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 《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
波兰和“社会正义的神话”
库伦 译者：兆立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93年6月 第二十卷 第2期（总第165期）
[“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是企图通过分配，因而是通过压制市场来实现社会正义这个理想的。”这是波兰的长期持不同政见者、现任劳工部长库伦在他最近的文章（共产主义倒台后的社会正义的乌托邦）上的开场白。以下是该文的摘要。]
人人都知道，压制市场的后果是缺乏经济效率。压制市场会造成，需求的暴增，则比较少人指出。在市场上，一个人有多少钱，才能买多少东西。当市场被分配所代替需求就无止境了。
这就是说，要用不同形式的定量配给：公开的形式，如票券和排队，以及隐藏的形式——“特许的门路”和贪污。而且，分配时，有人多得，有人少得，有享受特权，有人则分不到好东西。这样一来，社会正义的原则就受限制了。
集体恐怖行动在1956年停止以后，社会上要求正义的压力就以罢工、示威游行和以后的大规模组织化运动的形式出现。他们要求结束特权和人人都享有使生活过得好的货品的权利。那就是，他们赞成社会主义，反对它的“变态”。
建立市场经济是与整个社会的许多渴求一致的。人民期望生活条件快速提高，而且相信团结工会运动，因为这个运动在提出具体要求时，就让它们自己自觉地变成了历史演员。
从开始，市场经济所内涵的社会不正义就很明显。商店在90年1、2月即充满了货物。但是，很少“中产阶级”——这在人民波兰时代，包括技术工人、教员、白领工人、医生及中农——能够买得起。还有，他们开始对像房屋、能源、幼儿园及假日旅行等过去几乎都是免费的货物和服务支付市场价格了。
因此，我们现在一方面逼迫政府根据社会正义的原则来帮助人民，另方面则逼迫政府不要花太多钱在教育、卫生、养老金和社会援助上。当预算的主要收入来源（公有工业）收缩，预算也收缩了。私有部门发展很快，但是向政府付的税却很少，因为我们的财务机构还不适于监督数目甚多的中、小企业。
旧的社会福利制度已经崩溃了，新的制度正在缓慢地、困难地发展中。人民对前途很害怕。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失业情况出现了，社会保障和社会补助也需要支付了。
对市场失望的同时，对政府的不满也增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各样的政治煽动兴旺了，议会在闹分裂，政府老是在换人。
私有部门的发展
虽然有这么多困难，许多人民和集团在新情况下运转得很有效率。目前，几乎一半的非农业生产来自私有部门，而十年前，不到10％。私有的非农业部门雇用了42％的劳动大军，而十年前，也只有10％。服务业已发展起来。它今天雇用了几乎40％的非农业劳动大军——而十年前，只有16％。输出日增，愈来愈多的产品达到世界的质量水平。
1990年所选出的地方民主政府大都处于良好状态。整个而言，它们的财政状况倒很健全，不像中央政府。一系列的社会、经济倡议，一系列的基金会和协会出现了。60％的人民认为地方性的改变是有益的。
过去的实际上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官方宣传说，工人阶级在社会上扮演特殊的角色——作为国家的领导力量，作为统治阶级。大企业的工人，不但有优厚的工资，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享受到国家所分发的货品和服务，如房屋、医疗服务、渡假地、企业商店、餐厅和购买消费品的票券。在这样的工厂中的工人，不但几乎在生活各方面受到保障，而且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工人阶级的角色
然而，在日常生活中，工人阶级的角色却与党领导人和理论家所宣称的神话角色没有共同之处。它在1956年和70-71年中接近那个角色，因为大企业中的工人迫使统治党的领导层和政策改变。
80年8月，格但斯克船厂的工人，在与政权谈判时，也以社会和国家的名义发言。他们把这个政权看成为社会以外的力量。团结工会实现了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力量这个神话！工会围绕着大企业组织起来，而社会的抵抗运动在戒严令下采取许多形式，但是，把将军和党头子们吓退的，则是年青工人的罢工。他们在罢工中，提出了“没有团结工会，就没有自由”的口号。
当团结工会在89年6月的选举中获胜，一位从工会来的人出任总理而组成政府的时候，工人阶级就停止为国家的领导力量了。但是，团结工会的积极份子在一段长时间不了解这一点。他们死命抓住一般的和民族的口号。可是，每个人都很清楚，这些口号不过是依附在企业或分会的要求上的装饰品而已。
支持华里沙竞选总统的运动，部份是保持工人阶级的神话，和把团结工会在80-81年扮演的角色交还给它的一个企图。在这同时，它也反映了对团结工会所产生的政府政策的一种排斥，因为那些被认为是反工人的。可是华里沙之支持贝尔塞洛维兹出任经济政策主脑，使这些希望成为泡影。
真的，连续几任政府已经让公有企业自行发展，希望市场会逼使它们改变。然而，对于大多数的这些企业，这仍然证明是不可能的。更有甚者，过去的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之优先发展矿业、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也是不合时代了。这些部门必须合理化，而我们的轻工业，由于不能在世界市场上竞争，也必须重组结构。
从政府和政治精英的立场来看，这个任务提出了很大的问题，而且需要它持有现尚未有的方法。
在这同时，在大工业中工作的工人正被告知，公有企业和他们所工作的部门都没有前途。由于他们不能确定和恐惧将来，他们表达了反对政府的意向。
私有化被排斥
其实，令人惊奇的是，由于以上所说的种种理由，只有半数在大型公有企业中工作的工人完全排斥私有化，5％毫无保留地接受它，而40％则承认，他们的企业需要资本和更好的管理。这45％可能是已经进行私有化的结果，因为这些私有化已经使工人的工资有所改进。但是，大多数的工人高估了他们企业的价值和条件，所以把每一个私有化的提议看成为诈骗。
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崩溃，还没有给工人自由和作他们命运的主人的感觉。相反地，他们不但失去了特权和社会保障，而且失去了社会地位。还有，他们感觉到像个物体，一个他们无法了解的力量的玩具。他们对这些力量，期待出现最坏的事情。
经济改变的过程，置公有企业的工人于困境，而且导致工会的激进化。
自从1990年以来，团结工会不管是否自愿，已经把它的名字给了所有的政府。至少，这是社会的看法。在这同时，团结工会的会员觉得，他们是这些政府的政策的受害人，而且在事实上已经被丢在一边了。因此，在团结工会的言语和行为之间，在激进的言词和寻求妥协之间，发生了矛盾。
由反对工会与前共产党政府举行圆桌谈判的前工会领导人建立的团结工会，已经前后一致地奋起保卫公有企业。不管它的意向是什么，它在事实上提议回到旧秩序去。
在前亲共的旧官方工会（OPZZ）和从它分裂出来的种种小集团之内，主要的路线之一，就是在（新的）现存秩序之内保卫工人的利益。OPZZ的领导人很少进行反对经济改变的斗争。正像团结工会的大多数领导人一样，他们只在公有企业工人的利益和政府之间寻求妥协。
妥协与交锋
因此，两个主要工会（OPZZ和团结工会）都一心倾向于妥协。不幸的是，工人的激进化使这种妥协更难实现。这就形成这样的情况：愈来愈多的工会愈来愈难地招收会员。在企业的平面上，这些工会时常是真正的代表，但是它们之中大约有15个工会已经登记为全国性工会。
许多政治家和经济学家认为，体现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纲领中，公有企业工人的利益和国家之间的妥协是没有用的。在一、两年之内，公有企业和被财政部控制的有限公司，将会减少到经济的边缘。而且，如果在这同时，工会垮台了，那就太好了。当然，他们没有说得这样露骨。不过，如果不是这样，人们怎样解释对政府与工会间进行谈判的攻击呢？
谈判的目的，是使工人和工会在公有企业的转变和私有化中，成为经理部门和政府的伙伴。
是的，工人最感兴趣的是他们的工资小包。但问题是，直到最近，他们还拿得很多，而今天，他们拿的却比其它职业集团还要少。他们认为这点不公平，所以要反叛。我们要么打垮他们的反叛，要么就与他们的代表谈判。
无休止的改换政府，使我们拖延了得出全面的妥协。只在公有企业的工人及其工会失去了谈判的兴趣以后，以及当工会已变得更弱、更少权威的时候，才开始这个过程。
西里西亚的矿工和铁路工人在92年12月的罢工得到了波兰首都华沙大约一半居民的支持。这样使人惊奇、无私的支持，是什么理由？
恐惧和神话
在目前普遍的社会不满、挫折和恐惧将来的气氛下，神话扮演大的角色。第三共和国政府的政策正与社会正义这个神话发生矛盾。大多数波兰人把它看成为劫贫济富的政府。
如果政府要击毁罢工，它不得不要面对工人阶级被视作为国家而战斗的力量，以及罢工是解决最困难问题的方法的神话；它会依据乐观的看法，社会有一半人反对它。而且，如果还是乐观的话，它可以期望社会的三分之一的人支持它。我看不出在两方之中哪一方会在这样的斗争中得胜。
我不相信协定的魔力。要达致协议，必须争取工人和社会的支持。在它们被签订以后，不止一次地发生过罢工，有时是由工会（包括团结工会）组织的。而且，各种社会团体会在社会正义的名义下支持罢工。社会正义在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下失败了。我不相信我们能够用排斥波兰人所相信的神话来建立一个新社会秩序。
共产主义的倒塌，已经意味着对立时代的结束，以及集体行动之作为动力的消失。也许，这种动员的缺乏，是西方工业化国家经济衰退的真正原因。也许，这个能够激发心智的普遍理念的危机，是这个过程的主要后果之一，因为没有这个理念，人类文明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我们看到例如专一主义、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正在世界各地冒头，有些地方更占了上风。
虽然对正义下定义是困难的，但它是一个能够动员个人和社会活动的普遍观念，则很明显。社会正义的观念是特别有份量的。在波兰，它被了解为一个在生活、工作、房屋、医护、养老金、教育、文化和合宜的生活条件方面应该平等的基本权利。实现这些社会正义理想的志向，必须是波兰和整个现代世界的社会运动和政府的任务。
我们都已经知道，没有市场就没有自由；但是，过去几年已经惊人地提醒我们，市场和自由不是相同的。大多数波兰人穷到不能从市场提供的自由中得益。我们因此必须在市场上找出方法，满足没有足够金钱的人的渴望。
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中，对分配制度所作的不无道理的批评，是与金钱作为良好调节器这个信念并行的。但是，个人和社会的活动也可以作为调节器。这就是政府要通过各种协议和三边会议在不同利益的社会集团之间寻求妥协的目的。
互助
在这同时，我们需要建立互助会、房屋协会和人民为他们自己创立的其它同性质的机构，来实现他们的目标。国家必须用免税以及有时候给他们财政援助来帮助他们。
国家对个人的援助，导致社会生活的国家化，而且把公民转变为国家的救济对象。另一方面，一个民主的国家可以为发展各种不同的集体创意力创造条件，因此不可能千篇一律化，而要严格地限制国家化。
在这样的模式中，中央化的国家制度的任务就是，在与地方民主的各种结构合作时，向需要它的人保证必不可少的最低份量。
[兆立译自《国际观点》93年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