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奋勇斗争的年代(2010)
序言
在农场里当了四年体力工人,又在陆军里当了三年兵之后,我在1959年进入了莫里斯汽车装配厂工作,这家工厂很大,位于牛津附近的考利(Cowley),我在那里当过货运司机的会员代表[1]、该厂运输工会副召集者[2]、会员代表联合委员会主席和运输工会分会主席,本书就是这家工厂发生过的工会斗争与政治斗争的第一手记录——我甚至敢说这是独一无二的记录。
从六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期,这家工厂的车间运动蓬勃发展,总是与管理层、工会官僚和历届政府发生激烈斗争,经常登上报纸头条。
我以前就这个课题写过两本书:《从战斗性到马克思主义》(From Militancy to Marxism),出版于1987年;《在考利厂内》(Inside Cowley),出版于1998年;现在这本书,是前两本书的彻底重写。在写作本书时,我大大缩减了篇幅,把篇幅集中在叙述主要事件上,并尽量让二十一世纪的读者更容易理解。我还加入了最近才获得的有意思的新材料。
从1968年到八十年代中期,是一段奋勇斗争的时期,这段时期是二十世纪英国工会运动的高峰,本书讲述的就是这段时期。所以,本书既讲述了七十年代初爱德华·希斯的保守党执政时期的激斗岁月,也讲述了在七十年代末工党的执政期快结束时发生的“宿怨之冬[3]”,在1979年的“宿怨之冬”中,罢工日[4]达到了三千万天,这是战后的历次罢工中罢工日最多的一次。接下来,本书讲述了从1979年5月撒切尔上台到1984/85年的矿工大罢工这段时期内的历次斗争——矿工大罢工的失败,导致了这段奋勇斗争时期的结束。
1968年是一个非凡的年份。在这一年里,英国的产业斗争剧增,罢工日达到了近500万天——这是十年以来的最高数字。达格纳姆(Dagenham)福特工厂的女性车衣工为了争取男女同酬,举行了三周的罢工,催生了同酬法[5]。
在国际上,1968年有越南的春节攻势[6]、法国的五月风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1974年有葡萄牙革命、希腊军政府倒台。1975年,美国在越南战败,迫使美帝国主义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转入守势。在拉丁美洲,阶级斗争的高涨,引发了智利的皮诺切特政变。在迅速壮大的会员代表运动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变得激进化了,我就是其中之一。
本书通过讲述莫里斯工厂内的多次斗争,展示了工会领导对这段激斗时期、对基层工会运动不断增长的战斗性、自信心与独立性是如何反应的。
莫里斯工人具有悠久的斗争传统,他们经常同糟糕的劳动条件和专制的管理层进行艰苦的斗争。到了六十年代末,莫里斯工厂是全国最有战斗性、组织水平最高的工厂之一。全厂一万两千名工人全都参加了工会,基层工会运动生机勃勃。厂里建起了强大的会员代表联合委员会,由300人组成,他们代表了厂里的六个蓝领工会。工资涨了不少,劳动条件也大大改善了。
但是,本书接下来还要讲述的是:管理层、历届政府,还有工会——特别是厂里最大的工会,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自己的领袖和专职干部,是怎样长年累月地对这个如此成功的基层工会运动进行恶毒攻击的。有些人是受人指使的,这些人部分是因为受到了管理层(有时是政府)的压力,部分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忠于工党——特别是在工党执政时期。其他人则是因为痛恨会员代表运动的独立性——会员代表运动取得了相当的独立性,迫使他们不得不服从。
我们这些在厂里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当中,有些人成了托派,托派自然也不招那些大人物喜欢。不过,说到底,他们发狠对付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政治观点,而是因为我们是战斗性阶级斗争工会运动在基层的代表;这种工会运动要求把工人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还要为了保卫工人群众而同管理层进行不懈的斗争。
他们指责我们“有政治动机”,我们当然有政治动机。工会斗争哪能与政治无关。但是,指责我们的那些人也同样有政治动机。他们是工党党员或英共党员,对于参加工会斗争的工人来说,这两个党都是大有问题的。
工党在执政时,拼命地打压正在崛起的工会力量——正在崛起的会员代表运动和非正式权力,更是他们的主要目标。而英共——有的读者可能会大吃一惊——长期以来也一直是工会中的保守势力。
英共虽然不大,影响力却不小,但是,斯大林塞给它的改良主义纲领(通过议会道路实现社会主义),以及它同工会当权派建立密切关系的企图(这其实就是它的产业战略),磨掉了它的棱角。所以,在跟铁了心的老板对阵时,它就靠不住了,尤其是在工会官僚退缩的时候——很不幸,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它的表现就更加糟糕了。
我在1962年参加了英共,但是,由于英共同工会保守官僚的勾结,加上它为恐怖的古拉格百般辩护,所以,在1966年,我跟一些人转向了托洛茨基主义。
当然,工会的领导,或者说专职干部,并不都是一个样:有些人比其他人要好些。但是,说到底,他们是工会链条上的薄弱环节。这并不是极左套话(英共经常这样指责我们),而是工会生活的痛苦事实。这确实就是我们代表的广大工人群众的自发看法,他们大多把会员代表当成能够反映他们的渴望与需求的人,却把专职干部当成碍事的人。这在本书介绍的一系列关键斗争中也体现得非常清楚。
1970年,在反对哈罗德·威尔森[7]的“扑灭纷争”法案[8]的斗争中,工会领袖不但不肯支持反对该法案的非正式运动(并且背着群众,无耻地跟就业大臣芭芭拉·卡塞尔[9]沆瀣一气),反而还跟哈罗德·威尔森勾结起来,要克制工会会员的战斗性,照他们的说法,这样做就能“让这个法案失去必要性”[10]。
1979年,英利联合委员会[11]主席德里克·罗宾森[12]被迈克尔·爱德华兹[13]解雇后,他获得了英利工人的普遍支持,却遭到了他自己的工会主席特里·达菲[14]的暗算。
泰比特[15]颁布了一系列反工会法律之后,印刷工人的工会——全国印刷协会(印协)严格遵守工会大会的政策,在沃灵顿的《斯托克波特信使报》的印协会员斗争中,采取了坚决反对这些法律的立场,可是伦·穆瑞[16]和总委员会却拒绝贯彻执行他们自己定下来的政策,叛卖和抛弃了印协会员[17]。
这也在1984—1985年的矿工大罢工中最致命、最清楚地暴露了出来——矿工遭到了工会大会和主要工会领袖的孤立。矿工还遭到了尼尔·金诺克[18]和工党领导层的抛弃,以前矿工是他们的票仓,现在却成了“拉票毒药”(electoral liability),所以他们赶紧丢掉了这个烫手山芋。
在那段时间里,这一次又一次的叛卖,导致了明显的后果。它们为保守党大开方便之门,使保守党能在八十年代后半期疯狂打压工会,这不仅扑灭了人们心中高涨的希望,毁灭了二十多年来赢得的成果,也让工会运动倒退了几十年,至今未能复原。
既然工会领袖和专职干部跟老板们联手打压奋勇斗争的会员代表与车间积极分子,就不可能不损害工会运动的根基。毫无疑问,保守党政府趁机充分利用了这一切。他们毁坏了自己脚下的根基。
英国工会不是由官僚机构建立的,也不是由专职干部建立的,而是由会员代表运动和基层积极分子建立的——往往是通过非正式的组织形式建立的。削弱或破坏它们,就等于破坏工会运动的生力军。而且,建立、发展和保卫工会,从来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一旦停止前进,老板和政府就会步步进逼,逼迫它后退。
重建工会的力量,已经成为今天的紧迫任务,而要重建工会,就一定要吸取这些教训。希望本书介绍的这些经验,能够为推动这个过程做出一点贡献。
艾伦·索内特
2010年11月
[1] 会员代表(shop steward),又译“基层工会代表”、“工人代表”、“工会干事”等。会员代表是最贴近群众的工会干部,往往由基层工会会员选举产生,负责发展会员,围绕着工作单位中的各种问题把会员组织起来,代表会员同雇主谈判等。——中译者注
[2] 召集者(convenor)是指资历较深的工会代表,有时也叫资深会员代表(senior shop steward),他们一般具有比较丰富的处理劳资纠纷的经验,可以代表工作单位的会员,同管理层进行谈判。——中译者注
[3] “宿怨之冬”(winter of discontent)出自莎士比亚的戏剧《理查三世》(Richard III)的开场白:“现在我们严冬般的宿怨/已给这颗约克的红日照耀成为融融的夏景”(Now is the Winter of our Discontent / Made glorious summer by this sun of York)(《莎士比亚全集》,第四卷,第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方重译),后来被新闻界用来描述1978年至1979年的冬天,当年冬天是16年来最冷的一个冬天,同时,由于工党政府在1978年7月宣布实施入息控制,限制全国各地基层职工加薪不得超过5%的上限,引发了全英国各地工人相继罢工,1979年1月,货运业工人发动大规模罢工,造成全国瘫痪,1月22日,四大国有企业职工工会发动全国性罢工,迫使工党政府于2月收回5%上限的规定,罢工才告结束。——中译者注
[4] “罢工日”(strike day)是一个与“工作日”相对应的概念,它的计算方法与工作日相仿:1人罢工1日即为1个罢工日。——中译者注
[5] 1968年6月,福特汽车公司达格纳姆工厂的女性车衣工得知,自己的工种被划分为B类(Category B),即“技术水平较低的生产性工种”,而不是C类(Category C),即“技术水平较高的生产性工种”,所以她们的工资比男工低15%。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做法。女工于6月7日愤然举行罢工,经过三周的斗争后,迫使资方同意将女工的工资马上提升到只比男工的工资低8%的水平。这次罢工催生了《1970年同酬法》(Equal Pay Act 1970)。但是,要到1984年,女工进行了六周的罢工后,她们的工种才终于被划分为C类。——中译者注
[6] 1968年1月30日,即农历正月初一,越南人民军与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游击队发动了“新春总攻势与总起义”,在南方的100多个城镇向美帝侵略军与南越伪军发动全面进攻。这是越南战争中规模最大的地面行动,西方将其称为“春节攻势”。虽然人民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却未能实现最初的战役意图,但是,这次攻势沉重打击了美帝的战争意志,迫使美国总统约翰逊于1968年3月31日宣布美军将逐步撤出越南,扭转了这场战争的局势。——中译者注
[7] 詹姆斯·哈罗德·威尔森(James Harold Wilson,1916年3月11日——1995年5月24日),工党政客,1964年10月19日——1970年6月19日、1974年3月4日——1976年4月5日两次出任首相。——中译者注
[8] 1969年,哈罗德·威尔森同就业与生产力大臣芭芭拉·卡塞尔秘密起草了一份白皮书,名为《扑灭纷争》(In Place of Strife),建议通过立法,设立一系列束缚工会的制度(比如在举行罢工前,工会必须先举行投票表决;设立劳资关系委员会,落实劳资协议等),以此来削弱工会的力量。这个白皮书发表后,遭到了群众的激烈反对,最后未能成为法案。但它依然对《1974年工会与劳动关系法》(Trade Union and Labour Relations Act 1974,TULRA)产生了重大影响。——中译者注
[9] 芭芭拉·安·卡塞尔(Barbara Ann Castle,1910年10月6日——2002年5月3日),娘家姓贝茨(Betts)。工党政客,1945—1979年当选为下议院议员,1979—1989年当选为欧洲议会议员,1990—2002年当选为上议院议员。1964年10月18日——1965年12月23日任海外发展大臣,1965年12月23日——1968年4月6日任运输大臣,1968年4月6日——1970年6月19日任就业与生产力大臣,1974年3月5日——1976年4月8日任卫生与社会服务大臣。——中译者注
[10] 意思就是说,既然这个法案的目的是消除劳资纠纷,扑灭工人斗争,那么只要我们自己不闹事,就用不着这个法案了。——中译者注
[11] 英国汽车公司联合工会委员会(BMC Combined Trade Union Committee),在英国利兰成立后改称英利联合工会委员会(BL Combined Trade Union Committee),有时又称英利联合会员代表委员会(BL Combined Stewards Committee),通称联合委员会(Combine Committee),它是由英国利兰公司各工会的会员代表组成的一个非正式机构,虽然它不是工会的正式机构,却在工人群众当中拥有极大的影响力。下文中的“联合委员会”,如无特殊说明,均指英利联合工会委员会。——中译者注
[12] 德里克·罗宾森(Derek Robinson,1927年?月?日——2017年10月31日),生于克雷德利(Cradley),二战后进入汽车产业工作,不久后参加工程工联,1951年参加英共,从1966年到1974年曾代表英共参加过四次大选。在七十年代活跃于英国利兰汽车公司的工会运动,1975年担任伯明翰长桥(Longbridge)工厂工会召集者与会员代表。同年,英国利兰汽车公司破产,并被国有化。1977年,新任董事长迈克尔·爱德华兹(Michael Edwardes)上任后,推行“参与”制度,让召集者与会员代表参与公司管理。罗宾森起初支持“参与”制度,但在发表了批判管理层的小册子后被解雇(事后发现,这是特务机关MI5的阴谋)。工会会员曾打算为了保卫他而发动罢工,但未能通过罢工表决。——中译者注
[13] 迈克尔·爱德华兹(Michael Edwardes,1930年10月11日——),毕业于南非罗德斯大学(Rhodes University),1951年进入Chloride集团担任管理人员。1966年担任Alkaline Batteires总经理,1971—1977年担任Chloride行政总裁。1977年被任命为英国利兰汽车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82年离职。1984年担任国际计算机有限公司(International Computers Limited,ICL)董事长。——中译者注
[14] 特伦斯·达菲(Terence Duffy,1922年5月3日——1985年10月1日),英国工会官僚,1976年当选为工程工联执委会委员,1978年当选为执委会主席。1978—1985年当选为工会大会总委员会委员。——中译者注
[15] 诺曼·贝雷斯福德·泰比特(Norman Beresford Tebbit,1931年3月29日——),保守党政客,1981年1月5日——1981年9月14日任工业大臣,1981年9月14日——1983年10月16日任就业大臣,1983年10月11日——1985年9月2日任贸易与工业大臣,1985年9月2日——1987年6月13日任保守党主席。在大臣任上通过了多项反工会法案。——中译者注
[16] 里昂奈尔·穆瑞(Lionel Murray,1922年8月2日——2004年5月20日),工会官僚,工党政客,1947年担任工会大会干部,1969—1973年担任工会大会总书记助理,1973年9月7日——1984年9月7日担任工会大会总书记。——中译者注
[17] 沃灵顿(Warrington)的《斯托克港信使报》(Stockport Messenger)原本与印协签有封闭式合同(即只能雇佣印协会员),但是后来却出尔反尔,雇佣了工资较低的非会员。于是,印协便于1983年7月初举行罢工,到了11月,罢工扩散到全国,印协的纠察队员遭到警方袭击,导致多人受伤。工会大会总委员会经过表决,决定不给印协提供支持,导致罢工失败。——中译者注
[18] 尼尔·戈登·金诺克(Neil Gordon Kinnock,1942年3月28日——),工党政客,1983年10月2日——1992年7月18日担任工党党首。——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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