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国民杜马和工人代表大会（19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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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8：国民杜马和工人代表大会

（1905年）

P·阿克雪里罗德

　　据我看来，最积极最杰出的党员，应集中全力注意实际目标，即组织和召开全俄工人代表大会，来讨论和通过关于工人阶级的直接要求和行动计划的特别决议。
　　代表大会的主要目的，应该是讨论公众当前面临的问题，例如召开立宪会议，对政府组织的装模作样的代表机构应采取的态度，资产阶级反政府派的组织与集会和我们对它们的政策问题。此外，还有工会为按照适当的条件召开立宪会议而进行斗争的策略和行动计划，工人阶级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而且应该同自由民主团体达成协议、给它们提供援助等问题。最后，还有立宪会议应该实行的、我们应该在立宪会议选举之前或选举期间为之鼓吹的经济和政治改革问题。
　　显然，向工人散发呼吁书只是我们为召开代表大会进行宣传鼓动的办法之一。我们的同志必须在从属于我们的组织或者受我们组织影响的工人阶级团体中，为筹备代表大会而进行广泛的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他们还必须使我们的“职业革命”组织中的工人成员对召开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想法产生热情。大会的目的是整个地改造我们党；参加者既有同意我们党的纲领的主要工人代表大会的成员，也有我们党组织的代表。如果党在（工人）代表大会上能起到这样积极的作用，以至大会本身及会后的联合中都洋溢着社会民主运动的精神，并且准备同党一道前进，这当然是很理想的。
　　我相信，“工人代表大会”的口号一定能够吸引成千上万的工人。而在革命大动荡的时候，如此多的群众拥护这个口号，这就足以使代表大会、大会的决定和由大会建立起来的组织，在无产阶级觉悟较低的群众中和在自由民主派的心目中，具有巨大的权威。
　　不用说，鼓动必须集中在组织民众力量起来积极地反对政府以国民杜马（它已被丑化成为国家杜马的形式）来代替国民议会的企图，说服他们采取力所能及的一切办法，为争取召开国民立宪会议而战斗，而这个会议才真正会成为由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自由选举产生的国民杜马。
　　要是社会民主党作为广泛的宣传鼓动工作的倡导者和领导者在这时候站出来，它就不仅能够带动社会民主党的和受党影响的工人，而且也能带动当前同党没有联系的广大无产阶级。
　　但是，很明显，只有在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和知识分子这一紧密核心采取强有力的行动的条件下，只有在他们即使不进行倡导也要直接号召的条件下，我所主张的工人政治组织才能产生。他们应按照既定计划进行工作，启发无产阶级中关心社会的成员，使他们对作为独立而有组织的政治力量走上社会政治舞台的想法满怀热情。只有无产阶级的这些成员受到了这样的启发，他们才会心甘情愿地为召开工人代表大会而进行鼓动。一个体现着“只有工人阶级才能解放工人阶级”的口号的党；一个在心目中认为无产阶级群众的革命行动不单单是追求外在的目的的动力，而是目的本身的社会民主党，因而它发挥作为一个阶级的那些群众的独立性，并为他们夺取政权提供工具；一个对无产阶级的政治动员采取这种态度的党——这样一个党，也只有这样一个党，才能够利用工人代表大会的召开，促使已结合成一支独立革命力量的工人中的革命积极分子，在政治上真正团结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坚持认为我们的组织委员会和地方小组或地方委员会，应尽量吸收社会民主党工人来做这项工作多并且出于同样的原因，我认为，大会的召开和大会的活动与改组我们党的问题，有着直接的联系，而改组党的任务行将落在由社会民主工党的集会选举出来的参加大会的代表们身上。
　　普遍的革命骚动的气氛，必将使得无产阶级的领导成员赞成召开有他们的代表参加的大会，来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统一指挥中心，使革命气氛起到这样的作用：促使人们对创立统一指挥中心所抱的同情转变成强烈的自觉的热情，带领上述领导成员同我们一起奔赴这个目标——这就是历史地成为无产阶级核心的社会民主党的职责。我们党在团结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过程中，必须改造自身，使自己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劳动群众的党；也就是说，我们党必须从劳动群众的基本要求出发，鼓舞他们为部分地减轻自己的痛苦而进行日常的斗争，而且必须以劳动群众自觉的革命先锋队的身份参加到这一斗争中来。
　　如果由于政府采取了一些非常手段，要求召开代表大会或国民杜马的尝试没有成功，那么，党为把我们的口号付诸实施而进行的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是不是就白费了呢？并不是这样，这是用不着说的。我们在运动中利用当前的形势，在政治上启发了工人群众，增强了他们的战斗精神，提高了他们为保卫自己的合法权利而以武力对付武力的能力和决心。只要我们的运动是这样进行的，它就会在适当的时间，在这个或那个中心地区推动真正的全国起义。
　　对我们说来，不应该把我们党的力量和一般的民主力量集中在阻碍布里根^[1]计划^[2]的实现这一空想上，而应该集中在动员和组织那些甚至能够把官方这种反动计谋转变为革命的武器和工具的力量上。

　　P·阿克雪里罗德：《国民杜马和工人代表大会》，日内瓦，1905年，第8，4，6，7—8，9—10，11，12，13页。

^[1] 亚历山大·格里高利耶维奇·布里根（Александр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улыгин，1851年8月18日——1919年9月5日），生于梁赞省一个地主家庭，1871年毕业于帝国法学院，随后进入司法部工作。1905年1月20日出任内务大臣，并于同年8月19日宣布召开国家杜马，但由于工农群众的强烈抗议，布里根于同年10月17日下台。1919年被梁赞省契卡处决。

^[2] A·I·布里根(1851—1919)，曾任内政大臣。沙皇于1905年作出第一次重大让步时，布里根是拟定让步细节的委员会的主席。同年8月6日，政府发出文告，提出建立所谓“布里根杜马”，这是一个由少数公民选举产生的单纯的咨询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