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公社的巨大资源。公社委员会的严重缺点。任命克吕泽列。关于人质的命令。中央委员会。银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法〕普·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1876）

　　经过七十天的休战，巴黎又开始独自为法国而战斗了。现在已不仅仅是为领土，而是为国家的生存而战。如果胜利了，那么它的胜利就不会象战场上的胜利那样没有结果，而是新的一代彻底改革社会结构。如果失败了，那么一切自由就都将破灭，资产阶级会挥动铁梢皮鞭，把这代人赶进坟墓。

　　善良的、彼此亲如兄弟的巴黎在这次法国人的内战中并没有发抖。理想用它的强大羽翼庇护着各营队。各营队战士昂着头前进，人人目光炯炯，高呼豪迈的口号。资产阶级分子借口有家室之累而表示不肯参加战斗，工人们就宣布说：“我是为我的孩子而战斗的。”

　　从3月18日以来，全城第三次为一种思想所鼓舞。官方的电讯和坐在凡尔赛的被收买的新闻记者，把巴黎描绘成了欧洲一切无赖的魔窟，他们报道什么偷盗、大批逮捕和无穷的胡作非为，他们甚至还列举了统计数字和姓名。如果人们要相信他们的报道，那么正经妇女就会不敢再上街。还说什么受两万无赖压迫的一百五十万人仰面对天呼出对凡尔赛的最殷切的期望。但是有胆量来到巴黎的人，发现大街小巷十分安宁，完全处在正常状态。“强盗们”只不过是夺取了断头台，并且在第十一区区政府门前隆重地把它焚毁了。全城各市区都在高声咒骂屠杀俘虏，咒骂凡尔赛的可耻行动。即使是对巴黎充满愤慨的人来到这座城市，看到这种安宁，看到这种万众一心的团结精神，看到这些士气高昂的营队，听到伤员们高呼“公社万岁！”看到蒙瓦勒里安炮台怎样在那里喷射死亡和毁灭以及人们在这里怎样亲密相处，他就会眼睛里充满热泪，会被感动得全身颔抖，并且在几个小时以后，他也感染上跟巴黎人一样的病症。

　　这种病症就是信念、无条件的自我牺牲和充满希望的狂热。首先是希望！究竟哪次起义曾这样武装起来过呢？这次起义者不只是站在堆积起来的铺路石后边、不得不用铁砂或石头当枪弹用的少数绝望人。1871年的公社和1793年的公社的武装完全不同，它拥有六万名久经战火锻炼的战士，二十万枝枪，一千二百门大炮，五个炮台，一个由控制一切的要点蒙马特尔、伯利维尔和名人公墓掩护着的环城要塞地带，足够几年使用的弹药，只要它需要，它还拥有数十亿的财富。那么为了取得胜利，它还缺少什么呢？革命的本能不足。市政厅里没有一个人不自夸拥有革命的本能。

　　4月3日，在战斗期间召开的会议热烈地进行着。许多人对于毫无意义的出击感到激愤。由于受了欺骗，勒弗朗塞非常愤慨，他退出了委员会，委员会被追查责任时，它归咎将领们。他们的朋友为他们辩护，要求人们等待消息。但是消息很不好，还能再拖延下去吗？对这样擅自行动的过失只有一种赎罪办法。弗路朗斯和杜瓦尔已经自愿地承当了擅自行动的责任，其他的人也应该仿效他们的榜样。这样才算是对死者赎了罪，并且立刻可以防止一切愚蠢的行为：公社的威信就可以催慑住违抗者。

　　但是，市政厅里没有顽固分子。许多人曾经在帝国时期共同进行过斗争，共同策划过密谋，他们在同一个监狱里受尽了饥渴之苦，并且看到自己的战友体现了革命。难道光是几位将领该负责吗？未经公社委员会同意，这么多营军队无论如何不能彻夜行动。即使公社委员会是瞎子，也摆脱不了这个责任。为了公平起见，公社委员会实在应该下令把自己的成员枪毙十分之一。它无疑地感到了这一点，因而不敢对将领们采取断然手段。

　　本来公社委员会至少可以把这几个将领撤职，但是它只把他们调到军事委员会去，并且非常谨慎地把这个决定通知了他们就完了。“公社愿意使他们有指挥军队作战的完全自由，公社既不想伤害他们的感情，也不想削弱他们的威信。”但是，他们的疏忽大意，他们的无能却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只是由于他们的无知才使他们没有背上背叛的嫌疑。这种宽恕对未来是没有好处的。

　　至于未来，那就全在克吕泽列了。从最初几天起，他就提出了对付区长们的作战计划，以此向中央委员会和各部要求一个总指挥的职位。中央委员会根本不把他当回事，于是他紧紧地纠缠住了执行委员会。4月2日晚7点钟，执行委员会任命他为军事代表，并且命令他立刻到职，为了不幸的出击而集合部队的信号恰恰在这时候发出了。克吕泽列当然不就职，他听任将领们自投罗网，翌日到公社委员会，控告他们的“愚蠢儿戏”。1871年的社会主义者们竟把巴黎的防御任务交给了这个写军事小册子的作家，他除了1848年7月所获得的勋章，再也拿不出别的保证品，他曾在三次起义中开过小差。

　　不仅这个人选荒谬，连军事代表团的意图也是十分错误的。公社委员会已经决定仍然取守势。为了警戒各战线，整顿勤务，供应各营给养和管理各营，卓越的军事代表必须具备丰富的常识。一个成员人数不多、却都积极热情的军事委员会本来是可以提供这一切安全保证的。

　　至少人们应该说出心中想的是怎样一种守势！为了防守各炮台、堡垒和所属的阵地，需要成千上万的人和有经验的军官，需要善于使用武器和铁瞅战斗。国民自卫军提供不出这样的战士，但是它有防御工事作掩护却是难以击败的。只需要炸毁南部各炮台，在蒙马特尔、名人公墓和肖蒙高地修筑防御工事，把城墙好好地修整，增修第二和第三个环城要塞地带，就可以使敌人不能攻克或侵犯巴黎。公社委员会没有对炸毁南部炮台和增加防御工事这两个计划作出决定，而是让军事代表们毫无方针地在两个计划中乱摸，终于使一个计划破坏另一个计划。

　　如果公社委员会想要通过这个军事代表团集中军事力量，那么它为什么不解散中央委员会呢？实际上，中央委员会的行动和言论比不肯容忍它在市政厅里的公社委员会鲜明得多，甚至好得多。中央委员会设在仓库街海关大厦后边，即它的成立地点附近。5日，中央委员会从这里发出了一个很漂亮的宣言：“工人们，不要受迷惑，大规模战斗开始了。在寄生和劳动之间，在剥削和生产之间将进行决战。如果你们不愿意过无知无识和贫困没蒂的生活，如果你们想让你们的子女成为享有自己劳动果实的人，而不成为替剥削者创造财富和打仗的牛马，如果你们不愿意你们的女儿由于缺乏必要的监护和教养而成为有钱贵族的享乐工具，最后，如果你们愿意让正义占统治地位，那么工人们，你们要聪明些，站起来吧！”

　　中央委员会虽然在第二个宣言中声明，它不要求任何政治权力，但是权力在革命时期自然归于知道权力所在的人。公社委员会在八夭之内未能说明公社的情形，公社委员会的全副武装是由大体上偶然发布的两个命令形成的。但是中央委员会却很明确地阐明了这场变成社会斗争的战斗的性质，指出了在这场争取市政自由的战斗后边隐藏着的是毁灭性的怪物，即无产阶级的问题。

　　公社委员会本来应该利用这个教训，在必要时证实这个宣言；然后就可以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抗议声明，下令解散中央委员会并把自己的委员分配到各机关去。中央委员会自选举以来已经大大削弱，只剩了四、五个委员和它的雄辩的演说家莫罗，这时解散它尤其容易。但是，公社委员会满足于在5日会议中提出无力的抗议，并且象往常一样，一切听其自然。

　　公社委员会虽然不断暴露它的弱点，但是，如果说它有什么时候自认为有力童的话，那就是这时候。凡尔赛人的野峦行为，弗路朗斯和杜瓦尔以及伤员的被杀害，使得就是最冷静的人也愤怒了。就在三天以前，这些英勇的同志，这些战友和弟兄还在这里。他们空缺的位置好象在呼喊复仇。好吧，既然凡尔赛人残酷地进行这场战争，那么我们就必须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更何况，如果公社委员会不采取行动，人民也会自发地行动起来，而且要更加无情地去复仇。已经下令，要在四十八小时以内判决每个对凡尔赛抱同情的被告，如果确定有罪，就当作人质加以逮捕。如果公社的一个战士被凡尔赛人杀害，我们就杀他们的人质，而且根据命令要杀三倍，根据公告要杀数目相等或两倍的人质。

　　这些不同的词句表明，人们的脑子里是多么混乱。只有公社委员会相信它已经把凡尔赛吓唬住了。资产阶级的报纸大声疾呼救人，不发命令就让枪毙人的梯也尔则攻击公社的残酷。其实这些人暗中都在欢喜。所有著名的反动分子都早已逃跑了，留在巴黎的只不过是一些小卒和分散的反动分子，凡尔赛在紧急时刻会牺牲他们^[1]。公社委员会的委员们对本来应该注意的真正“人质”如银行、文件保险柜、国有土地、税务机关和储蓄银行的保险金库，却在幼稚的冲动中忽视了。他们以为用这些人质就把资产阶级的命脉抓在自己手里了，他们的经验和他们那些专家实在不能不令人讥笑。公社本来可以不使一兵一卒遭受危险，泰然自若地对凡尔赛说：“不投降就要死亡！”

　　3月26日那些谨小慎微的当选者不是敢作这种事的人。中央委员会听任凡尔赛的军队逃走，已经犯了严重的错误，而公社委员会又犯了更严重百倍的错误。一切真正的起义都是从掌握敌人的命脉——金库开始的，只有公社没有这样做。公社委员会取消了凡尔赛的宗教费预算，并且为自己手里所掌握的资产阶级预算而欢喜得发呆了。

　　如果有人觉得一次造成大流血的疏忽行为可笑，那么这场戏就是最滑稽的。从3月19日以来，法兰西银行的负责人就象被判处了死刑的囚犯一样，每天早晨他们都在等候着执行他们的金库的死刑。要想把金库移往凡尔赛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事，因为需要六十到八十辆车运输和一个军团保护。23日，总经理卢兰弃职逃走了，由副总经理德·普洛克继任。第一次接待市政厅的代表们的时候，他就看出了他们怯懦的神情。他设法抗拒，表面上让步，而使他的钱一点点地流出。最恶毒的是，他跟巴黎人争夺巴黎人自己的钱——存在银行里的到期的九百四十万法郎薪饷。他这样玩弄手腕一直到3月28日。凡尔赛的人们认为银行几乎空了，其实银行里还有七千七百万现金，一亿六千六百万银行券，八亿九千九百万公债，一亿二千万借款押品，一千一百万金锭，价值七百万的珠宝，九亿有价证券，共计二十一亿八千万法郎。此外还有只差出纳员签字即可发行的八亿法郎钞票。因此，公社手里掌握着三十亿法郎，其中有十亿法郎是现金——足够收买凡尔赛所有的将军、军官和官吏。公社有银行的九万户存户和二十亿在流通中的法郎可以当作人质，这笔款的准备金存在夫利里埃尔街。

　　3月29日，老贝累来到了圣殿前面。德·普洛克叫他的四百三十名职员开始行动，用棍棒武装起来，因为他们的枪已经没有弹药。贝累被引导从这个阵势中间走过去，很谦逊地要求经理同意支付薪饷款项的要求。普洛克回答时很傲慢，并且谈到抵抗。贝累说：“为了避免流血，公社要任命一个经理！”“任命一个经理！这决办不到”，普洛克看透了贝累的为人这样说，“不过可以任命一个代表，如果您来担任代表，我们是可以取得谅解的。”这时普洛克变得慷慨激昂了：“贝累先生，请您帮助我，挽救这里的财产，这是祖国的财富，是法兰西的财产。”

　　贝累十分感动地急忙赶回执行委员会，当他以自己精通财务自夸时，他的讲义背诵得越发熟了。“银行是国家的财产，没有银行就不再有工业和商业；如果您对它使用暴力，那么它的所有纸币就将变成毫无价值的东西。”这种愚蠢的论调在市政厅里流传开来。公社委员会中的蒲鲁东主义分子忘记了他们的导师曾把取消银行放在他的革命纲领的首要地位，而支持老前辈贝累的论调。连凡尔赛维护资本的人中也没有比市政厅中这些保卫者更热心的。本来还应该强调：“至少要占领银行”。但是，执行委员会没能下这种决心，而只满足于派遣贝累到那里去当代表。普洛克欢迎这位老好人，让他住在旁边的办公室里，当作人质，普洛克又感到轻松愉快了。

　　这样，市政厅中的会议在第一周就对发动出击的人以及对中央委员会和银行都表现了软弱无力。在它的命令中，在它对军事代表的选拔中，都表现出很草率，既没有作战计划，也没有纲领。留在公社委员会中的两、三个急进分子立刻注意到人们把舵转向了哪里，他们不愿意当殉道者，于是他们辞职了。

　　革命啊，你没有等到我们作好准备，你象雪崩一样盲目和不可避免地爆发，突然袭击了我们。当事件发生的时候，人民的真正战士便起来进行战斗。错误、缺点、妥协的同志都不能阻止他。即使不可避免地要失败，他也继续战斗，因为他在将来一定会胜利。

^[1] 巴特尔米-圣伊雷尔，梯也尔的私人秘书，他在回答向他提到可能在俘虏中进行大屠杀的巴拉尔·德·蒙托时，说：”人质！人质！我们的确是没有办法！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无法营救他们！“《关于3月18日的调查》，第2卷，第2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