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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在珠江（广州通讯）

刘朝真

来源：《求真杂志》1946年第2期



　　本文是1946年的一篇通讯，作者刘朝真，生平不详。抗战胜利后，从重庆跑到上海南京抢劫的国民党接收大员，为了方便赖掉教育当局的义务，曾称沦陷区的在校生是“伪学生”。但我还不知道，国民党居然能称呼沦陷区的民众是“伪人”。蒋公的下限似乎是惊喜（？）的同义词。
　　在1925-1927年间的群众性工农斗争期间，虽然困苦不堪，但稍有教育的青年对社会斗争一类的文字，都充满渴求，他们真的省下一顿饭也要去买共产党出版的杂志、小册子来看。本文也描述了抗战胜利后，广州的青年对带有反抗性的文字，同样十分欢迎。
　　王凡西曾回忆说，那是一个沿海地区大众思想发酵的时期……

（李星）



　　春天已经话别了羊城，荔子飘红又在陶醉着无数的岭南人了。夏天，是南国住民的风情和生活最绮丽的日子，尤其在乡村，绿波万顷，红红的荔子点缀其间，多少人愿为这情景徘徊向往？而且，今年的夏天，是胜利后第一个荔子飘红的季节。在情在理，人们当时以狂欢来度过它的。然而，一切都是不如意，人们正喘不过气来，尤其是农民，因了今年的天气特别亢旱，从春阳照到了大地以后，就没见过一滴雨点。农民们对着田地流泪，他们付出了更大的劳动，希望这块田地有所收获；但有资格这样希望的，只是三角洲一带的农民。因为他们的田地，对于水的灌溉，较为便利；其他高地的山田，唯有望云兴叹。四月末才开始降下的雨水，虽然挽救了一部分田地，但总不能消除旱灾的阴影！米价也并不因久旱逢甘霖而下跌，反而继续上升，广州曾突破了十万元，而产米区的中山也突破了八万元，现在才降回五万元。

　　战争基于农村的破坏，较之城市更为厉害。人们以为战争之后，因为米的珍贵，农民的生活当然是优裕了。是的，战争造成了不少农村暴发户，但更造成了无数的贫农生产者。只有大地主和高利贷，生活才能富裕，其他自耕农和佃农，却是在重重的压迫下喘息着。他们为了支付田租，捐税，和开耕的一切费用，出尽他们所收获的也不能支付这些重大的负担，因而，高利贷者的铁链，更紧紧的缚着农民的身心。在农村，高利贷者是最刻薄的，农民向他借一百斤榖，收货时便要还给他二百斤，还要拿田契或屋契来作抵押。农具和肥料既在涨价，地主也要提高租值，而政府还不断地以军榖啦！捐税啦！来吮农民的血。农民便是在这样重重的盘剥底下喘息着。而政府的农贷，也不知贷到哪里去了！要农民交军榖和捐税的布告，宛如十二金牌密密颁，随处可见；而农贷布告呢？不但片纸没出现在街上，连只字也不见在报端。

　　与农民的命运一样的，便是城市中的劳动群众。他们是最恳切的期望胜利归来，也是最热烈地迎接胜利归来的。他们寄与胜利后的国家以无穷的希望。然而，他们也是最先破灭了希望的人群，而且是破灭得最悲惨的人群。日帝崩溃的消息由以太传播了以后，工人们便相信着一个活泼的日子快到来了，虽然工厂关闭了，他们已失业，但他们相信这是一个很短的时间。但是从去年八月十五日以后，他们等待了一日又一日，一月又一月，半年过去了，希望终于成了泡影。报纸印着的、人们传述着的、对于他们有利的传说或诺言，统统成了不兑现的支票。于是他们彷徨着，失业和物价高涨紧紧地威胁着他们！人们说，沦陷区的人民是“伪人”，因此，他们失业更被加多了一重口实。而不是“伪人”的；劳动者，也从四面八方涌到广州来。据去年十一月的计算，从韶关方面到广州来的机器工人，便有七千名，而失业的占了四分之三以上。只有印刷工人在胜利后的四个月内，曾走上了印刷业的黄金时代，他们是求过于供；那是，一般职业的工资都比不上他们。但是好景不常，在限制了全市半数的报纸出版后，他们便又大部失业了。这一大批失业工人，由今年二月起，因了香港工业的逐步恢复，才又大批的涌到香港去。

　　香港的劳工，现在每日的工资约为四元至六元，每日的工作时间是八小时，而对于劳工保护，也算有明文的规定，这已比广州工人好得多。广州工人的工资，大约除了个人每月的膳费外，所余的仅是贰万元左右，而对于职业和身体更是丝毫没有保障，至于工作时间，普通是九小时，有些印刷工厂竟是十小时至十一小时，而且，对于工作时间的延长，是无限制的。这方法对于老板是省下不少钱，而工人也多些收入。但这却基于工人阶级一个很大的破坏。因为这样一来，一方面剥夺了失业工人的工作机会，另方面损害了在业工人的健康，和受教育的权利，再其次，使失业这个阴影更严重的威胁着工人，使他们之间互相倾轧。

　　这胜利的阳光照耀在五羊城里的，便是民族文化的活跃。去年八月十五日，第七战区属下的挺进队，共产党的东江纵队，和所谓军委会直辖的先遣队所发出的传单便飞满街头，而代替了日本的东亚文化，跟着报纸便如雨后春笋似的，先后出版了廿余家，这些多是接收了某些附敌报社而出版的。文坛的活跃和刊物的繁多是空前的。人们正在提议将广州市建设成为一个文化城，而出版自由已在日帝被屈服后的中国，遭受到第一次的试验了，那就是十余家报纸的奉令停刊，理由是他们未取得“合法登记”。冷水冰冻了很多人底心。

　　但是，流浪的文化人已从四面八方回到他们的摇篮地；而香港也已经确定了主人和开始了它的生活。香港是特殊的，因了这个特殊，文化人便汇流到了太平山下。“文化城”也给搬出了洋。

　　广州的刊物是同花扑克，而香港的则是杂花牌；广州的出版物比之香港大约少了一半，而且他们的销路也相当可怜。杂志在书店里往往摆到了残旧了，再换上一期新的，但是那些前进的刊物，青年们都争相购阅，霎时便告售罄；因此，政府当局便大发雷霆，密令各地书局禁止售卖“共产党刊物”。这是一个书店伙计告诉笔者的。至于被称为共产党文化机关的，如广州的华商报分社，立报分社，兄弟图书公司等也遭受捣毁。唉！可怜的民主自由！

　　胜利后复员和建设，是说教者的中心题目。但是，香港和广州相差得太远了；但从水电两者来说，香港是昼夜供电，食水因为气候亢旱才每日开放十三小时；而广州呢，电灯好像多云的夜空上的星儿，自来水则难于有水来。记得广州出版的原子能半周刊，曾以墨黑一团来表示广州之夜，事实上广州的一切都是墨黑一团。人们早就说过，广州市是电话不灵，电灯不明，自来水不净，马路不平，这现象直维持到今天。而且是越弄越糟。广州人也在无可奈何中生活着，因为他们知道，广州的工业有如一只垂死的牛，拉着载重的货车，在凹凸不平的马路上走着啊！至于那些建设用的天文数字的款项，人们更是不敢多问而且也不能够知道的。南国的原野生长着奇花异草，笔者一个人也难于一一详细记述，但需要写的太多了，新奇的事也太多了，相信将有很多人加以逐一详细的报导的。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六日寄自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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