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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进步青年刋物的路向
──关于「七○年代往哪里去？」的我见
向 青
（1972年3月18日）
「七○年代」两周年纪念特大号上登出注销耕莘君致编者的长信，要求「七○年代」确定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立场，编委会答应下期答复，同时表示希望得到读者们的意见。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应该提出来的。根据两年来这个杂志的内容演变看起来，根据编委会和支持者在这两年中的行动表现看莘君的信恰好提供了一个推动，一个鼓励。现在让我也来表示一点意见。
积极的改革者还是消极的逃避者？
关于必须在资本主义与社会（共产）主义两条道路之间作一个明确的选择，我在拙作「保卫钓鱼台运动往何处去？」（「七○年代」十月号）里面已经提到过这点（顺便说，该文排印出来有不少错误，例如好几个人名印错了，有一句话脱漏了一截）。凡是对人类前途和社会出路积极关心的人，都不能不在这两条根本相反的道路之间作一个明确的取舍；今天的中国人尤其不能规避这个抉择。不过，据我看今天「七○年代」的编委会也许首先还要彻底解决另一个问题，就是：究竟他们要做积极的社会改革者，还是只对社会现状作消极的批评，甚至要走幻想和逃避的道路？
过去两年的「七○年代」，把左右两方面（甚至是极左与极右）的文章兼收并蓄，这是很奇特、很矛盾的现象。两种如此对立的立场，怎能在同一个编委会里面并存呢？这点实在不容易了解。自由主义的信仰，不足以解释这种对立统一的现象。不但历史上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派不是这样，就连「七○年代」编委会，也不会容纳根本相反立场的人，例如坚决拥护港英殖民地统治的份子。所以，一定另外有某种纽带，把那左右两种思想联结起来，一定有某种共同基础让那两种倾向可以（至少暂时）和平共处。我只能提出如下一种解释。
我猜想，在编委会之中，确定地拥护资本主义制度或拥护社会主义革命的人大概都很少，尤其是死心踏地拥护资本主义制度的人恐怕更绝无仅有。他们一般都不满现状（包括所谓第一、第二、第三世界的全部现状），不肯接受一切既定的生活方式，反对任何既成的政权和统治集团。他们反对的东西很多，却还不知道应该拥护什么。反对现状就是他们的共通立场，他们就在这个立场上联合起来。他们既可以拿左派的论据去批评资本主义制度和殖民地制度，也可以利用右派的论据去攻击共产主义（他们和今天大多数人一样，把共产主义了解为现状的一种类型，即苏联和中国那种现状，尤其是苏共和中共那种极权统治的方式，而非了解为一种未来的社会制度）。他们并不觉得这样做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这一切都无非是反现状而已。反对这一部份现状，并不意味着拥护另一部份现状。西方传统的民主主义和东方官式的共产主义，都是替一部份现状辩护的思想，他们觉得大可以两者都反对，而不必反对其一，拥护其二。放一只疯狗去咬另一只疯狗，目的只在于更容易把两者都消灭。下文将要说明，他们这种看法倒并不完全错误。
如果「七○年代」始终限于对世界现状作消极的批评，或者是限于对个别事件和局部问题采取积极立场，而并不打算朝向某种远大目标作长期有系统的奋斗，那么，他们尽可以继续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条根本道路采取超然、中立、或一律反对的态度。那样，这个刋物就要成为一部份青年发发牢骚，吐口闷气，松弛内心紧张（说得好听一点，就是寻求自我精神解放）的工具，对群众，对现实社会没有多大影响，或者，倒不如说，替现存制度起一种安全活塞的作用。翻翻过去两年的「七○年代」，我们可以看出，它有一部份的内容多多少少反映出一些嬉僻士的逃避现实的倾向。如果站在嬉僻士一类的立场上，当然不必对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有所取舍，只须一律反对便是了。此外，温和稳健的自由主义和非暴力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也助长这种倾向。
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出「七○年代」还表现出相当强烈的积极倾向：他们关心群众的利益，勇于参加实际行动，热心研究各种政治学说，尤其是进步和革命的学说。他们这方面的表现，实在替香港出版物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如果这种积极改革社会的倾向确定地占了上风，他们自然不久就要对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问题确定立场。因为，现代任何实际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能超出于这两大阵营之外。
我衷心期望「七○年代」迅速确定地走上积极改革社会的道路，彻底扫除任何消极逃避的思想成份。如果不幸有一部份人无法抛弃消极逃避的思想的话，那些积极的改革者就要和他们分道扬镳。道不同，不相为谋。
资本主义是怎样的一条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两大阵营互相对抗的形势，大略可以描写如下。一方面，官式共产党（斯大林派）统治的力量大大膨胀，苏联成为世界两大超级强国之一，又新成立了十几个共产党国家；凡是发生庞大激烈的群众革命运动而且得到胜利的国家，都终归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这是共产主义成就的一面。但，另方面，共产主义也有许多失败的地方。所有共产党取得胜利的国家，几乎完全是本来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都比较落后的，即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至今还没有一个让共产党得胜（捷克和东德是例外，但那里的共产党政权并非经过正式的群众革命而成立，而只是在苏联压力下受同化的结果）。同时，共产党统治的丑恶一面，即那种可以和法西斯相提并论的极端专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当然不同），也在世界人民面前，尤其是先进国家的人民面前，相当普遍地暴露出来了。至于资本主义世界，一方面版图日益缩小，内部危机重重，越来越被迫对共产主义势力只能采取守势，但另方面，二十几年来，它却再没有发生过像战前那种普遍而且急剧的经济危机。相反地，技术和生产水平还大大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也提高了，法西斯的恶梦彷佛也跟着莫索里尼、希特勒一去不返，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一律变成所谓「福利国家」，政治民主之外，又新添了所谓「经济民主」，正式的工人阶级组织都变成稳健的改良派了。
在这形势下，资本主义的辩护士振振有词地说：「看吧，资本主义并没有像马克思主义预言那样走上绝路，反而得到了新生，变成人民的新资本主义，变成有弹性的开放社会，不断在进步，不断在改良。早期资本主义那种经济危机的病疾已经克服了。共产主义并非资本主义内在的必然趋势，而只是外来的威胁。只有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里那些贫困落后的人民，才会接受共产主义的诱惑。而他们一旦接受共产主义制度后，很快就要大吃苦头，大叹上当。」
这种论调相当容易被群众接受，尤其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地方。因此，即使在激进的青年中，共产主义的影响似乎也在衰落。代之而起的，是所谓民主社会主义，人道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各种各样的新左派思想等。
资本主义真正已经反老还童，根本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方面的诊断吗？其实并没有。
马克思主义者说：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地爆发「生产过剩」的危机，表明这种制度含有本质上的矛盾，障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迟早要灭亡。二次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诚然没有发生过好像1929年那样猛烈的大危机，但同样是由于「生产过剩」而造成的「经济衰退」，却不断发生，大约每四、五年就有一次。这证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没有解决。从「衰退」（即程度较轻的危机）的频繁出现看起来，可以说资本主义制度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性质更为明显了。
然则为什么大危机变成了小衰退呢？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指出，阻止大危机出现的主要力量有二：一个是庞大的军费开支，另一个是社会保险制度。日益庞大的军费开支是促成或维持资本主义繁荣的一个重大因素，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至于社会保险制度的缓和危机作用，那是由于，现在如果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有某一生产部门首先发生危机，实行减产裁员，或者缩短工时了，因为有失业救济金的原故，那些受影响的工人，并不致于一下子完全失掉收入，因而丧失了对其他部门产品的购买力，由此开始产生不景气的连锁反应──过去的经济危机就是这样发展下去的。现在有了社会保险制度，当危机出现时，国民收入降低的程度就不那么厉害，也不那么急速，所以危机比较容易缓和，仅仅成为有限度的「衰退」。经过1929年经济危机的大灾难之后，又鉴于今天世界共产主义势力如此庞大，世界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时时刻刻都在小心翼翼地注视着经济危机的征兆，用尽种种办法去阻止它，缓和它。所谓「调整的经济」或「计划资本主义」，无非就是一套减轻经济危机的办法。他们除了依靠上述两种力量之外，还经常交替地使用放宽和收紧信用贷欵的办法，但这只能起一点辅助的作用。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还有另一原因使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比较温和，那就是：这段时间属于一个发展的大周期。他们说，资本主义经济的景气循环，除了有小周期之外（从前大约七至十年循环1次，现在是四、五年），还有大周期的循环，大约二十五至三十年循环一次。例如一九一三至四十年是停滞的大周期，其中的繁荣年代是短暂轻微的，危机却严重而长久。从一九四零年到七零年左右，是发展的大周期，这期间危机轻微，发展却重大。如果这种见解正确的话，那么今后的经济危机就会比较严重了。无论如何，这一两年已有种种征兆，表明长期的繁荣行将过去了。
即使今后还能够继续彷佛分期付款的办法那样，把大危机化为频繁的小衰退，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制度障碍生产力发展的说法也还是正确的。当世界上还有许多人过着贫困生活的时候（例如在美国这世界最富裕的国家，至少还有1/5的人口过着贫困的生活），竟把全世界人口每年收入的一半左右不是用来建设，而是用来破坏，用作军费，要这样才能避免更严重的经济危机，这还不足以证明资本主义是一种腐朽的制度吗？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只有经常处在毁灭人类文明的核弹大战威胁之下，才能维持工作和生活，难道他们应该拥护这样一种制度吗？（共产主义国家也要负担庞大的军费开支，但谁都知道，他们的经济不靠这种开支来支持。这是两种经济制度根本不同的一点。）
至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保险制度，虽然给工人阶级一些好处，但一点也没有改变财富分配极端不均的情况。资本家阶级依旧控制大部份的社会财富，而且在国民收入中所占去的比例越来越大。因为资本家一切行为都以自己发财为目的，所以他们宁可每天花费成亿美元去向越南（以及美国）的穷人作战，而并不真正向美国的贫穷作战；宁可大量制造油浆弹和落叶剂去破坏越南的自然环境，而不去解决美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宁可送军火给那落后国家的军事独裁者去屠杀革命人民，却不会向那些国家输出自由民主制度。
那些最低收入的人，那些盼望有更光明、更广阔前途的青年，难道应该满足于仅仅不致饿死，难道不应该首先起来要求一种更好的制度，让社会财富归生产者大众掌握，让生产潜能更能充分发挥出来，而且用在更有利于人民大众的方面吗？一九六八年五月法国有一千万工人起来罢工和占领工厂，这证明：那所谓新资本主义的环境，并未使工人阶级丧失革命战斗性。在世界资本主义最强大堡垒的美国，那些黑人、学生、妇女、以及青年工人等等，正在大步走上反资本主义的道路，其它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也在展开同样的过程。香港的青年应该以此为借镜。
如果资本主义还是一条前程远大的出路，它就应该很容易推广到所谓第三世界的新兴国家去，给他们带来迅速的进步，好像十九世纪里资本主义在西欧和北美的扩展一样。但我们现在看见的是：资本主义列强在第三世界里到处都起着阻碍进步的作用，老是跟最反动的土著势力结合起来；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新兴国家，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危机重重，充满爆炸性的矛盾的，越大的国家越是如此，例如印度、巴基斯坦和印尼。反过来，凡是深入的群众革命胜利了的地方，都成为反资本主义的工农国家，而这些国家在经济上和文化上普遍得到迅速的进步。
怎样看待共产主义
资本主义之令人不满，连它那些辩护士也无法掩饰了，于是他们只好这样辩解：「资本主义诚然有许多弊病，但总没有共产主义可怕。共产主义许诺给你们地下的天堂，你们实际得到的却是地狱般的暴政。共产党的国家富强了，人民生活的改善却有限，而且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这说法目前确实能令不少人信服。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斯大林、毛泽东、勃列日湼夫之流是共产主义最可怕的敌人：他们那种专横反动的统治，成为今天阻止群众接受共产主义道路的最有力的因素。
我们姑且不谈所谓资本主义不像共产主义那么可怕这说法是多么片面，它故意忽略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可怕现象，那也是世界资本主义的一部份，还有法西斯主义和世界大战更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将来阶级斗争尖锐化起来，资产阶级大有可能重新采用法西斯的办法）。让我们暂时限于答复他们对共产主义本身的攻击，限于答复关于共产主义运动是欺骗这个说法。
评价一种政治运动或社会运动，主要根据它的实际表现，而不是根据它的理论和诺言，这种态度本来是正确的。不过，具体的事物是多面的，而且包含有内在的矛盾，所以，想把它认识清楚，也要从多方面去考察，要去分析它所包含的内在矛盾的发展方向。还有，更重要的，要记得：历史是人类自己创造的（虽然人的行为和可能的成就，都要受自然和社会环境限制），所以，要根据积极奋斗的精神去选择道路，不要只顾得考虑究竟是适应这部份的现状好呢，还是顺从那部份的现状好，两害择其轻。如果你搭上了贼船，摇到江心，梢公露出贼人面目的时候，你只顾得寻思到底是吃板刀面好呢，还是吃混饨好，那是没有出路的。只有想个法子，把那贼人的刀夺过来，连船也占领，然后才能扬帆远去。
为了解答共产主义运动是否欺骗这个问题，让我们来看看共产主义理论里面到底包括些什么「许诺」。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是私有财产制度的最高与最后的形式。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相当阶段，就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物，因而造成种种巨大的社会灾祸，如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等等。工人阶级为了消除这些灾祸，打开新的出路，就需要而且能够起来革命，废除私有财产制度，创造共产主义制度。但一个全新的共产主义制度不是随着没收资本家财产一下子就能创造出来的，整个社会的改造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渡时期。在这过渡时期中，需要有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工人阶级领导农民以及一切非剥削者的劳动者的政权。因为这个政权是历史上唯一的代表大多数人去压迫少数人的政权，和过去任何政权相反，所以，它一方面敢于公开承认自己的阶级专政性质，不像过去的政权那样假装是代表全体人民，代表整个社会，另方面，它最不需要，也最不适宜，另设特殊的国家机关，如官僚、警察、常备军等，而可以并应该尽量由劳动人民自己直接去实行统治。这样，对劳动人民来说，它又是最民主的政权。随着共产主义改造的进展，这个政权的民主化程度将越来越扩大，它的压迫职能将越缩越小，最后完全消失。于是国家这东西就消灭了。那时才是正式共产主义时代的开始。
我们要特别看清楚三点。第一，共产主义理论所说，把资本家的财产收归国有，可以解除生产力所受的束缚，这点已由现存的各工人国家的实例证实了。尽管这些国家的政权不是健全的工人政权，因此它们的经济政策也常有重大错误，但生产力的发展还是迅速的。这证明了国有财产制的优越性。第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还不是共产主义社会，最多只能算是朝向共产主义走去的过渡社会（如果它的发展正常，确实是向前进而非开倒车的话）。要等到国家消灭了，共产主义社会才真正出现。因此，现在的苏联和中国等，不能算是共产主义的代表。第三，共产主义理论只说，无产阶级专政（俗称工人政权或工农政权），按照它的本性，应该并可能是最民主的政权，却并没有保证工农政权在任何条件下都一定是民主的政权，绝对不会发生严重的官僚主义堕落或歪曲的现象。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的理论，是行动的方针，不是什么宗教福音。它并没有许诺有怎样一种地下天堂会凭神力或自然力自动出现，它认为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都是各种现实的社会力量互相斗争所造成的结果，无产阶级专政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只是根据客观的可能性，指出无产阶级应该朝什么方向奋斗而已。
列宁在苏俄建国后，不断指出这个政权还有许多官僚主义的不健全性（那时工农群众基本上还能享受到民主权利，和后来在斯大林、毛泽东式的专制下不可同日而语）；连共产党一党专政，他也承认是不得已的不正常的办法。他死前不久还向托洛茨基提议，联盟向斯大林所代表的官僚专制倾向展开大规模的斗争。后来，托洛茨基领导忠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断为抗拒官僚专制主义的堕落潮流而斗争，并在理论上进一步说明，怎样的世界历史条件和什么社会力量促成无产阶级的专政暂时堕落，促成工农群众暂时丧失对政权的直接控制，让那些官僚变成骑在主人头上的恶仆。托洛茨基的后继者，也从理论上说明了为什么战后那些新兴的共产党国家一开始就是官僚主义变态的。所以，现在苏联和中国等国的政制，并不是健全的无产阶级专政。
现在苏联和中国那种共产党的专制统治者，并不代表正常、健全的无产阶级专政，好比英国工党和资本主义各国那些工会官僚并不真正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一样。所有这些工人阶级的官僚都有一个共通的特性，就是：他们虽然以工人阶级为生存的根基，却因为屈服于敌对阶级的压力，已经变成一个骑在工人群众头上，另有其本身特殊利益的集团了。苏共和中共早已抛弃马克思主义思想，他们在实际行动上，早已不是按照共产主义纲领去做了。他们虽然还要保存自己国有财产制度，因为那是他们的生存基础，却越来越没有兴趣把国有财产和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推广到外国去，越来越害怕世界革命的发展，拼命阻止共产主义的实现。
所以，谈不到什么共产主义是欺骗。把苏联和中国的现状称为共产主义，那才是欺骗。斯大林、毛泽东、赫鲁晓夫、勃列日湼夫之辈自称为共产主义者，自称为列宁的继承人，那才是欺骗。如果你是拥护资本主义，根本反对共产主义的，那么你大可以对那些共产党官僚采取「又勾结又斗争」的策略，而且越来越是勾结多于斗争。你会发现这些共产党官僚实在是最得力的反共助手。所以罗斯福、丘吉尔曾和斯大林做好朋友，现在尼克逊也和勃列日湼夫、毛泽东双方「直接挂钩」，如果不然，如果你是不满意资本主义的，但又鉴于中苏等国的实际情况而对共产主义有所怀疑，你就应该考虑下列这些问题：国有财产制度是否比资本主义制度进步呢？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和资本主义制度之后，是否不可避免地一定要让政权落到一批新兴的极端专横的官僚手中去呢？是否国有财产制度一定要是产生官僚专政呢？工农群众是不是天生地不可能自己直接掌握政权呢？工农群众跟那些自封为伟大领袖的骗子斗争，是不是命定永远要失败呢？工农群众是不是那样软弱无能，那样没有「种」，只有在吃板刀面和吃混饨两种命运之中选择一种，不是受资本家统治，就是受极权官僚统治，永远不配自己做主人呢？
问题提得正确，就等于解决了一半。上述那几个问题，没有理由统统要得出悲观的答案。我这样说，并不是把理论问题化为纯粹是信心的问题，并不是简单诉诸感情。我们的信念，在理论和事实两方面都是有根据的。
谁要是说共产主义根本是欺骗，他必须证明国有财产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一定要产生官僚专政。但所有的反共理论家都未曾证明这点，他们甚至根本没有鲜明地提出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他们只限于指出现有的共产党国家统统是官僚专政的（其实，十多年来古巴的情形和别国大不相同，但这点谈起来不简单，也无关这里所谈的主旨，暂且不提），以为这样就够了。最自相矛盾的是，他们一方面说工农群众打倒资本家之后无法保障自己的民主权利，另方面却极力保证，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农群众确实享有民主权利，而且断定这种权利可以一天天扩大。原来工农群众的民主权利不靠他们自己用力量争取来和保障的，反倒是靠那少数千万富翁，靠那越来越依靠制造杀人利器发财，越来越和政府官僚直接联成一体的资本家来保障的！这是工农群众可以接受的逻辑吗？这是没有丧失科学良心的知识分子可以接受的逻辑吗？（我在这里只反驳那些替资本主义辩护的反共理论，而没有涉及无政府主义的。关于无政府主义的错误，耕莘君的长信已谈到不少，我不想在这里再补充了。倘有需要，以后再写专文来谈。）
共产党官僚确实专横得厉害，彷佛他们是国家的主人，是国有财产的主人。全体人民的生活命脉都操纵在他们一个集团手里，尤其是操纵在他们那最上层的寡头集团（甚至唯一的最高领袖）手里，因此他们可以任意施为，任意驱策和压迫群众了。但，解救之道何在呢？那些资本主义的代言人说：「既然那些有实无名的社会财富的主人这般凶恶，你们不如废除国有财产制度，索性把社会财富正式交回给资本家，让他们名正言顺地做主人，那时你们就得到自由民主了。」当然他们没有说得这样明显，这样赤裸裸，但他们全部漂亮的理论的真正核心，其实就是这样一句话。难道无产阶级群众不应该想一想：连篡位僭权的主人都那样凶恶，谁能保证正式的主人不同样凶恶，或更凶恶呢？事实上，现有的共产党国家，一般都是从来没有自由民主的，过去在地主资产阶级统治下也是不自由的。
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提出另一种解救办法，那就是：保存国有财产，保存无产阶级专政，但打倒那些篡位僭权的官僚集团。让工农群众真正当家作主。
工农群众想打倒那些官僚篡位者，当然不是很容易的，不是随时可以做成功的，但绝无理由说不可能成功。历史经验证明：越是专横的统治集团，到了被压迫人民忍无可忍，起来革命的时候，就崩溃得越快。那些官僚寡头本身也知道自己的权位是名不正言不顺，很难公开辩护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才做得比任何正式剥削阶级的专制政权更专制，不能容许批评。但，越是这样，他们就越发孤立，将来倒台得越快，也越彻底。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会刺激起共产党国家的反官僚政治革命，共产党国家本身在经济文化上的进步也会推动群众起来革命。
一九五三年以来，工人国家的反官僚革命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了。一九五六年匈牙利发生革命时，世界资产阶级非常兴奋，以为工农群众会接受恢复资本主义的道路。这在当时彷佛多少有一点根据，因为那时群众里面的政治倾向相当复杂，企图恢复资本主义的份子也确实有一部分影响。但后来越把革命运动的真相研究清楚，就越知道群众运动的主流毕竟是拥护国有财产制度的，他们所反对的只是苏联官僚及其在匈牙利的傀儡。一九六八年的捷克民主化运动，里面虽然仍有少数右倾份子，但拥护社会主义革命的潮流明显地占绝对优势，以致帝国主义者不敢对它抱什么幻想，因而再不像以前看见匈牙利革命时那样兴奋了。有些比较坦白的资产阶级政论家，甚至公开表露出深深的忧虑，他们说，如果捷克的新试验成功了，不但苏联政府要受到极大威胁，「自由世界」也要头痛，因为，有了共产国家民主化成功的实例之后，还拿得出什么理由去反对共产主义呢？这番话，比较中共那种猫哭老鼠式的对捷克遭苏军入侵表示同情，有意义得多了。中共一面说同情捷克反抗苏联侵略，一面却实际接受苏共侵捷的籍口，像苏共一样地诬蔑捷克社会主义的民主化运动是倾向资本主义，是想跟帝国主义「直接挂钩」，这就证明中共的同情是虚伪的。中共寡头丝毫没有帮助捷克的反官僚革命运动，内心里反倒庆幸它被压碎了。再后来，一九七零年底，波兰工人迫使哥穆尔卡下台的罢工示威运动，不但其拥护社会主义的性质谁都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怀疑，而且，工人群众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敌视整个官僚层，对任何一派的官僚（包括那牺性哥穆尔卡来安抚工人的一派在内）都毫不信任，毫无好感。但过去波兰工人曾信任哥穆尔卡（一九五六年），匈牙利工人曾信任纳吉，捷克工人曾信任杜布切克。这些事件证明，工人国家的反官僚革命一步比一步更成熟了，工人群众自然而然走上真正共产主义者所指出的道路。在中国，毛泽东利用他过去领导革命的巨大威望，在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运用空前狡猾也极端冒险的策略，暂时达到了他的两重目的：一方面利用群众力量把官僚层内敌对的派系清除掉，另方面把群众革命力量在这个假革命中消耗掉，藉此延缓真正的反官僚革命的爆发。尽管如此，在一九六七年里，这次假革命却几乎弄假成真，毛派官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红卫兵群众运动控制和镇压下去。这就证明，反官僚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都实际存在的。无论如何，共产党原有的庞大组织和威望都已经瓦解烟消，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强力地控制着生活的一切方面了。更有意义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湖南省无联所代表的真正革命派，他们坚决拥护共产主义，同时决心打倒整个官僚统治机构。
再看资本主义世界的革命运动情况。事实证明，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只有走不断革命的道路（即超越资本主义改革的限度，直接走上工农专政和国有化计划经济的道路）才能得到巨大进步，这点前面已经说过了。现在，无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不发达的国家，斯大林派共产党（不管是亲莫斯科的也好，亲北京的也好）都越来越不能垄断革命运动的领导权了。相反，真正的共产主义分子在群众中的声望却日渐高升，这些分子一方面反对资本主义，另方面也反对斯大林主义，反对工农国家的官僚专政，主张建立真正由工农群众掌握权力的政权，由此过渡到没有阶级对立、没有压迫、没有国家、真正富裕、平等、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
总而言之，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道路，是唯一彻底反对世界丑恶现状的道路，是唯一有效的进步道路。至于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都是现状的一部分，无论拥护哪一个，都是拥护现状，都是保守派。老一代的人曾经面临那样悲惨的形势，除了腐烂的资本主义和专制的斯大林主义之外，很难看见第三种前途。但即使那时，也有少数最有眼光、最坚决、最勇敢的人，在逆流中前进，坚持为人类真正光明的前途奋斗。今天，一方面由于那些先锋份子不懈的奋斗已经收效，而更重要的是由于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内在危机都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于是世界三大地区的激进青年都开始迅速认识到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出路了。这是最可喜的现象，这是人类的希望所在。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力量源泉，在于它符合历史进步潮流的需要，符合广大工农群众的利益。马克思主义者可能暂时被打倒，但他们随后又从大地的母亲吸取新的力量，跳起来重新战斗。
我深心盼望，「七○年代」的编委会和积极支持者，也确定地站到同一立场上来，为同一目标作有系统的奋斗。
过去「七○年代」坚持言论自由的原则，把自己当作一个公开论坛。耕莘君提出批评道：即使自由主义者也应有自己的主张。我完全同意这批评。如果你是个积极的改革者，就不能只听人家说，只看人家干，你就要有自己的主张，而且注重宣扬自己的主张，按照自己的主张去实地干。刋物可以容纳不同的主张，可以公开讨论，但这方面要有一定限度。对立得太厉害的主张，应该各自去办不同的刋物。偶尔登载和本身立场尖锐反对的文章，也应该选择那有代表性而且有理论价值的，同时要加以批评。如果你本身拥护共产主义，或者不是死硬反共的，却在你的刋物上不加批评地登载美国参议院那种低劣的反共谩骂宣传品，我实在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道理。为了维护言论自由的原则吗？他们的言论自由已经太多了，爱好那一类东西的人，尽可以去听「美国之音」，看美国新闻处办的「今日世界」，还有无数其它报刋，用不着再拿我们宝贵的篇幅供给他们。
简评两种见解
以上我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条道路的问题说了不少话。这个问题实在太大，一篇这样的短文当然谈不清楚。我所谈到的，可以说只是一些基本要点的结论，和问题的具体提法。我希望可以促使大家去进一步研究，并且对进一步的研究多少有一点帮助。
为了更加肯定真正共产主义的道路，我想简单批评一下两种可能把人引入迷途的见解。
第一是所谓北欧式的民主自由社会主义的道路。现在有人极力鼓吹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都要分头向这条路前进。
首先应该指出，所谓北欧式的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什么独特的社会制度，那根本还是资本主义，因为资产阶级的财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还原封不动保存在那里。北欧国家不过实行比较全面的社会保险制度而已。在那些国家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是英国工党一类的货色。所以，叫中国大陆走北欧自由社会主义的道路，拆穿来，就是叫资本主义复辟。（我们可以猜想，如果中国真经过「和平演变」而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当然不会一下子把原有的国营企业交给少数私人占有──这样引起工人群众的反抗太强烈了──而大概会一步步来：先把每个企业单位变成该单位工作人员全体共同所有，然后一步步增加少数上层人员所占的股份比例。无论如何，只要原则上开放私人资本家的经营自由，不久就会出现新的资产阶级，重新垄断社会财富和国家政权。）鼓吹这条道路的那位甜言蜜语、通情达理的反共专家，胃口比尼克逊还要大，到现在还大肆鼓吹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社会主义」，美其名曰中国统一之道。
如果台湾和香港变成北欧国家那样，当然是进步了一点。问题是，怎样去实行呢？靠谁的力量去实行呢？如果给猫的脖子上挂一个铃铛，虽然不能根本改变老鼠的命运，总比较改善了许多。可惜想出这聪明办法的老鼠没本领去挂。台湾和香港的现政府，既不允许民主，又不允许社会主义，在民众拿出力量来之前，连起码的言论自由，连压制一下公开盛行的贪污，连实行罢工纠察，连限制房租疯狂上涨，都做不到，那位大政论家却叫我们希望和平稳健地实行「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如果我们接受他的教导，只好在读完武侠小说、发财术、马经、狗经、以及他的政论之后，闭起眼睛去梦游北欧。一旦民众显出了充分的力量，能够自行决定一切的时候，倘若再自限于实行「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那就等于在资产阶级神圣的财产权和残余的国家机关面前立正，等待资产阶级重新纠集它的力量，好像扑灭巴黎公社那样，重演一次杀人盈野的资本主义。上述那位大政论家的真实目的，不外就是这两种。
其实，这位大拍港英马屁之余还不忘时常吹嘘一下中国世界第一以示爱国的大政论家，何必舍近而图远，要去学习什么北欧社会主义呢？咱们中国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蒋介石「先生」不是宣称信奉它吗？）靠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大法宝，既可以防止资本主义，又可以避免那「杀人盈野」的阶级斗争，安安稳稳地就可以──不仅实现社会主义，甚至达到共产大同呢，岂不更妙？倘若找得到一个社会力量去实行的话，三民主义早就在中国实现了。
我要批评一下的第二种见解，是某些极左派红卫兵的见解，他们认为中共政权不是官僚主义变态的工农政权，而是「红色资本家阶级」政权。类似这样的理论，其实几十年前就有了，不过，我相信这些红卫兵是模仿毛泽东的理论方法得出如此结论的。毛泽东认为苏联政府领袖已经背叛马列主义，所以他们的政权已不能算工农政权，而是资产阶级政权。同理，那些红卫兵过去认为周恩来代表中国红色资产阶级，现在有些人连毛泽东也划归同一类去了。
我不知道那些青年革命份子从这种理论得出什么实际的政治结论。如果他们的结论只是打倒那红色资本家的政府，代之以工农群众的民主政府，对国有财产制度仍旧要保卫，计划经济仍然要实行，那么，他们的立场实际上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没有分别，只是理论上，尤其是所用的术语，有点分别罢了。
但如果用严格的态度去对待理论和术语，把它们推论到底，就会得出大不相同的实际结论来。红色资本家到底也还是资本家，恰似红白玫瑰同属玫瑰一样。资本家的财产和政权，工人阶级没有责任去保卫，所以中国大陆现存的国有财产制度和政权也不值得工人阶级去保卫了；如果另一派资本家要来推翻中国现政权，我们也不应该去保卫它。再如果那另一派资本家是比较民主一点的，照理工人阶级甚至可能暂时和它联合行动，去打倒那最专制的红色资本家政权呢。于是乎，这些革命青年就被他们的错误理论驱使，放弃了保卫过去革命的主要成果（国有财产制和以此为基础的工农政权）的责任，不知不觉地跌进资产阶级反革命阵营去了。
此外，这理论引起的问题还多得很。红色资本家是整个资本家阶级里面怎样的一层？在典型资本主义社会里占什么地位？怎样起源？有什么历史任务？为什么他们不用法律公开确定他们的财产权？为什么不能说他们只是工人国家里篡位夺权的官僚？红白两色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到底怎样？为什么他们之间的关系那样特别，完全不像金融资本家与工业资本家之间，或工业资本家与商业资本家之间的关系？中国红色资本家的政权是何时成立的？中国过去曾否有过真正的工人政权？如有，是在何时，以何种方式，红色资本家反革命胜利的？为什么没有遭受到工人阶级方面强烈的抵抗？如没有，原来过去中国革命是红色资本家领导的，岂不证明落后国家的资本家还有伟大的革命作用？岂不应该承认资本主义道路还行得通？岂不应该高呼新生的资本主义万岁，红色资本家万岁（至少在目前这个历史阶段）？工人阶级想在不发达国家领导革命，岂不变成幻想？如果中共是红色资本家，苏共更早就是红色资本家了。原来资本家还有这样强大的再生力量，到处都能够复辟，而且到处都没有遭遇工人群众明显的反抗，这样看来，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岂不悲观得很？马克思列宁的共产主义岂不是幻想？
可见，革命理论问题不是拿油漆往人家身上一涂那么简单的事情。如果军队警察都袖手旁观，你想把个别官僚或者名教授、名演员揪出来，往他身上涂墨汁，给他戴上牛鬼蛇神黑帮的高帽子，那不用费很大力气，也不致引起太大的后果。可是，给整个官僚层漆上「红色资本家」的牌号，却不那么简单了。你也可以这样做；如果不能公开喊出来，也可以心中这样想。这样你心里也许很痛快；不能砸碎他们的狗头，也把他们骂个狗血淋头。不过，你把官僚层称为红色资本家阶级，并不会令他们更容易倒台；反倒是，术语的错误引起理论混乱，甚至引起行动方针错误，结果反而妨碍反官僚革命。
应该指出，这里所批评的两种错误见解的性质是大不相同的。那提倡北欧路线的人是彻底的反革命者，他在故意骗人。至于相信红色资本家理论的红卫兵，却是幼稚天真，他们从毛泽东学校里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太少，刚开始自己摸索道路的时候，仍然摆不脱毛泽东的窠臼。毛泽东既然领导过中国革命得到很大成就，他自然有不少东西值得我们学习，至少值得我们参考。不过，如果你想从他那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却要十分小心。他那铺子里所卖的理论货，都是质量很低劣的，尤其不适合在工人国家已成立后使用的。
更进步的「七○年代」
最后，为免误解起见，我想说明一点。我主张「七○年代」站在工农群众的立场，站在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并不是主张「七○年代」变成清一色说教的刋物。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科学精神，最注重客观事实，它不是死硬的教条，它要根据对社会的客观研究而定出群众应走的道路。马克思最看不起那些把他的学说当作教条（用今天中国流行的话说，就是当作「最高指示」）的人。他因此甚至说过，他本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从来反对强迫的思想统一的（只有在某些实际行动上，才主张同一阶级、同一组织内的人要少数服从多数）。因此，如果「七○年代」采取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决不妨碍它继续成为一种活泼、有生气、有争辩的刋物。相反，扫除了那部分客观上替反动立场张目的内容，也克服了那种令一部份进步人士怀疑却步的混乱性质之后，一定会吸引更多的群众来支持，尤其是吸引那些认真想为社会打开新出路的青年来支持，结果「七○年代」将会代表更多群众的心声，更广泛深入地反映社会现实，提出更实际有效的奋斗方向，成为更有生气、更有影响的青年刋物。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