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奋勇斗争的年代(2010)

19.琼斯和斯坎隆打压“内部敌人”



  1976年7月底,经济形势急剧恶化。丹尼斯·希利削减了公共开支,并提出了“第二阶段”收入政策,规定加薪幅度不得超过4%。货币市场对此并不满意,危机仍然没有结束。工会最高领导给政府撑腰。杰克·琼斯发出号召,说1977年应当是“勤劳苦干之年”[1],听起来倒有点毛主义的感觉。
  在厂里,戴维·巴克尔即将遭到工人的又一次反抗。管理层以劳动速率不达标为借口,开除了一位亚裔青年工人阿尔伯特·侯赛因(Albert Hussein),雷格·帕森斯也同意开除他,但是,戴维·巴克尔却一连几星期都不想管这件事。在巴克尔接管装配厂运输工会之前,5/293就已经在与侯赛因的会员代表德里克·皮卡普(Derek Pickup)合作,争取保住侯赛因的工作,然而,巴克尔却根本不想碰这件事!亚裔工人对此感到特别愤怒,他们发动了几次短时间的抗议罢工。
  然后,到了8月9日那一天,北部厂区的生产工人在午饭时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午休结束后,Maxi[2]和“公主”生产线的工人举行了声援阿尔伯特·侯赛因的罢工。他们举行了群众大会,要求雷格·帕森斯解释他打算如何处理这件事。帕森斯拒绝出席大会,还派他的副手托米·格伦(Tommy Glenn)到会上叫工人复工。工人拒绝复工,大会经过表决,决定要戴维·巴克尔介入此事,如果巴克尔拒绝,就举行更进一步的罢工行动。

工人参与会议


  几天后,在长桥举行了一场重要的工人参与会议。它的名字叫英利轿车工人参与大会。三百名公司高管、工会领袖——其中最出名的是杰克·琼斯和休·斯坎隆——工会中央干部、公司中层管理人员、监工和参与制度的代表,以及轿车委员会的委员,都参加了这次大会,讨论了管理层的各种问题,还讨论了如何发动工人群众去帮管理层解决这些问题。英利轿车生产主管理查德·佩里(Richard Perry)说,必须找出新的办法,阻止罢工,提高出勤率。
  大会结束时,英利轿车总经理阿列克·帕克[3]私下约见杰克·琼斯和休·斯坎隆,跟他们抱怨厂里发生的罢工太多了。他告诉他们,如果工潮继续下去,原本按照莱德计划应该发放的下一笔拨款,就会被政府扣留,这样一来公司就要破产。这不过是一种略有仪式性质的威胁,然而琼斯和斯坎隆却当真了,同意采取措施阻止工潮,打压激进分子。

专职干部大会


  一周后,在8月19日那天,他们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让英利公司全体地区、分区和中央的专职干部参加。就连召集者都不能参加——哪怕是德里克·罗宾森也不行。这是一个重要的新动向。运输工会的专职干部都不是经过选举产生的,专职干部大会的重要性正在超过其它所有工会机关,包括会员代表机关在内。而导致这次大会召开的关键原因,又是前几天召开的工人参与大会,他们全都参加了那次工人参与大会。
  就在大会那天早上,他们见了首相吉姆·卡拉汉,卡拉汉对他们说,如果他们不能压制自己工会里的激进分子,政府就不会给英利公司拨款。这与克洛伊顿大会上的承诺是相符的。
  琼斯和斯坎隆在这次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们把自己的工会内的激进分子打成了“内部敌人”,实际上就是在向激进分子宣战。他们要求专职干部更加紧密地同管理层合作——对有些人来说,这恐怕会比较困难——并采取必要措施,阻止罢工。大会结束后,特里·达菲——在工程工联与英利公司的谈判中,他是工会方面的主要谈判代表——对媒体说:“只要我找到一个有政治野心的激进分子,我就会狠狠整他。”
  这次大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巴克尔在《战时状态》里,明明对此感到欢欣鼓舞,却又装出犹豫的样子:
  多年来,杰克·琼斯一直对我们说,会员代表是工人的真正代表,专职干部只能执行会员代表的意志。可他现在却对我们说,为了让公司继续开下去,我们必须把眼光放长远一些,如果有必要的话,就要跟会员代表对着干。他的立场转变得太剧烈了……(第94页)

四位会员代表遭到打压


  四天后,在工人参与大会的直接影响下,考利装配厂经理戴斯·诺斯(Des North)发出通知,禁止工人在厂内参加未经允许的会议,违反者将受到纪律处分:
  本通知特此提醒少数人:以后凡是没有得到资深工会代表(们)和公司的同意就擅自举行集会的雇员,将以扰乱厂内秩序、导致生产损失的罪名,受到纪律处分,处分的结果将是解雇。
  第二天,公司叫北部厂区的四位运输工会会员代表——戴夫·皮宁顿(Dave Pinnington)、安迪·布朗、佩里·卡伦和托尼·霍默——去劳资关系部报到。佩里·卡伦原先在CBW工段工作,现在已经成了北部厂区装配线上的一个广受尊敬的、激进的会员代表,戴夫·皮宁顿也是。他们俩都是政治上的同志,也都是工人社会主义同盟成员。
  戴维·巴克尔在休息室里接见了这四位会员代表,他装出假笑,对他们说:“可逮着你们了。”然后雷格·帕森斯也来了,巴克尔就对他们说,他接到了管理层的信,里面讲了要对他们进行处分。四位会员代表就问巴克尔要一封信的副本,但巴克尔拒绝了,还说这封信是写给他的,所以他有权处置。四位会员代表就问他这封信上的日期是哪一天,他就告诉他们是8月20日。也就是四天以前——正好是琼斯和斯坎隆同专职干部们开完会后的第一天。
  然后管理层的人也来了,把这封信的副本交给了他们。信中宣称,他们组织了保卫阿尔伯特·侯赛因的群众大会,扰乱了生产,导致了四百万英镑的损失,因此资方不再承认他们的会员代表资格。这封信最后还要求运输工会对这四人的行为进行调查。
  管理层的人走后,巴克尔就说,他觉得公司已经拿到了确凿的证据,那四个会员代表要倒霉了。然后他们跟巴克尔大吵一架,但巴克尔顽固不化。巴克尔甚至表示,在这件事上,工会并没有“不赞同”(failure to agree)管理层,这实际上就等于接受了管理层的处分。管理层的人回来后,巴克尔特地告诉他们,“那四个会员代表”已经知道自己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了。

巴克尔在群众大会上遭到了失败


  四位会员代表在午休时间结束后回到了生产线上,没过几分钟,厂里就发生了静坐罢工,要求资方承认他们的会员代表资格。晚些时候,夜班工人也举行了会议,然后做出了相同的行动。于是巴克尔就在第二天在南部厂区食堂里召开了群众大会。他跟以往一样狡诈,特意把内饰工段和修整工段的工人也拉来参加大会,因为这两个工段的工人虽然属于同一个生产流程,但他们并没有参加罢工,而且那四个会员代表也不是他们的代表,所以他们很有可能投票支持复工。
  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群众大会。巴克尔和帕森斯严厉批判了四位会员代表,并公开支持管理层的处分。他们说那四位会员代表是受外部势力操纵的政治极端分子。巴克尔甚至还针对阿尔伯特·侯赛因,打出了种族牌——他质问大家:“要是被解雇的是个白人,你们还会这样支持他吗?”他俩都说那四位会员代表确实有罪,并催促大会接受管理层的处分。
  然而巴克尔犯了大错。群众要求让那四个会员代表上台讲话,他屈服了。四位会员代表讲话时,获得了满堂喝彩,佩里·卡伦对此是这么描述的:“那简直就是一场暴动,欢呼声、尖叫声充满了整个食堂。”巴克尔企图控制局面,他对群众说:“你们要是投票支持那四个人,就等于赞成进行一场漫长而艰苦的斗争……公司已经发出了挑衅,你们要是投票支持那四个会员代表,就等于中了挑衅。”
  巴克尔提交大会表决的第一个议题是:“本次大会将通过表决对这个问题作出决定”。这是为了同厂里的传统对抗;厂里有个传统:当会员代表遭到打压时,任何行动——无论是大多数工人参加还是只有少数工人参加——都是合理的。绝大多数的人投了赞成票。巴克尔便提出立即复工,然后他被击败了!
  约有五分之四的人反对这个提议,当它被否决时,食堂里欢声雷动,许多人发出了胜利的欢呼声。巴克尔和帕森斯大惊失色,但他们马上反应过来——他们中止了大会,并急忙朝门口走去。因此,大会既没有决定该怎样推动罢工,也没有决定应该由谁代表罢工工人去同管理层谈判,就这样结束了。
  不过,那四位会员代表至少可以暂时享受出乎意料的胜利了。那时午休时间还没结束,托尼·霍默走进北部厂区食堂,对着正在吃午饭的我们大喊:“我们总算教训了那些混账一顿!”到处都传出了欢呼声。这让积极分子大受鼓舞。
  午休时间结束后,北部厂区的生产线工人继续静坐罢工。到了下午,他们派了一个代表团,到地区委员会去找巴克尔,要求他当代表。巴克尔接见了代表团,并同意代表他们。代表团回到了厂里,但什么都没发生。第二天,他们发现巴克尔居然去度假了,时间长达一周,可他却没有安排其他干部负责罢工。

帕森斯气疯了


  群众大会上的失败,让帕森斯暴跳如雷。他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发表了拥护管理层的声明,还歇斯底里地痛骂那四位会员代表,并把他们受到的处分同管理层以前对我的打压联系起来:
  我发自内心地、绝对有把握地确信:长期以来,这四个会员代表一直在执行由一小撮人制定的政策,组织和制造各种事端。因此,我公开赞成管理层的决定——不再向他们提供会员代表应当享有的各种便利,我认为我绝没有做错。我公司并没有阻止普通的会员代表履行自己的正常职责。不,他们以为我们大多数人都很傻,其实我们并不傻。我们很清楚,某些团体想在厂里搞事。公司会采取这种政策是不足为奇的——这又不是第一次了。
  关于阿尔伯特·侯赛因,他说道:“没错,我赞成解雇他。我的判断是否正确,大家很快就会明白的。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我不会让工厂因为这件事而停工。”《牛津邮报》发表了他的声明,还加了大字标题:《帕森斯同四位会员代表划清界限》(PARSONS DISOWNS UNION FOUR):
  考利的运输工会资深会员代表雷格·帕森斯先生支持公司对他手下的四位会员代表的处分:就在昨天,帕森斯先生亲自写了一个声明,发给了装配厂的全体运输工会会员,他在声明中说:虽然公司不再承认这四人的会员代表资格,但他不会为了保卫这四人而采取任何行动。
  与此同时,北部厂区的生产线工人仍在继续进行静坐罢工。但是,领导罢工的会员代表和积极分子却遭到了监工的疯狂骚扰。在Maxi生产线上,肯·波尔(Ken Ball)是领导罢工的主心骨。肯是个和蔼的大个子,也是工人社会主义同盟成员。后来他饱受病痛折磨,这跟他在罢工中受的骚扰肯定脱不了关系。两个监工时刻跟在他身后,把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都录了下来。管理层明确表示:与罢工有联系、或是在厂内其它地方鼓动群众支持罢工的会员代表,都会被解雇。他们还对我说,他们盯着我的一举一动,只要我敢走进北部厂区的生产区,就会处分我。
  第二天(9月2日,星期四),戴维·巴克尔度完假回来了。当天晚上,牛津地区委员会举行了会议。四十名罢工工人离开工厂,到会场去请愿,并要求得到正确的代表。巴克尔不让他们进门。同一天晚上,代联委举行特别会议,讨论了罢工问题——工程工联的会员代表们已经决定支持罢工。代联委决定支持罢工,散发了传单,要求保卫四位会员代表,并要求运输工会支持他们:
  管理层已经宣布,不再承认我们在北部厂区的四位当选会员代表的资格,会员代表联合委员会对由此引发的一系列事件深表关注。为了探讨事态的进展,会员代表联合委员会已于1976年9月2日星期四举行了紧急会议。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后,会议决定:公司的行为是对工会力量的基础——会员有权选择自己中意的人担任会员代表——的直接挑战……
  部分工段为了保卫自己的会员代表,正在采取行动,我们呼吁运输工会正式支持这些工段的行动……
  到了星期五,巴克尔又跟罢工工人开了会。这次他从布莱恩·马瑟斯那里拿来了分区委员会的一个决议,建议对这次纠纷进行调查——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工人必须复工。它是这么说的:
  分区委员会将组织调查团,对这次事件进行全面调查。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建议我们的会员继续工作,由其他会员代表暂时代表他们。
  巴克尔分别同日夜两班工人开了会,把这个决议拿给他们看。有一班工人不是由那四人代表的,所以他们是罢工中最弱的一环,巴克尔就先找这一班工人开会。这次他不仅没有让那四人发言,甚至还不让他们出席会议。表决的结果是赞成复工。巴克尔又扳回一分。那天晚些时候,巴克尔和帕森斯得意洋洋地接受了《牛津邮报》的采访,巴克尔对《牛津邮报》说:“要是会员代表可以随心所欲地开会的话,还有哪家公司能开下去?”帕森斯补充说:“我觉得我们已经把他们给搞定了。”
  到了星期一,巴克尔又跟另一班工人开会,他的诡计再次得逞了。他对《牛津邮报》(9月4日)说:“形势已经开始转变,变得对一小撮破坏生产的工人不利了。”他说他“百分之百地拥护我们这里的资深会员代表,他干的是这一行里最艰苦的工作……现在越来越多的工人接受了他的领导,并赞赏他在处理这种局面时表现出来的勇气和韧性。”然后他宣布,他已经中断了与工程工联的一切联系,在工程工联撤回他们对那四位会员代表的支持之前,他不会与工程工联恢复联系。

27年后——值得注意的后续


  到了2003年,也就是这次事件过去27年后,它的后续终于大白于天下。关于这次争议的秘密文件一直躺在运输工会的考文垂办公室里,由比尔·莱普沃斯(Bill Lapworth)保管着,在卷入这次争议时,他是分区委员会的一个干部。他退休后,考文垂办公室关闭了,这批文件也公开了,然后落到了托尼·理查森和我手里。
  这批文件包括:管理层对罢工及相关事件的详细记录;管理层与巴克尔之间的秘密通信;那四个会员代表的政治档案;管理层为了对付他们而编纂的“证据”卷宗。从这批资料中,可以明显看出:在对付罢工时,巴克尔和帕森斯同管理层的勾结之卑劣、合作之紧密,远远超出了我们当时的猜测。事实上,在打压那四个会员代表时,巴克尔和帕森斯要比管理层更起劲、更积极。
  值得注意的是,这批卷宗里还收录了巴克尔和帕森斯的汇报,这是劳资关系部的一个工作人员记下来的摘要。在罢工工人的第一次群众大会上,巴克尔和帕森斯在表决中失败后,他们俩马上把这个报告交给了以劳资关系经理米克·纽曼为首的管理层代表团。这个报告显示,巴克尔和帕森斯非常害怕管理层会在罢工的压力下,向那四位会员代表做出让步。他们特别担心管理层会抛弃他们、向罢工工人妥协,帕森斯还扬言,如果管理层向那四位会员代表做出任何让步,他就要辞去召集者的职务。
  巴克尔对他们说,“我们俩都坚决支持公司,公司要是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犹豫不决、表现软弱,就会彻底失去管理能力,让激进分子得手。”
  下面就是这个汇报的摘要,略有删减:
  关于北部厂区3号系统、4号系统和内饰车间白班工人的群众大会的汇报。
  群众大会于早上8点在南部厂区食堂举行,上午10点30分结束,巴克尔先生和帕森斯先生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上午10点30分,巴克尔先生和帕森斯先生向纽曼、巴雷特(Barrett)、萨德沃斯(Sudworth)、奥克利(Ockley)和莱萨姆(Latham)诸位先生做了汇报。在正式汇报中,巴克尔先生指出:
  — 关于昨天我同你们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那四位会员代表遭到了处分﹞,我已经向群众大会提交了事实报告。
  — 群众大会上的某些部分非常啰嗦,非常具有破坏性。
  — 大会以微弱多数通过决议,反对公司收回那四位会员代表享有的便利条件……
  然后,上述的几位管理层成员与工会干部进行了非正式讨论。以下便是这次讨论的要点,主要是由巴克尔先生和帕森斯先生提出的:
  巴克尔先生
  现在这已经成为了一次严峻的考验。
  激进分子似乎打赢了第一仗。
  我确信你们已经对此做好了准备,并且保持高度警惕。现在,你们作为公司的代表,如果在处理此事时退让,就等于出卖了帕森斯先生和我。昨天与巴雷特先生开会时﹝在这次会议上,那四位会员代表遭到了处分﹞,那次会议开得非常正确,你们作为公司的代表,提出了确凿的证据,帕森斯先生和我都接受了,在今早的群众大会上,我也是这么对工人说的。
  我们俩都坚决支持公司,公司要是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犹豫不决、表现软弱,就会彻底失去管理能力,让激进分子得手。
  注意:反对公司决定的人虽然占了多数,但只有49票的优势,我相信,如果仅凭这么微弱的优势,就能迫使工厂关闭的话,工厂其它部门肯定也会表达它们的意见的。
  帕森斯先生发表了一些非常情绪化的言论,公司已经注意到了。他坚持认为,如果公司改变立场,他就会辞去资深会员代表的职务。
  巴克尔先生和帕森斯先生多次以非常直接、非常强力的方式重申了他们对遭到出卖的担心。
  巴克尔先生非常明确地进一步指出:受这次群众大会的结果影响,工会不能对那四位会员代表的行为进行调查,直到工厂其它部门的形势出现有利的变化之后,工会才有可能这么做。
  看了这个,还需要说什么吗?!




[1] 原文为the year of the beaver,直译为“海狸之年”,因为在英语中,形容一个人为海狸,也有形容这个人“勤劳苦干”的意思,故译为“勤劳苦干之年”。——中译者注

[2] 奥斯丁Maxi(Austin Maxi)是英利生产的一种五座中型轿车,1969年投产,1981年停产。——中译者注

[3] 阿列克斯·帕克(Alex Park,1926年11月16日——2009年4月25日),1975—1978年任英利公司总经理。——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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