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多列士自传：人民的儿子 第六章 斗争 大灾难爆发了。已经血染阿比西尼亚、西班牙、阿尔巴尼亚和中国的战争正向着整个欧洲延伸并将把全球的所有国家都引入毁灭和死亡的沟渠。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所以爆发，是由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加深，以及帝国主义各大国间均势的破裂。它的近因则是由于法西斯国家的侵略。这些国家企图在全世界建立他们的霸权，奴役一切民族，并在一切国家内，如在德国和意大利一样，消灭民主主义的最后痕迹。 国际反动势力曾给予这些法西斯侵略者一种直接的支援，因为它们对希特勒德国及其盟国，曾执行姑息和共谋的政策。这种政策在当时的所谓“莫名其妙的战争”里找到了它的新的表现。 巴黎和伦敦的政府已向德国宣战了。但是一百二十个法国师和十个英国对于希特勒配备在西方的二十三个德国师，并不采取任何积极行动，而听任希特勒的主力奔向波兰。 达拉第政府把军队都凝固在马奇诺防线的掩蔽壕里，而听凭德国军队粉碎了波兰。数月之久，政府毫无动作，让希特勒把军队调回西方。完成了他的装备。开始了攻击我国的作战部署。说真的，与德国政府作战的法国政府却只在梦想反苏战争！ 我们的统治者们不想得罪希特勒：他们只希望一旦希特勒进攻苏联，他们就可以和希特勒协商而得一点便宜。他们利用各种机会把军队派遣到远方，去担负可能的反对苏联的行动。这是罪恶的想法，也正是这种想法加速了所遭的崩溃。 芬兰的战争，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由于芬兰白卫军的挑衅而爆发。当时法国新闻界听任仇苏论调到处泛滥。勃鲁姆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六日的《人民报》上写道：“多少年来，希特勒的为害性可能在全欧视听中掩盖了对俄的恐惧。”这个无耻之尤的不干涉论者今番却替芬兰要求“飞机火炮及各式各样的军火了”[1]。施尼奥此时也当了“援助芬兰委员会”的主席。 一九四〇年二月十二日，达拉第向众议院报告，已派遣五万人的远征队到芬兰，航空部长吉拉尚伯尔就在德国进攻之前几周，还从我们瘦弱的空军里，抽调出一百七十五架歼击机进给芬兰白卫军、但已太晚了。红军已攻破芬兰的马奇诺防线而向赫尔辛基挺进。苏联与芬兰间的停火协定已签字了。 魏刚在叙利亚率领着十五万大军，却一味注视着高加索。他在一九四〇年四月十七日的一封信中已考虑到六月间轰击巴库和苏联产油区……就在六月，他向一群破产商人和投降主义者组成的政府，提出了那可耻的勒东特停战条约[2]。 他们想把巴库的油井放火烧掉，但对莱茵河对岸，由巴勒到卡尔斯卢的铁道，却一炮也不放！ 属于二百家族的人，也就是后来与敌合作的人，不但希望与希特勒达成谅解，并且已经和他进行贸易。正如美国的《哈珀斯》杂志所披露的，在一九四〇年三月间，法国的实业家们曾把许多原料卖给德国人，这些原料后来就用来制造杀害法国士兵的火炮和弹药。 当这种两翼作战的战略（芬兰和叙利亚）的观点遭遇惨败时，我们政府在国内都继续从事它破坏经济、破坏工业的勾当。除失败主义者的各厂主大肆破坏之外，又加上了政府各部的无能和纷乱、军事机关的瘫痪和短见以及兵工厂工作的马马虎虎。但最主要的是。当政者根本不对希特勒作战，却对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作战。 * * * 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我应征入伍。编入驻扎阿拉斯的第三工兵营。因为我当过水手，所以派在巡逻圣甘丹运河两岸，暂驻索尼的河航队。第一周，当我们还在阿尔德瓦省的一个小村芳布的时候，有几个阿拉斯的同志来看望我。其中有加莱海峡省共产党支部书记康凡的母亲和年轻的弟弟。他们告诉我康凡、列戈尔和希普廉·基奈被判罪的悄息。基奈是众议员，被慕尼黑派拘禁，后来维希分子把他移交给希特勒党徒，而把他谋杀了。康凡后来当了战俘，逃跑后，便化名为鲍杜安上校。列戈尔在一九四一年四月甲五月的时候和卡洛纳一同组织加莱海峡省矿工们英勇的罢工。康凡的两个兄弟，莫里斯和保罗都参加在义勇队和游击队行列中作战。两人都遭了德国人的毒手，受了极残酷的折磨后，终被德国人枪杀。到芳布来看望我的就是保罗，他那时才十六岁。我曾对他说：“放心吧！无论如何前途是属于我们的！” 一九四三年，保罗感动人的遗书传到了我们的手中。信末有这样几句令人赞叹的话： “为了使法兰西的孩子们得到自由和幸福，我就要离开我只有二十一岁的短短生命了。我没有背叛党的事业。我带着微笑，唱着歌离开世界。死是吓不倒我的。
一个愁苦的冬天午后，我们曾到阿拉斯的死人壕里，向一百九十三块墓碑致敬。内中有写着康凡弟兄二人和德巴士名字的墓碑和其他一百九十位爱国志士大多数是在此处被德国人所枪杀的共产党员矿工的墓碑。我仿佛看见了年轻的保罗开朗而天真的脸出现在当日凶手们绑缚他的木桩上。再见吧，伟大的党！再见吧，美丽的祖国！一个将要死去的人在这里向你们致敬！ 共产党万岁。法兰西万岁。” 芳布距诺耶尔不远，最多不过十五公里。一天早晨我的父亲跑来看我。我再也不能看到他了，因为数月后他就抛下我们死了。在我父亲卧病的整个期间，以及他死后亲戚朋友在他床边守尸的时候，达拉第的警察们都一直围着我们那所小房子来往巡视。出殡的那一天，机动卫队竟侵入了本区的墓地。好几千矿工和所有居民都愤愤不平。因为无论为敌为友，对我的家庭一向都是尊敬的。 警察正在搜索我。因为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六日，政府曾违法地下令禁止共产党活动，我们的斗士和一切组织都被视作非法，党的领导马上作了正确的决议，令我转入地下活动。这是一个例外，但这个例外并不违背我本人执行的规则：“动员令下的时候，所有共产党员都应参加军队。”因为党及其领导有责任设法粉碎希特勒党徒企图侵略和消灭法国的阴谋。党是专为法国人民谋利益的。党有责任想尽种种方法维持在民族解放斗争中起带头作用的一切组织。党有责任保障领导安全，保证领导不中断并注意领导者的生命。 十月四月，我离开索尼，回到我的斗争岗位，负责领导那些正在被搜索被迫害的共产党斗士。他们所以遭受这种待遇，是因为他们正从事揭发那些出卖法国给希特勒的人们。那时我虽然遭受到一种疯狂污蔑的攻击，和不断的压迫，但我的部队中的战友，其中包括我的上级，仍一直保持了他们对我的重视和信任。这在不久之后我都有了证明。胜利后，我曾幸运地遇见了我们的队长和雨个排长。我才知道当我在军队里那一段时期内，索尼的上校驻军司令曾拒绝人们强派他监视我的任务。 人们禁止共产党活动所持的借口是说我们忠于法苏间的友谊。他们威吓我们，要我们背叛斯大林同志，放弃我们的共产主义理想，人民后来可以体验到我们的主张从哪一点来说都是正确的。倘若没有苏联，没有他的光荣军队，没有斯大林，法国以及全世界将变成什么样子？ 在一九三九年九月间，他们钳制了我们的喉舌，不准我们喊出真理。饶勒斯和加香的《人道报》在动员前已被封禁。约翰－里查布洛希和阿拉贡主持的《今晚报》也遭遇了同样的非法处置。 勃鲁姆在九月二十七日的《人民报》上为庆祝反动势力和希特勒对我们的党、对我们的报纸和我们的战士所取到的大“胜利”时曾这样写道： “我感到我们党[3]的大多数党员会认识到解散法国共产党是应当的、合法的。”
但是法国共产党尽管遭受压迫、侮辱、污蔑、控告，它仍继续存在，继续斗争，只不过议会小组改称为工农团，《人道报》改用一种秘密的方式出版罢了。工农团总书记弗劳里蒙·邦特于一九三九年十月一日致函赫里欧总统，要求召集两院公开讨论对外政策问题。达拉第的答复是下令逮捕共产党议员。 被捕的议员们被他们按普通犯人待遇和妓院老板以及刑事犯关在一起。违法事件层出不穷，一百五十万法国人被剥夺了他们在议会里的代表，这是违反民主的最基本原则的。最强大的工会被解散了，这博得了施尼奥和白兰的欢心。好几百斗士被捕入狱。皮尔·瑟玛被捕了。他后来虽然出狱，但立刻又被移交给希特勒的屠杀队。佛拉商幸免于鸡，在五年期间他成为秘密活动的最优秀的领导者之一。 自一九三八年以来西班牙共和派已有被关进集中营的，现在法国各地集中营也增多了。凡是嫌疑分子都被扔进集中营。好几千劳动者都遭到打击，其罪名则为揭发了有组织的卖国行为。 那些远没有被捕的议员，在各式各样的情况下。勇敢地向全国发出呼吁，邦特受了党的委托于十一月三十日，竟努力闯过了好几道警察的警戒线，到底坐在他的人民代表席上。在慕尼黑派及卖国贼的叫嚣中，他提出了遵守宪法的坚决要求。他们把他推下议员席，连打带骂地把他赶出议会，重新交给了警察。高纳凡那一天为支持邦特，扶病到议会离席，同样在议院门口遭到了她们的拘捕。这叫议会特权吗？一句空话罢了！ 一九四〇年一月九日，有四个被征召入伍但循例休假的共产党员参加了议会的辩论。这四个人是雷蒙·戈约、查理·米歇尔、菲尔南·格勒涅和安德烈·麦尔歇。他们被一群无耻之徒连打带骂赶出了议会。这些无耻之徒中，有好些人后来在贝当政府里当了阁员。法西斯党徒希亚伯于一月十一日要求议会马上讨论撤销共产党议员的计划。当天早上从军队赶来出席的艾迪安·法龙反对这个不公平的提案。他遭到全议会的一致对抗，全议会只有两种反应：憎恨与恐惧。后来在维希政府任要职的社会党议员沙塞诺主张给每一个共产党员脑后一颗子弹。另外一个社会党议员乔治·巴特雷米则坚决主张替共产党员准备断头台。他特别提出了卡特拉。他的愿望后来果然得到了满足。 以往，只是当一个犯罪的议员已被判决，并且褫夺其全部政治权利时，才能宣布撤销他的代表权。这一次，立法机构却任何合法根据都没有，竟擅用职权专断地宣布撤销普选出来的代表。 法龙做了坚决的抗议，他说： “当政的先生们你们今天可以迫害我们，把我们当中某些人抓进牢里，把他们赶出议会。但你们无法摧毁法国人民的意志，他们的意志是保持过去斗争所获得的果实，保持他们已得到的社会方面的战利品；他们的意志是在社会、经济、政治的进步道路上再向前进。这种人民的意志将不顾你们的命令，你们的迫害，仍然要表现出来。总有一天这个意志会战胜你们的。”
达拉第的反动统治给贝当的所谓“民族革命”开辟了道路。三月二十日，控诉共产党议员的案子开庭了。他们控诉我们违反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六日解散一切共产党组织的命令。他们控诉我们是从事“传布第三共产国际发出的或与它有关的口号”；组织法国工农团，编撰及散布一九三九年十月一日“在苏联授意下侈谈和平”的函件。 其实这封信的文字已经他们窜改，已非本来面貌了。 在军事法庭上，我们的同志们要求达拉第和庞奈到庭对质。那时达拉第的内阁刚被推翻。他们两人都拒不到庭。共产党员议员们以最大的毅力一步一步地进行了斗争。法庭为使社会听不见他们的言论，想强行不公开审讯。我们的辩护律师马塞尔·维亚尔向法庭重申了布朗基说过的话： “我虽站在你们面前。但并不是只对你们几个人说话，我是对全法国发言，它是我所知道的唯一的最高法院，它的裁决才是最后的判决。”
最后，我们的同志维亚尔高声地说道： “那些人向己把风煽起来，却指望你们去替他们防止风暴，那算休想。风暴，他们一定要遭遇到的……”
不公开审讯的命令终于宣布了。在历次秘密审讯的过程中，共产党议员们扫除了起诉书内堆集诗各种谎言和污蔑。被告的证人们表现极大勇气，与被告团结在一起。被撤销代表权的参议员加香专诚跑来向他的小兄弟们致敬。我们的好朋友，大文学家勃洛赫和亨利·瓦龙、毛勃朗两位教授在庭上都表示了其对共产党员的敬佩。法国科学界泰斗郎之万也这样声明：“我的知识越向前进，我越成为共产主义者。”他并且宣告他和被告们有同样的理想，他和他们一样，相信改造世界的可能和必要。一位有大才具的比利时律师让·平戴诺自愿替邦特辩护。 弗朗沙·皮尤在最后的声明中，郑重表示他和他的同志们对自己写过的文章和做过的事是负责的。他说： “我们爱法兰西以及法兰西的组成分子：人民……我们爱法国人民，凡是引导人民走向流血和毁灭的人们，我们要替人民清除他们。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所以无产阶级的每一个胜利，无论发生在哪一国，我们都认为是我们自己的胜利。我们认为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是从压迫与战争中解放一切民族的世界革命的创举。我们是为解放我们的祖国而工作的，自由的、幸福的、强大的法兰西万岁！”
如何判决呢？二十六位已经被拘禁的共产党议员都被判五年监禁，五千法郎罚金，剥夺公民权政治权。他们是：巴列尔、巴托里尼、白诺瓦、伯理奥兹、皮尤、邦特、高纳凡、高索诺、高斯德、克里斯多夫、科洛阿萨、德茂苏阿、尤乌、格莱查、拉宾伯、乔治·勒威、罗索雷、马戴尔、米歇尔、莫盖、莫斯茂、波蒂、皮拉希、勃劳特、罗西安、杜查尔。法龙也受到同样的判决。他本来己接到准许自由的通知，穿上了军官制服，但被警察立刻又逮去了。在逃的九位同志也受到同样的判决。这九位同志是卡特拉、杜克洛、杜迪勒、孟莫修、贝里、拉麦特、李加勒、多列士等。一战时的残废军人勃兰、达多和让·杜克洛以及雷诺·若望和菲利保都被判四年监禁，暂缓执行。但当他们走出法庭的时候，达拉第就派人把他们拘捕，并直接送进一个集中营。在军事战线上，政府没有取得胜利，但在这方面却得到它一向所追求的唯一胜利。在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日审讯的前夕，内政部长不是发表了下列的《战报》吗？ “共产主义的选举不复存在了。三百个共产党市议会被封闭了，总计二七七八名共产党议员被撤销代表权。我们封闭了两种日报：一种是每日出五十万份的《人道报》，一种是出二十五万份的《今晚报》，还有一百五十九种其他刊物也取消了。我们解散了六百二十个工会，施行过一万一千次检查。宣布解散六百七十五个有共产主义倾向的政治集团。此外许多共产党干部都在我们的追捕中。三月七日，我们拘捕了三千四百人。很多人被我们送入集中营。共产党的公务员受处分的有八千起。”
在这样美妙的道路上，政府是不肯止步的。果然，一个社会党员的内阁阁员塞洛尔发出了命令，凡是有替共产党做宣传的嫌疑的法国人一律处极刑，可是卖国者和希特勒的间谍们却逍遥法外。几周以后，希特勒就发动了对法国的攻势。他的第五纵队和一切热烈反共分子的成绩确实不坏。被削弱、分化了、腐朽了的法国，成了纳粹的一个极易攫取的牺牲品。德国于一九四〇年五月十日在北利时、卢森堡一带发动攻势。当时的法国军队，连英、比、荷的援军计算在内，在人数方面是略占优势的。但是它缺乏飞机，此外它的战车虽和德国的一般多，并且有时候质的方面还优于德国，但没有全部集合成为大的装甲师团。德国军队的组织和战略思想都有技术上的进步。我们军队的参谋部则牢牢抓住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阵地战的腐朽战略。它相信马奇诺防线是不可攻破的。贝当在他替索维诺将军的《侵路是否可能？》一书所作的序中曾宣称使用战车和装甲师团是不能发生效力的。他这样写道： “武装的国家一旦建立了数量大增的军事力量后，连绵不断的漫长战线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他还谈到“由自动武器配合铁丝网所形成的不可超越的障碍”。在德国飞机和战车的进攻下，我们的许多阵线在色当一下子都被打破了。敌人长驱直入奔向索姆。随即向诺尔省推进，抄了我们由于疏忽放在比境的最优良师团的后路。这些师团只好和英军一起退向敦刻尔克。一部分盟军虽然得由海道逃走，但丧失了全部辎重。 经过这次溃败，雷诺把甘末林撤职，改派魏刚统帅法军。失败后由这位新的总司令来完成。试想一个只想向巴库进军的人怎能挡住德军向巴黎进军？ 这位将军一肚子阶级成见，恨的是人民和工人运动（他于一九二〇年战役中，在波兰分攻击过红军）。他的反动思想，就在德国装甲车队从索姆向比利牛斯山突进的惨苦的几周间，毫无保留地都表现出来了！ 雷诺又起用了戴高乐，派他在陆军部当副部长。在这以前，他已把贝当拉入政府，并任命邓茨将军为巴黎卫戍司令。这位将军赶紧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当我们的军队正在平面溃退的时候，这些部长和将军们所想到的只是如何更进一步迫害劳动者。如何预防人民正当的愤怒。 在德军对巴黎的威胁每小时都在增长的时候，我们的党中央委员会于六月六日向政府提出了下列的建议： “共产党认为，放弃巴黎，让它落在洗西斯侵略者手里是一种卖国行为。它认为国家的首要责任是组织巴黎的防御。因此，应该：
我们向政府建议的是把人民武装起来和拼命作战。但政府以投降作了回答。（一）改变战争的性质，把战争变成为争取独立、自由而战的民族战争， （二）释放共产党员和其他共产党干部以及数万被囚或被拘禁的工人， （三）立即逮捕菌集议会、内阁各部、甚至参谋本部的敌人走狗并予以严厉惩处，以儆其他； （四）这些初步的设施定可激发人民的热忱，大批的动员将成为可能，故必须立刻颁布动员令； （五）必须把人民武装起来，使巴黎成为一个本可攻克的堡垒。” 共产党人要用枪在我们的首都招待希特勒侵略军。魏刚的了解则他完令另一个样子。他声明：“如果德国人进入巴黎，就道义上来说，政府是不得不在那里接待他们的。” 六月十二日，内阁全体阁员聚在都莱纳省的冈日埃开会，魏刚“对于左派、社会党人、互济会、民主主义以及国会制度本来是抱了切齿仇恨的，一九三五年一月撤职后这种仇恨简直变成了狂怒、[4]”所以他在会议上竟表明态度，反对在布尔达涅省建立抗战缩小区，他主张的是简单纯粹的投降。他得到了雷诺和贝当的支持。第二天，在都尔，这位大元帅就玩起威吓和说谎的把戏。“魏刚那一天到会稍迟，他一见面就向总统报告，说多列士已在巴黎大总统府就职。可是芒代尔刚和巴黎警察总监朗日龙通过电话，就驳斥了他这个谎言。但这位总司令回答说：‘你敢不信我的话？’”[5] 梯亥尔和特洛许的继承者们挥舞着巴黎公社的魔杖想争取那些还在犹豫不定的同僚们，来和希特勒实行公开的合作。 贝当和魏刚搞出来的这套丑把戏，得到了赖伐尔的支持，终于走到六月二十五日勒东特的投降。法兰西的疆主三分之二交给了德国。除去“维持治安所必需”的军队外，我们的所有军队被解除了武装。非占领区内的一切军器装备都交付给德国，我们的舰队由德国管制。每天得缴出四亿法郎，后来改为五亿五千万法郎充占领军的费用。有一百五十万以上的俘虏留在德国人手里。 把法兰西出卖给希特勒的党徒们，由于法国的失败就得到了在国内建立法西斯制度的机会。这个目的是他们好久所追求的。反动势力在外国刺刀的保护下，用镣铐国家的代价得到了胜利。这就是“完整国家主义”理论家莫拉斯所夸耀的“天赐的意外喜事”。 七月十日在维希城内，远远地离开了人民大众在游戏场的一个大厅内，赖伐尔绞杀了共和国。终于使一个奴颜婢膝的议会自已宣布了自己的灭亡。这是这些容忍政府以政令代替法律一点一滴地使自己丧失了监察权和立法权，并且非法地剥夺了共产党议员们的代表权的议员们的最后一次决议。 第二共和国就这样不光荣地被断送了。由麦克马洪到贝当……一个降敌将军开动了第一步，另一个降敌将军就把它送终入土。 当资产阶级政客们重新拾起凡尔赛媾和派的传统，甘心蜷伏在失败与并在个人势力的面前屈膝求荣，同时巴黎公社社员的继承人却向全国宣告说，她们对法国的前途和民主主义的胜利，具有不可摧毁的信心。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了宣言，是杜克洛和我署名，由私密出版的。《人道报》予以刊载。其中有这样几句话： “法国遭遇了败北、占领和屈辱。法兰西纵使血腥未干，但它是愿意过自由独立的生活的。像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绝不会变成一个奴隶民族，法兰西绝不会变成一个殖民地。有过那样光荣历史的法兰西决不会向那些无恶不作的走狗们屈膝。复兴法兰西的人决不是那些降将。也不是那些讲生意经的人，更不是那些无赖政客。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伟大希望寄托在人民身上。只有团结在热烈的、慷慨的、充满了信心和勇气的工人阶级周围，才能建立起一条为法兰西的自由独立和复兴而斗争的战线。”
七月十八日戴高乐将军在伦敦广播，他作了如下的声明： “我是戴高乐将军，现在伦敦。我敦请一切现在不列颠境内或可能赶来的、携带武器的或不携带武器的法兰西士兵和军官们，我敦请军事工业的工程师和专门技术工人们，无论他们现在不列颠境内或可能赶来不列颠境内，赶紧和我联系，”
就是这样，在祖国的本土上，当一切——各机关各党派——都陷入混乱和恐慌，或者更糟，陷入怯懦和背叛的时候，只有我们共产党为了服务于祖国及人民的最高利益，当即走上可以使祖国获得解放的唯一道路。维希分子们也谈“民族革命”。那真是彻头彻尾的伪善。他们唠唠叨叨地谈他们的骗人公式，例如：“在反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实行经济组织及统治，进行反托拉斯斗争，回去种地，取消阶级斗争，国家是超阶级的”等等谎言。可是在贝当宣传的“社会协调”的招牌后面，劳动人民每天看出更多的压迫和奴役的残酷事实。 首先，所谓“民族革命”这个谎言是允许德国人有计划地掠夺法国的财富。他们抢走了一切东西。麦、酒、牲畜、食粮、原料、制成品、工业装备、汽车、车厢，机车…… 其次，维希分子的反资本主义正如所有法西斯党徒的反资本主义一样，只是一种庸俗的假民主。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其目的是生产卖本，追求资本家的利润，因此就必定是人剥削人的；很明显，有这种生产方式还存在的地方就没有社会主义。然而维希分子们认为资本家的利润是有益的。是不可少的。贝当于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在圣德田演说中就是这样明白地说的。至于托拉斯和金融寡头集团，它们的统治除去须受希侍勒的监督以外是不容旁人分享的。维希政府底下的各种经济组织的委员会里，依然有那些大资本家或他们的代理人。很多法德合办的公司都成立了。统治阶级使法国工业为希特勒德国服务。那些比舍们，勒伊特们，施奈德们，普舍埃们，贝耶林霍夫们，邦凡们和二百家族的其他代表们使法国经济服从了德国的要求。随后我们就看见大工程包工人从事建筑大西洋沿海防线。他们是受到维希政府鼓励的。远在一九四〇年十月，贝当在孟杜瓦尔就已公开发动合作政策了， 维希政府提倡回去种地，这也是服从德帝国主义的要求。德帝国主义为了要在欧洲建立霸权，所以企图独占工业而让其他国家从事农业。可是在平常时期，法国士地最缺乏的不是人手而是机器、肥料、优良的种子、贷款、平坦的道路、电、水等等。在战前我们生产的小麦已超过消耗所需要的。我们是第一位产酒的国家，还胜过其他国家。生产多到这种程度，以致在丰收的年头，大家只想毁坏麦种和拔除葡萄秧。 乡间的情形愈来愈坏，德国人征粮，征牲畜，征马匹，八十万农民变成了俘虏。我们农业的退化过程加速了。 贝当曾经宣布“消除阶级斗争”，可是他的政权，亦即二百家族的政权，正是特权阶级对法国人民剧烈斗争的表现。维希分子扫除了最后残留的个人自由，市政的自由和工会的自由。在法国秘密警察的指挥下，他们建立了基层警察制度。海陆军里的最反动分子被安置到政府和警察的各级机构里。劳动者、爱国者都遭受检举、拘禁、迫害、砍头、或转送希特勒的屠杀队。 他们用一种所谓“道德的和精神的革新”来表现“民族革命”。实际上，所谓“革新”就是显著的向后退。“宗教是人民必需的”这种有害的理论在维希政府下得到了公开的宣传，比任何时期都厉害。教会又成了一个国家机构。贝当及其阁员大吹大擂地参加了宗教仪式。他们宣称法国此次败北正是我们罪恶的公正谴责。天主教机关报《东南共和国》有一天登了这样一段话：“法国败北是上帝的恩惠，因为这样可以让元帅[6]重振法国的灵魂。”即使说法国天主教徒群众仍旧是效忠于国家的，但教会的上层人物对贝当这个卖国贼及其服从希特勒主义的政策却毫不掩饰地公然加以支援。枢机主教日尔利有一天高声宣称：“贝当就是法兰西。法兰西就是贝当。” 非宗教的学校、教育、教师，都受了攻击，学校的课程都用一种极端反动的和反法兰西的精神加以重订。历史课本里，凡能激发爱国主义的地方都被删除。大革命遭受了侮辱；布维涅城和瓦尔米城不再是民族光荣了。愚民政策得到胜利。法国本来是首先使犹太人得到政治解放的国家，而维希政府却颁布了许多种族歧视的、反犹大人的法令。 这样的“民族革命”，从第一天起我们的党就号召全国人民对它作无情的斗争。 英国报纸《每日电讯》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日特别指出说： “目前唯一存在的党，应该说是共产党，虽然它是非法的党。上月中有一千多名共产党干部遭到逮捕。他们会散布反德的小册子，鼓励法国人民的爱国情绪。”
远在一九四〇年七月，我们的干部中就有三百名在巴黎被捕。其中有格朗泰，丹保勒，布马赫，他们后来都死在沙多布里扬。到了十月查理·米歇尔和其他数百党员又遭受迫害。十一月十一日，巴黎的学生们到无名战士墓献花，向占领者示威。希特勒党徒竟开枪扫射，造成重大伤亡。过了几天法国得到了阿尔萨斯、洛林两省已由贝当与赖伐尔割让给希特勒的消息，德国人把两省的农民都逐出他们的村子。每人只准带走随身物件，每家不得携带超过五千法郎的现金。对这件事，只有我们的党提出了严重的抗议，并且把这抗议内容秘密地传播到全国各地。一九四一年四月至五月期间，诺尔省及加莱海峡省的矿工们，不顾残暴的镇压，发动了第一次反占领军的大规模罢工。 同年五月十五日，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就发出下列宣言： “法兰西共产党唯一关心的事，就是实现全国的团结以达到民族独立这个最神圣的目标。在共产党的眼中，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我党郑重声明。为了建立一个广大的民族解放战线，我党准备支持任何法国政府，任何组织及所有的人，只要他们的努力方向是反抗法国现在遭受的民族压迫和反对为侵略者服务的卖国贼的一种真正的斗争。”
在一九四〇年底，共产党人已组成一个能够适应地下斗争和抵抗法西斯恐怖的雏型的武装组织。希特勒对苏联的侵略更激起了我们的抵抗，尤其是我们的武装斗争的组织。所有爱国者都明白一种力量的新对比在产生，相信从今以后，凡是拥护民族自由和独立的人们是一定会得到胜利的。在此以前，很多法国人，即使是反对侵略者的人们也是抱着怀疑的态度，怀疑法国是否会得到解放。但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以后，他们就互相这样说了：“我们并不孤立。有了苏联人民这样一个同盟者，我们是可以获得解放，获得胜利的！”反抗占领者的斗争更加活跃，更有步骤了。破坏、暗杀、武装活动大增。在斯大林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的演说发表之后，“红军万岁！苏维埃俄国万岁！”的标语贴满了圣德田城。七月十四日，巴黎城中，各大马路以及拉丁区，出现了很多的游行队伍。法国各地，很多的德国巡逻队受到攻击，许多火药库被炸毁。加莱海峡有的矿工们，在两位英雄特巴斯和亚比奥（这两人后来都被敌人枪杀）领导之下，组成了义勇军和游击队，他们用手榴弹在埃南利达、奥舍尔、阿尔涅三个地方攻击了希特勒的零星队伍，他们使火车出轨，他们炸了工厂。在巴黎，我们的义勇军到处袭击德国人，甚至在贡高德那么热闹的广场上，也是如此。以后在历史上以及民间传说中被人称为“费边上校”的这位英雄就在巴尔勃到洛舍沙特的地下电车站上，于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三日，从一名敌人高级军官手中夺过手抢，将其处死。 希特勒和维希的镇压变本加厉了。德国秘密警察的恫吓性布告贴满了各墙壁；它在法国帮凶们的协助下列出了人质名单、贝当的内务部长比舍靠了间谍和警察实行统治，设立了许多特别法庭；这些法庭在没有上诉权、无理地取消辩护士的非法情况下，审判爱国者们。一位共产党员并曾参加凡尔登战役的老战士让·卡特拉和其他不少同志都被送上断头台。这种野蛮处刑的宣告，使我万分愤慨。我无法使我的精神摆脱这个凶残的形象，我老仿佛看见我的同志、也是我的好友那颗刚毅、自负的头颅切断在断头台的利刃下。 希特勒分子大批屠杀人质。在巴黎、里尔、波尔多、南特各地被囚禁的几百名爱国者都遭到谋杀。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二日，德国人在沙多布里扬一次就枪杀了二十七名爱国者，这二十七位同志的姓名是永垂不朽的。所有这些人，在他们的刽子手面前都表现出一种英雄气概。特尼纳博士临死时对纳粹分子喊道：“我让你们看看一个法国军官怎样就义。”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加伊·莫盖对企图营救他的同志们说：“我不算小了，为什么不能跟你们一齐死？” 在南特和沙多布里扬大屠杀之后，戴高乐将军就在伦敦广播中嘱咐“不得再杀德国人”。共产党人回答说：“我们要替烈士报仇！要处死侵略者！要处死卖国贼！” 我们知道在被奴役的民族方面，只有一条战争的法律，就是叫侵略者滚出去。戴高乐将军劝我们等候盟军来解放我们。我们则坚决认为法兰西应该用战斗来促成自己的解放。我们若不去引导那些被义勇军和游击队的榜样所激发和团结起来的人民，一道反抗希特勒集团，我们便不可能光荣地恢复自由。等待主义只能有利于敌人。法国义勇军和游击队是由我们的党和许多干部如洛当基上校、普列南、洛朗·加桑诺娃、维龙、莫威、米绍等人征集起来、组织起来而指导着的。他们的武装斗争特别发生了效力。这种斗争为反侵略民族大起义做一个最好的准备。 加伯列·贝里是二十年前在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就与我并肩作战的好友，他曾经那样勇敢地揭发了达拉第和庞奈的可耻政策，他在一九四一年的春天被捕了。就在十二月十五日被德国人在瓦雷廉小岗上枪杀了。在他死前数小时，他写了这几句话： “我最后一次检查了我的良心，这次检查是很切实的。倘使要我重新再生活一次，我还是要走同样的路。今夜我时刻想起我亲爱的朋友保罗·瓦扬－古久里那句名言：共产主义是世界的青春，它为值得歌颂的明天作准备。我回头就要为值得歌颂的明天作准备了。”
同日，在加安地方，吕西安·桑伯也为着对法国的热爱和他在战前反对褐衫队及其他希特勒代理人的英勇斗争而支付了他的生命。数月之后，希特勒党徒又枪杀了瑟玛。他是铁路员工的领导者，我们党的前任总书记，他是在这次“莫名其妙的战争”时期被捕的。他死前写下的几句话说明一个具有共产主义精神的人，他的勇气和卓见会达到多么高的程度： “斗争中的同志们，我快死了，我心中最后还是想着你们，想着我们伟大的党的所有党员，想着所有的法国的爱国者，想着红军的英勇战士们及其领导者伟大的斯大林。我怀着法国必获解放的信心死去……永别了，亲爱的朋友们，我牺牲的日期近了。但我知道将要枪毙我的纳粹分子巳经战败了，法国会把这个伟大的斗争继续下去。苏联和它的同盟者万岁！法兰西万岁！”
我们的英雄们的勇敢和游击队的许多战绩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战斗意志。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国侵犯苏联的周年纪念日，十九个共产党员以高纽为首在铁丝网下掘了一条地道，逃离了康比安的洛亚吕集中营。我的兄弟路易原是一起逃出的。但又被抓回去了；希特勒分子就枪毙了他。敌人特别在那些最靠近我的同志们身上肆虐。第一个是我的秘书皮尔·基高勒，他最大的雄心，正如他的遗书上所写的，是“成为使法国土地肥沃的一点鲜血”。被枪毙的还有中央委员会的行政书记穆尔，伊弗里地区的书记根斯布尔，干部组的达利代，我的老伙伴弗拉萨和汉舍斯，中央委员：菲里斯·卡德拉、拉米雷兹、勒比耶尔、厄特里，还有卓越的知识分子：波利塞尔、索罗蒙、比达尔、费格曼、特古德芒舍等等。此外还有马戴尔的两个儿子及巴列尔的儿子已被害，代尼尔·卡桑诺娃是被放逐后死的。 对烈士们的回忆煽起了新的战士们的火焰。义勇军和游击队在敌占区内到处安设埋伏，到处袭击，投炸弹，使敌人疲于奔命。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九日，苏联红军按照斯大林亲自拟定的计划在斯大林格勒发动了反攻。这真是这次战争的决定性的转折点！当苏维埃的战士在这个英雄城市的废墟中，一间房一间房地、一层楼一层楼地在那里抗拒的时候，红军的许多师团在斯大林格勒的南面和北面，开始行动，突破了敌人的防线。他们将三十三万希特勒的军队包围在箝形地带里，全部予以歼灭，九万德国人作了战俘。从伏尔加河畔开始了这个不可抵御的西进，经过了许多艰苦可怕的战斗，终于把斯大林格勒的胜利者引到了柏林。 有了红军的抵抗和苏维埃人民重大的牺牲，美国和英国才能着手准备工作。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八日，盟军于是登陆北非。但这还不是希特勒极权下的各国人民和在东线作战的士兵们所盼望的第二战扬，东线的战士们还须再担负十八个月战争的全部重担。 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资产阶级的一大部分人承认希特勒的事业是完蛋了。他们于是放弃了德国这张牌，拿起了美国这张牌。我们知道弗兰丁和迪舍（只当的内务部长）那时就已到了非洲。维希政府的许多要人也都到了阿尔及尔钻营位置，或竟也拾占到位置。 斯大林曾说过盟军在北非登陆是为“组织反抗希特勒的法国军队提供了一个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则在清除投降者和昔日与敌合作者的条件下，统一并组织法国的一切力是以加速希特勒的失败，便成为可能了。一九四三年二月五日为吉罗德将军所释放出来的阿尔及利亚共产党斗士和二十七名法国共产党议员，以及从非洲劳动营里放出的四百名共产党斗士，他们有效地帮助了这次胜利。 土伦自沉军舰事件发生的前两天，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位代表和戴高乐将军的一作代表商定了一种共同行动的纲领，规定了共产党和“战斗法国”为准备全国武装起义的密切联系。一九四三年的一月，我们党中央的代表菲尔南·格勒涅赴伦敦，出席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一二月间法国国内成立了全国抗战委员会。参加大会的除重建的各党派外，有重新统一的总工会、基督教工人中央工会及各种抗战的组织和团体。 我们在民族解放委员会提出的意见可以归纳为五点，这些意见曾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三日秘密出版的《人道报》上由杜克洛署名发表。我们要求：组成一个有力的军队并武装所有爱国者；惩办卖国贼并整肃行政机关；实行一个可以激发对解放战争的热诚的民主的和社会的政策；海外领土与本国间实行兄弟般团结的政策。以我们在战争中的努力，来提高法国在联合国中的实际地位。一直等到一九四四年的四月，格勒涅和皮尤为符合人民大众的愿望才参加了法国全国解放委员会。 * * * 一九四三年五月，我以第三国际政治局成员的资格在莫斯科参加了讨论解散共产国际的会议。在一世纪的四分之一时间内，共产国际鼓励、激发并指挥了全球被剥削者反对剥削者的伟大斗争。它曾在社会民主党的歪曲马克思学说者面前，保卫住马克思主义；它曾把革命的劳动者集合到真正的工人党内。在新的历史环境下，由于在每一国内工人运动呈现了不同的情况，政治局认为共产国际组织形式已不适合斗争的需要。我们按照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榜样而行动的，他们先解散了共产党联盟（一八五二），后来，当第一国际奠定了组织工人党的基础，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后就解散了第一国际（一八七六）。会中我们议决向参加国际的各国共产党建议解散这个作为国际工人运动领导中心的共产国际。全场一致通过了这个建议。 * * * 随着红军的逐渐进展，反对希特勒的武装斗争也加强了。在一九四三年那一年中，游击队对铁路的破坏行动有两千次之多，盟国空军对铁路的破坏行动则为一千六百次。游击队的行动是集中在准备破坏的目标上，不但不像空军轰炸那样对平民有大量的伤害，并且能够更准确地击中目标。然而人们拒绝供给我们武器和弹药。一九四三年的九月，科西嘉的义勇军和游击队在全岛群众的热烈支援下，竟从德、意的统治下解放下他们的全岛。 一九四四年，义勇军和游击队以及其他武装团体都汇合到“法国国内战斗部队”，那时该部队的参谋长是我们的同志冉维勒将军。战斗从此变得更加广泛了，更加有效了。他们很显著地帮助了盟军的登陆。自六月六日以后，从布尔达涅到阿尔卑斯，从比利牛斯到鲁拉，广大民众都奋起抵抗。数省都自己进行了解放。这真是一种全民的起义。在盟军和我们的北非军队进逼巴黎的时候，巴黎于一九四四年八月中，接连几天都起来反抗占领军。在那里，也是共产党人站在战争的晕前线。 艾森豪威尔将军曾赞扬过“法国国内战斗部队”给他的帮助，他在一个特别通报中这样说： “自六月六日以后，法国国内战斗部队大大增加了它的进度和它的活动范围。这一支队伍曾进行了一种广泛的破坏工作。破坏铁路的工作特别有效。他们曾攻击过德军兵营，占据过很多村镇，作过不少次巷战。好多敌人的支队会被他们歼灭，游击战的行动正在蓬蓬勃勃地发展，在某些区域内，法国战斗都队已取得了主动。”
又是一次，人民拯救了法兰西。我们的人民，为了补救执政者所犯的错误和罪恶，曾受了这样大的苦难，进行了这样多的斗争，现在仿佛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在他们面前了。法国抗战委员会在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五日的纲领中规定了足以建立一个更广泛更民主制度的一些原则，并且预先拟定了领土解放一旦实现所应实行的措施。该委员会要求惩办卖国贼并没收其财产；要求将大规模的独占的生产资料，一切动力的资源，地下的富藏，保险公司，大银行都收归国有。要求允许劳动者参加经济的管理工作；要求工作权、休息权。要求一个社会安全的完整计划，要求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给予年老工人以足够的退休金，扩大法国本土以及殖民地人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权利……所有这些改革应该是可能期望建立一个新的共和国，可能使民主组织有效地摧毁投降者和卖国者经营的事业，这在战前是不可能的。 各省及各地都成立了解放委员会以代贝当所委派的官宪。不幸的是这些委员会并非由斗争的人民选举出来，而是和昔日的人民阵线委员会一样，由各种组织推出代表来组成的。 全国都为之一振。人人渴望一种新的生活。反动派的势力隐蔽起来。当年的附敌者，想到人民要和他们算账，都在战栗。但他们已偷偷地在活动，企图破坏爱国者的发动，破坏和分裂人民的情绪。我在莫斯科，已见到这种影响。他们用种种迂回曲折的手段企图延缓我归国的行期。但人民的殷望及其愤慨战胜了反动派的这些手段。我终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回到了巴黎。 那时战事还没有结束。德国军队还威胁着斯特拉斯堡，它虽然已撤到沿海的袋形地带，但还占据着敦刻尔克、洛里昂、圣纳萨尔、拉格舍尔。我一下飞机就准备向巴黎的人民讲话。我当初曾警告他们，叫他们提高警惕，注意接受无耻的慕尼黑政策的后果。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在冬季赛车场，一个大厅前挤满了人，大家都在鼓掌、唱歌、欢笑、高呼，厅外则有数万巴黎市民挤满了附近的街巷，一直挤到塞纳河边。我就在这个大厅里又一次劝告法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胜利。共产党要求人民。武装我们的士兵，重建我们的工业，惩办卖国贼，相信人民，依靠苏联的友谊，团结人心和智慧以求祖国的复兴，积极工作并为建立一个民主的、自由的、独立的法国而斗争。 在此后一段时期里，共产党的口号就是：“团结、战斗、工作。”一九四五年一月在伊弗里召开的党中央委员会上我强调必须立刻运用国家的一切力量，加强战斗的努力，以期更迅速地战胜敌人。无论在经济、社会、政治、道德、文化的各种领域里，我们面前都摆着一种恢复和革新的巨大住务，这种任务要求每一个法国人坚强地和持久地努力下去。光是满嘴颂扬法国伟大的公式是不够的，还须坚决地工作下去，还须战斗，正如我们驱逐侵略者时那样战斗。 义勇军和游击队的英雄费边战死在阿尔萨斯省了，他的生和他的死都告诉了我们人民的儿子们是如何懂得斗争。他们的牺牲不会白废，将继续启发我们。 战场的那一端，光荣的红军正在粉碎沿途所遇见的一切，扫除最后的障碍。四月底，它开进了柏林，粉碎了希特勒这条毒蛇把苏维埃的旗帜插在残害世界的雷火所由出的国会大厦上。 让那些想重整希特勒独霸全球计划的人们记住这个历史的教训。 [1] 见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人民报》。——原注 [2] 按即法国同希特勒求和条约。——译者 [3] 按指社会党。——译者 [4] 拜尔迪纳斯：《黑幕人》，第二八一页。——原注 [5] 同上，第二九五页。——原注 [6] 按指贝当。——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