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共济会会员参加公社。伊西炮台第一次失手。成立公安委员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法〕普·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1876）

　　梯也尔很清楚地知道公社的这种无能，但是他也知道自己的军队的弱点和这个伟大城市的雄厚资源。此外，他喜欢在普鲁士人面前扮演军人的角色。为了安慰那些催他进攻的激昂的同僚，他从上而下地接见了居间人，他们加倍努力于造成不充分的、行不通的联合。

　　从善良而狂热的孔西得朗到玩世不恭的日拉丹，一直到用和解计划代替3月12日会战计划的赛塞的副官舍耳歇，人人都参加了。有许多人嘲笑这种混杂的团体。自从“巴黎权利同盟”发出“全巴黎将站起来”的绝望悲鸣以来，它已经落到零度以下。人们已经明白，这些急进分子只是在寻找适当出路，以便摆脱困境。4月底，共济会会员的英勇行为使这些政治骗子受到极深刻的蔑视。

　　4月21日，当这些政治骗子寻求休战的时候，共济会会员已经就国民议会不久以前通过的市政法鸣不平。梯也尔回答他们说：“怎么，这毕竟是我们法国八十年来所有的最公平的法律。”“请您原谅，那么我们1791年的公社制度呢？”“噢，你们想重复我们先人的愚蠢行为吗？”“那么，您决定要牺牲巴黎了？有几幢房屋要破坏，有几个人要死掉，但是法律将继续有效。”共济会会员们把这种可恶的回答公布在巴黎城墙上。

　　26日，共济会会员在沙特列开大会。会上有许多人提议，把他们的旗帜插在城防工事上。几千人的掌声拥护这个提议。弗洛凯已与洛克罗和克列孟梭一齐辞去了议员职，现在他反对小资产阶级和人民的这种联合^[1]。他的尖叫声消失在大厅的欢腾的风暴中，无人注意。根据朗维耶的提议，共济会会员举着他们的旗帜来到市政厅前面。公社委员会在庭院里接见了他们。他们的发言人提利福克说，“共济会会员所以不想从一开始就立刻行动，那仅仅因为他们认为重要的问题是证明凡尔赛实在不肯和解。今天，他们准备把他们的旗帜插在城防工事上。只要有一颗子弹打中这些旗帜，共济会会员就一致勇猛地进攻共同的敌人。”在发表这个声明时大家都鼓掌欢呼并且互相拥抱。茹尔·瓦莱斯以公社的名义递过他的红绶带，把它缠绕在旗帜上。公社委员会的一个代表团陪着共济会弟兄们来到卡德街的共济寺。

　　三天以后，共济会会员实践他们的诺言来了。这事一传播开去，巴黎就充满了巨大的希望。从大清早，巨大的人群就挤满了通往卡罗泽——共济会各单位的集合地点——的一切进口。虽然有几个反动的共济会会员在墙上贴抗议的标语，但在10点钟左右，代表共济会五十五个单位的一万个弟兄还是集合在卡罗泽广场上。六名公社委员领着他们通过人群和各营队的行列来到了市政厅。队伍以庄严隆重的音乐为前导，随后是高级军官、共济会领袖、公社委员和佩带着蓝、绿、白、红、黑五色宽带子的共济会弟兄们。他们分组站在六十五面旗帜周围，这些旗帜第一次升了起来。举在前边的文森白旗，用红色的字母写出兄弟友爱的革命口号：“彼此相爱！”共济会的一个妇女组受到特别的欢迎。

　　一个人数众多的代表团打着旗帜进了市政厅，公社委员们在市政厅迎宾楼梯的阳台上等待着他们。一面面旗帜插在各级楼梯上。这些和平旗帜向红旗致敬的盛况、在共和国光荣的肖像下小资产阶级跟无产阶级握手的情景以及这种兄弟友好的欢呼声，鼓舞和振奋了最没有勇气的人们。费里克斯·皮阿发表了一篇美丽的、带对句的致辞。老贝累的几次被真正眼泪打断的不多几句话却更有雄辩力。共济会一个弟兄恳求一种荣誉，即首先把他们那建立于1790年大联合时期的“坚忍”（“Perseverance”）分会的旗帜插在城防工事上。公社委员会的一个委员授给他一面红旗说广这面红旗应该跟你们的旗帜插在一起。我们举起手来，不再是互相对抗，而只是互相扶助，互相拥抱。”代表团的发言人提利福克指着文森的旗帜说：“我们要把它首先插在敌军队伍前面。我们要对他们说，祖国的战士们，你们同我们联欢吧，来，拥抱我们吧——如果这样做没有用，我们就加入作战连队。”

　　当代表们离开市政厅的时候，一个绘有三个标记的汽球升起来了，把共济会会员的宣言撒在空中。大队把它那些神秘而受到热烈欢迎的旗帜展现在巴士底狱和各林荫道上以后，在2点钟左右到达爱丽舍路的十字街口。为了躲避蒙瓦勒里安炮台的榴弹，大队走小路到凯旋门。由共济会各分会长组成的一个代表团，把旗帜插在从麦奥门到比诺门的最危险的地方。当白旗插在麦奥门的前哨上的时候，凡尔赛军停止了射击。

　　共济会会员代表团打着旗帜前进到讷伊路。他们在凡尔赛的街垒前边库尔贝瓦的桥上遇到了一个军官，他领着他们去见蒙托东将军。这位将军本人就是共济会会员。巴黎人向他说明来意，并要求停战。将军建议他们派一个代表团到凡尔赛去。于是推选了三个代表；其余的人回到城里。当天晚上，从圣乌昂到讷伊平静无事。东布罗夫斯基负责延长了停战时间。二十五天以来，巴黎第一天在没有隆隆炮声的情况下入睡了。

　　第二天，代表们回来了。梯也尔几乎不接见他们。他表现出粗暴而愤怒的态度，坚决地什么都不答应，而且不再接见任何代表团。于是共济会会员们决定带着他们的符号参加战斗。

　　下午，“各省共和联盟”举行了隆重的加入公社的典礼。米里哀尔已经完全参加了运动，但未能获得市政厅信任，他努力要把来自外省的居民组织起来。谁不知道外省为这个伟大城市流多少血、出多大力呢？在凡尔赛分子承认的法国籍的三万五千名俘虏中，只有九千人原籍是巴黎。每一队都应当竭力向他们本省说明巴黎事件，发通知和宣言并派遣代表。30日，所有各队都在罗浮宫开大会，以便选出派往各省的代表团，共约一万五千人来到市政厅，“重新表明他们拥护巴黎公社的爱国事业。”

　　当“伊西炮台失守了！”这个凶讯在广场上传开的时候，人们还在观看这个示威游行。

　　凡尔赛军越来越把他们的堑壕向前推进，26日的夜里他们在炮火掩护下，对可以通往伊西公园的牟利诺发动了一次突击。以后几天，六十门大口径的炮集中轰击伊西炮台，而其他大炮则扫射旺夫炮台、蒙鲁日炮台和炮艇以及城防地带。伊西炮台英勇抵抗，但是我们的堑壕情况很坏，这是因为威泽尔不善于指挥。29日，轰击的火力倍增，炮火把公园打得翻了身。夜晚11点钟，凡尔赛军停止炮击，同时对堑壕里的国民自卫军发动了突击。30日早晨5点钟，对这次突击毫无所知的炮台发觉被凡尔赛军的半圆形战线包围了。炮台司令麦日感到不安，要求增援，但是没有得到援兵。守军动摇了，原来活泼泼地站在弹雨中的国民自卫军战士面对几个射手也怕起来。麦日举行会议，大家议决放弃炮台。他们急急忙忙地用钉子塞住大炮的火门，但是塞得很差，以致晚间又能把钉子拔出来。守军主力撤退了。只有几个人对于自己的责任有不同的看法，决心留在原地，以挽救荣誉。一个凡尔赛的军官整天命令他们，限一小时内投降，否则枪毙。他们置之不理。

　　3点钟，克吕泽列和拉·谢西里阿率领几个紧急集合起来的连队赶到了伊西。这几连人散开成散兵线把凡尔赛兵逐出公园。6点钟，国民自卫军攻入了炮台。他们在炮台入口下边，在一辆满载子弹和霰弹的弹药车旁边发现了一个名叫杜福尔的儿童，他正要炸掉自己，因为他相信也会把地窖一同炸毁。晚间，韦莫雷耳和特兰凯带来了其他援兵，我们又恢复了原来的阵地。

　　伊西炮台失守的消息一传来，国民自卫军的战士就急忙跑到市政厅，去质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辩护说：它并没有下令放弃伊西炮台，并且答应如果有叛徒就一定惩办。晚间，克吕泽列从伊西炮台回来以后，执行委员会把他逮捕了，因为关于他，流行着一些模糊的传说。他离开陆军部，在工作上没有留下一点成绩。他的整个城防工作就是把大炮埋设在特罗卡德罗广场上，他主张从特罗卡德罗广场打开蒙瓦勒里安的缺口。

　　伊西炮台的这次恐慌，造成了建立公安委员会的结果。4月28日，在会议要结束的时候，米奥——1848年的最厉害的空谈家之一——站了起来，“直截了当地”要求成立一个居一切委员会之上的公安委员会。当人们要求他说明建立这个委员会的理由时，他威风凛凛地回答说，他认为这个委员会是必要的。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加强监督，办事必须更有魄力，因为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已经证明同第一届执行委员会一样无能，以致每个代表都自作主张，根据自己的职权发号施令。但是，为什么要“公安委员会”这个名称，这个对于过去的歪曲，这个惊吓蠢人的妖怪呢？这个名称，在这次无产阶级革命中，在从前公安委员会曾把雅克·卢和肖梅特^[2]以及一些最优秀的人民之友清除出去的这个市政厅中，得到恶名。

　　但是，公社委员会的一些空想家只是匆促地读革命史。响亮的名称打动了他们。要不是某些同事起来干涉，要求讨论，他们可能立刻就投票表决。要求讨论的人说，“是的，我们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委员会，但是决不要革命的仿造品。现在是公社实行改革的时候了，是它不再作那明天随意打消今天所办事情的空谈小议院的时候了。”他们建议设立一个执行委员会。表决结果双方票数相等。

　　伊西炮台的意外事件打破了会议中票数相等的局面。5月1日，对于“公安委员会”这个名称，有三十四个反对，二十八个赞成。对整个提案，有四十五个赞成，三十三个反对。当时有些人不顾名称如何投了“赞成”票，其唯一的希望是成立一个强有力的权力机关。很多人说明自己投票的理由。有的宣称，他们对选民的委托负有责任，选民们希望“胆小鬼和叛徒知所畏惧”。有的象米奥一样十分简单地说明：“这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措施。”皮阿把米奥抬出来并热烈地支持他的提案，为了重新获得急性人的敬重，提出了以下的重要理由：“我赞成，因为‘公安’这个词跟法兰西共和国和巴黎公社这些词是同一个时代产生的。”特里东回答：“我反对，因为我不喜欢从过去搬来无用而可笑的底货。”韦莫雷耳说：“我反对，因为这只是个空洞字眼，而人们用空洞字眼搪塞人民已经太长久了。”龙格说：“我象不相信护身符和避邪咒一样不相信吉利字眼，因此我投反对票。”十七个人联合声明，要投票反对成立一个会导致独裁的委员会，还有好些人提出了相同的理由。这个理由是幼稚的。公社仍然拥有最高权力，八天以后它就搞垮了公安委员会。

　　在反对派投票反对以后，他们本来应该充分利用形势的。特里东说得十分正确：“我看不到适于组成这个委员会的人！”还有一个理由，不能把战场交给空想家。但是他们没有和那些认为重要的是集中权力而不是再搬出老古董的同事们商量，却只是袖手旁观，并且说：“我们不能为一个我们认为无用而有害的机构任命任何人。我们放弃投票，因为我们认为这是我们唯一适当的、合理的政治态度。”

　　因此事先就受非难的投票，产生了一个没有威信的权力机关。总共只有三十七票。选出了加布里埃尔·朗维耶、安都昂·阿尔诺、利奥·梅尔洛特、沙尔·日拉丹和费里克斯·皮阿。于是，狂喊者得志了。唯一有真正魄力的是朗维耶，他天性直爽而富有热情，常由于盲目的好善而遭到牺牲。

　　公社的拥护者——堑壕里、炮台和战场上的勇士们得知，在凡尔赛已经暴露出它的一切计划的时刻，市政厅中产生了一个少数派^[3]。少数派，除了约十个人以外，包括公社委员会的最有学问和最勤勉的人，却永远不能适应形势。他们不愿意理解，公社是一个堡垒，而不是一个政府。公社委员会把公社将长久存在的一般幻想发挥到这样程度，竟然打算容自己有七个月的时间以便把当铺里的典押品退还原主。有些人首先把自己的原则象法宝似的提出来，并且不肯为了胜利而让步，他们说：“在帝国时期，我们就争取自由，取得政权，我们不否认我们的主张。”他们在流亡中还相信公社的失败是由于有独裁的倾向。他们没有用自己的智力来争取多数派、适应情况和弥补同事们的缺点，却固守自己怪僻的教条，根本不想去掌握政权。

　　从现在起，意见分歧变成了敌对行动。会议厅小，通风很差，空气很快发热，这引起了狂热的激昂情绪。讨论尖锐化。费里克斯·皮阿把讨论变成了攻击。德勒克吕兹总是只强调统一与和睦。皮阿却宁可眼看着公社灭亡，也不让他所憎恨的某一个人拯救公社。而他是对一切笑他疯狂的人都憎恨的。只要他的傲性得逞，什么诽谤公社委员会，什么污辱最善良的人，他是全不在乎的。他能恬不知耻地说谎，能以卑鄙的方式诽谤，谩骂一个同事然后突然激动地伸出他的胳膊说：“来，我们相互拥抱吧！”现在他指责韦莫雷耳，说他把自己的报纸奉献给奥尔良派以后，又把它卖给了帝国。人们从来没有在前哨的炮火中见过他，他经常在回廊和各委员会游荡，有时献媚开玩笑，一个幕后的真正巴雷尔，有时怒气冲冲，有时摆出家长的架子：“公社啊！它是我的孩子！我已经保护它二十年之久，我哺育过它，在摇篮里摇过它！”如果人们相信了他，就会把3月18日的事件归功于他。他就是这样拉拢群众大会所派遣的那些天真的人和愚蠢的人，因此尽管他在第一届执行委员会表现十分无能，尽管他企图逃跑，他还是获得二十四票选入公安委员会，这个好诽谤的人就利用这点成就播下分裂的种子。

　　可悲的分裂是失败之母！如果他们想到人民，如果他们的精神提高到可怜的个人纷争之上，那么分裂就会终止。他们参加了曾为六月起义者作辩护的比埃尔·列鲁的送葬行列，他们命令拆毁那纪念一个依法受惩处的叛徒的布雷阿教堂和侮辱革命的赎罪纪念柱，他们用杜瓦尔这个名字来尊崇意大利林荫道。所有的社会主义的决议都一致通过了，因为虽然他们意见分歧，他们毕竟都是社会主义者。公社委员会一致赞成必须开除两个以前犯罪确有证据的委员。甚至在最危险的时刻，也没有人敢公开地谈到投降。

^[1] 他在调查委员会的面前，在国民议会中自称是狮穴中的丹尼尔。共济会会员当面嘘他，因为巴黎听任这些无用的懒虫毫无阻碍地嗡嗡叫。

^[2] 雅克·卢（Jacques Roux），肖梅特（Chaumette），都是法国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活动家，雅克·卢是“疯人派”的代表人物，肖梅特是雅各宾左派的代表人物。——中译者

^[3] 公社委员会分裂成少数派和多数派。属于少数派（约二十五名委员）的有右派蒲鲁东主义者和左派蒲鲁东主义者。右派清鲁杂主义者否认政治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左派蒲鲁东主义者承认政治斗争，并且赞成生产资料公有制。多数派是由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人、赞成保持小私有制并“限制”大资本的新雅各宾派（德勒克吕兹、皮阿、加姆邦等）和布朗基主义者（瓦扬、格鲁赛、里果、特里东、埃德等）组成的。布朗基主义者不理解社会经济措施的意义，主张由一小群革命者专政。从巴黎公社成立的第一天起，多数派和少数派就在一切政治问题上进行了尖锐的斗争。5月16 日，当少数派采取分裂行动时，这种斗争达到了最高峰。一一德文版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