见，我们可以不依赖生产来确定价格，我则认为，这种企图注定要失败。让我们看看实际情况。让我们看看“降低工业品价格”的政策的结果如何？这种政策已经实行了二年多，有时甚至还具有突击运动的性质，但其结果如何呢？
让我们看看那种最容易受国家影响的价格——国有托拉斯的出厂价格。我们从1923年秋天至1924年11月曾经大幅度降价——降了整整36%。但是从那时起，也就是在2年多的时间内，没有作任何降价——出厂价格只有微小的波动，平均保持在一个水平上。现在无论如何已不能把这列入“降价”的概念，最好的情况，可以说价格稳定，如果不考虑一种特别广泛的情況，即在纺织工业中没有相应的降价，而纺织工业，大家知道，占整个日用消费品的40%以上。为了举例说明商品的质量降低了多少，我们从刊登在今年2月16日《工商报》第38号上的瓦西列夫斯基的文章中引用一些材料。
在一个制呢纺织品的托拉斯中，美利奴羊毛和人造毛在混纺织物中的比例变化如下：
| | 第一季度 | 第一季度 | 第一季度 |
| 美利奴羊毛 | 30.7% | 29.3% | 23.7% |
| 人造毛 | 16.6% | 32.0% | 36.2% |
另一个托拉斯的情况更加惊人。价值4卢布70戈比的呢绒所包含的人造毛在质量下降以前为6%，在质量下降以后为44%。质量变坏的情况在棉纺织工业中也出现了，尽管比例的变化不像这里那么惊人。例如，坯布的重量从1925/1926年度的第一季度到第四季度降低了6.5%。
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承认，在这两年半的时间内，我们甚至没有降低出厂价格，反而出现了隐蔽的涨价，也就是以质量下降的形式涨价，因为商品的质量完全接近于伪造商品。
至于零售价格，降价幅度不大，在1926年5月到10月间降低了3%，现在一切都成了泡影——在1月份价格又达到了5月的水平，低于1923年秋天的价格，当时曾发生某种销售危机——总共降低了1%，在最近一年半内，零售价格上涨约25%。[8]而这种结果也不能认为是降价。
运用“大幅度限制市场规律的力量和作用范围”的理论的实践就是这样，这一实践包括了整整三年的时间。它毋庸置疑地证明，市场规律依然存在，并给予想忽视市场规律的人以痛击，1921年十二月代表会议的决议提酲我们应当“从市场的存在出发，考虑它的规律，适应市场条件和市场竞争方法”，这一决议一点也没有过时，今天仍然应当将它作为我们经济工作的有益的抬导方针。在第一个问题上——按照我们现在竭力采用的方法降低价格的企图是毫无指望的，实践完全证明我的观点是正确的。
3．我们切尔文卢布的购买力发生了什么问题
我在同一篇文章中指出，低出厂价格的政策（在高的和日益增高的零售价格情况下）从国家手里夺走了它为增加工业产品，为重新装备企业和建立新的企业所需要的资金。但是由于整个经济环境要求超过我们在现行政策情况下拥有的资金所许可的范围来更加有力地发展工业，就开始为了发展工业过分利用预算资金，从而导致一方面预算过度紧张，另一方面开始发行长期信贷。结果，就发生切尔文卢布购买力逐渐降低的情况，正如我已经指出的，这种降低在当时还只是影响到我们国内的价格和世界市场价格差，造成了我们出口的困难，但是还没有引起我们国内市场发生多少严重的震动。让我们看一看这个论点的正确程度。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1925～1926年度预算执行的结果：它的收入部分有1.69亿卢布没有完成。这种没有完成的结果是，预算计划中预定的1亿卢布的国家后备未能形成。[9]而这种后备从货币流通的观点看有如下的意义，也就是从流通中可以吸取部分发行额：因为这种后备并非以货币的自然形态保存，而是进入国家银行的往来账户的。因此，这一后备的缩小意味着发行紧张程度的加剧。这种紧张程度的加剧，也是由于没有完成去年的预算。
这一年的预算完成的情况怎样呢？根据布留哈诺夫同志的同一个报告，这一年的预算“是非常紧张的”。对此是不能不同意的。的确，根据预算说明材料，1925～1926年度的预算，与1924～1925年度相比，增加了 （从29.35亿卢布增加到38.5亿卢布）。今年的预算被确定为50.05亿卢布，也就是比去年增加了30%，——几乎与上一年的增加额相同。但是，国民经济增长的指标，今年却比去年低得多。去年的工业品增长了42%，今年预计只能增长20.96%。[10]去年的农产品增长了23%，今年预计只能增长5%。农产品的商品部分预计的增长额要稍高一些，但也只有8%，而去年的增长额则是20%。我国经济整个商品生产的总的增长额，再加上进口，今年为15%，而去年的增长额为32%。最后，居民收入的增长额今年为8%，去年的增张额为27.5%。[11]这样，在国民经济基本指标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预算的增长则和去年一样。这显然构成预算再次难以完成的威胁。而这次不能完成，正如上面已经指明的，必然要加剧发行的紧张状态。
至于说到我国卢布购买力的变动，这里初看起来情况似乎还不错，中央统计局1、2两个月的批发价格指数低于去年同期的指数。这两个月的指数分别为93.9%和92.2%。行情研究所的指数略高于去年——102.6和101.3，预算指数也略高于去年，今年一月份，预算指数比去年高2.8%但是这种表面上的良好状态只是由于（特别是对批发价格指数来说）粮价低（比去年低15～20%）[12]。粮价低是又一次获得丰收的必然结果，因为丰收总是大大增加商品余粮的数额。[13]如果排除这种能使价格变动总的趋势出现假象的情况，那么，这里存在上升的趋势也是毫无疑问的。
像去年一样，我国卢布购买力的这种降低，在保持战前我国卢布和外汇平价的情况下，必然迫使我国的出口降低和世界价格的对比始终朝着不利于我们的方向变化。请看考夫曼同志在《降价和出口》（3月5日《经济生活报》第53号）一文中所列举的材料。
| 1925年9月 | 174 | 148.2 | 85.3 |
| 1925年10月 | 175 | 145.9 | 83.5 |
| 1925年11月 | 178 | 145.1 | 81.7 |
| 1925年12月 | 182 | 144.3 | 79.5 |
| 1926年 | | | |
| 1926年1月 | 198 | 144.1 | 76.7 |
| 1926年2月 | 192 | 142.2 | 74.2 |
| 1926年3月 | 195 | 139.5 | 71.6 |
| 1926年4月 | 197 | 138.9 | 70.6 |
| 1926年5月 | 184 | 139.1 | 71.8 |
| 1926年6月 | 186 | 138.8 | 74.6 |
| 1926年7月 | 182 | 138.4 | 76.0 |
去年写文章时，我还没有这些材料，这些材料再一次证明我当时作出的推测是正确的。我国卢布的购买力按世界黄金价格计算1925年9月为85戈比，到1926年4月已降至71戈比，就是说降低了16.5%。不错，这之后它又有所提高，到7月达到76戈比。但是那篇文章还指出，卢布的这种购买价值的提高，是“靠农产品价格的降低，而农产品价格水平的降低，主要是靠粮食产品”。正因为如此，结果才是，尽管有这种改善，几乎所有的农作物，除了粮食以外，出口都出现亏损，从而造成出口减少。《经济生活报》（3月11日第58号）的社论指出：“油、蛋，亚麻，今年在出口方面是无利可图的商品，但是这三种商品对于出口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此应予以极大的重视。”上面引证的考夫曼同志的文章说，“出门的增长，是靠粮食产品的出口；其他商品的出口或者有所减少，或者是增加的数量不大”。因此，卢布购买力的降低对于我国出口形势的恶化产生了更加严重的影响。对于出口来说，显然只有粮食和石油产品才是有利的。因此，我们的价格政策忽视市场规律，不只是在降低价格方面遭到了失败；由于这种忽视，我们在我国的出口恶化方面也遭到了额外的打击。
但是如果说在去年，卢布购买力的降低只是在我们的外贸市场方面表现明显，那么从秋天开始，它在内贸市场上也已经表现出来。它最明显地表现在农产品的收购方面，不过粮食仍然除外。我们显然已经不能保持去年的收购价格，势必要加以提高。如油的收购价格与去年相比——乌拉尔从14卢布提高到20卢布60戈比；西伯利亚从15卢布提高到22卢布；不仅如此，收购进行得很不顺利。蛋的收购，只是二月份进行得比较顺利，一箱鸡蛋的收购价为63卢布，去年为52卢布。小型皮张的收购大大落后于计划，[14]而私人支付的价格高于国家收购者30～40%。葵花子的价格也大大提高了，尽管如此，收购情况却非常不好，致使植物油工厂不得不降低自己的计划。亚麻的价格提高了两次，先是提高30戈比，不久以前又提高了70戈比，但收购量比去年低33%其至比1924～1925年度同期的收购量还低11%。情况相当严重，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在3月8日的会议上承认，“必须提高几乎所有技术作物的价格”。[15]而在这里我们的不考虑市场情况而降低工业品价格的政策导致我们又受到了一次打击——表现为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和原料危机。
4．成本提高
今年秋天又一种新的现象将看得非常明显，这种现象从我所坚持的观点来看完全可以理解，但在去年这种现象还没有暴露出来。我说的是日用工业品成本的提高。这在根本程度上还是由卢布购买力的降低，结果是原料价格和名义工资上涨。[16]与此同时，生产条件的恶化也起着大的和日益增大的作用（这种恶化是由于资金投入不足）。“南方钢铁”公司管理委员会委员斯维岑同志在全乌克兰工商界代表大会委员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说，“南方钢铁”所属各炼钢厂，除了以李可夫命名的彼得罗夫斯克炼钢厂和以伏罗希洛夫命名的的迪尤莫炼钢厂以外，负荷量都大大高于战前的负荷。在目前的设备情况下，它们的负荷都已达到可能的极限。由于各工厂拨出的补充设备资金不足，冶金企业装备的磨损度更加增大。与1926年1月1日相比，斯大林工厂、第聂伯罗夫斯克工厂以及绍杜阿尔和班特克工厂中的一些车间的大部分电动机都已不能用，需要更新。因此，有些钢铁厂里冒着大批车间报废的风险在进行工作。[17]瓦西里耶夫在题为《蒸气动力设备磨损严重，灾难每天都可能发生》的文章中谈到科斯特罗马纺织厂的设备状态时描绘了类似的图景。文章说：“各纺织厂的机器已经极度磨损，最老的锅炉是1889年制造的，最“年轻的”是1899年制造的，因此，锅炉的最小的炉龄已有28年……蒸汽机已非常陈旧……机器不能承受负荷，需要常常维修。虚假的功率加上机器的磨损（它已使用42年）严重妨碍工作。这种蒸气动力设备的严重状况在所有工厂绝对都是这样。[18]去年，我们已不得不对磨损严重的设备进行更新，今年更是如此。可以想见，这对成本会有多么大的影响。
因此，毫不奇怪，与前些年相比，去年的成本已经提高，今年无疑还要提高。《国有工业1926～1927年度的综合计划》预计成本提高1%。[19]工业的某些部门提的还要高得多：煤炭之——2.33%，石油——6.5%，硅酸盐——2.25%，铁—— 1.6%，木材——5%，造纸——5.2%，食品——7.1%。然而这些预测显然过于乐观。[20]
第一，假设的纺织工业成本的降低（3.3%，在国外棉花大大降低价值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发生的。这种降低实现的条件是，假定纺织工业维持1925～1926年度下半年已经降低的质量。“预计的在1926～1927年度改善质量（更正确地说，是回到1925～1926年度上半年的质量。——斯米尔诺夫）是靠提高纺织品的平均重量，这种质量的改善可能吞没上述的成本的降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在脚注中作了这样的附带说明。[21]在计算亚麻制品的成本时，同样没有考虑，也不可能考虑最近的亚麻价格的提高。今年已经过去的几个月的材料所说明的完全是预算成本的超出：“今年上半年的初步材料说明，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在通告信中说——许多工业部门没有完成政府规定的任务。”
“根据现有的材料，煤炭工业头四个月的成本不仅没有低于工业财务计划预算规定的降低5%，而且还稍稍高于它。”
“在采矿工业，工业计划预定的成本为每普特铁矿9.5戈比，而南方矿业托拉斯预定的成本大大高于此数。”
“在基础化学工业，预计到7月1日成本降低5%而不是计划规定的9%。”
“在苯胺染料工业，预计到7月1日成本降低5%，而不是工业计划原来规定的16%。”
“在化学—制药工业，预计只能降低成本4%，而不是计划规定的6%。”
“在印刷工业，第一季度的资枓说明，在铅字铸造方面，只提高了9%，而不是工业财务计划规定的41%。在铅印及平印厂，提高了5.5%，而不是17%，在壁纸工厂，提高了2%，染料，提高5%而不是40%。”
“在火柴工业，西北托拉斯第一季度工厂成本提高了11.3%，而不是原来期望的3.8%。在维亚特卡托拉斯，提高了3.7%，而不是降低1.4%。”
“在乌拉尔，为金属工业采购木材的实际价值达到1立方米2卢布50戈比～2卢布75戈比，而不是计划规定的2卢布40戈比。在乌拉尔，根裾金属工业总管理局的材料，金属成本暂时还没有任何降低的征兆。”
“大多数其他工业部门，在最好的情况下，成本保持在工业计划预先规定的水平，没有按照政府指示的幅度降低。
“水泥的成本——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洛博夫同志报告说——与1925～1926年度第4季度相比，水泥托拉斯提高了13%，新罗西斯克水泥厂提高了20%”。[22]（根据计划，整个水泥工业的成本应该降低1%——斯米尔诺夫）。黑色冶金预计降低幅度不大——0.6%。但是南方钢铁公司管理委员会委员比尔曼同志报告说：“可惜，应该说，去年影响成本提高的原因现在仍在全部起作用……托拉斯管理委员会现在掌握的对第一季度成本的估价表明，与1925～1926年度的实际成本相比，成本又有一些提高，尽管提高得不多。[23]制糖工业“不得不认定——卡尔马诺维奇同志说——砂糖的工厂成本在已经过去的榨季里与去年的成本相比，一公担提高了2卢布50戈比到3卢布。”[24]这意味着提高了10～12%，而不是计划预定的8.3%。
成本的提高已经持续到第二年，这不可能是偶然的现象.它显然同“恢复过程”的结朿，同在旧的生产骨架上开展生产的过程的结束有关。正因为如此，它才从“恢复”时期的结束之际开始。现在不增添设备已经不能扩大生产，已经不能靠旧的储备来进行工作，现在没有技术的改进已经不能较多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在估价时，完全没有考虑到基本设备必要的折旧，结果立刻暴露出这种估价毫不中用。“降低生产费用不应该从转瞬即逝的市场成绩着眼，而应该从我国经济力量的恢复和发展的远景着眼。按昨天的虚价计算原料的成本核算同降低成本毫无共同之处，这种做法应该被当作浪费国家资财而严加惩办。靠直接或间接损害重工业来维持的暂时的廉价政策，同样是完全不正确的和致命的政策”。——这是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指示，我们由于忘记这些指示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些指示最终应当成为我们工业政策的指导原则。
执行这些指示需要资金。这些资金在国民经济中是存在的，我们应当最终学会从那里提取。基本的资金来源之一，是利用市场行情，也就是“从存在市场出发，考虑到市场规律”而采取灵活的价格政策。现在应该是学会按照列宁的指示，而不是按照米高扬同志的指示行动的时候了。
我们现在造成的成本的提高，意味着产品价值的提高，意味着为获得同样产品而付出的人的劳动量的扩大。它是我国生产力向后退的无可争辩的征兆。
我不属于“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拥护者，我认为没有在技术方面先进的国家的物质援助，我们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我们是不能从新经济政策过渡到用社会主义力式组织生产的，在用社会主义方式组织生产的情况下，工人不再是生产的要素之一即劳动力，而是变成了生产的主人。这样想的人，在我们这里通常被称为悲观论者。但我并不认为，一般来说也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认为，我国生产力的水平注定我们要向后退。我们可以有充分的信心说，在新经济政策的形式下，我们有可能发展我国的生产力，改善工人和全体劳动群众的状况。这里的问题只是这一发展和改善的速度。当人们一方面要我们相信，我们不仅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即不要技术先进国家的帮助建设社会主义，而且能够建成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实行这样的政策，在这种政策下，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在降低，同时又要人们相信，我们不能实行更大程度的工业化政策，因为我们这里有客观界限——而这已不是悲观论，而是用关于社会主义的漂亮的空话掩盖口己的政策——不仅无力建成社会主义，而且无力建设社会主义。口头上讲“一国社会主义”，谈论什么市场规律不是为我们写的革命的空话，实际上是由于恐惧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25]不会和不能利用在我们面前无疑存在的那些潜力。
成本的提高，是对我们的价格政策的无情宣判，因为它向每一个人证明，我们的“降低价格”政策是建立在腐朽的基础上，它只能取得——而且可能性也很少——转瞬即逝的市场成绩。只有那种基于降低价值，基于在技术进步基础上实际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政策，才是认真的降低价格的政策。那种不能为技术进步寻找资金的政策，只能说自己的这种政策毫无用处。
5．我们的商品荒在减轻吗？
从今年秋天开始，市场上出现一些现象，这些现象使我们有根据断定，商品荒在减轻。[26]有些人甚至开始谈论销售危机的威胁。
让我们仔细看一看究竟发生了什么。
首先，购买者开始更“挑剔地选择”商品。消费者要求得到较为高级及贵重的商品（对纺织品方面的要求尤为明显）。但是从一开始就必须注意到，远非所有的购买者都“挑剔地选择”。《工商报》的一则通讯指出：“广大的城市消费者——工人和职员，现在远不像农村消费者那样挑剔。……城市的广大消费者现在还不买罐头食品和水果糖。肉的价格在城市1俄磅卖25～30 戈比，广大消费者用各种粮食的子粒，蔬菜和牛奶来代替肉。[27]“城市消费者的需求变得更加简单，他们买最便宜的商品，买最便宜的纺织品。”[28]可见，“挑剔的”需求来自“农民”。“农村的婚嫁季节就要到了——《工商报》驻萨拉托夫通讯员写道——农民中出现买8～14卢布1米的细呢线的需求，例如，在去年还没有看到过这种情况。对于22～25卢布的好的毛毯，对于15～20卢布的披肩等等需求很大。农民对于简单的裤料已不满意，而是要求绒布的，尽管绒布要贵4倍。”但是这种“挑剔的”农民提出的需求不仅是针对质量而且是针对数量的。“农民走进商店，——同一通讯员继续写道——常常要给自己扯上100～150卢布的纺织品。”而《工商报》驻基辅通讯员的报道更最终确定了这种“挑剔的农村消费者”的面貌：“农村市场要求高档商品和城市消费的商品（辂鞣皮靴、胶皮套鞋、呢绒织品、拉绒衬衣等），这些农民属于个别经济发达的地区，属于农民中的富裕的上层。第聂伯河右岸地区的大多数农民今年甚至连必需品也不买，因为收成不好，粮价几乎和战前一样，工业品价格太高，赋税增加。”[29]
因此，消费者的挑剔完全不是由于市场饱和，无论如何，也不是由于下层居民的福利有了很大的提高，就像某些人试图断定的那样，而是由于农村资产阶级需求的扩大。对贵重商品需求扩大的第一个原因就在于此。另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下面再谈。
下层居民需求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农民今年的收成接近去年，[30]农民今年出卖自己的粮食产品价格比去年第一季度低16～17%，整个农产品收购的价格比去年第一季度低8.9%。此外，经济作物的绝对收获量今年比去年低。1926～1927年度第一季度的农业税为2.16亿卢布，而1925～1926年度同一时期的农业税为1.16亿卢布。手工业产品的销售不畅。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今年的购买基金自然末必高于去年。[31]而按两个合作社机关的计算，甚至低于去年。
城市的需求同样处于限制因素的影响之下。集体合同的签订延至第二季度开始。同时，从1926年10月1日开始执行的提高房租、增加税率、消费税等等也对城市的需求产生了影响。与此同时，粮食酒的消费的增长——从去年第一季度的9500万卢布增加到今年1.95亿卢布——不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都必然会对工业品的需求产生一定的限制。[32]
因此，今年的市场行情的形成基于三个因素：（1）工业商品产量的某些增加。[33]（2）农村资产阶级（显然还有城市资产阶级）购买力的提高。（3）工人和农民群众的购买力比较稳定。第一个因素应当在缓和市场紧张状况方面产生作用，第二个因素应当在加强市场方面产生作用，第二个因素是中性的。这三个因素的合力是怎样形成的呢？
从总的方面看，行情观察家们总是说行情会降低。他们这样说的根据，一方面是批发周转额的缩减，另一方面是部分工业品存在积压。但是，与此同时，可以看出对所谓畅销的季节性商品有着尖锐的需求，而夏季稍微降低了零售价格，从9月开始又有回升。[34]至于积压商品的总的数额，同一个扎尔金德指出：“劳动人民委员部经济管理处按照价格方法对合作社的零售商品所作的初步计算表明，基层合作社，无论如何，都扩大了自己的周转额，这种周转额接近于日常消费品市场产量的增长。”[35]
这就是今年行情中的一些互相矛盾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我们研究行情的专家们称今年的行情让人“眼花缭乱”。批发周转额的降低和价格的提高，基层环节的销售是同从生产部门批发来的商品相当的，然而又出现了商品积压现象。这些矛盾的现象又是怎样互相联系的呢？
我们对今年特有的一种现象的意义很不重视，这就是商品的品种和市场的需求不相适应，而它正是解开上述矛盾现象的钥匙。对这种不相适应的现象的抱怨，几乎在每篇关于市场情况的通讯中都能看到：例如《经济生活报》（3月23日，第66号）驻北高加索的通讯员写道：“不论对于皮革商品还是对于纺织品来说，在销售不畅方面起巨大作用的是商品的品种不能满足需求，缺乏较大数量的应季商品。在有大量棉花储存的情况下，对于细料内衣和服装面料的需求最多只能满足40～50%。今年二月份细呢绒和毛织品的供应情况是灾难性的，对它们的需求的满足不超过15～20%。……从品种的意义上说，部分含硅制品的情况还要糟，精制玻璃器皿要多少有多少，瓷器却很少，茶壶也很少，农村需求的商品很少。”《经济生活报》2月19日第41号上刊登的阿尔克的文章指出：“一方面，许多应季商品非常缺乏，最重要的纺织类商品（特别是线条分明的呢绒商品）非常缺货，另一方面，一些次要的纺织品，首先是精梳毛织物，在销售方面同样遇到了一定的困难”。
因此，商品滞销同今年出现的市场需求和商品品种不相适应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
因此，商品滞销只涉及那些“不畅销的”商品，至于畅销的商品，商品不足的情况和去年同样尖锐。在这种情况下看得非常明显：另一个矛盾从何而来，为什么在基层销售网的商品销售同商品量的增长相适应的情况下，却在批发方面发生滞销。畅销商品的推销随着向消费者推进的程度而自然会遇到越来越大的阻力：托拉斯可以比较容易地把自己所有的品种销售给购销联营组织和合作社的上层环节，而它们要把自己的所有品种推销到中层就比较困难，推销到下层商业点就更加困难，私商照例只买畅销商品。结果，滞销必然要集中在中层环节。阿尔克的文章正确地指出，这种情况会使畅销品种的商品荒愈演愈烈。
他说，“中层商业渠道无疑会堆满不畅销的商品，这会阻碍这一中层网络采购业务的进一步发展。品种和消费需求的不相适应不仅会积压大量所谓的不畅销商品，而且会妨碍向消费者推销需要的和畅销的品种，因为积压了非畅销产品的商业网不得不缩减采购量，遏制自己的需求，从而也就不能起到基层消费需求传导者的作用”。结果，在中层商业环节非畅销商品滞销的情况下，在下层商业环节会形成更大的畅销商品的匮乏。文章作者所作的结论完全正确：“商品滞销常常只是商品缺乏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但是，让我们看一看，为什么会造成品种和需求之间的这种不适应呢？某些经济学家，特别是在年初，企图也用消费者的“挑剔”来解释这一点：消费者好像现在要求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品种，而工业还来不及作出反应，仍然照旧生产。
但趋这种不梠适应，并不总是按照“挑剔”的路线发展。上面我们已经列举了对含硅制品的抱怨，即贵重的精制玻璃器皿要多少有多少，茶壶却非常缺乏。这里不能满足的并不是“挑剔的消费者”，即农村和城市的资产阶级，而恰恰是“不挑剔的消费者”，即工人和农民大众。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要知道，正如我们上面看到的，这类购买者并没有改变自己的要求：“城市消费者买最便宜的商品，买最便宜的纺织品”，而“大多数农民甚至连必需品也不买。”《工商报》的一篇短文《关于调整玻璃工业制品》回答了这个问题。
“最近一年，玻璃瓷器制品的品种大大恶化了；生产了一系列在市场上销不出去的商品。虽然上级经济机关对1926～1927年度托拉斯的生产计划作了相应的调整，但是托拉斯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卫生瓷器，各种灯具，药房用的大型器皿，贵重的高级玻璃，整套的餐具和瓷器制品，生产的数量还是比调整后的计划所规定的数量要多。”
因此，可以看出，并不是消费者改变了自己的需求，而是托拉斯改变了自己的品种。但是这里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疑问，难道我们的托拉斯就这样愚蠢，就这样顽固，竟然不顾上级机关的指示，硬要扩大生产在市场上找不到销路的产品，缩减生产市场所需求的商品吗？当然，不是这样。还是那篇短文，虽然是以掩蔽的形式，但指出了问题的所在：“需要及时调整某些制品的价格，以便刺激供不应求的商品的生产。”这一句简单的话说明了一切。
规定标准的出厂价格，首先恰恰是针对那些属于大众日用消费品的商品，也就是供不应求的商品。因此，正是那些供不应求的大众化的商品，对托拉斯来说成了最无利可图的甚至是亏本的商品。[36]托拉斯实行经济核算，但它不是同市场打交道，而是同按照规定价格付给它钱的购销联营组织打交道。于是，托拉斯不是根据市场的需求，不是考虑广大消费者，而是根据这些规定的价格，开始转产那些按照这种规定的价格成为最有利可图的商品。茶碗、茶壶、玻璃杯——这些广大消费者所需要的东西，对托拉斯来说，尽管提高了市场价格，仍然无利可图，故缩小了对它们的生产，并依靠对它们的生产的缩小来扩大精制玻璃器皿的生产，这些东西市场不要，但它可以从购销联营组织得到有利的价格。生产脱离市场，与此同时.恰恰是那些规定了标准价格的大众化商品的短缺变得越来越严重起来，而那些为有钱的购买者准备的有规定标准价格的商品却日益过剩。
这种情况不只是发生在含硅制品方面。“生产的品种和市场的要求不相适应是由什么引起的呢？——华西列夫斯基在上面引用的《品种叫题和纺织工业的质量》一文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一方面，是由于生产联合组织竭力回避‘法定'的亏损价格，停止生产规定了标准价格的纺织品，改产没有规定标准价格的纺织品。另一方面，是由于虽按规定的价格生产，但质量不好。”后一种方式也是转而生产不畅销品种，但只是形式比较隐蔽。
我已经在上面从同一篇文章中引证了关于毛纺织品质量大大恶化的材料，也就是人造毛从6%扩大到44%。“结果，——华西列夫斯基补充说——顾客避免购买精梳的半毛纺织品，因为它们甚至外观上还不如类似的棉纺织品。”托拉斯在这里生产“这同一品种”，但是第一不能使它有利可图，第二把畅销品变成了不畅销品。
同一篇文章还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意见：“在目前便宜的和贵的纺织品质量变坏的情况下，便宜的短袜比贵的短袜结实程度更差。因此，消费者争购结实的商品。”换句话说，正是便宜的大众化的品种变成了不畅销的商品，而广大消费者——工人和农民不管愿意不愿意，不得不对商品表现出“挑剔”转而购买“好的”品种，这些品种完全不是由于质量好，而只是由于比较贵。这就是对贵的商品需求急剧增长的第二个原因，这同消费者的挑剔毫无关系。
在这里，我们的价格政策也导致了与它本来的目的完全相反的结果。在商品数量不足的情况下，本来想使这些商品在价格上成为广大消费者能够接受的商品但这种价格政策却只是使这些消费者所需要的商品的数量更加缩减。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不得不或者由于竞争而支付贵三倍的钱，或者不要这种商品，因为质量绝对不好，转而购买比较贵的商品。我们的政策本来是想帮助广大消费者，但由于方法不对头，实际上恰恰是首先打击了广大消费者。
至于说到好像使我们遭遇销售危机的总的行情，那么对它只有赞扬：它的情况和去年大致一样。但是我们的价格政策，使生产脱离市场，导致了新的反常现象：在好的行情下，我们却遇到了销售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我对去年的价格政策所作的所有具体结论，自然完全适用于今年。
6．零售加价和“商业资本不公道的收入”
当我去年写文章的时候，我手头只有说明了批发价格水平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批发指数的资料，而没有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批发价格指数。因此，在计算“商业资本不公道的收入”时，我不得不从零售加价超过1923年10月的零售加价多少出发。我当时得出结论说，这种附加加价在1923～1924年度为14.2%，在1924～1925年度为20.4%，在1925~1926年度上半年为批发价格的25.7%。从这一点出发，从1925～1926年度日用消费品预计产量为31亿卢布出发，我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工业全年由于让利给商业而受到的损失约8亿卢布。
现在我们有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关于批发价格的资料。正像我假定的那样，零售价格变动和批发价格变动的对比得出了更不利的动态。1923～1924年度的加价，同1923年10月相比，增加了不是14.2%，而是17.8%；1924～1925年度增加了不是20.4%，而是32.7%；1925～1926年度上半年增加了不是25.7%，而是43.6%；下半年增加了51.9%；1925～1926全年增加了47.7%。口用消费工业品的总数确定为35亿卢布以上。
如果我们采取合作社的计算，只有大约1/3的商品周转额[37]是通过私商进行的，那么通过私商销售的商品的附加加价则是：
116600万×47.7÷100＝55000万以卢布以上。
至于合作社，现在甚至连马列茨基同志也不能断定，像他同迈兹林同志[38]争论时断定的那样，好像合作社不把市场交给私人资本，就不能降低自己的加价：现在已经正式承认，合作社毫不费力地就能在去年把加价降低10%。如果通过合作社到达消费者手中的日用消费工业品确有20多亿卢布，那么降低10%的加价就是2亿多卢布。实际上，在合作社存在大量利润（这已是确定无疑的事实）的情况下，已不用说合作社臃肿庞大的机构，合作社的超额加价自然就构成了无比庞大的数额：难怿降低10%被认为是最低的。因此，在这种大量缩小计算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认定，在对消费者毫无利益，对工业有损害的情况下，我们白白地在去年把7.5亿卢布转移到了商业领域，其中一部分用于私人资本的积累，一部分用于私商的消费和臃肿庞大的商业机构的开支……这个数字是无可争议的：实际上，如果我们考虑到在计算时所作的种种缩小，那么，毫无疑问，它会增长到10亿卢布的数额。
这种计算对今年有什么意义是不难设想的：日用消费品总的产品数额今年增长17%，在私商的加价超过去年年初加价的情況下，我们今年一开始就使批发价格的加价增长了12%。[39]
这样，我的最后的结论也得到了证实。在工业产品增长不足的情况下，为了消除商品荒，为了吸收自由劳动力[40]甚至为了保持这一增长小足的速度，我们不得不加强预算的货币发行的紧张程度，从而降低卢布的购买力，使工人名义工资的不大的增长化为乌有。当工业的基本建设开工如此不足[41]，以至不能阻止工业设备的恶化和磨损——这时我们却把大量的资金白白浪费在商业领域，从而一方面促使私人资本的资金和非生产消费的增长，另一方面促使商业合作机构变得越来越臃肿庞大。米高扬同志的“商业社会主义”导致了社会主义主要基础国有化工业增长的这种停滞，而这是同倒退运动联在一起的。
7．总结
进行总结并不困难。
（1）在批发价格方向，我们的情况不是批发价格的降低，而是隐蔽的提高。
（2）在零售价格方面，既有明显的提高，也有隐蔽的提高，而且这种提高不仅包括工业品，而且包括农产品。
（3）在出口方面，大多数商品是亏本的，集约农业产品的出口有明显的缩减。
（4）在工业品的生产方面是成本提高。
（5）在销售方向是高行情下非畅销商品积压，对广大消费者的供应恶化。
（6）在商业方面，有大量的利润，在工人和下层农民的消费至多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居民中的非生产阶层的消费在不断增强。
（7）在工业产品不足的情况下，失业人数却有很大增长。
问题在哪里？
我们显然不能沿着笔直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我们不能不退却，再沿着新经济政策的辽回的道路进攻。但为了使这条道路走成功，自己必须完全明确，我们退却了多少，我们现在是在什么情况下采取行动，我们不能用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的关于我们已接近社会主义的任何甜蜜的幻想来安慰自己。党在列宁领导下过去这样做了，列宁始终以最坚决的形式警告说不要存在这种幻想，始终以最明确的形式揭示我们退却的程度——从军事共产主义到国家资本主义，从国家资本主义到调节贸易。[42]最近我们不再走这条惟一正确的道路了。
有一种越传越广的理论，认为我们现在就要跨进社会主义的大门，市场已经开始消亡，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说，“雇佣工人”这个术语对国有工业的工人已不适用。我们还在用它只是因为没有别的术语。[43]人们开始越来越经常地把我们只是刚刚面临的任务说成已经解决的任务。现实决不会由于理论而改变，正因为如此，现实才给了我们沉重的打击。在这方面经验实在太多了。彻底结束“革命空谈”的时候已经到了，在革命空谈的后面掩藏的始终只是机会主义的内容，应该站在现实的基础上，在现实的基础上采取行动。只有那时我们才能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克服它。
至于说到关于“高烧胡话”问题，那么大家都知道，患这种病的人已经丧失了正确接受周围事物的能力，总是把自己的幻想当成现实。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吧，究竟是谁患了这种疾病。
弗·米·斯米尔诺夫
1927年4月
[1] 我想，这是弗·米·斯米尔诺夫一篇没布发表的文窣，可以根据《红色处女地》杂志1926年第5期来验证，因为作者引用了自己发表在该期杂志上的文章。——托洛茨基注。参见弗·米·斯米尔诺夫《论我国的经济困难》。
[2] 对商品总量的比例和市场实际价格的评估当时使我得出结论：在工业产品匮乏的情况下工业品价格不能不在总体上大大高于我们规定的出厂价。我关于提高出厂价格的建议就是由此（而绝不是由于工业品高价的原则要求）而产生的。这种状況今年是否改变了，下面将要谈到这个问题。这里我只想指出，我关于提高出厂价格的建议是根据具体形势提出的。如果是在另一种形势下，在另一种商品总量比例下，我们可能就必须降低出厂价格，哪怕降到价值以下。两年时商业人民委员部认为不能降低麻织品的价格，因为不能降低成本，尽管这些麻织品当时没有销路，这种做法同在商品匮乏时企图保恃低价一样荒诞。——斯米尔诺夫注
[3] 也许会有人因此怀疑我想恢复“军事共产主义”我引用这个例子只是想用具体的、虽然是不成功的社会主义分配经验来证明同我国现存的分配制度的区别。——斯米尔诺夫注
[4] 显然，柯恩在自己不久前出版的《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新经济学》一书中（他在该书中发明了“二位一体的调节者”这个具有浓厚的僧侣主义味道的术语）就是针对这一观点断言，似乎他“坚持认为价值规律是我内经济的惟一调节者”因此，“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所谓孟什维主义和不懂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公正指责”应该是对我说的。当然，我从未说强加给我的那些蠢话，因为我同柯恩同志相反，我无论如何不能承认价值规律是调节者，嘟怕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主义经济的调节者是市场，说价格规律是调节者就像说蒸汽锅炉是蒸汽机的调节者一样荒谬。天真的柯恩同志没有料到，他宣布价值规律是调节者，就是滑向了丘普罗夫教授所坚持的最庸俗的劳动价值心理学理论，这祌理论以下述论点为价值规律的根据，即谁也不愿将自己的劳动产品与劳动含量较少的产品交换。这种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然毫无共同之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依据的不是人们对自己劳动的个人评价，而是社会必要劳动。柯恩同志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解如此之差，他根本不该指责任何人不懂马克思主义原埋。——斯米尔诺夫注
[5] 《布尔什维克》杂志第4期，第19页。
[6]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37、143页。
[7] 顺便说一下关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问题。发明这个术语的坏名声落在了我的头上。我已经几乎不记得，其他人当然更是完全不记得我那篇提出这一术语的小文章。该文好像是谈劳动军问题的，它还是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斯写成的，与新经济政策时斯的经济毫无关系。这个术语后来被布哈林同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所接受并在其《过渡时期经济学》和《新经济学》两本书中反复使用，从而广泛流传开来。不久前布哈林同志引用了列宁同志对我的这个术语的尖锐意见。我读了这个意见，对每字每句都感到心悦诚服。我对自己这个倒霉的发明感到懊悔不已，但是我觉得使我略感安慰的是，在我的文章发表之后，我没有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使用过这个术，也没有以它为基础制造任何“理论”。难怪列宁同志的意见不是针对我，而是针对布哈林同志的，并且仅仅是对他的《过渡时期经济学》的尖锐批评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在只能指责我诱惑“这些小人物”。大家知道，这是非常严重的指责，但是，凭良心说，无论是布哈林同志、还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我都不能把他们算作“小人物”。——斯米尔诺夫注
[8] 这些材料涉及的是私人商业的价格，为此通常有人叫喊，为仆么你不考虑合作社价格的意义？可惜的是，合作社价格的统计才刚刚开始，现在还不很不依据现有的材枓。同时必须考虑到私人商业的作用，如果不是按照国家机关卖给它的商品数量，而是按照消费者从它那里购买的商品数最来评价它的作用的话，它的作用是很不小的：甚至在大城市，不少于1/3的消费者是从私人那里购物，例如在乌克兰，工人的支出约有一半是用于从合作社购买商品，而在顿巴斯，“私商供应矿工的商品多于合作社”（见2月7日《劳动报》第39号《可怕的结论》）。至于合作社，关于它的低附加费的神话已被商业人民委员部最近的调查彻底埋葬。如果由于缺乏材料而难以对前三年合作社的价格変动的情况作出明确的判断，那么这种变动无疑也是很高的。——斯米尔诺夫注
[9] 见布留哈诺夫同志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3月22口《经济生活报》第43号。——斯米尔诺夫注
[10] 见《工业的生产财务综合计划》第20页和28页。——斯米尔诺夫注
[11] 见《1926～1927年度的国民经济控制数字》第291，299，301和210页。商品总量的增长那里确定为12%，我向增加方面作了修正，根据是，工业产品的增加额是在控制数字制定之后被定为20%，代替预计的只把增长额定为15%的数字。——斯米尔诺夫注
[12] 见奧布夫的文章《上半年的粮食收购》（1月11《工商报》第8号）——斯米尔诺夫注
[13] 米高扬同志根据自己的理论，在这里也好像把粮价的低水平不是归于客观原因的影响，而是归于商业人民委员部的政策，仿佛这个部能够实行从我们的利益的角度看来最合理的粮价。毫无疑问，他在这里也是错的。商业人民委员部依靠自己基于相对少的粮食收购数额和加强东部收购来弥补南部的政策，只能把这种降价的趋势固定下来。当然，在垄断情况下总是能够暂时加强这种或那种趋势，至于其后果如何，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种加强目前使在西伯利亚收购的部分粮食受到毁灭的威胁，并产生了粮食消费市场处于紧张状态和粮食储备集中于富农手中的后果（见3月23日《经济生活报》第66号《二月份的地方市场》）。我非常担心，我们可别为此付出更严重的代价。至少国家计划委员会二月份的市场行情一览，对我们的粮食收购运动所作的描绘并不太妙，它明确指出了粮价上涨的趋势，粮价的上涨现在当然有利于富农。——斯米尔诺夫注
[14] 见《国家计划委员会二月份的市场行情一览》（3月27日《经济生活报》第69号）。——斯米尔诺夫注
[15] 见《国家计划委员会二只份的市场行情一览》（3月27日《经济生活报》第69）。见3月9日《劳动报》第56号刊登的《工业原料不足》一文。必须指出，除了卢布购买力降低影响到所有农作物价格以外，我们的低业品价格的政策对某些农作物（如亚麻）也有直接的影响。亚麻的价格在去年降低了27%，目的是为了使亚麻纺织品的价格有可能降低，部分地是为了使出口有利可图，结果，我们今年亚麻的播种面积没有增长，而各地区为工业和出口而进行的亚麻的收购甚至降低了5～6%。——斯米尔诺夫注
[16] 但我们的报纸上总是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和工资的增长很不对称。通常都引用一些数字：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1%，工资提高了25%。这是很不正确的。首先提高了的是名义工资。实际工资只提高了13%。而这种提高也只是在拿1925～1926年度的年平均工资同1924～1925年度的年平均工资相比较的情况下得出的。问题在于，1924～1925年度的头三个季度的工资非常低，只相当于战前水平的83%左右。只是在第3季度末期，工资才开始提高，到9月才大致达到战前水平。因此，1925～1926年度的平均实杯工资低于1924～1925年度第4季度的平均工资。（旧工资为124.5戈比，上年第4季度为128.3戈比）。但是1925～1926年度的劳动生产率大大高于1924～1925年第4季度的劳动生产率(1925～1926年度人均日产量按战前戈比计算为6卢布41戈比，而七年第4季度平均为5卢布76戈比，也就是说提高了11%)。可见，劳动力开支增加的原因不是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是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差别的扩大，也就是卢布购买力的降低。（以上数字都是根据中央统计局的材料计算出来的，引自《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向工会递交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第203页）。——斯米尔诺夫注
[17] 《工商报》3月2日第50号。——斯米尔诺夫注
[18] 《劳动报》3月6日第54号。——斯米尔诺夫注
[19] 这里还有个所谓的“补充折旧”问题。没有“补充折旧”成本可降1%。但是没有“补充折旧”是不行的。“补充折旧”是由于在估计固定资本时是按战前卢布计算的，而折旧的数额构成这一价值的一定百分比，但是这是按切尔文卢布计算的。当然很清楚，这种估价在计算成本时没有考虑建筑和设备的实际磨损，从而必然导致在工厂必须改建或大修时造成大量赤字。但是就是用切尔文卢布重新佔价而得到的“补充折旧”，显然也是远远不够的：它是在设备处于重新估价时的伏态，而1925年10月1日的状态，就不是按最初的价值，而是按扣除磨损之后的价值进行设备估价的。这样一来，折旧的扣除甚至加上补充折旧，也仅仅能够在现有的设备报废时用和1925年10月1日磨损的旧设备同样磨损的设备来替换，而不是用新设备来替换。——斯米尔诺夫注
[20] 《生产财务综合计划》，第85、285 页。——斯米尔诺夫注
[21] 《综合工业计划》，第93页。——斯米尔诺夫注
[22] 《水泥的成本应该降低》，《真理报》3月24日第67号。——斯米尔诺夫注
[23] 《论重工业产品成本的降低》，《工业报》3月15日第60号。——斯米尔诺夫注
[24] 《甜菜制糖运动的总结》，《工商报》2月26日第47号。——斯米尔诺夫注
[25] 而这是毫无理由的。我们的那种总是被人企图描绘成工农结合的政策，实际上总是得到相反的结果。由于工业发展不足，农产品和工业产品价格的差别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如果拿行情研究所按工业品零售指数（而农民购买工业品并不低于从这一指数得出的价格）计算的工业品价格同国家计划委员会按农产品批发指数（农民出卖产品的收购价格低于这一指数）计算的工业品价格相比，我们就可以看出，就是在这里，从1925年5月开始也是在向后退：1925年5月农民为购卖工业品而付出的农产品不得不比战前多11%，而到1926年5月已经多42%。1927年1月，这种差别已经到74%，而1926年1月46%，1925年1月是55%。“剪刀差”的情况比两年以前要坏。1924年1月的差别是92%，我们现在离这个数字已经不远。——斯米尔诺夫注
[26] 例如，见《真理报》12月24日第298号，——斯米尔诺夫注
[27] 《农村需求的特点》，《工商报》11月第256号。——斯米尔诺夫注
[28] 《消费需求的新特点》，《工商报》11月4日第254号——斯米尔诺夫注
[29] 《农民谈农村市场》，《工商报》11月24日第271号。
[30] 所引的文章忽略了再一次收获必然会扩大商品余粮的数额：当去年收获的一部分用于补充由于上一年收获不佳而耗去的粮食消费储备时，今年的收获必然要有商品储备增长的后果。正像上面指出的，这杵储备集中在富农手中，因此富农手中就掌握了以粮食为形式的补充的潜在购买力，这种购买力在年底可能表现出来。这种情况必须考虑，但在分析年初的布场时，自然没有意义。——斯米尔诺夫注
[31] 这里自然需要作上一注释所指出的修正。——斯米尔诺夫注
[32] 《工业品市场》，《工商报》2月17日第39号。—斯米尔诺夫注
[33] 日用消费品的生产，在1926～1927年度第一季度，根据萨布索维奇的计算（《工商报》11月23日，第44号）增加根据扎尔金德比较保守的估计（《工商报》3月15日，第60号）增加额为20%。同时，扎尔金德正确地指出，在作商品量的计算时应该考虑到今年进口商品大量减少的情况。例如，按照他考虑到这种情况所作的计算，棉织品今年第一季度的商品里只增加了10%。——斯米尔诺夫注
[34] 有意思的是，在这次夏季降价方面，私商走在了合作社前面。这明显地表明，价格的降低带有暂时的行情性质，是夏季需求通常减弱的结果，完全不是我们五月的降价运动的结果。——斯米尔诺夫注
[35] 见他引用的刊登在《工商报》第60号上的文章。——斯米尔诺夫注
[36] “对半亚麻的（也就是最便宜的）商品所规定的价格有时还低于成本，题为《亚麻制品和丝织品的价格降低》的短文报道说。（见《工商报》2月11口，第34号）——斯米尔诺夫注
[37] 这一点相当可疑，因为1/3的商品通过私商到达消费者手中甚至是在像列宁格勒这样的一些大城市、而在外省，对北高加索和乌克兰的工人开支计划的调査表明，工人通过私商进行的开支，在乌克兰为48.2%，在北高加索为46.6%。见《劳动报》2月17日第39号《严竣的结论》和3月15日第60号《我们的合作社的出超》。——斯米尔诺夫注
[38] 順便谈谈迈兹林同志。布哈林同志不止一次地书面和口头声明，好像这篇文章是我写的。我从布哈林同志如此大吹大擂的轰动一时的发现中没有看到任何别的意义，只不过是企图从他那一方面把这篇文章的政治责任加在我身上，但是在这里布哈林同志踢开的只是空门：我完全同意迈兹林同志的所有基本结论，并且不推卸，也不想推卸我对他的文章所负的政治责任。——斯米尔诺夫注
[39] 1925年10月1日，根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计算，整个批发价格的加价为51%，1926年10月1日，根据同一计算，为63%。——斯米尔诺夫注
[40] “根据劳动人民委员部12月对256个职业介绍所的统计资料，以及前几个月的统计资料，失业人数在继续增长，1927年1月1日为1271000人，比1926年12月1日增加了3%，比1926年10月1日增加了19%。去年同一时期（从10月1日到1月1日）失业人数的增长额为3%，失业人数的绝对数字在这一年的第一季度增加了20万人，而去年为31000人。（《国家计划委员会就1月份国民经济形势给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报告的材料》，见《经济生活报》2月25日第46号）——斯米尔诺夫注
[41] 今年的工业基本建设开工也同样不足。不消说，工业计划必须考虑这种紧张程度，计划本身就未必能够完成，最近一次的降低批发价格更加使它缩减：这次降低使工业损失1.5～2亿卢布。在总的财政拨款为15.61亿卢布的情况下，基本建设开支计划为9.47亿卢布（其中不可分配的准备金为3000万卢布，次要的工程为4300万卢布，这些工程由于资金不足未必能够完成）。这样，由于这一降低而造成的工业资金的缩减超过了整个工业拨款的10%，约占基本建设工程投资的20%。预计批发价格的这一降低将从再一次的价值降低得到补偿。但我们从上面看到，这种降低毫无希望，相反，它倒可能提高。因此，批发价格的最近一次降低，对本来就非常不足的基本建设工程计划是一次非常严重的打击——斯米尔诺夫注
[42] 见他在莫斯科省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第18卷，第399页。——斯米尔诺夫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228页）
[43] 见布哈林《国际资产阶级及其信徒卡尔·考茨基》第64页。——斯米尔诺夫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