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洛朗·若弗兰：《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史》 第九章 巷战之夜（5月10日） 学生希望冲突。政府也将沿着冲突一直往前走，时时又像突然撞上薄冰层的司机一样急忙笨拙地刹车。这是五月的关键一天，将用战斗改变争论，并暗中破灭了政府的一切希望，它像在草原上投了一把火，打开了造反梦幻的大门，掀起了全面罢工和制度的危机。1968年5月，故事突然发生在盖-吕萨克大街街垒的后面。 失败的谈判历史在召唤克莱贝尔大街。清晨，美国人赛勒斯·万斯[1]和越南人马文楼[2]握手了。两个代表团在巴黎的特别会谈是象征性的。但亚洲的和平在巴黎人的卢莽骚动下显得黯然失色了。整整一天，各方都试图避免影响这不可补救的大政治，然而是徒劳的。乔治·蓬皮杜揣测到这些吗？此刻，他带着他那炭黑的眼睛和嘴唇上有点嘲弄人的香烟正在阿富汗北部的艾因哈农和昆都士之间穿梭访问，可心思却在巴黎圣米歇尔大道上。他刚收到好几份令人不安的外交电报。偏偏当巴黎傍晚的骚动预示着风暴的危险时，乌云密布的天气正笼罩着喀布尔，使他不能乘飞机折回阿富汗首都。阿富汗人建议他等到第二天再说，但总理拒绝了。他仍然想回到喀布尔的法国大使馆以便得到新的具体消息。那么，疲惫的代表团车队不得不在震耳欲聋的大雨里长途跋涉在阿富汗山区布满石头的山路上。一抵达大使馆，蓬皮杜就跳出车子奔向电话。若贝尔自蓬皮杜一行离开驻阿富汗大使馆外出访问后，一整天都在与他们联系，甚至把自己的使命向大使馆接电话的一个不会讲法语的本地年轻男仆吐露[3]。总理严峻地听着他的办公室主任的汇报，没有给予任何指示。“他可能是不急于投入把握胜局的迷离形势之中”，若贝尔后来如此写道[4]。“难以把握”，在五月中当局的一切用词都显得这样过时。在这个胜局里，代总理若克斯和内政部长富歇可充分体验了这个五彩缤纷的白天。戴高乐将军召见他们及格里莫讨论参谋部的一个意见。将军要求他们禁止预订在今晚的游行示威。“必须有值得考虑的办法，但我还没有。”格里莫回答，他忠实于自己的原则。富歇与他同感。将军顺从他们的想法。警察局只能禁止在第七区塞纳河右岸游行和坚持保护巴黎大学。从上午8时开始，中学生们在克利希门“开演”。行动委员会（克里文的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在里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发出号召，人群向圣拉扎尔车站汇合，准备先去当费尔-罗施罗广场，因为全国学生联合会定在那儿集合。全国学生联合会首先单独出现在当费尔-罗施罗广场，人们将看到他们特别让警察局难以对付。 两班谈判的尝试者两天来一直在进行[5]。首先是左翼戴高乐主义者弗朗索瓦·萨尔达继续在全国学生联合会的联合阵线与使人不知所措的代总理若克斯之间穿梭；其次是全国教育工会的一些大学教授试图在全国高等教育工会与国民教育部之间建立联系。这些谈判者汇集群众团体的负责人雅克·索瓦热奥和阿兰·热斯马尔等成天在一起徒劳地讨论。面对这些志愿谈判者的声音，政府解释自己很希望重新开放巴黎大学，还拉丁区自由，但需要用一个形式上的契约来保证恢复平静，却一点也没提被关押者的命运。大家都在转圈。 占领拉丁区18时，贝尔福的狮子格里莫被咆哮的人群包围了。一些中学生，医学院的学生，也可能是法学院或工艺美术学院的学生在那里，坐的站的笑的吼叫的都有，人们倾听着争论着，形成一阵不可阻挡的骚动。一些人要去圣安托万医院，“那里躺着被煤气熏坏眼睛的同志”；或者要去卫生检疫所，“那里拘押着我们的兄弟。”索瓦热奥发表演讲：政府接受三项要求中的两项，就是不同意释放被拘押的学生。人们高喊：“释放我们的同学！”农泰尔文学院的学生突然出人意料地高呼：“达尼万岁！他干得漂亮，他是我们的达尼[6]！”达尼埃尔·科恩-本迪精神抖擞，风度翩翩，他号召向巴黎大学进军，脱离区域警察局的监视，打开耻辱的小牢房。橙红色的焰形小军旗此时发挥了作用，队伍在它的指挥下出发。 在卫生检疫所前面，人们唱起《国际歌》。这是开创“3月22日运动”的行动进行曲。然而全国学生联合会的纠察队员无动于衷，科恩-本迪干脆决定：“我们都是纠察队。”[7]在蒙热街下端，警察拦住了大桥，队伍于是左转向巴黎大学前进。示威学生从收音机里获悉一项民意测验的结果，大部分巴黎人同情他们的运动，使他们的革命情绪达到顶点。红日西沉，天空反射着红色的光芒，群情激奋。这个夜将充满激情。 此时，官方在谈判里不知所措。萨尔达用他那炽热的哀婉动人的声音恳求若克斯让步，赦免被监禁的学生并承诺大学改革，否则将是一场悲剧。这位代总理只能听凭他的恳求，因为戴高乐将军不想让步。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菲特再次接见全国教育工会的负责人马朗热和多尔巴继续这场脆弱的谈判。部长也只能做点小花饰，他说；4个已被定罪的示威者在刚被关进监狱时都已上诉过，我们会用宽容的心对他们的命运做出最迅速的判决的。赦免的问题不再被提出来，学生不得不放弃这个先决条件。作为交换，政府将在48小时的过渡时间之后撤走警察，巴黎大学将在检查出入证的情况下重新开放。如果木已成舟，戴高乐和科恩-本迪大概都会满意。马朗热和多巴尔在这个凑合的基础上继续与教育部协商。佩雷菲特征询刚与萨尔达商谈过的若克斯的意见。两班谈判意见不一致，代总理若克斯认为应该重新掌握谈判的主动权，因而教育部长佩雷菲特不得不终止与马朗热和多巴尔的谈判，萨尔达这里便成了惟一的排解渠道。与此同时，巴黎大学校长罗什在现场邀请了示威者的一个代表进行对话以缓和他们的冒险行动。这已达到了最大限度的缓和状态。学生们将开始准备拉下的课程，因为就要在第二天重新开放巴黎大学了。然而，是否释放被定罪的学生已经成了衡量善恶的标准。政府的谈判者面临考验，萨尔达坚持和解，学生代表要求在关键的问题上得到政府的承诺，即释放被定罪的学生问题。政府能轻易摆平法官在理论上独立的问题吗？正是这个问题，使各方一下从妥协中逃了出来。要不是这个棘手的问题，在这个时刻的一张协议公告就会使已准备好的示威活动变成一场无害的欢乐。那么，在这个星期五晚上将近8时的时刻，1968年5月运动将会就此停步。历史在连贯的时刻徘徊。对于后一项要求，都失败了。政府使4个代人受过者变成了殉道者，因为政府不知道如何释放他们。这件本是无关紧要的事，带来了一切麻烦。热斯马尔今天说：“政府总是无定见。它给我们派来的是一些不负责任的谈判者，带着模棱两可的意见进行真正的谈判。当然会失败。”实际上，自从政府只答应学生三项要求的两项以来，就没有头头也没有群众希望妥协了。示威者不会在如此有希望的道路上停止前进。那么，一切这样的秘密谈判不都是徒劳的么？ 预定的示威时间总算只拖延了10分钟，但巴黎人的祖传的革命意识使示威者感到某种损害。当领袖们还在寻求避免冲突的时候，巴黎人照样投入运动之中。列宁主义的信条说，群众创造历史。对于这一次，它说的是真的。群众队伍在蒙热街和圣热尔曼打倒踏上进军的道路，由预定的共和国保安队的宪兵引导，到圣米歇尔打倒上的爱德蒙-罗斯唐广场集中，靠近卢森堡公元。学生团体彼此犹豫，互相注意，互不信任，优柔寡断。它们都认为不过早地给予命令是恰当的，因为大家都对5月8日在雨中和挫折中的解散保持着苦涩的记忆。于是，群众队伍再一次处于无命令无领袖的沉默状态，如同在寻找最好战术的步兵。 是谁撬出马路上的第一块铺路石？是谁在工地上找来第一块材料，木板、沙袋或栅栏？当然，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初步的街垒在骚乱的第一天已经突然出现。而且这一次并不缺乏时间。掀翻的汽车，锯断的树枝，成堆的桶罐，拔下的路牌越来越多，有的竟然达到三层楼那么高。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在振奋的人群面前找到了对付妥协的办法，他高喊：“进攻！”他知道有人还想协商解决。他继续喊道：“你们分散些，拉丁区都是我们的！你们分成小组，先坐在地上，等警察来了我们包围你们！”[8]人们于是分散围着街垒。在五月温和适宜的夜里，示威者们变成了市政土方工程承揽者。大家排队传递东西，“如同传递爱情”，一个示威者说。人们堆积着截断的树枝，护树的栅栏、垃圾、汽车和水泥袋。深蓝色的制服发着光为动着，眼睛匿藏在硕大的保护眼镜后面，毫无表情，令人生畏。警察将采取行动，他们在等待命令，暂时地眼见着这一切而无能为力，这些盲目的敌人，一动也不动的吓唬人的东西，瞧他们那主人般提防的眼光，真是耻辱的象征。他们面前的街垒是暴动和暴动者团结的象征，虽然眼前的街垒没有任何军事价值，一支武装部队开火在30秒钟内就可掀翻它们，还不需要驱动轻型坦克，至于用大炮摧毁需要的时间更少。这些街垒胡乱地堆设在盖-吕萨克大街和附近，没有预先的计划，也没体现骚乱者的理性，通常是一个挨着一个，有封闭里面保卫者的危险，没有撤退的道路，甚至是从高处进入的死胡同[9]。在1830年或1848年，巴黎市民之所以能坚持与政府军作战，抵抗战火，并打破骑兵的冲锋，因为他们的街垒的确是一项技术工程。街垒已是陈旧过时的工具，19世纪的遗迹。它在1968年，只是一个特征，一个现代特色的战斗决定。没有人想挑起内战，但大家都想取得政治上的胜利，不得不筑起街垒。它至少唤起人们对巴黎过去的战斗日子的新鲜回忆；也使戴高乐派在一切暴力之前就变成了凡尔赛分子[10]；它同时重新聚合了浪漫派，激励了狂热者，迎合了头脑不清醒的共和主义者；也使每个从小学起就打盹，有老维克多·雨果笔下的巴黎街头机灵调皮的小流浪汉加夫罗什[11]经历的法国人微微发痒。在这次舆论战中，街垒成为示威者与政府决裂的武器，它给学生的身旁增添了精彩的故事。 街垒电台推动了事件的发展。21时55分，电波报道戈夫街的第一个街垒的筑建。道路已经开辟。在一个小时内，邻近巴黎大学南端的街道全被应急的街垒切断了，那里街垒交织，这一个小时里筑起了十几个，到午夜已有三十几个。从戈布兰到卢森堡，从邦戴翁到瓦尔-德格拉斯，到处布满了街垒路障，整个拉丁区一下变成了堡垒林立的阵地。半导体收音机充当了联络员的角色，使气氛更加激荡，电台编辑们不停地描绘、赞扬和夸大事件，使群众不明真相，使骚乱者思想糊涂，很快地成为骚乱者的代言人。在一片喝倒彩声或者说在一片欢呼的背景里，在掀翻汽车和堆砌石块的噪音里，新闻记者们都用极其兴奋的语言叙述他们的体验。收音机甚至使维祖尔沙龙里或卡尔庞德拉饭店厨房里的听众也能直接地感受到革命。电台的无稽之谈逐分逐秒地不断充实着闪光的话题。 团体的负责人们在撬去了铺路石的大街上来来去去，平静地激励着每个战士。任务是艰难繁重的，经历过这一夜的人是不会忘记的。他们对第一次这样的生活经历都看得超乎寻常生活之上。如果不是20年后在这些街上溜达，在冥思中义及那大街上的一夜，人们或许根本不能深刻理解那个时代的左派活力，竟那样使整个一代人经受震荡和五月神话的洗礼。在构筑路障街垒的过程中，在歌声和口号声中，在兴奋的传递队伍中，每一分钟都在记录着永恒的深沉。秩序解体，常规消失，每个人都处在陌生的友爱之中。一个学生对阿德里安·当塞特[12]说：“我感到幸运，在我的生活中，再没有感受到那么强烈的感情，一种幸福的感情。我在创造历史，或者倒不如说在向历史挑战。我近乎兴奋地破坏……其他什么都不存在了；我顺着群众的感情；我那时的感情是自由的强烈的……”在爱德蒙·罗斯唐广场，撬去的铺路石下面露出可爱的黄沙。一个有诗人灵性的大学生基里安·弗里奇在一面巨大的白色墙壁上刻上这样的诗句：“铺路石的下面，就是金色的海滩。”[13] 红色达尼到处跑，尾随着一个充当保镖的青年卢巴尔[14]——一个带有当地口音的笑剧演员。索瓦热奥和热斯马尔则呆在全国高等教育工会的办公地——王子先生街，继续与政府的排解人员用电话交涉。他们忧虑地看到示威群众超出了命令的范围，向着对抗迅跑。所有的示威者都知道占领拉丁区有利于他们的计划。但对当局来说，拉丁区的占领表明示威者独断独行了，这对政府举足轻重，压力极大。 博沃广场内政部里，政府官员们死死地强压怒火。他们已得知格里莫不能按时来了，这位巴黎警察局长在现场向警察们通报情况，同时向配合行动的警察分局进行综合部署[15]。政府的缺陷是反常的，内政部并不是临时机构，却要依赖格里莫和他的繁杂程序，内政部也知道这种情况，它们没有示威的群众组织那么灵巧。内政部像对待救星一般欢迎新闻专员让 – 皮埃尔·于坦[16]，使这位有魔力的苹果身材的人物终于允许他们进入公开的欧洲一号电台和卢森堡电台。克里斯蒂昂·富歇办公室的人员整个晚上都围着这个苹果打转。这是内政部为了临时应付由若克斯和佩雷菲特领头的谈判而采取的所谓行动。内政部的无能令人吃惊。在政府谈判人员与王子先生街的学生参谋部又一次进行电话协商之后，人们对新的谈判梗概一清二楚：罗什校长批准发布一个声明，他将邀请学生代表来大学商谈复课条件[17]。全国学生联合会发表声明回应：“我们希望商谈复课条件，在此之前，我们承诺不占领巴黎大学。我们已经得到了将在星期一重新开放巴黎大学的保证。在这种恢复平静的前景里，我们确信检察部门不反对被定罪学生的律师提出假释宣告的要求。”原则上讲，事情在操作上是规范的。作为恢复平静的一些交换承诺，学生有满意的方面，如警察撤出巴黎大学和释放被监禁者。但这在今天19时之前实现才可能带来平静，到22时就毫无意义了，因为示威者们挖铺路石的手还是脏的，头脑还在火星里。谈判者们的时机耗过了。示威者充满激情的幻想在权力参预协调的效果下并没消失。 巴黎大学的插科打诨群众团体的负责人们没有把握好群众的这个重大改变。目前，示威者们正在用战斗反对秩序和法律，反对上司和传统，驱散十年来使青少年一代失望的阴霾，入迷地看着革命的幽灵显现在想象的天际。而这个时候，群众团体负责人们还在讨论大学的事务。那么，这些谈判者们就只能扮演一种不合时宜的角色了，对正在进行暴动的活人机械地采取滑稽可笑的贴金手段。22时，罗什校长发表了预料之中的声明。当局让步：政府将接见暴动者代表，在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商讨他们提出的要求。不一会，另一位校长夏兰[18]接过由法国广播电视台提供的通话线，直接传来阿兰·热斯马尔的答复。热斯马尔在被占领的大街上表示街头抗议者全体一致的要求是不可动摇的。这是戏剧性的一幕，热斯马尔说：“我不是打算在任何条件下去巴黎大学，首先必须达到巴黎大学不被警察包围的条件。第二，罗什先生必须准备重新答复我们从开始就提出的三个问题。”谈判的大厦由弗朗索瓦·萨尔达艰难地拼凑着，一方由他身后的代总理路易·若克斯支撑着，现在被另一方雅克·索瓦热奥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一句话推翻了[19]。从此，将从先决条件地把谈判摆到听众和示威者面前。下午毕竟还协商得好一点，到晚上，阿兰·热斯马尔则像一块岩石，他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变卦，五个多小时的谈判必须满足学生们的三项要求。谈判按照它的步骤继续走下去[20]。 夏兰校长一下还未明白是在通过无线电台转播谈话。他说：“热斯马尔先生，在您认为我们目前可以让步的地方，作为个人我都准备了，就是为了与您有一个谈判。谈判可能吗？” 阿兰·热斯马尔回答：“当然可能，但问题如下，这一点对谁来说都是不能让步的。就是在示威活动开始时，当我们从群众中收集起三项要求，当我们在贝尔福的狮子[21]面前宣布时，我们就猜到他只会给予我们前两项的答复，对于赦免问题不会答复，但示威群众的答复则是全体一致的：‘释放我们的同学。’如果仍然如上，没有一点新意，也就没有必要您在这儿捣乱，校长先生。” 双方都僵持起来。街头抗议者要求得到释放在监学生的公开承诺；政府为了保住面子当然不会给予这样的承诺。夏兰说：“不可能给予如上承诺。” 与此同时，萨尔达那方面的谈判计划继续进行。政府特派员雅克·洛朗接到着手安排校长与示威者代表见面的指令。罗什要求代表只能是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在大学纪律委员会面前起诉时还没这样启动过。特派员洛朗与在苏夫洛街上端的法国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们进行接触，但他们要求得到当局的先决保证。热斯马尔的战线变成了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战线。22时40分，夏兰–热斯马尔的对话重新开始。 校长夏兰：“那么，我再次确认无线电台已播出的公告，并用罗什校长的名义以官方形式出现。罗什校长准备接见学生代表并与他们一起考察复课条件。经有关院长同意，复课条件能得到保证，巴黎大学将在平静中复课。” 夏兰总是解释萨尔达的谈判计划，但他对被判罪学生的命运的缄默终究使示威群众不快，他们都在注意倾听会谈实况转播。 阿兰·热斯马尔：“现在众所周知，这个问题摆在全体市民面前了。如果政府确实没有能力对这个问题负责的话，那就应该让全体市民来负责解决。这将是很清楚的。” 夏兰：“热斯马尔先生，对这个问题，除了人刚才说的，不能对您说更多了。我不认为谈判应该以这种方式进行下去。我相信罗什校长先生是完全同意接见你们的，他可能会跟你们讲更多，但我绝对不能使谈判以这种方式进行下去。” 阿兰·热斯马尔：“如果罗什校长准备跟我谈更多的……” 夏兰：“您与他直接会晤，可能与在无线电台上不是一回事。” 阿兰·热斯马尔：“罗什校长总该知道有示威群众的一方和警察的一方，我们是在示威群众的一方，而且再不会离开他们吧。” 法国电台电视台的总编辑让 – 皮埃尔·法尔卡斯介入： “阿兰·热斯马尔，这对我们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有一个电台，可以允许您向你们的战士发话下指令。我想，我们的作用只能停留在您刚才听到的方面。” 会谈期间，街垒筑建继续进行。达尼埃尔·科恩–本迪总是在扮演绝对自由主义的沃邦[22]，他对溜号的示威者们说：“在两个街垒之间不到300人了，你们想溜总要尽量从背后溜。”在戈夫街，漫长的谈判使警察们无聊地陪着平时需要他们负担的圣德尼狐犬。拉丁区仍然像是一个土方建筑工地，科恩–本迪也担忧起来：“我很害怕，必须避免打击[23]。”居民们带来水和饼干慰问示威者，商人们打开他们的储藏间，真是人人为人人。科恩–本迪后来写道：“这一夜，在大街上，大量的物资给了街垒停工以精神治疗[24]。”学生们赢得民心达到了顶点，这还是在对骚乱有争议的巴黎。对面，警察们气得发狂。人们愈是期待着、愈是庇护学生被伤害，警察将愈难清理。格里莫的命令是明确的，警察只能等待着、被辱骂、被蔑视、被大量的瓶子和石块投掷，气得直跺脚，还得持枪立正。不要紧，他们马上就能释放这种积累的疯狂了。 代总理若克斯此刻正在内政部里咨询、讨论、估量和踌躇着。内政部长富歇的态度是明确的，并得到几个部长的支持：必须在午夜前清理所有的街垒路障，因为这是用手创造出来的革命象征，它使政府的威望丧失殆尽。1960年在阿尔及尔，住在拉加亚尔德的法国人必须用一个星期才能筑起街垒。特别在巴黎的市中心筑街垒更是空前的事。若克斯非常理解这些，因而他仍然寄希望于谈判。格里莫无论如何也不想在最后一趟地铁前发起突击，他希望自己在这个时刻进入更年轻的时代，也希望警察不负担清理中学生的任务。佩雷菲特还在格勒内尔街研究如何解开已变得滑稽可笑的谈判谜团。农泰尔文学院的教师此刻在示威者和当局之间重新扮演传统的中间调停者的角色，阿兰·图雷纳聚集了两位教师和3个学生代表，在苏夫洛街街垒提出去见罗什校长的意见，以避免悲剧发生。他们来到萨达尔的简易案情办公室进行磋商。学生代表实际上不再寄希望于谈判，唯一要求撤走警察，因此也不反对去见罗什校长。政府特派员洛朗从格里莫那里得到可以带领代表接近校长的准许[25]。然而当他看到红棕色头发的人在3个学生代表之中时，考虑到目前纪律程序，便招呼达尼埃尔·科恩–本迪不能去见校长，图雷纳回答说教授们将先见校长，将由校长决定学生代表的组成，洛朗只有任他们如此。他们出现在校长家里，三位教授首先被洛朗引荐，接着他们请求让学生代表进来，罗什校长同意了。科恩–本迪一声不吭，校长并不认识“红色达尼”。木已成舟。红色达尼与校长谈判，他请求校长能施加压力使警察撤出，校长接受他的意见[26]。 “您想怎么样？”校长问科恩–本迪。 “使警察撤走。然后大家聚集在巴黎大学，我再请来3个或4个乐队，大家庆祝一番，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电话铃响了。这是教育部长佩雷菲特打来的。原来5分钟前，电台广播了学生代表进入校长家的消息，说明其中有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博沃广场内政部内的职员们围在造型苹果周围争论。富歇的撰稿人达诺跳进他部长的办公室： “校长在和科恩–本迪谈判！” “嗯！？” 富歇立即打电话给若克斯，确认谈判是被批准的。 “这简直是发疯！“富歇回答。 佩雷菲特才如此怒气冲天地奔向电话。接电话的是罗什校长。 “在您面前有没有一个红头圆脸的小伙？“ “的确有，部长先生。” “那么，这是科恩–本迪！他说了些什么？您应该接见的是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全国高等教育工会的代表团，而您却在和科恩–本迪谈判。您可以到其他的办公室里继续我们的谈话。” 校长撇下代表们到旁边办公室里去继续与部长谈话。部长命令他立即终止与科恩–本迪的直接对话。他说不应该与这些人谈判，要命令他们走开。阿兰·图雷纳走进去并要求与部长谈话。这两个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同窗，对话是感人的： “我恳求你下命令撤退警察。否则，马上将有一打死者。” “这不是我的警察，这是共和国的警察，而且是不会开枪的。” “如果真的撤走警察，我们将协商学生不占领巴黎大学。我将去巴黎大学走一圈。只要警察离开那儿就足够了，一切都将谈得拢。” “你有什么能力使人相信你要进行的谈判能成？你使我想起撰写法德问题的马丁·迪加尔，他才能解决法国军队是否能在恺撒[27]的军队面前撤退的问题……” “那么，我再没什么可说的了，唉！要流血咯[28]……” 罗什又拿起电话向部长叙述群众的狂热。但佩雷菲特再不相信妥协了，认为必须攻击。 罗什校长无可奈何地说：“送代表到门口去吧。” 在门口，科恩–本迪在麦克风前假充好汉： “我们从没有着手进行谈判。我们说过：今夜在大街上度过，以显示整个青年一代反对某种社会的决心。” 突击凌晨2时，代总理若克斯与内政部长富歇联系，国防部长梅斯梅尔、财政部长多勃雷、爱丽舍宫秘书长特里科都在场。将军22时就睡了，大家不能叫醒他。“某些部长甚至接受了这种自然解体的过程，”特里科后来说，他为将军的坚定辩护[29]。他们认为格里莫越来越成了造成惊惶的人，再不能把握他的警察人员了。已经由共和国保安队悄悄地承担警察局的任务。这使警官们不安，撵走了将取代他们的保安队。警察从13时就来到大街上。如果示威者还在等待时机，就必须使大街恢复原貌。然而要使大街恢复原貌又缺乏人员去清理所有的街垒路障。这些问题必须解决。唉！如果蓬皮杜在就好了。若克斯再次要他的合作者们一起去见惟一的排解人萨尔达律师，他或许能使示威群众等到学生领袖们的解散命令。然而萨尔达失去了联系。那么，就只有堕入地狱了。在再次下达了绝对禁止开枪的命令后，代总理若克斯下达了突击的命令。富歇招呼警察局长格里莫：“干吧！” 作战室里，警察分局局长弗里得里克正紧张收集着执行命令的警官们在现场的反馈。仅分把钟，一个接一个的情况反馈使格里莫一言不发。惟有分局局长的语气和嗓门暴露着紧张状态[30]。警察局的战术是清晰的：对成群的街垒路障逐个地进行冲击，以避免造成普遍的惊惶，同时能给予警察们以自信的力量。市民们或许不会冒险围观延迟执行命令的警察们。果能如此的话，那就谢天谢地！ 坚守街垒的示威者们也调整了部署，他们同样在分析政治——科学的奥秘，即使马列主义者们离开了阵地。如事先考虑到的，最年轻的示威者们被分派到人多的地方去，使他们能相对地受到保护。革命学生联合会的托派分子们认为街垒不合时宜，在他们看来星期一就会实现学生——工人的联合，没有必要如此坚守街垒。真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因此他们劝告街垒战士们回去睡觉，然后他们扛着红旗严肃地离开了阵地。亲华派同样坚持与工人阶级联合，虽然他们不同意运动总是在拉丁区打转，但许多不顺从如此的“马列主义”者们还是在场，他们的头头和良师罗贝尔·林哈特声言他在拉丁区的堡垒阵地上仿佛看到美国——戴高乐派最大限度变换手法地反对工人阶级和革命运动的阴谋。林哈特近乎超过了理智的界限[31]。革命共产主义青年的突击队留在现场，他们的领袖阿兰·克里文在几个小时前与无政府主义者们以及“3月22日运动”的老战士组织了一个军人式的演讲，主要为了鼓励那些因骚乱而聚集的大批群众和新参加运动的学生们。那些在市内来回搬运笨重物件的大担架和过路人也因为这个不一般的夜显得蔚为壮观起来。 凌晨2时零1分，狂热的街垒保卫者们终于听到警察突击的警报：在奥古斯特 – 孔特街和爱德蒙 – 罗斯唐广场交汇处，两个警察分局局长按照宣布勒令的惯用方式[32]边向前走边吆喝，一支深蓝色的笨重部队跟在他们的背后助威，踏步前进。其他一切噪音顿时中断，警察局官员宣布勒令的声音在神奇般寂静的夜里回荡。街垒战士们神经质地暂停构筑工作，接着狂热地唱起《国际歌》回应他们。顷刻间，榴弹的轰隆声和沉重的冲锋脚步声便淹没了歌声。街垒保卫者们迅捷地捂上了防毒头巾，手的肌肉顿时收缩，抓起石块和十字镐柄。 警察仅用20分钟就圆满完成了第一个街垒的清理：灰尘弥漫，橡皮棍飞舞。但在第二个街垒即鲁瓦耶 – 科拉尔街上受挫：惨遭螺栓和石头雨，队伍大乱。警察分局局长们重整人马后继续进攻，他们在吼叫中越过障碍。街垒保卫者们好容易才烧起汽车，接着就在挥舞的橡皮棍下抱头鼠窜，有的爬上楼层向警察投掷，共和国保安队回击，紧张地对着玻璃窗射击，玻璃碎片横飞。警察和保安队员时时猛地冲入楼梯，所幸这次他们还来不及从屋顶上清理。有的居民在阳台上向马路上洒水稀释呛人的煤气。 第三个街垒本来已被警察借助从学生背后投掷的催泪弹所越过，由于风突然减慢了毒气的流畅，浓厚的雾团笼罩着障碍物，使警察一下停止了冲击，示威者们利用这个机会重新占领了这个街垒，马上就有成千的示威者聚集在街垒后面。在爆炸声和吼叫声中，街垒保卫者们睁着布满血丝的眼睛，唱着《国际歌》。这时是凌晨3时10分，盖–吕萨克街仍然在示威者的掌握之中。 受伤者开始大量拥进巴黎高等师范学校，里面的亲华派们只有转移到后面的根据地里。在一个小时内，有好几百人拥进这所最高学府，在这些受伤的示威者堆里就像在警察堆里一样难受。此刻，电话声发疯般地响彻内政部。内政部长富歇想必要使不安的财政部长放心，他说：“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是的，可能有破坏，但必须了结。”[33] 雅克·索瓦热奥在欧洲1号电台上坚持命令：“我们的目的是尽可能长时间地留在拉丁区，而且只要我们能留下来就一定留下来。” 科恩–本迪的声音打断了他：“TMD，TMD，讲重要的，给我麦克风！这儿，快点，不要用花言巧语。” “那好，我把麦克风给科恩–本迪。” “请大家听着，我拿起麦克风是因为我刚从第一排街垒回来。警察在这个时候投掷了氯化弹，而且到处都在扔。仅仅因为警察局的这种部署和使用的这种战术，示威者们就不能屈服。这一切将说明两个问题的一个方面：或者是警察局正在以比夏龙地铁站[34]更残酷的大捕杀来进行所谓负责任的让步，或者是警察局撤退和立即停止杀戮，因为这是不可思议的暴行。拉丁区的占领要持续到没有事端发生为止；是警察局用氯化弹的进攻制造了事端。” 热斯马尔接着说：“我完全同意索瓦热奥的意见。我们有一个想法，即脱离脆弱的街垒，坚守强固的堡垒。当然，政府目前在捕杀教授和大学青年中间显然仍有选择的余地，或者政府立即再派出警察。”[35] 在学生的阿拉莫[36] ，谣言流传不断：“莫诺教授断了一只手”；“一个孕妇被杀害了”；“一个儿童被煤气窒息而死”；“两千工人在斯特拉斯堡–圣德尼”。后一消息使示威学生们信以为真，他们兴奋地互相拥抱，仿佛听到了这支工人队伍的轰隆脚步声，如同执行任务的骑兵。“这才是革命！”大家高兴地抛着一个归顺的咖啡店老板赠送的三明治。 盖–吕萨克街的8个街垒路障被切断了，这是骚乱者的动脉。火光照耀，对抛掷物已失去知觉的警察群挥舞着橡皮棍抵抗一切抛掷物，在煤气雾里勇往直前。然而他们在障碍赛马场背后遇上了一个巨大而古怪的栅栏，巍然屹立在于尔姆街，克洛德–贝尔纳街和弗扬蒂纳街的交叉口。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新楼房的工地仓库里有的是材料。木棚、翻斗车、桌椅、钢管堆在栅栏工地已经有3个多小时了，还有现场找来的斗式提升输送机。“工人们在那儿”，示威战士们甚至说当工人们看到他们操作这如同无产阶级独有的一支手臂似的器械时，相信他们是能征服这家伙的[37]。这面绷紧的铁网从地上立起有20米高，它下面的地上遍是油腻的布和大量的钢管铁钉。共和国保安队慢慢地靠近这绷紧的陷阱——提前即兴创作的罗网，然后有序地撤退。这个消息如同笑话一般在所有四方街垒里轰动地传开了。“他们退却了！”殊不知，警察们是在等待其他邻近的街垒被占领后再攻击铁网。老虎钳正在收缩。 最后一个方形街垒使警察进行了严酷的战斗。警察越来越密集地冲击阵地，煤气弥漫，榴弹成水平线地喷射。一些撤退的年轻姑娘甩掉衣服，拼命地奔跑，仍然遭到警察的追赶和殴打。最后一个方形街垒陷落，里面的战士被痛打一顿，如此投降。连过路的人也被警察肮脏的手按上车，拳打脚踢之后又被紧紧管束12个多小时。警察们无节制地用暴力发泄。将近4时，剩下四五个路障。在其他地方，只是在追捕逃跑者了，追逐竞赛直到屋顶上，用大头棒打人直到庭院的深处。到凌晨6时，一般是有经验的顽强战士顺从地重新聚集来，去坚守壕沟外护墙附近的最后一个袋形阵地进行抵抗[38]。警察在居民、学生或知识分子的楼下推进时，不得不冒着从窗户里抛出来的各种各样物件的侵袭。共和国保安队和警察别动队忍耐着沉重地坚持清理破碎的街垒路障，直到疲惫的边缘。示威者们始终像狮子一样地战斗，承负警察的数次冲锋，逃避背后泵送汽油布喷射的火墙，组织伏击，挫败背后的阴谋。凌晨5时，阵地已完全被警察占据，不再有投掷物、汽油、路障，几乎没有了战斗。示威者四散，例如可能逃进了楼层，往往一二十人进入朋友的房间，因为警惕后来者，都沉寂而恐怖。最后一个路障的战斗在图安街，那里整整一夜有一个强硬的满头长长白发的人，完全军人般地用简短的命令指挥了30多个示威者的抵抗[39]。5时30分，当一支保安队重新靠近时，他才命令散开。一支粗大的铁棍握在他手中，使共和国保安队的战士们敬畏而远之，然后他平静地消逝在街的一角。暴力行动到黎明才结束。 [1] 塞勒斯·万斯（Cyrus Vance）：美国代表团团长。——译者 [2] 马文楼（Ma Van Lau）：越南代表团团长。——译者 [3] 米歇尔·若贝尔与作者的谈话。 [4] 米歇尔·若贝尔：《后代的回忆》，巴黎·格拉塞版，1974年。 [5]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在事件后确定的回忆里，全国高等教育工会确认从没明确决定要他们谈判，在那个时候，对话的工会干部们在最高头头缺席的情况下总是躲避责任。 [6]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7] 对缓和角色的讽喻，但红色达尼否认5月8日曾被全国学生联合会纠察队愚弄。 [8] 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大市场》，巴黎·贝尔丰版，1975年。 [9] 见巴克曼和里乌的《五月事件的爆发》一书，里面叙述了5月10日街垒的大概计划。让-马赛尔·布格罗控制了一个街垒，由他的人员坚守。 [10] 指1871年镇压巴黎公社社员的凡尔赛分子。——译者 [11] 加夫罗什（Gavroche），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里的巴黎街头小油混混，曾参与革命者们的街垒战，死于政府军的枪弹下。——译者 [12]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13] 见雅克·贝拉克：《重新发现五月》，巴黎·拉丰版，1978年。 [14] 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大市场》，巴黎·贝尔丰版，1975年。 [15] 见穆里斯·格里莫：《五月使你愉快》，巴黎·斯托克版，1977年。 [16] 让-皮埃尔·于坦与作者的谈话。 [17]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18] 巴黎大学校长，罗什为巴黎大学区校长，习惯上也称巴黎大学校长。——译者 [19] 至少在阿德里安·当塞特的作品里得到证实，一位无可指责的历史学家，他同时希望（文中强调指出）学生领袖们应负特殊的责任。 [20] 这次谈判已录音，在许多研究五月的著作中都有形象的记叙。 [21] 指巴黎警察局长格里莫。——译者 [22] 沃邦（Vauban），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元帅和军事工程师。先后领导建筑和改造要塞三百多座，指挥过五十三次要塞围攻战。系统地发挥了棱暴体系筑城法，使法国筑城法在欧洲处领先地位。恩格斯认为他有两大发明：跳弹射击和平行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340页）——译者 [23] 科恩-本迪：《大市场》，巴黎·贝尔丰版，1975年。 [24] 达尼埃尔。 [25]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26] 随后是滑稽可笑的一系列附带小事。 [27] 恺撒（Kaiser,对并作caeser），古罗马的将军，执政官。这里泛指外国军队。——译者 [28]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29]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30] 见穆里斯·格里莫：《五月使你愉快》，巴黎·斯托克版，1977年。 [31] 见亨利·阿蒙、帕特里克·罗特曼：《一代人》第一卷《梦幻年代》，巴黎·瑟伊版，1987年。 [32] 见勒内·巴克曼、吕西安·里乌：《五月事件的爆发》，巴黎·拉丰版，《那一天》丛书，1968年。 [33]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34] 夏龙（Choronne）地铁站。在1961年法共组织的一次大规模的游行中，在夏龙地铁站死了8个人，是示威群众为逃脱警察的追捕而拥向地铁口时被挤死的。——译者 [35] 阿拉莫（Alamo），美国西部著名城堡，此处喻学生最坚固的街垒。——译者 [36] 这次谈判也录了音。 [37] 见雅克·贝拉克：《重新发现五月》，巴黎·拉丰版，1978年。 [38] 让-马赛尔·布格罗，让-路易·佩尼努和五月的领袖们重逢在最后一个街垒里。 [39] 见雅克·贝拉克：《重新发现五月》，巴黎·拉丰版，197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