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让历史来审判（续）（1977）

第一章 早年，1900—1917 年



　　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塔克[1]在他的著作《革命者斯大林》中，提供了斯大林童年和青年时期的大量材料。他所描绘的斯大林，是人们通常所持的一种看法的最好的证明，即他的品质和个性的许多特点或基本特点就是在那些年中形成的。斯大林在他早年所表现出来的，正是那些使他日后成为暴君的品质。甚至在孩提时代他就非常固执、力求高人一等和决心成为有名望的人；当他的同学们挨打的时候，他就极端地蔑视他们，同肘又十分害怕自己被打；由于经常遭到性格和他酷似的父亲的毒打，斯大林形成了一种憎恨和报复的心理。从小他就喜爱读书，年轻的时候，对格鲁吉亚浪漫主义作家亚历山大·卡兹伯格[2]的小说《弑父母的人》印象极为深刻。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描写了沙米尔反对独裁专制的斗争。但是书中真正的英雄是柯巴，他是一个无畏的、不屈不挠的战士，他为年轻的朱加什维利[3]提供了自己理想的偶像。斯大林开始称自己为柯巴，同时也强迫他的朋友用这个名字称呼他[4]。
　　毋庸置疑，斯大林的中小学教育对他的成长影响甚大。他在哥里上了五年教会学校，接着又在梯弗利斯上了三年神学校。蒙昧主义、伪善和互相攻讦笼罩着神学校的生活。在这种气氛里，学生们都学的狡诈、八面玲珑，同时又都固执己见，唯我独尊。斯大林以后生活中的许多作法，都表明他没有忘记在梯弗利斯神学校度过的时光。
　　1941年至1946年，我碰巧也住在第比利斯[5]，在那里的一所学校里任教。年轻人不断地谈论着斯大林，他们的故事令人难辨真伪。例如，据说在1936年至1938年的大清洗期间，斯大林曾亲自下令不许逮捕神学校里他以前的老师，他们中有些人至今还健在。另一件事据说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或刚刚结束的时候，那时，斯大林对东正教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并且把一位格鲁吉亚东正教会的天主教神父[6]，作为客人邀请到莫斯科。此人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也是梯弗利斯神学校的学生。当他们谈及往事的时候，斯大林突然问道：“你最害怕谁，是我还是上帝？”神父被问得张口结舌，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你为什么沉默？”斯大林讥讽地笑道，“我知道你更怕我，否则你就不会穿着普通的世俗的衣服来看我了。”
　　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7]，强调神学校的教育在形成她父亲的性格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她信奉东正教，并且在逃离苏联之前接受了洗礼。她在《仅仅一年》一书中写道：

　　“教会学校教育是我父亲受的唯一系统化的教育。
　　“我深信，我父亲总共上了十年以上的学。教会学校对父亲性格产生了终身的影响，加强和巩固了他天生的本性。
　　“他从来不曾有过什么宗教感情。没完没了的祷告、强制的宗教教育，只会对这位一分钟也没信过灵性和神的年轻人产生相反的效果：一种对‘上天’、对‘至高无上的神’所抱的极端怀疑主义。这种结果导致极端唯物主义，以及因为对生活所持的‘现实的’、‘清醒的’、讲求实际的和降格以求的看法所带来的玩世不恭的现实主义。他发扬的不是本身的‘性灵经历’，而是另外一种东西：深得虚伪、假道学、两面派的三昧，这几种貌似信神，而实际上并不信神的特点，不少宗教界人士都具有……。”[8]

　　《仅仅一年》中对斯大林的心理刻画，要比斯维特兰娜的第一部书《致友人的二十封信》深刻得多。这些观察当然是真的。然而，我不愿意详细论述关于斯大林早年的非常有限的资料，而愿意以1900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作为本书的开端。刚从梯弗利斯神学校被开除不久，斯大林就经人介绍认识了维克多·库尔纳托夫斯基[9]。维克多是个职业革命家，在东西伯利亚流放了一段时间之后，来到梯弗利斯，他在东西伯利亚的米努辛斯克遇见过列宁。在库尔纳托夫斯基和《火星报》的影响之下（《火星报》创刊于1900年，1901年时正在外高加索一带流传），年轻的斯大林景仰列宁，并变成了他的忠实信徒。
　　托洛茨基在三十年代早期的一篇文章中就曾暗示，斯大林在1900年至1901年间，什么文章也没有写过，用创作上的语言来说，这完全是个荒芜的时期。他的说法与实际情况不符。托洛茨基在写这篇文章时，可能不了解其他各方面的情况。但有一点很清楚，斯大林在刚刚参加革命的年月里，更多注意的是实践活动，而不是理论问题。但是，即使是在那时候，斯大林也被称为理论家，至少是在外高加索地区之内的理论家。1901年至1913年间，他写了大量的小册子和文章，虽然这些作品大多数是用格鲁吉亚文发表的，而且只是发表在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发行的不出名的小报上。他还写了一篇相当长的哲学论文，题目是《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至1907年）。这个时期的文章组成了他的《选集》的头两卷，这些文章中的大部分是1945年至1946年准备出版时，首次译成俄文的[10]。所有这些著作不久都变成了伪科学的“研究”和论文的主题，自然，斯大林这些文章的水平并不太高。在本世纪初，斯大林在写作方面无论在质量或数量上都不能和列宁的许多助手相比。但是，人们不能因此就说他在这个时期什么也没有写过。
　　最令人奇怪的是，1913年至1916年，斯大林所写的东西没有留下来任何痕迹。在《斯大林选集》第二卷中最后一篇文章上，标明的日期是1913年1至2月，而第三卷的第一篇文章的日期是1917年3月。1913年至1916年这段时间，斯大林是在遥远的流放地度过的，这个流放地就是位于中西伯利亚北部的图鲁汉斯克，但他并没有和一切政治事件的发展完全失去联系。1915年夏，他参加了中央委员会俄罗斯局和杜马的布尔什维克派的联席会议[11]。1916年，他和其他一些布尔什维克给《保险问题》杂志写了二封信。斯大林的官方传记作者提到了一批据说是丢失了的斯大林写给列宁的信件。但是实际上，斯大林这些年过的几乎是与世隔绝的生活，和与他一起流放的人们没有什么接触和联系，也没有什么根据说明他进行过理论研究工作。在这方面，他与其他布尔什维克们完全不同，按老传统，他们都把在监狱和流放中度过的时光当作学习、研究、讨论、创造和建立理论的机会。因此，托洛茨基在1930年所写的与事实相距不远。托洛茨基写道：“四年的流放生活应该是紧张地学习知识的时期，其他人在这种情况下坚持记日记、写论文、制定纲领、相互通信进行辩论活动等等。斯大林在流放的四年中没有就战争、第二国际和革命有关的关键问题写出过一点文章，这肯定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却没能找到他在这戏剧性的谜一般的四年中写过任何东西的蛛丝马迹。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呢？很清楚，如果已经发现了哪怕是仅有的一行字，那么不管是什么题目，这行字也早就会发表出来了，会被译成多种文字，还要装饰上形形色色的研究所、学院所作的学术评论。但是，还没有找到这样的东西，这是否就意味着斯大林什么也没有写过呢？似乎也不能这样说。如果这样，那将是不可思议的事。但这确实表明无论他在那四年写了什么，其中绝对没有可以用来给他增添荣誉的东西。[12]
　　法国历史学家让·雅克·玛丽[13]对斯大林在1903年至1907年的革命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作了如下的描述：“革命的爆发对柯巴的影响不大，那时他仅仅是一个省的活动家。与在帝国另一端的托洛茨基不同，因为他还没有被革命所发现。革命家幽灵一掠而过，但没有发现他。斯大林只是委员会里的一员——他最好的情况莫过于在各级党的职能机构的小圈子里工作——柯巴并不具备领导群众运动的那些必要的品质：口才、敏锐的才智、洞察一切的眼光和热情。在辩论最激烈的时候，当群众一旦表现出他们超出了日常的生活圈子，而在创造历史的时候，冷静而不动声色的斯大林就会不知所措了。他的天才表现在能够在后台操纵。1905年，当许多天赋甚高的人们在大街上作出决定，把革命付诸行动时，他只是个旁观者。革命和柯巴并没有什么接触。”[14]
　　让·雅克·玛丽把斯大林描绘成委员会的一员，而不是群众的领袖，无疑是正确的。有趣的是，斯大林后来的辩护士几费周折，以美化他的用心来掩饰这一缺陷。例如，亨利·巴比塞[15]写道：“……斯大林不是个喜欢人数众多，喧嚣的群众集会的人。他从不求助于华而不实的口才、流氓无赖的手段和争夺权力的吹捧者的那一套。这一点，是值得将来评价这个人的历史学家们给予一定注意的。斯大林并不是靠这个途径和工人、农民及知识界建立联系的。……人们可以说，环境迫使列宁事实上更是一位鼓动家。斯大林则……通常愿意通过党，通过组织来行动。……。”[16]
　　但是，巴比塞的这些话很快就被遗忘了。1937年到1953年的出版物中，无论是论及斯大林本人，或是一般地说明讲演的艺术或类似的题目，都要千篇一律地提到斯大林在这一方面的非凡天才。他被描绘成一个熟练的鼓动家，他的话，能唤起千百万人民，并鼓舞他们夺取了重大的成果——革命胜利。
　　斯大林与其他被流放的布尔什维克一起于1917年3月回到了彼得格勒。党刚刚从地下状态走出来，它的组织系统正在组建之中。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是亚历山大・施略普尼柯夫[17]。根据列宁的指示，他于1915年被委派到中央委员会，监督俄国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行动，在彼得堡组建了中央委员会俄罗斯局。1975年6月30日，索尔仁尼琴[18]应美国产联—劳联的邀请，在华盛顿发表演说时说：

　　“在革命开始的时候，领导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为实现共产主义革命，并在起义已经开始以后，从国外流亡回国的知识分子。他们中间有一位真正的工人，直到去世，他都是位非常熟练的车工，此人便是亚历山大·施略普尼柯夫，今天还有谁知道他的名字呢？后来他被逮捕入狱，因为他在共产党领导阶层中代表了工人的真正利益。……由于他立场坚定，刚直不阿，因此在监狱中被枪杀了；今天，在座的许多人或许根本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但是我要提醒人们：革命以前，俄国共产党的首脑是施略普尼柯夫，而不是列宁。”[19]

　　索尔仁尼琴在这件事情上的看法，是完全不准确的。当然，党在战争期间的领袖是列宁。是列宁发布指示，提出口号，设法通过各种渠道和施略普尼柯夫通信，并保持联系。而施略普尼柯夫也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恃别是在二月革命的最初几个星期内。苏联历史学家至今忽视他的重要性。[20]
　　施略普尼柯夫和莫洛托夫[21]两人，作为党的领导人，是相当缺乏经验和权威性的人物（莫洛托夫在二月革命的那些日子里，也是中央委员会俄罗斯局的成员）。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他们很容易地被斯大林、加米涅夫、穆拉诺夫[22]推到了一边。他们一回到彼得格勒，就实际上控制了《真理报》和中央委员会，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党的领导所实行的政策，远不是列宁在给中央的信中所拥护和提倡的。列宁的这些信件大多都被《真理报》新的编辑委员会拒绝付印。
　　本世纪二十年代，施略普尼柯夫发表了他名为《一九一七年》的四卷本回忆录，他在第二卷里，对加米涅夫、斯大林和穆拉诺夫领导下的第一次出版《真理报》的情形，作了如下的描述：

　　“‘重新改组’后的新《真理报》第一次出版之时，就是护国派[23]胜利之日。在整个陶里多宫[24]里，从杜马委员会的商人[25]，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中心——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对新《真理报》出版的解释是一样的：即温和的、理智的布尔什维克已战胜了极端分子。在执行委员会，我们遇到的是带有恶意微笑的问候……，但是，当那一期《真理报》到了工厂的时候，我们的党员和同情者却感到大惑不解，而我们的敌人则高兴万分。彼得堡委员会，中央局和《真理报》编委会都接到了群众提出的象连珠炮似的问题：‘怎么了？’‘为什么我们的报纸背离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而转向了护国派？’但是，正如整个党组织一样，彼得堡委员会却被突如其来的‘政变’接管了。委员会的委员们被免除了职务，而这些被罢免的委员们，则为所发生的事情对中央委员会大加指责。在地区组织中，广泛存在着愤怒的情绪，当工人们发现《真理报》已由三个从西伯利亚回来的编辑接管了之后，便发出呼吁，要求将他们开除出党。”[26]

　　无疑，加米涅夫要对布尔什维克新路线的形成负主要责任。然而那时候，斯大林对这一路线的观点也是完全赞同的，这一点，我们从他自己的几篇文章中能看得很清楚，同时，他是《真理报》编委会的成员，这一事实本身也可以使问题一目了然。斯大林对加米涅夫在报纸上发表的任何一篇文章，都应承担自己的责任。后来，斯大林只是部分地承担了这一责任。在 《通向十月之路》一书的引言中（斯大林的秘书伊万·托夫斯图哈[27]曾为编写这一本书，收集了斯大林1917年3月至10月的全部文章）斯大林写道：

　　“……被沙皇专制统治分散到监狱和流放地的布尔什维克们，突然获得了一次机会，从俄国的四面八方聚集到一起，制定一个新的党纲。然而，他们却不能单独地应付这个新的形势。因此，在寻求新方针的时候，党停止考虑和平问题和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便不足为奇了。列宁著名的‘四月提纲’是必要的，它使党毫不迟疑地走上了新的道路。在对中央工会委员会的讲话中，我已说过，那时，我和党的大多数同志，对这一错误的立场负有责任。但我在四月中旬就已坚决地反对它了，并且赞成了列宁的‘四月提纲’。”[28]

　　但即使在承认自己的错误时，斯大林也要声称“党的大多数同志”执有同样的观点，而表现出他通常那种不坦率的品质。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便持有不同的立场。1917年3月27日至4月2日举行的第一次合法的全俄罗斯布尔什维克党代表会议上，斯大林为《真理报》的路线进行辩护。在这次会议上的一次发言中，斯大林甚至提出，为了克服“党内微小的分歧”，有和孟什维克联合的可能性。只是由于列宁返回俄国才使党改变了路线。托洛茨基在他写的《俄国革命史》一书中，探讨了斯大林生涯中的这一时期，他写道：

　　“加米涅夫是流亡的中央机关刊物编委会的成员，斯大林是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杜马代表穆拉诺夫也刚从西伯利亚回到了彼得格勒，他们几个人取代了《真理报》过去的编辑，因为这些编辑们过于‘左’了。他们依仗着多少有点可疑的权力，于3月15日接管了这家报纸。在新编委会纲领性的声明中，他们宣称，‘只要临时政府同反动派和反革命作斗争’，布尔什维克就应坚决地支持临时政府。新编辑们在战争问题上，也表明了他们自己毫不含糊的态度，他们主张：在德国军队继续服从德皇命令的时候，俄国士兵必须坚守战斗岗位，以牙还牙，我们‘打倒战争’的口号不是无内容的。我们的口号是，给临时政府施加压力，目的在于迫使它……试图说服所有交战国立即开始谈判。在此之前，每个人都必须坚守战斗岗位！这些思想以及这些思想的形成是彻头彻尾的护国主义。是旨在‘诱使’帝国主义政府采纳和平政策，而对它施加压力的纲领，也是考茨基在德国，让·龙格[29]在法国和麦克唐纳在美国的纲领，这当然不是列宁的纲领，列宁是号召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
　　“《真理报》不久之后被迫刊登了来自维堡区的下述强烈抗议：‘如果它（指报纸）不想失去工人信任的话，那么它该做的是启发人们的革命觉悟，而不论这对资产阶级的魔鬼们来说是多么痛苦。’这些来自下面的抗议，迫便这些编辑们更加谨慎地表达他们的思想，然而他们的政策没有改变。而列宁发自国外的第一篇文章，也未能对这几位编辑产生什么影响，他们已完全走上了右倾的道路。”[30]

　　非常奇怪的是，1924年至1925年，在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正值中期阶段的时候，斯大林不仅一再承认当时他在《真理报》所犯的错误，而且还承认那时自己对这些错误应负的责任。“这是一个极端错误的立场严他在一次讲话中说,“因为这种立场滋长了和平主义幻想，帮助了护国主义，阻碍了对群众的革命教育。当时我和党内其他同志赞同这个错误的立场，……。”[31]然而还不到两年的工夫，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与托洛茨基组成联合反对派时，斯大林和赞同他的一派人却宣称说：1917年3月党犯错误一事，应该受到批评的是加米涅夫。这以后，加米涅夫便成了对整个这一时期的工作负责的唯一人物了。叶米里昂·雅罗斯拉夫斯基[32]在他写的第一版《布尔什维克党史》中，谨慎地提到了斯大林的错误，然而在以后的各版中，同是这位作者却改口说：

　　“毋需说，加米涅夫的文章，即便不算是遇到了压倒多数党员的反对，起码也是引起了广大党员的不满。按通常的规律，这种护国派或半护国派的感情在党内是十分例外的。当然，加米涅夫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动摇不是偶然的，这是他右倾机会主义立场合乎逻辑的结果。他在战争年代就采取了这一立场，并且直到列宁回国为止一再企图发展它，列宁回国后，他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中央局和斯大林在编委会起领导作用的中央机关报——《真理报》都反对加米涅夫硬塞进《真理报》文章中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33]

　　在由斯大林亲自修改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还出现了比这更荒唐的说法：

　　“党一转到合法状态，党内的意见分歧就暴露出来了。加米涅夫和莫斯科组织的某些工作人员，例如李可夫、布勃诺夫和诺根，采取半孟什维克主义的立场，有条件地支持临时政府和护国派的政策。斯大林（他当时刚从流放地回来）和莫洛托夫等人，同党内多数同志一起，坚持不信任临时政府的政策，反对护国主义，……。”[34]

　　是的，今天我们处于审度斯大林1917年的活动，详细讨论一些重大错误及其它一些问题的地位上，但是，重要的是在于记住，那时斯大林所起的作用相对来讲是很小的，他在党的领导者中间所占据的位置是十分有限的。许多不是中央委员的党的活动家，在群众中有更大的影响，他们对十月革命胜利的贡献要远远大于斯大林。甚至彼得堡的工人们都不知道斯大林其人的存在。由于他说话的声音很低，加上又带有浓重的格鲁吉亚口音，斯大林很少敢于在群众集会上讲话，而他在《真理报》及其他地方发表的文章又被其他人的著作所淹没。那时，有许多优秀的时事评论家为党报写了许多文章，更不用说列宁和托洛茨基了。斯大林在党外实际上并不为人们所知晓，独立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尼古拉·苏汉诺夫[35]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那时候，在出入于执行委员会的布尔什维克中间，除加米涅夫外，斯大林偶尔也会光顾一下这里，……但在这段时间里，他在执行委员会的有限的活动没有给大家，同时也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对于他，我确实没有什么更多好回忆的。”[36]

　　在彼得格勒十月革命的那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日子里，斯大林同样是不引人注意的。列宁那时负责总体计划并向党发布主要的指示。正是由于列宁的决心，以及这一决心产生的力量，致使列宁战胜了中央委员会里的动摇分子，而这些动摇分子绝不仅限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伙。在起义前不久建立起来的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确保了列宁的指示得以贯彻执行。当然，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工作是由托洛茨基负责领导的。这一时期党的另一些杰出的活动家是：帕维尔·德边科[37]、弗拉基米尔·安东诺夫·奥弗申柯[38]、莫依塞·沃洛达尔斯基[39]、尼古拉·克雷连柯[40]、V·A·阿万涅索夫[41]、尼古拉·波德沃伊斯基[42]，G·博基[43]和K·叶列梅也夫[44]等人。
　　甚至官方传记作者们也发现，收集斯大林参加1917年10月24、25日活动的材料是很困难的，他们虽全力以赴，然而也未能填满半页纸。这一段官方文字如下：

　　“10月24日清晨，克伦斯基[45]命令关闭党的机关报《工人之路》，同时还派遣了装甲车到编辑办公室和报纸印刷所。但在上午十时，赤卫队和革命士兵根据斯大林同志的命令，把装甲车开走了，并为保卫报纸加强了巡逻。将近十一时，《工人之路》发行了，这期报纸上登有斯大林署名的、题为《我们需要什么？》的社论，这篇社论号召群众推翻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与此同时，根据党中央的命令，革命士兵和赤卫队在斯莫尔尼宫迅速集结。10月24日的起义开始了。”[46]

　　在这段摘录中，几乎每一个字都是有意篡改历史。临时政府不仅下令关闭了《工人之路》，而且在一队警察和士官生的帮助下，于10月24日凌晨六时左右占领了报纸印刷所。当这一消息传到斯莫尔尼宫的时候，中央委员会便召开了一次会议（八时至九时之间），有十一名委员参加。在斯莫尔尼宫作出的加强保卫的决定，实际上是由中央委员会作出的。这次会议还决定中央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在这一天都要留在斯莫尔尼宫，任何人不准离开。关于《工人之路》的情况是：中央委员会命令立即往报社派去一队卫兵，“以确保下一期报纸能按时发行[47]”。

　　“革命军事委员会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十时左右，一个信使把中央要求恢复《工人之路》出版的决定，带到了离斯莫尔尼宫不远的拉脱维亚团团委会，该团委会立即决定派出两个连和配备二十四挺机关枪的一个机枪连，听候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调遣。机枪连和一部分战士被派往斯莫尔尼学院[48]，剩下的人被派往印刷所，在那里他们取代了警察部队并接管了报纸。而后，工人们便开始了印刷工作。”[49]

　　在上述这一期《工人之路》上刊登的《我们需要什么?》一文中，并没有要求推翻临时政府的词句，斯大林在这篇文章中写道：

　　“工人、士兵、农民、哥萨克们及全体劳动者们！你们愿意使新的工农政府来代替目前的地主资本家政府掌握政权吗？……
　　“如果你们愿意这样，你们就要聚集自己的一切力量，一致奋起，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举行会议，选举代表团，并通过它们向明天在斯莫尔尼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陈述自己的要求。
　　“如果你们大家都同心协力，坚定不移地行动起来，那么谁也不敢抗拒人民的意志。你们的发动愈有力、愈有组织、愈强大，旧政府就会愈和平地让位于新政府。”[50]

　　列宁正是与这种见解——让我们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定吧——作过非常激烈的斗争。列宁的观点胜利了。10月24日，即在苏维埃代表大会预定开幕的前一天，举行了武装起义。因此当代表大会次日召开的时候，大会所面对的是已经既成的事实。一夜间，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城市接管了政权。
　　从根本上讲，要把斯大林描绘成十月起义的积极泰加者，依据是颇不足的。据称，10月16日中央委员会决定，建立一个由斯维尔德洛夫[51]、斯大林、捷尔任斯基[52]、布勃诺夫[53]和乌里茨基[54]组成的领导起义的总部。中央委员会也确曾作过这样的决定，但所有的资料表明这个党的总部实际上根本没有成立起来，而且也从来没有开过一次会议。原来就没有要设独立机构的考虑，更不要说是控制一切的机构了，只是曾打算将这个总部附属于革命军事委员会。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没有所谓“党的总部”的帮助下，也能把工作安排得很好，因为几乎所有委员会的同志都是布尔什维克，都执行中央委员会的一切指示。还应该指出，中央委员会10月16日的决议所提议成立的并不是一个“党的总部”（如在官方的传记中所说的那样），而是一个“革命军事总部”，这个总部将“隶属于苏维埃革命委员会”[55]（即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正是列宁提议创建革命军事委员会，而且这个委员会的职能和机构组成的决定，都是在1917年10月12日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闭幕会议上作出的。10月21日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成立了由五人组成的领导小组，这五人是：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波德沃伊斯基、萨多夫斯基[56]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57]拉济米尔[58]及苏哈尔科夫。[59]
　　六卷本的《苏联共产党历史》是一部最完整的官方党史。在这本书有关十月起义的关键几个的段落中，没有提及斯大林。当然也没有提到托洛茨基，书中有一处例外的记载，我们由此得知：“托洛茨基的讲话对革命军事委员会产生了混乱的影响。”[60]对彼得格勒苏维埃的这位主席只讲了这么几句话。
　　然而，任何一位客观的历史学家，都能证明在起义前的几个星期中，当列宁不得不隐藏起来的时候，布尔什维克最著名的演说家无疑是托洛茨基，他的演讲对任何一位听众都会产生非凡的、有力的影响。常为列宁、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61]的演讲作速记工作的老党员玛丽亚·越飞[62]回忆说：

　　“没有一个人能象托洛茨基那样使听众发狂，当他在大批群众面前高声讲话的时候，会伸出胳膊喊道：‘请你们宣誓，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吧！’于是成千上万的听众便会高声附合：‘我们宣誓’。当时，一向激烈反对武装起义的孟什维克哈查洛夫站在我前面，连他也跟着喊了起来：‘我宣誓！’稍后我们走在街上的时候，我问他怎么会这样，他回答说：‘过一、两个小时以后，我会恢复理智，但当你站着听他演讲的时候，是不能不跟他走的。’”[63]

　　总之，一切证据均说明，中央委员会10月16日关于成立一个“党的总部”或“革命军事总部”的决议，是确有其事、有案可查的。但这一决议却未付诸实施，10月10日成立“政治局”的决定，也有同样的命运。[64]
　　出于好奇心，我想在这里提一提下述一个事实：A·阿夫托尔汉诺夫[65]在他最近写的一本书中，似乎是把存在过一个指导十月革命的秘密中心的说法拿来当真了。不幸的是这位“专家”似乎并不注意历史的准确性，而只关心向他的读者提供消遣。他写道：

　　“当然，自1912年起，作为中央委员，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党进行地下秘密活动的是斯大林。自然，斯大林也是十月革命变革前夜秘密起义中心‘军事革命总部’的成员，是其中的唯一一位政治局委员。革命成功后，这个中心改名为全俄肃反委员会，斯大林作为中央委员会代表成为它的领导成员之一。而名义主席捷尔任斯基和他的助手——缅任斯基[66]、雅戈达[67]、拉齐斯[68]和博基——都是斯大林的傀儡。”[69]

　　在整个这一段话里，简直没有一句真话。斯大林不可能从1912年起就指导党的秘密工作，不能仅仅因为他于1912年被缺席选为中央委员（当时他正在沃洛格达流放），就作出这样的设想。他确曾于1912年2月29日逃离了流放地，获得了几个星期的自由，然而他于4月22日再次被捕，而且被送到了另一个流放地，在那里他一直呆到1912年9月1日。再次逃跑之后，斯大林逃亡国外，在克拉科夫度过了几个星期，在那里他撰写了《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回彼得堡后，斯大林又于1913年2月23日再次被捕、流放，在图鲁汉斯克一直呆到二月革命爆发。因此，在这段时间里他根本不可能负责党的秘密活动。1917年中央委员会还没有建立政治局，当时也并不存在任何领导革命的秘密总部。领导十月起义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是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合法机构（按当时的说法），而且在契卡和拟议中要成立而实际上没有成立起来的革命军事总部之间，也并没有逻辑上的联系。契卡是到1917年12月才成立的，斯大林从未在契卡领导机构中工作过。捷尔任斯基也根本不是什么名义主席，而缅任斯基、雅戈达、拉齐斯和其他主要契卡干部，也都不是斯大林的傀儡。在1917年12月，斯大林是负责民族事务的人民委员，并主要忙于他在委员会里的工作。
　　在描述斯大林早期政治生涯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到据称他与沙皇暗探局的所谓联系。《让历史来审判》一书中，我对声明、谣言，甚至对西方出版物或地下出版物的材料中，作为证据而引用的“文件”，是持怀疑态度的。然而必须指出，即使在今天，一些尚在世的老布尔什维克仍然相信：斯大林在其革命生涯的最初几年里，曾被沙皇暗探局招募，而后为其作过秘密的特务工作。老布尔什维克鲍里索夫[70]给我写过一封信，内容如下：

　　“因为事情看来太荒谬，你认为不能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党在三十年漫长的时间里，居然能够处于沙皇暗探局的特务领导之下，然而，你的否定态度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斯大林知道，如果这件事被揭露出来，而他又被剥夺了权力，那么他就会象马林诺夫斯基一样被处决。1935年确有某些不利于斯大林的材料落入了党和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干部手中，然而，斯大林却在他们采取行动之前，先发制人地把他们枪杀了。后来的每件事都说明，作为沙皇暗探局的特务，斯大林是一位从心灵深处拥护君主专制的人，他对专制主义的偏爱，对革命者粗暴的蔑视，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的无知，以及他从肉体上消灭了十月革命的领导人，完全改变了苏维埃制度的性质等做法，均出自于他的专制主义思想。”

　　这场争论可能不会有答案，因为鲍里索夫没有拿出任何证据，以支持他独特的断言。
　　索尔仁尼琴也提到过斯大林同沙皇暗探局的合作问题。在《古拉格群岛》一书中，他提到了V·F·钟科夫斯基，此人是前沙皇警察总监，他在科雷马集中营临死之前宣称：二月革命的头几天里，曾有过一次匆匆忙忙销毁警察档案的行动，这一行动是和某些有利害关系的革命者共同完成的。[71]
　　然而，我们知道，有一部分文件并未被销毁而得以幸免，临时政府驻巴黎大使V·A·马克拉科夫[72]将它们送到了法国。二月革命之后，临时杜马委员会委员马克拉科夫曾作过几天司法部部长。他的兄弟N·A·马克拉科夫[73]在1913年初至1915年底这段时间里，曾任沙皇政府的内务大臣。[74]马克拉科夫手中的材料后来到了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该研究所因收集了极为丰富的俄国历史和苏联的各种材料而著称于世。可以设想，如果有任何不利于斯大林的证据，在马克拉科夫送往国外的文件中已被发现的话，这些证据则早就会公诸于世了。
　　罗伯特·塔克在前文已提及的书中，也反对斯大林是一贯忠实执行上级命令的警察特务这一说法。他指出：西方发表的支持上述说法的各类“文件”已被发现是伪造的。同时，塔克也并非没有根据地提出：斯大林有可能出自个人或派别的目的，而向警方告发过革命者。对他来说，通过可靠的中间人来安排这种告发是非常可能的，而他自己却躲在后台，不出头露面。很可能这是斯捷潘·邵武勉[75]1909年被捕的原因，因为只有斯大林知道他到达的日期和准备停留的地方，虽然我们不能排斥沙皇暗探局从其他一些渠道获得该项情报的可能性。然而，我们也不能排除斯大林秘密通知警察当局的可能性，那时，他把邵武勉看作是争夺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领导地位的对手。
　　不久前，我获得了一份来自警察局档案的有关斯大林的文件，其有关部分值得在此全文引述：

　　“内务部，警察局，特别部通告。1904年5月1日，第5500号。
　　“各省市总督、警察局长、省宪兵队长、铁路警察署及各边防站：
　　“警察局荣幸地要求你们适当地处置下列人员：
　　“1.因与警事案件有关被通缉人员名单。
　　“2.解除通缉人员名单。
　　“3.在以往的通告中已开列的被通缉人员名单。……
　　“名单1，与政治案件有关被通缉人员名单（第1—185号），20页，第52号。
　　“朱加什维利·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梯弗利斯省，梯弗利斯区，迪迪——里洛村人；生于1881年，正教徒；曾就读哥里教会学校，梯弗利斯神学校；未婚；其父维萨里昂[76]下落不明；母，叶卡捷琳娜[77]现住梯弗利斯省哥里市；该犯因犯反国家罪，根据1903年5月9日皇帝颁布的命令，由警察押解送往东西伯利亚流放三年。流放居住点为伊尔库茨克省巴拉干区。1904年1月5日失踪。
　　“容貌特征：身高：2俄尺4.5俄寸[78]。不胖不瘦，相貌极平常。头发棕色；胡子红棕色；平头；眼睛深棕色、大小相等；头部无特色，前额小而平；鼻子长直；脸黝黑，有麻子、长脸，缺左下前门牙；身材不算髙、尖下巴；声音温和，耳朵大小适中，走路姿势无特色，左耳有胎痣；左脚二、三指联在一起。
　　“如发现此人请立即扣留并电告警察局听候进一步指示。”[79]

　　仅仅是为了抓一个沙皇暗探局的特务，恐怕不可能向各个警察局和边防站下达这样的文件吧。



[1] 罗伯特·查尔斯·塔克（Robert Charles Tucker，1918年5月29日——2010年7月29日），美国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录入者注

[2]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卡兹伯格（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азбе́ги，1848年1月20日——1893年12月22日），19世纪格鲁吉亚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3] 朱加什维利是斯大林的真姓。——中译注

[4] 罗伯特·C·塔克《革命者斯大林》第3章。——原注

[5] 革命以后梯弗利斯改名为第比利斯。——英译注

[6] 原文如此。——中译注

[7] 斯维特兰娜·伊索福芙娜·阿利卢耶娃（Светлана Иосифовна Аллилуева，1926年2月28日——2011年11月22日），斯大林的女儿。

[8] 见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的《仅仅一年》（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编印）第330页。——中译注

[9] 维克多·康斯坦丁诺维奇·库尔纳托夫斯基（Виктор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Курнатовский，1868年6月28日——1912年9月19日），俄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早年加入民意党，后转向马克思主义。1896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7年被捕并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1898年与列宁等人一道发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抗议信”。1900年获释，在高加索开展革命活动。1901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05年试图在雅库茨克发动武装起义，但未果，“10月17日宣言”发表后获释，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11月领导了赤塔工人武装起义，并发起成立了赤塔士兵哥萨克人苏维埃。1906年起义失败后被捕，被判处死刑，后改判无限期苦役。同年越狱，经日本流亡法国。1912年在巴黎逝世。

[10] 这些著作中的大量的节录出现于贝利亚的《论外高加索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历史》一书中。1935年第一次发表。以前，这本书被人揭露为弄虚作假，但其中一部分是真实的。到1953年，计划出版的十六卷《斯大林选集》只岀版了十三卷。然而，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会完成了这项工作，于1967年出版了第十四、十五、十六卷（俄文），版面与铅字都与前十三卷相同。——原注

[11] 这个会议在西伯利亚的蒙纳斯泰尔斯克村举行。——英译注

[12] 登载于《反对派简讯》杂志第14期（1930年），第8页。——原注

[13] 让—雅克·玛丽（Jean-Jacques Marie，1937—— ），法国历史学家。早年加入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在党内是左派，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1965年起转向托洛茨基主义。1965年加入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组织（OCI）。1981年加入国际主义共产党。1991年加入工人党。他曾为列宁、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撰写传记。

[14] 见让·雅克·玛丽的《斯大林》（巴黎，1967年），第37页。——原注

[15] 阿德里安·古斯塔维·亨利·巴比塞（Adrien Gustave Henri Barbusse，1873年5月17日——1935年8月30日），法国作家。1892年起开始从事写作。一战爆发后入伍。一战结束后参加和平主义运动。1923年加入法国共产党，曾为斯大林撰写传记。1935年在莫斯科旅行时逝世。

[16] 见亨利·巴比塞《斯大林》（莫斯科，1936年），第109页。——原注

[17] 亚历山大·加夫里洛维奇·施略普尼柯夫（Александр Гаврилович Шляпников，1885年8月30日——1937年9月2日），1901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08年流亡西欧，1916年返回俄国，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工人士兵苏维埃执委会委员，后当选为彼得格勒五金工会和全俄五金工会的主席，十月革命后任劳动人民委员、高加索—里海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后来与柯伦泰一起组织工人反对派。1933年被开除出党，1937年遇害，1988年平反。

[18] 亚历山大·伊萨维奇·索尔仁尼琴（Александр Исаевич Солженицын，1918年12月11日——2008年8月3日），俄罗斯作家。出身于农民家庭。1936年加入共青团。卫国战争后入伍。1943年授中尉军衔。此后对斯大林产生怀疑，在与朋友的通信中攻击斯大林。1945年被捕并被判处8年徒刑。1953年出狱，但已抛弃马克思主义，转向东正教思想。1956年获释。1957年平反。1959年出版《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2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63年出版《第一圈》。1966年出版《癌病房》。1967年起是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领导人。1968年反对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1969年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73年因出版《古拉格群岛》被吊销国籍并被驱逐出境。1975年流亡美国，支持越南战争。1976年公开支持西班牙弗朗哥政权。1990年恢复国籍。1994年回国。在此期间公开反对叶利钦的政策。2002年以后支持普京。2010年逝世。

[19] 产联——劳联《自由工会新闻》第30卷，第7—8期（华盛顿，1975年），第4页（专门俄文版）。——原注

[20] 施略普尼柯夫在中央委员会中的显著地位，一直延续到了整个1917年，他被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任命为劳动人民委员。1920—1921年间他领导了 “工人反对派”。虽然如此，在列宁的坚持下，他仍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当他参加了联合反对派之后，他最终被罢免了。施略普尼柯夫于1933年的一次清洗中，被开除出党，据老布尔什维克斯涅戈夫说，后来他被恢复了职位，并被任命为阿尔汉格尔苏维埃地区执行委员会主席。他于其后的1937年被捕并被枪决，至今还未给他恢复名誉。——原注

[21]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Вячеслав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олотов，1890年3月9日——1986年11月8日），原姓斯克里亚宾（Скрябин）。生于维亚特州库卡尔卡镇一个店员家庭。中学时期投身革命，1906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06年至1912年曾担任《火星报》和《真理报》编辑。1915年被捕后，被流放西伯利亚，一年后逃回彼得格勒，并担任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委员。1920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同年9月担任顿涅茨州委书记，1921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与政治局候补委员。1927年至1928年担任莫斯科市委书记，1930年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1939年至1949年担任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长），1949年改任第一副总理，1953年至1956年担任外交部长，1957年因参加“反党集团”而遭到谴责，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调任蒙古大使，1964年被开除党籍，勒令退休。1984年恢复党籍，1986年去世。

[22] 马特维·康斯坦丁诺维奇·穆拉诺夫（Матве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Муранов，1873年11月29日——1959年12月9日），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2年当选为第四届国家杜马议员。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协助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在《真理报》夺权，主张有条件地支持临时政府，统一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同时反对《四月提纲》。1917年8月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前后担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7年11—12月任苏俄副内政人民委员。1918年任立宪会议议员。1919—1920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0—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3—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苏联最高法院成员。1934—1937年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任职。1939年退休。

[23] 赞同将战争进行到胜利的社会主义者。——英译注

[24] 杜马在陶里多宫的右侧开会。当苏维埃建立的时候，在同一个宫殿里的左侧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英译注

[25] 临时杜马委员会于1917年2月27日正式开始行使权力。其中有米留柯夫、涅克拉索夫等人，由此产生了临时政府。——英译注

[26] A·施略普尼柯夫：《一九一七年》第1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25年版，第219页。——原注

[27] 伊万·彼得洛维奇·托夫斯图哈（Иван Павлович Товстуха，1899年2月10日——1935年8月9日），1905年参与革命运动。1909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1912年流亡国外。191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回国。1918—1921年任民族人民委员秘书。1921—1922年任斯大林的专职秘书。1934—1935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5年在莫斯科逝世。

[28] I·斯大林：《通向十月之路》（莫斯科——列宁格勒1925年），第8页。——原注

[29] 让·龙格（Jean Longuet，1876年5月10日——1938年9月11日），马克思的长女燕妮·马克思（Jenny Marx，1844—1883）与夏尔·龙格（Charles Longuet，1839—1903）之子，出生于伦敦，1881年随父母返回法国。在家庭影响下，少年时即投身社会主义运动，1897年参加了盖得和保尔·拉法格的法国工人党，一战期间，他虽然持和平主义立场，但总是投票赞成战争拨款。1920年法国社会党分裂后继续留在社会党内，支持第二半国际。

[30] 托洛茨基：《二月革命》（柏林，1931年），第324—325页。——原注

[31] 斯大林：《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33页。——原注

[32] 埃米扬·米哈伊洛维奇·雅罗斯拉夫斯基（Емелья́н Миха́йлович Яросла́вский，1878年2月19日——1943年12月4日），出身于一个犹太移民家庭。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起担任《火星报》记者。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7年被捕并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二月革命后回到莫斯科。十月革命期间领导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1918—1919年任莫斯科军区政委。1919—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19—1922年任俄共（布）彼尔姆省委书记。1921—1923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兼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1923—1934年任苏联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1943年任武装无神论者联盟中央理事会主席。1928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9—1935年任苦役政治犯及流放移民协会会长。193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兼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9—1943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兼苏联科学院院士。1943年逝世。

[33] E·雅罗斯拉夫斯基《联共（布）党史》第2卷（莫斯科，1933年），第16—17页（《联共（布）党史》即上文中所说的《布尔什维克党史》）。——原注

[34]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莫斯科，1938年）第176页（《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文本，人民出版社，1973年5月，第204页）。——原注

[35]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苏汉诺夫（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Суханов，1882年11月27日——1940年6月29日），早年加入社会革命党。参加了1905年莫斯科武装起义。此后流亡瑞士。1913年退出社会革命党。一战期间持国际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新生活报》编辑，并加入了孟什维克国际派。十月革命后曾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内战期间撰写了《革命札记》。1920年退出孟什维克。20年代在苏联政府任职。1930年因“孟什维克联盟局”案件被捕，被判处10年徒刑。1937年再次被捕。1940年遇害。后获平反。

[36] N·N·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第2卷（柏林，1922年），第265—266页。——原注

[37] 帕维尔·叶菲莫维奇·德边科（Павел Ефимович Дыбенко，1889年2月16日——1938年7月29日），1911年入伍。191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1917年2月领导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二月革命后曾任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主席。七月事件后被捕，9月获释。十月革命期间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7—1918年任海军人民委员。1918年1月参与驱散立宪会议。1918年3月因私自撤退被开除出党并被捕，被判处死刑，后被特赦。1919年任克里米亚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20年打败了邓尼金部队。1921年参与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和坦波夫叛乱。1922年重新加入俄共（布）。1928—1933年任中亚军区司令。1933—1937年任伏尔加河军区司令。1937年6—9月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1937—193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兼副木材工业人民委员。1938年2月被捕，7月遇害。1956年平反。

[38]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安东诺夫—奥弗申柯（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Антонов-Овсеенко，1883年3月9日——1938年2月10日），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原属孟什维克派。在1905年革命期间曾领导波兰和克里米亚的起义。革命失败后被捕，被判处二十年苦役。1910年越狱后流亡法国。一战爆发后参加布尔什维克。1917年5月回国，在十月革命期间参加了起义的准备工作，并率领赤卫队攻占了冬宫。内战期间在南俄和乌克兰等地指挥红军作战。内战结束后曾接近托洛茨基，并曾担任过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和波兰大使。1934年5月至1936年9月任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检察长，1936年9月至1937年8月任苏联驻巴塞罗那总领事。1937年9月任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司法人民委员。1938年2月遇害。1956年平反。

[39] В·沃洛达尔斯基（В. Володарский，1891年12月11日——1918年6月20日），本名莫伊塞·马尔科维奇·戈尔德施泰因（Моисей Маркович Гольдштейн），生于沃利尼亚省奥斯特洛波利（Острополь）的一个犹太家庭。1905年参加立陶宛、波兰与俄罗斯犹太劳动者总同盟（即“崩得”），不久后参加孟什维克。1908年被捕，1911年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1913年获释后移民美国。一战期间参加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并逐步左倾。1917年5月回国，参加了“区联派”，1917年8月随区联派参加布尔什维克。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6月20日被一名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暗杀。

[40]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克雷连柯（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Крыленко，1885年5月2日——1938年7月29日），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1年起先后在《明星报》、《真理报》任职。1916年被征入伍。二月革命后任第11军军队委员会主席，后任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彼得格勒武装起义期间是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7—1918年任俄军总司令。1918年5月任最高革命法庭主席。1922—1929年在大学任教。1931—1938年任司法人民委员。1938年1月被捕，7月遇害。1955年平反。

[41] 瓦尔兰·亚历山德罗维奇·阿万涅索夫（Варлаам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Аванесов，1884年3月24日——1930年3月16日），早年加入达什纳克楚琼。1901年加入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1903年加入孟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流亡瑞士。1913年回国。191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任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十月革命期间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7—1918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1918—1921年任民族人民委员会亚美尼亚事务专员。1919年加入契卡。1922—1924年任副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22—1927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1925年任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25—1930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0年逝世。

[42] 尼古拉·伊里奇·波德沃伊斯基（Николай Ильич Подвойский，1880年2月4日——1948年7月28日），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10—1914年在《明星报》、《真理报》任职。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先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领导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1924—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5年退休。

[43] 格列布·伊万诺维奇·博基（Глеб Иванович Бокий，1879年6月21日——1937年11月15日），190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与了1905年革命。1917—1918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主席。积极参与彼得格勒武装起义。1918年3—8月任彼得格勒契卡主席。1918年8—11月任彼得格勒契卡主席。在此期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此后一直在契卡和格别乌工作。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44] 康斯坦丁·斯捷潘诺维奇·叶列梅耶夫（Константин Степанович Еремеев，1874年6月6日——1931年1月28日），1893年入伍。1896年加入白俄罗斯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0—1914年担任《明星报》和《真理报》编辑。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是《真理报》编委会成员。十月革命期间担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军事人民委员会委员。1917—1918年任彼得格勒红军总司令。1918年6月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出版社主席。1924—1931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45] 亚历山大·费奥多洛维奇·克伦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Фёдорович Керенский，1881年5月4日——1970年6月11日），俄国律师，在1905年革命后曾为一些政治犯进行过辩护，1912年当选为“劳动团”（Трудова́я гру́ппа）的杜马代表，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5月5日任陆海军部长，7月14日任临时政府总理兼陆海军部长，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

[46] 《斯大林传略》（莫斯科，1952年）第66—67页。——原注

[47]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莫斯科，1958年）第119页。记录稿表明：斯大林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于10月24日那天他也没在斯莫尔尼宫和《真理报》编辑部办公室。——原注

[48] 原为一个宫殿，后改为学院，仍沿用旧称为：斯莫尔尼宫。——中译注

[49] 《十月武装起义》第2卷（列宁格勒，1967年），第293—296页。——原注

[50] 《工人之路》，1917年10月24日，第44期（《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373页）。——原注

[51] 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Яков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вердлов，1885年5月23日——1919年3月16日），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0年任《真理报》编辑。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积极领导了十月革命。1918—1919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19年因感染西班牙流感而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

[52]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Феликс Эдмундович Дзержинский，1877年9月11日——1926年7月20日），俄国革命家，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中学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99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工党。曾多次被捕，1912年被捕后一直被关押到二月革命才获释。获释后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并参加了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1917年12月被任命为肃反委员会主席。1924年改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6年7月20日因心脏病于莫斯科逝世。

[53] 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布勃诺夫（Андрей Сергеевич Бубнов，1884年3月22日——1938年8月1日），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候补委员。1912—1913年是《真理报》编辑部成员。十月革命期间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1919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和“军事反对派”。1918年7—11月任全乌克兰中央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1919年1—9月任乌克兰苏维埃政府副内政人民委员。1921年参与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1921—1922年是民主集中派。1923年一度签署了“四十六人声明”。1922—1924年任俄共（布）煽动和宣传部部长。1924—1929年任红军政治局局长。1924—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1925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9—1937年任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54] 莫伊塞·所罗门诺维奇·乌里茨基（Моисей Соломонович Урицкий，1873年1月2日——1918年8月30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年后被捕，被流放到雅库茨克省。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是孟什维克。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6年被捕，先被流放到沃洛格达，然后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1912年8月，他参加了在维也纳举行的社会民主党会议，参与了“八月联盟”。1914年流亡国外。1916年在斯德哥尔摩成为托洛茨基在巴黎编辑的报纸《我们的言论》记者。1917年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加入“区联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六大上加入布尔什维克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成员。1917年8月加入彼得格勒苏维埃。同时在《真理报》和其他党派出版物上工作。1917年10月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参与了十月革命的领导工作。十月革命胜利后是人民委员会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和全俄立宪会议召集委员会委员。1918年2月他领导了彼得格勒革命防卫委员会的总部。在1918年布列斯特谈判中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18年3月10日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契卡主席。1918年12月30日被一名劳动人民社会党人暗杀身亡。

[55]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会议记录》（莫斯科，1958年）第104页。——原注

[56] 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多夫斯基（Андрей Дмитриевич Садовский，1890年？月？日——1927年7月8日），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了1905年革命。一战爆发后被征入伍。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士兵苏维埃副主席兼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十月革命期间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17—1927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9—1927年任全苏运输工人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2—1927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年逝世。

[57]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社会革命党的一支，他们在1917年支持布尔什维克，并短时间地参加了布尔什维克政府。——英译注

[58] 帕维尔·叶夫根尼耶维奇·拉济米尔（Павел Евгеньевич Лазимир，1891年1月21日——1920年5月20日），出身于士兵家庭。早年加入社会革命党。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士兵苏维埃主席兼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并逐步转向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十月革命后任苏俄军事人民委员会委员。1918—1920年任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0年因斑疹伤寒逝世。

[59] 《苏共党史》第3卷，第1册（莫斯科，1967年），第312页。这个领导小组从来没有独立地起过作用，拉济米尔只是形式上的负责人，苏哈尔科夫也几乎未参加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原注

[60] 《苏共党史》第3卷，第1册（莫斯科，1967年），第321页。——原注

[61] 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Анато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Луначарский，1875年11月23日——1933年12月26日），1897年投身革命，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4年起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前进报》和《无产者报》的编辑工作。1905—1907年在策略与哲学问题上与布尔什维克发生分歧。1909年加入“前进派”，同时是“召回派”和“造神派”领袖，鼓吹“社会主义新宗教”。此后加入孟什维克。一战时持反战立场。二月革命后加入区联派。七月事件后重新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1929年任教育人民委员。1930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33年任苏联驻西班牙大使，但未及到任，于12月26日在西班牙逝世。

[62] 玛丽亚·米哈伊洛夫娜·越飞（Мария Михайловна Иоффе，1896—1989），阿道夫·越飞的妻子。1917年二月革命后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任苏俄人民委员会新闻出版社秘书，并担任托洛茨基的速记员。1918年与越飞结婚。1921—1922年任外交人民委员会秘书。1925年起在共产国际新闻部工作。1927—1929年任苏联国家出版社编辑。1929年因抗议将托洛茨基驱逐出境而被捕。1936年再次被捕，被判处5年徒刑并被流放到沃尔库塔。1941年再次被捕并被判处10年徒刑。1956年获释。1975年流亡以色列。1989年逝世。

[63] 《时代与我们》第19期，第178页。——原注

[64]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会议记录汇编》（莫斯科，1958年）第86页。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实际上很晚才出现。——原注

[65] 阿卜杜拉赫曼·加纳佐维奇·阿夫托尔汉诺夫（Абдурахман Геназович Авторханов，1908年11月7日——1997年4月24日），苏联作家。出生于一个车臣人家庭。1927年加入联共（布）。1932—1933年任联共（布）中央出版社车臣支部书记。1934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40年在车臣参加反苏叛乱。1942年叛逃到纳粹德国。1945年德国战败后流亡美国。在美国期间出版了一系列苏联政治历史著作。1979年退休。1997年逝世。

[66] 维亚切斯拉夫·鲁道利弗维奇·缅任斯基（Вячеслав Рудольфович Менжинский，1874年8月19日——1934年5月10日），1902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7年起侨居国外，期间是“前进”派，曾在卡普里党校教学。二月革命后回国。十月革命期间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国家银行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8年任财政人民委员。1919年任乌克兰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1919—1923年任契卡副主席。1923—1926年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副主席。1926—1934年任国家政治保卫局主席。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34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

[67] 亨利希·格利戈里耶维奇·雅戈达（Генрих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Ягода，1891年11月7日－—1938年3月15日），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1年因参与革命运动被捕，被流放到辛比尔斯克，1913年获释。1915年应征入伍，1917年加入了俄军中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并参加了十月革命。1917年11月—1918年4月任《农村贫农报》执行编辑。1919年加入契卡，1921年3月31日被任命为契卡副主席。1923年9月18日出任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二副局长，1926年6月捷尔任斯基去世后升任第一副局长。1930年7月13日被选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1年被降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二副主席。1934年2月10日被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34—1935年任内务人民委员。1936—1937年被调任为邮电人民委员。1937年4月3日被撤职，5日被捕。1938年被处决。

[68] 马尔蒂什·伊万诺维奇·拉齐斯（Мартын Иванович Лацис，1888年12月16日——1938年2月11日），1905年加入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1907年流亡俄国。1915年被捕，在流放途中逃往彼得格勒。1917年领导了彼得格勒赤卫队。1918年加入契卡，曾一度担任契卡主席，参与镇压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1919—1921年任全乌克兰契卡主席。1927—1928年任莫斯科土地测量研究所所长。1932—1937年任莫斯科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69] A·阿夫托尔汉诺夫：《斯大林死之谜》（富兰克福，1976年）第35页。——原注

[70] 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鲍里索夫（Серге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Борисов，1887年9月21日——1968年8月9日），早年参加了1905年革命，并创立了裁缝工会。190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任彼尔姆苏维埃副主席。十月革命后任彼尔姆执行委员会主席。1918年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加入契卡。1921年8—12月任鞑靼契卡主席。1925—1928年任联共（布）奥廖尔省委执行委员会书记。1928—1930年任联共（布）斯摩棱斯克省委执行委员会书记。1930—1932年任莫斯科水运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32—1934年任高尔基监察委员会主席。1935—1937年任联共（布）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省委基泽洛夫斯基区委第一书记。1937年被捕。1938年被判处8年徒刑。1945年获释。1949年再次被捕。1955年获释并平反。1968年逝世。

[71] A·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第1卷（巴黎，1973年），第79页。一一原注

[72] 瓦西里·阿列克谢耶维奇·马克拉科夫（Васил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Маклаков，1869年5月10日——1957年7月5日），俄国自由派律师和外交官。1905年加入立宪民主党。1910年当选为国家杜马议员。1913年参与贝利斯案件。1916年参与暗杀拉斯普京。二月革命后任俄国临时政府驻法国大使，同年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政权，支持白军。此后长期流亡法国。二战爆发后支持苏联，一度被纳粹监禁。1957年在瑞士逝世。

[73]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马克拉科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Маклаков，1871年9月9日——1918年9月5日），俄国君主派政治家。1909—1912年任切尔尼戈夫州长。1912—1913年任内政部次长。1913—1915年任内政部长。1915—1917年任国务会议议员。二月革命时支持尼古拉二世。二月革命后被捕，被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1918年在莫斯科被契卡处决。

[74] 《历史问题》杂志，第10期（1972年），第167页。——原注

[75] 斯捷潘·格里戈里耶维奇·邵武勉（Степан Георгиевич Шаумян，1878年10月13日——1918年9月20日），1899年开始从事马克思主义运动。190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2年发起成立亚美尼亚社会民主主义联盟。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二月革命后回到巴库。1918年任巴库苏维埃主席兼外交事务专员。巴库苏维埃被颠覆后被捕。9月14日被起义军救出，但在克拉斯诺沃尔斯克被捕，9月20日同其余25名巴库人民委员一同英勇就义。

[76] 维萨里昂·伊万诺维奇·朱加什维利（Виссарион Иванович Джугашвили，1850年？月？日——1909年8月25日），斯大林的父亲。

[77] 叶卡捷琳娜·格奥尔基耶维娜·朱加什维利（Екатерина Георгиевна Джугашвили，1858年2月5日——1937年6月4日），斯大林的母亲。

[78] 约五时四分。——英译注

[79] 见ЦГАОР （TSGAOR为十月革命中央档案馆的缩写）特别部，卷宗第167号（1905年），公民谢苗·阿巴拉莫夫·吉尔班诉讼案，第4—36卷（斯大林的诞辰日期是错误的。）——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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