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洛朗·若弗兰：《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史》 第十三章 蓬皮杜掌舵（5月14日） 经过长时间的犹豫、咨询和设想，戴高乐还是出发了，对罗马尼亚的官方访问已筹划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不便取消。富歇反对出访，他认为在危机正猛烈时，将军不能远离，法国人不放心。深夜，实际上已是第二天了，戴高乐召来外交部长穆里斯·顾夫·德姆维尔，他应该陪同将军访问尼科尔·齐奥塞斯库的国家。外交部长同将军谈到法国的威信，对当代问题的影响以及国际上的非常政治，认为取消访问就等于夸大了危机。蓬皮杜把他的砝码放在顾夫·德姆维尔的天平一端：他认为骚乱的极点已经过去，落潮将开始，应该由他和政府去面对去冒风险，总统将得到保护。取消访问，意味着最难应付的时刻将到来，尤其在危机风头刚过去的时候。终于在5月14日（星期二）上午7时30分，一支官方车队穿过福布尔·圣奥诺雷街48号的大门，在马里尼大道转弯以全速越过巴黎荣军大院前的大桥。在奥尔利机场，戴高乐对新闻部长戈尔斯说，他将在5月24日与政府通话。戴高乐走了，但留下暗示，他仍然控制着局势并掌握着他出访的时间表。 蓬皮杜如释重负。由于复杂的原因，他希望独自面对风暴。总理的作用就在于采取行动，头几天至关重要。假若自己失败了，将军随后将回来。况且他感觉到将军也“控制不了局势”，不如他独自拼一场。舆论显然在避开将军，将军并不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意外的发烧，国家没有失业，在无冲突中持续发展，法国已越过了大危机并在努力追赶欧洲的现代特色，已获得了某些成功，现在为什么会这样？但蓬皮杜深刻了解制度并不稳固，含有自我吹嘘的水分，这位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老学生非常理解大学的情绪。他思考过危机的传统价值；他知道虽然工业化了，只是暂时满足了人们的急切愿望，但还有其他事情，需要他这个戴高乐视线下的“后勤部门”造就今后的社会，这将不会没有骚动没有震荡，过去的十天就证明了这一点。法国人失去了方位标，新一代本来没有方位标又抛弃了他们的长辈。他认为，在欧洲，到处都是大学危机，法国怎么会例外呢？他只是在考虑，为什么1789年，1792年，1830年，1848年和1870年[1]的法国城市能在平静中进行这种社会和伦理的转变呢？ 蓬皮杜相信自己的清醒，他的话充满了谅解，但也不排除强硬。他要好好地掌权，他希望能独自掌舵，使保守的法国由他重新聚和起来，使人民由反对政府转为赞成政府。但总有一个戴高乐在他背后低声嘟哝，监视着他这个老近卫军战士，要求他品行端正，以国家利益为重，双重领导做决定等等，为的是能束缚他。现在，他强行实施了温和政策，不再提出先决或交换之类的条件来讨论，他必须带着他的计划走到尽头。戴高乐终于去了罗马尼亚，职责在召唤着这位总理。 然而蓬皮杜也有另外的动机，但他很难公开承认[2]。总理应该是总统的忠实仆人，一切都要跟随着他的明星。在六年的总管训练中，他已掌握了将军的标准，也就是国家的标准。他慢慢有些关于法国的想法，然而不再是他的将军的想法了。阿尔及利亚风暴平息之后，他们之间就发生过关于制度调整的口角，他试图说服戴高乐：法国复兴了，它的经济发展也走向了正确的道路，人们不再希望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法国人已信服了这一点，因为他们有足够光荣的历史。现在他们只是实实在在地想着真实的事情，一份体面的工资，一幢房子，休闲的时间和安宁的未来。凭他曲意奉承的能力和农民式的平稳性格以及随局势而变的政治手腕，戴高乐之后就是他，一个当然的继承人。他不再想做闪光的改革英雄；他一点也不相信职工参与企业管理制，也不想证明新格拉尔[3]所预示的前景；他的时间都用在管理上了，再没时间去摇动大批的幽灵以抖动法国和世界。堂·吉诃德[4]老了，一个有学问的精力充沛的潘沙[5]渴望掌握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但是，为了把必然性变成事实，为了把继承的可能变得无可争议，蓬皮杜必须显示出获得解放的样子，必须与法国人建立他成为总统的独特联系。任务是艰难的，因为对手们都已着手这项工作了。近至几个月来，远至几年来，甚至在政府多数派阵线的中心都已经拔刀相见了。有忠于将军的多疑者们，有假充好汉的滑稽人物们，有让纳内[6]分子们，闹哄哄地坚守将军的教条，高嚷戴高乐主义就是一个体系，一个永远未完成式的纲领，为的就是阻止蓬皮杜的某种“反叛”。社会改革是这些反对人物存在的理由，他们感到将军快动手了，准备对蓬皮杜这个因循守旧的人廉价出售，因此他们越来越大肆地操纵反对“篡权者”。还有惹人生厌的中间派分子，这些老右派的变种及臭名昭著的贝当分子的徒子徒孙们，总在使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7]（UDR）吃苦头，尽管他们的头头失败了，又自称由吉斯卡尔·德斯坦——一个自负而野心勃勃的人率领，莫看他们表面上那么谦恭。如果吉斯卡尔失败，这些反蓬皮杜者的开端将毫无进展。吉斯卡尔那么想进爱丽舍宫，他有能力不断地迅速向前，特别在最初的机会里大有可能从上面跳越他这个当然的继承人。那么，必须采取大行动，抢光这次危机的赌注，使国民承认是他蓬皮杜把大船带进港湾的，哪怕只是在一阵风里。由于蓬皮杜小集团在政府的位置上，已经对后戴高乐主义开了那么多的支票，认为老头子已经安排了蓬皮杜时代，“乔治”将管保他们的位子，蓬皮杜小集团被合理的贤明的政治保留下来：远离空想的现代保守主义在动荡的年代有它适用的地方。在权力和历史之间，他们已经做了选择：蓬皮杜是他们的人，但这个优胜者应该表现出他的标志。学生们正在给予他这个机会，他不能失去。 从戴高乐起飞的那一刻起，蓬皮杜就掌握了一切权力。社会参赞巴拉迪尔和社会事务国务秘书希拉克将垄断与工会的一切接触。劳工部长让纳内则在另辟蹊径。阿兰·佩雷菲特取消了星期六晚上的讲话，因为他辞了职，蓬皮杜要求他暂时留下来，虽然他这次辞职没有5月28日的辞职实在，但这位教育部长实际上已置身事外，真正的教育部长是蓬皮杜了。若克斯已离开司法部；富歇仍留在内政部，但事事愈来愈悉听蓬皮杜；皮埃尔·松维尔掌握了维持治安的权力，特别设立了公安委员会，但没有公开此称呼，只是谨慎地称其为“罢工治安和部长责任会议”，这个重复政府在所有的上午都在马蒂尼翁总理府聚会。蓬皮杜主持，大家边讨论边做决定。富歇、梅斯梅尔、格里莫、松维尔、警察总队队长克洛德·佩里埃和各部部长围着会议桌讨论。若贝尔在他的老板蓬皮杜缺席的时候主持会议，他是总理的总理，他注意着一切，考验一切人，时而审慎，时而挖苦，时而甜言蜜语，时而冷漠无情，精干巧妙而又诡计多端也不乏冷静。他默默地扮演着戏剧的第一角色。蓬皮杜不会忘记他。[8] 如果说若贝尔是约瑟夫神父[9]，希拉克就是跑腿的达塔尼昂[10]。这位四肢长躯干短的能干秘书不知疲倦，东奔西跑，每夜只睡两小时，轮流地给有关部长和官员送上热情、乐观，也送上专横和易怒，为他们准备一切工作和任务，秘密的或公开的，荣耀的或不讨人喜欢的[11]。一个晚上，蓬皮杜拿起电话，希拉克跑来向他汇报会议的情况。在这一个月，应酬周旋和狂躁盛怒总伴随着希拉克，这位未来的巴黎市长如此缔造了他的前程。[12] 罢工先锋布格奈和克莱翁在大西洋岸卢瓦尔省布格奈工业区，南方飞机制造厂厂长皮埃尔·迪沃舍尔预感到有什么行动要来临。他在卡拉韦勒地方迫不得已减少工时之后仍不得不宣布将每周的工时再减少到45小时。但南方飞机制造厂的工人却因此吃到了苦头：工作时间减少了，工资也随着减少了。 5月14日15时，南方飞机制造厂的工人投票通过了罢工决定[13]。很快地，有2000名工人占领了工厂。一群罢工工人在厂长迪沃舍尔的办公室围住了他。他殷勤地对待他们，并供给他们三明治。一个有点滑稽的罢工委员会一直在发挥作用，以致在他的办公室的走廊里安装了扩音设备，向他大量地灌输革命歌曲。法国总工会的一个代表想和这些罢工工人谈判，试图使他们解散，然而是徒劳的。另一些罢工工人在工厂门口焊接铁栅栏并组织监视岗哨。这是1968年5月的第一次工人罢工，远离巴黎，为了减少工时不减少工资。它的领头人有个生来就不平凡的名字：埃贝尔。[14] 这里的工人占领工厂来得一点也不突然[15]。在我们的红色西部，即离南特不远的地方以及卢瓦尔地区一直活跃着无政府工团主义。5月11日，即巷战之夜的第二天，3000名学生在南特车站封锁了铁路交通。5月13日，卢瓦尔省的工人与学生一起游行示威，提出了无限罢工的口号，示威活动向占领省政府延伸。全国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伊夫·肖塔尔甚至允许工人演说揭露总工会的官僚主义及在东部地区压制工人罢工的行动，这大大损害了法国总工会的声誉。在工薪的法国，基本上由亲共的工会控制着局势，南特地区是个明显的异型。 工人力量总工会（FO）在南方飞机制造厂扮演了特殊的角色，一点也没有安德烈·贝热龙[16]的支持者们的惯有的温和主义。法国总工会卢瓦尔省工会联合会的书记亚历山大·埃贝尔是个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南特的文学教师和极端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卡布里尔·科恩-本迪④[17]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布格奈地区工人力量分部的书记是国际共产主义联盟（OCI）的一个托派分子，被法国总工会开除了的伊夫·罗克通。这是社会边缘者们的创举吗？不完全是。南方飞机制造厂是个国营大型企业，原来是私人企业，原来的私人老板成了象征性的。真正的老板就是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组织镇压示威并制造了夏龙地铁站惨案[18]的前巴黎警察局长穆里斯·帕蓬。一个戴高乐派的高级官吏面对着极左派领导的罢工，工人的情形离大学的情形不远了。 同时在鲁昂附近的雷诺-克莱翁工业区，法国民主工人工会的代表勒内·尤伊努要求与有关领导对话。因为前天这里雷吉工厂的工人们就进行了群众游行，大部分是年长的农民和资深纺织工。学生暴动的场面为他们的行动带了头。5月13日的罢工，参加者占这里工人总数的30%。尤伊努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因此要求与领导对话，但领导拒绝接见他。这一情形是早就预料到的。这将是一次真正的罢工。 法国民主工人工会主席欧仁·德尚也预感到某些罢工正在酝酿。他的工会驻地的电话从上午起就占满了线路，主要是地方工会的负责人在呼叫他。到处都是同样的分析：蓬皮杜的讲话给予人们政府做了惊人的让步的印象。到处都是同样的情形：星期一的示威活动汇集了大量的工人，充满了行动的征兆。一种新局势正在开创。这使德尚冒出了幻想：如果大规模的国民运动在几天里能够促进解决几个月来工人请愿的所有条件？在他这位工会主席的鼓动下，法国民主工人工会进入重大事情的准备前夜。至少有布格奈和克莱翁这两个工业区的工厂做先锋，这两处是法国总工会控制不了的。这是目前发动工人罢工的惟一办法。因为法国总工会主席仍然处在忠实的共产党员的状态中，他虽然出席每周的法共政治局会议，但只能在科苏特广场44号阴暗的办公室里过时地审视着在德军的占领下被枪毙的党的负责人名单，他每次在瓦尔德克·马歇和其他党的要人摆明观点之前就熟悉他们要遵循的党的路线。罗歇·加罗迪[19]后来说：“他是个守纪律的战士。在1968年，他同样出席政治局会议，但一点也没使政治局不赞成他的意见。”[20]法共政治局的口径是简单的：不要使工人和学生们联合起来。相反，必须采取一切办法孤立左派分子。法共竟用意想不到的办法使人难以置信地从反面阻止这场运动。那时，到处都被法国总工会控制着，不管工人们多么希望参加运动，罢工到处被总工会刹住。工人阶级将随时处于反对自己的党的运动状态。怪事！ 议会上的事端政府目前担心的主要是政治上的一些问题。蓬皮杜自访问归来就决定在下周三中午召集国会开一个关于运动的特别会议。400名议员会聚在半圆形的梯形会堂里。会议刚开始，反对派就开起火来，还有政府联盟外的中间派。中间组织现代民主进步党负责人雅克·杜阿梅尔要求讨论大学的改革问题。中左派社会党人德费尔要求总理答复能否保留他下午演讲的权力。基层保卫新共和同盟的一个代表罗歇·苏沙尔以民权捍卫者的面目出现，决定把自己的态度对持不同政见者公开，当他讲到学生领袖们时，再也克制不住地说：有些“科恩-本迪的支持者们在1914年和1940年曾背叛过法国。”[21]其实并不是这回事。在一片嘘声中，大家听到弗朗索瓦·密特朗愤怒的声音：“恬不知耻！”另一个保卫新共和同盟的成员米歇尔·博舍尔向密特朗猛冲过去，被密特朗的支持者们拦住了。他们当着无所畏惧的密特朗的面差点动起武来[22]。蓬皮杜没有理会这些，他在准备他的演讲[23]。反对派当着他的面提出学生问题，当然不是为了提高他的威信，而是为了掀起辩论。面对他的支持者们和不安的戴高乐派及保守派的舆论，他不能逐一答复反对派的质询，他认为用演讲的形式要好些，而且必须给所有的人以强烈的印象。够了。蓬皮杜知道如何精心运用他的修辞能力，并且多少有点实际作用。 “女士们，先生们，如果认为我们刚刚经历过的事件只是昙花一现，那不过是一种幻想。如果认为在混乱和匆忙中能产生一种有效的持久的解决办法，也同样是一种幻想。道路是漫长的、艰难的……这不仅是改革大学的问题。通过大学生反映出来的是青年一代的共同问题，即青年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义务及青年在道义上保持平衡的问题。从传统上讲，青年是遵守纪律的，是发奋图强的。不管怎样，他们是代表一种理想，代表一种道德观念的。现在，纪律大多已经废弛了。“电台和电视的介入，使青年从孩提时代就接触到外部世界的生活。时俗风尚的改变使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及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变化。技术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反而磨灭了人的上进心。这是令人震惊的。其实，人类需要某种信仰，需要确立某些基本原则；青年由于人类长期以来赖以支撑的一切经常被否定，而使人类感到受到了挫折；家庭的不稳定或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疏远，祖国也成了有争议的主题，经常被否定。在许多人眼里，上帝已经死去，教会也不知道该走什么路，并且打乱了自己的传统……
这位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关于文明危机的辩术有它许多的好处，他在睿智和幻想里摆出了他的观点，即使在某些事情的观点上有点学院式的。乔治·蓬皮杜也许是法国最传统的散文诗的开创者。尽管如此，他的这个讲话还算得上是一段辉煌的篇章，他在重新找到道路方面大大超过了戴高乐派的同仁，他们只知道忙碌于对付红色阴谋和无政府主义的纷乱。总理看得比其他人远。“在15世纪那个毫无希望的年代，中世纪的结构开始解体，当时，巴黎大学的大学生也在造反。在我国历史上，我只知道这样一个先例。在现阶段，受到影响的，不再是政府，不再是国家机构，甚至不再是法国，而是我们的文明。” 他的讲话里暗含一种很老练的兼顾。他这样从本质上判断运动，同时也在摆脱一切战术上的失策。既然是重蹈文明危机，就不可能是平静的，就像神怪不能在灯光下一样。那么，政府就有责任在风暴里让步，收帆等待。他说：这里面的奥秘超过了我们原有的能力和水平，作为领导者尤其不能迟疑不决，必须坚守岗位：这是惟一的命令，要预先堵住对政府日常领导的一切批评。而他是日理万机，竭尽所能的。 反对派的演讲使这个矮小的知识分子震惊，所以他最后说，大学生们造反不是反对政治，甚至不是反对制度，而是反对一种文明。换句话说，即像反对多数党一样同样反对反对党。这样，政治家的争论没有了对象。蓬皮杜准确地击中了清醒的和持怀疑态度的保守派。20年之后，人们才看到1968年危机的本质有点像蓬皮杜所讲的。众人皆醉，惟有使政府全部落马的这个首脑仍然坚持使他成名的这个观点。蓬皮杜保持了他的角度：领导集团的经验丰富的知识渊博的代言人。这位未来的总统深谙自己要做的。这在那个五月里是独特的。 密特朗有责任发挥他议会演说的天才，因为他也是要人。他如此回应总理： “我们刚才聆听了总理先生的讲话，并使我们开始思考总理先生讲话的某些段落：这好像是政府在解释给我们规定的纲领。反对派已提出了对政府不信任的动议。‘现在应该是政府离开的时候了……’你们怎么办，总理先生，司法部门、大学怎么办，总理先生？”
当时，这位社会民主党左翼联盟的主席还提到警察局使用毒气的事情。内政部长富歇反驳，转而向孟戴斯求助：“我知道您是位实事求是的人。您相信法国警察局会使用毒气吗？” 孟戴斯：“关于这一点，你们能接受调查委员会的调查吗？” 然而，议会辩论全部都是在玩弄小动作。学生们连5月7日的议员会议情况一点也不了解，当时，他们正向星星广场进军。他们的行动才不是徒劳的。 [1] 都是法国历史上的动荡时期：1789年资产阶级大革命，1792年巴黎人民起义，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1870年普法战争。——译者 [2] 由此构成菲力普·亚历山大：《戴高乐——蓬皮杜的争斗》（巴黎·格拉塞版，1977年）的故事情节。 [3] 格拉尔（Graal）：耶稣在“最后的晚餐”里所用的酒杯叫格拉尔杯，喝它盛的酒会平安无事，后引申象征希望。——译者 [4] 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长篇小说《堂·吉诃德》中的主人公，潘沙为堂·吉诃德的侍从，比堂·吉诃德年轻而明智。这里借这两个人物隐喻戴高乐和蓬皮杜。——译者 [5] 同上。 [6] 让纳内（Jean-MarcelJeanneney），蓬皮杜下面的劳工部长，戴高乐的另一亲信，总是与蓬皮杜作对，在将军面前吹风。——译者 [7] 蓬皮杜所在的政党。——译者 [8] 若贝尔在1968年的作用对蓬皮杜来说是这样的可贵，以至不久后就有报答，首先是总理在马蒂尼翁府设晚宴招待他的办公室主任，后来任命若贝尔为外交部长。 [9] 有经验有学问的老神父，常用来指老练有理智的人。——译者 [10] 达塔里昂（d’Artagnan），法国路易十四时代年轻勇敢能干的皇家卫队长。——译者 [11] 希拉克在1968年5月中的作用在他的传记中表现得很突出，即蒂埃里·德雅尔丹或穆里斯·沙弗兰或弗朗兹-奥利维耶·吉斯贝尔的作品。 [12] 1995年希拉克当选为法国总统。——译者 [13] 布格奈的罢工由所有的发起者叙述，主要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14] 法国大革命中的一个著名左派人物也叫埃贝尔。——译者 [15] 见活动分子的叙述，但关于1968年5月在南特地区的资料里要完整些。见杨尼克·甘：《南特公社》，巴黎·马斯佩罗版，1969年。 [16] 工人力量总工会的主席。——译者 [17] 达尼埃尔·科恩-本迪的哥哥。——译者 [18] 夏龙（Choronne）地铁站。在1961年法共组织的一次大规模的游行中，在夏龙地铁站死了8个人，是示威群众为逃脱警察的追捕而拥向地铁口时被挤死的。——译者（见本书第116页注） [19] 法共的新闻检查负责人。见前译者注。——译者 [20] 作者与罗歇·加罗迪的谈话。 [21] 这是指责密特朗的话。历史真相是：1942年，密特朗从战俘营出来后，因难以存身，生活无计曾到维希政府中当差谋生，后到战俘署工作，曾被贝当接见。1943年，维希政府一般性地授予密特朗“法兰克战斧勋章”。密特朗后来因反对赖伐尔上台而辞职，后参加了抵抗运动，但仍与维希政府保持藕断丝连的关系。这在当年的法国并不奇怪，许多人即是抵抗分子又是贝当分子，他们认为一切坏事都是赖伐尔干的，贝当则无可指责。——译者 [22] 弗朗兹-奥利维耶·吉斯卡尔的《弗朗索瓦·密特朗或许是历史的趋势》详细叙述了这个事端。巴黎·瑟伊版，1977年。 [23] 乔治·蓬皮杜的讲话已由阿德里安·当塞特全文引用，见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官方日报也发表了全文，可以从中了解国民议会上的辩论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