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革命的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1960）
第九章 围绕着新方针的争论
一九二三年秋是苏共党内反对派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此之前，虽然不断存在着不同思想的暗流，但反对派小组只是偶然地出现。随着一九二三年十二月那场争吵的爆发，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了两种不同方向的残酷斗争。列宁主义者和左翼反对派相互对立，互不相让，开始了一场你死我活的、实际上以左翼被战败并遭清洗而结束的政治斗争。
一、一九二三年夏的危机
一九二三年末开始的争吵是有预兆的，它就是左翼对“三驾马车”的政治路线以及党的机关不断扩大的担忧。一九二三年夏，苏联遇到的紧张经济形势把这种担忧推向了高潮。剪刀差（不正常的价格比例关系）日益严重，有可能导致经济的全面崩溃。极左派的反对派小组再次蠢蠢欲动，并使领导集团感到不安。当长远的经济政策须刻不容缓地确定下来时，领导人之间的日益不和在总的经济政策方面突然加剧了。
一九二三年七、八月份，剪刀差危机突然严重，农业生产超过了需求，给工业复兴造成了困难。由于国家垄断，工业品价格人为地提得很高，出现了销售危机。失业增加，工资下降或不能按期支付。[1]在此情况下，政府决定对工业进行清理，把生产集中于那些最有成效的工厂，贷款只发放给国有化企业。从长远看，这些措施可能是明智的，但它的直接效果是加剧了工业危机，使许多城市工人陷于绝望的境地。
工人中的不满情绪急剧发展。工厂被各种政治鼓动弄得昏头昏脑。在一篇官方报道中称：“经济问题波及到劳动群众，……敌对分子抬头，……在莫斯科和其他一些城市的一大批企业中，恃别在低工资的企业里，敌人的煽动活跃起来了。”[2]在工资问题上蛊惑人心的宣传迅速增多。尽管官方工会领导尽力阻止，国家政治保卫局不断干预，但八、九月份在一些城市仍然出现了罢工浪潮。[3]
使党的领导集团特别感到不安的是极左派在罢工中所起的作用。他们企图达到煽动无产者反对政府的目的。这种影响甚至在一些党组织中也可察觉到。“这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私有者意识形态形成的过程，他们要求取消党的工作，甚至还企图取消党的纪律。”[4]
“工人团”的活动在六月份发展到使政府不得不动用警察进行镇压的程度，逮捕了米亚斯尼科夫，但他的副手库茨涅佐夫继续领导这个组织，并与过去的一些工人反对派领导人建立了联系。在莫斯科，人们企图建立组织和打入正统的共产党支部里去，但成果不大。八月份当罢工浪潮开始时，工人团力图领导这个运动，并鼓动进行政治性群众示威游行。这些行动使人回想起布尔什维克在取得政权前所采用的旧策略和意图。但布尔什维克现在掌握了一套不同于沙俄时代的控制手段和警察暴力。一九二三年九月的大逮捕使工人团的活动很快停止了。[5]
在危机形势下，“工人真理派”也同样在工人中活跃起来。他们宣称是不过问政治的，他们的目标只是在思想上领导工人阶级，对工人阶级进行文化启蒙工作。但这样的宣称并不能使他们免遭警察的迫害。据说，就连老布尔什维克波格丹诺夫（“工人真理派”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人）也一度被捕，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宣称：“工人真理派”“在意识形态上是敌对的，是孟什维克的一个阴谋活动”，它们宣布的目标是“解散我们的党”。许多与“工人真理派”有联系的党员被开除出党，也就是被逐出政治生活。国家政治保卫局象对付“工人团”那样，很快也清除了这一运动。[6]
经济形势虽然给党造成了困难，但主要受害者是普通党员。党的组织机关相反却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影响在不断扩大。中央委员会的报刊不断宣传书记处（特别是书记处的登记分配局）在加强党组织、完善党对国家机关的监督和清除党和国家机关中各种倾向分子和不称职者方面的作用。这样做的结果使预期的目标达到了：党日益变成了强有力的政治权力工具。与此同时，党本身却很快受到书记处机关的控制，斯大林的机器不断扩大了权力。
一九二三年九月，中央委员会召开全会，研究克服工业危机的措施，和对极左派展开批评的问题。会议的注意力首先集中在工资问题上。会议强调必须保证工资和必要的津贴能正常支付，同时也耍注意提高生产率和降低管理费用。[7]中央委员会成立了三个专门小组：一个研究工资问题，一个研究克服剪刀差问题，一个研究党内极端主义反对派问题。[8]
此后，中央委员会更加深信，改革首先是企业领导人的事。按照索柯里尼柯夫的愿望，贷款分配不与长远计划相联系，并且为了保护农民实行了固定价格。[9]左翼代表对研究剪刀差问题的小组进行了联合抵制（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拒绝参加这项工作）。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专门小组在作报告时，强调了农业的优先发展和不惜一切代价安抚农民的必要性。[10]剪刀差危机控制住了，但是由于在整个二十年代里存在着严重的工农业产品价格之间的不平衡，它就促进了粮食供应危机的爆发。一九二三年为“克服剪刀差”而采取的措施远远超过了一九二一年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所作的妥协，左翼对此大为震惊，他们不愿再克制了。
促使新反对派第一次公开进行反抗的是中央委员会审查政治形势的小组。这个小组的领导人是捷尔任斯基，他曾是警察头目，现在是交通人民委员。捷尔任斯基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谈到由于极左派的威胁使得党内笼罩着一片惊慌不安和心情沉重的气氛；他说：“党的涣散、党内生活的窒息和任命日益代替选举导致了一场政治危机，并使党对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陷于瘫痪。”[11]当调查小组作报告时，语气也有所变化。据称，只有加强镇压才能消灭对镇压的抗议。调查小组建议，所有党员应有义务向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检举那些已知的与某个地下宗派小组有联系的人。[12]这样一种建议——把党的活动置于国家暴力机关之下——过去从未有过。它说明，党领导深感不稳，为了清除意识形态方面的威胁，他们只有日益借助于组织手段和警察手段。但是问题变得更加清楚了：反对派得到了一个首领，因为捷尔任斯基的建议促使托洛茨基终于放弃了长期动摇不定的立场，而采取了坚定的反对派立场。
当“三驾马车”准备把托洛茨基从军事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岗位上排挤出去时，托洛茨基可能具有的一种顾虑，即不要发展到攻击党的地步，也消失了。人们建议加强革命军事委员会，让更多的党的领导人，其中包括斯大林，参加军事委员会。[13]据参加这次会议的一位干部称，托洛茨基以辞职来回答，他要求到外国去，参加随时可能爆发的德国革命的战斗。季诺维也夫也虚张声势地站起来要求一同前往德国完成革命使命。斯大林谨慎从事，他指出，他们二人在国内是必不可少的，并引导大家避开实际问题。骄傲的军事人民委员感到他的尊严受到愚弄，因此离开了中央委员会的会场。但是据报告称，托洛茨基的戏剧性表演没有取得效果，因为会议大厅的门太重，他未能使之在其身后重重地关上。[14]
虽然托洛茨基阻止了军事人民委员会的大改组，但他不得不让他的两个老对手（伏罗希洛夫和拉舍维奇）进入这个机构。古比雪夫向大会作了一个坦率的说明：“我们认为同你进行斗争是必要的，但我们不能把你宣布为敌人，因此我们不得不采取这种方法。”[15]托洛茨基无法容忍这些对他本人的和政治上的挑衅。十月八日，他写了一封致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信，信中对党的组织政策进行了公开的抨击。
就这样，他进入了公开争论的沙场。在此期间，在国外，特别在德国发生了对共产主义运动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共产国际在那里遭到的失败虽然对俄国共产党的政策不具有直接的影响，但它是一个很大的干扰因素。在那一年里，德国事件与苏联党内争论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二、外国共产主义问题
——德国危机
长久以来，对世界革命的看法是布尔什维克内部理论争论的一项重要内容。对布尔什维克党来说，世界革命的学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说明布尔什维克党努力在俄国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是正确的。一九一九年春建立共产国际时，存在着这样一种气氛，人们希望革命的烈火很快燃遍全球。尽管人们公认世界革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但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初期世界革命在俄国共产党人的意见分歧中只占很小的地位。但到二十年代中期，当俄国的政治生活走向稳定，共产国际的政策失败已很明显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题目对俄国内部的派别斗争开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几乎与新经济政策在俄国实施的同时，岀现了重新估计国际形势以及相应调整对外政策的问题。显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的革命浪潮减退了，资本主义成功地实现了稳定。正如实行新经济政策一样，列宁同样坚定地指出了这一现实，并要求共产国际转向守势。共产国际接受了一个新的战略，即所谓统一战线。它放弃了直接号召人们起来革命的作法，而是要求加强共产党人在各国的影响，争取与非共产党人结成联盟。正如新经济政策一样，共产国际的这一战略上的退却也引起了争论，即对这一行动的规模、持续时间和实际意义的争论。在这一问题上，出现了类似的左派和右派的分裂，只不过两派的人员组成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共产国际中那些对革命前景抱有与列宁相同的谨慎估计的俄国领导人，如托洛茨基、拉狄克和一定程度上的布哈林，大部分属于左派。共产国际中希望很快重新采取攻势的左翼领导人，如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在国内政策上却是小心翼翼的右派。一九二二年中，季诺维也夫还说：“世界革命正在全面推进。”[16]
在一九二二年第四次共产国际代表会议上，拉狄克毫不掩饰地流露出悲观情绪。他说，“最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已不相信他们在可见的时间内能夺得政权。”[17]拉狄克是最坚决主张与非共产主义运动结成联盟的人。就德国而言（他在共产国际主管德国），他建议共产党人不仅要同社会民主党合作，甚至要同右翼民族主义者合作。[18]拉狄克警告说：“无论如何，世界革命不可能一举成功。”[19]
一九二三年中，这种退却气氛突然消失了。苏联领导人认为有理由相信，德国这个被他们一向看作是取得革命成功的关键性工业国即将迎来共产主义的胜利。在布哈林的支持下，在德国共产党人中以亨里希·布兰德勒[20]为首的右翼领导的合作下，拉狄克在德国积极推行他的民族布尔什维克路线。[21]季诺维也夫变得有些神经质了，这不仅因为他不同意小心谨慎的路线，而且也因为他担心自己在俄国的政治地位。当时，他的不妥协路线在保加利亚的追随者们已犯了一个大错误：当一九二三年六月斯坦波利斯基[22]的农民民主政府被近乎法西斯的政变所推翻时，他们袖手旁观，无所作为。季诺维也夫为挽回自己的声誉，急需取得革命胜利。[23]
一九二三年七月，德国共产党人在是否遵守政府关于禁止示威游行的规定问题上发生了争吵，苏联领导不得不对此作出裁决。季诺维也夫和当时的布哈林主张不理会禁令，北高加索共产党人也持相同的立场。拉狄克坚决反对，并得到斯大林的支持。斯大林当时在“三驾马车”中的表现日益不同于其他二人。他成功地阻止了示威游行。[24]斯大林在给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的信中说：“如果共产党人试图今天在德国推翻政府，夺取政权，那么，你们将同他们一起卷入失败。……我认为现在必须劝阻德国同志，而不是鼓励。”[25]但是，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法国人占领鲁尔区使得德国形势不可阻挡地走向危机。对德国政府来说，最大的耻辱是八月钞票印刷工人的罢工，它使整个财政系统陷于瘫痪，并被视为总罢工的信号。
这时，苏联政府认为，德国已出现真正的革命形势。施特雷泽曼[26]新政府转向西方，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俄国人本来就具有的采取行动的愿望。九月中，大多数苏联领导人转向同意德国共产党人起义的计划，并正式表示赞同。对此最感兴趣的是托洛茨基，他突然从保守态度一变为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27]
苏联领导人在德国问题上的分裂，扛破了过去所有阵线的格局。拉狄克（他属于俄国左翼，但支持德国的右翼）同斯大林（俄国的右翼，支持德国的左翼）一起反对起义计划。托洛茨基（接近俄国右翼，同时又站在德国右翼一边）和季诺维也夫（俄国的右翼，站在德国左翼一边）赞成冒险。这种七拼八凑的政治阵线是超越意识形态分界线的政治上敌友关系的产物。拉狄克长久以来就同德国右翼共产党人和小心谨慎的政策联系在一起的。尽管他在国际政策上的观点与他在俄国共产党内的态度不相一致，但他的这些观点是一贯的。季诺维也夫处于另一个极端，他支持德国左翼和他们对革命的期望，他的观点也是一贯的。他站在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上认为在世界革命爆发之前不能期望俄国取得很大的社会主义进步。这一看法与他在俄国内政上所持的谨慎小心的态度是一致的。托洛茨基由于同拉狄克友好，并反对季诺维也夫，从而转向德国右翼一边。斯大林的情况刚好相反：由于他在政治上反对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从而偏向德国左翼，但同时由于他的谨慎小心的本性，他又低估革命的可能性。
这种混乱的宗派组成给德国运动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当俄国领导在夏季决定推行起义路线时，德国共产党右翼领导人布兰德勒完全是带着害怕的心情来执行的。由于担心从领导岗位上被排挤下来，他假装向左转，并假装以乐观态度估计德国的革命形势，试图以此取得莫斯科的宠爱。他对形势的歪曲描绘加强了莫斯科推行起义路线的思想。在莫斯科的命令和援助下，人们为革命起义作了具体和细致的准备。[28]
十月，危急的时刻来到。这个月对俄国人来说具有特别激动人心的意义：德国即将发生内战，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与国防军为首的反共和国的力量之间将发生内战，德国共产党人从未像今天这样精神抖擞，准备起义；他们只差一步还没有做，即号召总罢工，以保卫萨克森和图林根州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联合政府，反对国防军。但布兰德勒未能争取社会民主党人同意罢工。这时，个人的考虑困扰了布兰德勒，他的起义热情逐渐消失。错误地得到攻击信号的汉堡共产党组织被血腥镇压了。清醒和分裂使德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热情逐渐消失，对世界革命的信心破灭了。
对俄国领导集团来说，这一打击的直接后果并不很明显，但后来托洛茨基就此而发动的争吵则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在莫斯科，人们一致认为布兰德勒的领导无能是这次失败的原因。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这是一场真正的较量，是胜利或失败的抉择。因此，布兰德勒不得不让位给德国左翼。但这场灾难的根本原因却在于：俄国领导虽然显示了它的权威性，但当时的俄国领导并不能同心同德地发挥它的权威作用。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俄国的党领导与左翼展开公开斗争之后，双方都企图从德国的失败中获利。拉狄克宣称，托洛茨基受到国际共运的很大信任，这一点将在下个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辩论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领导集团则指责布兰德勒和拉狄克，从而间接地指责托洛茨基是造成失败的罪人。[29]拉狄克继续支持德国右翼，因此在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中受到了指责，这项决议后来又为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所批准。人们指责他“错误地估计了德国的阶级力量”，犯了机会主义和不服从命令的错误。人们并警告他不要把“俄国的派别斗争带进共产国际”。[30]拉狄克辩解说，德国的退却是完全正确的。托洛茨基和皮达可夫表示赞同。[31]托洛茨基支持拉狄克，显然是一种政治策略。后来托洛茨基又说，拉狄克的论点是错误的。[32]
争吵越来越不是为了澄清问题，而是为了互相指责。在德国，一个新的左翼领导集团被任命了。这是进一步把外国共产党置于苏联统治下的重大步骤。在俄国，托洛茨基反对派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在主要派别之间进行的初次的，但却是重要的较量中，党的机关巳显示出它所具有的决定性的权力。
三、幕后的争论
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三年十月八日写的信中明确表示，他反对党的领导集团。直接的原因是捷尔任斯基的肃反委员会提出的一份有关党内问题的调查报告。捷尔任斯基显然已不再同情左派，他已不是政治反对派，而巳成为公安人员，他的最重要的处方是告发被禁止的派别活动。捷尔任斯基的肃反委员会的这一行动促使托洛茨基坦率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向党组织报告它们的成员已被反党分子利用，这似乎是党员的一种最基本的义务。但是，在十月革命后的第六个年头并没有必要建议就这一内容作出一项特别的决议。要求作这样决议的人说：a）党内巳产生非法的反对派集团；b）党内已存在一种能使了解这样集团的同志不向党组织报告的气氛。这两个事实都证明，自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来党内形势已经十分恶化了。”
[33]
“鉴于全面发展起来的工人民主制与专制制度是不相容的，在我看来，当时人们所作的许多有利于工人民主制的发言是夸大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煽动性。但十分清楚的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所采用的强制性制度为党统管一切的制度提供了发展的可能性。而这种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之前就开始形成的、后来又进一步得以发展的现行制度却比战时共产主义最艰难时期的制度更远离工人民主制。由于采用挑选书记的方法，党机关的官僚化巳经达到闻所未闻的程度。一个广泛的党的工作人员阶层已经形成并巳分布到党和国家机关中，当这个阶层认为等级森严的书记体制就是能代表党的意见和作出党的决定的机关时，它已完全放弃了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至少放弃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的机会。在这个放弃发表自己看法机会的阶层的下面是广大的党员群众，每项决定都是以要求的形式或命令的形式传达给他们。在这些党员基本群众中普遍存在着极其不满的情绪……这种不满情绪不可能由于群众似乎对党组织还能施加影响（选举中央委员会、书记等等）而得以消除，而只会悄悄地积聚起来，从而导致内部的紧张。”
托洛茨基还强调说，这对他来说是关系到保护正确政策的问题，而不是关系到攻击现有领导的问题。为了强调这一点，他指出他不打算向全党公布他的观点；他说：
“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都知道，我虽然在中央委员会里最坚决地、最明确地反对一项错误的政策，可也坚决拒绝将中央委员会内部的斗争提交范围很窄的少数同志去判决，特别是提交给那些在一种还算正确的党的方针存在的情况下占据着中央委员会需要位置的人来判决。”
托洛茨基相当露骨地表示应在人事上作某些变动，并以此给人以威胁。他暗示他打算在必要的情况下将问题公布于全党。
中央政治局的同事们断言说，他们只能把托洛茨基所作的这些原则性的阐述和对未来危险提出的警告看作是他放肆地要求个人权力：
“我们认为有必要向全党公开说明，托洛茨基同志所有的不满情绪，他的全部激情，他多年来向中央委员会发起的一切进攻，他竭力想把党搞乱的企图，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托洛茨基想叫中央委员会把他放在我们工业生活的最高领导地位上……
托洛茨基是人民委员会委员、劳动国防人民委员，列宁还给予他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如果他真想干的话，那他完全可以在这些岗位上通过自己的行动和工作在全党面前证明，党可以把他所谋求的工业和军事方面的实际无限的权力交给他。但托洛茨基却采用了另一种行动方式。
托洛茨基明确地拒绝做列宁的副手，他显然认为这一职务有损于他的尊严。他是按照‘要末独揽一切大权要末什么也不要’这一公式来行事的。”[34]
当政治局试图压制列宁的改革计划时，托洛茨基只能以详细地列举去年的许多争论问题来给予回答，在这些问题上（例如在经济计划、外贸、民族、工农检查院和痛苦的事件等问题上）,他曾支持过列宁或者得到列宁的支持而反对其他领导人。[35]
在这期间，党领导又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挑战，即“四十六人声明”。[36]“四十六人声明”是一份秘密文件，它是由具有反对派倾向的四十六名杰出的党务干部签署的，并于十月十五日被提交给政治局。签署者们就党领导在经济政策和党内民主方面所持的态度进行了广泛的批评。不能把这份文件仅仅看作是个人功名心的表现，它是党内存在的一种实际的、较为普遍的、建立在一定原则基础之上的不滴情绪的征兆。更为重要的是，在签名人员名单反映了一种力量的组合。自一九一八年以来，左翼反对派中的极端派和温和派首次按统一的纲领和一致的方式行动了。杰出的左翼温和派人物（例如在工会问题争论期间站在托洛茨基一边的人）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夫、皮达可夫、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和伊·尼·斯米尔诺夫。（拉狄克在一项独自的宣言中声称与四十六人采取一致行动。）[37]一支强大的民主集中派分子的队伍代表了以前的极左派，其中有奥新斯基、萨普龙诺夫、布勃诺夫、弗拉基米尔·柯秀尔[38]、马克西莫夫斯基[39]和弗·米·斯米尔诺夫。
按照反对派的观点，经济方面和党内出现的产重局势与党领导的状况和改革的需求紧密相关。关于经济政策问题，四十六人声明说道：
“中央的各项决定临时应付，轻率从事，不成体系。在经济方面没有做到量入而出，结果，我们在工业、农业、财政和运输方面取得肯定的巨大成就的同时，还面临着这些成就停止不前和严重的普遍经济危机的前景。而国家经济所取得的这些成就从根本上说，不能归功于不称职的领导，而是在不顾这种领导，或者毋宁说，在缺乏任何领导的情况下取得的。”
四十六人就是这般解释剪刀差的。他们担心这种情况如不加以改变，将带来可怕的后果：
“如果不迅速采取广泛、周密、有计划和果断有力的措施，如果目前这种缺乏领导的情况继续下去，我们就可能面临空前尖锐的经济动荡，与此相联系，必然造成国内政治复杂化，并使我国对外的活动和力量全部瘫痪。任何人都懂得，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这种对外的活动和力量，它决定着世界革命和各国工人阶级的命运。”
他们认为领导不称职是由于党内状况所造成的，他们说：
" 党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一个生气勃勃的自己发挥作用的集体，不再是真正进行生动的活动并与各项活逊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的集体。与此相反，我们看到党正在日益分裂为等级森严的书记特权阶层和‘普通人’，分裂为由上层选定的党的职业官员和不参加他们的派别生活的普通党员群众……
党内建立的制度是完全不能忍受的，它扼杀党的独立自主精神，以特选的官僚组成的机关来代替党，这个官僚机关平时可以运转自如，但危机一旦到来就必然发生故障，并且会有在日益迫近的严重事变面前根本不能应付的危险。”
像托洛茨基一样，四十六人认为臃肿的组织机构是党内产生非法集团的根源。
十月二十五至二十七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了联席全会，领导利用这一论坛着手准备反对托洛茨基和四十六人的措施。
[40]托洛茨基没能参加会议——神秘的病巳开始纠缠着他，他几乎整整一个冬天都受到它的折磨。
[41]在这危急的时刻，一个卓越的反对派领袖却成了一个病人。反对派在全会上的主要代言人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他在围绕新方针问题展开的整个争论中承担了积极领导反对派的主要重担。他向中央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决议草案，其中提出了“工人民主”的原则：言论自由，公开讨论的自由，通过全体党员实行真正的监督和选举产生干部，结束书记处在工作中流露出来的先入为主的政治偏见——这也就是四十六人所要求的政治改革。
[42]
党的领导没有重视这些要求。相反的是，它转入了反攻，就派别活动问题提出了控告，
“托洛茨基所选择的办法是走向派别集团的信号（四十六人的声明）。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坚决斥责四十六人的声明，认为它是派别分裂政策的一个步骤，不管签署这个声明的人的本意如何，这个政策是带有派别分裂的性质的。这个声明有使党在最近几个月来的全部生活处在党内斗争标志下的危险，从而在决定世界革命命运的最严重的关头削弱党。”
[43]
因此，这就为即将开始的打击反对派的战役吹响了冲锋号。
一九二三年秋，党内普遍存在着不安情绪，这是由领导在十一月和十二月初所奉行的方针引起的。领导认为有必要承认：党事实上已经历了一场危机，制定一项工人民主的新方针是必要的。为制定这项新的纲领，全党展开了一次公开的、广泛的讨论。如往常一样，这种讨论在党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之前举行。十一月七日，季诺维也夫以各种许诺（看来是纸上的冠冕堂皇的东西）宣布辩论开始；“有关党内工人民主制问题厂我们已经说了许多，我们在党内更好地运用工人民主是必要的……我们的主要错误往往在于，几乎所有的重要问题都是在上面已作出决定后才拿到下面去讨论的。”
[44]
在随后的一个月里，地方党组织对这个问题展开了生动而又活泼的讨论。据《真理报》报道，这对普通党员来说首先关系到恢复党内民主的问题。一个参加讨论的人抱怨说：“党机关已经僵化了，它已开始变为一个‘党的工作人员和专家’特权阶层、一个特殊的‘牧师’特权阶层，等等，等等。”
[45]另一方面，还常常有这种说法：机关还不够强大、还缺乏工作效率。总之，人们主要不是批评党组织的官僚主义结构，而是批评它的个别行为；人们往往认为出路在于实行一种较好的官僚制。
十二月以前，人们几乎没有向当时的党领导发起公开的进攻。大家都主张改革。党的基本群众（他们还不知道反对派提出的十月声明）认为，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一种切实可行的、克服大家都憎恶的官僚主义弊端的办法。当党的领导也表示赞成改革时，它实际上等于打开了不满情绪的阀门并把人们的怒气引向抽象的弊端和匿名的官僚主义者身上。大约在十一月底，讨论的语调变得尖锐起来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把他的批评扩大到了党的组织政策方面，他指责说，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结束后没有着手对机构实行必要的改革。他说：
“必须清除党内的军事方法，应部分地按照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的式样来健全党的生活，发挥各级组织和每个党员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使之有可能提出和参加党内生活中各项基本问题的讨论；有必要使每个党员有可能更积极地、更自觉地参与决定党的各项基本问题和政治间题……而且是在不受任何指责……和不被称之为煽动者、孟什维主义者、动摇分子、‘背离者’等情况下……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当我们处在包围之中时，党的生活却比较活跃，组织的自主权也比较大，但是当我们有了客观条件，可以给予党的生活以新的活力，并且为适应新任务出现了活跃党的生活的现实必要性时，我们却没有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状况向前迈进一步；相反，我们却更加官僚主义了，更如僵化了，由上面决定的问题反而增多了；战争时期所实行的党内分工制（即一部分是负责决策的人们；一部分是执行党的各项决议而没有参与制定它们的权利的党员群众）今夭却进一步强化了。今天非旦没有实行这样的方针：发挥组织的集体智慧和积极性，活跃人们参与制定党的各项决议的气氛，在自觉参与制定各项决议的基础上提高所有党员的思想文化水平！相反，却采取了这样的方针：努力建立一个好的机关和一支好的党的官员队伍。
[46]"
党领导对此的反应是立即公开声称：某些反对派分子要求派别活动的自由并企图使党变成一个“发表意见的议会”。
[47]斯大林察觉到托洛茨基追随这种倾向，并强调说：“党不仅是思想一致者的联盟，而且是……行动一致者的战斗联盟。”斯大林推论说：“争论一定要有范围，以便防止党这个无产阶级的战斗部队堕落成为争论俱乐部。”
[48]
正当关于“工人民主制”的讨论仍在继续进行时，党领导及其所联合的力量试图与托洛茨基达成协议，以便维护表面上的统一。因为托洛茨基正在患病，所以政治局在他的住处举行了几次时间很长的会议，以便使他能参与起草将正式结束公开争论的决议。[50]当托洛茨基拒绝人们提出的决议草案时，斯大林和加米涅夫与托洛茨基一道组成了一个起草新决议的小组委员会。[51]十二月五日，政治局通过了由他们三人起草的决议并发表了它，同时把它当作实行真正改革的许诺大加宣扬。[52]从决议的内容看，它绝大部分源出于托洛茨基的思想。
决议开始以典型的左派观点分析了经济形势；它把危机归咎于工业基础过分薄弱，并把党内出现的弊端也咎归于新经济政策所造成的状况：
“过渡时期现阶段的客观矛盾的产生，是由于同时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经济形式，存在着市场关系，由于国家机关在实际工作中还必须采用一些资本主义的形式和方法，必须依靠一些与无产阶级格格不入的工作人员等等。这些客观矛盾表现为一系列的不良倾向，反对这些不良倾向在目前是极其必要的。这些不良倾向就是：由于职务不同，党员之间的物质待遇悬殊很大和存在着所谓‘无节制’现象多同资产阶级分子联系的增加和受他们的思想影响；狭隘的本位主义（这应该同必要的专业化区别开来）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工作部门中共产党员之间联系的减少；对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革命的前途有丧失信心的危险：……党的各级机关的官僚主义化和由此产生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
这就是党面临危机的预言，持批评态度的反对派分子对这一预言当然感到满意。另一方面，决议也没有给反对派集团开绿灯：
“工人民主制就是全体党员有公开讨论党的生活中一切重要问题的自由，有对这些问题展开争论的自由，同时，自下至上的各级领导人员和集体领导机构都应由选举产生。但是，工人民主制绝不是以派别集团的自由为前提，派别集团对于执政党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们总是引起政府和整个国家机关的分裂或瓦解。党是人们在一定的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上的自愿结合，不言而喻，党内是不能容忍在思想上反对整个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集团（例如‘工人真理派’和‘工人集团’）存在的。”
在起草委员会的讨论会上，托洛茨基就反对过“禁止集团”这样的词句，然而同意禁止“派别组织”。斯大林和加米涅夫提出了一项妥协建议，只是援引了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托洛茨基这才表示满意。册大林对他的巧妙的计策感到十分自豪，他后来说道：托洛茨基已经忘记，一九二一年的决议不仅禁止“集团”而且禁止“派别组织”。[53]反正这种区分是人为的，反对派别组织的原则已被证实是反对派无法逾越的障碍。
决议列有一项很长的实际改革的清单，其基本思想是要改善党员干部和党员群众的关系。达到这一目的的措施是：严格实施各级负责人员的选举制，特别注意支部书记应由选举产生；一切问题都必须交给全体党员群众讨论；迅速把新的党务工作人员提拔到负责岗位上去；更好地向全体党员报告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加强党的教育工作；省代表会议和全党代表会议每年应召开两次，以使全体党员每年有两次发表意见的可能性。因此，又重新宣布了监察委员会的任务：它们的任务是“反对党的机关和党的实际工作中的官僚主义歪风，处分那些阻碍党组织在实际工作中实行工人民主制原则（如限制会议上的发言自由，不按党章规定限制选举等）的党的负责人”。
表面上看，十二月五日的决议是反对派观点获得的一次胜利，但党的领导同意这项决议仅仅是为准备反击而采取的一种策略性的退却。（几年之后，党机关的一位代言人事实上已把这项决议说成是“向托洛茨基作出的一种错误性的让步”。[54]）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接受这项决议只不过是一种策略而已：“中央委员们认为，党内公开发表意见的波涛巳经高涨，现在该是通过十二月五日的文件使之平息的时候了。这项决议似乎早些时候就可以作出。如果在十月份就作出这一决议，那么这种过渡就可能比现在更为顺利。但中央委员会一直等到下面发起冲击时才行动，它又一次推行了尾巴主义——如果允许这样表述的话。正是由于这一情况，讨论和整个形势变得更加恶化了。”[55]
托洛茨基知道，这项决议只是在应急的情况下为掩饰对他的敌意才作出的，因此，他在二月八日致党组织的一封公开信中强调了决议主张改革的重要性。[56]关于新方针的这封信热情强调并解释了十二月五日的决议，托洛茨基特别强调普通党员在实现这—决议过程中应起的作用：
“政治局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标志着党在自己的历史道路上着手作重大的转变。”
托洛茨基警告他的读者提防公然反对新方针的敌人：
“某些思想保守的、喜欢过高估计机关的作用和过低估计党的首创精神的同志们，用批评的眼光看待政治局的决议。他们认为中央承担了无法完成的义务，决议只是散布了虚假的幻想，只会导致不良的后果。显然，这样看问题是对党抱着十足官僚主义的不信任态度。中央决议所宣布的新方针就意味着：承认在实行旧方针时把工作重心放在机关上是错误的；强调目前在实行新方针时应当把工作重心移到发挥党这个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上来，移到发展自治上来。”
托洛茨基警告人们不要单纯对这个决议寄予很高的期望，而是必须“从下面施加压力，使之贯彻执行”。他说：
“新方针决不意味着委托党机关在某一个时期内颁布和贯彻民主法令，建立民主制度。不，这种民主制度只能由党自己来实现。简单地说：党应当把自己的机关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要始终使自己成为集中化的组织。”
总之，托洛茨基和温和左派认为，这种目标不是自相矛盾的，而是一个均衡问题。“民主和集中是党的建设中的两个方面。任务就在于，用最正确的办法……使之协调起来。这种均衡在最近一个时期丧失了。重心被不正确地移到机关上面。……几乎大家都了解或至少感觉到，官僚主义几乎到处横行，有使党陷入绝境的危险。……关于新方针的决议就是党内正在发生转变的第一个正式的十分重要的表现。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个决议，就要看全党即四十万党员愿意和能够使之付诸实现的程度。”
政治局官员们赞同改革的保证迫使托洛茨基不得不以尖刻的语调提请人们注意：
“在中央关于新方针的决议公布以前，人们一提到改变党内体制的必要性，官僚化的机关的代表人物就认为那是异端邪说，是派别活动，是破坏纪律。目前，他们从形式上表示乐意‘注意’新方针，也就是说准备用官僚主义的方法使新方针化为乌有。”
托洛茨基除了指责方针外，还公开要求对领导层进行清洗，他说；
“革新党的机关……就在于以新人来代替庸碌之辈和官僚主义分子。首先应当把那些一听到批评、反驳和抗议就以开除出党对批评者进行压制的人从党的岗位上清除出去。新方针必须首先使每个人都感到，现在任何人也不敢对党实行暴力统治了。”
现在，也就是当托洛茨基发表了关于新方针的信，从而公开站到反对派的领导位置上时，派别之间进行公开的政治斗争已不可避免。
四、公开的分裂
托洛茨基的追随者立即公开号召人们把十二月五日写在纸上的改革计划变为实际的行动。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领导下，左派分子在莫斯科市党组织举行的大会上明确地表明了他们的观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了一份决议草案，其中要求进行全面的改革——“从上到下普遍实行各级党机关负责人员的选举制和适当更新一批担任党的领导工作的同志，因为已经变为党内实际的军事命令制阻碍了向新的党内结构形式实行过渡。”这些措词对领导来说是太强硬了，而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索柯里尼柯夫和其他人出现在区党组织大会上，其目的就是要保证击退反对派的进攻。[57]
十二月十—日，也就是在托洛茨基关于新方针的信在《真理报》上发表的那天，反对派在全市代表都出席了的莫斯科党组织的群众大会上发起了猛烈的进攻。萨普龙诺夫作为反对派主要代言人回答了加米涅夫的提问。他重复了这一论断，即官僚主义是促使反对派形成的原因，并声称党必须清洗机关，而不是相反。他说：“我们不需要在‘推荐’和预先‘协商’的情况下进行表决，支部必须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选举自己的办公人员。”[58]所有的反对派分子都强调：他们只想改革机关，不想摧毁它；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仍在否认党有对它的成员发号施令的权力。他特别为非正式的但在某些问题上能代表不同观点的“集团”的形成进行辩护。[59]为了支持这种观点，拉狄克找到一些根据，并打着列宁的权威旗号投入了战斗。[60]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决议案虽然没有得以通过，但领导集团的代表已被人们搞得垂头丧气；情况表明，反对派要求改革的慷慨激昂的情绪笼罩着整个会场。
事态表明，领导集团将立刻转入反攻。为了将批评的矛头引向反对派，党领导不得不作各项准备。他们果断地使用他们拥有的一切力量去攻击新方针。托洛茨基后来还提出了引起突然变化的另一种解释。[61]他说，斯大林在发生公开分裂之前与托洛茨基进行的谈判引起了季诺维也夫的不安：这里似乎在进行肮脏交易；因而季诺维也夫动员他的彼得格勒机关向托洛茨基发起公开进攻并迫使斯大林也这样做。《真理报》一夜之间突然完全改变了它的腔调。十二月十二日，一篇社论谈到了人们日益对官僚主义不满和新方针将带来的改革。文章进一步说道：“……当然，一些真正的官僚主义分子会进行抵抗。但大家都清楚，这种抵抗将会被党的统一意志所挫败。”然而，人们还可从字里行间中听到一种威胁性的声音：“‘新方针’将一定按它所应实现的那样加以实现，而不能像那些不懂得维护我们集中化的和有纪律的党的基础的人所设想的那样来实现。党不仅能够保持它的统一，而且也能控制住它的机关，能纯洁它的机关，并能取得为解决当前任务所必不可少的一定的机动灵活性。”次日，即十二月十三日，《真理报》开始公开反击反对派并斥贵了它的各种罪恶：它是机会主义的，它主张摧毁党的机关，它认为“官僚主义在蔓延”——这是一种错误的“与客观地分析现象毫无共同之处”的指控；最严重的是，它企图把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割裂开来。
这仅是即将发起的总攻击的前奏，总攻击是以十二月十五日斯大林为《真理报》撰写的一篇文章和季诺维也夫在彼得格勒作的一篇报告（载于十二月二十日和二十一日《真理报》）为开始的。党的领导人控告托洛茨基在关于新方针的信件中损害了政治局的统一，说他公开反对十二月五日一致作出的决议。这实际上就是指责反对派违反了自己的纲领。
在十二月的后半个月里，在一些最重要的党组织内，出现了十分激烈的争吵。季诺维也夫后来曾对这两个星期作了如下的描绘：“我们在我们革命史上第一次（至少是自十月革命以来）碰到这种情况：在上届党代表大会到下届党代表大会期间，在年中，人们试图要改变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甚至还要改变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以及在中途换马……对中央委员会‘缺乏信任’……几乎是每个支部中存在的亟待解决的问题。”[62]
在争取全党支持的这两个危急的星期里，反对派几乎从一开始就垮了——托洛茨基突然撤出了战斗。这一情况完全像在列宁与斯大林发生分裂的危机时期所出现的情况一样，托洛茨基起初参加了争论，而后来他又没有为自己的事业奋斗到这次，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表面上看是因为他生病（寒热病，它从一九二三年十一月直到一九二四年底一直折磨着他）。尽管如此，他仍想写文章进行批评，并参加最高当局的讨论会，直止十二月中旬，即当人们开始抨击他关于新方针所发表的信件时。从这时起，托洛茨基看来已在政治上瘫痪了。来年一月初，他赴黑海附近的苏呼米海滨浴场疗养。因此，领导反对派的任务就落到了托洛茨基在四十六人集团中的追随者身上，特别是落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奥新斯基和萨普龙诺夫的身上。他们都是些有能力和认真负责的人，但他们身上反列宁主义的历史污点要比托洛茨基多得多，而且也不享有那样高的个人威望。反对派不得不在他们的指挥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一场决定性的战役。
在竭力把反对派弄的声名狼藉的过程中，党领导有不可战胜的力量源泉，它控制着新闻工具和党的会议。党的会议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最后起决定作用的是党员的声音或者说是计算票数的结果，而投票结果又取决于重大代表会议的代表组成。布哈林本人就承认，“三驾马车”的信徒会在党组织内运用蒸汽滚压机的策略。他以一个党支部的生活为例解释说：“支部书记通常是由区委会任命，……区委会可以任意地提出人选，选举通常按照既定的方式进行。问问到会者‘谁反对’，由于人们多少有些害怕说反对，于是被提名的候选人就被任命为支部书记。”[63]
对党领导来说，不久前加强了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机关及其地方分机构在争论中具有特别的价值。中央监察委员的新主席古比雪夫引以自豪的是，他的组织为“阻止意见分歧发展到有可能危害党的统一的地步”所做的工作。[64]党领导享有的组织压制手段显然也通过新闻界的力量而大大加强了。按照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命令，主张公正地让双方讲话的《真理报》工作人员不久就被解雇了。[65]这样一来，反对派就越来越难以公开说明他们的看法；托洛茨基的《新方针》小册子实际上已不准再扩散。[66]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反对派在大学生支部中和在莫斯科市国家管理机构中工作的党员中拥有无数的追随者。莫斯科市百分之二十五的党组织都是由大学生组成的，这一事实有助于说明首都反对派的实力为什么那样强大。[67]托洛茨基在进一步阐述关于新方针的思想所写的许多文章中特别提到大学生和党员青年，他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未来的希望。（这一点使党领导特别恼火。）共青团组织由于发生争论也四分五裂了，大多数认为党领导已不再可靠的团中央委员被开除了。[68]
但是，反对派在工人中没有得到支持。托洛茨基分子像当时的民主集中派分子一样都是知识分子而不是无产者；就他们的经济思想而言，他们更多地倾向于工业管理人员的观点。领导集团抓住一切机会表明他们有较高的无产阶级品质，尽管它当时推行的偏向农民的经济政策比反对派的经济政策更为保守。当时主张统一的谢列布里亚科夫尖锐地指出：“在目前的争论中，托洛茨基和反对派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想占有机关。”[69]不管是领导集团还是托洛茨基反对派都没有注意真正的无产者因不满而发出的声音。相反，“工人集团”和“工人真理派”却试图利用这种不满。
反对派之所以在工人中一直未能取得成功，这不仅在于它的政治路线和整个气氛，而且由于组织因素的影响。事实上，当无产者最容易通过组织加以操纵和控制时，党的机关才真正是无产阶级的机关。[70]当一九二三年十二月进行较量时，工人支部和各省一般都几乎坚定地站在党组织一边。不管工人的自然倾向是什么，党机关的压力使他们与反对派之间不可能出现值得一提的联系。对机关提出的批评很少得到理会，而是更多地被雪崩似的宣传声所埋没。一九二三年以后，左翼反对派从未越出知识分子的圈子，始终是一个由善意的但是毫无希望的处于少数的知识分子所组成的派别集团（除了季诺维也夫在一九二五年与斯大林和布哈林决裂时带来了一批机关人员外）。
莫斯科是反对派的唯一真正的据点，只是在这里，出现了一些自由的讨论会。但就是在首都，选举似乎也是不正常的。据一位观察家说：“在国家政治保卫局总部，大部分人表示赞成托洛茨基。但季诺维也夫为打击托洛茨基也插手搞了几次相当巧妙的幕后活动。[71]萨普龙诺夫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的讨论会上指出：反对派在莫斯科省的区代表会议上曾获得百分之三十六的选票，但在省代表会议正式选举时只获得百分之十八的选票。“如果说反对派在区代表会议到省代表会议这段时间内失去了百分之十八的选票，那么，我要问；在区代表会议进行投票时，反对派由于党的机关对工人支部施加了压力而被夺走了多少选票呢？ ”[72]萨普龙诺夫由此得出结论：实际上，反对派在莫斯科省是多数，但许多人似乎在机关的压力下受骗了。
党组织的干涉，这就是反对派提出抗议的主要内容。但对领导集团来说，党组织的干涉却是扼杀整个争论的手段。书记处使用了它拥有的调动干部的权力（这在反对乌克兰左派和工人反对派的斗争中已被证实是一种政治武器）。许多反对派的追随者被调离有影响的工作岗位，反对派大学生也被驱逐出校。[73]骇人听闻的措施是撤掉了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作为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重要职务，理由是他拒绝执行领导在争论期间所发出的指示。[74]副军事人民委员拉舍维奇称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是一个“令人憎恨的敌人”，并以列宁主义的言词为撤销他的职务作解释：“作为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竟容忍不支持中央委员会路线的人，这是错误的；所以他也不可能执行中央委员会的指示。”[75]接替安东诺夫职务的是布勃诺夫，他是当时的民主集中派分子，也是四十六人声明的签名者之一，现在已转到机关一边。后来，直到他在三十年代清洗运动中成了牺牲品时为止，他一直是斯大林的信徒。[76]
组织的力量决定了争论的结果。但反对派不仅在这方面是虚弱的，而且还犯了严重的策略错误。因为它直止十一月还没有公开露面，也没有及时地明确他们的改革纲领。一般的党员在讨论中只认识到：反对派主张多一点工人民主和少一点官僚主义。因此，辩论似乎只是涉及寻找一种合适的办法来达到人们所期望的境地，以及通过一些什么实际措施来达到十二月五日的决议所提出的目标。在省里（那里的反对派还没有像莫斯科那样组织起来），一般党员只是到十二月中旬才以震惊的心情了解到这场论战的发生。人们几乎还没有来得及去正确理解有关的争论问题，党领导已宣布反对派是一种反列宁主义的和违背了党的改革愿望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在党的机关动用一切手段贯彻其愿望的情况下），谁能违背党领导要联合一切力量来坚决反对反对派的这种愿望呢？
另外，当讨论涉及到提出实行工人民主制的具体建议时，反对派的表现也是软弱无力的。在许多情况下，它只能重复机关提出的建议，而且以不自信的口气说，它（即反对派）将完善这些建议或者把它们真正付诸实践。它往往也只是简单地表示一种不能实现的愿望：中央委员会应当改正它的态度。[77]此外，党领导在十二月五日的决议中已把反对派提出的一切具有实际意义的医治党内弊病的设想据为己有。对一般党员来说，他们关心的是实际结果，并且听到的只是官方的论述，因此他们不可能期望通过反对派接管政权来彻底改善他们的处境。由于人们对问题的实质不清楚，由党领导故意助长的思想混乱也随着争论的深入而变得越来越严重。
反对派最严重的错误是，它冒充是党的统一的最好的捍卫者。一个主张统一的反对派本身就有矛盾，它所说的往往被人们用来反对它自己。但反对派有一点似乎是始终明确的，即直截了当地否定列宁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并要求在苏维埃国家范围内建立两党制。因此，它不能使自己的命运再悲惨了，因为这正是人们马上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进行谴责的要害问题。大会作出的决议说：“布尔什维克的观点认为党是一个团结一致的整体，而反对派则以自己的观点代替布尔什维克的观点，他们认为，党是各种各样的流派和派别组织的总和。”“对党的这种观点是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78]
党的领导在十二月的下半个月里突然激烈地向反对派发起了进攻，这就足以证明，共产党领袖们之间的敌对情绪经过长期的积聚最后达到了爆炸程度。意见分歧、对抗和忧虑，所有这一切都助长了相互愤怒的情绪，领导集团正是带着这种愤怒情绪对反对派的挑战作出反应的。这种激烈的派别斗争一旦爆发，就证实人们已不可能维持一个表面上联合一致的领袖集团，不可能重新恢复集团内较为自由的讨论。反对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所采用的战斗方法是愤怒的控告和无情的组织压力。从此以后，党始终处于戒备状态。
五、机关的胜利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是俄国共产党党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党的最高层的政治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此以前，党内有一个比较庞大的领导集团，当领导集团中出现意见分歧时，允许人们进行自由讨论。现在，阵线已经分明，战斗已经打响。一方是非法的，受谴责的；另一方已结合成一个有纪律的战斗集体，这个集体不但是用一种声音说话，而且也似乎是在统一指挥下进行战斗。由党的书记处领导的机关是纪律严明、等级森严的机关，它的化身就是斯大林，它已日益显示出具有决定性的权力。
当反对派被击败，溃不成军时，人们开始向它提出系统的理论性的控诉。这项工作起初是由布哈林着手进行的。他以十分轻蔑的口吻谈起了反对派所要求的党内民主制：“布尔什维主义始终拒绝孟什维克的形式上的民主主义……它对党和工人阶级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即党应由领袖们领导……，有觉悟者领导觉悟不高的人，觉悟不高的人和不太积极的人将越来越有觉悟和越来越积极。这种内部的力学就意味着真正的民主主义。”[79]
布哈林把托洛茨基选为主要的攻击目标。他断言说：托洛茨基犯有从根本上背离列宁主义的罪过，他否认纪律原则，主张“集团”自由，从而使党变成一种联合团体。按照布哈林的看法，托洛茨基唯一的动机就是政治社会主义。他说：“事实是，托洛茨基同志把‘民主’当作战略目的，以便解除‘老干部’的职务和‘纠正’中央委员会的政策。”[80]
在攻击列宁主义制度的越轨行为时，温和的左派分子是很容易受到伤害的，因为他们过去就曾试图使革命的理想与独裁办法相协调，人们可以指责他们自己就有许多官僚主义行为，指控他们自己也违反了基本原则。人们特别可以指责托洛茨基本人对独裁的爱好，在这一点上，就连他在反对派中的某些追随者（即那些有过极左历史的人）也对他不满。[81]此外，托洛茨基的前后不一惯也为斯大林大加利用了：
“就是这位托洛茨基，在九月，即在他进行派别发动的前几天，在全会上还默不作声，至少并没有反对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过了两个星期却突然宣称，国家和党就要毁灭，而他托洛茨基，这位官僚主义分子的头子，没有民主就活不下去。”
“他需要民主，把它当作法宝，当作战略手腕。”
“从上面所讲的应该得出结论：反对派的问题与其说是拥护民主，不如说是利用民主的思想来损害中央委员会，我们的反对派不是一些愿意帮助党的人，而是一个对中央委员会心怀叵测的派别组织，……"
[82]
为了反对其他反对派分子，有人又把一九一八年左派共产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进行“密谋活动”的历史翻了出来，并对它加以描绘。布哈林把他以前的反对派同事所干的一些事说成是可耻的行为，而他本人也曾参与了这些事。当时，受到攻击的人还能获得机会进行反驳；因此，他们抗议说，“有人把事件描绘得比实际情况更糟，这是对我们党史的歪曲。 ”[85]然而，这仅是一个开始。后来，党史越来越多地被用于破坏反对派的威信；最后，它终于被完全改写成一部关于英雄和叛徒的童话小说。
正当反对派处在猛烈的炮火之中时，党领导利用机会把由他们代表的经济政策宣布为正式的路线。在此之前，人们作了不少准备工作，例如把托洛茨基说成是对农民漠不关心，他在农民问题上曾与列宁有过意见分歧，等等。[86]显然，这一论断在后来对反对派提出的控诉中占了突出的位置。中央委员会为研究剪刀差问题成立的小组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其中有一些显然是右的亲农民的观点。中央委员会批准通过了这些建议，同时在一项决议中说道：“农民经济是恢复工业的主要基础，因而也是工人阶级壮大的主要基础，因为农民市场是工业品的主要的广阔市场。……，因此，尽可能地大力扶助农民经济，不仅是苏维埃政权的总的利益所要求，而且也是最迅速地发展工业本身的利益所要求。"[87]因此，人们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有关提高农业经济价格和促进农民福利事业的措施，其中像价格补贴、优先照顾粮食出口和新的销售办法。对右派来说，工业是不受重视的，它受到的仅是批评和指责。厂长应通过减少不必要的开支、降低企业费用和提高生产率的办法来解决工业方面的问题。人们故意回避这种认识：问题可能在于工业设备的严重不足。
在反对派方面，奥新斯基在莫斯科市党组织大会上对经济政策问题表了态。[88]他重复了四十六人的批评意见——“混乱”、“没有制度”、“自发性”和政府在经济方面“缺乏远见”。奥新斯基把限制贷款和试图取消工业利润的思想指责为是最有害于工业发展的思想。他提出的医治经济的药方是有计划地发展工业。这正是左派分子所坚持的观点。尽管他们不断因此而遭到机关的追随者们的嘲弄，但只要他们还是一种政治力量，就始终坚持了这种观点。他们的这一思想，直到一九二七年，即左派分子已被开除出党并受到处罚时，才受到人们的注意。但这时，斯大林已把他们的思想用于他自己的政治目的。
在一九二四年一月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反对派要求把重点放在工业上和停止实施新经济政策，但它没有得到重视。一九二三年再次成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的李可夫，详尽地谈到了有关在农民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不可能制定系统的经济计划的问题。[89]直到斯大林于一九二八年改变路线为止，李可夫一直是这种观点的公开拥护者。从经济政策观点看，各派的区别是明显的：领导集团决心维护和继续奉行业已采取的谨慎方针，而反对派却认为如果不顾他们的抗议继续推行这一政策，一场灾难必将发生。无奈，有关技术、经济的辩论与派别斗争的激情搀杂在一起了。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六至十八日，即在列宁逝世前约一个星期，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召开了，这是共产党发展史中的又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全国性的党代表大会和党代表会议都曾是重要的会议。虽然在一般情况下党领导的意图都得到了贯彻，但反对派的观点不仅受到了注意，而且还得到了支持，会议尚能作出真正的决议。但是，从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起直到今天，所有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都是导演出来的会议，其中只有一九二五年的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是个例外，在这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的列宁格勒组织奋起反对斯大林，但毫无结果。
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是在党的机关肆无忌惮地插手下筹备和召开的。鉴于地区代表会议的代表产生于地方组织，而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产生于地区代表会议，党的机关为了在代表选举时击败反对派，使尽了各种手段。斯大林在筹备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时发明并部分加以采用的方法现在已完全见效了，代表会议的一百二十八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中，只有三名反对派的代表。[90]从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起，谁能成为代表，完全取决于党领导的意见；会议的决议是由较高层领导人事先准备好的，然后再由代表们机械地确认一下。即使让反对派代言人出现，那也只是在大的战略范围内作出的策略性让步，其目的就在于为政治上清除新的无权的偏离者作好收集材料的准备。
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斯大林带头向反对派发起了进攻。他作了“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重要报告，猛烈攻击反对派并对它进行挖苦讽刺。他指责反对派背离了列宁主义，因为它相信绝对的民主；他指责反对派是玩世不恭的机会主义，因为它不相信列宁主义；反对派对党机关的批评是根据“一种否认党的工作的领导原则的轻率的无政府主义孟什维克的观点”而提出的；反对派不能被饶恕的罪行是它的派别活动——这就是说它作为反对派而存在，而它总是以要求“集团的自由”来设法掩盖这一点；“而集团和派别组织有什么差别呢？”斯大林好像想知道这一点。“既然在这里，在莫斯科，反对派建立了以谢列布里亚科夫为首的特别委员会，分派了自己的发言人，责成他们在某些大会上发言，提出某种反对意见；既然反对派分子在斗争进程中被迫退却并按照命令改变自己的决议，那么这当然就是集团，就是集团的纪律。有人说这不是派别组织……”斯大林又说，这实际上是另外一种东西，“这是一种使派别组织，首先是使托洛茨基的派别组织合法化的企图”。[91]
斯大林强调指出，派别组织与党内所谓的官僚主义制度毫不相干；更确切地说，它是国内反无产阶级的力量的表现，同时又是它们的鼓动者。“我认为反对派无限制地鼓吹他们……的民主，就是放纵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我认为反对派不由自主地做了我们党内非无产阶级分子情绪的不自觉的传播者。”[92]许多孟什维克同意斯大林对共产主义左派的刻画。他们欢迎反对派，认为它是打入一党专政中的一个民主楔子，但另一方面又害怕左派，因它具有独裁本能，很容易会回到战时共产主义的强硬方针上去。[93]为了强调纪律的重要性，斯大林现在又公布了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统一的决议中的一项条文。根据这项条文，中央委员会有权以三分之二的多数将它的一个成员开除出委员会，甚至开除出党。[94]
党代表会议采纳了斯大林给反对派所作的评述：它“不仅企图修正布尔什维主义，不仅公然背离列宁主义，而且具有十分明显的小资产阶级倾向。丝毫不容怀疑，这个反对派客观地反映着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政党的立场和政策的进攻。党内民主原则已经开始被任意地在党的范围以外加以解释，其用意就是要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和扩大新的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
“体现着无产阶级专政的俄国共产党在国内享有唯一的合法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最不坚定的共产党员有时会受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全党必须进行经常而坚毅的斗争去反对这种小资产阶级倾向。”
[95]
一九二四年初的情况表明，俄国共产党内的决定性力量是书记处机关及其最高领导人。尽管反对派提出了各种警告和抗议，但情况表明，它在党内出现权力斗争时是软弱无力的。还在列宁逝世之前，他的继承人要走什么道路显然已经确定了。危机的时期就是王位虚悬时期，当列宁还活着，但已不再能执政的那几个月，是一个政权空白期，也是一个危机时期。在这段时间内，一场决定命运的赌博已开始发牌，但这场比赛只能有一种结局。
[1] 参阅中央委员会《消息报》，一九二三年八——九月号，第7页；一九二三年十——十一月号，第9页。
[2] 参阅中央委员会《消息报》，一九二三年八——九月号，第11—12页。
[3] 参阅卡尔：《苏维埃俄国史》第四卷，第93—94页。
[4] 参阅《中央委员会的通报》一九二三年五月九日，见中央委员会《消息报》，一九二三年七月号，第81页。
[5] 参阅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关于俄共（布）“工人团”的报告，见一九二四年七月六日《社会主义者报》，第9—10页。
[6] 参阅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工人真理派”的决定，见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三十日《真理报》。
[7] 参阅中央委员会《消息报》，一九二三年十——十一月号，第10页。
[8] 参阅《有十个党组织代表参加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349—350页。
[9] 参阅卡尔：《苏维埃俄国史》第四卷，第107—112页。
[10] 同上，第103、113—114页。
[11] 参阅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三日《真理报》关于加米涅夫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日在莫斯科党组织会议上的演说的报道。
[12] 参阅托洛茨基一九二三年十月八日致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信，见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八日《社会主义者报》，第10页。
[13] 托洛茨基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一日致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佶，见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八日《社会主义者报》，第10页。
[14] 参阅巴扎诺夫：《斯大林》，第52—53页；斯大林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在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关于党的建设的报告，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六卷，第7—24页。
[15] 参阅托洛茨基一九二三年十月八日致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信。
[16] 季诺维也夫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在共产国际纲领委员会上的讲话，见《会议记录》，第7、8页。
[17] 拉狄克在第四次共产国际代表会议上的讲话，见《会议记录》，第317页。
[18] 参阅路特·费舍：《斯大林与德国共产主义》，第九章和第十章。
[19] 拉狄克：《关于共产国际纲领的几点意见》，一九二二年七月七日。
[20] 海因里希·布兰德勒（Heinrich Brandler，1881年7月3日——1967年9月26日），建筑工人，出生于苏台德（Sudetenland），原籍奥地利，年轻时因工伤变成了跛子，1897年开始成为工会活动家，1900年被判刑。1901年参加社民党，1904年以前在汉堡工作，在汉堡他领导了建筑工会的工作，1904年至1908年在不莱梅工作，在不莱梅活跃于工会和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之中。1908年至1914年在瑞士，1914年6月来到开姆尼茨，担任建筑工会的书记。1915年与赫克特一起被开除出社民党，此后活跃于斯巴达克派，1917年带着保留参加了独立社民党。1918年10月被驱逐出德国，但后来又通过艾斯纳的巴伐利亚政府取得了德国国籍。返回开姆尼茨后创建了《战士报》（Der Kämpfer），并建立了最强大的德共（斯）地方组织。支持列维反对极左派，在卡普暴乱发生后立即在开姆尼茨组织工人苏维埃的选举，并担任开姆尼茨工人苏维埃主席，并发展出了工人联合阵线的思想雏形。1920年4月入选德共中央并在统一大会上做了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1921年2年取代列维任德共主席，并在三月行动中担任党的领导。1921年6月被判处在要塞内监禁5年。11月获释，在莫斯科当了一阵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1922年秋天返回德国，担任总书记。1923年担任德共首脑，遭到左派的攻击，他曾多次要求开除左派，但未获成功。在莫斯科参与起义的准备工作后，担任了蔡格纳的萨克森邦政府的部长。在开姆尼茨会议上担任共产党的发言人，当左派社民党人退却后放弃起义。对1923年德国革命失败承担责任，并试图为自己辩白，说自己没有支持俄国的左翼反对派，但未成功。此后回到莫斯科，1928年10月违抗德共的决定回到德国，1929年1月被开除出党。成立了德共（反对派），但未加入社工党。后流亡法国，1939年至1940年被拘留，1941年至1947年流亡古巴，随后流亡英国，1949年返回德国，定居汉堡，并领导“工人政治”（Arbeiterpolitik）小组。——录入者注
[21] 参阅路特·费舍：《斯大林与德国共产主义》，第十章和第十二章。
[22] 亚历山大·斯托伊梅诺夫·斯坦波利斯基（Александър Стоименов Стамболийски，1879年3月1日—1923年6月14日），保加利亚全国农民联盟（Български земеделски народен съюз）领袖，1919年10月6日出任保加利亚首相，1923年6月9日被军事政变推翻，被俘后经残酷折磨被处死。——录入者注
[23] 参阅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305—306页。
[24] 同上，第四章，第186—187页。
[25] 斯大林一九二三年八月的这封信见路特·费舍的《斯大林与德国共产主义》，第306页；此信在苏联一直未发表，但从斯大林一九二七年八月在中央全会上与季诺维也夫辩论时的讲话中可以得到证实。
[26] 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1878年5月10日——1929年10月3日），1903年参加民族自由党，1917年任该党主席兼国会党团主席。一战期间积极支持战争，1918年12月主持成立德意志人民党，1923年8—11月任德国总理。1923年到1929年期间任外交部长。——录入者注
[27] 参阅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202—203页。
[28] 参阅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312—316页。
[29] 参阅卡尔：《苏维埃俄国史》第四卷，第202—203页。
[30] 参阅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关于国际局势》，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392页。
[31] 参阅拉狄克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
[32] 参阅托洛茨基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三日给特雷因特的信。
[33] 托洛茨基一九二三年十月八日给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信。
[34] 一九二三年十月政治局致托洛茨基的信，见伊斯特曼：《列宁死后》，第143—145页。
[35] 参阅托洛茨基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三日致党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信，见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八日《社会主义者报》，第11—12页。
[36] 参阅《托洛茨基档案》，T字8022号。大部分签署者要末赞成这一种要末赞成那一种现点，但他们都一致认为局势是严重的。
[37] 参阅伊斯特曼：《列宁死后》，第37页。
[38] 弗拉季斯拉夫·维肯蒂耶维奇·柯秀尔（Владислав Викентьевич Косиор，1891年8月8日——1938年3月30日），出身于农民家庭。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委员。内战期间曾任第12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第14军政治部副部长。1919—1920年任五金工人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1920—1922年任乌克兰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成员。1921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1年起是民主集中派。1923年以后是左翼反对派，参与签署了“四十六人声明”。1928年被开除出党并被流放到伏尔加德国人自治共和国，流放期间继续坚持斗争，相继被流放到上乌拉尔和西伯利亚。1936年被判处5年徒刑并被流放到沃尔库塔，在此期间参加了绝食抗议。1937年再次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录入者注
[39] 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马克西莫夫斯基（Максимовский Владимир Николаевич，1887年1月11日——1941年11月？日），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11月领导了格罗姆纳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此后在科洛姆纳，莫斯科，图拉，哈尔科夫进行地下工作。1906—1907年流亡瑞士。1907年回国，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委员会委员。1917年12月任图拉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7—1918年任莫斯科执行委员会书记。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署《布列斯特和约》。1918—1919年任苏俄内政人民委员会指导部主任兼契卡主席团成员。1919—1920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会计和分配部主任。1919年8月—1920年1月任苏俄副教育人民委员兼铁路人民委员会主要政治局会计和分配部主任。1920年10月起任梁赞食品委员会主席。1921年任红军军事学院政委。1920—1921年期间是民主集中派。1921—1924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24年1—5月任俄共（布）莫斯科卡莫夫尼基区委执行委员会书记。1923年支持左翼反对派，参与签署了“四十六人声明”，1925年支持“新反对派”。但在联共（布）十四大后又与反对派决裂。1924年以后曾任农业学院经济学院院长，共产主义学院主席团成员，莫斯科国立大学历史与哲学系讲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出版社社长。1937年被捕。1941年在流放地病逝。1955年平反。——录入者注
[40] 参阅有十个党组织的代表参加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决议：《关于党内状况》，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349、350页。
[41] 参阅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457页。
[42] 参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见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真理报》。
[43] 有十个党组织的代表参加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决议：《关于党内状况》，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350页。
[44] 季诺维也夫：《党的新任务》，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七日《真理报》。
[45] 涅—萨姆拉约涅茨（假名）：《机关保卫自己》，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真理报》。
[46]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关于党内状况》，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真理报》。
[47] 季诺维也夫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日在彼得格勒省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党的建设问题》，一九二三年莫斯科版，第21—22页。
[48] 斯大林：《关于党的任务》，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日《真理报》，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五卷，第301、302页。
[49] 季诺维也夫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日在彼得格勒省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党的建设问题》，一九二三年莫斯科版，第20页。
[50] 参阅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459页；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报告》，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六卷，第21页。
[51] 参阅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结论》，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六卷，第197页。
[52] 参阅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决议：《关于党的建设》，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355、357、358—359、360页。
[53] 参阅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结论》，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六卷，第197—198页。
[54] 谢·伊·古谢夫：《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托洛茨基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三日提交政治局的声明，见《托洛茨基文献》，T字2998号。
[55]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日《真理报》。
[56] 参阅托洛茨基：《新方针》，纽约版，第89—98页。
[57]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二日《真理报》。
[58] 萨普龙诺夫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召开的莫斯科市党组织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四日《真理报》。
[59] 参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在莫斯科市党组织会议上的讲话，见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六日《真理报》。
[60] 参阅拉狄克在莫斯科党组织会议上的讲话，见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五日《真理报》。
[61] 托洛茨基：《斯大林》，第493页。
[62]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速记报告》，一九二四年莫斯科版，第111—112页。
[63] 转引自托洛茨基：《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见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七日《真理报》。
[64] 古比雪夫：《第一个劳动年》。
[65] 参阅卡尔：《苏维埃俄国史》，见《卡尔全集》第四卷，第319、322—323页。
[66] 参阅伊斯特曼：《列宁死后》，第81页。
[67] 参阅捷连斯基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68] 参阅季诺维也夫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69] 谢列布里亚科夫：《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九日《真理报》。
[70] 伊斯特曼：《列宁死后》，第84页。
[71] G·S·阿加贝科夫（Agabekov）：《国家政治保卫局——苏维埃俄国的恐怖》，一九三一年纽约版，第38—39页。
[72] 萨普龙诺夫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二日《真理报》。
[73] 参阅伊斯特曼：《列宁死后》，第82页。
[74] 参阅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结论》，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六卷，第39页。
[75] 雅罗斯拉夫斯基：《苏联共产党简史》，第二卷第二分册，第183页。
[76] 参阅布勃诺夫传记，见《百科全书》第四十一卷第一分册，第49页（附件）。
[77] 参阅《四十六入声明》，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8022号。
[78]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决议：《关于争论总结和党内小资产阶级倾向》，《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367页。
[79] 布哈林：《打倒派别组织》，一九二四年一月一日《真理报》。
[80] 同上，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八——二十九日《真理报》。
[81] 参阅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第360页。
[82] 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结论》，《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六卷，第26、27、31页。
[83] 参阅布哈林：《打倒派别组织》，见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真理报》。
[84] 同上，见一九二四年一月一日《真理报》。
[85] 皮达可夫、斯图科夫、拉狄克等人致《真理报》编辑部的信，一九二四年一月三日《真理报》。
[86] 参阅托洛茨基：《关于城乡结合》，见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六日《真理报》。
[87]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决议：《关于经济政策的当前任务》，《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375页。
[88] 参阅奥新斯基向莫斯科市党组织大会提出的决议草案：《关于经济政策的当前任务》，见一九二四年一月一日《真理报》。
[89] 参阅卡尔：《苏维埃俄国史》，见《卡尔全集》第四卷，第27，126页。
[90] 参阅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关于争论总结和党内小资产阶级倾向》，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372页。
[91] 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报告》，《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六卷，第16、19、20页。
[92] 同上，第20—23页。
[93] 参阅沃尔斯基：《回忆录》，第129—131页。
[94] 参阅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报告》，见《斯大林全第》中文版第六卷，第22页。
[95]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决议：《关于争论总结和党内小资产阶级倾向》，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367、3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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