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彼特·哈登（1950-2010）文选 北爱尔兰：1969年8月不列颠军队进入北爱尔兰 （2009） 历史的转折点1969年8月是北爱尔兰历史的一个转折点。那时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的工党政府作出决定把军队派到（北爱尔兰的）街道上，先是德里，然后是贝尔法斯特。 当时这只是临时实行的措施——他们说因为骚乱遍布街道，所以需要军队（维持秩序），当时德里和贝尔法斯特的大部分都被街垒封闭起来，很明显斯托蒙特的“统一派”政府已经失去了控制。派军队是为了“阻止日益扩大的隔阂”。一旦“法律和秩序被重建”军队将立即撤走。 正如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所发生的那样，英国的统治阶级发现把军队投入战斗中是一回事，使军队完全撤出则是另一回事。在爱尔兰，“临时的”派遣转变成25年血腥的冲突，军队一直处在第一线；紧接着是15年不安的和平，军队驻扎在军营里，但只要一动员就可立即回到街上。 69年8月是一个转折点，因为由此分为动乱期间公开争取民权的阶段和今后几十年来以紧急状态为基础产生的新的政治和准军事力量统治北爱尔兰的阶段。 动乱起始于10个月前（1968年10月）天主教工人阶级社区爆发的愤怒，他们被当时的“统一派”政府不公平地对待。自从北爱尔兰政府建立以来，50年中天主教徒一直在住房和工作上遭受系统性的歧视。由于对选举区域明目张胆的不公平地重新规划，天主教徒也被部分地剥夺了公民权。 10月5日在德里（Derry）发生了小规模的游行，主要由左翼组织德里当地工党和德里青年社会主义者组织的成员组成，要求结束歧视，为所有人提供工作和住房。但是游行遭到了禁止，他们被挥舞着警棍的狂暴的北爱尔兰皇家警察队（RUC）成员殴打。警察野蛮暴打和平游行者的形象点燃了工人阶级社区中的愤怒，这场民权运动立即从一场小事件转变为一场信奉天主教的工人阶级的大运动。 那些涌上街头的青年人所表达的是对北爱尔兰“统一派”当局的愤怒和对（爱尔兰）民族主义政治家们未能履行对天主教社区诺言的蔑视。在这场反对与对抗“统一派”政府暴政的运动过程中，人们摆脱了右翼民族主义的陈旧概念。社会主义理想开始得到响应，特别是在德里，激进的当地工党使年轻人把愤怒发泄集中到贫民窟住房和大量失业的问题上。 新教工人阶级街区的住房条件和天主教工人阶级街区的并没有什么不同。问题不仅仅是歧视，而是几乎完全缺失公有住房计划。 在就业问题上也是相似的情况。尽管宗教歧视使新教徒在一些工作上优先聘用，但贫穷和失业同样损害新教工人阶级社区。 失去的团结机会假如10月5日运动能进一步扩展开，成为一场不仅仅是反对宗教歧视的斗争——也包括反对民族主义市镇议会对新教徒的歧视——而是演变成为一场为所有人争取体面的住房和工作的斗争，那么一场跨越种族和宗教的联合的强大的工人阶级运动是可能实现的。 当然“大动乱”40年后的今天，不必说这一切并没有发生。这之所以没有发生是因为缺乏怀有这一想法和愿望并且有权威去实现的领导层。领导着21万工人的工会领导层疏远10月5日的动乱。他们在数月里对游行、反游行，骚乱和紧张的局势隔岸观火，反而将自己局限在对“统一派”政府所实施的部分改良进行赞扬，同时还发表伪善的呼吁平静的请求。 在德里，不久前建立的工党分支在这些事件中迅速向左转。同时（可能没有如此激进但相似的）进程也发生在北爱尔兰工党（NILP）的其他支部，北爱尔兰工党当时在（天主教和新教）工人阶级社区中的群众基础日益增长。 1969年5月召开的北爱工党（NILP）会议上有人提出党应该尝试在这场民权运动中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右翼领导层小心翼翼地不公开反对这一提议，但试图使它被否决——不过会议拒绝了他们的建议，提议被通过。然而这并没有多大不同，因为领导者完全忽略了它并效仿他们工会中的同伴的无所作为。 工人运动的失败助长了所谓民权‘温和派’的形象，如未来的社会民主工党（Social Democratic and Labour Party, SDLP）领导人约翰·休谟（John Hume）——他们的权威被刻印在民权运动上。休谟（Hume）作为天主教中产阶级保守派的喉舌，强烈反对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概念，因为这可能“分裂”正在建立的阶级团结。 死硬的“统一派”和新教徒中最落后的部分对民权运动采取了抵触的反应。从而将民权运动限制在了维护天主教徒的权利中。这使得政府——正如政治煽动分子伊恩·佩斯里（Ian Paisley）一样——可以把这场运动说成是一场对抗新教徒的运动，并为对他们反动而有害的理念的赢得广泛的支持。 在民权运动中曾经有强大的左翼力量。有影响力的人物如埃蒙·迈卡恩（Eamonn McCann）（后来加入德里工党），和伯纳迪特·代弗林（Bernadette Devlin）（击败一个统一派者而成为在伦敦威斯敏斯特议会中代表北爱尔兰中部席位的议员，而得到了广泛关注）。天主教徒居住区的激进情绪允许“人民民主”的发展——一个由女王大学学生组成的松散组织——在天主教工人阶级的青年人中赢得相当的支持。 但是巨大的革命性的动乱是对社会主义者的严峻考验——特别是在如北爱尔兰一样复杂的形势中。发展起来的团体在压力下为政治思想的困惑、极左主义和毁灭性的倾向所困。例如埃蒙·迈卡恩起初赞同约翰·休谟的呼吁，禁止在民权平台上出现任何海报、横幅，口号或替代性的信息。 教派间的紧张局势加剧到了1969年，运动日益高涨而事件开始变得更加激烈。在8月之前的几个月，在德里、邓吉文（Dungiven）、阿马（Armagh），勒根（Lurgan）和其它地区发生了严重的骚乱。更坏的是在7月动乱扩展到贝尔法斯特的部分地区，并出现了严重的教派冲突。在紧张的气氛下使得最初的民权要求退出人们的视线，现在面对的是一个防御问题——防御教派分子和警察的攻击——成为首当其冲的问题。 准军事机构立即以工人阶级社区的“保卫者”的身份参与到动乱中，以履行他们当时其实并不存在的目的和意图。 香基尔防卫组织在这一地区的骚乱中被建立起来，作为两年后的组成乌尔斯特防卫会（UDA）的先驱之一。乌尔斯特自愿军（UVF）尝试在60年代中期进行改革，然而却由于政府的压制和新教社区的忽视而分裂成不同的小团体。统一派政府当局——内阁的一些人和更少的来自佩斯利主义（支持北爱尔兰天主教和新教分离的）边缘派的人——试图鼓励它的重建，但此时并没有多大力量。 爱尔兰共和军（IRA）当时已经是失去效力的军队，没有从50年代的边界战役中恢复，并且事实上已经解除了武装。根据报道（毕肖普（Bishop）/（梅利亚）Mallie《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The Provisional IRA）），1969年五月在都柏林的爱尔兰共和军指挥会议上，未来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的领导人劳利·奥布赖德（Ruairi O'Bradaigh）提出了防卫问题，那时爱尔兰共和军的指挥官即未来的爱尔兰共和军正式派领导哈尔·古尔丁（Cathal Goulding）回答他说，“现在该由英国军队和北爱皇家警察队来保卫人民”。当被问到还有什么武器可用时，古尔丁的回答是：“一支手枪、一挺机枪和一些弹药。”这几乎可以肯定是被临时派渲染过的，然而当时爱尔兰共和军真实能力应该也与之相差无几。 当时钟指向一年一度的学徒男孩游行（Apprentice boys parade）时，15,000名新教徒游行经过德里的伯格赛德（Bogside）地区，北爱的气氛变得极为紧张。一系列严重的教派冲突的威胁遍布其他城镇和贝尔法斯特是显而易见的。在德里不自信的市民行动委员会失去作用。少数共和派和其他一些个人为了回应早先在伯格赛德地区发生的攻击建立了德里市民防卫协会。在贝尔法斯特的一些地区地方治安团和防卫团体不断发展。最初它们并不是教派团体，但之后渐渐发展成为教派团体。在许多同时包含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混居社区里，（混合不同教派的）地方自卫团体把动乱阻挡在他们社区外。 工会领导们，不但没有提出一个计划把这些团体组织在一起组成抵御教派主义的力量，还继续把他们的头埋到沙子里。他们唯一的干涉是在8月4日发表的一篇声明——仅仅在学徒男孩游行的一周之前——要求工会成员“避免街头聚会和集会”防止可能导致社区动乱。 在民权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杰出的左翼领导者中存在困惑。缺乏一个革命政党的稳定影响，即使是最好的领导者——包括伯纳迪特·代弗林（Bernadette Devlin）和埃蒙·迈卡恩（Eamonn McCann）——也会在压力下动摇。不仅没有保持独立的阶级立场，伯纳迪特·代弗林还飞往美国请求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派出联合国部队。当伯格赛德的战斗开始时，她和埃蒙·迈卡恩发表一个题为“威斯敏斯特（伦敦的英国议会）必须行动起来”的声明，呼吁搁置北方宪法并成立一个由威斯敏斯特（英国议会）、斯托蒙特（北爱尔兰统一派政府）和都柏林（爱尔兰政府）组成的宪法会议提出解决方案。 伯格赛德（Bogside）的战斗8月12日的学徒男孩游行开始时非常和平，但没有持续多久。德里工党和青年社会主义者的成员在街道上尝试阻止来自伯格赛德的年轻人攻击游行者。这开始是有效的但最终不可避免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石头被扔向游行队伍，打斗接踵而至，而北爱皇家警察队在伯格赛德对人群全力殴打予以回应。 在这发生之后，曾经提倡克制的工党和青年社会主义者的成员们立即和这一地区的其他人一起参与建造街垒并用石头，后来还用汽油炸弹来抵抗北爱皇家警察队。 伯格赛德的战斗持续了两天多。北爱皇家警察队反复向防守这一区域的人群进攻。但同样反复地被石头和汽油炸弹形成的弹雨赶回去，一些在高耸的罗斯威尔（Rossivlle）公寓占据有利位置的人将石头与汽油弹如下雨般扔在当他们的头上。其他天主教社区的人进入街道以尝试阻挠北爱皇家警察队。 在战斗开始的第一天，爱尔兰政府就发表了一项声明使教派冲突的气氛升温。南爱的人被电视屏幕上看到的画面所惊呆，要求（政府）必须做一些事。爱尔兰总理杰克·林奇（Jack Lynch）说他的政府“不会坐视不管”。爱尔兰野战医院将穿越边境设立在从德里到当尼戈尔的地区。林奇的口出狂言不过是掩饰爱尔兰政府“坐视不管”的事实——但对于当时北爱尔兰的新教徒来说可不是如此看法，其效果是给已经升温的教派间的紧张气氛火上浇油。 北爱尔兰皇家警察队是统一派政府依赖的武装力量，它共有3200多人。经过数月的骚乱，还是在伯格赛德爆发战斗之前就已经有600名北爱皇家警察队军官由于受伤离队。经过8月初两天的战斗，这支装备和训练都不足的武装被彻底击垮。统一派的回应是发出命令启用8500人的警察预备队，即臭名昭著的B特警队。 军队的进入如果派武装的带有种族偏见的新教民兵去对抗伯格赛德几乎可以确定将导致一场血腥的大屠杀。暴力将蔓延，一场内战将吞没爱尔兰，北方和南方都不能幸免，这似乎是最可能的后果。为了避免这样的结局，威尔逊政府决定派出军队。 并不是英国的统治阶级对在伯格赛德被包围的天主教居民有任何特别的担心。而由于是一场在爱尔兰的内战将使英国大城市产生动乱。这将吞没他们在爱尔兰的财产并使他们和都柏林精心培养的贸易和其他经济关系破裂。不仅如此，它还会在美国和其他关键国家激起反英浪潮。 当明确军队不会强行进入伯格赛德后，大多数人的情绪缓解并对士兵表达热情欢迎。 德里的不安的平静没有持续多久，贝尔法斯特的部分区域爆发了更多流血冲突和教派动乱。激烈的战斗在连接楼而菲尔区（Lower Falls）和香基尔区（Shankill）以及连接香基尔区（Shankill）与阿杜尼区（Ardoyne）之间的街道上爆发。 大量的人群涌入街道，其中一些人有武装。北爱尔兰皇家警察队用装在肖兰德装甲车上的机枪开道，攻入菲尔区（Falls）。到早上已经有七人死亡，五名天主教徒和两名新教徒，750人受伤，整个街道火光冲天，难民在街垒和碎石中择路而逃。 到了下午，600名头戴钢盔枪上刺刀的军人不安地来到，驻扎在这一地区。他们对当地的地形一无所知，也不知道如果战斗重新爆发他们应该把枪口对准谁。当天晚上动乱在其它地区持续，但直到周末德里仍然保持着令人不自在的平静。 此时有15万人生活在天主教社区的街垒后面，国家的政令已无法通行。多数人对军队的态度起初是欢迎的。他们看到军队解除了对他们社区的包围。政客们走了出来，包括主要的民权运动领导都加入了欢迎的行列。 当时英国和爱尔兰的多数左翼力量也是如此。其中也包括那些几年后强烈要求“军队立即撤出”的个人和团体当时也支持派遣军队进入的决定。 在士兵到达德里的几小时前，在街垒后面的伯纳迪特·代弗林（Bernadette Devlin）还在电话里请求内务大臣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n）派遣军队。 社会主义工人党批评那些建议撤出军队的人。当时他们是如此说的： “英国军队的存在而得到的和平是短暂的但也是必要的。那些呼吁在普通人能躲在街垒后保护他们自己之前而立即撤出军队的人是在呼吁进行一场屠杀，其首先而且严重地伤害到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工人》，137号，1969年9月11日）。
只有社会主义党的先驱——战斗派——表达了清晰的阶级立场。在出版的黑白4页的月刊上，战斗派在1969年9月的头版文章中发表声明要求撤出军队。并呼吁用武装工会的自卫力量取代。一篇分析形势的文章警告道：“呼吁英国军队介入的请求在数月后将会使一些民权领导人感到浑身不舒服。军队的派遣是为了维护英国和北爱尔兰统一派大商家的利益。” 不存在抽象的保持安全距离的立场。当时北爱尔兰战斗派不多的成员和支持者正待在德里市的街垒后面，参与保卫这一地区并面对可能的冲突。不像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其他人，战斗派没有转而暂时支持军队，而是警告人们军队为何被派来和它真正的角色。这一立场毫无疑问被后来所发生的事情证明是正确的。 工人阶级自卫力量的基础呼吁建立工会自卫力量并不是抽象的标语，也并不与当时的现实脱节。事实是军队并没有也不可能阻止蔓延的屠杀。他们的存在更多的是心理上而不是物理上的存在，由于这一点，它能带来短暂的平静。 然而军队只驻扎在德里和贝尔法斯特的一小部分。其他地方是工人阶级的行动阻止了动乱的蔓延。在达克斯（Docks）、格瑞斯文纳路（Grosvenor Road）、贝尔法斯特东部（East Belfast）、阿联阿斯大街（Alliance Avenue）和许多其他地方，人们主动走上街头赤手空拳阻止暴力行为和挑衅。在卡莱尔（Carlisle）平原接近香基尔的地方，逃亡的天主教居民被当地居民护送回家。 在大工厂和车间的工会代表在当时同时行动起来要求停止教派间的相互挑衅。造船厂的工会代表召开一场事实上由全部工人参加的会议呼吁短暂罢工——以抵制斗殴。工会代表此后走访了离开工作的造船厂天主教工人的家，向他们保证他们回来之后的安全。 如果没有采取这些自发的行动，如果暴力得到蔓延，军队将无力阻止蔓延的教派屠杀乃至内战。他们所能做的——正如后来承认的——只是设立安全通道把平民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是工人阶级直觉的行动阻止了内战的发生。 工人自卫的力量的轮廓已经出现。假如工会领导主动参与领导——或者出现一个在工厂和工人阶级社区中拥有足够支持的革命组织——就有可能把工会代表委员会和各种各样的反教派主义的自卫力量团结起来。这样就可以把控制贝尔法斯特西部和德里的街垒地区的日益扩大的自卫委员会联系起来。 工会领导不仅没有这样的主动意愿，而且还和统一派政府举行秘密会议。他们在九月初会见了斯特蒙特部长们，并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赞扬已经宣布的微不足道的改善，呼吁人们离开街道并拆除街垒。这无疑是给成千上万的工会成员扇了一耳光，他们被派到街道上保卫他们的地区并阻止教派间的冲突。 教派民兵的兴起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工人运动的失败为其他力量的出现扫清了道路。由于爱尔兰共和军老派领导层8月未能为天主教社区提供帮助，这为建立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的产生播下了种子。当孟买（Bombay）街道和楼而菲尔区（Lower Falls）其他地方遭到纵火焚烧的时候，爱尔兰共和军所能召集的全部力量仅是不多的共和派老兵，他们占领了当地的学校，而武装只有一挺汤普森机枪，1枝303来复枪和4把手枪，面对日益接近的新教人群他们开火了。 当爱尔兰共和军的缩写被写成等于“我逃跑”（“IRA - I Ran Away”）的墙头涂鸦遍布这一地区时，不满的共和派聚在一起，数月后组建了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Provisional IRA）。 没过多久军队的真正角色就开始显现。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香基尔路（Shankill Road）的新教徒第一次尝到了军队蛮横的方法，但不久之后这便变得非常普通。在10月的一项声明说B特警队将解散，被一支新的部队——北爱尔兰保安团（UDR）——取代，这得到了民权领导人们的热烈欢迎——包括北爱工党和工会——但却激起了在香基尔路新教徒中的愤怒。 在后来的骚乱的中发生了枪战，一名警察被杀，第一次发生北爱尔兰皇家警察队成员被杀，具有讽刺意义的他是死在新教徒的手中。政府的回应是派遣特别强悍的部队应对骚乱。军方承认发生了66次交火，杀死了一个人。第二天他们组织搜查武器，一个街道接着一个街道地搜查，彻底搜查他们所到的每一家。当时一位负责搜查的军官希区库克少校（Major Hitchcock）向媒体承认说：“我们搜查所有东西，我担心我们这么做时不是非常礼貌。” 民权领导者们和——一些共和派以及在天主教社区设立街垒的市民中央防卫委员会的人物——赞扬军队的行为。几个月后，在1970年的夏天，事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军队在楼而菲尔区（Lower Falls）实行了34小时的宵禁并开始搜查武器，他们采用了与在香基尔（Shankill）的相同的方法。他们遭遇了来自爱尔兰共和军两派（正式派的和临时派）的武装抵抗。最后总共5人死亡，60人受伤——然而最大的伤亡是正如政府担忧的，（群众）对军队态度发生了转变。他们在天主教社区自去年八月以来所享受的“蜜月期”最终结束了。 培迪·代弗林（Paddy Devlin）当时还是这一区域的北爱尔兰工党议员，记录了这一变化：“一夜之间人们从中立或着甚至对军队表达同情的支持转变到憎恨任何与安全力量有关的东西。由于自以为是的将军和“教父”们为了挽回自己的颜面，格勒·费特（Gerry Fitt）和我亲眼所见选民和工人们（的变化）...转而反对我们而去加入共和军临时派。“更糟糕的时刻到来了。 那些支持派遣军队决定的社会主义者应当记住，任何资本主义政府的“武装”最终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不是工人阶级的。在北爱尔兰军队提供的是镇压而不是安全，他们的存在使局势极大的复杂化。40年过去了给我们留下的是更加分裂的社会和一个被称为“和平进程”的教派僵局。 对于历史没有什么是必然的。40年的冲突之所以成为“必然”只是由于缺乏能提供社会主义出路的领导力量。 今天关键的任务是建立这样的领导力量使得过去的错误不再重复，使现在面向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新机遇不会白白溜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