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星按：二战结束初期，在非主流共运中，有较多预测资本主义中心地区长期衰朽的声音。本文可以说间接反映了这类一厢情愿的看法，诸如“二战后各国极度贫乏急需大量援助，更削弱了美国的物质力量。使它的民主改良范围更加缩小”。
　　当然，事实上西方进入了又一轮繁荣期，欧洲开始在共产党的帮助下推动社会改良，美国更进入了黄金时代，阶级矛盾大为缓和。二战结束后初期那些预测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一九八四》式物质衰朽的左翼，被打脸了。
　　文中关于国内自由派的那部分内容，大体符合事实。有趣的是，今天中国的自由派已经不再是夹缝里生存的状态，而是堂堂正正的社会主流，而他们比民国时代的自由派要更加十倍地厌恶、警惕群众斗争，其实是与先辈一脉相承的。
　　最后，本文把目光放在对国共都失望的那些人身上，呼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纲领”新党云云。当然，这是空想。有意思的地方，在于空想的前提。在1948年，哪些人会对国共都失望？工人农民和学生吗？他们要么从中共那里得到了一些社会改造的利益，要么即使没有得利，也谈不上受害，也就没有失望。资产阶级吗？中国的资本家可能会对蒋党失望，但从未对共产党抱有什么幻想，老板天生是阶级嗅觉良好的野兽…… 说到底，也就是一些“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可能会真的对两党都失望。是啊，为什么两党不能维持阶级和平而非要打起来呢？为什么两党居然不听我们的话？知识分子们摇着头。但是，他们更绝不会理睬彭述之代表的那一方托派，力量太小了，入不得眼……
　　剩下的，就是很少数的，左倾而又对中共有保留的学生了。他们可能出于各种原因，不想追随共产党。他们可能是阶级斗争的潜在参与者。为此，他们需要阶级教育，而不是“激进民主主义”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