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人民的敌人

　　新闻记者们苦叹着：没有新闻。马德里是安静的。但有一点是看得出的：乞丐们，特别是童丐们，已经减少了。乞丐问题正被解决着，膳宿和工作都由互济会来管理：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

　　孩子们这样周到地被照顾着，这在马德里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如果母亲们，孩子们，和贫病交迫的人们——他们那时是被组织起来了，而这恐怕是马德里最好的组织——一直这样被照顾着，如果没有第二次敌人的进攻来打击他们，把他们推到困苦的环境里，那么，到现在，恐怕有人会把这写成一本书了。

　　一天安闲的日子，我到几个新家庭，孤儿院，和孩子们的住处去看过，而在战争的恐怖中，对于那些孩子——他们在几个星期中至少有吃，有玩，有笑，过着比过去马德里的孩子们更好的生活——的回忆，是痛苦的，也是甜蜜的。

　　我觉得由一个时候，许多干那种工作的人甚至相信民主政治的胜利终于被获得了，相信用以购买这些孩子们的长时期的快乐的血的代价，已经付足了，相信在孩子们的住处的有阳光或没有阳光的地方腾涌着的欢笑，永不会被打断：一句话，就是相信这种工作将从那儿一直推行下去，永不会间断。

　　他们错了。伦敦和巴黎的大人先生们已有不同的决议。那一天，当我们在花园里跟孩子们玩皮球的时候，六十三架外国法西斯的飞机和飞机师在加的斯（Qadiz）和塞维尔中间的铁塔上聚集着，而对于西班牙的卫士们的军火接济则加以严厉的禁止。我们固然怀疑，但依旧充满了希望，我们等待着这样的消息：英国的民主主义者们终于联合起来反对政府的决议，因为政府这个举动非但出卖西班牙而且出卖英国的民众。但始终没有这样的消息。《每日新闻》到了，窝尔忒·栖特棱先生（Sir Walter Citrine）的言论看到了，他和婉地说“中立”政策是当前能够实行的最好的政策，甚至说它是西班牙人民所希望的。

　　一天，我们从那所在的厄斯科立阿尔（Escorial）和瓜达拉马中间的，被炸弹炸塌了的蹩脚医院驱车回来，当我们离开那条散满了屋顶上的大红十字的碎屑的道路时，一个民兵突然对我说：“我想如果你们的栖特棱能够看到这个，就会稍稍改变他的观念。”

　　分卡拉尔街（Fnencarial Street）上总工会办公处的职员们没有其余人那样乐观，他们中许多都是曾经出席国际职工会联合会的“伦敦会议”的代表。

　　在那里，在西班牙的职工会联合运动的大本营，说到英国劳工运动的情况时，要表现出沉静或耐心的态度是很困难的。

　　在一个房间里，设置着短波无线电台，每天用五种语言播送着民主战线的消息。你打开第二道门，有时会看见加巴莱洛，穿着蓝罩衫，皮带和手枪套被卸下了，怪不舒服地躺在皮榻上，睡了半个钟头，他在二十四小时内总共只有几小时的睡觉。

　　职工会的领袖们在廊道上进进出出，报告前线和工厂的消息。陆军部不断地打电话来打听消息，消息由职工会的会员们传到他们自己的大本营，往往比它传到陆军部更快，更正确。

　　门边，一群外国新闻记者——有些态度很好，另有些则带着极度的敌意——包围着阿尔发勒斯·特尔·凡约，打听消息，要他回答为什么马德里要枪毙法西斯的工作人员问他废除结婚的消息是否可靠。

　　除了关于某些极端右派的劳工领袖所领导的，反对拥护西班牙的各种民主派势力的联合的，奇特的党争的消息外，从英国传来的唯一消息，就是右派报纸上造谣污蔑的消息。关于这问题，特尔·凡约当时说过如下的话：

　　“我要十分爽快地对英国的职工会会员们和英国民主主义者们说几句话。

　　“我们是跟你们一样的人，我们是职工会会员，受过职工会会员应够的训练，而现在又加上特殊的军事训练、

　　“大多数民军分队司令——天晓得他们的部下做了什么糊涂的暴行而至被人控诉——都是职工会分会的书记和职工会里别的职员。其余的司令是自由主义的共和党员，他们已同我们手挽手地联合起来，共同保卫西班牙，保卫它的城市和人民，反抗暴行和野蛮。

　　“请想一想，问问自己：这样的人会像你们的反动报纸所控诉的一样，干出这样的暴行：这是不是可以相信的呢？

　　“然而民军的确被激怒得几乎忍耐不住，当他们总到法西斯蒂在自己区域内所干的可怕的暴行时。这种暴行甚至比一九三四和一九三五年他们在阿斯都里亚（Asturias）所干的万人共晓的暴行还要可怕。

　　“每天都有负责的工人逃到马德里，他们用种种方法，从法西斯区域选出来的，他们所报告的消息，就连我们，知道法西斯蒂什么都干得出来的我们，也几乎不能相信。

　　“你们都知道我的朋友安德烈斯·乌·孟索，巴达和斯（Badajos）的社会主义者的代表，的可怕的结局。我初听到这消息时，我以为它太可怕了，觉得难于置信。但现在我知道这消息是确实的。”

　　安德烈斯·乌·孟索被法西斯蒂捉住，放在斗牛场里，叫他扮演牛的角色，而法西斯的刺牛骑士们和杀牛骑士们就慢慢把他杀死，像斗牛时他们杀死牛一样。

　　“当成千累百民主派的领袖们正在法西斯管区内的市镇和村庄里被屠杀着的时候，当法西斯蒂仅仅为要恐吓其余的居民，而毁灭了许多区域，许多村庄的时候，还有人敢把残暴的罪名加于我们，加于正在为着保卫民主政治，保卫西班牙，反抗这样的恐怖行动，而牺牲着性命的我们，我觉得这简直是不能理解的、

　　“英国的民主主义者们，职工会会员们，以及一切爱自由的人们，是在应该彻底了解：这里的牧师既不是自由主义者，甚至也不是像英国许多牧师那样的中立者。

　　“我们这里没有这样的事情：一个主教在民主主义对于反动势力和法西主义的斗争中依然保持中立。

　　“为要使你们知道这里实在的情形，最好的例证恐怕是法西斯的叛乱发动以前的一些事情。

　　“罗伯·塞西尔主教曾在这里帮助我们开和平大会，这是‘布鲁塞尔和平大会’（Brassels Peace Congress）的先声。在英国，主教们和著名的牧师们虽然不关心政治的主张，但至少总宣布自己是拥护和平的。而在这里，我们找了又找，要找到一个愿意参加求和平的斗争的牧师，绝对找不到一个。没有一个身居高位的牧师愿意跑进和平的营垒。他们全体都在法西主义和战争的营垒、

　　“我可以告诉你们：在塞拉前线被我们弟兄捉过来的俘虏们，有许多都是牧师，他们手里握着来福枪，向自由和民主政治开战。

　　“说西班牙的教堂是一种中立的势力，这是滑稽的。它并不是中立的，连假装中立都不假装。

　　“凡是在军事上占有一点重要性的西班牙的教堂，在开战的时候，差不多各个都被法西斯蒂和牧师们用作堡垒或机关枪的巢窟。

　　“凡是稍稍懂一点真实情形的人决不会否认我们在此种环境中有权利还击向我们开火的人，有权利捉住手里拿着来福枪和手榴弹的牧师们，有权利占领那些已被他们自己改成军用机关的房屋，总而言之，有权利对这些人实施最严厉的控制，他们在最实际的、最残暴的态度上，已经宣布自己是人民的敌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