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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成了拉塞尔法庭的成员”[1]
——与《塞乌伊尔》杂志编辑人员的会见
1975 年于布鲁塞尔。
加西亚·马尔克斯（以下简称马）：希望我们要谈的话题是文学，不是政治，因为我觉得我不善于谈政治。
《塞乌伊尔》编辑部（以下简称塞）：可是你是一个对拉丁美洲政治有影响的人物。
马：我没有政治才能，问题是在某些时候我意识到在拉丁美洲回避政治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需要全世界支持我们的革命。
塞：在你看来，一个介入政治的作家的作用是什么？
马：我认为这两种作用并非截然分开的。当怀着写一部小说的目的对拉丁美洲的现实进行调查时，当真正运用拉丁美洲的价值写这部小说时，我认为这就是在促进拉丁美洲文化的非殖民地化，从而我也认为这就是在从事政治，在加速拉丁美洲解放的进程。
就我的情况而言，当我的作品超出了本国的国界，当我知道我的作品已经译成二十一种外国文字、其中有一部属于在拉丁美洲的全部历史上最畅销的书之一，上述工作的另一个阶段就开始了。如果我说“最畅销”，我的意思是说“受到最广泛的阅读”。当我得知，比如在美国，我的作品的袖珍本印数超过了五十万册，当我得知在我去过的世界各地看到人们认识我、读过我的书时，我便意识到，那种声誉，那种名气，也是一种可以用于这方面或那方面的有力资本。我决定把它用在政治方面，所以我就成了拉塞尔法庭的成员，所以我可以尽一切可能为反对智利的法西斯主义而工作。
我的这种选择由来已久，因为不管怎么说，我认为自己一直有一种始终如一的立场。但是自从智利发生军事政变后，可能由于觉悟问题，我的立场更加明显、更加积极、更富有战斗性了。我突然觉得，我太麻痹了：在人民阵线时期，我认为那项计划会成功，它确实能存在下去，所以我就没有以某种方式做任何工作来防止它受到破坏。我错了。当时，我有一个觉悟问题，9 月 11 日晚上 8 点我突然来到波哥大，意识到它完了，它垮了（双手一摊，完了），敌人走得比一个人想象的远得多，甚至把共和国总统都杀害了。在那个时候，老实说，我平生第一次认为我在政治上应该做的要比文学上能够做的更为重要。
在那段时间，我有一本小说，再写三四个月就可完成，但是我零敲碎打地写了一年多才结束，因为我几乎把我的全部时间都花在和智利人一道工作上了。
……
塞：你认为何为文学批评？
马：我有一个观点，也许对文学批评很不公正。我认为文学批评纯粹是一种寄生活动。批评变成了创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介绍人。
塞：但这是取得成功的手段……
马：我认为不是！在我的情况来说，我的书是读者给卖的。我于 1955 年出版第一本书，当时卖掉了七万册，或大体如此。十二年后的 1967年，我出版《百年孤独》时，我已出版了四本书，每本书只售出一千册。《百年孤独》出来时，简直像一场“爆炸”，使出版商和市场专门家大吃一惊。
塞：对你，没有人宣传过你或者说发现了你吗？
马：唉，那是一个很难分析的现象。我能讲述的只是趣闻，你们看，从这些趣闻里是不是可以作什么分析。
南美出版社于 1967 年 5 月出版了《百年孤独》。我的出版者一般都是朋友。在此之前我没有收到过一分钱的稿费。朋友们的出版社很小；在墨西哥，有维拉克鲁斯大学出版社；一位哥伦比亚朋友出版过我的一本书。没有一本书是由一家著名出版社出的。五本书，我没收到过一分钱。我的生活靠的是当新闻记者、做广告，承担墨西哥电视台的某些工作，甚至还靠办杂志，杂志办得很胡涂：杂志上没有我的名字，也没有我的文章，也就是说，我干的是杂志的实际工作。
那时，当《百年孤独》还差一两个月就可写完的时候，我收到南美出版社的一封信，信上说：“我们读过你的作品，我们想了解一下你的作品是否可以不要版权让我们出版。”我非常高兴，因为南美出版社是我知道的一家出版社，我读过它出版的大量极好的小说。通过对五十年代阿根廷的这些出版社出版的作品的阅读，我的文学修养得到很大的提高。
我很高兴，但是我的情况是，我的全部作品都和朋友们的出版社签订了合同，现在撤回来是不道德的。于是我给南美出版社写了一封信，说：“我的作品都已签订了合同，不过，刚好我手头有一部长篇快写完了。你们要是可以出版，我将不胜感谢。”
他们立刻复信说可以出版，并且没有事先看稿就给我寄来一份合同并预付了五百美元稿酬。这对我如同雪中送炭，因为那个时期我的经济状况非常拮据，把一切值钱的东西都当了。
他们还在信里说，根据我的其他作品，他们确信我写的这本书是可以出版的。我非常高兴，尤其是在那五本书出版之后。我相信那些作品都不错，都受到了批评界的好评。从第一天起批评界的反响就很热烈，但是销售量却始终没有超过一千册。
塞：那些批评刊登在……
马：刊登在拉美各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上。当时，南美出版社收到《百年孤独》的稿子后，出版者用绝对言过其实的字眼给我写了一封信，他们非常幸运出版这本书，甚至决定冒一次险。冒这样的险在当时似乎是不理智的：头版他们准备印八千册。
塞：但是你了解你作为作家的品质，你读过许多文学作品，此外你也知道拉丁美洲文学的水平，对吗？
马：唔，我写第一部作品时，也曾感到惧怕，就像后来准备写一部更好的作品时那样，因为我认为这应是巅峰之作。
我一向喜欢读长篇小说，尤其是拉丁美洲人写的那些没有人读的书。我开始写作时，我已了解在我之前的拉美人写的一切有趣的东西，知道加列戈斯和阿斯图里亚斯这样一些没有人理睬的作家。
我们继续讲述刚才的故事。南美出版社的人对我说：“头一版我们要印八千册，因为这本书不同一般。”当时我有些怕，就是说，我为他们担心，我对他们说：“印这么多，你们会不知所措的。”他们说：“不会，因为书很好，我们确信销得出去。”于是为了更加保险，他们决定进行一次大张旗鼓的宣传，做法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头版》杂志派一名编辑去墨西哥，对我进行一次非常全面的采访报道：我怎样生活的，怎样写作的，并介绍我以往的作品，拍摄住宅、孩子等等的照片。制作一个彩色封面，把刊登这篇报道的这期杂志在《百年孤独》出版的同一星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推出。
但是在《百年孤独》上市的时候，爆发了中东战争。这样，不得不赶快改换《头版》杂志的封面，把介绍我的作品的封面推到下星期出版。
到下星期杂志出版时，八千册书已销售一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地铁入口处全卖光了。
我这么详细地对你讲述这一切，因为这说明他们做的宣传毫无作用。他们却感到困惑，遇到一个难办的问题：他们估计，八千册书，无论多么滞销，从 5 月到 12 月总能卖出。所以，他们既没有准备更多的份额，也没有准备更多的纸张。第一版出版八天后，他们便既没有纸也没有份额来进行第二次印刷了。这是历史性的，在第一版出版后的两个月里，整个拉丁美洲都在谈论这本书，却未能印刷第二次。第二版印了一万册。但仅墨西哥就要求买两万册。现在我们估计，已经到达二百万册了……
这种现象是值得分析的。我这样讲是因为我否认文学批评的全部作用，至少在这件事上。我认为书是读者售出的，他们一传十，十传百地为书做了宣传……我有机会看到，在家庭中女人比男人还喜欢读它，先是妻子读，然后她逼着丈夫读。
这本书，好像谁读它谁就渴望谈谈它。
但是，有一件事情更重要，更让我高兴，并使我想到它将成为一本不朽的书。这件事情是，它已经从一代传到一代。现在读这本书的是该书出版时只有五六岁的年轻人。
使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是罗莎那·罗桑迪。在意大利，反对者总是把这本书排除在外，他们反对父母的问题，反对旧世界的一切，但是他们读《百年孤独》。
但是，我们咬住尾巴，再回到我们刚才谈的话题上去吧。一个那样的现象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你立刻被置于了最引人注意的位置。我这个人总是喜欢去餐馆，喜欢和几个朋友在一起，却从来不喜欢发言、做报告，因为我缺乏表达的能力；听众如果超过一定的数量，我就紧张得不能对大家讲话、不能录音、不能上电视。由于可怕的紧张，我从没有上过电视。我不善于表达。此外，我总是千方百计逃避消费社会的一切活动。我从没有在书店里为我的书签过名，从没有去作过讲座，从没有发表过电视讲话，从没有参加过鸡尾酒会，从没有出席过作家大会。我绝没有为多卖一本书做过任何事情。我认为作者的书售出的数量取决于打字机。
我希望达到的目标是发现自己一夜之间毫无思想准备地变成了一个名人，一个人人想见到的人，人人想与之讲话的人，人人想与之建立联系的人，因为读者已不满足于读作者的作品，而希望和作者谈他的作品。这迫使我完全改变我的生活。我的经济问题解决了，我必须思考我的人际关系是什么，我在这个社会上的地位、位置是什么。这一切，一夜之间就发生了，让人来不及思考。
这时，我清清楚楚地看到，面对落在我手上的问题，包括金钱问题，我唯一应该做的是把它运用于政治。这样，就回到了我开始谈到的问题。我获得的一切文学奖，有公开的，有神秘的，我都用于了政治目的。
塞：毫无疑问，你一定也认为在拉丁美洲存在着反动的、有时写得很差的文学。你认为应该怎么与之斗争呢？
马：你不认为应该由读者去做吗？
塞：不！在这种情况下，读者只是消费者……
马：我认为在拉丁美洲，这种文学没有读者。我认为自古巴革命后，拉丁美洲达到的觉悟程度和政治上的成熟程度是相当高的……
塞：但是在拉丁美洲，文化上的精神错乱现象还很严重。特别是在大城市里，有许多人不善于运用你提到的那些拉丁美洲的价值。思想，比如左派的、社会主义的，不应该同样清楚地表现在文学作品里吗？相反的，反动的东西在文学中没有表现吗？譬如说，你对博尔赫斯怎么看？
还有，文学中没有阶级斗争吗？在上层建筑领域，知识分子能够以思想水平本身的力量把某种特定的斗争推向前吗？应该怎样认识？在文学当中这种思想斗争应该采取什么形式呢？
马：是的，我认为是可能的。不过，我的看法是，水平是不同的，有时会被混为一谈。就是说，用更简单和相当平常的话说，问题应该这样提：如果文学是一支步枪，就应该把它当一支步枪来使用，对不对呢？我认为不对，我认为应该把文学作为拉丁美洲文学整个问题的一个方面来使用。我认为，只要我们的文学具有本身的一致性，或者说，只要使它脱离传统的殖民主义就够了。
塞：你对我们谈了你想在你们的文学中体现和反映的拉丁美洲的价值。不过，那些价值是什么？你怎样看待民族文化问题？在化分为阶层的民族内，这种文化是应该维护和发掘的。
马：我很希望向古巴人提这个问题，他们那里有更多的问题。比如巴尔加斯·略萨讲过一件事，是发人深思的。他说，小说只有在崩溃的社会里才能繁荣，小说家就像兀鹰，是从社会的腐肉吸取营养的。这使人想到，在古巴，今后许多年间将没有小说；那里没有小说，看来并没有人写……
至于拉丁美洲的价值是什么，我只能用一句话回答你，这句话可以被视为一个简单的文学句子，但是我几乎告诉你了，我在写作时总在努力探索它。作家的一部分工作恰恰是揭示那些价值是什么。如果从反面下定义的话，我可以对你说，比如说，博尔赫斯没有体现这些价值。博尔赫斯没有受到拉丁美洲的价值的滋养。至少我是这样看的，后来我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后我想：是博尔赫斯没有受到拉丁美洲的价值的滋养还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没有受到它的滋养呢？
不过，一般来说，我觉得人们对拉丁美洲的要求太多了。拉丁美洲是一个年轻的大陆，是一个正在沸腾的大陆。令人感到非常高兴的是，拉丁美洲正在发生一些事情，有好事情，也有坏事情，但总在发生某种事情；该大陆没有沉睡，也不能沉睡，它有自己的问题，它在忍受饥饿。但是印度也在忍受饥饿，然而我有这样的印象：印度在沉睡。
拉丁美洲在各方面都是一个创造的源泉；我们创造了游击战，我们创造了空中劫持、殉道者和各种各样的臭狗屎。
拉丁美洲有一件可怕的事情，这就是巨大的怀疑；就像我讲的那样，拉丁美洲需要领袖，但是人们不相信他们，甚至把他们杀死。这是一个戏剧性的矛盾现象。
我相信，倘若切·格瓦拉还活着，倘若卡米洛·托雷斯还活着，倘若米格尔·恩里格斯还活着，倘若萨尔瓦多·阿连德还活着，拉丁美洲肯定比现在好得多。然而，我们却把伟大的拉丁美洲革命建立在死人的基础上，我们天天要求杀更多的人，造成更多的死者，而不是让更多的人活着。妈的！
译自《加西亚·马尔克斯谈加西亚·马尔克斯》, 1979 年
[1]本文仅选译与文学创作有关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