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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爱德华·希斯当选：1970—1974年的激斗岁月
哈罗德·威尔森在1970年6月18日举行大选。民意测验显示，他将轻易赢得大选，然而结果却大相径庭。爱德华·希斯惊险胜出。杰里米·索普[1]领导的自由党[2]损失了一半议席；保守党与阿尔斯特统一党[3]一起成为了议会中的多数党，它们拥有31席的优势。乔治·布朗把自己的议席输给了保守党[4]。
从工党的失败当中，可以得出显而易见的教训。工党政府在执政的六年里，一直在攻击自己的支持者，还企图设立反工会法律，既然如此，怎么可能指望它的支持者在选举中若无其事地继续给它投票呢？
大选的结果，深刻地改变了跟工会斗争相关的政治局势。工党执政时，它得到了工会大会的支持，各工会的领袖也保证会约束各自的会员，但现在保守党上台了，它也在准备设立反工会法律，所以，在工会运动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对保守党政府不必手下留情。
因此，过去十年来一直在高涨的工人阶级的战斗性，并没有因为希斯的当选而终止，反倒更加高涨了。由他执政的1970年6月到1974年2月这段时间，是战后英国工人战斗性最强的时期——确切地说，是自从一战前后的“大暴动”[5]以来，战斗性最强的时期。在1972年，罢工日达到了13551000个，而在1973年，罢工日达到了23909000个。
爱德华·希斯的劳资关系法
希斯当选后，他的头等大事就是设立反工会法律，但这做起来可不容易。工会运动刚刚阻止了“扑灭纷争”法案通过——尽管工会大会又用一个可耻的方案取代了它——它可不想让保守党把新的反工会法律强加给它。杰克·琼斯反映了这种变化：大选结束后不久，运输工会举行了一次反对保守党立法的集会，他在集会上说：“我们需要宪章运动那样大规模的运动，不让他们给工会拴上枷锁。”真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可他跟哈罗德·威尔森偷偷会面时，说的可完全不一样！
1970年9月，希斯的劳动大臣罗伯特·卡尔[6]发表了他的反工会法律草案，叫做《劳资关系法》。这个法案以“扑灭纷争”法案为基础，但比它走得更远。它建议设立全国劳资关系法庭，这个法庭有权举行罢工表决，并有权命令罢工工人复工28天，这28天就叫“冷静期”。声援罢工的行动或“次生”行动（secondary action）也成了非法行动。所有的工会都必须向新成立的工会登记处（Registrar of Trade Unions）登记注册，各工会的章程都必须符合工会登记处的规定。未登记的工会将失去法律豁免权，必须对罢工造成的损失承担无限责任。封闭式车间或百分百车间将被废除，相关协议将失去法律约束力。全国劳资关系法庭还有权扣押工会的全部资产，以迫使其服从。
在这个法案发表前几天，希斯会见了工会大会的领袖。菲瑟向希斯提出了威尔森曾接受过的条件——工会将会约束自己的会员——但希斯没有接受。
反对劳资关系法的运动
劳资关系法立即引发了大规模的反对运动。英利联合委员会是第一个行动起来反对这个法案的。10月4日，英利联合委员会在伯明翰召开的会员代表会议上号召在12月8日举行24小时罢工，还要到议会去请愿。这很快就被当成了反抗劳资关系法的第一个行动。
在牛津，为了反对这个法案，工人史无前例地团结起来了。造船业与制造业工会联合会（制造工联，CSEU）牛津委员会——汽车产业的一部分工人是它的会员—和牛津工会委员会（Oxford Trades Council）成立了一个联席委员会，而这两个组织以前从来没有合作过。虽然它让一些专职干部占据了显要职务，比如当地制造工会书记戴维·巴克尔；但世上没有完美的事。
联席委员会支持在12月8日罢工的主意，并开始组织罢工。几天后，工会大会也宣布于1月12日进行反对劳资关系法的行动——这个日子选得还行，因为在12月8日的行动之后，1月12日的行动正好可以跟它衔接上。可是巴克尔却不这么想。他召开了当地制造工会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没有问过运输工会的各个分会的意见，就以运输工会的名义提议：撤回对12月8日罢工的支持，改为支持1月12日的行动。会场一片哗然，但他不为所动。无论联席委员会对12月8日的行动作出什么决定，运输工会都不会受其约束。
结果，到了12月8日那天，牛津只有印刷业工人按照印刷及相关行业协会的正式号召采取了行动。
尽管遭到了工会大会的反对，但全国还是有75万人罢工。罢工的大多是印刷工人、码头工人和汽车工人。福特公司有几家工厂罢工，英利伯明翰传送装置厂、罗孚的索利哈尔[7]工厂、标准凯旋的斯皮克[8]装配厂和克莱斯勒的林伍德[9]工厂都罢工了。我们的会员代表联合委员会派了一车会员代表，到议会去请愿。在议会里有好几千人，然后社工盟举行了一次成功的大会。
1月12日和3月1日：二百万人罢工
牛津联席委员会支持工会大会的1月12日行动，号召所有产业的工人在那一天举行24小时罢工，并举行横穿全城的示威游行。巴克尔又想破坏罢工。运输工会执行委员会寄来一封信，里面对于究竟是举行罢工还是举行一天的抗议游行含糊其辞，巴克尔就利用这封信，对媒体说：“我说的就是游行，我们可没有叫谁去罢工。”尽管如此，罢工还是大获成功。在装配厂里，会员代表会议决定进行24小时罢工，全厂的工人都罢工了。当地大部分工程业工厂也罢工了，一起罢工的还有正在建造迪德科特[10]发电厂的建筑工人和一部分印刷工人。
这次游行是牛津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工会游行。打头的是来自发电厂工地的几百名建筑工人。他们的代表团身上拴着钢链，每隔几分钟，他们就会把链条举过头顶，高唱“不要枷锁”。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几百名汽车工人，举着各个工厂、当地各种工人组织的旗帜。游行队伍在市中心举行了大会，鲍勃·弗莱尔、莫斯·埃文斯（他当时是运输工会分管汽车工业的中央干部）和制图员工会的麦克·库利[11]在大会上讲了话。这次罢工在全国也大获成功，共有二百万人参加。他们大多是码头工人、工程业工人、印刷工人和汽车工人。反对劳资关系法的运动发展迅猛。
然后，在2月20日那天，工会大会在伦敦举行了一场反对劳资关系法的全国性示威游行。这次游行声势浩大。对于游行人数的最高估计是五十万人。我们厂也派了两车人参加。工会叫所有的车间都停工了。在游行结束后的大会上，菲瑟发表了讲话，他说各工会不得不走出会议室，回到特拉法尔加广场上。不过，到了这个时候，对于应当怎么做，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到了二月中旬，由英共主导的保联委号召在3月18日举行24小时罢工，而那一天正好是工会大会召开特别大会，讨论劳资关系法的日子。然后，工程工联也号召全体会员在3月1日举行为期24小时的正式罢工，给反对劳资关系法的运动又增添了一个沉重的砝码。工会正式加入反对劳资关系法的运动，使这个运动发展到了新的水平。
但是，这些即将发动的行动，却没有得到工会大会的支持。它反而号召在一周之后的3月24日到议会去请愿——巧妙地转移了群众的视线。我们跟运输工会的会员代表们开了会，讨论了工程工联的3月1日罢工。他们一致支持罢工，并号召自己的会员全部参加这次罢工。在3月1日早上，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在工厂门口参加了工程工联的纠察队。这次罢工搞得非常好。我们在自己的工厂里巡逻，但是没有一个人进厂，然后我们就到本地一些较小的工程业工厂里去，那里还有人在干活。
这次罢工在全国范围内也大获成功，共有二百万工人罢工。这次罢工在牛津的弱点是车身厂，由于该厂运输工会领导层敌视工程工联，所以他们不肯参加罢工。在3月1日那一天，英利只有几家工厂还在开工，车身厂就是其中之一。
3月18日：三百万人罢工
工程工联罢工的成功，使群众的注意力聚集在保联委的号召上：在3月18日，趁工会大会举行特别大会时，到特别大会去请愿，并举行24小时的罢工。工程工联也对此举表示正式支持，加强了这一号召的影响力。工程工联还“建议”——而非要求——运输工会的会员参加这次行动。但是，这就表明大工会正式参加了进来。装配厂的会员代表们举行了会议，同意让全厂罢工，并派代表团去请愿。这次会议还号召举行反对劳资关系法的总罢工，考虑到群众的情绪正在不断发酵，总罢工是完全可行的。右翼分子反对号召总罢工，但不反对罢工本身。
3月18日那天，有三百万人参加了罢工，这是反对劳资关系法的运动开始以来规模最大的行动。牛津的所有汽车工厂都停工了，就连车身厂都参加了。我们根本不用设置纠察队，所以我们派了一个由会员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到克洛伊顿去，去向工会大会特别大会请愿。总罢工成了关键的要求。个别工会已经愿意进行24小时罢工，如果工会大会不肯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的话，反对劳资关系法的运动就会由盛转衰。个别工会的24小时固然很重要，但是如果希斯铁了心的话，他还是能够挺过去的。工会大会号召发动的每一次正式罢工，都得到了强烈的反响，因此，如果它在这一天号召发动总罢工，一定会得到强烈的支持。
然而，我们很快就明白了：特别大会并不打算采取更高水平的行动——它想让反劳资关系法运动以目前的形式结束。进行一系列24小时总罢工的提议遭到了反对，没有通过表决。菲瑟辩称：“难道有谁以为，仅仅停工一天，或是连续停工几天，就能阻止这个法案通过吗？这只会造成反效果。”他不但不肯号召罢工，反而还提出，一旦法案获得通过，就要采取“不登记”政策。也就是说，让法案获得通过，然后拒绝登记，破坏法案的落实。
菲瑟的建议以较小的优势获得了通过：5055000票赞成，4284000票反对——由此可见，假如工会大会愿意领导总罢工，这个运动就能团结起大多数工人。这次大会给反对劳资关系法运动踩了刹车。非正式运动也随之衰落了。保联委在4月27日举行会议，经过表决，决定支持工会大会的不登记政策。
五个月后，这项法案在1971年8月通过了议会表决，没有遇到进一步的反对，并在9月正式生效。阻止劳资关系法通过的斗争失败了，但是，当这项法案被用来对付工会时，反抗它的斗争将以更强大的力量卷土重来。
希斯上任第一年里的其它斗争
爱德华·希斯在上任后的第一年里，还要面对大量的、为其它目的而举行的罢工，这些罢工中有不少都是为了工资问题而举行的——在他的任期内，工资是另外一个关键问题。
1970年7月，他当选后刚过一个月，码头工人就为了提高工资而举行了全国罢工。他立即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扬言要派兵驻扎各地港口，想用这一招来吓倒工人。这招不管用，他就成立了一个以皮尔森[12]勋爵为首的调查团，这个调查团建议略微增加工资。杰克·琼斯跟资方达成协议，并让码头工人的代表会议接受了这个协议后，罢工就结束了。这次会议结束时，发生了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心怀不满的码头工人抓起烟灰缸，朝琼斯砸去。
九月，地方政府雇员工会拒绝了加薪13%的条件，发动了一系列罢工，最终发展成为英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地方政府雇员罢工。多个服务部门的工人，包括废品回收工人和排污系统工人，都参加了这次罢工。最后，工人争得了比原来的条件稍好的协议。
十月，希斯推行了加薪幅度不得超过8%的政策。1970年12月，发电厂工人举行“照章怠工”[13]，并坚决拒绝加班[14]，给他出了个难题。在几周时间内，发生了好几次停电。希斯再次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又成立了一个调查团。这个调查团建议加薪15%，给他的政策捅了个大漏洞。
1971年1月，邮政工人举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性无限期总罢工，抗议希斯的加薪幅度不得超过8%的政策，并要求加薪15%。罢工坚持了七个星期，工人在伦敦和各大城市举行了大规模游行，最后汤姆·杰克森[15]和邮政工人工会[16]的领袖屈服了，接受了加薪9%的协议——只比希斯规定的上限多了1%。希斯的限制加薪政策勉强维持了下去。
1971年7月，工人为了抗议裁员，引人注目地占领了格拉斯哥上克莱德造船厂[17]的船坞。虽然资方最后在裁员方面做了让步，接管船坞的马拉松造船厂[18]同工人达成了不罢工的协议，结束了这次占领行动，但它引发了一系列反抗希斯政府的行动。大批工程业工厂被工人占领，大曼彻斯特地区尤为突出。
1971年10月，希斯又得面对另一个难关：电力、煤气、供水和煤矿四大公营产业的工人要求加薪。政府向所有公营产业的管理部门提出了加薪不得超过8%的要求。煤炭产业的谈判最先破裂，因为国家煤炭局（国煤，NCB）只愿意加薪1.75—1.80英镑，根本无法满足全国矿工工会的要求。
争取在考利实行“双边协议”的斗争
1971年夏天，考利管理层同装配厂各工会进行接触，要求举行谈判，落实日基准工作量制。虽然管理层强推日基准工作量制，却一直落实不下去，所以他们急于达成落实日基准工作量制的协议。
我和约翰·安德伍德同闪电上任的新厂长约翰·塞蒙兹（John Symonds）见了面，讨论了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推行了日基准工作量制，已经不可能重新采用计件工资制了。既然如此，我们就只能尽量争取对我们最有利的成果了。换句话说，我们要争取达成这样的协议：不让资方采用工作研究[19]技术，并让会员代表保住由他们自己就工作岗位的安排进行谈判的权利。如果谈不成的话，就退而求其次：工作研究的结果，必须在达成“双边协议”后才能落实。也就是说，在推行工作研究的结果时，会员代表或相关工人拥有否决权。
谈判久拖不下。塞蒙兹毫不掩饰自己的企图：他想找出一种“协议措辞”，能让他在觉得自己具有足够的力量时，就可以凭借这种“措辞”撕毁协议。在正式会谈中，他表现得很谨慎，但在私下里，他会对我们说，他以后会收拾我们，就算我们能争取到双边协议，他几年后还是要统统废除。
十二月中旬，塞蒙兹决定中断谈判，在未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强推工作研究。他通知生产线工人说：尽管没有达成实行工作研究的协议，但他还是要让产业工程师（industrial engineers，专门进行时间与动作研究的工程师，简称“产工”，IE）对工人的动作进行计时。第二天，产业工程师进入了QT区，工人立即停工，在厂房后面举行了群众大会，我和安德伍德也赶去参加了。
工人很讨厌产业工程师，但他们想尽量避免长时间的罢工——他们曾经举行了长达七周的罢工，反对推行日基准工作量制，他们仍对那次罢工的失败记忆犹新。因此，大会最后采用了这样一个策略：如果产业工程师来到生产线上，工人就拒绝同他们合作，但仍留在厂内，等到产业工程师离开后，工人就会重新开始工作。如果有人因此挨罚，就举行无限期罢工。不过，等到大会结束时，产业工程师已经走了，所以大家都回去干活了。
第二天早上，塞蒙兹又把产业工程师派过来了。被他们测量的第一组工人立即停止了工作，整个车间的工人也停工了。鲍勃·弗莱尔和道格·霍布斯在大会上发言。他们解释说，管理层现在铁了心，一定要让产业工程师无限期地驻扎在生产线上。因此，大会举行了表决，决定立即举行全面罢工，只有一票反对。表决结束后，鲍勃·弗莱尔请求工人尽可能久地留在厂里，好让我们做最后一次努力，看看事态还能不能挽回。
跟塞蒙兹谈判了半个钟头后，我们取得了突破。他建议：在推行工作研究之前，先达成双边协议，为此他会让产业工程师先撤出二十四小时。群众大会接受了这个建议。
经过几个小时的争吵，西蒙兹提出了一个建议，为达成协议提供了基础：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会员代表先与生产线管理层进行协商，做出临时安排，保证生产继续进行；只要生产能继续进行，我们就对工作研究的落实拥有否决权。
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在汽车产业里也是独一无二的。它意味着双边协议原则得到了全面落实——因为无论何时，不管是通过最终协议还是临时安排，工作岗位的安排都必须得到会员代表的同意才能实行。
第二天早上，群众大会一致同意接受这个建议。我们同资方进行了全面的谈判，达成了包括在厂内落实日基准工作量制在内的协议——这个协议的原则也适用于按工作日计酬的厂区。
但是，不管达成了什么样的协议，工会和工人都必须具有足够的力量，才能保住协议。过了一年，管理层又向这个协议发起挑战，重新挑起了斗争。
声援矿工罢工
在七十年代，矿工为了加薪，曾举行过两次大罢工，第一次发生于1972年1月9日，是由于国家煤矿局按照希斯的政策，限制矿工加薪而引发的。一周后，来自米德兰兹几个矿井的20名矿工来到牛津，在距离牛津16千米、刚投入运营不久的迪德科特发电厂拉起了纠察线。他们联系了我们，然后我们召开了代联委大会，讨论该怎么支援他们。大会决定派人常驻迪德科特纠察队，并起草了一个24小时值班表。
在罢工的第三周里，又有两个矿工来到我们厂。由于鲍勃·弗莱尔请了长期病假，他的运输工会召集者职务由我代理，所以我就代替他会见了他们。他俩一个叫阿尔夫·科利尔（Alf Collier），一个叫乔治·安德森（George Anderson），都是拉斯金学院[20]的矿工工会会员。他们对我们说，他们是矿工工会的代表，矿工工会想对工业施加更大的压力。我们向他们解释了这里的情况。南部厂区烧油，不过北部厂区还在烧煤。我们已经中断了供应，厂里得不到新的供货，但厂内的存货还够用几周。
然后就发生了一点摩擦。他俩说，矿工工会请求我们停止烧煤，连厂里储存的煤都不能烧！这就有点强人所难了，因为不烧煤，就等于让北部厂区停工。况且北部厂区锅炉房要用的煤都储存在南部厂区，要用外包的契约货车运送。第二天，我们召开了代联委大会，讨论了他们的请求。经过激烈的争论，大会同意按照矿工工会的请求，在厂内抵制一切运煤的工作。但是，锅炉房的工人——大多是工程工联会员——投票要求烧煤。万幸的是，负责把煤炭装到契约货车上的起重机操作员是我那个部门的人，他同意抵制运煤。这就把他推到了最前线，但是管理层不敢跟货运司机发生纠纷，所以没有刁难他。
最困难的问题，是如何说服北部厂区的工人，让他们接受这个会让他们停工、却又拿不到一分钱的政策。《牛津邮报》在1972年1月27日发表头条新闻《运煤遭到抵制，存量仅剩九天》（Coal blacked, nine days left）。它在1月29日又发表文章《由于抵制运煤，工厂即将停工》（Close to shut-down over blacked coal）。
几天后，北部厂区有大约一千名工人停工，要求烧煤。我和工程工联的一个会员代表米克·戈德弗里（Mick Godfrey）去见他们。我们被劈头盖脸地痛骂了一顿。有人对我们大喊：“我们还得过日子呢，别管矿工了！”还有一些工人要求全厂工人就这个问题举行表决。我们对他们说，起重机操作员坚持原则，拒绝装煤，我们不能用投票来强求他违反原则。我们向他们解释说，我们不烧煤，就能帮助矿工，让他们的罢工尽快获胜，最终也能让我们受益。最后我们总算说服工人回去上工了。
管理层的下一招，就是通过公路，把仍在矿井中工作的工贼生产的煤直接运进厂里，装进锅炉房的储料器里。不幸的是，锅炉房工人哪怕是在这种条件下，都愿意操作锅炉。
矿工工会决定派出更多的纠察队员，阻止工贼货车进厂。几天后，第一批纠察队赶到了这里，他们共有七个人，是从巴恩斯利[21]过来的。没过多久，又有更多的人从多·米尔[22]过来了。考虑到我们受到的粗暴对待，他们得到的接待可以说是好得惊人。其实，他们来到工厂门口进行纠察，使矿工的事业获得了更多的支持——他们向许多路人解释了矿井下的劳动条件是多么差，他们的工资又是多么少，所以人们更加同情他们了。挖矿工人一周只能挣28到29英镑。而当时的考利生产线工人一周能挣42英镑，还能根据前几周的情况调整工资。在生产线上干活很苦，但大家都知道这比挖煤要好多了。
纠察队员把一大半运煤的货车都给赶走了，工厂又将面临停工。我们建议，在工厂门口举行大会，让矿工直接对我们的会员讲话。来参加这次大会非常多，对厂内的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
索尔特利大门之战：矿工大胜
全国矿工罢工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斯卡吉尔[23]和约克郡矿工工会倡导使用新战术——大规模飞行纠察队（flying mass picket）——之后，发电量下跌了25%。他们在各个发电厂和煤炭仓库部署了大量的飞行纠察队。全国各地马上频繁发生停电，希斯只能再次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二月中旬，最终的对决在西米德兰兹煤气局（West Midlands Gas Board，WMGB）的索尔特利焦炭仓库（Saltley Coke Depot）的门口爆发了，这个仓库储存了10万吨煤炭。一周以来，在斯卡吉尔领导下，约克郡矿工工会一直在这个仓库周围进行纠察，并不断增兵。2月10日，米德兰兹各工厂的上万名汽车业与工程业工人前往这个仓库，加入了矿工的传奇般的战斗。仓库的大门被封锁得死死的，煤炭的供应中断了。
2003年1月发表的内阁报告披露，希斯政府一直在做准备，一旦发生索尔特利大门之战这样的情况，就要出动军队镇压矿工工会的飞行纠察队。这个计划叫做“切割机作战”（Operation Cutter），它准备出动7500名士兵，使用3500辆翻斗货车。但是，由于希斯害怕出动军队可能导致暴力冲突，所以这个计划从未实行过。
索尔特利被封锁后，过了几个钟头，希斯就成立了一个以威尔伯弗斯[24]勋爵为首的调查团，对矿工的工资和矿井里的劳动条件进行调查。调查团建议将矿工视为特例，加薪20%——远远超出了政府规定的上限。
调查团的建议被驳回后，希斯亲自在唐宁街同矿工工会执行委员会谈判，最后做出让步，完全满足了矿工的要求，包括加薪27%在内。经过六周的罢工，矿工工会大获全胜。在七十年代剩下的几年里，这成为了工资要求的标杆。
彭顿维尔五囚徒：因希斯的法律而被监禁
1972年4月，港口运输业推行了戴夫林[25]计划[26]。它的目的是设立不登记在案的“内陆港口”，把传统上由码头工人负责的工作，交给不属于码头工人的劳动者去做。全国港口会员代表委员会（National Port Shop Stewards Committee）向戴夫林计划“全面开战”，并开始在内陆港口布置纠察队。
在内陆港口之一——伦敦的米德兰冷冻储藏公司（Midland Cold Storage）进行纠察的五位会员代表由于拒绝停止纠察，在7月21日以“藐视法庭”的罪名，被判处监禁，成了“彭顿维尔[27]五囚徒”。这引发了政治危机和宪法危机。码头工人举行了全国罢工，其它产业的工人也举行了声援行动。
经过几天的行动后，工会大会发出了24小时总罢工的威胁——这是工会大会在1926年以后头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号召总罢工——然后五位会员代表戏剧性地获释了，释放他们的是此前一直身份模糊的“官方法务官”。这是工人对劳资关系法的重大胜利，也为工人在这一年里乘胜追击、进一步发动反对劳资关系法的行动奠定了基础。
彭顿维尔五囚徒获释后，码头工人继续进行反对戴夫林计划的罢工。政府成立了一个调查团，领导调查团的是杰克·琼斯和雇主代表奥尔丁顿勋爵[28]。所以这个调查团就理所当然地被众人叫做“琼斯/奥尔丁顿”调查团。琼斯要求把这些不登记在案的港口纳入《码头劳动计划》[29]，但雇主方面不答应。
最后，琼斯向代表会议提出了以增加遣散费为基础的协议方案，引发了强烈的争议。在会场外，几千名码头工人与骑警发生了冲突。在琼斯的压力下，代表会议在表决中以微弱多数通过了停止罢工的决议。琼斯刚刚宣布结束罢工，被激怒的激进分子就冲进了新闻发布会，大闹会场。
建筑工人罢工
1972年8月，希斯又得面对一个难题：建筑工人为了争取提高工资和消除“黑工”[30]，举行了全国罢工。这次无限期罢工是由群众压力促成的，共有27万人参加，工人在水泥厂和建筑供应商周围组织了大规模的纠察队，使900个建筑工地停工。这场艰苦的斗争进行了12个星期。当正式领导层企图妥协时，几万名愤怒的建筑工人举行了游行、集会和抗议，坚决反对妥协。
建筑工人最终赢得了大幅加薪——虽然没有他们原先要求的那么多。但是“黑工”问题却没有得到丝毫改善。到了年底，几个工人积极分子在北威尔士被捕，他们被指控在罢工期间犯有恐吓的罪行。他们被控犯有共谋罪。
由此引发的“施鲁斯伯里[31]共谋审判”贯穿了整个1973年，并导致了戴斯·沃伦[32]和里奇·汤姆林森[33]入狱，这是极其可耻的。
保卫索尼克洛夫特工厂
1972年7月，就在彭顿维尔五囚徒获释后不久，英利管理层宣布，准备将位于贝辛斯托克[34]的索尼克洛夫特[35]传动装置厂出售给伊顿车轴公司[36]。这是一个大规模关厂计划的第一炮。英利总经理唐纳德·斯托克斯觉得英利现有的工厂过多了。英利公司成立时，共有195000名工人，到了1972年夏季，工人数量已经下降到了165000人。
索尼克洛夫特工厂的工人立即占领了工厂，赶走了管理层，并在工厂门前建起了街垒。有两个工会参加了占领行动，一个是职员的工会科学、技术与管理人员协会（科技管协，ASTMS），另一个是工程工联，两个工会都宣布占领行动为自己的正式行动。
8月11日，联合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了关闭索尼克洛夫特工厂的问题，并作出了两个决议。8月13日，将在索尼克洛夫特工厂举行大规模纠察，8月28日，英利的所有工厂都要举行24小时声援罢工。这是对联合委员会的考验，它能否应对关厂问题，就看这一次的了。我们派了一个代表团去参加8月13日的大规模纠察行动，然后又在8月18日召开了代联委会议，讨论了声援行动。右翼分子明确反对支持罢工，但没有公开争辩。代联委会议经过表决，决定在8月19日星期五那天召开白班工人和夜班工人的联合大会，请求工人支持罢工。我们邀请了索尼克洛夫特工厂的几位工会召集者在大会上讲话。
这次大会充满了争议。工会召集者辩称，这是避免表决发生分裂的唯一办法——如果让白班工人和夜班工人分别开会，双方的投票结果可能大不一样。但还有个问题。夜班工人总觉得工会偏向白班工人，如果让他们举行联合大会，可能会加重夜班工人对白班工人的敌意。况且大会是在白天召开的，夜班工人很难全部到场。不难理解，他们在生产线上干了整整十个小时，好不容易才下班，自然不太愿意留下来开会。于是我建议，白班工人和夜班工人分别开会，把双方的投票合起来计算，但是我的建议没有获得通过。
大约五千名工人参加了群众大会——白班工人差不多都来了，夜班工人只来了一半。由于约翰·巴雷特请了病假，他的代联委主席一职就由我代理，所以我就主持了大会。鲍勃·弗莱尔和道格·霍布斯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们力主采取声援行动，并争辩说，索尼克洛夫特的结局，将决定管理层未来的政策。索尼克洛夫特工厂的会员代表们介绍了他们反抗出售的行动，并生动地描绘了占领工厂的经过，得到了不错的反响。大会经过表决，以微弱优势决定支持罢工行动。于是我宣布决议生效，大会就此结束。
南部厂区的暴动
在下一周的周一，Marina生产线的夜班工人停工，要求撤销索尼克洛夫特工厂的罢工。他们大都没有参加上周五的群众大会，只听了别人的转述，而转述又遭到了严重的歪曲。没想到这次停工会发展成厂里有史以来最有戏剧性的场面。
停工刚发生时，上夜班的工程工联召集者蒂姆·奥萨利文和米克·戈德弗里就去跟工人开会，对他们说：群众大会的决议是经过正确方式产生的，必须贯彻执行。没过多久，QT生产线的大群工人就在厂里闹了起来，有些人还扬言要烧掉工厂。这次暴动是由右翼分子组织的，并得到了管理层的公开鼓励——至少在它失控之前是这样的。
然后，管理层叫蒂姆·奥萨利文和米克·戈德弗里控制局势。后来蒂姆向我讲述了那天晚上的戏剧性事件：
这次暴动是右翼的反攻倒算，管理层也通过监工，给暴动煽风点火。右翼会员代表被允许到QT线上去，在那些没有参加大会、没有听过争论的人中间挑动反对罢工的情绪。停工是有人特意组织的，并且得到了公司的直接批准……
最后他们玩脱了。大批工人闹了起来，煽动他们的人已经控制不住局面了。于是夜班管理人员就叫我和米克·戈德弗里到QT那边去恢复秩序。他们找到我们两个，不过他们其实是直接对我讲话。我拒绝了。我跟他们说，应该对这种局面负责的是公司，是他们放任暴动发生的，所以这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他们继续向我施压，还说情况已经非常严重，暴动工人已经放话说，要是不撤销罢工，就要放火烧厂。
然后约翰·塞蒙兹跟米克·纽曼（Mick Newman）一起赶到工厂。他们接替了夜班经理。塞蒙兹叫我们到他的办公室去。他对我们说，工厂现在非常危急。他已经向应急部门报了警，工厂消防队、市消防队、郡消防队，还有警察都在厂门等着。他要让我们亲自负责，到QT去恢复秩序。
我就对塞蒙兹说，情况确实非常严峻，但这都是他自找的。我对他说：“反工会的形势是你制造的，明明是你自己玩火自焚，你却想叫我们帮你恢复秩序！”他就说，“你说的没错。”
我就跟他说，要想让我们下去跟会员见面，就必须满足两个条件：首先，你要代表公司保证，如果我们能恢复秩序，你们就再也不会破坏我们声援索尼克洛夫特的象征性罢工；其次，在罢工那天，你们要关闭工厂，不能利用少数工人开工。
这两个条件让塞蒙兹有些惊讶，他说能不能给他一点时间考虑。我说可以，不过他最好记住，要是他回来的时候还不肯让步，我就会穿上外套走人，让他自己处理。
他们出去商量了几分钟，然后塞蒙兹走进来对我说，“好吧，就照你说的做。”
然后他问我想在哪里跟工人见面。我就说我还不打算马上去见工人，我得先找那几个跟工会作对的会员代表谈一谈。我吩咐塞蒙兹，把那几个会员代表叫到办公室来，同时叫监工们传话，让全体工人到南部厂区食堂去，上夜班的召集者要对他们讲话。
就在工人赶去食堂的时候，我们跟那几个会员代表见了面。我狠狠地批评了他们。我对他们说，他们这样做违反了代联委的政策，以后一定要让他们承担后果。至于今晚的事，我要他们明确保证，以后一定会遵守代联委的政策，在马上就要举行的群众大会上一定不会违反政策。他们全都点头答应了……
等我们赶到食堂时，里面已经挤了差不多两千人。我站在食堂中间的一张桌子上。我看见约翰·塞蒙兹和米克·纽曼也来了。他们站在食堂女经理的办公室门前。我刚想叫他们离开，又改变了主意，因为我觉得有他们在场，事情可能会好办得多。我看见闹事的头头和死硬分子站在第一排。我刚开始讲话，他们就嘘我。我就直接对他们说，“你们要是不想听我讲，你们的管理层朋友就在门口；约翰·塞蒙兹在那里，还有米克·纽曼也在。过去啊，到他们那边去啊，他们会张开双臂欢迎你们。我不想跟你们讲话。厂里的工会活动家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要对他们讲话。”然后我就不讲了，等着他们去找塞蒙兹。食堂里一片寂静，就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
大家安静下来后，我就讲起了索尼克洛夫特的情况……我对他们说，索尼克洛夫特的工人来找我们，他们“跟你们一样，都是工人。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人，正在为了劳动的权利而战。他们的工厂要被关闭了，他们也是英利的人，联合委员会已经决定举行24小时的象征性罢工，声援他们。我们自己的代联委也支持罢工号召，还举行了群众大会，请那天在厂里的所有人都去参加。”
接下来，我提醒他们，工会运动在厂里赢得了哪些成果。我说，“你们想一下，就会明白这样闹事根本没有意义。”我说，“我知道，你们大部分人都不是因为反对工会才闹事的。我能看见你们的长相，我还记得，你们大都受过我的帮助，我帮你们争取加薪，改善劳动条件，帮你们维权，保护你们的权益不受侵害。”
我对他们说，今晚的闹事并不能代表绝大多数工会活动家的态度。今晚的乱子，都是一些管理层的走狗煽动起来的，他们都在前排，你们上了他们的当。我知道得一清二楚。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呢？你们应当跟他们一刀两断。你们应当像工会会员一样站出来，安静地离开食堂，回到自己的部门，穿上外套，离开工厂，回家去。工厂今晚不开工了，而且，按照厂里的工会运动的决定，在举行声援索尼克洛夫特工人的罢工那天，厂里也要停工。
我宣布会议结束，走下餐桌，然后大家都四散回家了。没有抗议，没有投票，大家都接受了这种局面，声援罢工不会遇到反对了。
我回到办公室时，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一个高级管理人员追上我，对我说，“虽然政见不同，虽然你是工会的人，我还是要感谢你，你今晚拯救了工厂。”原来是米克·纽曼。
到了罢工那天，我们在各处大门都布置了纠察队，生产全部停止了。管理层估计，白班的2500名工人参加了罢工，但我们给出的数字更多。到了晚上，参加罢工的人没那么多，但生产还是完全停止了。塞蒙兹遵守了他跟蒂姆的约定，没有试图开工。CKD工厂和服务部也停工了。
罢工结束后不久，我代表代联委，访问了占领索尼克洛夫特工厂的工人，并在他们的大会上发表了讲话。我们在考利发动工人声援他们的经过，让他们很感兴趣。工程工联执行委员会同资方谈判，为参加占领行动的每一个工人争得了100英镑的补偿费，然后对工人说，如果他们不接受这个条件，工程工联就会撤回对他们的正式支持，结果占领行动就这样垮了。工程工联执委会委员比尔·约翰（Bill John）在索尼克洛夫特工人的一次大会上对工人说，工会不打算为了从伊顿公司那里争得一个“整齐划一”的合同而斗争。
围绕劳资关系法而爆发的新斗争
1972年12月，法庭勒令工程工联接受工贼詹姆斯·古尔德（James Gould）加入它在萨德伯里[37]的卢卡斯CAV配件厂分会，工程工联拒绝服从，国家劳资关系法庭（劳资法庭，NIRC）便对其处以五万英镑的罚款。工程工联执委会总算做了件该做的事，它号召全体会员“如有必要，就用产业行动”来保卫工会，因为——用它的说法就是——“工会已经危在旦夕”。也就是说，地方上发动的反对罚款的任何行动，都会得到工程工联执委会的支持。
工程工联牛津地区委员会号召于12月18日举行正式罢工。我们也号召自己的会员跟他们一起罢工。牛津所有工厂一致举行了罢工。管理层估计在牛津有13000名英利工人参加了罢工。五百名汽车业与工程业工人举行游行，穿过城市，在圣吉尔斯大道[38]举行集会，工程工联总书记助理厄尼·罗伯茨[39]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四个月后，在工程工联的压力下，工会大会终于决定，发动一些反抗劳资关系法的行动——尽管它采取了“不登记”的政策。工会大会号召工人于5月1日星期二那天，举行“全国抗议与停工”。工程工联和火车司机的工会——机车技工与司炉工协会（技司协，ASLEF）宣布正式响应工会大会的号召。牛津工会委员会号召举行24小时罢工，并举行穿越牛津市的游行，然后还要在市政厅举行集会。工程工联与技司协宣布正式支持牛津工会委员会的这一行动。运输工会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也支持了游行，并表示支持罢工行动。4月26日的《牛津邮报》报道：“牛津的运输工会干部已经通知了本地的21000名会员，叫他们参加由牛津工会委员会组织的五一节游行。”
装配厂的工人史无前例地团结起来了。由于工会大会发出了号召，大多数工人都觉得应当停工。此时电工们的工会——电力、电气、电讯与管道工会（电工工会，EETPU）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召集者，他是左翼，所以电工工会也支持罢工，而白领职员的工会——行政、文秘与计算机专业人员协会（秘协，APEX）和监工的工会——科技管协也都支持罢工。这是白领工会有史以来头一次支持厂里的罢工。面对着同仇敌忾的工人，管理层决定提前退让，并宣布工厂将于五月一日停工。
不服从罢工的工人当中，最有组织的部分是公共汽车司机。在牛津工会委员会的要求下，我们从厂里抽调了100个会员代表和积极分子，在车站周围进行纠察。一名公共汽车司机的会员代表想把公共汽车开出纠察线，经过一番较量后，公共汽车司机决定停止行动，不再打算出工。
牛津有27000人罢工
牛津就业部（Oxford Department of Employment）估计，在五一节那天，有26993人罢工。其中包括汽车厂的13000人。当地工程业工人、火车司机、印刷工人、卫生与社会保障部[40]及医院的工作者，和一些市政府的工作人员也参加了罢工。维特尼[41]的史密斯工业[42]也停工了，哈维尔[43]的核能研究所的技术人员也罢工了。
全国都举行了大规模罢工。工程、汽车、公车、铁路、报纸、码头、钢铁与其它许多行业的几十万工人罢工了。还有矿工也罢工了。由于乔·戈姆利[44]拒绝在全国范围内支持罢工，所以只有部分地区的矿工举行了罢工。在牛津，上千名罢工工人在市内举行游行，然后到市政厅举行集会。集会主席团的构成有些奇怪。第一个发言的是戴维·巴克尔。他表扬了成功封锁公共汽车站的纠察队员，还特地表扬了组织纠察队的我！我代表几个月前成立的行动委员会发言，并号召举行总罢工。《牛津邮报》刊登了我的讲话：
艾伦·索内特以牛津行动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表了讲话，号召举行总罢工。他批判了工会大会的领导，并指出：所谓的对政府的第二阶段工资政策的默认，意味着“工会大会彻底抛弃了自己的职责”。工人阶级拥有强大的力量，但现在的领导却不敢发动它。“如果现在的领导不肯站出来领导工人阶级，就会有别人挺身而出。”
总罢工的号召绝不是空话。在各工厂里，保卫工会的气氛非常强烈，假如工会大会号召总罢工，一定会获得强烈的反响。
工程工联再次被罚款
六个月后，也就是1973年10月，国家劳资关系法庭再次处罚了工程工联。在一家叫做Con Mech工程公司的小工厂里，工人为了让资方承认工会、并让两位被解雇的会员代表复职而举行了罢工，工程工联拒绝命令会员复工，因此被罚款75000英镑。这笔罚款被从工程工联的银行账号划走之后，工程工联执委会号召全体会员在各自的单位内举行大会，讨论如何保卫工会，不让工会遭到国家劳资关系法庭的谋害。然后，工会决定在11月5日再次举行为期24小时的全国性正式罢工。
罢工行动只能坚持24小时，更久一些的罢工就很难搞起来——这已经成了一个问题。但是，当前的任务是把工人组织起来，争取让工人支持11月5日的行动。工程工联牛津地区委员会号召当地全体会员于11月5日参加示威游行。我们也通知自己的会员代表，叫他们参加工程工联的纠察队，还通知自己的会员不要穿过纠察线——这些指示都得到了100%的贯彻执行。在那一天，牛津又有13000名汽车工人参加了罢工。大约500人参加了游行。全国有20万工人参加了罢工，主要是汽车工人、工程业工人和印刷工人。
当选为代联委主席
十一月，约翰·巴雷特辞去了代联委主席的职务，我当选为代联委主席，接替了他；不管怎么说，我也当了较长时间的代理主席了。我在厂里担任过的所有工会职务当中，就属代联委主席权力最大。它不仅是跨工会的机关，又是工会体制的一部分，它最接近会员代表，因而也最贴近基层会员。
一个月后，5/55分会举行了年度大会。自从运输工会和汽车工会合并后，这是我们头一次举行年度大会——汽车工会的会员加入了我们分会，大大增加了会员的数量。合并后，吉姆·巴森也成了运输工会的会员。鲍勃·弗莱尔再次当选为召集者，而我则被选为第一副召集者。托尼·布拉德利再次当选为分会书记。我跟不断滑向右翼的雷格·帕森斯竞选分会主席。我得了65票，帕森斯得了30票，所以我当选为主席。蒂姆·奥萨利文当选为分会副主席。
年度大会上还选出了三个财务书记，弗兰克·福克斯（Frank Fox）和约翰·巴雷特当选为CKD的副召集者。还选出了一个由15人组成的分会委员会，选出了派驻当地制造工联委员会与牛津汽车委员会（Oxford Automotive Committee）的代表。还选出了15名派驻牛津工会委员会的代表、4名派驻工党的代表和3名派驻牛津行动委员会的代表。
[1] 约翰·杰里米·索普（John Jeremy Thorpe，1929年4月29日——2014年12月4日），自由党政客。生于保守党政客家庭，五十年代初开始投身自由党的政治活动，1959年首次当选为下议院议员，1967年1月18日——1976年5月10日担任自由党党魁，1976年5月10日辞职。——中译者注
[2] 自由党（Liberal Party）是英国老牌资产阶级政党，1859年6月9日由辉格党、激进党等几个党派合并而成，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和二十世纪初曾是英国两大政党之一，但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逐步衰落。1988年3月2日与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SDP）合并为自由民主党（Liberal Democrats）。——中译者注
[3] 阿尔斯特统一党（Ulster Unionist Party，UUP）是北爱尔兰一个主张与英国保持统一的保守主义政党，1905年3月3日成立，该党与保守党关系密切，在1921—1972年间曾是北爱尔兰的执政党。——中译者注
[4] 乔治·布朗自1945年7月5日起，连续25年在贝尔帕（Belper）选区当选为下议院议员，但在1970年6月18日的大选中，他输给了保守党候选人乔弗里·斯图亚特—史密斯（Geoffrey Stewart-Smith，1933—2004）。——中译者注
[5] 从1910年到1914年，英国工人阶级接连发动了多次大规模的、战斗性较强的罢工，震撼了英国社会，史称“大暴动”（Great Unrests）。——中译者注
[6] 伦纳德·罗伯特·卡尔（Leonard Robert Carr，1916年11月16日——2012年2月17日），保守党政客，1970年6月20日——1972年4月7日任就业大臣，1972年4月7日——1972年11月5日任下议院领袖兼枢密院议长，1972年7月18日——1974年3月4日任内政大臣。——中译者注
[7] 索利哈尔（Solihull）是西米德兰兹的一个城市，罗孚公司在该城设有工厂。——中译者注
[8] 斯皮克（Speke）是利物浦的一个地区，标准凯旋公司在该地区设有工厂。——中译者注
[9] 林伍德（Linwood）是苏格兰中部的一个小城，克莱斯勒公司在当地设有工厂。——中译者注
[10] 迪德科特（Didcot）是牛津南部的一个城镇，位于牛津南方24千米处。——中译者注
[11] 迈克尔·约瑟夫·爱德华·库利（Michael Joseph Edward Cooley，1934——），生于爱尔兰，七十年代末在卢卡斯航空航天公司（Lucas Aerospace）担任设计师，并积极参加工会运动，参与制定了著名的“卢卡斯计划”（Lucas Plan）。——中译者注
[12] 科林·哈格里夫斯·皮尔森（Colin Hargreaves Pearson，1899年7月28日——1980年1月31日），英国法官，上议院议员，曾多次担任劳资纠纷调查团主席。——中译者注
[13] 所谓“照章怠工”（work-to-rule）是指这样一种工人斗争：工人故意严格地、一板一眼地、甚至是吹毛求疵地遵守规章制度工作，让劳动生产率大大降低，比方说，质检员故意用特别严格的标准去检查产品，将略有瑕疵、但按原先的标准仍可算作合格品的产品列为废品，使合格产品的产量大为减少。——中译者注
[14] “拒绝加班”（overtime ban）是指这样一种工人斗争：工人严格按照合同上规定的时间出工，绝不多加一分钟班。——中译者注
[15] 托马斯·杰克森（Thomas Jackson，1925年4月9日——2003年6月6日），14岁开始当电报员，1955年当选为邮政工人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1967—1982年当选为邮政工人工会总书记，1978—1979年担任工会大会总委员会主席。——中译者注
[16] 邮政工人工会（Union of Post Office Workers ，UPW），1920年1月1日由邮递员联合会（Postmen’s Federation）、邮政与电报职员协会（Postal and Telegraph Clerks’ Association）和弗塞特协会（Fawcett Association）合并而成。1980年改称通讯工人工会（Union of Communication Workers，UCW），1995年与全国通讯工会（NCU）合并为通讯工人工会（Communication Workers Union，CWU）。——中译者注
[17] 上克莱德造船有限公司（Upper Clyde Shipbuilders，UCS）是苏格兰的一家造船联合企业，1968年2月由克莱德河（River Clyde）上的五家造船企业合并而成。1971年6月进行破产清算。随后，该公司的工人在船坞内“留岗工作”（work-in），而没有选择静坐罢工。1972年2月，保守党政府向工人做出了让步。——中译者注
[18] 马拉松石油公司（Marathon Oil Corporation）是美国一家生产石油和天然气的公司。上克莱德造船有限公司破产后，它的一个船坞被马拉松石油公司收购。——中译者注
[19] 工作研究（work-study），即前文中出现的工作和时间研究。——中译者注
[20] 拉斯金学院（Ruskin College）是牛津的一所独立教育机构，附属于牛津大学，专门为文化水平较低的成年人提供教育，1899年成立。——中译者注
[21] 巴恩斯利（Barnsley）是英格兰北部的一个城镇，位于谢菲尔德以北，曾是煤矿业重镇。——中译者注
[22] 多·米尔（Daw Mill）位于沃里克郡，曾是英国最大的煤矿。——中译者注
[23] 阿瑟·斯卡吉尔（Arthur Scargill，1938年1月11日——），生于矿工家庭，15岁开始当矿工。1955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Young Communist League），1956年当选为约克郡共青团主席，不久后当选为共青团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1957年参加全国矿工工会。1962年参加工党。活跃于全国矿工工会，领导了多次重要罢工。1974—1981年担任全国矿工工会约克郡地区主席，1982—2002年担任全国矿工工会主席。——中译者注
[24] 理查德·奥姆·威尔伯弗斯（Richard Orme Wilberforce，1907年3月11日——2003年2月15日），英国法官，1964—1982年担任常任上诉法官（Lord of Appeal in Ordinary）。——中译者注
[25] 帕特里克·阿瑟·戴夫林（Patrick Arthur Devlin，1905年11月25日——1992年8月9日），英国法官。1948年10月14日——1960年1月8日任英格兰及威尔士高等法院法官，1960年1月8日——1961年10月11日任英格兰及威尔士上诉法院法官，1961年10月11日——1964年1月10日任常任上诉法官。1964年退休。——中译者注
[26] 1964年10月，劳动部组织了以戴夫林法官为首的调查团，对港口运输业的劳资纠纷进行调查。1965年7月，戴夫林调查团发表了报告，建议将港口工人“正规化”，让码头工人工会作为码头工人的代表参加全国联合委员会等。——中译者注
[27] 彭顿维尔（Pentonville）是伦敦中部的一个区，该地设有皇家彭顿维尔监狱（HM Prison Pentonville）。——中译者注
[28] 托比·奥斯丁·理查德·威廉·洛（Toby Austin Richard William Low，1914年5月25日——2000年12月7日）。保守党政客。曾于1959年担任保守党副主席。1962年受封奥尔丁顿男爵（Baron Aldington）。——中译者注
[29] 1945年，英国码头工人发动大罢工，工党政府向码头工人做出了让步，1947年，英国议会颁布了《全国港口劳动计划》（National Dock Labour Scheme），由国家港口劳动局（National Dock Labour Board）负责落实监督，国家港口劳动局下设多个地方局，每个地方局由数量相等的码头工人代表与资方代表组成，负责登记雇主与工人、支付工资、监督工人雇佣等。——中译者注
[30] “黑工”（lump）是当时盛行于未建立工会组织的工地上的一种发工资的形式，雇主把工人的工资一次性用现金发放，不用扣税，不用交社保保险，代价是工人要放弃自己的法定劳动权益。——中译者注
[31] 施鲁斯伯里（Shrewsbury）是英格兰西部的一个城镇，位于伯明翰西边的塞文河畔。——中译者注
[32] 戴斯·沃伦（Des Warren，1937年10月10日——2004年4月24日），建筑工人，建筑及相关行业及技术员工会（Union of Construction, Allied Trades and Technicians，UCATT）积极分子，在1972年建筑工人罢工中表现活跃，并积极参加纠察队。1973年与里奇·汤姆林森一同被捕，以“共谋恐吓”的罪名，被判处三年徒刑。由于在狱中饱受虐待，健康严重受损，最后因帕金森病逝世。——中译者注
[33] 埃里克·汤姆林森（Eric Tomlinson，1939年9月26日——），绰号“里奇”（Ricky），英国演员。1972年积极参加了建筑工人的纠察队。1973年与戴斯·沃伦一同被捕，并以“共谋恐吓”的罪名被判处两年徒刑。——中译者注
[34] 贝辛斯托克（Basingstoke）是英格兰中南部的一个城市。——中译者注
[35] 索尼克洛夫特（Thornycroft）是英国一家生产军用车辆、公共汽车和卡车的公司，位于贝辛斯托克，1896年由海军工程师约翰·艾萨克·索尼克洛夫特（John Isaac Thornycroft，1843—1928）创立。1948年改称索尼克洛夫特运输设备公司，1961年被联合商用车辆公司（Associated Commercial Vehicles，ACV）收购，1962年ACV被利兰公司收购，利兰公司与英国汽车公司合并后，索尼克洛夫特公司便成为英利公司的子公司。——中译者注
[36] 伊顿公司（Eaton Corporation）是一家大型跨国公司，总部设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1911年创立。——中译者注
[37] 萨德伯里（Sudbury）是英格兰萨福克郡的一个城镇。——中译者注
[38] 圣吉尔斯（St Giles）是牛津的一条大道，在其北端有圣吉尔斯教堂（St Giles’ Church）。——中译者注
[39] 厄内斯特·阿尔弗雷德·塞西尔·罗伯茨（Ernest Alfred Cecil Roberts，1912年4月20日——1994年8月28日），工会官僚，工党政客。13岁开始在煤矿工作。1957—1977年担任工程工联总书记助理，1979—1987年代表工党当选为下议院议员。——中译者注
[40] 卫生与社会保障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Social Security，DHSS）是英国的一个政府部门，1968年由卫生部（Ministry of Health）同退休金与国民保险部（Ministry of Pensions and National Insurance）合并而成，1988年拆分为卫生部（Department of Health）与社会保障部（Department of Social Security）。——中译者注
[41] 维特尼（Witney）是牛津郡的一个城镇，位于牛津以西19千米处。——中译者注
[42] 史密斯集团（Smiths Group）是英国一家经营工程业的公众有限公司，1851年于伦敦创立。——中译者注
[43] 哈维尔（Harwell）是牛津郡的一个城镇，位于牛津以南21千米处，当地设有核能研究所（Atomic Energy Research Establishment）。——中译者注
[44] 约瑟夫·戈姆利（Joseph Gormley，1917年7月5日——1993年5月27日），工会官僚。14岁开始当矿工，1961年担任全国矿工工会西北地区书记，1963年当选为全国矿工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1971—1982年担任全国矿工工会主席。——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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