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我们的巴黎妇女。为了撤退讷伊居民而休战。凡尔赛的军队和巴黎的军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法〕普·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1876）

　　“如果法国仅仅由妇女组成，那将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国家啊？”

　　《每日新闻》，1871年5月。

　　巴黎的熊熊烈火还遮蔽着这些缺点，谁没有被烈火烧着，谁就不能描述它。公社的报纸虽然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相形之下却显得暗淡无光，当然舞台布景就更不在话下了。在大街上，在默默伸展着的林荫道上，也许有一个一百名战士的营队开上火线或者从火线回来，一个妇女跟在军队后边，一个过路人向他们鼓掌喝彩，这就是全部的情景。但是这是革命的戏剧，象阿斯齐洛士^[1]的悲剧一样，朴实而伟大。

　　指挥官满身尘土，穿着一件带有熏黑了的袖章的水兵上衣；士兵中有白发老人，有金发青年，有六月起义的老战士，有理想的新拥护者。往往有父子并肩走在队伍中。^[2]

　　拥护军队或跟随着他们的妇女，的确是真正的巴黎妇女。从帝国的垃圾生出来的肮脏的半阴阳人、低级文学的圣母、小仲马和费多，不是继他们的主顾之后到凡尔赛去，就是在圣丹尼开采普鲁士人据有的金矿。现在控制着街道的妇女-是坚强的、忘我的、悲壮的巴黎妇女，是从1789年以来作为我们伟大革命的希望活在各阶层人民心灵深处的纯洁、高贵的热情的女儿，她们象善于爱一样善于牺牲。她们是男人的劳动伙伴，在牺牲时也愿意同丈夫一起赴汤蹈火。资产阶级是害怕这种平等的，因为夫妇一条心，有四只手臂，使无产者的力量增加一倍。3月24日，国民自卫军的一个代表向第一区区政府的几个资产阶级营队说出了吓掉他们手里武器的豪言壮语：“我认为你们不能坚持，你们的妻子都在嚎啕痛哭而我们的妻子却不哭。”

　　人民中的妇女不会扯她们丈夫的后腿^[3]，相反地，她们鼓励自己的丈夫去参加战斗，给丈夫送衬衣和饭食，完全象他往常在工厂里做工时一样。有许多妇女不肯回家，甚至拿起了武器。最后在夏提荣高地上战斗的是她们。军中女采购员们很朴素地穿上女工的衣服，阵亡了十几个。4月3日，第六十六营的军中女采购员——女公民拉雪兹，整天没离战场，没有医生，只有她一个人在照料伤员。

　　从前线回来的妇女再三号召巴黎人拿起武器来。为了从组织上支持她们献身公社事业，她们建立妇女中央委员会，她们在第十区区政府发表了一个光辉的宣言：“不是胜利，就是牺牲。你们说：‘如果我必须失去我的爱人，那我们的事业的胜利还同我有什么关系呢？’你们知道，对这只有一个办法：如果你们想拯救你们的爱人，你们就必须亲身投入战斗。”加入委员会的人数越来越多，她们自告奋勇，向公社要求武器，希望到战斗岗位上去，并且责难怯懦者^[4]。安得列·莱奥夫人用她的生花之笔描写了公社的情形^[5]，要求军事代表充分利用“燃烧在妇女心中的圣火”，有一位名门出身的年轻俄国妇女，叫德米特利耶娃，她受过良好的教育，貌美而富有，她是这次革命中的泰罗昂^[6]。无产者的公社有其自己的女英雄：她的心身完全属于人民，这就是路易丝·米歇尔，十七区的一位女教师。她对孩子们亲切而有耐性，她是孩子们崇拜的对象，但是她在为人民事业的战斗中就变成了母狮子。她组织了一个妇女战地卫生队，队员们在敌人的炮火下照料伤员。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人能比得上她们。她们到医院里去，把她们亲爱的同志从那些不友好的修女的冷酷的照料下挽救出来，并且用讲述共和国的情况和充满希望的温柔声调鼓舞濒死者振起精神。

　　在这种争相献身牺牲中，儿童甚至还要超过男女成年人。打胜仗的凡尔赛人俘虏了六百六十个儿童，还有很多儿童在巷战中牺牲了。在围城时期，有数千儿童担负了各种工作。他们跟随各营队，一直到堑壕和炮台里，他们以最大的热情坚守着大炮。参加麦奥门保卫战的有十三、四岁的孩子。他们在野外的战场上完成了惊人的勇敢奇迹^[7]。

　　巴黎的火焰远远照射到城防工事圈以外的地方。索和圣丹尼区议员聚会在文森，为的是抗议轰击，要求城市自由和承认共和国。热情蔓延到外省，外省认为巴黎是不可攻克的，并且嘲弄梯也尔的电报，他4月3日发的电报说：“今天是决定叛乱者命运的一天”，4日的电报说：“今天叛乱者遭到了一次决定性的失败”，7日的电报说：“今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1日的电报说：“我们正在凡尔赛准备不可抵抗的措施”，12日的电报说：“在期待具有决定性的时刻”。不管这许多战果和不可抵抗的措施，凡尔赛的军队仍然在和我们的前哨纠缠。他们仅仅在争夺城防工事圈和市郊的建筑物的战斗中获得一些胜利。

　　麦奥门附近、大军路、太尔纳路继续燃烧着。阿尼埃尔和列瓦鲁阿成了一片废墟。讷伊的居民们躲在他们的地窖里半饿死地苦熬时光。凡尔赛分子单是对这些据点每天就要用一千五百枚榴弹轰击，梯也尔居然写信给他的那些省长说：“如果曾经打了几发炮弹，那也不是凡尔赛军队打的，而是一些叛乱者为了假装他们在作战才打的，可是实际上他们连头都不敢露出来。”

　　公社积极救济受到轰击的巴黎人，但是对于处在双方炮火之间的讷伊的公民却无能为力。整个新闻界都在呼吁慈善救济，所有的报纸都要求停战以便撤出讷伊的居民。共济会会员们和“巴黎权利同盟”也参与其事。由于将军们不肯停战，因而代表们费了很大周折，才取得八小时的休战。公社委员会派出五名委员来收容遭到轰击的难民，让城市各机关建立难民收容所。妇女委员会尽力给他们以救济。

　　25日上午9点钟，从麦奥门到阿尼埃尔，大炮沉寂了。几千巴黎人出来观看麦奥路的废墟和仅仅还剩下一堆瓦砾的麦奥门。他们很感动地看着那些靠在神话般的大炮上的炮兵，然后涌到讷伊去了。这个从前那样美丽的小城镇，现在在明媚的阳光下只呈现一片轰毁的房屋。在确定的停战界限上相距二十米有两面人墙：一面是常备军的士兵，一面是公社战士。从凡尔赛分子中选出了“最可靠的人”，由面容象绞囚的军官监督着。善意的巴黎人走近士兵们，和他们谈话。军官们立刻气冲冲地赶过来，呵叱他们。当一个士兵很有礼貌地回答两个太太的话时，一个军官向他冲来，从他手里把枪夺过去，把刺刀对着巴黎妇女，喊道：“要这样跟她们谈话。”有几个越过双方界限的人被捕了。但是，总算能有五小时的工夫避免任何杀戮。大路上空了。每个巴黎人在回来的时候都随身带上一口袋土，好加固麦奥门，麦奥门就象神仙念了咒似地很快修筑起来了。

　　晚间，凡尔赛分子又开火了。对南部各炮台根本就没有停火。同一天，敌人在这方面使用了两星期以来就进入阵地的几个强大炮兵连。这是梯也尔制定的作战计划的第一部分。

　　4月6日，梯也尔把所有的军队都交给了麦克马洪指挥。当时总共有军队四万六千人，大都是残余的卫戍部队，不能进行任何真正的战斗。为了加强这些军队，梯也尔派茹尔·法夫尔去和俾斯麦谈判。俾斯麦以更苛刻的和平条件放回了六万名法军俘虏，并且允许与他狼狈为奸的伙伴把根据初步和约人数不得超过四万的巴黎兵力增加到十三万人。到4月25日，凡尔赛的军队已有五个军团，共十一万人，其中包括由德国释放回来的俘虏编成的杜埃和克林珊的两个军团，以及维努亚指挥的一个预备军团。凡尔赛的军队还要增加到作战兵额十三万人，领给养的兵额十七万人。梯也尔整顿这些对付巴黎的军队实在表现出很有能力。士兵得到了好的给养和服装，管理也严格了，很快就恢复了纪律，凡是对这种兄弟相残杀的战争表示厌恶的军官，都被用秘密手段消灭了。当然，这算不得是能够进攻的军队，因为这些士兵一遇到有组织的抵抗，又总是要退却的。尽管官方竭力大吹大插，但是将军们所依靠的仅仅是那些炮兵，库尔贝瓦和阿尼埃尔的战果都是靠炮兵取得的。只有用炮火才能征服巴黎。

　　防御工事圈的薄弱点是西南部的普恩-迪尤-茹尔的突出部，它由伊西炮台掩护着。伊西炮台在右边有公园、伊西城堡以及与塞纳河相连接的堑壕充分掩护着；我们的炮艇就停泊在塞纳河上。炮台的前边和左边由贝叶乌、麦顿和夏提荣等高地控制着。梯也尔命令把重炮配置在这些高地上，这些重炮是从土伦、瑟堡、杜埃、里昂和贝藏松调来的，共计有二百九十三门攻城炮。攻城炮的火力很强，头几天就轰击得伊西炮台不稳定了。负责指挥作战的西赛将军立刻命令向这些炮台修筑堑壕。梯也尔的计划是先使伊西炮台和掩护伊西炮台的旺夫炮台沉默下来，然后占领普恩-迪尤-茹尔。从圣乌昂到讷伊的军事行动唯一的目的是制止我们向库尔贝瓦出击。

　　公社是用哪些兵力和什么计划来对抗的呢？

　　根据正式公布的资料.国民自卫军第一次召集了约有九万六千名士兵和四千名军官，第二次召集了十万名士兵和三千五百名军官^[8]。三十六个义勇队报到的兵力是三千四百五十人。只要部署得当，除去所有派遣出去的兵力，还约有六万名战士可以依靠。从圣乌昂到伊弗里这个薄弱的阵线，国民自卫军的兵力从来没有超过一万五、六千人。

　　骑兵根本仅仅存在于兵员定额报告中，因为集中的马匹不过五百匹，刚够拉大炮和载运行李以及军官和通讯兵乘用。虽然作出了一些十分漂亮的决议，工兵却肯定是不完善的。巴黎拥有一千二百门大炮，配置起来的只有二百门。熟练的炮手从不超过五百名，尽管兵员统计报告中写着二千五百名。

　　据守阿尼埃尔桥、列瓦鲁阿和讷伊的东布罗夫斯基，至多只有四、五千人^[9]。他在克里希和阿尼埃尔有三十门大炮和两辆装甲车作掩护，这些大炮和装甲车从4月15日到5月22日，甚至在敌军入城以后还猛烈地、不可侵犯地不断扫射街口，此外他在列瓦鲁阿还有十门大炮。他也得到了北部城墙守军的支援，而且在讷伊有勇猛的麦奥门守军掩护着他。

　　在塞纳河左岸从伊西到伊弗里，在各炮台、村镇和堑壕里，共有公社战士一万名到一万一千名。据约略的估计，在伊西炮台有六百人和七磅与十二磅炮弹的大炮五十门，大炮有三分之二没有使用。七十二和七十三号棱堡给伊西炮台一些援助，这两个棱堡由配置在普恩-迪尤-茹尔的高架桥上的四个装甲机车支援。桥下停有重新装备起来的并作好射击准备的炮艇“布累杜伊号”、“塞夫尔号”和“布朗布里昂号”，这几艘炮艇甚至敢于前进到夏提荣，毫无掩护地轰击麦顿。几百名狙击兵据守着公园和伊西城堡、牟利诺、勒-瓦尔和把伊西炮台与旺夫炮台连接起来的堑壕。旺夫炮台和伊西炮台受到同样的威胁，但是它以五百人和二十门大炮勇敢地坚持住，城防工事圈的棱堡对这个炮台只起了很小的支援作用。

　　蒙鲁日炮台有三百五十人和十到十五门大炮，除了支援旺夫炮台以外没有其他任务。比塞特尔炮台有五百人和二十门大炮随便射击。三个大多面堡支援着这个炮台，这三个多面堡是：上布吕夷叶，有五百人和二十门大炮；木兰-萨克，有七百人和约十四门大炮；维尔日尤伊弗，有三百人和几门榴弹炮。在最左翼，伊弗里炮台和它的附属防御工事里有五百人和四十门大炮。二千到二千五百名公社战士占领着处于中间地带的让提伊、卡尚和阿尔克伊尔各村庄。

　　南部各炮台名义上的指挥权最初属于埃德，20日移交给卢瓦尔军团的一个军官亚尔萨斯人威泽尔。威泽尔应该从他在伊西的司令部监督伊西炮台和旺夫炮台的堑壕和这两个炮台的防御。但是，实际上这些阵地的不断调换的司令却常常随意行动。

　　4月中旬，把从伊弗里到阿尔克伊尔的一段防务交给了符卢勃列夫斯基将军指挥，他是波兰起义的优秀军官之一。他很年轻，军事知识非常丰富，表现得勇敢、机智，经常身先士卒，并且善于巧妙地充分利用各种形势，对于新建的军队来说他是一个非常卓越的指挥官^[10]。

　　这些指挥官始终只得到一个“你们要防御！”的命令，从来没有全面的作战计划。克吕泽列和罗谢尔都没有召开过军事会议。

　　对士兵们也完全听其自然，既没有照顾，也没有监督。在最前线的战士很少换班，辛苦的重担大都老是压在同一些人身上。有许多营不得不一连二、三十天蹲在堑壕里，而另一些营则经常被留在预备队里。有一些营队在炮火中锻炼得十分坚强，它们甚至再也不肯回后方，而另一些营队则丧失了勇气，一再指着满是虱子的衣服，要求换班。但是将军们不得不让他们留下，因为将军们没有补充部队。

　　这种过失断送了一切纪律。不久，勇敢的人只有自己作主，而其他的人则对勤务畏缩不前。军官的行动不外乎有的离开自己阵地到其他阵地上战斗，有的回到了城里。军事法庭给好些人判处了重刑。但是公社委员会撤消了这些判决，甚至把死刑改成了三年有期徒刑。

　　人们害怕严格的纪律，害怕真正的战时纪律，需要改变方法和战术。但是现在公社委员会表现得比开始时还缺乏决心。公社委员会不断说情况没有进展，但是它自己却不懂得采取什么措施。26日，军事委员会声称指令和命令只是一纸空文，并责成市政机关、中央委员会和各军团指挥官改组国民自卫军。这些机构没有一个发生它应有的作用。各部门不能合作，中央委员会策划着阴谋，各军团指挥官不安了，有些将军和公社委员在梦想军事独裁。在这一切致命的混乱中，公社委员会却在许多次会议上讨论是否应该在20日或30日以前把典押的东西无偿地退还原主，《公报》每份是否应该售五分钱。

　　从4月末起，凡是眼光敏锐的人都已清楚地看到防御无望了。一些能干而忠诚的人都在反对各办公厅、各大小委员会，反对重重叠叠的、百般刁难的、敌对的行政机关的斗争中弄得精疲力竭，他们为了拿到一门大炮，往往要费去一整天工夫。城防工事上的少数炮兵再三重创凡尔赛军的战线，而除了面包和弹药以外什么也不要求。他们只有被榴弹炸死，才会离开自己的大炮。炮台的掩蔽部坍塌了，射击孔被击毁了，但是仍然乐观地还击高地上暴雨般的炮火。勇敢的狙击兵敢于毫无掩护地前进，袭击敌军的阵地。这种献身的精神，这种英勇的行为都付诸东流了。就整体说来，简直就象一个从上百个出气口向外冒着蒸汽的大锅炉一样。

^[1] 阿斯齐洛士（Aeschylos，纪元前525-456年），

^[2] 致军事代表的一封信：
　　“公民，请原谅我写这封信给你，请你考虑我的请求。
　　我的三个儿子都参加了国民自卫军，大儿子在第一百九十七营，二儿子在第一百二十六营，三儿子在第九十七营，我自己在第一百七十七营。
　　可是我还有一个儿子，也就是最小的儿子，他将满十六岁。他一心一意地要参加某个营，因为他已经向我和他的三个哥哥发过誓，要拿起武器拥护我们的年轻的共和国反对凡尔赛的刽子手。
　　我们发誓约定，假如敌人的子弹打死了我们之中的哪一个，我们一定要替他报仇。
　　因此，公民，请您接受我的最小的儿子，我诚心诚意地把他交给共和主义的祖国，您随意使用他吧。您无论把他安排在哪个营里，我都会十分愉快。公民，请您接受我的兄弟般的问候。
　　国民自卫军第一百七十七营战士奥古斯特·茹隆
　　1871年5月12日于巴黎意大利路十八号。”

^[3] 在她们那淳朴的性格中，具有多么崇高的信仰啊！我们曾在交通车里听到两位妇女谈话，她们是到堑壕去看望自己的丈夫的。其中一个人哭了，另一个对她说：“不要失望，我们的丈夫一定会回来。再说公社已经答应，万一他们牺牲了，一定要照顾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不，不会的！既然他们捍卫的是这样美好的事业，他们是决不会死的。最后，我宁愿我的丈夫牺牲，也不愿让他落到凡尔赛匪徒手里。”

^[4] “当我看到去参加战斗的仅仅是那些自愿的人的时候，我就感到很痛心。代表公民，我不是想向您控告任何人，我决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作为一个忠诚的女公民不能不担心，公社委员的弱点会使我们未来的计划落空。”这封英勇的信是从《公社的社会背景》一书中摘录下来的，这本书里包括有军队在各区区政府和行政机关中发现的文件。一般说，这本书是一部恶意的讽刺画集，它的最可笑的部分正是作者本人，一个血和铁的市侩。

^[5] 安德列·莱奥在《号召报》（Rappel）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我们从其中摘录一段如下：“必须承认，每一个伟大的事业在每一个人心里都会引起同样的情感，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妇女也必然和男人产生同样的热情。否认这种事实和不肯考虑这种事实的民主主义者，简直是瞎子。到目前为止，民主派正是被妇女所击败的，而且民主派只有同妇女在一起才能胜利……今天的问题不再是国防，而是保护人性和自由的权利，但是，战场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现在全世界正义的命运和巴黎的命运结合到一起了。现在妇女的合作是必要的，……因此她们只要关心战斗，就可以积极参加战斗。许多妇女希望参加战斗，而且有许多妇女能够参加战斗，罗谢布吕奈夫人路易斯·米歇尔和其他许多妇女已经作出了榜样……就连敢于攻击伟大的城市的渺小的历史家，也不得不在他的学究式的责难文章中加上一笔：‘当时巴黎充满了争取自由，权利和正义的激昂情绪，妇女也和男人并肩参加了战斗’。”

^[6] 泰罗昂·德·麦利库尔（Theroigne de Mericourt，1762-1817年），革命女英雄，在攻击巴士底狱和8月10日的起义中，她表现得很出色，因此被叫做“自由的巾帼英雄”。她是俱乐部的女演说家。——德文版编者。

^[7] 摘自4月12日《公社报》：
　　“6日，星期四，当时圣乌昂的第二十六营正在保卫棱堡街垒，一个十四岁的儿童符·迪波在弹雨中跑着给保卫战士送饮料。敌人的射击迫使公社战士们撤退，他们想要丢下营里的给养，这个儿童不顾敌人的射击，冲到一个酒桶跟前，打破桶底，说：‘至少不能让他们喝我们的酒。’儿童说完这句话立刻从一个刚刚阵亡的公社战士身上拿下马枪，装上子弹，端起来打死一个宪兵军官。接着他看到一辆两匹马拉的弹药车，马上的人受了伤，于是他跨上另外那匹马，抢救了弹药车。
　　十三岁半的欧仁·勒昂·法克西维埃虽然受了伤，仍然继续在麦奥门的前哨服务。”

^[8] 这仅仅是大约的数字。5月6日《公报》上的数字是很不完全的。一般来说，兵员统计报告是有错误的或是虚构的，特别是从麦尔掌管这项工作以来。

^[9] 列举的数字是首先经亲眼看到战斗的人，其次经将军、高级将军和军队中的文职人员仔细核对过的。阿别尔将军提出的统计表完全是虚构的。他空想出几个旅，吹嘘军队的现有兵力，仿佛所指的各营真的出阵了似的。此外，他常常把一些营队重复计算。因此，按他的算法东布罗夫斯基有二万多人，三个军队司令官有五万人，这真是可笑的数字！他的报告在姓名和职务上错误百出，连某些担任指挥的将军的名字都是没有包括在内，因此毫无历史价值。

^[10] 公社的一个委员发现了他，把他介绍给军事委员会，他在军事委员会中说明了自己的见解。有人对他说：“这简直句句都是皮阿经常跟我们说的话。”符卢勃列夫斯基回答说：“我前几天曾把一篇意见书送给费里克斯·皮阿。”罗谢尔来到皮阿的办公室，在那里发现了这个意见书。原来这位高贵人物利用了符卢勃列夫斯基的计划，却对制定计划的人只字未提。符卢勃列夫斯基的智力和他的军事知识技术，使委员会感到非常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