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西班牙七十年代工人自主斗争文集（2008）
洛卡罢工，反抗社会契约的自我组织
阿尔贝托·阿隆索·奎诺斯
对这场冲突的简介
1976年在加瓦，发生了西班牙过渡时期以至工人运动历史上一场重要的冲突：洛卡工厂的工人斗争。在长达96天的时间里，这座卫浴工厂的工人们为了声援被解雇的同事发起了罢工，为工人运动提供了七十年代自我组织最重要的典范。
这场斗争与它发生的地方，加泰罗尼亚区的下洛布雷加特（Baix Llobregat），也与过渡时期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实际上，这场罢工的政治意义非常鲜明：对代议制民主的不满正在不断加剧。
洛卡罢工发生于1976年11月至1977年2月。它是与新国家的形成过程同时展开的。国家为了进行政治改革，颁布了新的法令，在1976年11月18日由西班牙议会批准，并于12月15日在公投中通过。这场罢工还在1977年1月至4月间，见证了政党和工会的合法化。洛卡工人的命运与这一政治背景、与弗朗哥政权跟温和反对派之间的协议以及态度，始终紧密相连。事实上，在这些协议谈拢之前的几个月，政治局势已经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直到那时，反对派的主要政治领导还是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1]。加泰罗尼亚工人阶级最大的组织是工人委员会，它同样也由统社党领导。因此，当这两个组织与体制内的改良主义派别走近时，它们的言行和斗争方式也变得温和了。实际上，统社党和工委会转向了，它们反对群众活动，将其瓦解并纳入社会秩序，还将体制外的与集会的斗争方式宣布为非法活动[2]。从那一刻起，以往的罢工就被遗忘了。这些组织的首要任务，彻底变成了通过武力手段来制服工人的斗争。
在谈判与协商的背景下，巴塞罗那工人委员会——西共-统社党的人在其中几乎包揽了所有的领导人位置——在1976年7月举行的集会上，一致同意将其转变成统一的工会，通过了工人委员会转向社会政治运动方向的提案[3]。它在语气上的变化显而易见：“罢工是不受欢迎的，它扰乱了公共秩序和共同的经济与集体生活[4]。”罢工应当从斗争的手段变为纯粹的示威。参与协定的工会（工人委员会、工人总同盟和工人工会联盟）开始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以便为将来的选举做准备。同时，在工人阶级内部关于工会应当是唯一的还是多元化的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说多元化的工会能够满足工人阶级的历史需求。工会与政党已经为了夺取势力范围而开始了争斗，为此它们需要稳定的社会气氛，这样才可以实现自己的计划。这意味着工人阶级的重大要求被放在一边，并且被遗忘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理解政府采取的经济措施，即允许随意解雇（第35条）、生活成本的极大提高、限制工资水平……这些都是改良主义工会（工委会、工总和工盟）没法正面回答的问题。改革需要代价，很显然，只能是工人阶级来付代价。
“洛卡是一场重大的意外，是未经许可就在下洛布雷加特的心脏中出现的‘顽疾’。本来按照传统，那里的无产阶级都会支持主流的工委会的策略。
[5]”
洛卡的罢工不仅仅是一场单纯的工人冲突，如果是这样，那就无法理解声援罢工委员会成立时在群众中间激起的巨大同情，以及它在那些用各种手段孤立和镇压工人的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者中间引发的恐惧。反对垂直工会[6]和工委会的干涉，标志着洛卡斗争的开始。在洛卡对现存法律、政治改革进程、社会契约、未来的政党与工会制度提出质疑时，罢工已经被主流政治视为了过激的、不负责任的野蛮行为。改良主义向工厂、社区和街道发起攻势，为的是让这些地方脱离政治舞台，再将政治活动的行使权交到职业人士的手上。洛卡罢工扩大了工人阶级自我组织的进程，因为它是在议会制度到来、工人阶级遭受分裂与失败之前，也就是说，在工厂从政治舞台上被赶出去之前，工人们进行政治斗争的最后堡垒。工人集会与工会之间的对抗，代表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组织之间的对抗，它们不仅是工人组织，同时还是社会组织。在工会[7]（除了全国劳工联盟[8]以外）和政党都捍卫基于代表制的官方选举制度的同时，工人只承认自己选出来的代表，自始至终只承认集会上做出的决定。
这场冲突以历史时刻为背景，但地理环境对它也相当重要。下洛布雷加特位于巴塞罗那南部，它由于半岛南部农村人口的迁入而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上百万的劳动者来到这个工作条件不稳定、缺乏福利和基础设施的地方，来找一份强过农村生活的产业工人的活。在这个经济发展迅速的地区，有几家大型公司：拉福尔萨（Laforsa）、西门子（Siemens）、苏威（Solvay）、艾尔莎（Elsa）、拉塞达（La Seda）……新的移民和不稳定的生活条件造成了大量冲突，其中就包括使得这个地区名声大噪并且获得“巴塞罗那红腰带”称号的1971年总罢工。因此，该地区成为了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社会党加泰罗尼亚支部）和它的群众组织工委会的重镇。在七十年代中期，工委会的领导人囊括了当地所有行业的工会职务。资本在协商结束独裁统治的需求中，得到了改良主义这个至关重要的盟友，而工委会也转向了新方针。这样一来，该地区就成为了新社会契约的试验品。尤其是在当地的大公司（苏威、西门子……）中，弗朗哥国家允许了协商谈判。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在这一协定（1977年《蒙克洛亚协定》）正在全国落实的历史关键时期中，在它的正中央爆发了洛卡的冲突。
工厂简史
洛卡工厂位于巴塞罗那的加瓦和比拉德坎斯镇（Viladecans），与它在1917年的所在地相同。这两个镇子的所有社会与经济生活都将卫浴工厂作为轴心，工人的收入完全依赖于经济活动。洛卡家族在弗朗哥国家中享有经济特权，拥有实行垄断的条件，并且在官商勾结的地方政治中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在六十年代，下洛布雷加特地区接收了大量工人。扩张中的公司不愿冒失去劳动力的风险，于是在政府和银行的帮助下，当地建立了“洛卡镇”这个社区。这里的住房只有最低限度的居住条件，租金低廉但入住条件是要有雇佣合同。在洛卡不仅建造了房屋，还建起了包括学校、医院、娱乐中心、剧院和文化中心在内的整个社会结构。所有这些设施都提高了工人的生活水平，但它们服从的当然还是公司的利益：
“住户被迫在经理要求加班时不能进行抗议，且在任何时候都要服从公司安排。”
[9]
这些公司的工作条件非常恶劣，工人染上硅肺的现象也很普遍，他们还指责公司和巴塞罗那医院隐瞒他们的病情，说成只是普通的流感或支气管炎。严酷的条件和工作节奏的加快，导致了最早一批的工人斗争，但最后那些工人都被解雇了。刚开始，觉悟的工人只是少数，但是公司的强硬态度让想要争取更有尊严生活的人变多了。主要的冲突发生在1969年、1971年、1975年和1976年2月。而在1976年持续了42天的斗争中，出现了新型的组织形式：代表可以随时撤换的群众集会的自我组织。
最初，1976年2月的冲突是在由工委会推动和领导，并在协议谈判的热潮中产生的。在洛卡镇的教堂[10]中，年轻的工人们提出要摆脱民团工会和其他工会，让工人们自己组织起来。是的，工人们最后被打败并返回了工厂，但是这场罢工的过程却值得探讨。他们在这次罢工中吸取了经验，并且得出了一些结论：法律手段、和平游行、由民团工会组织的投票活动以及与当局进行的谈判都是没用的。在工人们甩开工会之前，最富战斗性的工人已经在罢工中崭露了头角，正是他们推动了后来一系列的斗争。
从二月罢工的失败中吸取的教训，为人们建立新的组织提供了力量。在食堂里，工厂内部头一次对这一问题开展了讨论。1976年6月，这些讨论开始有了成果。在无提名选举中，各部门选出了43位代表，然后由群众集会表决通过。由于工厂中有着“双重政权”，即在工人中间同时有群众集会与民团工会两方的代表，集会就要求工会联络员提出辞职，他们在九月也都辞职了：
“此外，我们在三月罢工中还意识到，只要敌人还在我们中间，那我们就什么也做不了：于是我们选出自己的代表，将一切权力归于群众集会，同时为了瓦解工厂里垂直工会的组织，我们开始了自我组织的过程。为了确保我们运动的成功，避免在身后受到攻击，就必须要求所有和民团工会扯上关系的人辞职。然后，要用洛卡群众集会取代它。”
[11]
新的洛卡工人组织向公司和劳工代表写了一封信，告知工会的成员都辞去了职务，新的工人组织和新的工人代表已经产生。这个新的组织基于《推动洛卡暖气片公司工人工会建立的基本方案》成立了，其中宣布这个工会是唯一、自主、独立和民主的。工人集会是这个新组织的中央机关，工人必须服从它的决定。它的代表是可撤换的，选举和换届当然也由集会决定。方案里明确指出，工人的要求不仅涉及改善经济条件与劳动条件，还谴责了政府为了削弱工人运动而将其分割为不同工会的行径。对于工会应当统一还是多元化的争论，它的回应也是很明确的：
“工人阶级只有一个，因此应当建立一个工会，让工人运动的所有倾向在里面共存。”
于是，工人们建立了一个由15名代表组成的委员会，目的是协调和执行集会的决议，并且为了“让工作带有尊严”的目标又成立了不同的委员会。工人们认为这是唯一能够代表所有不同派别和思想的工人，同时又不破坏工人阶级团结的组织，而且作为决策机关的集会不可能受到操纵。
集会同样还选出了一个委员会来进行新协议的谈判。但是，公司管理层拒绝与这些代表谈判，借口是他们未得到劳工代表的承认。于是，工人们在9月27日发起了24小时罢工，那天正好是弗朗哥时期最后一次枪杀民众的周年纪念日。在那次罢工之后，管理层才认识到，它只能跟这个委员会进行新协议的谈判。由工人的集会选出的代表，首次得到了公司的承认：
“第一场胜利应当归功于我们在群众集会上的自我组织，它跳过了所有官僚和法律的程序。
[12]”
洛卡工人集会
冲突的开始
那次胜利之后，工人组织又增选到了60名代表，以便在所有部门里都有一位集会代表。代表们起草了新协议的要求：由原本的33条减至24条。在这些要求中，不仅包括了对经济和劳动条件的要求（剩余价值与工资之间的重新分配、每周40小时工作日加上假期），还包括了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要求，例如要求所有被解雇的工人回来上班、公司要负责工人子女（4到16岁）的教育、给予工人无需任何程序就能举行集会的权力……
公司不肯接受这些条件，只愿意每周增加1400比塞塔的工资。工人们的回应是在10月28日发起新的24小时罢工。
作为示威活动的结果，工人们收到了第一份警告：在工人举行集会的地方（公司的货运站台），出现了基督王游击队[13]的巨幅涂鸦，上面威胁要杀死参加谈判的五名代表。由于这幅涂鸦，工人们指控公司方面肯定和极右翼组织有勾结。
随着谈判的破裂，事态发生了迅速的变化：公司在11月8日开除了一名参与非法罢工，并且鼓动其他同事支持10月28日罢工的代表。集会的代表要求公司管理层解释，经理加西亚·布（García Bou）的答复是“现在才开除了一个人，总有一天我们会开掉25个人[14]”，25人就是所有代表的人数。最后，经理还重复了一遍他的警句，“生产，生产，生产，纪律，纪律，纪律”。面对这样的挑衅态度，工人们把发生的事情传遍了工厂。他们离开了工作岗位，都跟着叫作“蛇头”的传消息的人走了。局势一触即发，其中有一个场面：当一位专家威胁工人时，工人们把他扔到了装煤的推车上。在几位代表的制止下，才没发生更多的这类事情。工人们临时举行了一场聚会，决定发起罢工，直到公司把被解雇的工人请回来。在各自举行了集会之后，夜班和白班的工人也加入了厂内的无限期罢工。
同样在11月9日那天，警察进入了工厂，并在加瓦街头用暴力驱赶工人。街上的所有人都成为了警察镇压的受害者。而街上的工人们在警察面前毫无畏惧。当天下午，一些代表去了康奈亚（Cornellá），想找帕蒂布劳（Pati Blau）的工人委员会的领导人，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们。令他们意外的是，工委会的领导们不仅拒绝与他们对话，甚至还找借口把他们赶走了。从一开始工人就很清楚，裁员就是公司对工人组织的攻击。如果工人默许了它，那么他们的运动就完了：
“当选的代表接受了我们全体赋予他们的职责，他们一开始就明白自己肩上担负的是什么。他们知道，如果有谁被金钱收买或者帮洛卡的管理层说话，那他就会被所有人唾弃，而他们唯一的力量是与领导层的对抗中所获得的群众的支持，正是他们的同事们决定了斗争的方向。
[15]”
冲突的头几天里，媒体指责激进的工人离开了工作，对设备和锅炉造成了损害。事实上，锅炉的损坏是罢工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最后，法官委托巴塞罗那工业技术学院进行调查，结论是公司自己操作失误，导致锅炉受损。调查结果显示，锅炉在几个月前就该更换了，但公司为了保持生产而没有这么做。尽管受到无端的指责，工人从不觉得自己该对此负责：
“我们让炉子工作时，公司本来可以避免它的损耗。我们没有义务来照看公司的财产。如果管理层认为这是我们的义务，那好吧，那就让我们照看你们的所有财产吧，还要包括你们的银行户头！
[16]”
1976年11月10日，在被赶出工厂的第二天，工人们在工厂前面的一块空地上，冒着大雨举行了第一次罢工集会。警察没有警告就包围了他们。在最初的混乱中，数名工人遭到了暴力殴打。为了自卫，一些工人开始用石头反击、制作投石索（onda）、推倒电线杆搭起街垒阻挡了警察的前进。由于工人中的很多人来自农村，他们都能够熟练使用投石索，这也是他们能抵抗住警察一个半小时的关键。警察先是撤退，之后又回来用机枪往镇上扫射。子弹倾泻在了建筑的外墙上、路灯上，甚至射到了房间内。事后收集到了200多枚不同大小的弹壳。在这一系列的冲突和警察的严厉镇压之后，许多工人发誓自己再也不会被打得束手无策，也再不会无力自卫了。
11月12日，洛卡罢工和参与协定的工会（工委会、工总和工盟）号召的总罢工撞在了同一天，这是对新政治制度协商进程的示威。
“12日，为了缓解西班牙国内阶级斗争的紧张局面，民主反对派的主流工会组织了政治活动……它们谈到了社会契约，想要将‘独立’改为‘自主’、将‘武装斗争’改为‘协商’、将‘统一工会’改为‘工会自由’……在这一天里举行了一场和平与受控制的罢工。
[17]”
在整个地区内，群众的动员受到了工委会的控制，但与此同时，洛卡工人瘫痪了加瓦和比拉德坎斯。现在为了保持最低限度的公共秩序（比如公交），只能出动军队了。从早上开始，这座镇子就被国民警卫队包围了。工人们用街垒堵住了通往镇子的路，只留下一条通行的道路并对它严加看守。冲突持续了一整天，共有40人被拘捕，其中8人被移交军事法庭。
洛卡的自我组织
在最初的几天之后，工人们意识到这场冲突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们有必要为了抗争而组织起来。于是，工人们建立了提供保障和宣传这场斗争的委员会。
主要的委员会分别是斗争扩展委员会、罢工基金委员会、书记委员会、自卫委员会、法律咨询委员会和进行内部协调的内务委员会。所有这些委员会的工作，每天都要接受群众集会的监督。
为了将罢工扩展开来，工人们建立了一个后援委员会，称为斗争扩展委员会。为了避免工人在媒体的煽动下被社会孤立起来，他们跑遍了工厂和街区。就这样，工人们一点一点地打破了封锁。洛卡工人的话语和斗争，从工厂扩展到了邻里协会、学生团体和所有对工人的斗争与组织方法表示同情的组织中。经过这个委员会的努力和很多市民的声援运动，支持洛卡自主斗争委员会诞生了，它填补了政党和工会的空白。
该委员会制作并分发了超过100,000份告示、70,000份传单和15,000张海报，以声援洛卡的罢工者。他们不仅在西班牙境内开展活动，还走访了多个欧洲国家。23日，让洛卡工人得以发声的第一份报纸出版了，到最后总共出版了六期。在这份刊物中讲述了冲突是怎样开始的，批判了工委会和工盟的立场：对工人来说，工委会和工盟对这场冲突的看法与公司无异。
另一方面，经过了15天的罢工，因缺少经济来源，许多家庭的经济状况要撑不下去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工人组织了一个负责罢工基金的委员会。该委员会分为三个下属委员会：接收经济援助委员会、需求调查委员会和资金分配委员会。工人及其家人不仅从工厂募集资金，并且还跑遍了广场（人们至今对那次在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广场上的集会印象深刻）、超市、剧院、电影院、地铁、公路和音乐会……
书记委员会负责收集报纸上有关洛卡的消息，对其进行分析，并通过写信或者直接联系媒体，把这场冲突的事实告诉公众。工人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工人和公司不一样，后者有能帮自己讲话的媒体。该委员会及其工作和整个洛卡的斗争一样，不断陷入了被孤立的状态。此外，在国民警卫队对镇上集会进行了第一次袭击之后，工人发誓自己不会再光挨打了，一定要反击。于是，他们决定成立一个小组来保护参加示威和集会的工人、代表及其家人，这些人都是本地和外地来的法西斯团体袭击的目标。于是工人们组建了自卫委员会。在无法袭击代表的情况下，法西斯团体无数次地把该委员会的工人当成了宣泄怒火的目标。在他们的努力下，代表们始终受到保护，每晚都在委员会选定的房屋内睡觉。
为了理解这些措施，我们得先讲一讲，那段时间躲在雇主身后、为雇主提供支持的法西斯恐怖主义的强大势力。极右势力不断对工人发动袭击：威胁、殴打（很多工人因此进了医院）、企图抢走罢工基金、袭击工人代表，还好几次企图用炸弹袭击工人、工人家庭或街区里开的小商店。我们应当牢记，极右团体——包括基督王别动队和三A团[18]和其他一些组织——在这场冲突中（就像在其他冲突中一样）的所作所为完全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它们在过渡时期内共造成数十人死亡。所有这些团体都和“新力量”[19]有关，它们是由在本国（尤其是意大利和南美）受到通缉的流亡者组成的法西斯准军事组织。无论如何，它们不是什么固定的组织，只是极右势力犯下罪行的伪装而已。后来由其中的几名武装人员供认，它们的活动是由特勤部门资助和协调的。这些供词也证实了洛卡工人的说法，即国民警卫队指导和保护了这些极右团体。
无论如何，尽管警察禁止举行集会，工人们还是在城镇、教堂或者山上开了会。工人还在警察骚扰最频繁的时候，设下哨卡阻止他们前进。
自卫委员会由最年轻的工人组成。但是，在镇上的一些战斗中，妇女和工人的孩子们也都参加进来了。
“（对警察的镇压）我们的回答只有一个：有组织的自卫。国民警卫队的进攻教会了我们，要建立街垒来阻断通往镇子的道路，烟雾弹和子弹教会了我们用石头进行反击，而对我们的代表进行的袭击，教会了我们组织纠察队来保卫我们的家园。
[20]”
最后，法律咨询委员会尽力通过法律的手段让被解雇的人能够回来。委员会的成员与“圈子”集团（Col·lectiu Ronda）的年轻律师们建立了联系，这些律师投身于洛卡工人的斗争，并为被解雇者夺回工作而付出了很多努力。我们决不能忘记这些律师在为罢工工人辩护时所遇到的困难。我们被解雇同事的案子开庭时，在马德里发生了阿托查街谋杀案，九人受了致命伤，包括六名为工人辩护的律师。这场袭击是一支极右翼的突击队干的，同时凶手和警察的关系又非常密切。
罢工在延续，自主组织在扩展……
日子一天天过去，公司还没有同意让被解雇的同事回去。声援活动和工人的自主组织发展壮大了。事实上，人们对这场斗争，对斗争所捍卫的直接民主的同情只会不断增加。
但是，公司仍然拒绝谈判，并声明被解雇的人（其中包括所有的代表）不可能再回去上班。工会也参与了公司的阴谋，派出了最得力的干部到罢工中去，企图指挥罢工或者至少是挫败它。同时，比如卡雷斯·纳瓦雷斯[21]（工委会）和卡雷斯·拉涅（工总）等的工会领导人试图说服工人回去工作，但他们的做法没能奏效。
媒体不断在宣称洛卡的工人组织走进了死胡同，陷入了暴力和混乱。主流工会也表示，只有它们才是走出冲突的唯一途径。
工人和这些主流工会之间的差别，就跟他们各自的工人与政治组织在结构上的差别一样明显。工盟和工委会[22]尝试说服工人，复工对于谈判非常重要，但工人还是不停地重复这句口号：“要么全走，有么全留”。主流工会拒绝承认工人的举手表决结果。工人们则对前几次罢工中的投票结果表示怀疑，拒绝改变自己的表决方式。
在12月1日，工人委员会的E·赛尔丹（E. Cerdan），M·萨拉斯（M.Salas）和卡雷斯·纳瓦雷斯等人与洛卡工人进行了谈判。参加谈判的是由未被解雇的工人通过无记名投票选出的四位代表，以及该地区的六位工会领导人（他们自然都是工委会的人）。洛卡工人拒绝让工委会掌控谈判[23]，后者则辩称道：
“在我们的地区进行的斗争，证明了我们是正确的：在拉福尔萨、伊比利亚矿车、堂波托（Tombauto）等等的罢工中，我们在对话中保持着灵活性，正是我们的人代表了那些公司的工人进行谈判。”
工人的回应是，不允许他们介入该地区任何工厂中的谈判，其他工厂里的任何人也不行。此外，工人还指责工委会和雇主在背后达成了秘密协议，谈判根本就是一场骗局。
另一方面，1月14日在康奈亚（当地标志性的工人阶级中心）举行的声援被解雇工人的抗议中，工人和主流工会之间爆发了新的冲突。这场抗议活动的发起，曾得到了各个工会和组织的支持。在开始前不久，工盟和工委会退缩了。和罢工中的其他许多时候一样，全劳联是唯一支持示威的工会。但在开始之前，工人及其家人遭到了警察的殴打。年轻工人再次挺身而出。第二天，工人再次展示了警察向他们射出的子弹，而统社党等组织却反过来斥责工人，说他们暴力和激进。由于这些冲突以及工人为了自卫而组织的纠察队，工盟和工委会拒绝召集它们的成员去声援洛卡，而那天正好是开庭的日子。
因此，所谓的“民主”反对派就是这样背对工人的。反之，许多其他反对弗朗哥国家重组的社会组织对声援活动采取了公开的支持态度。自主或自我管理不仅为工人阶级，而且也为学生、妇女、商人以及银行雇员等反对独裁的人们打开了道路，给国家的未来政治规划构成了严重威胁。
洛卡罢工引起了这些人的极大同情，并鼓舞了其中的许多人。许多时候，其他工厂的工人和学生们都会前往加瓦和比拉德坎斯，为的是能够参加集会，并从内部观察工人们的组织运作情况。然后，他们就把这些方法用在了自己的公司或组织里。
值得一提的还有妇女们在罢工期间的作用。与其他罢工不同，妇女们从一开始就站在了斗争的最面前：在冲突和抗议中，她们为了防止工贼进入工厂而组成了纠察队，帮忙建立援助基金，举行妇女自己的集会并行使自己的发言和投票权。
这些妇女中有许多人是工人的女儿，她们非常了解公司：“这家公司曾经粉碎了我们的父母，现在也粉碎了我们。如果我们不斗争，那我们的孩子也会被它粉碎。[24]”在以前由工委会-统社党领导的冲突中，妇女们都扮演了消极的角色，做决策的都是男人，而在这次罢工中，妇女们组织起来并做出自己的决定。第一次妇女集会在11月21日召开，在它的声明中明确表示，男人在外战斗，女人只能留在家里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因为这场战斗同样也是她们的战斗。
社会的各行各业都发起了声援活动：学生、银行业者、医生、演员……其中最重要和最令人记忆深刻的，是为了让孩子们在斗争期间过个好的圣诞节而发起的收集礼物的活动。的确，1976年的圣诞节相当艰苦。各个组织（法国人民援助〔Socors Popular Francès〕——这个组织在跨境运送玩具时遭遇了很多困难、全劳联、自由女性〔Dones Lliures〕、圣安德列乌的自由集团〔Col·lectius Llibertaris〕、波利格诺波尔塔〔Polígono Porta〕与格拉西亚〔Gràcia〕还有博布列赛科〔Poble Sec〕的邻里协会、以及巴塞罗那电台和青年电台）决定为工人子女收集玩具。最后，所有的孩子都得到了玩具，媒体也可以证实工人们在组织这场活动中的良好表现。
从那时起，镇上教堂的教区牧师也开始帮助工人。除了分发罢工基金会筹集到的资金，还在教堂内举行了多次集会。
巴塞罗那医学院也组织起来，为那些失去社会保障的工人和他们的家人提供医疗服务。教师们组织了儿童节，提供了日托服务，以便父母能够继续战斗下去，至少是减轻一些他们照顾孩子的压力。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同情这场罢工。对于一些受其影响的居民来说，这场冲突意味着在街头发生暴力以及弗朗哥国家的“社会和平”的终结。此外，罢工还影响了外来工消费带动的商业繁荣。罢工意味着他们的经济利益受损。据计算，罢工期间共有3亿比塞塔停止了流通，相当于罢工期间工人的未付工资。
洛卡工人罢工
冲突的结局
在这样的气氛下，审判在劳工法院举行。这时发生了整场罢工中最激烈的讨论。在审判期间，工人们讨论了被解雇的工人是否应该出庭，还是说因为弗朗哥国家的法律不过是镇压机器的一部分、是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彻头彻尾的闹剧，他们就应该拒绝参加审判。在工人们自己写的话中可以读到：
“审判我们的应该是工人阶级。我们不会屈服于这样的劳工法院，你们为的只是老板的利益，听从的只是这个国家的独裁法律。
[25]”
大多数代表（33位代表中的19位）拒绝接受法官的判决，但集会表决赞成参加审判。最后代表们接受了参加审判，但是他们让法官知道，这是由集会的意见决定的。在代表们中间产生了第一次重大的意见分歧。
审判是在严密的安保之下进行的。就在审判开始的同时，即1月20日、21日和22日，声援洛卡工人的运动开始了。根据国民警卫队的统计[26]，在那些天里，该地区的工厂总计有17000名工人停下了工作。
同时，警察与洛卡工人斗争的支持者在巴塞罗那街头发生了数次冲突：几辆国民警卫队的吉普车被烧毁，西班牙信贷银行挨了四枚莫洛托夫鸡尾酒并燃起了大火。证券交易所等其他机构也遭到了攻击。附近城镇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
洛卡的六名律师为审判做好了准备：要让法官驳回解雇工人的决定，并让公众了解到一直以来被媒体操控和隐瞒的、有关这场冲突的真实情况。在审判的第一天，工人们的律师把公司对谈判所采取的消极态度告诉了法官。法官随后推迟了判决，让双方坐下来进行谈判。公司向被解雇者开出了条件，而被解雇者告诉法官：他们在做出回应之前，必须先经过集会的表决。尽管法院试图让他们理解，判决不能由第三者进行，但还是接受了工人推迟审理的要求，以便让他们向集会征求意见。
集会于25日举行，超过3000人参加；它的决定是明白的：“要么全走，要么全留”。
在重新开庭的前一晚，即28日，华金·桑切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被拘捕了，他是在冲突开始的那一天与公司进行交涉的代表，也是出庭的关键证人。工人的自卫委员会阻止了其他的人也被逮捕。
2月1日上午，法院宣布判决：公司必须用与以前相同的职位和条件将所有被解雇的工人重新雇回来。
判决还将这场冲突定义为：“劳动秩序发生了非常重大的改变，生产者甚至占领了工厂。”其中还总结了工人进行自我组织、代表的选举以及协议谈判的经过：“当然，资方清楚所有代表的名字，包括今日在场的工人代表”以及资方拒绝进行谈判，甚至开除了还在休假的工人，“这些代表与其他参与此次罢工的工人，服从的只有工人们在集会上做出的决定。”
然而，尽管判决要求被解雇的人重返岗位，但洛卡斗争本身所反对的第35条（允许随意解雇）却让公司能够通过简单的赔偿就把工人们再次赶回街上。虽然上诉取得了胜利，为了防止雇主进行这样的报复，集会决定不让工人复工。
无论如何，即便考虑到公司的手段和第35条的威胁，还是有些人在考虑是否应该复工。这样的情况让一部分人想要退出，并且鼓励了公司“用饥饿击败工人”的决心。于是，通过在整个罢工期间都在试图说服工人回去工作的工委会地区代表卡雷斯·纳瓦雷斯，工人得到了一个复工的条件：只要他们回去工作，公司就不会解雇或者报复他们。工人的处境非常艰难，失去这八个月工资，对病人和退休工人造成了直接的威胁，使他们陷入了动摇。
公司给出条件的最终期限是在2月10日。9日，比拉德坎斯的体育中心举行了集会，超过3000人参加。当然，这场集会得到了官方的许可，因为当局也对群众活动产生了兴趣。但是，只有一小部分工人投票支持复工，绝大多数人拒绝了这一最后通牒，并将其视为公司和卡雷斯·纳瓦雷斯的勒索。
10日，即使下过了最后通牒，上班的只有包括管理层、保安以及办公室文员在内的几百人。看到这样的结果后，公司决定将留给工人的答复时间延长24小时。
在代表中间再次出现了分歧[27]。支持复工的代表说，这是工人保持团结的唯一方法，而且可以对希望制造工人分裂、让工人不经集会批准就复工的公司和雇主，保持胜利的姿态。经过公平的投票之后，他们决定回去工作，但是他们知道自己并没有取得胜利，斗争将在回到工厂后继续进行。
在镇上的最后几次集会中，普利埃格（Priego）代表对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做了充满激情的演讲：
“毫无疑问，我们正在不断实现更加困难、更加不可能的目标。不管是公司还是政府，它们都不愿意给工人阶级哪怕一点好处。他们和主流工会勾结在了一起……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继续愚弄我们，他们不允许我们集会，更不要说像我们洛卡一样坚持了整整96天的集会。我们集会的代表很清楚，我们无法违背集会的决定。当公司不想和任何人谈判时，它把眼光转向了我们的代表，但这样的集会是不能被收买的〔……〕绝不要将你们的决策权交到任何代表的手中，因为没有任何人，无论他多么合法、多么诚实、无论他又是怎样的一名战士，也就是说，没有人能永远代表群众集会。工人阶级必须将自己组织起来，并且必须由自己来行使权力。”
11月11日早上7点，在警察的包围下，工人们举行了最后的一场集会。工人和警队之间保持着紧张的状态，西班牙电视台的摄像机记录下了的画面告诉了全国观众，洛卡在这一天里复工了。同时，工人委员会的代表卡雷斯·纳瓦雷斯就在工厂的大门口看着工人回来上班。他要确保工人回来工作，确保罢工是被瓦解了。数年后，一位研究工人委员会的历史学家称赞了卡雷斯·纳瓦雷斯所扮演的角色：“经过了多年，他在摆平那些在加瓦的洛卡罢工中蛊惑人心的煽动者时表现出的勇气，依然使我印象深刻……[28]”
复工后，尽管公司在罢工期间曾表示过，不会同任何经过无记名投票选出的工人进行谈判，协议的谈判仍在进行着。工人回去工作后，也只有这条路可走。代表们最终争取到让工资涨了29%，超过了《蒙克洛亚协定》规定的22%的限制。
但是，罢工最后两天的故事以及本文的收尾，应当重新交给工人们。因为历史学家的话很难超出他们的解释。
“下午四点半，一千多名工人离开了镇子，前往山上举行集会。代表们站在一块巨石上。所有人都站着并保持沉默，不耐烦地等着轮流发言。工人委员会的领导卡雷斯·纳瓦雷斯也在场，一如既往地劝说我们回去工作。
纳瓦雷斯知道怎么讲话，他在自己曾经领导的许多罢工中学了很多，但在以前，那会还没有什么“野蛮的罢工”和“文明的罢工”，而只有单纯的罢工而已，并且所有的罢工都遭到了镇压。
我们所有人都感到很无助。我们感到无助，感到被蔑视和愤怒。这是被压迫者的被蔑视、愤怒和无助。纳瓦雷斯，你早就知道公司不愿意谈判了！你知道公司不会和我们的集会与代表妥协！你在罢工开始的时候就知道了！那时候你和你那帮人，还把我们叫作‘不受控制的团体’、‘极左先锋队’和‘煽动者’。
我们大家都感到被蔑视了：我们让你赢了这一出。你们就高兴去吧。但是你们赢得的不过就是这些。战斗是漫长的，时间也不等人。你们赢了这一出，但要知道战斗还在继续：你们决不能让我们低头；你们绝不能再挫败我们，再操纵我们，再愚弄我们了。
我们从山上下来时，已经晚上了。我们向比拉德坎斯，向镇子，向加瓦的方向走去。事情不能这样结束。事情不会这样结束。
现在他们还给了我们举行集会的‘许可’！这帮人就像秃鹫围着尸体一样，围着我们。这次我们是在体育中心开会的，去了三千人。
但我们没有失去信心，我们没有向公司的24小时通牒投降。我们没有被打败！集会的回答是继续罢工。2000多名参加集会的人举起拳头表达了他们的意见：我们可以回去干活，但我们要和自己的代表在一起，公司绝不能让我们低头。
第二天，工厂被警察包围了。他们这样做，是要让不尊重集会决议的人进来。他们想让我们跟蚂蚁一样排成一排，一个一个进到工厂里面。
他们没能得逞。但他们手中握有很多武器。
同一天里，在镇上召开的集会上通过了撤退的决定。我们会回去工作，但我们所有人都要进行示威，告诉老板们战斗仍在继续，我们的立场依然没有改变。
第二天早上七点，我们所有人都集中在镇上，集会带领我们游行，我们抬起了头，把拳头高高举起。我们和走在前面的代表一起高喊：团结！团结！高喊：你们是法西斯，你们是恐怖主义者！喊出我们的仇恨和我们的蔑视，喊出我们的斗争仍在继续，喊出这一百天的罢工没有白费，集会连同我们的代表将坚定不移，我们要做的不过是等待时机进行新的战斗。
我们眼中含着泪水，看着被解雇的代表们怎样走到边上让我们其他人进去的，同时他们还为我们鼓掌；他们为我们的战斗、我们的抵抗、我们的团结、为我们觉醒的工人意识而鼓掌。我们也为他们鼓掌，并用行动告诉他们：我们的团结没有被打破，而且永远不会被打破。
我们的罢工已经结束：但我们的斗争才刚刚开始。
在95天里，我们成为了加泰罗尼亚乃至整个西班牙的工人运动的领头人。在这段时间里，这场运动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迫害。他们希望说服我们工人，我们的问题会随着政治改革结束，或者无论如何，改良主义者们会解决这些问题。但我们也明确地表明，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进行斗争。
我们还表明，我们要摆脱任何不支持我们的战斗，反而只拖我们后腿、想要控制我们，还让我们采取老板们最喜欢的方式来行动的组织。
我们已经实践了一种组织形式，对于我们正所处的这一刻来说，它已经被证明是最合适的，也是最正确的组织形式：
- 唯一的权力机关是工人的集会，它所使用的是无产阶级民主。
- 代表由工人选举产生，并且可以随时撤换，他们只是集会上的大多数人意志的代表者。
我们的罢工已经结束：我们的斗争才刚刚开始。”
[1]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Partit Socialista Unificat de Catalunya）：简称“统社党”，1936年7月23日由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加泰罗尼亚联合会、加泰罗尼亚共产党（Partit Comunista de Catalunya，西班牙共产党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组织）、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者同盟（Unió Socialista de Catalunya）和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党（Partit Català Proletari）合并而成。该党是共产国际成员。共和国被颠覆后转入地下，1977年恢复合法地位。——中译者注
[2] 《进步》（Avenç）第207号，《过渡时期的西班牙极左翼》（L’extrema Esquerra espanyola durant la transició），1996年10月——原注
[3] 何塞·安东尼奥·迪亚斯（José Antonio Díaz），《工人委员会中的内部斗争》（Luchas internas en las comisiones Obreras），巴塞罗那，布鲁盖拉（Bruguera），《弗朗哥时代系列》（serie La era franquista），1977年版 ——原注
[4] 胜利（Triunfo）出版社，1976年12月18日 ——原注
[5] 赫罗尼莫·卡萨索拉（Jerónimo Cassasola），《洛卡大罢工》（La gran huelga de Roca），加瓦，2005年，未出版 ——原注
[6] 由于工人和雇主都包含在内，民团工会（CNS）或垂直工会是独裁统治时期的唯一工会，当然这是强制的从属关系。在1966年举行了首次“自由的”工会选举。为此，工人委员会决定用打入的方式来控制工会。这种控制比起理论而言更是实践上的，并且在七十年代期间，人们始终在抵制选举、要求解散民团工会并将权力交给工人集会。——原注
[7] 全国劳工联盟是工会中的例外，它始终站在了罢工者及其组织方式的这一边，它提供了工会上的帮助并让工人的代表能够出国。由于其无条件的支持，尽管全劳联没有在洛卡斗争中扮演主要角色，它还是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影响，这似乎是对其革命工会路线的肯定。——原注
[8] 全国劳工联盟（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简称“全劳联”，西班牙主要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也是西班牙影响力最大的工会组织，1910年在巴塞罗那成立。——中译者注
[9] 同上，见赫罗尼莫·卡萨索拉——原注
[10] 当时正好发生了维多利亚（Vitoria）工人被杀的事件，这起事件无疑影响了工人们和他们未来的组织。——原注
[11] 出自工人自己写的未经出版的书，材料由“圈子”集团（Colectivo Ronda）提供。——原注
[12] 同上，见赫罗尼莫·卡萨索拉——原注
[13] 基督王别动队（los Guerrilleros de Cristo Rey），1968年在西班牙成立的一个极右翼准军事组织，支持弗朗哥政府，大肆迫害工人运动。1978年西班牙宪法颁布后走向衰落，80年代初解散。——中译者注
[14] 出自那场会议上工人的发言代表桑切斯·巴哈雷斯（Sánchez Pajares）的说明。——原注
[15] 同上，见“圈子”集团——原注
[16] 《世界报》（El Mundo），1976年12月11日，第1903号——原注
[17] 同上，见“圈子”集团——原注
[18] “三A团”（La Triple A），又名天主教反共联盟（Alianza Católica Anticomunista），是巴斯克地区的一个极右翼准军事组织，1977年成立。过渡时期“3A团”在政府授意下大肆迫害巴斯克人，暗杀巴斯克民族主义领导人，制造大规模恐怖事件。1982年解散。至于缩写明明是ACA，这里为什么是3A，也许是受到了臭名昭著的阿根廷反共联盟（La Alianza Anticomunista Argentina，AAA）简称“三A团”（Triple A）的影响，后者在七十年代阿根廷制造了大量暗杀和绑架事件。——中译者注
[19] 新力量（Fuerza Nueva），1976年10月19日在西班牙成立的一个极右翼政党，鼓吹天主教弗朗哥主义。过渡时期大肆迫害左翼工人运动及学生运动。1982年国会选举失利之后，于11月20日解散。——中译者注
[20] 加泰罗尼亚国家档案馆，《洛卡罢工》，一位代表的讲话，624号录音，1976年12月14日——原注
[21] 卡雷斯·纳瓦雷斯·图尔莫斯（Carles Navales Turmos，1952年？月？日——2011年6月11日），玻璃工人，早年加入西共（红旗）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1974年在加泰罗尼亚领导了玻璃工人大罢工并取得胜利，同年被捕。1977年以后支持欧洲共产主义。晚年加入加泰罗尼亚社会党，在工会杂志工作。2011年逝世。——中译者注
[22] 虽然工总在洛卡有一位代表，但它的组织在当地几乎不存在。——原注
[23] 这些工会领导人中的大多数在弗朗哥主义的民团工会中也担任职务。——原注
[24] 同上，出自加泰罗尼亚国家档案馆《洛卡罢工》第611号录音——原注
[25] 同上，出自“圈子”集团——原注
[26] 国民警卫队只计算了17家停工的工厂。根据工人和报纸的说法，停工的工厂有35家。——原注
[27] 原文为“Por primera vez”即首次，但前文提到“在代表们中间产生了第一次重大的意见分歧。”（“Se trató de la primera división importante de los delegados.”）故此处译为“再次出现了分歧”。——中译者注
[28] 伊格纳西·里艾拉（Ignasi Riera），《卡雷斯·纳瓦雷斯》，《Avui》，1984年2月2日，第12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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