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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员斗争的两个故事
中国海员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 刘达潮
一、保卫红色工会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开始大屠杀革命工人，广东新军阀也马上磨刀霍霍，要在广州步蒋介石的后尘。他们到处搜捕、杀害工人领袖，限制工人罢工活动。这一切都预示着：反革命的暴风雨就要到来。
深夜，四周漆黑，只有省港罢工委员会办公大楼还有微弱的灯光。这里，熙熙攘攘的人群看不见了，门前显得非常冷静，但是，里面的工作人目却异常忙碌：有的在收拾文件，有的在清理账目，人人都很镇定。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我正在和一位同志作分别前的最后一次谈话。
他是罢工委员会的会计主任，共产党员。我是罢工委员会的会计，工人纠察队军需。在省港大罢工的日子里，我们俩一年多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一起战斗，成为最亲密的战友。可是，现在他就要离开罢工委员会，离开广州，和我们分别了。
“达潮，你撤退吧！”他严肃地说。
党的关怀深深地感动了我。但是，在这紧要关头，我首先想到的是党员同志的安全，是几十万罢工工人，而不是自己。我说：“你是党员，最好不要再多呆了。至于我，我是个海员，还不是共产党员，没有关系！”
“是的，你是个海员，是个真正的中国海员。虽然你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是，铁总是会炼成钢的，我相信你很快就会成为共产党员。”他歇了一会，望着窗外黑糊糊的天空中跳跃着的几颗星星，继续说：“你记住，永远记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天下总归是我们的。”
四月十五日（就是我们谈话后的第二天）早晨，大空还黑蒙蒙的，四周寂静无声。路旁的暗淡灯光下，各个交通要道都出现了岗哨，不时还有整队整队的军队跑步前进。当我们发觉的时候，敌人已经枪上膛，刀出鞘，如临大敌似地把罢工委员会包围。接着在工人纠察队驻地附近传来了密密的枪声，一直持续了几个钟头。
暴风雨终于来到了，这就是历史上臭名远扬的广州“四•一五”事变。我不得不率领一批革命工人，暂时离开广州，撤回香港。
新军阀在广州得势后，曾经被罢工工人打得失魂落魄的工贼又重新冒出头来了。
在省港大罢工时，绝大部分罢工工人都像钢铁一样，紧紧团结在革命工会周围，越烧越红，越打越硬。新军阀把革命工会看成是眼中钉，恨不得一个一个拔掉。但是，他们力不从心。他们想打，打不烂；想踢，踢不散。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公开封闭革命工会，只好使出“拉过去，派进来”的毒辣手段，派一批工贼混进革命工会，篡夺革命工会的领导权。
现在，这批工贼像臭虫一样，见缝就钻，见人就咬，偷偷摸摸地改组革命工会。前后不到一个月时间，他们就篡夺了四十三个革命工会的领导权，使红色工会变成黄色工会。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广州分会就是被篡夺的一个。
红色就是红色，黄色就是黄色，骗不了人。经过省港大罢工锻炼的海员，眼睛雪亮。他俩一看见自己的工会门口挂上“广州海员工会改组委员会”的牌子，就嗅到一股异味。他们知道：原来被指着鼻子骂的，踏在脚下踩的工贼，现在又想骑到自己的脖子上来了。真是怒从心中起，火在眼前烧。四月二十三日，广州海员举行政治罢工，抗议新军阀迫害工会。他们高呼：“保护革命工会！” “反抗压迫！”“消灭工贼！”
战斗的号角又响起来了。但是，到哪里去找打大旗的人呢？经过“四•一五”事变，原来的工人领袖几乎全部被敌人逮捕、杀害或者驱逐了，罢工海员找不到自己的领袖来领导斗争，形势非常不利。
消息传到香港后，党马上派我和几个同志连夜赶回广州，领导广州海员保卫革命工会。
广州，这个闻名中外的革命城市，我们离开不到两个月，就大大变了样子。曾经在城市上空到处飘扬的红旗，现在不见了；曾经作为罢工工人宿舍的嘉南堂，现在被贴上了大封条；曾经像开水一样日日夜夜沸腾着的省港罢工委员会，现在鸦雀无声。而过去躲在阴暗角落里不敢见阳光的工贼，现在又像螃蟹过街，横行霸道。革命斗争难道平息了吗了？
我们一接触到工人群众，马上就发现一股革命浪潮还在汹涌澎湃地奔腾着，冲击着，不过，没有过去那么公开，那么浩大罢了。
这时候，广州的海员很快从地上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把工人纠察队埋藏的枪支收集起来，组织了义勇团、省港罢工工人利益维持队等秘密组织，袭击哨岗，追打工贼，使敌人惶惶不可终日。我们和这些秘密组织取得了联系，立即开展工作。
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大困难，是一般群众的斗争情绪低落。过去，工会说要揍一个工贼，群众真是一呼百应，干劲十足，现在却表现得冷冷淡淡。为什么没有干劲呢？开始，我们还以为是经过风吹雨打，群众的情绪自然会受到一些影响，后来一摸底，才知道是新军阀在这里设下一个巧妙的圈套。
“四•一五”事变后，不但罢工工人的家庭生活无法维持，甚至连罢工工人本身的食宿问题，也发生了严重的困难。这时候，正是黄莲爆半夏，苦上加苦。新军阀看准了这一点，就拿出一点“甜头”来，说要发给每个罢工工人一百元，好让大家回乡生产。
新军阀在这里摆下钓鱼台，正等待着鱼儿上钩哩！
果然，有些识不透诡计的人，一时弄得蒙头转向，瞧见诱饵就当作是点心，他们以为斗争已经过去了 ，苦是命中生成的，便指望着那一百块钱，准备解甲归田，另谋出路。
新军阀的算盘未免打得太如意了。他仍不知道共产党已经在群众的心里生了根。当我们这几个从香港回来的同志在群众面前露头时，很多人揉揉眼睛，瞧了又瞧，发现共产党人没有被杀绝，革命斗争没有停止。在这最困难的日子里，党还像巨人似的在自己的身边。说来惭愧，这时候我还不是共产党员哩！
规模巨大的组织工作开始了。秘密组织把群众组织在自己的周围。已经咬着敌人“甜头”的人清醒过来了，他们说：“我们不吃敌人的诱饵，我们要自己的工会。”
条件成熟了，我们决定在太平大戏院开个誓师大会，讨伐工贼。
这一天，我们一早就在太平大戏院周围放了哨岗，防止敌人混入会场。天刚蒙蒙亮，工人群众一队一队涌入会场。这个广州有名的戏院，现在忽然显得太小了，两千多人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两千多张嘴的吼声震动了屋宇。大家一再振臂高呼：
“消灭工贼！”“保卫革命工会！”
我们的同志在台上简短地讲了几句话以后，群众立即整队出发，一股革命的洪流向着敌人冲去。
海员工会设在西蒙口的一座洋房楼上，距离太平大戏院不远。队伍一到，马上就撒开天罗地网，把它包围起来。几个带枪的同志冲上去，准备见一个拿一个，见两个捉一双，满以为这次可以把盘踞在这儿的工贼一网打尽。谁知道，我们扑了个空，楼上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他们到哪里去了呢？
原来，工贼一听说海员开大会，就派出狗腿，混入会场，探听消息。我们的队伍还没有出发，他们就夹着尾巴逃跑了！
虽然逮不住工贼，但毕竟是把革命工会保卫住了。愤怒的群众把“改组委员会”的牌子摘下来，放在地上狠狠地用脚踩呀踩呀，尽情地发泄他们对工贼的仇恨。吐气扬眉的日子又到来了 。
革命的红旗在工会上空重新飘场。“广州海员工会维持会”宣告成立。我被选为财务委员。
这时候，最大的困难是工会没有经费。原来的经费都被强盗一样的工贼抢光了；海员们大部分还没有工作，连自己的生活也顾不过来，哪里还拿得出钱来支持工会？
当我们正在为经费发愁的时候，省港船上的海员兄弟一批一批的送钱来了。他们送得这样快，这样多，大大出乎我们意料之外。
说起来，还是要感谢我们的党。原来，我们离开香港后，党就预见到将来一定会碰到经费问题，便在海员中进行了宣传和组织工作。海员工会在海员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谁不支持自己的工会呢！现在，一听到自己的工会已经拿下来，大家就纷纷主动把钱送来了。
当然，敌人是不会甘心于失败的。
一天，省港船上的海员兄弟约我去陆羽居茶楼收钱。我们刚坐下，忽然，街上出现了“砰！砰！”两响枪声，跟着就是人群汹涌，喊叫声响成一片。枪声越来越密了，我侧耳细听，发觉枪声正是来自海员工会。我立即把钱塞在腰包里，连忙下来。刚走到们口，就碰上一个海员。他一手把我拉到僻静的地方，气喘喘地魂：“达潮，你还在这里，人家正在打着锣找你哩！”
当天晚上，几个海员掩护着我，悄悄地过了海，在一个海员的家里安了身。
我遵照党的指示，暂时撤回香港。
经过这次反革命事变，有的同志牺性了，有的人动摇了，但是，更多的人坚持下来，继续进行革命斗争。正当敌人实行“宁可错杀一千，不能走漏一个”的血腥政策的时候，我在香港，面对着党的旗帜，庄严地举手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二、反包工
一九二八年，在香港出现了一个臭名昭著的“梁元和俱乐部”。梁元和本是个大资本家。他在香港开了一家商店，贩卖船上用品，专门兜售英国昌兴公司的生意。昌兴公司有四条皇后船，船上的绳呀缆呀完全由他供应；甚至船上的伙食，也由他一手包办。后来，他和英国老板勾搭上，做了昌兴公司的大包工。这时，他得寸进尺，又搞出个“梁元和俱乐部”。他规定：凡是在昌兴公司轮船上做工的中国海员，都要加入“梁元和俱乐部”，每人每月交两块钱，工作就可以得到“保障”；不加入的括，那就不客气，开除！
如果以为梁元和搞个俱乐部仅仅是想在经济上揩点油的话，那就太天真了。这里，还有他的英国老板的阴谋：哪个中国海员敢对大英帝国说个“不”字，昌兴公司就可以通过“梁元和俱乐部”，把他搞掉。
在昌兴公司做工的中国海员，一向被当作“下等人”。同是海员，待遇却不一样。白色海员每月工资两、三百块钱，中国海员最低的只有十五块，最高的也不过二十五块到二十九块。如果是“光棍”，束紧裤带勉强可以活下来；若是有了老婆子女，就只好靠北风填肚子。说到睡觉，也和人家不一样。白色海员一、两个人住一间最好的舱房，而中国海员却要五、六十个人挤在一起，不是靠近火舱被烤得头昏脑胀，就是永远见不到太阳。这还算是走运的。若是不幸染上一点小病，就会被赶离轮船，流浪街头。中国海员的生活真是风雨飘摇，朝不保夕。
这还不算。残酷的包工制度还像毒蛇一样，紧紧地缠在中国海员身上。没有上船做工以前，每一个中国海员都要到处借债，或者典当自己的衣物，凑足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钱“孝敬”大包工梁元和，才能过这“下等人”的生活。现在，借的债还没有还清，又出了个“俱乐部”，每月又要白白送给人家十分之一的工钱，这真是明火打劫，剥完衬衣又剥汗衫。
曾经在一九二二年罢工和省港大罢工中大显身手的中国海员，认识到一条真理：只有斗争，才能摧毁包工制度。
反对“梁元和俱乐部”的斗争火焰首先在“俄国皇后”船上燃烧起来了。党派我上船领导斗争。
我是个老海员，一直生活在昌兴公司的皇后船上。这一次，我在“俄国皇后”船上当了一名小工。每天早晨，我就拿着扫帚、抹布去打扫厕所、浴室。因为生活在最低层，几乎接触了所有的劳苦大众，很快就了解到船上的斗争情况。
“俄国皇后”是航行香港—上海—渥太华线的巨型客船。船上有五百多名中国海员，分为管事、统舱、水手、烧火四部分。这四部分人虽然同是在一条船上做工，但是，每一部分都有一个工头控制着，从来就是井水不犯河水，互不往来。
做管事的有一百多人，全都是红色会员，其中还有几十个共产党员。他们都是省港大罢工的过来人，和帝国主义较量过，摸过帝国主义的底，有经验，有勇气，说干就干，非常坚决。但使人奇怪的是，管事搞得热火朝天，而统舱、水手、烧火三部分人却冷如冰水。
“为什么不发动统舱、水手、烧火三部分人参加斗争呢？”我问管事的负责人。他摊开双手，无可奈何地说：“人家工头的脑袋瓜横摆呀！”
看来，这个同志太看重了工头，忽视了群众的力量。不发动群众，怎能开展群众斗争呢？我们决定：暂时放下工头不管，用交朋友的办法，首先发动群众。
一天，有个水手孤独地坐在甲板上，望着蓝色的海水不断唉声叹气。我上前问他：“兄弟，生病了吗？”他抬起头，没精打采地望着我，没说话。
“家里出了什么事吗？”我和他并排坐着，又追问。
“不是，不是，”他似乎有些生气地说，“我在想，我做工挣钱，为什么要白白送一些给人家？”
啊，原来他正在为“梁元和俱乐部”发愁哩。我拍拍他肩膀说：
“兄弟，愁什么，天塌下来当被盖，我一辈子也不参加！”
“不参加，你不怕……”他睁大眼睛惊奇而又兴奋地望着我。我斩钉截铁地说：“我不怕，有办法。”
“有什么办法？”
“这样吧，”我说，“明天你约几个好朋友，我们一起谈谈吧。”
第二天，他果然约了几个水手来，见面就向我要办法。我说：“办法很简单，就是团结。只要大家一条心，梁元和就不敢动我们一根头发。”
“光靠我们这几个人不行呀！"
“对，只有我们几个人不行。我们下去多交几个朋友，大家同心合力，一定成功。”
这个办法果然灵验。一传十，十传百，我们的队伍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终于把统舱、水手、烧火三部分人全都卷入斗争。
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要那三个工头点头。“俄国皇后”船到达渥太华，要停泊十二天。我决定利用这个机会，率领几个海员代表和工头开始谈判。
这三个工头张嘴就替梁元和说活：“俱乐部只要两块钱，算得什么？”话一落地，海员代表就冒了火，指着他们说：“你算不了什么，我们可算是两块肉被人家割掉！”工头见自己的“手下人”胆敢当面顶撞，就恶狠狠地说：“我走我的路，你过你的桥，有什么可谈。”
第一天谈判就这样结束了。这三个工头满以为“手下人”踢不出飞脚来，哪知道回去后，叫张三，张三不应，叫李四，李四不睬，“手下人”个个鼓起眼睛狠狠地瞪着，愤怒的目光像利箭似地插在自己身上。工头本来就是见风转舵的人，看见风色不对头，第二天谈判就不敢用硬的，却使出软的来，说：“要考虑考虑。”第三天，又说：“不用急，慢慢来。”第四天、第五天……，就这样磨着、拖着。
到第十天，大家忍耐不住，召开全体大会，把工头包围起来，要他们表示态度。这时候，海员们一步一步逼近他们，作主的已经不是这三个工头，而是愤怒的群众。他们见形势不妙，便无可奈何地点头，答应回香港找梁元和谈判。
事情真是凑巧。“俄国皇后”船开到上海时，梁元和刚好在上海办完货，搭这班船回香港。这只扑火灯蛾不知道自己已经投入罗网，他还大摇大摆地走上船哩。
我摆好阵势，率领几个海员代表，大踏步走入船舱，劈头就问：“梁元和，你要我们参加俱乐部，可有什么章程吗？”
梁元和用手托托金光闪闪的金丝眼睛，笑嘻嘻地说：“这个，有，有。”他连忙从口袋里掏出几个小本子摆在桌上，继续说：“这就是俱乐部的章程。说实括、我搞个俱乐部，还不是为了兄弟大伙。”
海员们原来都围在舱外听我们谈判。现在，一听梁元和的话，真是无名火起三千丈，大家捏紧拳头涌进来，哄的一下就把梁元和包围起来了。
“我不参加，你怎么办？”我接着问梁元和。
“你……”梁无和没想到“下等人”竟敢和他抗衡，就收敛笑容，恶狠狠地瞪着我说：“你是中国人吗？中国人都要参加。不参加，没人情讲，开除！”
一股怒火从丹田直涌上来。我咬咬牙忍着，又追问：“大家都不参加，你怎么办？”
“没二话，通通开除！”
梁元和的话，像针一样刺痛了每一个海员。“揍这个王八蛋！”不知谁这么说了一句，梁元和的金丝眼镜应声落地，跌成两半。这只吸满鲜血的臭虫刚才还趾高气扬，一下像泄了气的皮球，脸色刷白。他知道事情不妙，想夺路逃走。可是，往哪里跑呢，轮船早已离开码头正在茫茫的海洋上航行哩。
没有家魔，引不来外鬼。统舱、水手、烧火三个工头见梁元和挨了揍，连忙跑去报告英国船主。船主赶来质问我，有事为什么不向他报告。
船主的办公室设在最高的七层楼上。昌兴公司有条侮辱中国海员的规定：除了工头外，中国海员不准进入船主办公室。“是你不让我们报告呀”海员们直截了当地回答他。
船主接告又责问工头。“这……这…… ”这三个工头看看紧捏着拳头的海员，又瞧瞧正躲在舱口直打哆嗦的梁元和，尴尬地说：“现在不是向你报告了吗？”
船主向面色苍白的梁元和招招手，他立即摇头摆尾像只叭儿狗一样，跑在主人前头爬上七层楼上，不敢下来。
这顿杀威棒，给了梁元和一个下马威，也给外国船主开了眼：中国海员不是好欺侮的！后来，我们乘胜追击，直接向船主提出取消“梁元和俱乐部”、“取消一切克扣”、“不要梁元和作保人，海员自己保自己”三个条件，船主虽然没有完全答应，但也不敢统统拒绝，最后“梁元和俱乐部”终于取消了，斗争获得了初步的胜利。
胜利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昌兴公司的其他三条皇后船。已经被迫加入“梁元和俱乐部”的海员，都把印有“梁元和俱乐部”章程的小册子投入了汪洋大海。
（刘真 整理 戴泽 绘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