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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陶希圣所谓——「流寇之发展及其前途」
作者：刘光宇 来源：来源：《动向》1939年第2期
李星按：本文的背景是1930年红军运动在多个省份持续展开，国民党也在进行针对农村红军的精神攻势。据中共早期党员回忆，陶希圣在1927年曾加入中共，做过一些文秘工作，后来自然转向到国民党那边去了，并成为蒋的笔杆子之一，现在管这种人叫水军头子，洗地达人。
本文主要内容是探讨“游民无产者”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驳斥陶希圣的有关论点。作为转向的前共产党员，大谈马列自然是陶某人服务统治者的标配。陶的论述逻辑大致是“红军由游民组成，马恩说了，游民不是自己人，可见红军不是真马列队伍，大家散了吧，还搞啥呀！”。本文作者批驳了这一观点，指出陶某人直接篡改恩格斯的观点，并具体论述了游民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潜在辅助作用。
值得指出的，是本文作者也默认当时的中国工农红军很大部分由游民组成，这恐怕是当时很多人的观感。但从今天看来，中国红军在早期固然有部分人来自兵变或说军阀部队起义、以及帮会参与的乡村暴动，但从一开始就有华南几省的农民运动积极分子作为根基，随后的土地改革，开始吸引大量农村群众。红军主体上，是一只有强烈反剥削觉悟的武装，它的生命中充满波折，顽强向前，就像朱德所说，打过不少败仗，但没有倒下去。
另外要说的一点：陶希圣代表了一种类型的职业文人，上学时有三分钟向左，一生其余时间向右。20世纪的一百年里，这类职业文人帮助资产阶级编织了一个庞大的精神欺骗系统，工人阶级要做的，是在这个系统里找到可以反过来绊倒统治者的绳索……
评陶希圣所谓——「流寇之发展及其前途」
自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资本主义之商品经济不但撞开了中国的门户，逐渐统治了各大城市，而且深入了乡村，在全国的经济生活中，取得了主要的支配地位。这一经济变化的结果，使手工业者和农民不得不日益破产，不得不逐渐离开生产而形成庞大的失业群众。再加以历年的军阀混战，使农村经济愈陷于停滞与破坏之境，因而更加速农民脱离生产的过程，这乃是无可讳言的事实。这些失业群众，除掉很少的一部分被消纳于新式的各种产业之中，变为工人劳动者及一部份流落到国外去充当侨工以外，大部分是找不着出路可以谋生的；现今各大城市之庞大的流氓无产者，和庞大的雇庸〔佣〕军队之兵士，以及普遍全中国的土匪，便以此社会基础为其来源。这一广大的游民无产者群众，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之下，已成为一种不可侮的社会势力，也就是一个十分难解决的问题：他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可以成为革命前进的障碍物，但在某种条件之下亦可以成为革命运动中的助力。谁要完全不理会他，谁便不能很顺利的进行中国的革命。因此，目前中国的游民无产者的问题，虽然他比不上真正的无产阶级那样值得注意，然而不是可以完全忽视的问题。但是，陶希圣在《新生命》杂志第三卷第七号中发表的所谓“流寇之发展及其前途”一文，则恰恰取了相反的态度。他那篇论文的全部精神，以极端轻视与侮蔑的态度，完全否认了目前中国的广大游民无产阶级群众，在中国革命运动中所可能发生的作用。所以他说“从这些材料上，有人寄寓他的幽远的理想；然而材料的本质每到了暴露自己的时候，这种理想便成幻影。不了解这本质的人，对于这幻影遂追慕，甚至于陷入悲哀。”又说“流氓散兵决不是无产者农民革命的同盟者。”本来，这些话出之于陶希圣之口是很自然的，因为他所代表的是支配者阶级的利益，当然不会看见一般被压迫的劳苦群众的痛苦，也当然不能了解成千万被迫而脱离生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所以发生的作用和意义。不过他在这篇论文中，引用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大战以前的考茨基也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话来改换面目作为他的立场。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和附会，我们在此地应该特别指明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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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希圣一向就好利用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来掩护他自己的说教，他自以为是懂得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其实则只是曲解和利用，并不知道历史的唯物主义是什么。即如他在所谓“流寇之发展及其前途”这篇文章里，主要的研究方法和观点，是要在历史上去找教训，所以他说“造成中国历史的材料值得我们细细的查勘。”“所以我们对于过去中国历史加以研究的时候，对于革命失败之中的反革命的成功，不应从个人活动着手，而必须从历史所由造成的材料的本质着手。这种研究不是徒然的。过去革命失败的原因及反革命成功的原因之研究，使我们对于现在的事实，获得明确的观察的方法。”陶希圣便利用这样的方法和观点，历述历史上许多农民战争都失败了，都“由革命转变为剥削”，因而断定在今日的中国革命中，这些游民无产者是绝对不占地位的，也绝没有起任何作用的可能。不错，历史的唯物主义者把历史当做最重要的科学，马克思为要说明历史的重要，甚至于说历史以外没有科学。历史的唯物主义者分析一切问题都要根据历史的眼光去分析，而绝不凭空的臆想。一切事变以至观念形态都有历史的因果规律，过去的历史有支配和决定现在的一切的权威，一切现阶段的事变之发展绝不是凭空而来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根据历史的遗教不但可以作了解和决定现在的问题的指南，并且可以预见未来的发展。但是历史是变化的发展的，它在每一运动发展的过程中，便从旧的上面添加了新的因素，每一新的因素增加的结果便改变了历史的原因之性质，所以从运动的观点去观察历史的各阶段，他构成的原因就不完全是一样的，时时发生新的原因，而每一结果也就是新的。历史就因为这样绝没有完全相同的事变，历史事件是不能机械的依样重演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者与机械论者之观察问题的主要差别就在这点。
但是，陶希圣之观察“流寇发展及其前途”，其所采用的方法就根本与此相反。他的观察方法与观点不是历史的唯物主义的，正是机械的历史主义者的。他把发展的历史看做死的东西，他只抓住历史上所曾表演过了的现象作为纯经验的验证工具，抹杀了在发展中存在的历史的新因素，机械的完全以过去的事变来比拟现阶段的现象，认为历史是要完全照旧重演那些事变的，这是如何的荒谬笨拙！
诚然，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次数的游民无产者与农民革命都失败了，不是被反动的地主阶级所征服，便是因领导他的流氓无产者背叛了他们而“由革命转变为剥削”。但是这只能说明过去历史，不能说明现代的社会现象之必然绝对相同，其结果也必然完全一样。为游民无产者与农民阶级的本身缺乏政治的自觉，而在其经济的生活条件之下更有很深的私有观念，带着有天然的保守性，所以他是不能独力领导革命的，这如同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农民本质也是小资产阶级的意识）之不能独力领导革命一样。游民无产者与农民之在革命运动中，其能成为革命的势力与否，必须要看领导他的社会势力如何才能决定。就是说，如果他为破落的贵族分子所领导，可以成为极反动的一种社会势力，他为资产阶级所领导则可以帮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他如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亦可以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助力。
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要决定游民无产者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与其地位，决不能把他在某一历史阶级中所表现的状态来命定他的永远的前途，更不能把一定阶级的历史法则拿来概括了一般的历史发展形式。在过去的历史（资本主义时代前期的历史）时代中，在社会阶级的分野中，还没有近代（资本主义时代）的无产阶级，游民无产者的群众以至于农民，只能接受那些破落的贵族分子，破落的地主，商人等等的领导，所以便必然的在革命斗争中供他们的领导者的利用，使革命失败，结果落到由革命转变为反动，广大的群众终于没有出路。可是历史发展到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中，带来了广大的革命的无产阶级，他为社会中最革命最澈底的一个阶级。〔，〕成为一切劳苦民众的反抗斗争的支柱和中枢，这就改变了历史的因素。游民无产者甚至农民，在这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增加了他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他在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之下，是能起相当的革命作用的，无产阶级如果忽视了这一广大的群众而不加以领导，则无产阶级要实现他的革命是要遇到困难问题的。陶希圣不愿意了解和说明历史的发展从古代发展到近代，增加了领导革命的无产阶级这一新的历史因素，而机械的以过去游民无产者与农民的革命骚动的失败的死板公式作教训，来断定现代游民无产者完全不能成为一种革命助力，这是机械论的观察方法，是历史主义者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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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希圣在估量中国的游民无产者之发展前途中，他引用了恩格斯在《德意志在农民战争》所指责的游民无产者的缺点，作为他否认这一广大群众在革命中的作用的理由。其实恩格斯止于在指出这一群众的效力点，并告诫社会主义者不能专凭他们的力量来进行革命或军事冒险，而根本忘掉了广大无产阶级自身的力量是作革命的唯一武器，但他并没有说游民无产者完全没有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来参加革命的可能。所以恩格斯说“游民无产者是从一切阶级破落下来的渣滓，建立本营于一切大城市，是可以联盟者中之最坏的同盟者。”而陶希圣则说“社会主义者对于这种分子，并没有寄与何等的希望。他们对于流氓无产者如游民及散兵，不独没有希望，并且有如上的严厉的指摘。”“流氓散兵决不是无产者农民革命的同盟者。”恩格斯说“每个工人的领袖，如使用这些游民无产者做卫军（如目前中国的所谓红军——作者）或支柱（主力——作者），即此已证明他是出卖工人运动的叛徒。”而陶希圣则篡改为“每个工人的领袖，如使用这些游民无产者做护卫或助力，即此已证明他自己是革命的叛徒。”这很显然，恩格斯并不是认为游民无产者完全不能走上革命的道路。并不是说无产阶级完全不能与他结革命的同盟。反之，恩格斯认游民无产者亦是无产阶级的可以联盟的同盟者，只是每一个工人领袖要认清楚，无产阶级最好的同盟者是乡村的贫农和其他劳苦群众，游民无产者在这些同盟者中要算最坏的了。因此无产阶级在进行他的革命时，绝不能把他们当做工人阶级的主要支柱，过分的依靠他们的力量来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是建立在无产阶级自身上面的，农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可以成为助力中之主要的助力，而游民无产者只能尽其副的作用而已。
为什么游民无产者不能作为无产阶级的好的同盟者呢？因为“游民无产者是从一切阶级破落下来的渣滓”（恩格斯），他们已脱离了一定的生产阶级，脱离了生产过程中之一定地位，因此在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利益的直接冲突的利害关系，对他们说来都是不相关的，并且根本就不懂得，而其一定的阶级意识和斗争情绪便自然模糊起来，所以恩格斯说“他们是绝对易被人收买，绝对铜臭的队伍”。他们很易于为敌人所诱惑，不时走向反动方面而对自己的友军进攻，这是他们的主要弱点。但是我们是不是因为他有这些弱点，便完全否认他有接受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走向革命的可能呢！这在他们的广大群众与其生活困苦上说，仍是不能否认这种可能的。因为一般的说来，游民无产者是从社会的各社会层被排斥出来的，他不能在社会的生产上占一定的地位，差不多完全是没有生活出路的。所以他们之间，不是受着政治的严重压迫，便是遭遇着经济的极端穷困，他们的广大群众，并常常在这两种压迫之下受困穷。比如土匪，虽然在他们生意好的时候，可以暂时过着比较舒服的生活，然而也只是暂时的，并不能在经济生活上有固定的保证，但在政治方面，则是绝对的遭受压迫。又如兵士，虽然它冒着生命危险取得了一时的社会的寄生生活地位，但在军饷的低微与长官的克扣，使他们在经济上仍受着剥削，在政治上则统治者的军纪的压迫，使他们完全失掉了意志与身体的自由，完全成为木偶。所以在游民无产者的地位上说来，虽然他那投机贪污的特性很深。然而能从这种特性发挥而找得出路的，至多只是少数首领的幸运，大多数的群众始终是没有出路的。所以虽然他们缺乏阶级的自觉和阶级斗争的情绪薄弱，但因为为其经济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所决定的结果，其与当前的统治者的社会秩序相矛盾及其反抗的自然倾向的条件，也是与他那易受利用去危害与自己处相同的地位之劳苦群众的条件并存的。因为如此，所以游民无产者在前者的条件下是没有完全消灭他在革命中之可能尽其作用的作用，无产阶级能以正确的策略去领导他，他亦可以成为恩格斯所说的“可以联盟中”之“同盟者”，但在后者的条件之下，他不是很有阶级觉悟很能革命的一个群众，只能有成为无产阶级的助力的可能，只能如恩格斯所估量的成为“联盟者中之最坏的同盟者”。
可是现在对于游民无产者的估量，在机会主义盲动主义者的史大林派，他们认为“军阀崩溃的基点”就靠“兵变”，“这副好身手就为毁灭军阀制度的主要武器”，所以他们以兵变为“革命高潮的象征”，以“全国广大无比的灾民，半农半匪的武装以及土匪神兵红枪会大刀会等农民群众组织，……是必然会走上游击战争的道路而生长成红军的。”这无异公然的宣布不管城市的无产阶级起来不起来，中国的“军阀崩溃的基点”是“兵变”，游民无产者可以作“毁灭军阀制度的主要武器”的；不但革命高潮不以工人的斗争形式来决定，而以兵变来决定，并且无产阶级从武装斗争的主力的红军也不必要无产阶级在革命中自己组织起来，而只要由“灾民，半农半匪的武装以及土匪神兵红枪会大刀会等……生长”起来就够了。如此机会主义盲动主义者自然是犯了恩格斯所说的“使用这些游民无产者做卫军或支柱，即此证明他是出卖工人运动的叛徒。”的罪恶。但如陶希圣完全否认游民无产者之革命的那部分可能性，完全否认他在无产阶级正确领〔导〕之下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者（虽然是很坏的）和助力，这是害怕无产阶级去找得更广大的同盟友军，加强了他的力量来颠覆现社会，是现社会秩序的拥护者。这两种见解，虽然都利用马克思主义为立论的掩护，然而都是实际的与理论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恶劣企图，都不曾运用辩证的观点去估量游民无产者在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过分估量这部分势力是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观点，一味否认这部分势力之可能发生的作用是取消主义的观点。
李星按：本文的下半部分，阐明了两点：1陶希圣谈论“游民无产者”的用意，无外乎是借题发挥否定工人革命的可能。2中华民国的游民日益增多，不仅来自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毁坏，更来自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日益发展。
值得一说的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当代社会产生了一种“游民小知识分子”，有较高的文凭，但迟迟未能结合到社会生产当中去。这部分人并非无事可做，而是无心做事，心态上对资本主义现实抱有各种逃避，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发展登峰造极的一个副产品。这些人是21世纪资本主义躯体上无数病变分泌物的一种，只能随着地动山摇的社会危机而有所改变。
陶希圣为什么要否认游民无产者在革命中所可能发生的作用呢？这有他的很深的用意的，这一用意就是否认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他的所谓“流寇之发展及其前途”这篇论文，首先就引用了《革命与反革命》一书的话来作掩护，而自己作结论式的说“所以我们对于过去中国历史加以研究的时候，对于革命失败之中的反革命成功，不能从个人活动的事实着手，而必须从历史所由造成的材料的本质着手。”他这里所指的“材料的本质”自然是叫我们去看看游民无产者的本质。其次他以历史的叙述说历史上“游民革命集团之转化”，而证明了屡次都是失败，即证明了这种材料的本质是绝对不能使用的。他在历史的叙述游民革命集团之转化过程，引用了考茨基一段话之后又结论式的说道“这一段话仿佛是描写今日中国的！这正是封建制度破坏而资本主义没有发达的现象。”这种用意是说中国还是封建社会，因此没有可以革命的无产阶级；现在中国所能凭藉的力量，只是封建制度破坏中所造成的游民；凭借这种力量来革命是不会成功的，所以他所得到的革命教训是不能用游民无产者来“解放无产者即工业劳动阶级”。总之，他是要说中国目前只有游民无产者的势力，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中国革命的失败，就失败在于这种社会基础的不成熟上，中国革命的失败是由此客观条件的缺乏所命定的，而与个人的活动没有关系，中国根本上就说不上无产阶级革命。
陶希圣这样的系统的理论，是值得注意的。他以历史的死板的公式，来证明在没有无产阶级领导的历史上的游民无产者与农民革命失败了，而断定新的历史时代之无产阶级领导作用发生的今日，游民无产者仍然没有革命的可能。关于游民无产者在其本质上是否完全不能走上革命的道路的问题，前面已说过了。现在我们应该来检讨论中国是否封建社会才开始崩溃，资本主义未发达，革命的群众仍只是些破落户的流氓无产者而没有无产阶级，与中国近年的革命是否就完全失败在这点，更是否可以根据此点来否认中国社会革命的客观条件完全不存在等问题。
中国的封建社会，从战国时开始了商业资本的发展，已经促成其逐渐崩溃了，所以如陶希圣所列举的历史上的农民革命与游民无产者的革命，自秦以后就不断的发生。这些农民与游民无产者的暴动之产生，是由于历来官僚贵族，地主，商业资本剥削的结果。一方面因为这些暴动不时对于商业资本的积累加以破坏，再加上中国的地理的环境和历史的原因种种，使中国工业资本主义未能发达起来，没有产生一个领导他们的阶级，遂使这些暴动历次失败。但他一方也就从这些农民与游民无产者的暴动的产生，说明中国的封建社会早已在那里崩坏了。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游民无产者的确是从封建制度的解体一个来源来的。可是历史的条件不是一成不变的，现代中国的遍地灾民，土匪，广大雇佣军队，他的来源就不完全相同了。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身亦可以产生游民无产者。因为资本主义的毁灭作用，并不止于在打破封建特权而使封建制度解体，同时一样依于自由竞争的法则而毁灭他自己营垒中的小资产阶级，依于商品经济的侵略而毁灭自由农民，这些毁灭，我们不能把他当做资本主义破坏封建制度一样看待。资本主义的这种毁灭，在初期虽然可以把那失业者容纳到工厂中来，但亦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到了最高度的工业发展，他所毁灭的能力超过了他所能容纳的能力以上，便发生了劳动力过剩的现象，城市的工业需要不能解决乡村甚至都市的人口过剩的问题，而广大的产业后备军便出现了。这一广大的产业后备军中，一部分虽能再回到生产组织以内去，但一部分亦可转变为游民无产者。所以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地方，游民无产者不但不能根本消灭，并且还仍然继续存在，并在某一定的时期甚至还要扩大。所以无论资本主义怎样发达，资产阶级的组织怎样完备，他不能根本消灭盗匪，乞丐等等，就是这个原因。在近代的中国，遍地的土匪，灾民和广大的雇佣军队，虽然我们并不否认其来源之中有封建制度更利害的崩溃之结果这一原因存在，但不能如陶希圣所说只是“封建制度破坏而资本主义没有发达的现象”。固然我们承认中国本国的资本主义尚在幼稚时期，但即令中国本国资本主义发达了，他也不能完全消灭游民无产者的。中国近年的土匪，兵士，灾民之有增无已，倒是世界资本主义和中国本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因为帝国主义的商品侵掠，与本国资本主义之无情的剥削，都是使农村经济破坏与农民及手工业者加速破坏的原因。不过中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的是国际资本的势力在中国迅速的增加，而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地位，所以本国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钳制与卵翼之下，其发展是较为缓慢的，因而对于破产的农民与手工业者的收容力更小，遂造成了广大的游民无产者群众。在中国这种特殊情形之下，游民无产者的增加不但不能说是因为资本主义不发达的结果，倒可以说是国际的和中国本国的资本主义之总汇的发展的结果。中国的畸形的资本主义愈往下发展，而游民无产者的数量将愈益增加，这我们可以从民国以来的现象得着证明：在这一二十年中，我们不能说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资本势力与中国本国的资本主义没有发展进步，然而游民无产者不但不因有这种发展而减少，并且还日益增加，便是显明的证据。陶希圣所结论的中国游民无产者的增加，只是封建制度的破坏，而资本主义未发达是不合理论与事实的。
中国的资本主义之不断的发展，一方产生广大的游民无产者，他方面也必然产生广大的无产阶级。中国现在已有几百万的无产阶级，散布于中国各大城市和矿山，铁路线上，是没有人能否认的。虽然这一数目在全国人口的数量中尚占少数，然而他在全国经济生活的地位上，因而在革命的地位与作用，都是异常重要的，这可从“二七”与“五卅”的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大罢工中，从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中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这就说中国的资本主义并不是没有发展，他不特造成了广大的无产阶级，并且这一阶级还有伟大革命力量与领导作用。陶希圣认为中国革命的失败，是由于中国的历史所造成的材料，即革命的社会基础之广大的群众，这只是些不成材的材料——如散兵土匪等游民无产阶级——这是企图否认中国无产阶级的存在及其领导革命的作用，否认游民无产者可以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参加革命的可能。一句话，陶希圣是在那里否认中国有社会革命的社会基础存在，所以过去的中国革命失败了，今后仍然是要失败的。
不错，对于革命的失败我们不能简单的归之于个人，而是有他的社会的原因的，但是社会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其中自然有革命群众之阶级成分与本质的问题，即陶希圣所谓材料问题，但亦有阶级斗争的经验问题，这里面连那战斗的阶级之领导者的幼稚与否都包含在内。如果在革命的阶级之本质上有弱点，革命自然有失败的可能，但革命的阶级在本质上本很精良，而因战斗经验之缺乏与领导机关的政策错误，亦能使革命失败。我们不能说德国无产阶级之本质不如俄国的无产阶级，然而德国革命便因领导者的错误失败下去了，俄国则在列宁领导之下成了功，这不是显然的证明吗？中国前次的大革命，绝不是在革命的群众的本质上没有成功的可能，而机会主义的领导政策是要负责的。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在陶希圣的眼光看来，大概是本质上要不得，陶希圣把他看做与历来游民无产者的本质一样，这些材料在历史上是屡次表演过失败的，所以那种失败是历史决定了的，是必然的走归旧路。但我们要问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在上海，广州，天津，武汉的广大工人群众之领导革命，广东，两湖，江西的广大农民群众的参加革命这一事实，能加以否认而认为是游民无产者的革命吗？这些都是立在生产组织以内的群众，绝不是陶希圣所说的游民无产者，并且在那次革命里游民无产阶级并没有公开的表现出他的作用出来。因此不能说那一革命是命定的应该失败的。陶希圣只机械的了解马克思所说的研究反革命成功的原因，不可只从个人背叛革命去了解问题这一理论，遂认中国革命历来的失败，都完全是由于革命的群众的本质之不堪革命的结果。这是绝大的错误。其实马克思既并未因为要我们不可只从个人背叛革命去了解反革命成功的原因，就同时指示过我们绝对不要信仰群众。并且他曾明明白白的说“假如一个政党，他的政治本领，只在于认识某甲之不可信赖的孤零的事实，它的遭际又是如何的可怜呢？”这就指明了对于这些“孤零的事实”并不是完全不用去了解他，而是说只在于了解这些事实才是可怜的。一个革命的失败，尤其是中国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我们不能专委过于群众的不革命，在领导的政策上的错误，以及那些背叛革命的个人，我们于领教革命的教训时，也是不可宽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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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游民无产者因为他已离开生产，缺乏固定的阶级意识与自觉，而易被人利用，不是很可靠的革命势力，这是我们应该认识清楚的。我们在无产阶级出现了的今日，不想聚积无产阶级自身的力量，作为革命的主力，并以他去领导农民，领导一般农民群众（游民无产者亦在内），而倒放弃城市工作，倾全力的收集散兵土匪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卫军，作为革命的主力，并以这种力量的武装捍卫来夺取政权，来代替无产阶级组织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权（苏维埃），这是极端错误的，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将会使革命遭更深的惨败。纵令这种力量不完全是由游民无产者集聚而来，其中有一部分真正的农民，甚至少数的离开生产的工人，然而这不能以为少数个人在其中参加，就能谈得到领导作用的。所谓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必然是阶级的，就是说要城市的广大工人群众自身表现了他的伟大的政治势力走上了革命道路，形成了革命高潮，这种阶级的领导作用才能表现出来。在城市的广大工人群众并未起来，而只纠合那种以散兵土匪为多数的力量来教训革命，这是以游民无产者领导农民工人，以农村领导城市，不但会遭不可设想的惨败，并且会养成农民工人的依赖心理，而妨碍了真正的无产阶级运动之发展，这是我们必须了解的。
但是，游民无产者是否绝对不能成为革命的群众呢？这在广大的群众之受经济的政治的压迫条件上，在他的生活条件之与现存的社会秩序相矛盾上，是不能完全抹杀的。他在革命中有尽其革命的作用之可能，只是要有很好的领导力量去领导他，过去历史的时代尚未产生这一领导的阶级，所以造成了历史上累次的农民革命与游民无产者的暴动，不是完全失败，便是反为他的领导者领导这些革命转化为反革命，使群众的牺牲没有显著的代价这个事实。然而历史是发展的转变，近代的历史与过去不是完全相同的，近代的资本主义已产生了无产阶级，中国的无产阶级不但已有广大的数量存在，而且已充分的能表现他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他有领导农民与游民无产者走上革命道路的能力，因之游民无产者在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有尽其革命的历史作用的可能。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不但不能以历史上的简单的农民与游民无产者的革命目之，而是工人阶级领导他们所造成的革命，并且不能以其失败的原因机械的与历史上过去的失败相提并论，认为是由于这一革命带来的本质与过去的纯粹农民与游民无产者的本质相同，所以其失败也是一样。这一大革命的失败虽然不能归之个人背叛革命，然而我们不能委过于群众，抹杀了国际以至中国领导机关的政策为其最主要原因之一。因为这次革命在客观上不是没有胜利的可能，正是领导机关的政策压抑革命向前发展的结果。固然，如果以游民无产者的武装为推翻革命的主力，如果以游民无产者或农民的革命来解放工人，以游民无产者或农民来领导工人，替工人阶级代庖夺取城市政权，甚至代庖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则这农民斗争的影响和意识纵然不会与历史上的游民无产者及农民革命相同，而其结果将终至于成为空幻，成为悲剧，与历史上走同一失败的道路。然而在历史所达到的现阶段，却产生了能领导游民无产者及农民的无产阶级之现阶段，在历史决定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以至领导广大农民群众之可能的时候，游民无产者，尤其是其中的兵士是能在革命中，尽其可能的作用的。陶希圣不愿意了解历史的新的转变，不愿意承认新兴阶级在历史的现阶段对于一般被压迫群众的领导作用之可能，所以就机械的以历史的死公式运用来作为中国革命的永久的铁律和教条，否认了游民无产者在革命中的作用，甚至否认资本主义之发展，由此以否认历史的现阶段之广大革命群众成分与历史上过去的游民无产者那一材料本质间的极大差别，而达到否认中国有社会革命前途的可能，这是再错再机械甚至再毒辣没有的机械论者。
感谢 雪球 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