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奋勇斗争的年代（2010）
12．右翼控制了工会
我们被分区委员会调查团撤职后，重新选举召集者和副召集者的日子定在6月5日和6日。先选召集者，然后再选副召集者。
雷格·帕森斯立即宣布代表右翼参选。
但是，左派内部也有问题。鲍勃·弗莱尔和左派——包括在左派内部占据主导地位的革命工人党——的关系已经恶化，现在到了不得不分道扬镳的地步。
两年前，鲍勃因病休假半年，在此期间，由我代行他的运输工会召集者职务。他休完假回来后，发现很难重建威信。其实，他的力量和声望再也没有恢复到病假前的高度。由于他在反抗工资政策时不够坚决，在5/55分会里引发了一连串激烈的冲突与争吵。在QT工人举行罢工、保卫双边协议之前，他又跟管理层进行了幕后交易。在货运司机罢工期间，又发生了一件事，引发了群众的怒火，进一步打击了人们对他的信心。
因此，在左派推选召集者候选人时，他不再被认为是当然的人选。恐怕他也不是最有可能击败帕森斯的候选人。虽然没有太大把握，但我们当中有不少人都觉得，我是胜算最大的人选。当时，我确实得到了大多数会员代表的支持——至少在每次接受考验时，大多数会员代表都站在我一边。媒体自然会认为我的胜算很大，管理层也是这么想的。
推举我参选，还有另一个好处：如果我当选了，管理层就只能承认我的工会职务。如果我在关注度如此之高的选举中当选为资深会员代表，管理层就会下不来台，很难不承认我的工会职务。所以，我决定竞选召集者，这个决定引发了巨大的争议。由于鲍勃·弗莱尔也要竞选召集者，所以我实际上要跟弗莱尔和帕森斯竞选这个职位。
这是个严重的错误。
虽然鲍勃·弗莱尔的长期斗争历史不能使他自动获得参选的权利，但是，在这次特殊的选举中，我不该跟他竞争，我犯了大错。弗莱尔还在遭受右派的捕风捉影的迫害（当然我也是），左派本来应当抛开眼前的矛盾，围绕在他身边，联合起来帮他助选，保住他的召集者职务。
毁灭性的惨败
在布莱恩·马瑟斯和阿瑟·戴维斯的主持下，会员们在上班时间参加了召集者的选举，他们到车间里的固定投票点投了票。选举的管理人员和监察员都是由戴维·巴克尔从厂外雇来的，他们的工资是由工会支付的。左派不得参加选举的管理工作。
我早该知道，我不可能获胜。当时的气氛对左派非常不利，而且管理层、媒体和运输工会干部——中央的杰克·琼斯、分区的布莱恩·马瑟斯和当地的戴维·巴克尔——都勾结了起来，所以，无论是我还是弗莱尔，都不可能获胜。
这次选举吸引了媒体的高度关注。媒体都是冲着我来的，而不是冲着弗莱尔。《牛津邮报》定了调子：给我投票，就等于赞成为了让资方承认我的工会职位而继续罢工：
就在本周，考利装配厂将举行资深会员代表的选举，这次选举至关重要。给艾伦·索内特投票，就等于赞成继续罢工……运输工会扬言，为了恢复索内特的职位，将要发动正式罢工。保护会员代表是一个原则问题……
就在投票开始前，管理层派监工通知全厂工人：如果我当选为运输工会召集者，管理层宁愿永久关厂，也不愿意同我合作。结果右派大获全胜。帕森斯得了1881票，鲍勃·弗莱尔得了824票，我得了407票。帕森斯的票数，比左派的总票数还多了650票。对于左派来说，这是一次毁灭性的惨败。
货运司机赢得了胜利
选举结果公布后，才过了几分钟，莫斯·埃文斯——他参加了计票工作——就过来找我，说他接到了帕特·洛里的信，管理层同意重新承认我的货运部会员代表职务，但仍然不肯承认我的副召集者职务。莫斯·埃文斯说，货运司机的争议就这样解决了。是否让资方承认我的副召集者职务，这个问题将交给全厂会员来决定。他把这封信交给了我，我一看，信上的日期是两天前。
这是货运司机的巨大胜利，虽然我没能当选召集者。为了让资方承认我的工会职务，他们已经罢工了一个多月，最终迫使资方让步。但是，莫斯·埃文斯为什么要把这封信扣下来，等到选举结果公布之后才交给我，显然只有一个理由：资方只有在雷格·帕森斯胜选的情况下，才会承认我的工会职务。换句话说，只有在帕森斯胜选的情况下，这封信才会生效。但我被降为了会员代表，货运司机正在庆祝胜利。
召集者选举的结果公布后，雷格·帕森斯马上去跟管理层开会，接过了召集者的职务。现在厂里有了一个右翼召集者，他将致力于摧毁考利的战斗性工会运动。第二天，媒体也在弹冠相庆。《牛津邮报》说：“鲍勃·弗莱尔先生和艾伦·索内特先生在这次选举中的失败，让这两位前任资深会员代表彻底名声扫地……”《每日镜报》说：“‘鼹鼠’败了。”《每日邮报》说：“‘鼹鼠’在厂内选举中排名垫底”。
副召集者选举
召集者选举结束后，紧接着在第二天举行了副召集者选举。共有25人参选，角逐七个专职职位——五个代表白班的副召集者，两个代表夜班的副召集者。鲍勃·弗莱尔不愿参选，因为他不想屈居于雷格·帕森斯之下。右派赢得了七个职位中的五个。吉姆·巴森名列前茅，当上了雷格·帕森斯的第一副手。这使他获得了非常大的权力。左派的汤姆·怀特（Tom White）和戴夫·多（Dave Daw）赢得了五个职位中的两个。他俩都是革命工人党党员。汤姆·怀特来自伦敦德里[1]，曾是爱尔兰共和派，是个坚强的生产线会员代表。他加入了革工党领导层，成为了一个强力的领导者。戴夫·多是QT仓库的会员代表，很有原则性，很受会员喜欢。如果鲍勃·弗莱尔参选，他肯定会当选的。
我再次成了媒体的主要目标，所以没能当选。媒体再次大肆渲染：给我投票，就等于赞成为了让资方承认我的工会职位而继续罢工。
这两次选举，使右派在工会里占据了统治性的地位。《金融时报》说：
英利公司坚持自己的立场，它实际上已经把资深会员代表波比·弗莱尔先生赶下了台，并把已被停职的艾伦·索内特先生从副资深会员代表降为了货运部会员代表，还让一些温和派当选为工会的最高干部……
新分会成立了
马瑟斯马上成立了一个新分会，它叫做装配厂5/293分会。MG阿宾顿的右翼分子哈里·库克（Harry Cook）被管理层调入装配厂，暂时担任5/293分会的全职代管书记（caretaker secretary）。
库克的任务是把5/55分会的会员转入新成立的5/293分会。管理层让雷格·帕森斯的二十多个拥护者暂时停工，去协助会员分流。他们无视工会的规章制度——工会有规定，会员有权选择加入某个分会——对还在犹豫的会员说，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加入5/293分会。5/55分会向会员发出了呼吁：
二十多年来，5/55分会一直是莫里斯汽车厂的工会会员的代表。在这段时间里，工资和劳动条件得到了翻天覆地的改善。我们要说的是，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尽管成立了一个新的分会，5/55分会仍将是会员们的代表。会员们有权留在5/55分会，不应听信谣言，在胁迫之下参加另一个分会。
然而，大多数会员都在选举中投了帕森斯的票，所以，只要受到了压力，他们大都愿意参加新分会。不到一个星期，大部分会员都转到了新的分会，左派也不得不拿定主意。我们当中有些人觉得答案是非常明显的。虽然我们一直都在抵制新分会，因为它会破坏厂内工会的团结，但我们现在决定，必须跟着大多数会员一起参加新分会。继续留在5/55分会，就等于让帕森斯完全不受牵制地控制厂里规模最大的5/293分会。
但是，大多数左派都觉得这是投降，他们不愿转入5/293分会——包括鲍勃·弗莱尔和托尼·布拉德利。5/55分会是他们建成的，他们的立场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却是短视的。
我们申请加入5/293分会时，哈里·库克大吃一惊。他一开始不愿批准我们的申请，但这样做又太不符合规定了，所以他最后只好批准了。但在5/293分会里，我们得跟雷格·帕森斯的大群支持者共事，所以我们的处境依然非常艰难。
右派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左派
我们加入5/293分会后，受马瑟斯的委托、组织5/293分会第一次大会的戴维·巴克尔就决定，一定不能让我们在大会上当选任何职务。为此，他决定通过车间投票选出分会的书记和主席，而不是按照惯例，通过分会大会来选出。
分会书记与主席的选举定于7月3日举行。就跟召集者和副召集者的选举一样，这次选举也受到了媒体的高度关注，媒体还拿出了同样的说辞去恐吓会员。吉姆·巴森当选为分会书记，西·布雷克（Cy Blake）当选为分会主席。布雷克一般被当做是左派的人。他在当会员代表的时候，表现得很好，在日雇工的会员代表中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很短一段时间里，他还加入过革命工人党；但在当上5/293分会主席之后，他扮演的是一个调和性的角色。
巴克尔现在要组织5/293分会的第一次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将选出分会委员会。值得注意的是，管理层特地批准停产两小时，让新分会的全体会员在上班时间参加大会，工资照发，哪怕这样做要损失二十五万英镑。
第一次大会定于7月8日举行。就在那一周，我正好要离开工厂，到兰迪德诺[2]去参加运输工会汽车组别[3]大会。巴克尔从来不会错过玩弄阴谋把戏的时机！但我还是赶了回去。负责主持汽车组别大会的莫斯·埃文斯同意让我离席，我就驱车赶回考利，参加了分会大会。
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大会。3500名会员挤在主食堂里，参加了大会。戴维·巴克尔、哈里·库克、吉姆·巴森和西·布雷克走上了主席台。有20人被提名参加分会委员会的选举，他们被分别列入右翼和左翼的候选人名单。我没能当选分会委员会委员，但左派赢得了八个席位中的四席。当然，把书记和主席都算上的话，右派依然在分会委员会中占有大多数席位。
当选为分会委员会委员的左派是：戴夫·多、汤姆·怀特、安迪·布朗（Andy Brown）和艾弗·布拉金斯（Ivor Braggins）。安迪·布朗是“公主”生产线的一位会员代表，战斗性很强。他当时是左派的人，还当过很短一段时间的革命工人党党员。后来他转向了右派。艾弗·布拉金斯在北部厂区的装配线工作，是个优秀的会员代表，过去表现得非常好，他曾是革命工人党的支持者。八十年代中期，在鲍勃·弗莱尔退休前，他靠着左派的支持当上召集者后，就投靠了右派。巴克尔退休后，他成了负责考利全厂的专职干部。
帕森斯受到了新的压力
但是，管理层不可能在分会每次开大会的时候都让全厂停工。他们愿意给右翼撑腰，但还没到宁可赔钱也要撑右翼的地步。所以，5/293分会第一次举行定期会议时，来了50人，大部分都是左派。巴克尔和帕森斯气得要死。巴克尔玩弄了一连串花招，不让左派参加分会事务。我当选为负责记录会议的秘书（minutes secretary）后——这个职务在成立大会上被忽略了——巴克尔不让我上任，并把这个问题上报给了马瑟斯。然后马瑟斯规定，会议记录只能由分会委员会委员来做——而我当然不是分会委员会委员。
左派竞选分会副主席时，巴克尔再次向马瑟斯上报，马瑟斯决定，副主席只能让右翼分子米克·泰勒（Mick Taylor）来当，但他在竞选另一个职务时落败。泰勒未能参加5/293分会后，马瑟斯干脆规定，5/293分会不设副主席职务。
然而这些只能算小问题，帕森斯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他得不到全厂运输工会会员代表们的支持。大部分会员代表依然反对帕森斯所代表的右派，运输工会的会员代表们召开会议，举行投票后，帕森斯马上发现他失去了大量的票数。于是他便宣称：他是通过全体会员的普选当选的，所以他不用对会员代表们负责。然而，他却忘了一个事实：会员代表在车间里很有影响力，撇开了会员代表，他就什么都干不成。
受挫后，为了发泄怒气，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对极左组织进行了不理智的政治攻击，他把这本小册子发给了运输工会的会员，并在小册子中以辞职相要挟：
我要打开天窗说亮话：作为资深会员代表，我绝不会屈服于任何形式的、以控制、颠覆和革命为目标的少数人的团体，比如我们厂里的革命工人党和国际马克思主义集团……他们一直想搞掉所有挡他们道的人。如果他们搞掉了我这个资深会员代表，他们就不仅能够大肆散步关于危机和彻底毁灭的言论，还能把这些言论变成现实。万一我不得不执行他们的毁灭性的极端政策……对不起，我不适合这份工作。
到了十一月，他在会员代表中间的处境更加恶化了。他就发表了第二本小册子，攻击左派是破坏分子，是流氓。这一次，他在家里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向媒体发布了这本小册子。《每日邮报》在头版报道了这件事，还加了一个大标题：《一个革命者的忏悔》（The Repentant Revolutionary）。他们引用了帕森斯的话：
我曾见过成千上万工人卷入了毫无必要的纠纷，不必要地损失了工资，而这都是因为有人挑起了自杀性的罢工，企图加剧政治形势。如果这些破坏分子骗取了劳动人民的信任，就会导致巨大的灾难……有一些企图控制和影响厂内各种事件的团伙，他们不停地威胁我、辱骂我、羞辱我、指责我，还对我进行了粗暴的、愚蠢的宣传。
他对左派的攻击，对厂内的舆论几乎没有产生任何效果。事实上，左派和原来的运输工会领导层正在重新获得支持。
工会大会接受了工资政策
1974年4月，工会大会正式接受了爱德华·希斯的第三阶段工资政策，工党上台后，工会大会就和工党一起执行这个政策。这个政策马上就遇到了挑战：工人的战斗性不断高涨，举行了一系列要求大幅加薪的罢工。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4]的护士为了加薪而起来斗争后，其他工人——包括曼彻斯特码头工人和南威尔士矿工在内——举行了声援罢工。
另外，由于一些雇主不肯按照这个政策支付“补偿性工资”[5]，一些工人也举行了罢工。补偿性工资与物价指数挂钩，当生活成本指数超过界限后，物价每上涨1%，周薪就要增加40便士[6]。希斯为了让他的工资政策获得接受，才推行了补偿性工资，因为他原本以为，物价上涨不会这么快，用不着支付这部分工资。这个政策推行后，物价上涨超出了他的预料，可是许多雇主都在想方设法逃避支付补偿性工资。印刷工人的工会“印刷及相关行业协会”（SOGAT）的一万名会员采取了行动，要求资方按照政策支付补偿性工资，并使上百家出版物停刊。
我们曾反对希斯的第三阶段工资政策，但是，当它使工资上涨的时候，就很难反对它了。我们争辩说，从整体来看，这仍然是一个限制工资的政策，因为它的目的，就是让工人拿不到他们本来应该得到的全部工资。我们主张进行自由的集体谈判，并主张通过生活成本条款[7]，彻底抵消物价上涨，保卫工资。但是，当希斯的政策确实使工资增加时，我们很难坚持自己的立场。
到了六月，工会大会接受了“社会契约”的第四阶段[8]。这次轮到工党来直接实行这个政策了，而它要比保守党政府的政策糟糕得多。它取消了补偿性工资，并要求工会在提出要求并为之采取行动之前，必须先咨询工会大会的“意见”。它取消了为了弥补以前的减薪而实行的补偿性加薪，并规定加薪必须与生产力的提高直接挂钩。它还推行了“一年规则”：涨薪之后，在一年之内不得再次涨薪。这个新政策使工会大会成了限薪的直接执行者与监督者。按理来说，既然要控制工资，那么也要控制物价，可是消费者事务大臣雪莉·威廉姆斯却几乎没有为降低物价做过什么事。
退出革命工人党
革工党的日趋极左，使我深感失望，我便在1974年9月退出了革工党。希利在半夜来到我家，劝我改变主意，但我拒绝了。几天后，他又给我打电话说，只要我收回退党书，就召开中央委员会特别会议，我可以在特别会议上提交自己的不同意见，然后，如果有必要的话，革工党还会在年底之前举行特别代表大会，我还可以在特别大会上提交自己的不同意见。
我接受了他的条件，但我并没有含糊其辞。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对革工党的政治活动得出了更全面的结论，并决定成立一个派别组织[9]。我们开始同牛津地区及外地的革工党党员进行讨论，我们还开始同已经退党的前党员讨论，他们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批判革工党的意见。
[1] 伦敦德里（Londonderry）是北爱尔兰第二大城市。——中译者注
[2] 兰迪德诺（Llandudno）是威尔士的一个沿海城镇。——中译者注
[3] 在运输工会内部，依照产业不同，分为不同的组别（group），1972年汽车工会并入运输工会后，组成了运输工会的车辆制造与汽车组别（Vehicle Building and Automotive Group）。——中译者注
[4] 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NHS）成立于1948年，它的宗旨是为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提供全面和免费的医疗卫生服务。——中译者注
[5] 1973年10月8日，希斯政府公布了第三阶段物价与工资政策，规定从1973年11月1日起，在十二个月之内，涨薪幅度不得超过以下限制：个人加薪不得超过2.25英镑；每一类别的工人加薪不得超过7%，平均到每个工人头上，就是一年最多只能加薪350英镑。为了补偿由前两个阶段的政策引发的异动，谈判者可以获得1%的余地。在真实储蓄值得到检验、物价稳定之后，就可以加大涨薪幅度。为了换取工会大会的支持，希斯还宣布，为了保障生活水平，推行“补偿性工资”（threshold payments）：在第三阶段的十二个月之内，当零售物价指数达到7%之后，可以进一步增加工资，涨薪幅度为每周40便士；在此基础上，物价每上涨1%，每周就可以多加40便士。——中译者注
[6] 1971年2月15日，英国实行十进制后，1便士等于1/100英镑。在1974年4月，英镑与美元的汇率约为1英镑=2.40美元。——中译者注
[7] 生活成本条款（cost of living clause），即在合同中规定，当物价上涨时，工资也要随之上涨，抵消通货膨胀的影响，保卫工人的工资。——中译者注
[8] 工党的“社会契约”只有第一、第二、第三阶段（Phase 1,2,3），没有第四阶段，作者可能是把“社会契约”的第一阶段当成了保守党的工资政策的第四阶段。——中译者注
[9] 派别组织（faction，又译派系）是政治组织内部的一种派别，它的特点是人员比较固定，具有独特的主张、政策、路线或意识形态，往往还具有自己的纪律，可以把它当成“党中党”。——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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