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 -> 1948年第20期 相关链接：王凡西
反对恐怖
作者：振声〔王凡西〕 来源：《新旗》1948年第20期
李星按：振声是王凡西的笔名。《反对恐怖》说的是王孝和事件，把深层的阶级动力讲的清清楚楚，真是好文。
值得归纳的点：
1、45-47年是上海工人长久消极后的一次全面战斗，虽然国民党予以分化镇压，但队伍并未被摧毁。
2、国民党采取的办法是清除首领，接管了挂靠体制的工会指导机关“劳动协会”，协会的首脑朱学范逃到解放区去了；新生工会的领袖也纷纷被排挤或抓捕。但是，没有大开杀戒。这恐怕是因为工人行动还远没有动摇政治秩序，统治者还能耐心处置。秩序动摇的程度，与统治者处置工人行动的精细操作，是成反比的。这一点至今未变。
3、上海资本家对工人的反抗采取了舆论攻势，通过上海市长宣布上海工人已经比美国工人挣钱多了。
作者认为（或在公开场合必须断定）地下党不可能真的命令王孝和去炸电厂，“不合情理”，或者说太弱智。几十年后，上海地下党的工运领导者张祺在自传中证实确有其事。
最后说句题外话，作者认为国民党是完全依靠刺刀在统治，这符合他作为同时代人的观感，但回过头看，国民党秩序当然是资产阶级秩序，它当然有一个广泛的阶级基础。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数百万政治难民南窜入台、港或其它地方，即使被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殃及池鱼，也无怨无悔。蒋帮在台炮制的张敏之事件，就是例证。一句话，资本主义秩序必然有它的阶级基础，平时可能看不到，危机时刻就会显露出来。不存在真的只靠刺刀的秩序。
九月三十日，上海特种刑庭枪决了上海电力公司的工会理事长王孝和。根据特种刑庭的判决理由，王孝和是共产党员，他「奉了共党命令，暗中将铁屑放进发电地轴内，企图破坏上海的发电机构。」但是据王孝和临刑前对记者所说的话：「他根本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产业工会常务理事，是从二千八百人中选出来的，这次工人福利委员会要把持工会，竟勾结社会局，警备司令部来诬害」他，所以他要对记者「替他伸雪沉冤」。
资产阶级报纸的记者们很平静与很「中立」地报导了这个消息，让人们自己去判断，或者让人家把他当作一段极平常的社会新闻读过去，根本不判断。
其实这是一件大事情！不仅就工人运动言是如此，便是就资产阶级的民主或法律言都是如此的。
王孝和案显然是国民党的有意诬裁。特刑庭所公布的理由都是捏造。王孝和是否是共党我们虽不得而知。但纵令他是，共产党也决不会命令他的党徒破坏上海的发电机构，因为这是在情理之外的。再退一万步讲，纵令真有这种事实，那为什么不公开审判？为什么不准被告有律师辩护？为什么不将破坏的罪证公诸大众？
对于国民党我们果然不幻想它真能依循民主方式来对待人民，可是真正想为民主而斗争的人，却不能不从王孝和案看出民权之被无情践踏，因而起来为起码的人权而斗争的。
不过，我们——工人阶级的革命者，也不能停留在问题的这一点，我们必须站在阶级的立场上，进而探讨王孝和案的意义，并指出我们斗争的路向。
在国民党当政的二十一年中，可以说无一日不枪杀大批的工人和农民。它的统治完全建筑在刺刀上，它的生命全靠无量数工农的输血来维持。所以从这一点看，王孝和不过是这无数被害者之一。他的死似乎不值得重视。可是从另一角度看，从战争结束后的中国工人运动，尤其是上海的工人运动的演变看，此次王孝和工友之惨遭枪杀，却具有极大意义。
抗战结束，上海工人阶级从长期的屈辱与消沉中振作起来，激起了波涛汹涌的罢工斗争。这些斗争虽在国民党的镇压与共产党的欺蒙之下，因之未能继长增高，激成革命形势，可是对于工人阶级力量的团聚，以及工人生活之改善，确已收到了不少成效。其中最重要的，乃是工人自己的工会之普遍成立，以及工资按照生活指数发给这二大项目。
国民党与战后的工人运动作斗争，前后经历了一个长过程。从日帝投降到一九四六年的五六月，乃是工人阶级的全面进攻时期。这时期以六月二十三日反内战的大游行为其高潮点，但也以此作为下坡路的出发点。资产阶级从那时起开始大规模反攻，国民党特务的魔手到处伸展。说中国工人的工资超过了美国工人所得的名言，就在那时由假冒伪善的吴国祯说出来的，资产阶级的报纸也配合着这个攻势，将中国「民族工业」的不景气与破产统归罪工人们的「美国生活」；甚至民主派与史大林主义者都大声疾呼，吁请工人们顾全大局，以便「劳资两利」。
七月间，国民党特务机构便对工人运动正式开刀了。按收了国民党内部改良派控制的「劳动协会」，同时又逮捕了各个工会中比较活跃的人员。各个有群众的，由工人自己选出来的工会，都纷纷被改组了。工人们的组织力量上受到了第一个很大的打击。
资产阶级步步进逼，国民党特务加紧控制，最后，到一九四七年之初，乃以一道命令将生活指数冻结。但在这时候做这件事，统治阶级还太性急了些。半年来的摧残还没有完全压得下战后八月中垒积起来的工人群众的斗志，因此，随着同年四月间的物价涨风，上海工人阶级在国民党发动的五一游行中，发动了一次解冻生活指数的大斗争，结果国民党被迫让步，工薪重新照生活指数发给了。工人阶级的五月攻势后面紧接着波及全国的学潮，使统治阶级一时间弄得手忙脚乱，极其狼狈。不过那时终因大部分工会已处在国民党工运官僚的控制下面，未能配合学生们的斗争。等到孤立的学生运动被残酷地压下之后，工会就受到了进一步的打击。首先在最坚强的电力工会中，以莫须有的罪名捉去了许多领袖，然后国民党又把刺刀转向到其他公用事业的工会，捕捉了好多战斗的工人领袖，并且强迫改组了许多略具民主精神的工会。这时候工人的抵抗已经弱了，在这许多被进攻的工会中，只有法电工人起来作了英勇的抵抗。
法电工人孤军奋斗，罢工延长了数日，虽然表演出极高度的斗志与纪律，然终于在国民党，法国资本家与流氓的联合压迫之下失败了。从那时——一九四七年七月——起，上海工人阶级便再度陷进到无组织与无领导的状况中，任凭资本家的无厌足的宰割了。
如此，第二次大战后上海工人阶级的第一个伟大的罢工潮，延长了两年，在一九四七年的秋天告了终结。从那时以后，在斗争中自然生长出来的一大批英勇领袖，有的被捕，有的逃亡，有的消极，以致工人们变成了无首的群龙。不但无首而已，而且还被强迫配上了一个国民党特务的假首，它用尽一切方法来瘫痪与控制群众的行动，使群众不敢有丝毫反抗，甚至像最近币制改革中再度冻结了生活指数，工人们也只能敢怒而不敢言了。不过虽然如此，战后上海工人斗争的浪潮，只是过去而已，终结而已，并没有受到惨重的打击，至少没有受到像一九二七年上海工人们所遇到过的打击。他们的队伍是完整的，他们的斗志并未摧毁，他们在阶级斗争的战场上是全师而退的。在全国整个不安的局势中，在经济不断崩溃中，上海工人们的再度斗争随时可以到来。有经验的统治阶级自然看得到这一点，所以他们要更进一步。要用恐怖的公开杀戮方式对付工人领袖了。
王孝和工友之死，不过是统治阶级在这需要下所开的第一刀！
观乎二年多上海工人阶级与反革命之间的整个斗争，王孝和被处死刑的意义是十分明显的。他是为我们全体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死，他的死是我们工人在战斗中暂时受挫的结果，每一个工友都应该懂得这个意义的。
如果我们始终受着国民党特务的控制，我们始终不努力挣脱这个枷锁，不设法将自己重新组织在自己的工会里，那末王孝和的死不会是最后一个的。接着还有更多的工人领袖会受到王孝和的同样命运。我们要阻止这种恐怖重演，只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赶快团结起来，反对国民党的恐怖，为工会的民主化，为工会负责人员的安全保障，为取消特种刑庭，为解冻生活指数，为罢工合法化等等的要求而斗争！
十月三日
感谢 雪球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