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奋勇斗争的年代（2010）
5．“扑灭纷争”
1968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在这一年里，在越南有春节攻势，在捷克斯洛伐克有布拉格之春，在法国有五月风暴。
对于英国——其实是全欧洲——的产业激进分子来说，这些事件，特别是五月风暴，是非常振奋人心的。戴高乐正在国外，由于机场已经关闭，可能无法回国。许多工厂被占领；工人占领了工厂，掘墓人占领了墓地，足球运动员占领了运动场。在巴黎北部，红旗在被占领的雷诺汽车厂上空高高飘扬。法国各大城市里，群众天天都在游行，跟防暴警察战斗。
鲍勃·弗莱尔激动不已。他觉得欧洲工人阶级——他认为自己与欧洲工人阶级是一体的——已经奋起了。法国的罢工浪潮开始后，厂里正好举行了一次联席会议，全厂300名会员代表都出席了。会议开始时，鲍勃引用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右翼不高兴了。弗莱尔没理睬他们，会议继续讨论法国的形势，并决定同正在罢工的法国汽车工人建立联系。后来，戴高乐（在法国共产党的配合下）重新控制局面后，企图取缔法国的极左组织，厂里的会员代表便参加了反对取缔极左组织的活动。
而在英国，哈罗德·威尔森为了压制不断高涨的工人战斗性，迈出了最大的一步：他直接照搬保守党的政策，打算推出一系列反工会法案。
他任命芭芭拉·卡塞尔为就业与生产力大臣，企图通过她同工会搞好关系——她具有左翼背景，跟杰克·琼斯和休·斯坎隆[1]关系不错，而琼斯和斯坎隆已经成为工会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两人又都具有共产党的背景。
1969年1月，卡塞尔推出了法律草案《扑灭纷争：劳资关系政策》（In Place of Strife:A Policy for Industrial Relations），这是工党推行反工会立法的第一步。这是一部非常严酷的法律。它授予大臣这样的权力：“在警告劳资双方后，大臣可以下达必要的命令，责令双方复工，在28天之内不得进行产业行动”。她把这段时间叫做冷静期；我们则把它叫做破坏期，因为它的目的就是破坏罢工。
它还授予大臣这样的决断权：在“必要的时候”，大臣可以下令举行不记名投票——也就是说，只要大臣认为投票结果会对罢工行动不利，就可以下令举行投票。卡塞尔公开承认这一点，并声称她已经做出了让步，她原本的打算是：在每一次罢工之前，都必须举行不记名投票，因为在大多数纠纷中，工会会员往往都比工会领袖更有战斗性。如果工会领袖在谈判中以举行罢工相威胁时，都必须举行投票的话，他们就会发现自己被罢工投票牢牢束缚住了。
这份白皮书建议成立劳资委员会——某种形式的劳资关系法庭，并且有权对工会或会员个人处以罚款。在对会员个人处以罚款时，可以通过从工资中扣除的方式进行。卡塞尔声称，这样可以使工人避免坐牢——但是，如果工人拒绝执行法庭的命令，仍然会触犯“藐视法庭”的罪名。
这份白皮书还建议成立劳资关系委员会（Commission on Industrial Relations，CIR）。它的职能是促进谈判安排与议事协议的改革。它鼓励引入“工人参与”和工人经理，并推行新的工资结构——但要削减谈判队伍的人数！
这一切都与工会与雇主协会登记处（Registrar of Trade Unions and Employers’ Associations）有关。工会必须向这个机关登记，还要遵守它制定的一大堆规矩，涉及纪律、选举、罢工投票——最重要的——会员代表的职能等方面。
口是心非的工会大会
工会大会的政策是反对反工会法案，所以它本来应该是反对“扑灭纷争”法案的。但是，卡塞尔在她的书《卡塞尔日记》（The Castle Diaries）中披露，工会大会的领袖在“扑灭纷争”法案的问题上耍弄的两面派手法，即使是以他们自己的标准来判断，都是十分卑劣的。而且，后来发生的事实，也完全符合她的说法。
她写了这么一件事：在她写完“扑灭纷争”法案的草稿后，1968年12月中旬，她跟工会大会总书记乔治·伍德科克[2]进行了秘密讨论，而伍德科克的积极回应让她大吃一惊：
下午我单独会见了乔治·伍德科克。我一时冲动，决定向他和盘托出……他沉默地听完了我的概述，然后出乎意料地说：他认为这里面没有什么会惊动工会运动的东西。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他请求我完全信任工会大会财政与一般性事务委员会，就像我信任他一样。就在他离开前，我随意地对他说起，在圣诞节后，我应该同他讨论一下劳资关系委员会主席的人选。他企图让表情保持平静，但他的眼皮却眨了几下，我几乎能感觉到他的野心在膨胀。（第574页）
然后，卡塞尔正式地、但又秘密地会见了工会大会财政与一般性事务委员会，提出了她的草案：
乔治说他们全都同意发誓保密。所以我就介绍了自己的草案……在我讲的时候，气氛是平静、严肃的。就连提问都是悄声的，没有任何攻击。弗兰克·卡森斯频频皱眉，而乔治则继续面无表情。（第576页）
1969年1月2日，卡塞尔同时会见了工会大会和英国工业联合会[3]，并提交了草案。然后伍德科克变得更加热情了，并接受了她提出的劳资关系委员会主席职位：
会后，我的手下把乔治·伍德科克悄悄请进我的房间，然后我正式向他提议，由他出任劳资关系委员会主席。虽然他小心翼翼地控制自己的反应，但我还是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他的野心被点燃了。他反复地说，他觉得这个白皮书非常完美。然后他几乎是狂热地说，我给了工会运动一个机会，这正是他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不难料想，我的惩罚性条款可以刺激工会把自己的工作做好。（第528页
[4]）
工会大会反对“扑灭纷争”法案
1月7日，工会大会总委员会讨论了“扑灭纷争”法案，并一致反对该法案，还发表了一个措辞强硬的决议。
这让卡塞尔大为不悦。她说，就在工会大会总委员会作出这个决定后，伍德科克马上给她打电话，向她保证一切都会顺利进行，并建议她保持冷静。她对伍德科克说：“那就好，可是工会领袖私底下总是说得很好听，在公开场合却又总是攻击我们，就因为我们做了该做的事情，而他们明明知道这些事非做不可，我真的有点烦了。”（第584页）
一月底，伍德科克离开了工会大会，当上了劳资关系委员会主席。这就是他的结局。总算甩掉这个祸害了，只能这么说。
新任工会大会总书记是维克托·菲瑟[7]，据卡塞尔所述，一切马上又跟往常一样了。就在他当上总书记的那一天，他同卡塞尔吃了顿便饭，并向卡塞尔保证一定会让法案通过。“我觉得他也许会是个很棒的总书记”，她是这么写的！（第595页）
菲瑟后来写了两篇攻击“扑灭纷争”法案的文章——一篇发表在雇主的杂志上，另一篇发表在苏联工会的杂志上。卡塞尔大为惊慌，并安排了另一次私下会谈。她说：“我把他的文章当真了，这似乎让他很吃惊。”但是，他解释说，在公开场合他只能这么说。一个像她这样经验丰富的政客，不该把他的场面话当真！
他向她保证，当工会大会总委员会在2月27日讨论这个法案时，他一定会发表建设性的意见。他以屈尊俯就的态度劝她放心：“亲爱的，一切都会顺利的。”（第602页）
反对“扑灭纷争”法案的罢工浪潮
下一件事，就是要在工会内发动反对“扑灭纷争”法案的运动；这引发了英共和社工盟的争吵——这两个左派组织都具有为此采取一些行动的能力。
社工盟建议把2月8日定为行动日。而英共通过它在工业中的分支——保卫工会联络委员会（保联委，LCDTU）——建议把2月27日，也就是工会大会总委员会讨论这个问题的日子，定为行动日，因为这个日子更好。十万工人举行了罢工，三千人到工会大会的会场去请愿。对于一次非正式行动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有的罢工是由社工盟成员发动的——比如说利物浦码头的罢工——但我们没能让装配厂停工。这是一次直接的政治罢工，而各工会的召集者却对此含糊其辞。
于是，社工盟便建议在5月1日[8]那天行动，举行总动员。但是，要让装配厂停工还是非常困难。各工会的召集者依然不肯明确表态，我们只能发起请愿，要求召开会员代表联合委员会紧急会议，讨论这个问题，这次紧急会议最后在3月5日召开了。雷格·帕森斯建议拥护罢工，我也附和他的意见。右翼分子反对罢工，但没有为他们的立场争辩。最后只有一人投了反对票。会员代表联合委员会的决议还得到了运输工会5/55分会和工程工联牛津地区委员会的支持。
但是，怎样贯彻执行这个决议，依然是个问题。我要求举行群众大会，但鲍勃·弗莱尔和莱斯·格尔（时任工程联召集者）决定，只需要简单地宣布全厂罢工，并在各处门口拉起纠察线就可以了。
这让右翼如获至宝。就在罢工前一周，几个工段的右翼会员代表提出抗议。北部厂区的一个夜班工段不愿执行罢工的决定。第二天，克利夫·斯莫尔（Cliff Small）——新上任的代表我们厂的专职干部——值得表扬地向媒体宣布：“分会做出了拥护罢工的决定，我们的会员都应当支持分会的决定。”
但是，汽车工会的专职干部比尔·汤普森（Bill Thompson）却背道而驰。他发表声明，要求他的会员无视罢工号召，继续上班。
形势一下子变得很危急了，但是会员代表们再次举行会议，谴责了汤普森的行为，并再次决定支持罢工。汽车工会召集者吉姆·巴森（Jim Barson）和他手下的几个会员代表退席抗议。巴森一直坚决反对左派。他以前从来没参加过工会，直到五十年代末，鲍勃·弗莱尔发动涂装车间全体工人参加工会时，他才被迫加入工会。他仇恨勇敢的弗莱尔。他不肯参加运输工会，而是参加了汽车工会，当时汽车工会只在内饰车间有组织。后来，他在六十年代初当上了汽车工会的召集者，从此就总是跟左派作对。
他们退席后，会员代表们也回到了各自的工段，为罢工做准备。
在货运部，我们决定：要让整个部门坚决拥护罢工，我们得先举行群众大会，让大家接受罢工。这次大会开得很艰难。右翼分子说他们不赞成“扑灭纷争”法案，但罢工行动并不是反对这个法案的最好方法。但在表决中，支持罢工的人与反对罢工的人的比例是2:1——也就是说，现在全厂都要停工。这个消息传出去后，反对派也销声匿迹了。
在罢工那一天，工会组织了强力的纠察队，全厂的工人几乎百分之百停工了。服务部也全部停工了，使考利的罢工人数达到了近一万人。但车身厂的情况却大不一样。5/60分会不支持罢工，所以车身厂照常运转。
全国有二十五万人罢工。伦敦有十万人罢工，建筑工地、码头和全国性报纸都受到了影响。十五万人前往工会大会总部游行。在利物浦的码头、建筑工地、邓禄普公司[9]和壳牌[10]炼油厂都发生了罢工。有一万人向码头顶[11]游行。
3月3日，议会对“扑灭纷争”法案进行了讨论。这个法案在工党议员中间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有55人反对、40人弃权。威尔森只能依靠保守党的支持，才能使议会中的大多数议员支持这个法案。在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表决中，有16人投了反对票，仅有5人投了赞成票。
工会大会提出了“备选方案”
但是，随着反对“扑灭纷争”法案的运动日渐浩大，工会大会也准备插手了。6月5日。工会大会在克洛伊顿（Croydon）举行特别大会，决定自己的政策。
这次大会通过了《行动纲领》（A Programme for Action），将其作为自己的政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行动”不是反对“扑灭纷争”法案的行动，而是让各个工会行动起来，反对自己的会员！它号召各个工会自己压制会员们的非正式行动，这样一来，“‘扑灭纷争’法案就变得没有必要了’”！
在这次特别大会召开之前，菲瑟带着这个文件，秘密求见威尔森和卡塞尔，询问他们是否愿意接受这个文件，作为撤回“扑灭纷争”法案的基础。威尔森拒绝了，因为这个文件不够强硬。卡塞尔在她的书里是这样记载的：“在压力下，维克[12]承认，工会大会的文件确实有一些软肋，但他又辩称，如果他提出更加强硬的方案，他恐怕也要倒霉！”（卡塞尔，第560页）
不过，威尔森又建议，在特别大会召开之前，再举行一次会面。据卡塞尔记载，威尔森的目的是“……同工会大会的几个重要人物进行彻底的、私密的讨论……哪怕是对总委员会也要保密。”卡塞尔说，她已经准备动身度假，但是如果安排好了会面时间，她一定会赶回来。（第656页）
结果，她的假期过得非常舒服。她是在亚得里亚海上，乘着查尔斯·福尔泰[13]的游轮度假的！她回忆说，福尔泰让她、她的丈夫、还有陪同他们的理查德·克洛斯曼享受到了最为舒适的假期，而她一点都不觉得不好意思。福尔泰甚至还用飞机把皇家饭店[14]的侍者领班运去伺候他们。据卡塞尔记载，他的服务可谓无微不至。
6月1日——距离特别大会还有四天——卡塞尔被从度假中召回来参加会面，这次会面是在白金汉郡（Buckinghamshire）的首相乡间别墅[15]举行的。出席会面的有维克·菲瑟和杰克·琼斯，还有刚刚在公共场合痛批“扑灭纷争”法案的休伊[16]·斯坎隆。
卡塞尔说，会面的气氛“非常欢快。休伊·斯坎隆刚刚在演讲中向我们宣战，可在会谈中根本看不出来！”然后她写道：
烤鸭和调味品上桌后，哈罗德就开始谈正事了。“维克，你现在怎么看？”起初还有一些争论。但是，“几杯白兰地下肚后”，事情就开始“明朗了”。休伊很坦诚。他说：“还是面对现实吧。究竟是我们的计划能管用，还是你们的计划管用，这都不是关键。事实就是我们的人不想接受政府的干预。”他直率地提醒我们，他正在领导着自己的手下，彻底地反对白皮书，所以他个人目前陷入了困难的处境。另外，他马上还要参加工会主席的选举，有人可能会指责他突然变卦。但他还是打算支持工会大会的方案，不管要付出什么代价。（卡塞尔，第661页）
威尔森要求工会大会作出承诺：工会大会的方案一定要明文规定，凡是违反这个方案的规定的工会会员，都将被开除。菲瑟则劝说威尔森接受工会大会的现有方案。他还说，要是威尔森不打算接受这个方案，工会大会就会反对“扑灭纷争”法案——当然，从一开始他们在公开场合就是这么做的！
这次会面最后没有达成任何正式协议，但双方都明白，交易已经做成了，如果工会大会的方案能在克洛伊顿大会上获得通过，威尔森就会接受这个方案，并撤回“扑灭纷争”法案。
克洛伊顿特别大会
保联委和社工盟都号召群众到克洛伊顿特别大会去请愿。我们派去了一个由会员代表组成的代表团。社工盟做了精心准备，在请愿群众中间夹了一辆宣传车。比尔·亨特[17]——一位老资格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利物浦卢卡斯CAV[18]的会员代表之一——要求发动总罢工，并要求工党召开紧急大会，罢免威尔森的工党党首职务。
菲瑟在大会上介绍了总委员会的政策。他说得不能再清楚了。他对代表们说，工会大会的方案《行动纲领》的目的是“避免与解决争端，在必要的情况下，对拒绝接受工会运动经民主程序作出的决定的会员进行处分。”总委员会亲自处理全国性的争议，而地方性的争议则交给争议委员会处理。因此，一旦必须执行总委员会或争议委员会的决定，工会就得按照自己的规定，对自己的会员进行处分。他说，必须明确规定，任何人如果违抗工会领袖的决定，那就是“把自己的利益置于全体会员之上，必须做好接受同事们的审判的准备。”
《行动纲领》在大会上以绝大多数获得通过——7909000票赞成，846000票反对。总委员会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工会同意为雇主和政府充当保安，替他们约束自己的会员。
请愿结束后，社工盟举行了会议，讨论了大会的结果。大约300人出席了会议，我也在会上发言。我说，如果工会要开始处分激进分子，我倒要看看哪个产业、哪个工厂的工会敢带头这么做！
威尔森撤回“扑灭纷争”法案
威尔森起初不愿接受工会大会的方案。但是，几天后，他同工会大会举行会面，改变了主意。他撤回了“扑灭纷争”法案，改为支持工会大会的方案。在媒体的报道中，似乎政府屈辱地退让了。“扑灭纷争”法案确实是被击败了，这是非正式运动的胜利，尽管工会领袖耍弄各种两面派手法，非正式运动依然赢得了胜利。但是，在这个胜利果实之中，还藏有一根危险的毒针，它的目标正是非正式运动本身。
不过，从“扑灭纷争”法案被收回，到1970年6月的大选这段时间里，工会大会的方案并没有得到实行。政府与工会大会的交锋，使双方两败俱伤，在大选前的预热阶段，双方都不想重开战端——民意调查显示，工党在大选中胜算较大。
然而保守党党魁爱德华·希斯另有打算。他在竞选宣言中赞赏“工会大会通过自己的机关，惩处以违规的或非正式的行动破坏产业和平者的坚决意志”，但又谴责了威尔森撤回“扑灭纷争”法案的举动，并发誓，只要保守党上台，他就会发动新一轮反工会立法，取代“扑灭纷争”法案：
1969年是我国有史以来罢工最多的一年。就在工党政府声称形势已经非常严峻、立法对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时候，仅在1970年头三个月，就发生了1134次罢工，大大超过了去年同期的718次。形势恶化得如此急剧、严重，都是由于工党未能把自己的改善劳资关系的政策贯彻到底所致。
在新一届议会第一次开会时，我们就要推行一套全面的劳资关系法案。它将提供适当的法律框架，使管理层、工人和工会能在这种法律框架之内改善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赞赏工会大会通过自己的机关，惩处以违规或非正式行动破坏产业和平者的坚决意志。但这并不能取代我们准备推行的一整套全新的、公正的、合理的规则。
我们的目标，是加强工会及其正式领导层，给其提供一些制约手段，使其能够约束非正式少数派，不让他们发动不负责任的行动。现在工人动不动就罢工，而我们的目标就是创造条件，使罢工成为最后手段。
希斯的如意算盘是：一旦保守党上台，就要利用威尔森的退堂鼓大做文章，推行反工会法律。
[1] 休·帕尔·斯坎隆（Hugh Parr Scanlon，1913年10月26日——2004年1月27日），工会官僚。生于墨尔本，两岁丧父后，被母亲带回英国。11岁开始当仪器工人学徒，并参加了工程联。1937年参加英共。1947年开始担任工会专职干部。1954年退党。1968—1978年担任工程联主席，1978—1979年担任造船业与制造业工会联合会主席，1979年退休。——中译者注
[2] 乔治·伍德科克（George Woodcock，1904年10月20日——1979年10月30日），12岁开始进入棉纺厂做工，1924年开始担任工会干部，1936年进入工会大会，1947年担任工会大会总书记助理，1960—1969年担任工会大会总书记。——中译者注
[3] 英国工业联合会（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CIB）是英国工业界的雇主组织，由140个行业协会组成。1965年成立。——中译者注
[4] 原文如此，疑为“第578页”之误。——中译者注
[5] 理查德·霍华德·斯塔福德·克洛斯曼（Richard Howard Stafford Crossman，1907年12月15日——1974年4月5日），工党政客，1960年10月7日——1961年10月6日任工党主席，1964年10月16日——1966年8月11日任住房与地方政府大臣，1966年8月11日——1968年10月18日任枢密院议长兼下议院领袖，1968年11月1日——1970年6月19日任社会服务大臣。——中译者注
[6] 丹尼斯·温斯顿·希利（Denis Winston Healey，1917年8月30日——2015年10月3日），工党政客，1964年10月16日——1970年6月19日任国防大臣，1974年3月5日——1979年5月4日任财政大臣，1980年11月4日——1983年10月2日任工党副党首。——中译者注
[7] 维克托·格雷森·菲瑟（Victor Grayson Feather，1908年4月10日——1976年7月28日），14岁开始做工，并加入造船工会工人，15岁当选为会员代表，21岁当选为分会主席。1937年加入工会大会。1960—1969年任工会大会总书记助理，1969年2月26日——1973年9月7日任工会大会总书记，1973—1974年任欧洲工会联合会主席。——中译者注
[8] 原文如此，疑为“3月1日”之误。——中译者注
[9] 邓禄普橡胶公司（Dunlop Rubber）是一家生产橡胶产品的跨国公司，1889年成立，1985年被BTR集团收购。——中译者注
[10] 壳牌石油公司（Shell Oil Company）是美国一家石油公司，1912年成立，它是荷兰皇家壳牌（Royal Dutch Shell）的美国分公司。——中译者注
[11] 码头顶（Pier Head）是利物浦市中心的历史码头区，2004年作为利物浦海事商城（Liverpool Maritime Mercantile City）的一部分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中译者注
[12] 即维克托·菲瑟，“维克”（Vic）是“维克托”的昵称。——中译者注
[13] 查尔斯·卡尔米内·福尔泰（Charles Carmine Forte，1908年11月26日——2007年2月28日），生于意大利，四岁时随家人移居苏格兰。1935年开始进入餐饮业，逐渐成为英国餐饮业与旅馆业巨头。——中译者注
[14] 皇家饭店（Hotel Café Royal）是伦敦一家著名五星级酒店，位于摄政街68号，1865年由法国酒商达尼埃尔·尼古拉·泰维农（Daniel Nicholas Thévenon，1833—1897）出资建造。1954年被福尔泰控股公司收购。——中译者注
[15] 契克斯阁（Chequers Court）是英格兰白金汉郡东南方的一座庄园。1921年由业主阿瑟·汉密尔顿·李（Arthur Hamilton Lee，1868—1947）捐给国家，从此成为英国首相的乡间别墅。——中译者注
[16] “休伊”（Hughie）是“休”的昵称。——中译者注
[17] 比尔·亨特（Bill Hunter，1920年？月？日——2015年7月9日），英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老战士，二战期间参加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ILP），后转入革命共产党（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RCP），革命共产党瓦解后，追随杰里·希利，参加了“俱乐部”（The Club）、社会主义工人同盟与革命工人党。1985年革命工人党瓦解后创立了国际社会主义者同盟（International Socialist League，ISL）。——中译者注
[18] 卢卡斯工业公司（Lucas Industries）是英国一家生产汽车与飞机配件的制造商，1860年成立。CAV公司在1926年被卢卡斯工业公司收购后，成为卢卡斯工业公司的分公司，1978年改称卢卡斯CAV公司。——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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