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尼基福罗夫《布尔什维克地下活动年代》 流浪 我从巴库搭输船动身。秋风掀起了里海的巨浪。陈旧的小输船，好像受了惊一样，辗转从这边翻侧到另一边。 我也像“起码”旅客样搭了上层甲板，因此我的单薄的衣服，很难抵御寒冷。 整整一天一夜，我们都在浪涛上摇见，直到我们在远处开始看见了山，然后是突出的沙洲。 我到了克拉斯诺沃德斯克，想利用接头地点，就按照给我的地址走去。我小心翼翼地走近了这所房子。一看——房子就像普通的房子，没有一点可疑的地方。我转到街道的另一边去，散了一会步，坐在长凳上开始观察。这所房子的窗打开着，有一个小姑娘向外面看了看。“大概，一切都是平安无事的，并没有埋伏，”我想，“要不然，就不会让小姑娘向外面看望的。”不过我还是不马上就跑进这所房子，却跑近了邻居，读着门牌：“维烈简尼柯夫寓所”。我记住了这个姓氏，就去敲那所接头住宅的大门。谁也没有应答。我又敲了一次。便门打开了，在我面前出现一位警察。 “找哪一个？” “维烈简尼柯夫在家吗？” “在隔壁，再过去一些！都来纠缠不清......” 我赶快退了出来，那扇便门便砰地关上了。我在街上茫无目的地跑了很久，上车站去了。 克拉斯诺沃德斯克非常炎热。在输船上冻了一夜之后，起初我非常喜欢暖和，但很快就感到太热了。 当列车还在车站上调挂，旅客们都在月台上焦急等待的时候，我都坐在海湾的碧清的水中，不想出来。最后，列车终于挂好并开始售票。旅客们买好票搭上车，列车沿着从城郊就开始的沙漠开去。 热风捲起了成团的炙热的飞尘，从车厢所有的缝隙中钻进来，使人感到非常干燥口渴。贮水槽里的水一下子都给喝光了。 列车驶得很快。我坐在车厢的踏板上，但是就在这里也感到给热风吹得闷热难受。山头都沉侵在雾气里，向后退去。就在前面现出了密密的绿油油的丛林，闪烁着水光。大家全都欢叫起来：“水呀，水呀！”但是不管列车载着我们行驶，却终不能到达那有水的地方。 原来这是一种海市蜃楼。在绿荫中的清澄的水却只增加人的痛苦罢了。有时在难得遇到的车站上每人可得到一杯水。远处出现了骆驼队。它们彷彿是在空中浮动，不像在地上行走似的。 这却就是阿什哈巴德，它浸沉在绿荫里。列车停了下来。人们像发狂一样，向水，向甜瓜，向葡萄飞跑过去。 我们出发上塔什干时，情形就比较好了：常常有绿洲可以稍减暑热，在车站上可得到水和买到葡萄。但我一路到底还是感到很虚弱无力，所以到了塔什干时，费了好大的劲才勉强走到旅店。一个乌兹别克人让给我一个铺在榆树荫下的蓆子上的位子。我一躺下，就昏迷过去。 当我清醒过来时，乌兹别克人快乐地和我点了点头，就跑向便门叫什么人去了。在便门里走进了一个警察。“喏，”我心里想，“落网了！” 警察向我走近来。 “呵哈，醒来了！太阳，它在这儿是很厉害的呀！” 我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很惊奇地望着警察。 “你为什磨像看鼠疫病人一样看着我？原来如此，你患了日射病。喂，你瞧，你的钱是不是都在这儿？” 警察给了我一个钱包和公民证，钱包里面有一个半卢布，对于这公民证我却特别担忧。 “茶馆里的人告诉我，你发呆了，并把你的文件交给我。你昏睡了三天。这里常常碰到这样的事。有的人支持不住，就送到医院里去。你却支持住了。这就是说，你的脑袋是很结实的。你是从克拉斯诺沃德斯克来的吗？” “是从克拉斯诺沃德斯克来的。” 我给了警察二十戈比，向他道了谢。他就去站在自己的岗位上。我向老板讨茶喝。一个乌兹别克的小伙子，很快就给我拿来了茶壶、茶杯和圆烧饼。 我津津有味地喝完了茶，吃着烧饼。我请求乌兹别克人，别把我在榆树下的位子让给利人，自己就去逛塔什干和找寻工作去了。塔什干新旧两城的对照很使我惊愕。新城的独立房屋和宫殿与旧城的茶馆和回教寺院的尖塔、面纱、头巾以及骆驼形成鲜明的对照。旧城是古老、神秘、不信任外人的。 非在里面尽是窄狭的胡同、倾斜、弯曲得像树林中的羊肠小路一样；在街道上有着深深的围墙和没有窗户的房子。在屋顶上，像幽灵一样出现蒙着面纱的女人，她们就从黑色的面网里面向你瞧着。 我毫无目的地在塔什干徘徊了几天，进了一家在旧城狭窄的小街上很难找到的尤苏法·达维陀夫打棉工厂。我在这里从事装置刚得到的新打棉机。我在尤苏法工作到圣涎节。在这段时期中我和塔什干的党组织建立了联系。曾经参加过两次铁路员工会议。 我赚到了一点钱，就决定迁移到萨马拉去，以便定居在那里。就在动身之前，那时我正在城中，在我的寓所里发生了搜查。和我同住的工人的女儿特地跑来通报我这件事。工钱我已经算好，所以我一分钟也不耽搁，就跑到委员会那里，在那里取得了我上萨马拉的接头地点，于是我就直上火车站，甚至连必要的衣服也没有买。走时就穿着做工时穿的衣服：夏天穿的平底软鞋，油污的裤子和同样油污的短上衣。虽然已是十二月底，但是在塔什干却完全威不到有冬天。 当列车载着我们驶近阿拉尔斯克时，我就明白，我没有给自己买衣服，却是犯了错误。 到萨马拉我下了车，跑向接头的寓所。严寒像火一样烧着我。路上行人翻起了蒙着霜的领子，惊奇地打量着我。 接头住宅的女主人，一看到我不觉害怕起来，接着就安排让我暖和一下。我的耳朵和两脚特别冻得厉害。必须擦去脚上的雪。 萨马拉人给我弄到了衣服，安插我在安装电力发动机的技术事务所里工作。在事务所里的人是不多的。我和一位已上年纪的电器技师在旅馆里安装电梯。孤浊地工作，失去和广大群众的联系，我是不愿意的。同志们企图给我在铁路制造厂中找一个工作，但是，不管他们怎样努力，却是没有成功。 因为得不到可信任的证明书。我重又上克里米亚，走向搬运夫和码头工人。 我很高兴收到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指派工作人员到西姆费罗波尔去的指示。他们提议我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克里米亚委员会去接受分配。我高兴地同意了。 到了西姆费罗波尔，把我安插在沙赫维尔陀夫电站里，并派我在当地工人中间进行工作在克里米亚委员会里我碰到了新的、不认识我的人。这里已被破获过两次。武器仓库被破获，印刷所也被发现了。所有以前的委员会委员全都被捕了。组织刚在开始恢復起来。 虽然在城市工人中间的工作已经有了一点眉目，但我在西姆费罗波尔不会勾留得很久的。有一天，我突然在街上被补了。而我的寓所和工作地点，暗探局却是搜寻不到。刻赤暗探局的密探因为认识我的脸孔而把我抓住。在审问我的时候，不管我的住所和工作地点，我都没有招供出来。公民证放在发电站的事务所里，所以我就把自己仍旧叫做彼特尔·马拉卡诺夫。我在这儿并没有登记过这个姓名，所以他们不可能找到我的住所。我马上被关进了西姆费罗波尔的监狱，并给我带上了镣铐。我 请问监狱长，为什么要给我带上镣铐。 “你曾经从监禁的地方逃走。给你带上镣铐是按照检察长的指示做的。” 这样我就第一次带上了镣铐。 我被关在地下的单人牢房里。窗上有很粗的铁槛——高到天花板，低和地面平。我看见了在散步的囚犯们的脚。 有谁在窗上探望，问道： “你姓什么？” “马拉卡诺夫。”我回答。 我就这样和囚犯们发生了联繁。 过了两星期，我被叫到公事房里去，把我转交给陆军的护送队，我于是就和成批的囚犯一起被解到刻赤去了。我们路上要经过费奥陀西亚。在费奥陀西亚的监狱里对待我们很严厉。在我们到达之前，在这个监狱里发生过逃狱的事件，并且打死了十六个监狱守卫人员。 当我们走进监狱的时候，从海上吹来猛烈的风，下着潮湿的雾。在监狱的院子里叫我们大家全都把衣服脱光，全身赤裸地光着脚板站在冰冻的地上。然后一个个地被抑送到牢房里去。我跑在最先，弯着身子，用手提着铁链。我刚好跨进监狱的门坎，很多人就用枪托打我。我被打倒了。我爬起来——他们就又开始打我。好像一袋面粉似地，把我沿着梯子拖到楼上去，并把我推进了牢房。 跟我在一起带到监狱里来的人，都一个个地这样“如法炮制”着。全都流着血。在我的鼻子和喉咙里流出血来，头上的擦伤地方也淌着血。脚上给枪托剥去了皮。 我拼命爬了起来，躺在光板床上。 不久拿来了我们的衣服，并把它们扔进了牢房。大家全都躺着，没有一个人能够穿上衣服。我们讨水喝。在我们以前关进这间牢房的犯人们，就拿水来给我们喝。 “他们竟打得你们这么兇！......”囚犯里面有一个说。 我们在费奥陀西亚的监狱中关了两星期。在这段时期中，我们被打了两次。 最后终于叫我带着东西到公事房里去，于是就让我搭上轮船，从“殷勤招侍的”费奥陀西亚出发到他们所指定的地方，到刻赤的监狱里去了。 在刻赤监狱里我碰到监狱长伏尔斯基，一个有着灰白的八字胡子的老头。他把那命令给我关在单人牢房里的文件读了一遍。 “你瞧，我把你弄到哪儿去呢？在我这儿的牢房可都关满了。你，怎么样，又要从我这里逃走吗？” “现在不，得稍为休息一下。” “不，在我这儿你是跑不了的。派霍莫夫！把第一号牢房清出来，把马拉卡诺夫关在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