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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大林主义的党制
——克林姆宫与各国共产党的关连
作者：纪芬 来源：《新声》1948年第6期
李星按：本文大致属于40年代托派的主流观点，作者只是照本宣科…… 诸多观点，比如对第二国际的看法，显然有偏差。
编者按：这可以说是纪芬先生论史大林主义的第四篇文章，第三篇即本刊上期登载之「南斯拉夫敲响了新民主主义的丧钟」，因收入「南斯拉夫特辑」中，故未注明，希读者注意。
史大林主义的横暴的官僚主义党制，在近二十年来的国际无产阶级运动中，久已成为一种最恶毒的疫病。它所凭借的主要手段便是贿选、格•别•乌•（秘密警察）的威胁，与公然的说谎和伪造历史。这种专横的制度与第二国际改良派组织的弛松的民主主义俱乐部式党制形成一个明显的讽刺的对照。当然，我们并不是说，第二国际没有官僚之存在，恰恰相反，上层机关之趋向官僚主义化与整个组织之过份弛松是同时发展的，特别是在第一次大战之后，在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日趋崩解，改良主义与民主主义之花也日趋枯萎的时候，西欧各国的社会民主党上层的机会主义领导，也日趋于官僚主义的硬化，党内一切革命的呼声都遭受排斥和窒息。但西欧社会民主党堕落的重要物质根源却是帝国主义的超额利润，因此这种利润因资本主义社会的崩解而突然减少，虽然一方面促使工人贵族用官僚主义的方法来保障自己的一份利益，以抵制大多数失去改良生活希望的工人群众底革命的不满，但另一方面，正因为失去了绥和群众不满的改良主义杠杆，社会民主党的上层领导才始终无法阻止内部党员群众的左倾和民主主义的要求。这就是说，它本身物质基础的削弱已剥夺它走向极端官僚主义的支柱。
史大林主义的党制却生长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基础之上，它的主要阶级根源是苏维埃的新兴工人贵族，这个贵族层的主要物质基础是以苏维埃国有财产管理人的资格，窃取国民收入的一个重大部分，为了确保这种篡夺的利益，它便首先要保持它的永久的官僚特权地位，结成一个顽固的官僚集团来抵制一切现状的变革与革命的批评。因此，它与社会民主党的官僚不同，假如后者寄生在旧资本主义制度的崩解上，前者则寄生在新生社会主义经济的过于幼弱和缓慢生长的条件之上，而这个条件因为受了孤立和落后环境的限制，更显得严重：一般文化水准之低落与常备军之保持竟成了官僚主义最有力的杠杆。苏维埃官僚所不断赖以平衡其不稳定基础的手段便是利用恒久的帝国主义包围的威胁与苏维埃下层人民的「孤陋寡闻」来进行恐吓、说谎、欺骗，并剥夺他们的基本民主权利。
因此，社会民主党及改良派工会的官僚主义，随着资本帝国主义的崩解而崩解，史大林主义的官僚主义基础则随着苏维埃生产力的发展，一般物资和生活水准的提高而日趋动摇、削弱和不稳定。在这一意义上，社会民主党的官僚与苏维埃官僚的基础是同样不稳定和脆弱的，所以它们对于下层工人的革命批评及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浪潮都同样害怕到死。但史大林主义官僚却较之社会民主党的官僚保有更强有力的武器来保护自己，那就是——苏维埃的国家机关。它凭借一个胜利的无产阶级政权，较之社会民主党单纯凭借工会及资本主义的残破机构，当然对革命能发生更大的抵抗力。
这一点非常深刻的反映在堕落了的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对其各国支部的关系上。第二国际从头到尾仅是一个报道和通讯的秘书处，它的最大的领导党——德国社会民主党虽然在国际会议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但这种作用与其说是物质上的，还不如说是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影响。这种极端松弛和缺乏集中的国际组织当然一方面可以满足各国支部的「独立创意」的要求，但另一方面却大大助长了民族的保守主义倾向，而这一倾向与贵族工人的物质基础是不可分离的，它产生了第二国际底「民主主义」党制的对立物——「民族」领导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从各国社会民主党中产生出来便最后使第二国际的全部组织永远陷于瓦解。
第三国际的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在组织上矫正了第二国际的极端民主主义倾向，确立了民主集中的党制。但不幸这个党制与其他许多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原则一样，随着十月革命的被叛卖而被叛卖了。这就是说，任何正确的原则或优良的制度都不是生长在真空里的，它们都要受一定的物质环境限制的，十月革命的贫弱和孤立的环境保持而且再生产了一切官僚主义堕落的黑暗条件，这一堕落倾向最初侵入苏维埃机关，自一九二三年之后，便迅速腐蚀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生机。既然第三国际的产生是以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基础，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便天然成了它的领导党，而这个党向官僚主义的堕落也就是第三国际堕落的先声。
苏维埃官僚层为了确保它的特权地位，它首先就要在苏维埃和党内尽量扼杀任何民主的批评。它为了完成这一反动工作竟利用了布尔什维克民主集中制中「集中领导」的伟大机能，这在历史上形成一个不可忍受的讽刺！
现在许多受了史大林官僚主义损害的人，忘记官僚主义本身的物质基础，企图从布尔什维克的民主集中制中，找寻史大林派党制产生的根源，而且最坏的便是因此发生了对于社会民主党牧歌时代的强烈憧憬。事实上企图拿第二国际在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代的和平的、民主的组织方式来对抗史大林主义的官僚集中，不仅显得无力，而且显得陈腐不堪，如果拿它来解释民主集中制的「弊端」则更是荒唐。至少，在资本主义没落时代，在战争和革命的时代，布尔什维克党是认真表演过一次夺取政权的，民主集中制之富于弹性，在十月革命的严重关头中表现得最精彩。「四月提纲」的争论，虽然列宁差不多以一个人来对抗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但毕竟充分的党内民主却给了他一个胜利的机会，十月暴动之前夜，往后，在布列斯托和约的剧烈争论中，列宁都以同样的手段获得正确的集中意见的机会。全部十月革命史向我们证明，没有充分的党内民主便不能有正确的意见集中，没有集中的领导便不可能有一致的行动，在十月暴动之前夜，当季诺维也夫，加民诺夫〔注：即加米涅夫〕企图破坏党底一致行动的纪律时，列宁竟严厉地主张开除他们出党。这就是列宁党的民主集中制！
哥降斯特〔注：即喀琅施塔得〕叛变之后，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通过一项决议：因鉴于苏维埃政权的危急，暂时停止党内一切小组织的活动。蹩脚的历史家，如苏瓦林之流便拿出这一点来证明：这是民主集中制自动地生长为官僚主义党制的指标。多么浅薄！他不了解，不是民主集中制本身，而是苏维埃的贫弱和残破的物质基础一时限制了「民主」的广度，我们并不否认，史大林的特尔米多官僚主义基础就是由这些苏维埃政权的弱点，一点一点铺砌成功的，但官僚集中之代替了民主集中毕竟不是「有机的」从此到彼的生长，而是一种强暴的篡夺——一种阶级斗争呀！这种斗争在一九二三年正式翻译成为联共党内左派反对派对三头机关的斗争，第三国际的最初派别分化围绕在党制问题周围，这一点就是对「有机生长」论客的一个致命的驳斥。
在内战期间，苏维埃政权的基础被削弱到无可忍受的程度。为了应急，迫得痛苦地一步一步缩小了苏维埃内，后来甚至缩小了党内的民主，保持了常备军，成立了严厉秘密警察制度，——这些权宜的政策再加上文化水准过分低落的致命条件，便是史大林官僚主义在革命退潮时，取得全面胜利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史大林首先征服了俄国党，往后则征服了第三国际的其他支部。苏维埃官僚因为握有全部国家机关，它当然可以顺利地把党转变为残酷的生存竞争的场所：凡是服从克林姆宫上层官僚的命令的便可以得到一张党员证，而一张党员证在苏联就表示职业和生命的安全证；凡是对官方政策表示任何怀疑的，便立即有被开除、追捕、拷问、监禁、和充军的危险。两种手段：失业和格•别乌成为苏联共产党每一党员头上底达摩克利斯之剑。
但假如在联共党内，苏维埃官僚可以直接运用国家机关的强大压力来窒死布尔什维克党。它对付苏联以外的第三国际支部，便遭逢较复杂的条件。各资本主义国内的共产党上层份子，大都是凭借苏维埃的国家权威和克林姆宫的物质援助来取得和保持自己的地位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当然与克林姆宫保持一种密切的、甚至有机的连系，而克林姆宫也就利用这一点来屈服和购买那些廉价的灵魂；但另一方面，当作整个党来看待，那些支部却是生长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复杂环境中，因此除了受克林姆宫的支配之外，还不可免要受本国的资本主义环境影响，换言之，它是不可能置身于本国的阶级斗争之外的。
当克林姆宫为了自保而毅然砍断了自己与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传统之后，它便不断使自己的意识形态与世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瓦解，这就替各国共产党造成了永远屈服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治影响的前提。因此，我们就并不希奇，在战前的「人民阵线」时代中，在战争的「爱国阵线」中，在战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各国的史大林党竟成了社会民主党的严重竞争者，或多或少的代替了后者，成为各国资产阶级的奴仆。假如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堕落表现在它们之互相敌视中，那末，受同一「民族主义」支配的共产党，也不可免要互相发生龃龉，这种龃龉是资本主义底民族利益冲突的深刻反映。这种冲突，我们早已在德、法共产党间发现。现在各国共产党（特别是在西欧各国）在反美的口号之下，以无比的热诚在传布「保护祖国」的福音，这就是它们完全投降了资产阶级「祖国」的表现。第三国际之在战争中，亦即在国家主义奏凯的环境中，被解散并不是偶然的。
「但是，」有人也许反驳，「无论各国共产党如何高唱「保护祖国」，至少它们之始终接受克林姆宫的指挥，却是一致的。」为这种「一致」所迷惑，有些人甚至走得更远，竟认为各国史大林党与克林姆宫是不可分离的，它们将在克林姆宫的指挥之下，经过许多左右摇摆的曲折过程，一直走到史大林主义之完全征服全世界。这是印象主义者因为不能了解现象而对现象屈服的可悲实例！这些人根本不懂得，各国共产党之堕落为民族主义党不仅反映在各国共产党间的「民族冲突」中，而且还不可免要造成了各国共产党对克林姆宫领导底民族主义的离心倾向。当它们还需要克林姆宫的「权威」和物质的支援时，它们乐于接受它的指导和格•别•乌的监督，即使这种监督不很适意；但假如它们已经过克林姆宫的声援，一跃而成了民族的领导者，或已取得某种社会基础之后，它们便不能无条件忍受克林姆宫的过份干涉，它们便要可是争取「独立」的地位来自由调节它们国内的社会压力。一句话，克林姆宫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不能一相情愿地把共产党永远屈服于其外交轴心之内的，各国共产党愈顺利地取得本国的民族主义声望，便愈难忍受克林姆宫底伪善的「国际主义」路线。南斯拉夫的例子便是一个无可辩驳的明证，而我们把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反叛视为史大林主义盛极而衰的指标，就不难了解。许多庸夫俗子把「共产国际情报局」的成立视为第三国际的复活，现在他们应该清楚的懂得：南共的民族主义的离心倾向已证明「共产国际情报局」的成立只是「共产国际」的「僵尸复活」吧了！
我们从上面的全部分析中，只能得出这个结论：假如第二国际通过极端自由主义的组织形式走向民族主义的堕落，第三国际则受了苏维埃官僚主义的腐蚀，通过极端的官僚主义集中的组织，促成了各国共产党民族主义的堕落倾向，最后的分析起来，这种堕落倾向在理论上以「一个社会主义」为出发点而以「民族主义」的分崩离析而告终。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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