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应自起救亡（胡年〔刘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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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应自起救亡

胡年〔刘仁静〕

　　南京政府的外交愈失败，日本占领辽吉愈延长，其在华暴行愈扩大，则外交问题愈变成内政问题。“一致对外”，“国难当前，不应拿外交来对付内政”，这是统治者的欺骗，我们民众不应有丝毫的幻想。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愈紧迫，国联只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我们民众即愈要信赖自己的力量。民众愈要问是谁不抵抗的退出了东三省？是谁不援助马占山？是谁压迫学生的爱国运动？是谁在从事于争权夺位的党争，耽误了救国事业？东北已断送给日本三月，政府对于如何收回失地，毫无办法和准备，只是信赖国联，不愿意承认它是强盗分赃的机关。政府对于国联的决议遣派调查团来华（当然只是片面调查中国如何违约以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之根据），只有恭谨的接受和满意，但是对于千百万民众通过的决议，要求对日宣战，惩办张学良顾维钧，派兵援助马占山，只有不理和拒绝，这是政府自绝于民众，不配民众的信任和拥护。

　　政府对于民众做了许多许诺，说人民对政府颇多误解。蒋介石曾于九月下旬答复上海的请愿学生，于最短时期间收复失地，如日寇再进，必以全力对抗。但三月以来不唯已失之辽吉没有收回，且黑省又归于日人掌握，天津不断的受日军炮击和骚扰。最近政府划锦州为中立的提议为愤怒的民众反对所打消，他们又向人民说：“锦州如受攻击时，我军当然取正当防卫之手段，坚持到底。”可是十五日新闻报载“锦州华军连日有一部自动调入关”，“张学良似已深知锦州方面形势之迫切，且声明若日军向中国方面攻击，为自卫起见，决定竭力与之应战，但并未有何等实际的准备，亦并未补充军费枪械弹药，亦未尝增派军队，全取旁观冷静态度。”锦州之失去，只是时日问题。我们信任政府，政府信任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如再继续信任，只有准备当亡国奴好了。

　　人民所相信之政府是为人民谋利益，抵御外侮的政府。政府对于日本的出兵既毫不抵抗，即丧失了人民的信任，即成了民众抗日的阻碍，对于此政府人民非破坏捣乱不可。现政府处处束缚民众的手足，不使抗日，民众所组织的义勇军，政府不发给枪弹，唤醒民众的示威行动，时遭政府压迫，抗日的团体有时被政府解散，民众的要求政府抗不执行。国民党要人的唯一能事便是把持政权，刮民肥己，他们必然遭致全国国民之反对，无论怎样的压迫民众与枪毙学生，是不能抵抗这一狂潮的。

　　政府的对于民众的示威与捣毁国民党党部的爱国运动；动辄以“赤匪煽动”、“共匪率领”的名义相加。这是替他们所谓的“赤匪”、“共匪”大登广告，仿佛说，只是这些人在反抗政府的卖国，反对政府的外交软弱无能。或者说，凡反对政府卖国和用群众力量直接惩罚民贼的，便是“赤匪”、“共党”。这不是吓退学生和群众，而是使他们愈益倾向“赤匪”、“共党”。

　　汪精卫先生因为近来“各地学生民众，纷纷直接行动”，才主张“组织一种民众团体代表会议机关”，“沟通”“人民与政府间意志”，以后又将此机关称为国民救国会议。“组织政府之权属于中国国民党”，这一会议只是“由人民团体代表参加组织，俾得充分表现其对于国难之主张及方法”。汪先生主张国民救国会议的动机，是为避免“激动民众之反感”。国民救国会议召集后只是政府之咨询机关，而政权仍属于国民党。召集的目的除了空洞的说“训练民众”以外，主要的想系对于国难，“言和，亦须全国人民一致，忍辱负重”，未战即先言和，想求得国民之承认，以企图避免“民众直接行动”。汪精卫先生在走向政权之前夕，提出“国民救国会议”的好听名词，以博得久受压迫的人民之同情，同时不损于（而且是巩固）国民党的专政，汪先生真算是苦心孤诣，效忠党国了。

　　不过民众所要的国民救国会议，决不是汪先生的站在民众之外为了避免“激动民众反感”而设的国民救国会议。民众依过去数月斗争的经验，深切明了，单是充分表现对于国难之主张及方法是不够的。这些已由民众团体表现过几百几千次了。民众是需要实行这些表现的政权。国民党政权不能实行，应当轮流到民众自己组织的政权实行了。因此民众要坚决反对汪先生的巩固国民党政权的国民会议，而要求民众直接行使政权的国民会议。外交问题经三月之拖延，现在转变为内政改革问题，这是受“各地学生民众，纷纷直接行动”之赐，各地民众是能一往直前，争得人民政权的目的，他们断然反对汪精卫先生拉民众向后退，迁就国民党与之妥协的企图。

　　民众所要求的国民会议是全国民众凡在十八岁以上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实行直接并无记名投票选举，所成立的国民会议。为了保障所选举的代表，是真正民众团体之代表，“而非——如汪精卫先生所虑的——政府御用或奸人操纵之代表”！必须全国民众有组织团体、言论集会之绝对自由，必须各政党都能自由的从事选举运动。蒋介石时代，任何反蒋的政治势力和运动都被目为反动（汪先生的一派也在内），借此以保障蒋系的政治特权，现在民众有比汪精卫先生的主张更进步的政治集团，也同样有被汪先生骂为“反动”与“不良份子”之危险。所以必须各政党有言论集会之绝对自由，然后所召集的才是真正的而非包办的国民会议。

　　在国难期间所召集的国民救国会议显然是讨论如何动员群众对日绝交宣战的问题，而不是讨论“不得已隐忍求和……，负担一切屈辱与困苦”的问题。假如马占山以不过一万之众，对数万日本军能抵抗半月，连获胜仗，而集全国力量之国民会议，反不如一马占山能对日决战，而只能对日屈膝求和，这便是不抵抗的变相说法；便是侮辱国民的国民会议。汪精卫先生今日对于和战两可的态度，不是国民的态度，而是与南京政府更一致些，不值得国民之拥护。

　　国民救国会议为了对日宣战，必须动员群众，必须使群众感觉对日宣战是于他们有利益，因此他们肯勇敢的参加。这一国民会议必须解除民众的痛苦，提高工人的生活，没收地主的土地，归农民耕种，扫除那为国家耻辱的军阀制度，废除苛捐杂税，使民众都觉得生息在一新的中国，拼命的为它的自由与独立而奋斗，没有这一国民会议，中国便没有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力量，今日日军占领东北，明日法军占领滇桂，而汪先生的救国会议在这样的强邻压境之下，便终于不敢言战而只能言和。

　　我们知道国民会议之不同，各如其召集者之面。蒋介石五月的国民会议只是他的御用机关，汪先生所提议召集之国民救国会议，将与蒋介石一样，是军事独裁与民众政权间动摇妥协的机关。民众的国民会议将是民众推翻军阀与帝国主义压迫的机关。我们又知道法国的路易十六有他的三级会议，吉伦特党有其自己的国民立法会议，代表民众的雅各宾党又有其自己的国民大会。现在汪精卫先生正在做那吉伦特的国民会议运动，民众积极参加国民会议运动，必然会扫除吉伦特的国民会议，而树立起自己的国民大会。最后的胜利是属于革命的民众的。

　　民众的武器即是直接行动。新闻报社评说“名为民国，而正式民意机关竟不存在，思之实可使人心痛”，申报对于政友会内阁明知其对华外交将转强硬，而仍“深盼今兹成立之政友会内阁能一反其往常之政策，努力为世界和平之保障者”。这只是表示中国的怯懦的上层阶级只能心痛，只能对日帝国主义作无聊的希望，因此中国的下层民众对于救国所负的责任更为重大了。

　　最近蒋介石的下野，虽其势力仍然存在，未为民众所击破，然可称为近来时局最重要的变化。申报认为“蒋氏之引退，新旧交替，此一时期，此一些阶段，乃最为严重，最为吃紧”。我们认为这是中国民众解放途中之最重要的时期和阶段。或者民众利用此时期奋起打破民族的和军阀的压迫，或者民众失败而蒋氏复起掌握政权。全国的民众要善用此机会奋起救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