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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夜店」谈到「人性」的善恶
作者：余铿 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1期
李星者按：本文是对高尔基的一出戏剧的评论。对内容，没什么可说的。我想到另一件事：在21世纪，中国入世后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工商业繁荣，GDP占世界份额增长了接近十倍。但对应的，这个时间段的文化生活却惊人的干瘪，甚至出现了广大的“修真”“玄幻”文学及其读者…… 现实主义创作，在文艺作品中，从内容到文笔风格，似乎退场了，或由类似《大江大河》等出版物暂且充数。
现实主义死了？现实主义万岁！
师陀与柯灵先生改编了高尔基的「夜店」，在辣斐上演了一个相当的时期，无疑的，这一个受人重视的作品，无疑在改编上，或是演出的技巧上，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就，它为近年来贫乏的剧坛开出一枝绚丽的鲜葩。师陀先生对于改编工作一向是很严肃的，我相信他之所以选择了这一个剧本，决不是偶然的事。
我对于戏剧，一向有着强烈和偏执的爱好；然而我对于他却又是个十足的门外汉。所以这里我所要探讨的不是关于「夜店」在改编上或演出上的技巧问题，而是关于「夜店」中所包含的或者提出来的一些现实的问题。正因为它是一些现实的问题，因此更有探讨的必要。
我曾经看到和听到许多关于夜店的批评和见解，大多着重于「人性」的解释，以人类的「良心」和「灵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从这一个出发点去证实那些被遗弃在黑暗角落里的人们，也具有跟我们一样「善良的灵魂」，因此而得出一个应该给与同情的结论。这样的理解是不够的。
我觉得「夜店」之所以具有最现实而不同于一般的价值，并不在于作者挖掘了他们——那些社会渣滓——「善良的灵魂」，而在于他毫不犹豫地而且客观地把一个现实的社会问题，严肃地提出于我们面前。
高尔基对于「人类」，有着比一般更强烈的热情，尤其是在他的许多初期的作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一个特有的倾向，这就是他认为人类都有着一个「善良的灵魂」，从这一个出发点，他到处寻求它，发掘它。而在「夜店」中的这一群人物，是他最熟悉最接近的，所以在「夜店」中所提出来的，确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在「夜店」中高尔基企图根据「人性的良善」做出发点，去证实那些被遗弃在「人间地狱」中的「人类的渣滓」，也具有跟我们一样「善良的灵魂」，然而他想从唯心的观点去解释人的善恶，却完全是徒劳的。我们知道，在我国历史上，早有过关于「人性」的争论，孟子的所谓「性善」和荀子的所谓「性恶」对立的学说，成为后世人们争论的好资料，可是经过了二千多年的争辩，始终没有获得一个肯定的结论。这种不同的见解，在我们现在看来，纯粹是一种烦琐哲学和经院学派式的争论。因此我们觉得单凭这一种玄学式的见解去理解一个社会问题，是不够的，而且也决不会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对于一个社会问题，如果根据唯心的主观的见解，是无法理解的。
在「夜店」中的那些社会渣滓，他们之所以专靠欺骗诈取偷盗为生，决不是因为他们从娘胎里带来了一个丑恶的灵魂，而是环境造成他们如此，不合理的社会，迫使他们不能不用正当的行为去生活，去持续他们的生命。正像师陀先生在改编中加添的对白说：「你以为他们能够靠着「规矩」生活下去吗？要是叫他们依据着「规矩」去生活，那他们就只有饿死的份儿。」（大意是如此）这决不是偏见。只要稍肯正视现实的人，谁都不会否认，在这一个社会里面，一切的风俗、习惯、道德、礼教、制度和法律，完全是依据着少数人的特权和利益而设立的，循着这种「规矩」，对于那些被抛弃在垃圾堆里的人们，是没有丝毫保障的。
社会压制着他们，使他们永远沉溺在罪恶的泥沼里，让他们腐烂发臭。让我们听一听小偷杨七郎在情人石小妹面前的申诉吧！他说：「我从小孩子的时候起，大家都把我喊作贼，常常对我说，杨七郎是贼的儿子。杨七郎是贼……由于激愤我才真的去做贼的……」其实只要我们想一想他当时的处境，我们就会明白，他的开始做贼并不是完全像他自己的所说的由于激愤的；他的开始做贼，我们可以断定，主要的还是为了生活。试想一个做贼的儿子，人们都把他看作贼，谁还愿意理睬他，帮助他。在这种情形之下，承袭他的父业，自然成为他所熟悉的唯一的生活手段，除此以外，他就很难找到别的生活方法了。
在这些人类的渣滓里面，似乎只有石小妹和赖皮匠比较更「善良」些纯洁些，然而这决不是因为他们曾经在娘胎里带来了一个比较「善良的灵魂」。他们之所以比较善良些，纯粹是由于他们对于这个充满了罪恶的社会，比较少染受一些恶劣的习性。我们知道，无论是怎样一个「善良」的人，当环境迫得他没有一条生路可走时，他也可能变「坏」的。我们相信，当赖皮匠为了他妻子的死亡，因而丧失了藉以维生的皮匠担以后，要是他不愿听其饿死，是很可能跟着其他的人一同沉溺下去，腐败下去的。当一个人开始堕落时，他会感到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可是，当他习惯了欺骗，偷盗以后，对于一切不正当的行为，就渐渐地觉得不以为奇了。我们相信这许多社会渣滓的沉沦，必然是经过这种过程的。
他们性情的粗暴，终天的争吵和永无休止的彼此讧讦，这一切，也不是因为他们生性如此，而是由于他们怨恨社会的不公平。在他们的直觉中，他们感到周遭的一切都在迫害他们，因此他们怨恨一切，怨恨所有的人，他们互相敌视，彼此怨恨。
总之，一切的罪孽，决不是他们自己一手所造成的，他们既没有从娘胎里带来一个善良的或是罪恶的灵魂；也不是他们天生如此的性格。是社会把他们挤下了黑暗的地狱。一定的社会制度，产生一定的现象和形式。这些人类的渣滓，是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之下的必然产物。从「人性」的出发点去同情他们「多么善良的灵魂」，只是虚伪的慈善家的事业。惟有根据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去分析社会的内容和结构，才能正确地找出事物的症结。
自然，高尔基的另一个企图是暴露这个社会制度的丑恶，然而我们以为用人道主义的观点来出发，就削弱了「夜店」的力量。我们固然不否认，「人类的渣滓」——用现代术语叫做「流氓无产阶级」——中不是没有善良的灵魂，然而是很有限的，（「夜店」中所描划的人物，还不能完全代表这一个阶层，）因为这一阶层的人们，已经习惯了无赖，欺骗与残忍，他们对于整个社会只有起着破坏性的作用，尤其是易于为有产者所利用与蓄养，成为毒害社会的病菌。我们一方面固然了解他们的堕落并非偶然的或者完全个人的原因，但亦不能因此而得到一个人道主义的结论，因为这对于这群人物是毫无补助的。我们必须深刻地懂得，这完全是一个制度的问题，它跟这个制度是与生俱来的，我们固然要拯救他们，然而在这种腐臭了的制度底下是徒然的，相反地，它——这制度只有更助长这些毒菌的漫延。
总之，「夜店」的客观价值是反映了这个社会制度本身的罪恶，逼使人们堕落，即使「他们屡次想爬起来，都落得更深一点」，（巴金先生语）因此而激起了我们对这制度的憎恨，加强了我们改革的决心。在这一点上，他是成功的；但是作者企图在这里发掘人性的善良，或者因此而「揭示了高贵的感情，让我们浸淫于喜怒爱憎，温习着悲欢离合，化腐朽为神奇，使秽水污流发着闪闪的光……冷不防的从我们吝啬的心里掏出去了同情」，（唐弢光先生语）那么，我们以为未免过于浪费感情了。就「夜店」的内容来说，也因之而显得更软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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