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德文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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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八年德文版序言

　　自本书于五十年代写成以来，共产主义运动（本书就是探索它的早期历史）巳发生了时代性的变化。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主义最严重的弊端进行了批判，这不仅在苏联社会而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各民族分支（在执政党和非执政党中）都引起了风波。旧的、由莫斯科制定的运动纪律巳溶化在多中心主义的汪洋大海之中，这就使各个党有可能根据当地的情况不同程度地偏离苏联的旧路线。一九五六年以来，各个东欧共产党政府已开始在本国试行内部自治，并取得了不同的成果。新的共产党巨人中国不仅在外交领域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也走上了它自己的道略，并成为一支能与苏联相抗衡的力量。许多非执政党也在不同程度上成为本国的一个政党，并与本国的民族传统建立了联系，这首先反映在欧洲共产主义这一新的现象之中。最后，在苏联本国，自一九六四年赫鲁晓夫垮台以来（赫鲁晓夫的垮台使非斯犬林化必将导致苏联社会真正自由化的希望破灭了），出现了一场不可抗拒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这场运动至少对加深民主社会主义的认识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这些非常的变化是否使苏联的早期历史，即斯大林主义被确立之前的派别斗争史和社会演变史，变得没有二十年前那么重要了呢？根本不是。很显然，情况恰恰相反。苏联、它的卫星国和依赖于它的兄弟党以及苏联国内的批评家们之间存在的意见分歧和差别，使革命后的头十年的苏联反对派运动史变得更加垂要了，它有助于认识今日的共产主义运动。
　　今天，这段历史的意义之所以增强了，其理由是很简单的：因为今日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出现的分裂和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就是对革命后按斯大林主义建立起来的特殊统治制度的一种反动。这种统治制度是在俄国革命之后头十二年内产生的，并在当时激起了反对派的一系列抗议。这个统治制度的特征是：牺牲地方苏维埃的自治，实行共产党的中央集权化和官僚统治化：牺牲工会的独立性和工人监督，在工业中恢复经理统治；压制党内由普通党员到领导层的真正的民主讨论和民主集中过程，把群众的经济和文化的进步要求置于权势利益之下，置于政治和军事利益之下；以极不严肃的态度操纵外国同情者，使之服务于苏联的利益或某个集团的政治利益；压制文化自由和实行严厉而又蛮横的纪律控制，并强迫各流派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家接受这种纪律：发展一种单一的教条，操纵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要人们盲目地顺从领导和不容置疑地相信他们所作的辩解。所有这些特点从斯大林牢固确立了其统治地位的一九二九年起直到今天，始终是苏联统治制度的基本特征。尽管赫鲁晓夫在六十年代进行了某些有限的改革，但上述特征甚至可以说更切合今自苏联的实际。在《革命的良心》能首次得以发表的时代，这些特征显得更清楚了。
　　由于人们对苏联官方模式的不满，近年来，巳出现多次以各国共产党独立于莫斯科为目标的，或者代表着不同观点的运动，而所有这些运动都不同程度地触及上述问题中的某几个问题。不仅如此，目前，任何一种偏离莫斯科的运动都能从苏联当年的各种反对派中找到其相类似之处。东欧的民族共产主义运动（从铁托的南斯拉夫直到今日的波兰和匈牙利），即使与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二九年的布哈林右翼反对派不完全一样，两者的哲学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些运动虽然是按纪律严明的统一的党的设想在进行，但它允许在经济方面实行分权制度，注意消费者的愿望，并允许较大程度的文化自由和个人自由。西方的新左派似乎巳重新回到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一年的苏联极左集团的理想上。当时，这个集团的特点是：激烈抗议正在出现的苏维埃官僚制，要求保持平均主义，贯彻干部和知识分子参加体力劳动的思想。就其目的和希望来说，一九六八年捷克斯洛伐克为建设一个“具有人的面貌的社会主义”而发起的运动（它要求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结构民主化）可能与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七年左翼反对派（托洛茨基在这一反对派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所发起的“工人民主运动”最接近至于把政治民主化与放宽经济政策等反对派观点都结合在一起的思想，尽管在二十年代只得到很少几个人的拥护（其中有格·雅·索柯里尼柯夫和达·鲍·梁赞诺夫——如果说我们把非法的孟什维克排除在外，他们的观点与这种观点是很接近的），但今天，这种观点在国际运动中仍有它的代表，它对欧洲共产主义来说似乎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这里所做的比较并不意味着，今天的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就一定是苏联反对派的这一种或那一种观点的继续。自二十年代以来，人们积累了大量的具有戏剧性的历史经验，因此不可能是简单地抄袭反对派的旧观点而形成当代的纲领。但是，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持不同政见者对斯大林主义的专政感到不满的，基本上也正是反对派在五十年前甚至六十年前就已认识并徒劳地与之展开了斗争的那些根本问题。在他们探讨的问题中，至少有部分是相同的问题。这首先是，他们不得不对斯大林主义的这一教条提出疑问，按照这一教条，一个领袖或一个小集团可以垄断真理，并有权取缔一切其他具有创造性的思考，不管它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他们也被迫对党的一元化领导这一教条提出疑问。这一教条对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九年的反对派分子来说，仍是不可逾越的崇拜偶像，即使当他们对列宁主义的全部内容进行了猛烈抨击时，他们也没有公开怀疑列宁主义的这一基本先决条件。一九五六年，在匈牙利，人们显然拒绝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思想！在一九六八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人们实际上也是持这种态度，但是，这两种发展聂终都遭到了苏联军队的镇压。明确主张民主的欧洲共产主义者们要想赢得人们的信赖，只有公开审核这一致命的党的一元化思想，这是二十年代的反对派所没有做的。但是，就这一点而言，在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就不存在什么大的区别了——同二十年代一样，持不同政见者迟迟不承认这一点。
　　《革命的良心》的中心思想是，二十年代的反对派是在这样一些条件下企图贯彻其观点的，例如：国家的落后和人们对各种强制办法的偏爱等主要条件（这些都是革命和内战的遗产）。这些条件使反对派的努力从一开始就注定很难成功。相反，这些条件却为贪权的个人野心家获得统治开辟了道路，他们为了获得政治上的成功不惜歪曲革命的理想，甚至把它歪曲到面目全非的地步，从而使这种革命理想巳失去任何有效价值。因此，许多西方革命者认为，当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打开西欧共产党人的眼界时，他们巳开始逐步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当时不得不——也许今天还始终必须——通过认识苏维埃俄国的历史及其起源来开辟一条道路，以便重新揭示革命者的真正理想以及这一理想所遭受的悲惨命运。但这里有一个区别：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在那种曾使苏联反对派的希望与打算落空的、十分落后的、突然爆发革命的环境中进行活动的。由于这个原因，今日的反对派思想要比它开始形成的那个时期更有效、更适用。而且还因为苏联今天已不再是一个落后的、遭到破坏的国家，所以这种情况在它本国也是如此。
　　尽管（或正是因为）反对派的历史对认识当前苏联制度的性质、问题和弱点至关重要，苏联官方对反对派的历史所持的态度自赫鲁晓夫以来几乎完全没有变化。只有很少几个没有经过审判而被处决的反对派分子被恢复了名誉（例如阿·谢·布勃诺夫和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但人们闭口不谈他们是属于哪个反对派的。苏联历史学家的著作披露了大量记载于档案中的详情，但这仅是出于支持正统路线这一目的，即说明反对派完全错了，说明反对派即使不是撒旦的子孙，也是最反动的。至今还没有一个反对派的重要领袖和公开审判的牺牲者被恢复名誉或者以较宽容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尽管他们活着的亲人慷慨激昂地呼吁要求平反，如托洛茨基的遗孀对托洛茨基的案件和布哈林的遗孀及其儿子对布哈林的案件都发出过重新审查的呼吁。）
　　尽管在历史问题上坚定不移地坚持斯大林的观点，这将在国内外明显地有损于苏联的身份和信誉，但苏联领导仍旧不准备对它的真实起源进行一次审核。从苏联当局压制反对派的真实思想和贬低其领袖的功绩这一点中可以看出，苏联制度患有一种只能被看作是严重的历史神经官能症的毛病，它类似一个精神受到严重干扰的人，由于忧虑、冲突和令人遗憾的事件与他有关，从而压制或歪曲对其过去的回忆。这种官方神经官能症的难以治愈就是苏联领导仍然保持着斯大林主义特性（如果说不是唯一的，但也是基本的特性）的见证。然而，人们迟早会突破被掩盖的历史所固有的压力。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就像我在一九六〇年所设想的那样，它将成为苏联官方风气发生真正变化的重要标志，从而也是苏联政治制度作为一个整体发生真正变化的重要标志。我这次不对本书的细节和结论作进一步的加工和修改，尽管苏联历史学家从文献中援引的资料可以使某些历史情节变得更清楚，但近二十年来情况的进一步明朗化并没有因此而产生改变本书的中心思想或某些结论的必要。^[1]这一中心思想和某些结论在此期间甚至被证实是正确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我的新读者们也能得出这样的看法。

罗伯特·文森特·丹尼尔斯

^[1] 本书援引的许多材料可以从后来由乌尔弗·沃尔特主编、奥勒一沃尔特出版社出版的文选：《一九二三—一九二八年苏联左翼反对派》中找到它的原始资料，因此有兴趣的读者自己可以从中详细地了解这段时期的争论情况。此外，在此期间还出版了一本论文集：《社会主文辩论》，它是上述文选的一个讨论文集，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讨论了各项争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