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革命的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1960）
第三章 围绕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争论和左派共产主义者
十月革命刚取得胜利三个月，具有传奇般的统一和铁的纪律的布尔什维克因争吵而又开始分裂了。一九一七年满腔热情支持列宁的一些人组织了一个强烈反对其领袖的阵线。直接的原因是与德国缔结和约的问题，但新的分歧要深刻得多，它涉及到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以及俄国和世界工人革命的一般前景问题。
像一九一七年的左翼反对派一样，一九一八年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同样不是有组织地起来反对列宁的政策的。在这两种情形中，反对派坚持的路线都是列宁本人奉行过的一种方针。改变方向的是列宁自己，并且更换了一批合作者及其思想，一九一七年春和一九一八年初的合作者及其思想正好是相对立的。可以说，列宁为了与左派共同进行革命，离开了他自己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列宁主义方向，抛弃了一九一七年曾与他结成同盟，但现在坚持清教徒思想情绪的同志。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在一九一七年还是在围绕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展开的争论中，只有很少几个著名的党的领导人站在列宁一边。在一九一七年是右派激烈反对，在和约问题上是左派反对。在这两个集团之间，只有一小批信徒能掌握住方向，沿着曲折的賂线前进，他们是索柯里尼柯夫（他以前和后来都不能称之为正统派），斯米尔加（中央委员，在他一九二六年加入托洛茨基反对派之前，从未出过名），斯维尔德洛夫（党的书记，于一九一九年死于伤寒病），另外一个组织工作者（他在这方面享有特别的声誉）就是斯大林。当列宁于一九二二年得病时，斯大林是政治局中唯一从未公开反对过领袖的人，这为他成为列宁的政治继承人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一、革命战争与和约
当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时，它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立场是无可置疑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第一次发表的对外政策声明完全符合他们在军事政变之前宣布的纲领：“民主和平”或反对“帝国主义”的生死存亡的战争。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会议的讲演中，托洛茨基就胜利的先决条件问题着重强调了他的看法：“如果欧洲人民不奋起反抗和击溃帝国主义，我们将会被击溃——这是没有疑问的。不是俄国革命引起西方斗争的风暴，就是所有国
家的资本家扼杀我们的斗争。”[1]
明显得到证实的是，托洛茨基按革命的观念发表的意见要比列宁的多得多。[2]十月二十六日有关和平的法令带有比较温和的腔调：它号召各现存的政府开始和平谈判，并直接以革命来进行威胁。[3]然而刺激性的言论也不少，十月政变后仅过一个星期，莫斯科区域党委会委员英·尼·斯图科夫[4]就向中央委员会递交了一项声明，他在声明中要求进行一场反对德国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5]托洛茨基本人也公开宣称，尽管谈判已经开始，“真正民主的”和平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实现。[6]
当与德国谈判开始时，人们就认为这不是为了和平所采豉的步骤，而是向各“帝国主义”政府发起革命挑战所摆出的姿态。十一月十四日，苏维埃政府向德国军事最高当局进行试探，并明确表示准备讨论停火问题。双方取得了一致意见，停战协定于十二月二日生效。停战后，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德国战线的后方）开始进行和平谈判，俄国人利用这一谈判作为革命的手段，托洛茨基有意践踏备忘录的惯例，企图使敌人处于窘境和唤起欧洲对革命的同情。大约在十二月底，许多布尔什维克开始对苏联谈判者的拖延策略失去忍耐。十二月二十八日，莫斯科区域党委会要求政府停止谈判并向德国宣战。[7]党员中出现的骚乱促使中央委员会不得不准备在一月八日与党的地方代表进行讨论。
在这一时刻，列宁施展了一项绝招：他决定放弃革命战争的计划，并与中等国家联合。这是一次方针性的转变，至于它的突然性和果断性，只有一九〇六年——一九〇七年承认杜马，一九一七年提出四月提纲和一九二一年作出新经济政策的决定才能与此相比。列宁于一月七日在他《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割地和约问题的提纲》中突然提出反对革命战争思想的理由十分充足的论证。列宁断言说：对苏维埃政府来说，革命战争既不是道德上所必要的也不是实际中所可能的；事实上我们曾经公开答应过进行革命战争，而且已许诺着手进行这种战争的“准备”（当然已经不只一次地履行这种许诺）；但有了和平，苏维埃新政府就可羸得时间，以防止它由于缺乏革命的支持而肯定会面临的垮台：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仅仅为了德国革命是不是在最近几个星期的短时间内开始这一点，就把在俄国已经开始了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作孤注一掷，这是完全不能容许的策略。这种策略将是一种冒险的策略。我们没有权利进行这样的冒险。”
[8]这就使人想起了一段类似的话：“欧洲革命……将要爆发，但是现在还未爆发。……我们没有权利把整个未来作孤注一掷，……。”然而，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以此对十月暴动提出怀疑时，却被指责是工贼行为。
列宁关于缔结和约的决定在理想主义布尔什维克中引起了愤怒的反抗，这种情况就像四月提纲激怒了谨慎派布尔什维克一样。这次之所以引起强烈的反对也是沸腾的感情和坚持教义的产物。在这两次事件中，列宁的行动都是与他的追随者们根深蒂固的思想原则相违背的。在一九一七年四月，违背了民主专政的思想；在一九一八年一月，违背了不断革命的原则。
在一月八日举行的有一些党的干部参加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列宁的和平建议第一次正式提交讨论。[9]接着，党内立刻产生了分裂，而且情况表明，列宁的新观点是多么的虚弱。列宁从大约六十名出席者中仅获得十五张赞成票，支持他有关接受德国和平条件的建议。反对派（或者更确切地说反对列宁的新观点、坚持拥护迄今为止的路线的人）立刻找到了布哈林这样一位领导人，他在二月革命之前是站在列宁一边的、最重要的、坚定不移地相信革命的、国际主义的左派布尔什维克批评家。但是现在，他对要求放弃进行革命战争义务的这种思想大为震惊。
在一月八日举行的会议上，布哈林公开号召进行革命战争，并得到了赞同的三十二票（大约一半）支持他坚持的理想主义。在列宁和布哈林之间，有四分之一的参加者保持中立；他们同意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谈判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妥协公式：“不战不和。”但是，托洛茨基直到争论结束时还坚持的既要适合革命原则又要适合政治上自我保存的思想，实际上是一种笨拙的企图。导致托洛茨基计划失败的一个暗礁是德国军队的出现，这种形势要求人们对敌人的威胁至少应给予一次有效的回答。当时的情况同后来的一样，围绕在托洛茨基周围的、试图使理想和现实的必要性相协调的、不太走极端的左派，被谴责为是一批无能为力的动摇分子。
一月十一日，中央委员会举行正式会议，会议试图就和平问题作出一项带有约束性的决议。在这次较小范围的会议上，要求发表革命战争宣言的主张失败了，只有克列斯廷斯基和洛莫夫对此主张表示赞成。列宁的一些追随者极力要求保卫崭新的社会主义祖国，并呼吁把这作为民族主义赞歌来大肆宣扬。季诺维也夫（像一九一七年十月那样）和斯大林（像一九一七年八月那样）强调指出，等待西方的革命支持是不可靠的，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纲领巳居优先地位。[10]斯大林以他通常鄙视外国人的态度说道：“现在西方没有革命运动前夕……，而只有可能性。但是我们在实践中不能单单依靠可能性。”[11]列宁迟迟不再表态，但他还是招致（乌里茨基的）谴责，说他是“从俄国的观点而不是从国际主义的观点"来考虑问题的。[12]这时托洛茨基的“不战不和”算是一个暂时的解决办法，它显然吸引了许多革命纯粹主义者，他们认为，不管人们如何说，“不和”就是战。表决结果，九票赞成外交人民委员的妥协方式，七票反对它，这七票除了来自和平拥护者外还可能来自一些极端分子。[13]
为了证实自己当时的观点正确，争论中的各派立刻在地方党组织中寻求支持。像整个一九一七年那样，莫斯科地区仍是左派的堡垒。[14]布哈林和他的追随者完全控制了党的莫斯科区域局，实际上也把它当作他们这一派的中央委员会。左派总是对传统的民族利益考虑不够，并把和平谈判看作是与他们期待革命运动很快蔓延到西欧的思想不相容的；他们要求德国人进行游击抵抗，并同时进行积极的宣传，以便唤起西方的革命。莫斯科地区组织会议于一月十三日决定：“民主和平……只有通过人民群众反对两个交战集团的革命斗争才能得到接受德帝国主义分子强加的条件是一次与我们整个杜会主义革命政策背道而驰的行动；这就是说，在内外政策中背离了国际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并有可能导致最糟糕的机会主义。”因为左派担心在妥协的情况下俄国革命会从内部遭受失败，所以他们轻率地作出决定说：在最坏的情况下，为了世界革命的利益就必须牺牲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受革命英雄主义的幻想所支配的莫斯科左派，把苏维埃政府所面临的形势与巴黎公社的形势作了比较，并宣称：“我们一致反对放弃我们迄今的要求。为了社会主义事业，我们宁愿光荣地沉没，而不愿向威廉屈服。”[15]列宁把这神观点比作旧的波兰小贵族的唐吉诃德式的骄傲自大：“这位小贵族临死的时候手握利刃，摆出美妙的姿态，说道：‘媾和是耻辱，战争才是光荣’。”[16]
然而，军事形势真的像列宁分子始终所描绘的那样是毫无希望的吗？这一点还不能肯定。德国根本不是万能的，它在同一年由于协约国插手遭到了失败。而在俄国也绝不缺少明确希望战争继续下去的人；除了布尔什维克外，全国的所有政党都是无条件地反对和平的，对苏维埃政府来说，和平必然将比继续战争给它带来更强的内部震动（事实上后来的发展确是如此）。后来曾有人分析说：列宁之所以催促缔结和约主要是因为担心，在重新开战后布尔什维克不能不接纳许多同盟者，国家政权就可能因此而从他们手中失掉。[17]
因为列宁的主张没有获得通过，所以苏维埃政府在一月份后半个月仍继续执行了托洛茨基的妥协政策。维持现状是一种没有前途的尝试。拒绝与敌人达成协议，符合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的极左观点。但是，为了试图使德国人安静下来，公开发表革命战争宣言一事被推迟了。就此，俄国人的有关宣传明显减少，而德国的暴力强行作出了决断。德军统帅部决定结束谈判滑稽戏，并于二月十七日[18]将他重新开始进军的企图告诉了苏维埃政府。在讨论这一消息时，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以完全令人难以想像的形式分裂了。[19]首先，会议以八票对三票否决了无限制地进行革命战争这一主张。出席会议的列宁分子与左翼温和派结成联盟，联合反对布哈林。但拥护无条件地缔结可耻的和约的人同样处于少数，因为托洛茨基集团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与极左报一道投了反对票。首先应该通过进攻使德国人在各国人民面前出丑，然后再请求和平，这是左派提出的一项建议，但它以微弱多数被否决了。最后，会议接受了这样一个提案：假如德国不发生革命，就缔结和约。托洛茨基与列宁派分子投了费成票，而大多数左派分子则弃权，这也许是因为他们不愿承认，德国无产阶级可能会背信弃义地置他们于不顾。
第二天，也就是二月十八日，情况表明：德国人真的要进攻了，而且抵抗是不顶用的。他们可能占领彼得格勒这一看法在城内引起了一片惊慌。革命的信心开始动摇了。苏维埃国家的安全比国际革命的暗淡理想显得越来越重要。当中央委员会就和平问题进行表决时，投反对票的勉强取得多数，他们是，托洛茨基、克列斯廷斯基、捷尔任斯基、乌里茨基、洛莫夫、布哈林、越飞。投赞成票的是列宁、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季诺维也夫、斯米尔加、索柯里尼柯夫。但是，在白天结束之前，托洛茨基在形势压力下屈服了，并改变了他的表决意见，这样，天平的另一边就沉下去了，求和条件书也寄出了。[20]
人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期待着德国的答复。建立防线的工作在继续进行，到处都传遍了号召作拼死抵抗的口号。人民委员会的一项典型的声明说到：“我们准备流尽最后一滴血来保卫革命成果。”[21]列宁也写了一份给人印象深刻的号召书，即《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之中！》。[22]当敌方的条件（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到达时，这些条件要比预料的苛刻得多，其中包括割据大片领土的要求，而且俄国必须马上满足这些要求。中央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又开始分裂了。左派是否反对缔结和约，这仅取决于托洛茨基一个人。在他的领导下似乎可以动员起一个人数上占多数的、力量比较强大的党团，并能达到一个在政治上获胜所必需的统一和团结。左派向他呼吁，要他加入他们的行列，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23]托洛茨基拒绝采取行动，同时也谢绝了能使他撰写自己历史的角色——这种放弃行动的表现显然是他意志上的一个致命缺点，这在以后的五年中表现得更为严重。当然，使他畏缩不前的是他对党内可能出现公开分裂的担心。他在向中央委员会、也是针对列宁发表的声明中说：“如果我们在我们中间取得一致意见的话，我们是能够承担起组织防卫的任务的。……我们能够赢得和平，但我们将失去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使无产阶级分化瓦解。”[24]
为了实现他的意愿，列宁采取了他所熟悉的有效的策略：他以辞职相威胁。某些左派分子已准备让列宁离去，但捷尔任斯基感到遗憾的是，党还没有强大到能没有列宁的领导的地步。托洛茨基放弃了他的反抗，他说：“随着党的分裂，我们将不可能领导一场革命的战争，……我不认为（列宁的）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我无论如何不愿党的统一被毁掉。”他对列宁的表示既不能拒绝也不能同意，相反，他要辞去人民委员的职务，他说：“我不能再呆下去对外交政策承担个人责任。”[25]
当中央委员会最终就接受德国条件问题进行表决时，列宁还仍旧处于少数——他本人、季诺维也夫、斯大林、索柯里尼柯夫、斯米尔加和斯塔索娃。四名委员——布哈林、布勃诺夫、乌里茨基和洛莫夫一一表示反对和约。但托洛茨基集团——克列斯廷斯基、捷尔任斯基、越飞和托洛茨基本人——则弃权，从而使列宁的观点能够成为党的法令。[26]就这样，列宁作为苏维埃国家首脑度过了他生涯中的第一次最大的政治危机。
二、处于党分裂的边缘
在顽固的左派看来，接受德国的和约条件同样意味着背叛革命。布哈林和他在中央委员会中的三个追随者（皮达可夫、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斯米尔诺夫、中央候补委员瓦尔瓦拉·尼古拉也夫娜·雅科夫列娃[27]）立刻辞去了所有的职务。他们在采取这种抗议行动的同时又发表了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声明，他们要为自己保留充分的行动自由，在党内外宣传我们认为是唯一正确的观点”。①托洛茨基在中央委员会中的三个追随者也加入了布哈林集团，同时他们表示要把和约问题公布于全体党员；但考虑到党内会出现分裂的前景，他们（像托洛茨基一样）不得不马上表示和解。[28]
中央委员会中左派的坚强不屈的声明很快在党的莫斯科区域局极端派分子中引起了反响。二月二十四日，也就是在斯图科夫作了一篇具有煽动性的报告之后，这个集团一致决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区域局，讨论了中央的工作，对于中央的政治路线和中央的成员表示不信任，主张一有机会就改选中央。”不仅如此，他们还违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原则，公开反对党的合法领导的权威，他们说：“此外，莫斯科区域局认为没有义务绝对服从中央所作的与履行对奥德和约的条件有关的各项决定。”在该决议的说明中，莫斯科左派还让人明白，如果革命的纯结性得不到保持，他们对党的分裂也在所不惜。他们说：“莫斯科区域局认为党在最近将来的分裂恐难避免，因而给自己提出一个任务，即团结一切既反对单独媾和派，也反对党内一切温和的机会主义分子的彻底革命的共产主义者。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我们认为，即使丧失目前完全流于形式的苏维埃政权，也是适当的，我们仍然认为我们的基本任务是向其他所有国家传播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坚决实行工人专政，无情地镇压俄国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势力。”[29]
在这期间，列宁想劝说左派领导人不要真的辞职。在他的倡议下，中央委员会“以全党履行义务的名义和以保证我们本身队伍中的统一的名义”[30]号召偏离者坚守岗位，并指示全党直到即将举行的党代会召开为止要尊重和平决议。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项由托洛茨基提出的决议，即保证反对派有权在全体委员面前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并同意为对付德国人最后反对和约的情况作好革命战争的准备。[31]除了布哈林，左派当时已经安静下来了。[32]布哈林撰写的发自内心愤懑的评论说道：“我们要把党变成臭粪堆。”[33]
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谈判达成协议之前的许多天里，即在三月二日之前，苏维埃政府不知道德国会对和约条件作出何种反应。[34]这期间，为保卫彼得格勒而开始的准备工作仍在继续进行，政府的行政机关已开始向莫斯科迁移。《真理报》一天两次号召人们拿起武器，并提握人民要全力以赴地为一场新的战争进行武装准备。直到和平条约签订的那天，左的口号的洪峰才算过去，新闻界几乎不知道党内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争吵。左派的决不妥协的态度在日益增强，莫斯科《社会民主党人报》于二月二十八日激烈地拒绝了条约条件：
“这项和约宣布：全部政权归资产阶级，全部土地归地主，全部矿山和工厂归资本家……，
这项和约宣布：衰败和死亡属于苏维埃政权，衰败和死亡属于无产阶级和它的社会主义红军。
这项和约要求革命的俄国奴颜婢膝地沉默——它要求扼杀整个工农十月革命……。
工人阶级必须竭尽全力地、无比热情地、凭着对伟大的历史使命的极其高度的觉悟大声呼唤：不！死亡或者胜利！
拿起武器！
各国工人联合起来！”
尽管这种革命激情在燃烧，但在暗淡的军事形势和列宁对各级党组织施加的压力下，越来越多的地方组织成员站到了主张缔结和约的一边。事实上，条约在三月三日就签署了，但它还需要得到党代会和苏维埃代表会议的批准。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前两天，列宁主义者在莫斯科市组织中获得了多数。[35]在同一时间，彼得格勒的左派分子又进一步离开了党的统一标准：他们创办了一个派别机关报，即在布哈林、拉狄克和乌里茨基编辑人员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报》（日报）。[36]列宁在回答“我们可怜的‘左派’”[37]的论战文章中对统一的布尔什维克党的继续存在仅抱有很小的希望。
夺取政权后第一次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第七次代表大会）虽然会议时间较短（三月六——八日），但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主要议题是批准通过和平条约，而且几乎整个讨论时间都花在了这个问题上。列宁和布哈林代表两种对立的观点作了主要发言，每人都得到了许多各自的追随者以声明形式所给予的支持。这对党来说是一次感情危机，也是一个转折点。
列宁代表的观点具有明显的纲领性的论据：只有缔和，没有其他道路可走，苏维埃政府必须赢得时间，直接继续战争的任何尝试都意味着摧毁革命政府。如果与帝国主义分子进行革命战争迟早成为不可避免的，列宁甚至完全准备让位。在这一点上，他得到了索柯里尼柯夫的支持，但那是在条约签字后整整过了四天之后。他们两个人都强调有必要赢得准备斗争的时间。[38]列宁在这三天里一再强调这是一个“提尔西特式和约”。但像在拿破仑奴役下的普鲁士一样，如果时机来到，俄国也能获得力量和意志重新奋起反抗，并赶走侵入者。列宁于党代会召开的前夜在一篇反对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论文中曾这样写道：“俄国正在准备新的、真正的卫国战争……”[39]
尽管这些言论具有民族主义的口气，但列宁丝毫没有暗示，为了苏维埃国家的利益就可以牺牲国际革命。他拒绝承认在民族利益和国际利益之间存在着难以解决的矛盾；他断言说，保存苏维埃国家就是人们能为欧洲无产阶级作出的最好的贡献。而俄国革命的未来也必然取决于西方：“没有德国的革命我们就灭亡了，这是一个绝对的真理……”[40]但他又重复说，他并不寄希望于德国立刻爆发革命，并驳斥了俄国的榜样能引起德国革命这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41]只要德国革命尚未成熟，俄国必须赢得喘息时机。就此，他默不作声地援取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曾持有过的观点。至少具有坚定性美德的季诺维也夫也只好热情地支持列宁拒绝把希望寄托在德国革命上的立场，他说：“我们没有权利把我们所有的牌都压在这种可能的机会上。”[42]
当围绕着和约问题发生的争论接近高潮时，列宁降低了一点他的要求。他在党代会上作的长篇报告基本上是一种恳求，恳求能有一个“喘息时机”，哪怕它是短暂的也好。但他对反对派分子的义愤还在日益增强。他谴责他们已经散布了幻想——德国人不可能进攻，他们已经提出了强硬的和平条件——并实际上用这种幻想帮助了德国帝国主义者。[43]为了表示反对托洛茨基的“不战不和”的路线，列宁找到了尖锐的词句：这“是十分严重的错误，是对事件的十分令人痛心的过分估计”。[44]列宁解释说道：左派“说苏维埃政权似乎只有形式上的意义，因而可以采取丧失苏维埃政权的策略，这种‘理论’的内容就是感到没有出路的极端悲观的情绪，是完全绝望的心理。反正没有出路，就让苏维埃政权灭亡吧，——在这种心情支配下才会写出这种怪诞的决议”。[45]
列宁不愿或者说不可能很高地评价左派的国际主义动机，正是在这一动机之下，他们忽视了苏维埃国家的直接安全。布勃诺夫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明确表示：列宁已经放弃了使他直到十月革命还精神振奋的国际性内战的观点，并反对那些坚持这种观点的人，尽管他本人过去曾主张过这种观点。[46]列宁现在关心的就是现有的政权，他决心为牢固掌握政权而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不能容忍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政权价值观的怀疑。
像布哈林在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的反驳报告中所证实的那样，左派共产党人奋起反对，其力量来源于乌托邦主义的热情和无限的革命乐观主义。布哈林认为，革命正处在十字路口：它可能汹涌澎湃地向前发展并把全世界人民群众团结在单纯的反帝旗帜之下；或者，它可能走上妥协的狭窄的小道，从而不可避免地要变质。缔结和约可能意味着布尔什维克统治的结束，他说：“随着回到有必要签订和约的立场上同时也会回到有必要坚持立宪会议和统一战线的立场上。”[47]
在这一点上，托洛茨基支持布哈林；他进一步指出，和约条件不仅会给内政措施而且也会给国有化带来危险。对托洛茨基来说，妥协同样意味着退却，但实际上革命者却不得不退却，然后他们应当作为“一个革命政党下台，即为每一个阵地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48]支持布哈林的革命纯粹主义的还有乌里茨基、布勃诺夫、拉狄克、梁赞诺夫、奥新斯基和柯伦泰。布哈林深信，如果执行左派的政策，就可以从内部拯救革命：“最高领导迟早会采用我们的路线，……只有接受这一路线，我们才能拯救苏维埃政权和保持这一政权的社会主义内容。”[49]至于是苏维埃俄国先诞生还是世界革命首先到来这个问题，左派十分明确地回答说：俄国的苏埃维政权只不过是向国际革命迈出的一步而已；人们不应害怕俄国的失败。乌里茨基说：“失败要比这个无耻的和约更能促进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50]托洛茨基将苏维埃国家与巴黎公社作了比较，他认为苏维埃国家将失败，但他怀着一个希望：俄国革命，不同于一八七一年的起义，它的英勇的表现不会是徒劳的；“即使我们被击溃了，那也不会形成像巴黎公社以后那种历史性的失败，这是毫无疑问的。”[51]左派只是从国际范围来理解失败或胜利的意义。布哈林说：“我们已经说过，而现在还要说，整个事业最终将取决于国际革命是否能取得胜利。”
同样在托洛茨基的支持下，布哈林曾这样提出论据：在这期间，俄国暂时停火要比继续进行战争更为严重地损害心理上的抵抗能力；“战斗组织会在战斗中自发地成长起来……，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方针也会在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神圣战争口号下自然地形成”。[52]托洛茨基断言，签订和平条约就意味着挥霍所有他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长期谈判中取得的宣传成果。[53]按照左派的观点来说，签订和约获得的利益很少，而付出的代价却很高。
列宁的劝说技巧在一般干部中获得了胜利，他们在有表决权的代表中构成了多数。在具有决定性的表决中，二十八票赞成批准条约，九票反对。[54]当托洛茨基徒劳地试图促使会议发表一项革命声明，以及季诺维也夫提议否决托洛茨基的谈判报告时，相互间的指斥又一次激烈了。[55]最后，只是由于害怕党发生分裂，左派共产主义者才没有采取极端的反对和约的行动。在列宁迫切要求接受德国的条件而使党内出现分裂危险时，左派踌躇了。在这一危机中，布哈林放弃了他的激情，他说：“反对列宁？这似乎是反对我们整个的过去，反对我们的纪律，反对战斗中的同志……难道我有足够的超众的才能将成为党的领袖，向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宣战？不，不……我不能这样做！”[56]类似的胆怯节制了托洛茨基的行动，他在会上试图为自己辩护说：“我不能对党将来出现分裂承担责任。”“我们投弃权票的人表示了巨大的自我克制精神，因为我们在如此重要的时刻为了挽救党的统一而牺牲了自‘我’。”[57]这种被认为是讲道德的行为应该说在反对派随后的整个历史上是一个致命的弱点。
当党代会进入选举两的中央委员会议程时，列宁利用机会作出了和解的姿态并同时摆出了权威人士的架势：尽管一些左派分子抗议性地辞去了在中央担任的职务，但他们仍然当选了。布哈林被选为中央委员，乌里茨基和洛莫夫为中央候补委员。[58]最后党代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它形式上拒绝了 “左派共产党人”的辞职要求，并表示“坚信”：有不同看法的同志会以统一的名义回到自己的岗位上来。[59]由于列宁的威信和形势的压力，这一目标终于达到了，但这是在各派别之间对重要的内政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之后才实现的。
三、工人监督与国家资本主义
在和平条约问题上出现的意见分歧是列宁主义者和左派共产主义者之间产生分裂的直接原因，但裂痕还有其更深的根源。在批准和约之后，当左派共产党人转向内政舞台并反对列宁和他的追随者已经选择的方针时，这种意见分歧就充分暴露出来了。
在左派的眼里，内外政策上的妥协对革命来说是致命的；为了保护革命，他们自动承担起保护革命精神的角色。出生于波兰—德国的、无比出众的国际革命者拉狄克（他在十月革命前不久加入了布尔什维克）警告人们当心严重的危险；“如果为了喘息时机的利益，俄国革命政府就退却……如果它在外国资本的要求面前就退缩，那它不仅会被迫停止有意识的工作，同样会不得不再次葬送已经获得的成果。”阻止这种倒退，是他给左派共产主义者指出的任务。“给无产阶级指出这种危险……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统治地位而进行斗争——这是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者的任务，我们正在为此而斗争。”此外，在情况对俄国不利时，革命内部发生崩溃的风险可能比军事失败的风险更大。“如果俄国革命被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用暴力镇压下去的话，那么它仍会像不死鸟一样再次兴起；如果它真的丧失了社会主义性质并因而使劳动群众感到失望的话，那么这种打击对俄国和国际革命来说会产生十分可怕的后果。”[60]
革命社会中的权威和纪律这一普遍问题，特别是有关工业组织问题，是左派共产党人和列宁主义者之间新的意见分歧的焦点。在共产党执政的初期（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一年），工业管理问题之所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是因为它涉及到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它涉及到新的社会制度的组织原则和具体形象；另一方面它又是共产党党内各派之间不断发生冲突的最大根源。这一斗争被上升到如此高度，各派都认为对方的解决办法将使革命遭受极大的危险。
有关工业管理的争论起源于一九一七年的布尔什维克纲领。纲领提出，新社会将是一个没有国家的、由工人阶级自发和民主管理的社会。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列宁本人曾是这种梦想的积极鼓吹者；但是，在取得政权之后，他很快抛弃了这种幻想。然而，对左派党的领导人和许多政治上觉醒了的工人来说，在《国家与革命》中写下的政治和经济原则就是信条，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在希望落空的情况下都不应对这些原则产生动摇。
列宁在一九一七年的著作中要求立即采取措施，摧毁所有按官僚方式组织起来的政治权力，以及对现存的资本主义经济实行群众监督——“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61]列宁曾相信，群众在这方面产生的热情会克服一切障碍；同时，他也不切实际地低估了管理工作的困难，他认为工业监督的任务能简化为“简单的统计”。他在十月革命后不久曾宣称：“社会主义首先就是统计。”他还补充说：“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62]这段补充的话，就连一个货真价实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是可以同意的。
在信仰这一点的同时，列宁并没有丢掉他的现实思想。他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写道:“问题的‘关键’甚至不在于没收资本家的财产，而在于对资本家以及一切可能出现的他们的拥护者实行全民的包罗万象的工人监督。单靠没收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其中并不包含组织要素……”[63]在同一时间，他又解释说：“社会主义无非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而已……”[64]在这种条件下，企业领导人的传统权威、劳动纪律和按照技能高低和责任大小所给予的报酬看来是必要的、合理的。这正是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而又艰苦的思想斗争的题材。
在革命动乱（它使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的时代，实践远远超出了混乱的工业理论。在实行工人监督方面起到协助作用的组织就是工厂和企业委员会或一九一七年三月出现的工厂委员会。一九一七年四月，彼得格勒市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提出了它们的权力要求：“涉及到企业内部制度的所有规定，像每天的工作时间的长短、工资、职工的招收或解雇、休假等，都必须由工厂委员会作出。”[65]在激进主义盛行的情况下，工厂委员会很快被布尔什维克所占据，这是不足为奇的。布尔什维克控制了一九一七年四月在彼得格勒召开的全俄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会议通过的一项决议要求：“对生产和分配实行严格的工人监督……”这一监督将通过必所有享有执行权的机构中的大多数工人”来保证实现。[66]在十月革命前，特别是十月革命后，只要工厂委员会具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并得到地方苏维埃的支持，它们就逐个地驱赶经理并直接掌握了企业的领导权。在所有的企业中，在企业与整个经济的关系中，到处是一片混乱状态。[67]本来就已在下降的生产水平明显遭到了损害。
当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时，他们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承认实际情况，而这种情况又远远超出了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工人监督的思想。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这种学说已经上升为法律：人民委员会颁布了一项（由列宁起草的）法令，它批准了在整个经济中实行工人监督的做法。[68]一些工人的代言人认为经济权力和责任应完全掌握在工人的手里，并认为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就在于此。一个工会干部曾写道：“工人阶级按照它的性质不仅在生产中而且首先在它的组织中都应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将来，一切生产都将是无产阶级精神和意志的反映。”[69]
新苏维埃政府对工会的这种要求持赞许态度，因为这种工会与那些已不受其控制的工厂委员会相比，体现了一种比较安分守已和无政府主义成分较少的力量。俄国历史上的首届工会代表会议于一九一八年一月举行，它的大多数代表是布尔什维克，会议以压倒多数作出决定：在工业管理中，工会必须扮演主要角色。“工会组织作为按照工业原则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在组织生产和恢复国家被降低了的生产力过程中必须承担主要工作，积极参加所有调整生产的机构，组织工人监督工作……这些就是它的日常任务……工会组织（必须）变成社会主义国家的机构。”[70]只有布尔什维克极右派梁赞诺夫和洛佐夫斯基（他们俩是孟什维克的不坚定的倒戈者）想答应工会的无理的权力要求。[71]他们与孟什维克意见一致，认为对工会来说，维护独立性和全力保护工人，是较为重要的。
一九一八年初，在工业中实行工人监督这个问题上，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开始出现意见分歧。右派和左派之间的分界线仍旧是在和平条约问题上出现的分界线，不过，经济问题一时成为压倒一切的问题。左派赞成事实上由工厂委员会实行的工业国有化，并主张建立一个最高国民经济机构来完成这项任务，这个机构将以工人监督机关为基础，并由其代表所组成。[72]反之，列宁想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资本主义的管理结构，并日益认为工人监督是一种暂时的、在实行直接的国家监督之前对私人企业实行监督的机构。[73]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人民委员会按照左派的设想，并似乎考虑到工厂委员会在进行领导的实际情况，创建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同时批准建立相应的地方委员会〉。[74]委员会起初为左派所控制，第一任主席是奥新斯基，办公室的领导成员有：布哈林、洛莫夫和弗·米·斯米尔诺夫。[75]尽管中央和地方的委员会在随后几个月的工作中并未取得明显的成就，但它所体现的坚持教义的精神终于诱使列宁重述了他在一九一七年曾最后一次表达过的无政府主义言论。一九一八年五月，他在地方经济委员会代表会议上宣称：“旧国家的机关，必定灭亡，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这种机关必定增长、发展和巩固，它将担负有组织的社会的一切最主要的活动。”[76]
在管理政策上发生的这一转变是在一九一八年三月，那时也正处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危机时期。最高国民经济委员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领导人不是辞职就是受到了排挤，而温和派分子米柳亭和李可夫以及计划狂热者拉林接替了他们的职位。[77]与此同时，人们立即采取了措施，加强企业领导人的权威，重新强调劳动纪律，以及在工会组织的监督下，在报酬方面运用物质剌激。[78]特别是在一项法令中出现了显而易见的变化：交通人民委员部获得了“独裁的权力”，结束了铁路线上的工人监督，再次建立了有工作能力的行政机关。[79]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以左派的名义表示反对这种措施，并预见性地警告说：“就像情况所表明的那样，党必将很快作岀决定，把铁路和其他个别经济部门中实行的这种专政延伸到俄国共产党自己身上。”[80]尽管如此，列宁主义者还在继续加强纪律，另外他们还主张继续雇用旧管理人员和技术员（“资产阶级专家”或称旧专家），并给他们以报酬。
列宁在给中央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概括了一项新的政策，这一报告经过加工于四月底以《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标题发表了。他在报告中说：最急追的需要是建立有秩序的管理，不仅对资本主义企业而且对国有化企业都要实行有效的监督；向私有制的进攻有些过分了；更重要的是实行最严格的监督和提高生产率；应当吸收资产阶级专家参加工作，即使由于付给他们高工资而违反了平等准则，但人们也不能不这样做。列宁断言说：没有他们，“便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即使这“是离开巴黎公社……的原则的……向后退了一步”。工人必须遵守纪律，科学管理企业的泰罗制应当采用；无政府状态只是在从旧的“奴隶”纪律向新的“自觉”纪律过渡时出现的一种形式，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要求“给予个别领导人以独裁的权力或‘无限的’权力”；不可动摇的权威是工业取得成就所必不可少的前提：“同样是这个革命……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却要求群众无条件地服从劳动过程中的领导者的统一意志。”[81]
列宁的新工业政策导致左派共产主义者再次以革命纯粹主义的保卫者自居。四月初，左派领导人被邀请与中央委员会一起进行座谈讨论。他们提出了一系列论断，以强硬的措词攻击了党领导的政策：“在多数共产党人中出现一种偏离倾向，这种倾向将他们引入新型的小资产阶级政策的航道，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这种倾向得以贯彻，那么，工人阶级就会停止成为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领导者和强有力的支柱……。在拒绝积极的无产阶级政策的情况下，工农革命的成果就会开始凝结成国家资本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经济关系的制度。”[82]
为了使他们反对列宁对内政策的斗争获得更多人的共鸣，左派在由他们控制的莫斯科区域局的庇护下创办了一份新的杂志，即《共产党人》，四月、五月共发行四期，主要发行者和合作者是布哈林、奥新斯基、拉狄克和弗·米·斯米尔诺夫。
奥新斯基向列宁的经济政策提出了最详尽的最激烈的批评。他强调应相信无产阶级，并反对劳动纪律、领导人的权威和在责任重大的岗位上使用旧专家，因为这一切都具有“国家资本主义”的危险倾向，他说：
“我们不赞成‘在托拉斯组织者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的观点，我们主张通过工人本身的阶级创造力而不是通过‘工业巨头’的诏书敕命来建设无产阶级社会……我们出于相信阶级本能和无产阶级的积极的阶级首创精神。如果无产阶级本身不知道如何为社会主义劳动组织创造必要的先决条件，那么，任何人也不能替代他们，任何人也不能强迫他们去做这件事，强迫他们去做其他的事更是不可能的。如果反对工人的大棒举起了，那么，这根大棒不是掌握在一种社会力量的手中，这种社会力量不是为其他社会阶级所左右，就是受苏维埃政权的控制；这样，苏维埃政权就不得不在其他阶级（例如农民阶级）中寻求支持以反对无产阶级。这样，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也就自行毁灭了。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组织必须由无产阶级自己来建立，否则它们就根本不可能建立，或者，建立起的是别的东西，即国家资本主义。”
[83]
列宁主持了代表会议的开幕，并要求针对经济上的巨大困难采取切合实际的措施。接着，他再次强调整顿劳动纪律和利用旧专家的必要性，并向他的听众提出了任务：……要把资本主义所积累的一切最丰富的、历史上是我们必需的全部文化、知识和技术，由资本主义的工具变成社会主义的工具。”[85]
继列宁的发言之后，拉狄克作了关于和约的经济后果的报告。他叙述了这项和平条约给俄国经济带来的严重损失，但作为既成事实，他容忍了这项和约，并不再像以前一样说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变质问题。取而代之的是，他要求竭力增多社会主义措施，以便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俄国微弱的经济潜力和克服由战争与和约造成的困难。[86]拉狄克摆出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观点，实际上就是预示列宁主义者和左派分子之间在经济政策上已经妥协了，这种妥协统治了战时共产主义这一整个时期——既讲权威和纪律又实行完全的国有化、中央控制和计划管理。
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其他代表（特别是奥新斯基）坚决要求工业民主化，即他们所说的革命所期望的工业民主化。这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后来发生分裂的第一个征兆。这一分裂导致那些拒绝战时共产主义的中央集权化的革命纯粹主义者退出了这一派别，并组织了一个反对民主集中制的集团。奥新斯基要求“从上到下……实行工人管理”，认为这是无产阶级政府必不可少的经济基础。[87]洛莫夫为工人监督辩护并警告说：“国有化和中央集权会扼杀我国的力量。在我们所有的经济部门，具有无限创造力的群众会被毁掉。”[88]奥新斯基抗议旨在加强纪律和赋予“人民委员”以权威的倾向，并针对列宁的插话，声称每个女佣人都必须学习管理国家。他建议工业企业应由这样一个集体来领导，它的三分之二成员必须是从工人中选出来的。[89]代表大会将这一比例减少到三分之一，并按照复杂的管理等级制度建立了这样一批直至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管理机构。[90]就这样，人们小心翼翼地在随后几个月内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国有化，它不是按照一九一七年的无政府主义路线，而是按照集中化的形式进行的，它导致庞大的国家托拉斯的产生。
一九一七年的布尔什维克是由列宁的实干精神和左的纲领组合而成的，但是这种组合随着这场出现于列宁和左派共产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开始全面解体了。当时，左派开始攻击共产主义集中制的整个制度，并把它描绘成是一幅阴暗的景象:“官僚中央集权，形形色色的人民委员的统治，废除了地方苏维埃的独立性和实际上拒绝了自下而上地实行管理的‘国家公社制。”[91]奥新斯基警告说:“苏维埃政权……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将自行毁灭。”与其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一样，他担心：如果党不能强有力地奉行一种理想的无产阶级政策，那么，革命可能会违背它本来的性质，俄国社会的未来可能会进入完全不同的航道。事实上，就苏联共产党后来的变化看，这种思想完全合乎实际情况——尽管苏维埃国家形式上完全严格地保持了它原来的意识形态，但它实际上已几乎放弃了所有的革命理想。它的社会结构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指出的结构相距甚远。
当然，左派共产主义者对这种社会关系的分析也是不够准确的。他们说那是一种具有严重官僚主义成分的、以“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出现的、“小资产阶级关系”的重现，而没有能够进一步说明苏维埃政权具有独裁主义、官僚特权和强权政治等倾向。其错误就在于：这些共产主义者在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中未能超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关系的论述；为了给这种前所未闻的具有威胁性的弊端取个名称，他们只好求助于他们熟悉的概念和想像。
四、在列宁主义基础上建立统一
一九一八年初解决党内争论的方式，后来却变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只要在俄国共产党党内出现反对派，人们就坚持使用这种解决办法。这种办法不是通过讨论、说服或让步来解决问题，而是通过不断地“整顿”党的组织，并依靠党刊和党的领导人连珠炮似的责骂来解决争端。首先是列宁为论战定下调子，接着是他在各组织中的信徒要求全体党员接受这一观点。在这期间，列宁的个人威信起的作用最大，只有很少几个人敢于较长时间地反对他的个人权威。不过，也有这样的因素在起作用，即有些左派共产主义者感到，党内争吵会威胁到苏维埃政权的整个未来。
早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批准之前，列宁派在地方组织的成员中所进行的鼓动已使左派共产主义者遭受了毁灭性打击。在和平条约签订的那天，列宁已在莫斯科市组织中获得了多数地位。当时，奥新斯基曾提出一项决议草案，其中指责说：“目前和约的签订……就是俄国革命的自杀。”但这项决议草案遭到压倒多数的否决。大多数左派分子赞成托洛茨基的观点，但反对急于接受和约和维护党的统一。在决定缔和后，他们又没有能取得什么积极的成果。多数派并作出决定，责成参加即将召开的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莫斯科市代表，“捍卫党的统一和严厉批评过去出现的个别人分裂党的企图。”[92]
党代会批准和约后不久，列宁在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上又获得多数的拥护。代表会议决定停办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机关报《共产主义者报》，并像莫斯科组织一样宣布：“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反对在目前困难的时刻分裂党的任何企图。代表会议要求《共产主义者报》的追随者们结束他们单独的组织活动，并建议这些同志在整个党组织中进行友好合作。”[93]
至此，和约只剩下一个最后批准的问题，只要三月中旬在莫斯科举行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就可彻底解决和约问题。在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代表举行的预备会上，左派分子遭到惨败。表决结果是：四百五十三票赞成和约，三十六票反对，八票弃权。[94]这时，左派共产主义者放弃了斗争，他们声明：“我们作为国际革命共产主义者的义务迫使我们公开阐明我们的观点，但是……在这个时刻将可能损害革命的利益。”根据这一考虑，他们在代表会议上弃了权。非布尔什维克的和约反对派（大多数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下就被击败了，条约开始生效。
一九一八年春和初夏，列宁主义者不断地削弱左派组织的主要力量。当时，左派共产主义者的一个根据地就是乌拉尔地区由无产者占优势的党组织，它当时由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领导。[95]五月底，乌拉尔地区党组织和莫斯科区域局左派堡垒都转入了追随党领导的人的手中。[96]莫斯科《共产党人》杂志第四期和最后一期不再作为党组织的官方机关报，而只能作为派别组织私自创办的刊物发行。
在由列宁创造的党内生活的条件下，人们不可能在布尔什维克纪律范围内持一种反对观点。反对派似乎不明白这一点，结果毁了自己。一旦革命已经开始，要想在旧的关系体系中偏离预期的道路，是不可能的。人们必须抛弃旧的信念、纲领和组织；统一，即一个要革命的集团应当接受的先决条件，对那些企图把正在进行的革命引向另外一个方向的集团来说，是一种无法摆脱的桎梏。左派共产主义者往往不能及时地认识到这一点。正如他们认为可怕的小资产阶级倾向是可以避免的，他们认为有义务支持现政府，他们说：“在出现了这种倾向的情况下，党的左翼应站在积极的和负责的无产阶级反对派的立场上，促使这些倾向得到克服。”[97]
当左派共产主义者被击败，并为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以及他们在党内的地位被剥夺而感到十分义愤时，他们终于下定决心作最后的挣扎。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担心党的统一遭到破坏的顾虑，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即同样由于反对和平条约而退出政府的布尔什维克当时的联盟伙伴）举行了会谈。会谈似乎是在三月底举行的，讨论的主要问题有：以某种方式免去列宁的职务；重新开始反对德国的战争。一九三八年，当布哈林在第三次大清洗运动中作为被告受到审讯时，人们夸大地提出了这一 “密谋”。人们指控他已计划好逮捕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从肉体上消灭”他们，并用暴力来接管政府。布哈林坚决否认了这一点，尽管其余的他都承认了。虽然人们对这一审讯的性质持怀疑态度，但他在证词中提出的不同意见以及在诉讼过程中提出的、与此事件无关的某些内容似乎是可信的。
出自共产党方面的第一份有关这一 “密谋”的材料是左派共产主义者雅罗斯拉夫斯基[98]的一篇文章，此文于一九一八年七月三日发表在《真理报》上，它批驳了左派共产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实行合作的思想。雅罗斯拉夫斯基提到并否认了 “资产阶级报刊”的有关谣传，这一谣传说这两个集团曾计划在即将召开的第五次苏维埃代表会议上结成反列宁的联盟。[99]这件事后来在一九二三年年底党内发生争吵时再次被提及，领导集团想以此来破坏某些当时在反对派运动中起作用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名声。人们说，他们不仅计划逮捕列宁，而且计划建立新的人民委员会。按照这种说法，密谋问题的性质就更加严重了。当时，一批站在反对派一边的、前左派共产主义者愤怒地回答道：“这件事完全被歪曲了。”当时，人们只是想到建立左派共产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而逮捕列宁的设想纯粹是无稽之谈。[100]
如果说一九二三年的指责还包含了某些真实的内容，那么一九三八年的诉讼则没有提出更多的事实材料，只不过增加了一些细节和诽谤的语言。
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起把列宁排挤掉的思想，似乎最先出于莫斯科区域局里的某些性急者，例如斯图科夫。据说，在二月份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谈判刚开始时，他就主张采取暴力行动。在条约签订并由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批准之后，布哈林似乎向他的信徒左派共产主义者们讲过，为了使反对和约的斗争继续进行下去，需要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合作。谈判肯定是举行了。争取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进行合作，是没有困难的，社会革命党人方面可能也有这种积极性。他们似乎于三月底已联合制订出一项废除内阁的计划：在必要的情况下，将拘留列宁约二十四小时，然后宣布皮达可夫为新人民委员会主席，即由左派共产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的联合政府的主席。[101]除了可能进行逮捕外，这项计划按议会制而言是合法的，而且也符合当时的苏维埃宪法。
这项计划之所以没有实行，原因在左派共产主义者身上。他们在反对列宁的问题上，从来就没有那么坚决；另外，他们觉得自己已在一天一天地失去支持。也就是说，当他们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失去对莫斯科区域局的控制时，他们的野心就越来越小了。[102]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并没有气馁。他们为了能推翻共产党政府，于一九一八年七月六日在莫斯科策划了一次暴乱，并想通过劫持和杀害德国使节米尔巴赫[103]迫使政府重新接受对德国的战争。但是苏维埃政府在一、两天之内就把这一骚乱平定下去了，从而避免了与德国的决裂。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得到的只是一点：他们自己失去了从事合法的政治活动的可能性，并给共产党实行一党专政以最后的推动。
回顾起来，莫斯科暴乱显然是一部分大胆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早期思想的直接结果。对左派共产主义者来说，暴乱意味着反对列宁政治权威的努力宣告结束。左派共产主义者领导人认为有必要明确地与迄今为止的朋友断绝往来。他们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保证说：过去与反布尔什维克冒险家结成的联盟已永远结束了。雅罗斯拉夫斯基写道：“我们将试图通过党来实现我们自己的观点。我们认为这将更符合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联盟，反对共产党？不，这不是我们的道路。”[104]
当时，由于组织上没有立足之地，左派分子先后又回到了列宁的周围。大约在夏末，退出中央委员会的叛逆者又重新回到中央委员会。[105]一九一八年夏，有许多重要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它们比党内关于统治方式的争论更为重要。当党进入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时，大多数左派分子与列宁主义者结成了牢固的联盟。但是一九一八年的争论问题只不过是暂时被搁置起来而已。由于左派共产主义者不断发表批评文章，这些争论问题也就不可能被人们所遗忘。当军事形势有所缓和时，左翼反对派分子又重新提出关于苏维埃政权的社会性质这一原则性问题。
[1] 《托洛茨基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一八年莫斯科版，第86、87页。
[2] 参阅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三卷，第14—33页。
[3] 参阅《关于和平的法令》，见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七——二十八日《真理报》。
[4] 英诺森·尼古拉耶维奇·斯图科夫（Иннокент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Стуков，1887年8月17日——1936年11月4日），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7年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1918年加入红军。1919年任乌法革命委员会主席。1920年任俄共（布）乌法委员会主席。1920年起是民主集中派成员。1926—1927年是联合反对派成员。1927年被开除出党，后投降并恢复党籍。30年代在财政人民委员会工作。1936年3月被捕，11月遇害。1957年平反。——录入者注
[5] 参阅雅罗斯拉夫斯基：《俄国共产党简史》第二卷第六章，第20页。
[6] 托洛茨基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六日给欧洲劳动人民、被压迫和被剥削人民的信，《托洛茨基全集》第三卷第二分册，第206页。
[7] 参阅弗·哥·索凌：《党和反对派》，第一章“左派共产主义者党团”，一九二五年莫斯科版，第15页。
[8] 列宁：《谈谈不幸的和约问题的历史；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割地和约问题的提纲》，《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六卷，第421页。
[9] 参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200页。
[10] 参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204—206页。
[11] 斯大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关于对德和约间题的讲话》，《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四卷，第26页。
[12] 参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203页。
[13] 同上，第207页。
[14] 参阅沙彼罗：《共产党独裁统治的起源》，第132页。
[15] 索凌：《党和反对派》，第17页。
[16] 列宁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七卷，第93页。
[17] 参阅沙彼罗：《共产党独哉统治的起源》，第105页。
[18] 新历。俄国于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四日开始采用新历，二月一日成了二月十四日。到目前为止，本书前面所说的日期都是旧历日期，以下则使用新历日期。
[19] 参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226—229页，见《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605页；注释114，第607—609页，注释119，第122—124页。
在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三日期同举行的表决的基础上，人们可将在座的中央委员分成以下几种类别（从右向左）：列宁和他的核心部队（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斯米尔加、季诺维也夫），倾向于列宁派的索柯里尼柯夫，中派（温和派左翼）托洛茨基，倾向于中派的左派克列斯廷斯基和捷尔任斯基，倾向于极端派的左派乌里茨基和越飞，极左派布哈林、洛莫夫和布勃诺夫。（右派分子加米涅夫、李可夫、诺根和米柳亭在中央类员会中还没有重新占据席位，他们是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由于报刊和联合问题而放弃这一席位的。）
[20]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238页。
[21] 人民委员会《告全俄劳动人民群众书》声明，见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一日《真理报》（早晨版）。
[22] 列宁：《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之中！》见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二日《真理报》（早晨版）。
[23] 参阅托洛茨基：《我的生平》，一九三一年纽约版，第387页；一九六一年法兰克福版，第35页。
[24]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248页。
[25] 参阅同上，第249—251页。
[26] 参阅同上，第252页。
[27] 瓦尔瓦拉·尼古拉耶夫娜·雅科夫列娃（Варвара Николаевна Яковлева，1884（1885）年？月？日——1941年9月11日），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5年参加了莫斯科武装起义。此后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1917年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1918年1—3月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布列斯特谈判期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1918年任彼得格勒契卡主席。她支持左翼反对派，1923年签署了“四十六人声明”。但1926年又与左翼反对派断绝关系。1922—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0—1937年任财政人民委员。1937年被捕。1941年遇害。1958年平反。——录入者注
[28] 参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253页。
[29] 见《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438页。
[30] 索凌：《党和反对派》，第20页。
[31] 《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609页，注释124。（参阅《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439页。——译注）
[32] 参阅沙彼罗：《共产党独裁统治的起源》，第107—108页。
[33]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389页。
[34] 谦南：《俄国告别了战争》，一九五六年普林斯顿版，第370、371、491页。
[35] 参阅《真理报》一九一八年三月六日载文报道。
[36] 参阅《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446页。——译注
[37] 列宁：《严重的教训与严重的贵任》，《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446—451页。
[38] 参阅《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文件》，第76—77页。
[39] 列宁：《奇谈与怪论》，《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445页。
[40] 列宁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462页。
[41] 参阅列宁：《奇谈与怪论》，见《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441页。
[42] 季诺维也夫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43] 参阅列宁：《严重的教训与严重的贵任》，见《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448—449页。
[44] 列宁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461页。
[45] 列宁：《奇谈与怪论》，《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442页。
[46] 参阅布勃诺夫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第七次代表大会记录》，第60—63页。
[47] 布哈林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48] 托洛茨基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49] 布哈林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50] 乌里茨基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51] 托洛茨基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52] 布哈林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53] 参阅托洛茨基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54] 参阅《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文件》，第139页。
[55] 同上，第140—157页。
[56] 转引自沃利尼（W·M·艾肯鲍姆）：《一九一七年：背叛了的俄国革命》，一九五四年伦敦版，第98页。
[57] 托洛茨基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58] 《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文件》，第189—194页。
[59] 参阅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文件：《关于“左派共产党人”拒绝参加中央委员会》，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523页。
[60] 拉狄克：《五个月之后》，《共产党人》杂志，一九一八年四月第一期，第3—4页。
[61]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266页。
[62] 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答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质问》，《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六卷，第269页。
[63] 列宁：《布尔什维克党保持国家政权吗？》，《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313页。
[64] 列宁：《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163页。
[65] M·L·梅勒和A·M·潘克拉托娃：《一九一七年的工人运动》，一九二一年莫斯科—彼得格勒版，第74、75页。
[66] 扎哥尔斯基：《俄国战争时期国家对工业的监督》，一九二八年纽黑文版，第174—175页。
[67] 参阅莫里斯·多布：《一九一七年以来的苏联经济发展》，一九四八年纽约版，第90页；安·彼·西多罗夫：《十月经济纲领》，见一九二九年“无产者报”第六期，第46页。
[68] 参阅列宁：《工人监督条例草案》，见《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367—368页。
[69] 米·夫·菲力波夫：《论生产组织》，一九一八年一月《冶金工人信使报》，第40—43页。
[70] 施略普尼柯夫：《俄国工会》，一九二〇年莱比锡版，第20—21页。
[71] 参阅《卡尔全集》第十一卷，第105—106页。
[72] 参阅奥新斯基：《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首届代表会议谈判》，一九一八年莫斯科版，第61—64页。
[73] 参阅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见《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524—527页。
[74] 参阅西多罗夫：《十月经济纲领》，一九二九年《无产者报》第六期，第45—46页。
[75] 参阅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一九一七——一九二三年》，第二卷，第75—86页。
[76] 列宁在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568页。
[77] 参阅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一九一七——一九二三年》第二卷，第35—87页。
[78] 同上，第109—115页。
[79] 同上，第394—396页。
[80]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共产党人》杂志上的撰文，一九一八年五月第4期。
[81] 参阅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见《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501、502、519、521等页。
[82] 《目前形势的提纲》，载于《共产党人》杂志，一九一八年四月第一期，第7页，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七卷，第263页，注释92。
[83] 奥新斯基：《论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文者》杂志，一九一八年四月第二期，第5页。
[84] 列宁：《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纸性》，《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553页。
[85] 列宁在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572页。
[86] 参阅拉狄克在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见《会议文件》，第14—19页。
[87] 参阅奥新斯基在国民经济委员会代麦大会上的演说，见《会议文件》，第64—65页。
[88] 洛莫夫在国民经济委员会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会议文件》，第75页。
[89] 参阅奥新斯基在国民经济委员会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见《会议文件》，第65页。
[90] 参阅《关于国有化企业管理的规定》，见《会议文件》，第477—478页。
[91] 《目前形势的提纲》，《共产党人》杂志，一九一八年四月第一期。
[92] 索凌：《党和反对派》，第21—22页。
[93] 同上，第22—23页。
[94] 参阅一九一八年三月十四日《红军报》，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七卷，第155页，注释65。
[95] 参阅《共产党人》，一九一八年五月第四期，第13、14页。
[96] 参阅索凌：《党和反对派》，第23、24页。
[97] 《目前形势的提纲》，《共产党人》杂志，一九一八年四月第一期，第9页。
[98] 埃米扬·米哈伊洛维奇·雅罗斯拉夫斯基（Емелья́н Миха́йлович Яросла́вский，1878年2月19日——1943年12月4日），出身于一个犹太移民家庭。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起担任《火星报》记者。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7年被捕并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二月革命后回到莫斯科。十月革命期间领导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1918—1919年任莫斯科军区政委。1919—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19—1922年任俄共（布）彼尔姆省委书记。1921—1923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兼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1923—1934年任苏联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1943年任武装无神论者联盟中央理事会主席。1928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9—1935年任苦役政治犯及流放移民协会会长。193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兼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9—1943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兼苏联科学院院士。1943年逝世。——录入者注
[99] 参阅雅罗斯拉夫斯基：《你们的道路不是我们的道路》，见一九一八年七月三日的《真理报》。
[100] 参阅皮达可夫、斯图科夫、雅科夫列娃、斯米尔诺夫、波克罗夫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舍韦尔丁和马克西莫夫斯基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给《真理报》编辑部的信，见一九二四年一月三日的《真理报》。
[101] 参阅苏联司法人民委员部的法庭审讯报告：《右派和托洛茨基分子反苏维埃集团案》，一九三八年莫斯科版，第30、440—445、773—774页。
[102] 同上，第445—446页。
[103] 威廉·玛丽亚·特奥多尔·恩斯特—理查德·格拉夫·冯·米尔巴赫伯爵（Wilhelm Maria Theodor Ernst，Richard Graf von Mirbach-Harff，1871年7月2 日——1918年7月6 日），德国外交官，1918年4月任德国驻苏俄大使，参与了德国与苏俄在布列斯特的谈判。1918年7月6日被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布柳姆金和安德烈耶夫暗杀身亡。这一事件成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发动叛乱的信号。——录入者注
[104] 雅罗斯拉夫斯基：《你们的道路不是我们的道路》，一九一八年七月三日《真理报》。
[105] 参阅《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160觅，注释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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