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绪论：韩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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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韩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而当一些人由于共同的（继承的或分享的）经历，感觉到并且能表达清楚他们之间的利益的共同性和与另一些人的利益的不同性（而且通常是对立的）时，阶级就产生了。（Thompson 1963,9）

　　1997年1月，在巨大的工人抗议浪潮发生十年后，韩国工人由于发动抗议新通过的劳动法而举行的全国性大规模罢工，再一次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制定这些有争议的新劳动法，是为了赋予雇主更大的权力，让他们可以解雇工人、雇用临时工和拒绝参加罢工者；同时，在同一工作场所已经建立工会之后的几年内，不允许再组成不同的工会。这场罢工动员了大约300万名工人，使汽车、造船和其他主要行业停产；罢工还打断了电视新闻的播送，中断了医院病房和地铁的服务。尽管季节的因素并不有利——当时正处于新年假期，天气寒冷——但长达三个星期的罢工持续保持了高水平的工人参与度，而且公众的支持度也高得令人吃惊。1月底，在政府不情愿地同意修改新劳动法的情况下，罢工才宣告结束。

　　这场总罢工显示了自1987年发生大规模劳工骚动浪潮以来韩国劳工组织化已经达到的程度。劳工骚动已经不再是政治动荡时期自发性工人抗议活动导致的结果；工人首先感兴趣的不再是获得经济上的好处，也不再是向管理者的专制霸道发泄他们感觉受到压制的愤怒情绪。此时工人更关注的是长期的工作稳定而不是短期的经济利益，更关注的是法律和制度上的问题而不是企业层面上的问题。这是一场政治斗争而不是经济斗争。斗争的主要对象是国家而不是单个资本家。

　　由于工作稳定性是核心问题，因此1997年1月的罢工不仅反映了蓝领工人的利益，而且反映了很多白领工人和从事管理的工作人员的利益（因此获得了广泛的公众支持）。工作稳定性是从事多种职业的人们关心的、一个问题，通过争取这种稳定性，有组织劳工承担起了一种新的社会角色：成为人口中不同部分的代表者，捍卫工作职位应有保障、雇用关系应保持公平等人们普遍持有的价值观。

　　尽管这场总罢工只取得了政策制定者的微小让步，但罢工向全世界表明了韩国工人战斗性的提高。国际上大的报章一致将韩国工人描述为“好斗”、“有进攻性”和“有战斗性”。《洛杉矶时报》（1997年1月21日）将韩国劳工运动描述为“以激情和猛烈而举世闻名”，《纽约时报》（1997年1月17日）称韩国为“患罢工病的国家”。显然，韩国劳动队伍听话顺从的国际形象已经彻底改变。正如瓦尔登·贝洛和斯蒂芬尼·罗森菲尔德指出，韩国工人阶级“让人们想起了19世纪欧洲工人阶级的形象，具有反叛、不妥协、充满激情的阶级意识”（Walden Bello and Stephenie Rosenfeld,1990,23）。

　　这是一种令人惊异的发展。像其他东亚国家的工人一样，韩国工人直到晚近的时候为止仍以勤劳、守纪和顺从而闻名。由于这个国家有勤劳的劳动队伍，由于在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头25年间普遍存在高度的“产业和平”，韩国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劳动纠纷的数量每年很少超过100起。其中大多数与一些自我保护性的问题有关，如无端解雇、拖欠上资和无法容忍的工作条件。有过大量报道的一次劳工抗议发生在1976年，它显示了工人脆弱的地位。这次抗议是由海大面包公司（Haetai Bakery,Inc.）雇用的女工组织的，海大面包公司是韩国最大的烤面包工厂，有2500名工人。韩国劳动局档案中保存有一份海大公司工人写的请愿书，其中包含以下内容：

　　请让我们每天只工作12个小时。我们被迫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我们知道《劳动法》规定8小时工作制，但考虑到公司的情况，我们愿意工作到12小时。但如果超过12小时，对我们来说太难承受了……此外，我们被不时分派连续两班工作，被迫连续多日每天工作18小时，忍受着巨大的身体和精神痛苦。（Soon Jum-soon 1984,21~22）

　　众所周知，韩国工人工作时间极长；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他们每周工作时间之长居世界之最。正如上面这段请愿要求所示，70年代，对于在劳动密集型经济部门就业的很多工人来说，连每天工作12个小时也是迫切要求得到的。在这一时期，大多数工人默默地忍受着长时间工作的痛苦，而海大工厂这些工人很勇敢，他们组织起了工会，并进行争取缩短工时的斗争。从70年代中期起，在服装、纺织和其他出口行业也开始发生类似的斗争，不过，总体来说，韩国劳工仍保持着顺从、无组织和政治上沉寂的状态。

　　1996～1997年冬的总罢工和海大工人1976年的斗争发生时间相距只有20年。在这段相对较短的时间里，韩国劳工有了实质性的变化。70年代，韩国工厂工人视10 小时和12小时工作日为正常，甚至愿意在只付给小额额外报酬的情况下工作15~18个小时，而90年代后期，在很多大工业公司中工作的蓝领工人则视8小时为正常工作日，不愿意超时工作，除非加班费令人满意。70年代，工资由雇主单方面确定，而90年代后期，则通过劳资之间严肃的谈判来决定。70年代和80年代，劳工斗争首要针对的是过长的工时和非人的工作条件，而90年代，劳工运动的重点是保护工作稳定性和增强劳工的组织力量。

　　韩国劳动关系中发生这种迅猛变化，原因何在？是什么因素使得韩国一度温顺的劳动大军迅速变成一种具有战斗性的社会力量呢？在形成一种强大而具有进攻性的劳工运动方面，是什么因素使韩国工人比他们在东亚其他国家的同伴取得大得多的成功呢？这些正是本书试图回答的问题。本书讲述了第一代韩国产业工人如何适应无产阶级的工作世界，并且尝试理解他们在新产业中的经验[1]。它观察了他们争取组织独立工会的方式，这种斗争的目的是在一种极具剥削性、欺压性的工业生产体系中保护自己。它探索了他们如何形成新的视自己为工人的集体认同，如何在他们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形成团结的意识。它考察了韩国工人如何形成一种独特的阶级意识，考察了这种阶级意识通过组织方面的、文化上的、制度方面的活动等多种形态表现出来的方式。简言之，这是一项关于韩国工人阶级形成过程的研究。这也是一项对韩国工业化的研究，只不过研究是从工人的观点面不是从工业家或政策制定者的视角进行的。

　　有关韩国经济发展，已经有了很多的著述，但在讲述这种经济变迁的故事时，几乎都是从发展主义经济学家的视角进行的（例如，参见Cole and Lyrnan 1971;Kuznets 1977;Jones and Sakong 1980;Amsden 1989;Steinberg 1989;Song Byung-Nak 1990;Woo 1991;World Bank 1993; Sakong 1993;Cho Soon 1994）。在这些范围极广的文献中，作者的首要关注点是说明韩国和其他东亚小龙（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如何能够取得如此惊人的经济成就。1997年的经济危机弱化了东亚经济奇迹的吸引力，引起了人们探索亚洲国家发生这场经济瓦解的原因。然而，韩国经济从危机中恢复的比所有经济学家预测的都要快，因此长期以来围绕韩国经济异乎寻常的表现这个问题展开的争论有可能仍将继续下去。

　　不管这种争论关注的是韩国经济奇迹还是那场金融危机，争论时非常明显的欠缺都是对这个国家的人民——千百万工作着的男男女女，正是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汗水使得这种壮观的经济增长成为可能——的关注。有关东亚奇迹的论述，很多说的都是发展主义国家的作用、市场机制、促进增长的制度和儒家文化的抽象观念，而很少谈及工人和他们的具体体验。这并不一定是由于经济学家没有承认劳工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们显然承认，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NICs）成功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依赖于低工资、辛勤工作的劳动队伍。他们同意，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大量廉价、高素质劳动力的供给，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具有比较优势的关键原因。尽管承认了这一点，但发展主义经济学家很少不是将劳工仅仅视为一种生产要素或比较优势要素。他们关注的不是从事劳动的人们作为人的体验，而是作为国家经济竞争基础的劳动队伍的工资水平和生产力水平。

　　如果说发展主义经济学家曾经关注过经济发展给工人带来的社会后果，那么他们很大程度上也是将自己的分析仅仅限于工资和收入分配等问题。人们注意到，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与相对比较平等的收入分配联系在一起的，因而被称赞为“平等的增长”的实例（World Bank 1993）。韩国收入分配的记录比不上中国台湾和新加坡，但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相比要好很多。韩国工人工资增加的速度属于世界上最快的国家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工资的迅速提高，削弱了韩国企业的竞争力。

　　因此，非常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从经济增长中获益如此之多的工人，对曾经给他们的生活水准带来如此迅猛提高的经济制度存在这样大的不满呢？相对被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这种众所周知的现象，即人们对自己经济改善的预期提高的速度超过了经济上的实际改善速度，必定起到了某种作用。不过，一个远远重要得多的因素是，工人在工厂中的日常体验是：自己是受到重度剥削、受到欺凌的劳动者。在韩国工厂工人中酿成如此大的愤恨、造成韩国兴起强大工人运动的因素，与其说是收入增长的迟滞，不如说是在工作中受到残酷对待的体验。

　　有关东亚发展的文献甚少关注劳工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劳工在发展中发挥着很被动和顺从的角色。在所有东亚四小龙中，在出口导向型工业化之前，禁止动员劳工和从政治上控制劳工的做法已经得到很好的实施。纵贯整个出口带动的快速工业化时期，他们被置于严密的国家控制之下。在这方面，可以看到东亚与拉丁美洲之间存在鲜明的对照。在20世纪最初几十年里，拉美劳工已经在政治舞台上显示出强大力量，即使是他们在很多国家被纳入到某种合作主义体系之中后，劳工在政治制度的演化中仍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鲁思·柯里耶和戴维·柯里耶（Collier and Collier,1991）认为，劳工被纳入合作主义体系的方式，决定了20世纪下半叶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政治发展的轨迹（另见Bergquist 1986）。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短暂的时期内，东亚小龙中也发生过对劳工的政治动员，但左翼劳工因出现强大的反共国家机器而被完全摧毁，劳工没有留下任何组织化和意识形态的特点。鲁思·柯里耶和戴维·柯里耶指出，拉丁美洲政治精英则继续遇到“二重性的两难”：一方面要控制组织化的劳工，另一方面又要寻求得到影响巨大的劳工团体的支持（1991，48~50）。这种两难在东亚从未存在。劳工一直是控制和排斥的对象，从未被视为主要的政治同盟者或选民。由于没有历史遗留的组织，没有来自政党的支持，亚洲小龙的劳动大军被作为原子化的工人纳入到出口导向型工业化进程中。他们辛勤工作，很少向雇主提出要求，对实施国家的发展政策没有构成任何重大挑战。

　　因此，有关东亚劳工的著述中的主导性主题便是劳工的顺从性、其组织方面的弱点及其被排斥在政治之外的情形。在惟一一部对东亚劳工进行系统性比较研究的著作中，弗雷德里克·迪约将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劳工的决定性特征描述如一下：“在国家事务中，组织化劳工在政治上只起到边缘性的、无关紧要的作用。在集体性讨价还价中，劳工在雇主面前处在弱小的地位，产业中罢工的情况很少，而且普遍很容易被压制下去。劳工对经济决策的参与，最多只是象征性的”（Deyo 1989,3~4）。他进而注意到，“快速、持续的工业化并没有改变劳工弱小的政治地位”，而且，“尽管三十年来形成了庞大的工厂工作队伍，但劳工运动总的来说仍受到控制，仍是无关紧要的”（4~5）。

　　因此，有关东亚劳工研究中的主要问题，是劳工的被动性及其政治上的沉寂。是什么原因造成东亚劳工的这种独特性呢？迪约（1989, 5~6）指出了对东亚国家经济中劳工沉寂的三种流行解释。最经常提到的解释是文化上的：儒家文化及其重视等级制、尊重权威、合作、勤劳、家族主义等，被普遍认为起到了鼓励工人服从和与管理者合作的作用，而且对工人的团结和集体行动起到劝阻作用。情况确实是，日本和四小龙的工业家有意识地利用儒家传统来营造劳动冲突比大多数西方工业化社会少得多的工业体系。在这些东亚国家或地区的组织中，工业权威通常呈现出家长制或族长制的形态，家族主义的思想常常被利用来确保工人服从并承诺实现公司目标。

　　第二种解释是经济上的：东亚小龙的快速经济增长大大提高了普通工人的生活水准。工作职位市场的情况得到了持续的改善，工资水平和其他报酬的水平也是如此。人们认为，尽管工人的组织和集体行动被压制，但生活水准的这种大幅度改善削弱了工人对作为一种向上流社会流动途径的集体行动的兴趣。在这种持续增长的经济和不断扩大的工作职位市场中，工人能够寻找到个人升迁的办法，对参加工会兴趣甚少，当这样做意味着很大的个人风险时尤其如此。

　　第三种解释强调国家的作用。众所周知，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的“国家机器”异常强大并独立于其他社会集团。它们拥有着分布广泛的社会控制机构，并随时准备好运用这些机构来维持政治和社会稳定。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国家机构精英己经将经济增长确定为政权合法性的主要基础，并将自主的劳工组织视为不利于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因素。尽管控制劳工的形式在东亚小龙中各不相同，但它们都对劳工组织和劳工活动保持着严密的控制。工会处在政府或公司的控制之下，集体讨价还价的范围受到严格限制，工人的抗议受到坚决压制。因此，由于有这样一种压制劳工的体制，东亚劳工的顺从和沉寂就不令人觉得奇怪了，当这种压制因快速经济增长和工人生活水准的提高而得到补偿时尤其如此。

　　这些经济上、文化上和政治上的解释同样适用于所有东亚四小龙。不过，正如迪约（1989,77~81）指出，对于工业生产的剥削制度，韩国工人的抵抗要强烈得多；在组织与政府控制的官方工会相对抗的独立工会方面，韩国工人也表现出更强的进取性。因此，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劳动体制相比，韩国劳动体制要更加不稳定并经常发生冲突。所以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与其他东亚小龙的工人相比，韩国工人对他们在工业中的体验的反应具有大得多的进攻性？他们是如何能够形成比较强大的劳工运动的？

　　要对这个问题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还需要进行全面的对比分析。不过，本书呈现给读者的对韩国工人阶级斗争的讲述，能为从比较的视角解释韩国经历的独特性提供某种线索[2]。我的分析展示，韩国的经济和政治变迁在工人当中产生了对工业制度强烈的悲愤感受，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组织资源和话语资源来抵抗社会控制的支配结构。经常被人们假定造成了劳工服从状态的同样一些文化和政治因素，如传统文化和国家压迫，也起到了促进韩国形成强大工人运动的作用。本书的一个主要论点就是，文化与政治产生了密切的互动作用，有助于韩国工人阶级的迅速形成。

　　韩国工人阶级迅速形成的独特模式，如果将其与欧洲早期工业化国家的经验相对照，就会显得更加突出。当然，20世纪的韩国与19世纪的欧洲相互之间存在遥远距离，这种距离不仅表现在时间方面，而且表现在文化、社会和政治背景方面。然而，二者对于快速发生的工业化大转型和随之而来的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之猛烈，有着共同的体验。用早期欧洲工人阶级形成的经验来观照韩国晚近的经验，会有助于我们找出韩国阶级形成过程中令人感兴趣的方面，并就这一过程提出一些重要的问题。毕竟，所有阶级理论实际上都是从欧洲或美国的经验中产生的，因此，将我们研究的实例与这些原型进行对比是有帮助的，目的是获得比较研究方面和理论方面的洞见。

　　多年来，受E.P.汤普森创新性研究成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ompson 1963）的启示，人们已经对19世纪欧洲阶级形成过程做过一些卓越的研究。在该书中，汤普森确立了与结构-化约主义（structural-rcductionist）或者说决定主义（determinist）阶级概念不同的所谓历史主义（historicist）和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t）视角。他对19世纪英格兰工人阶级的研究堪称大师精品。在该项研究中，他揭示出英格兰工人阶级是一个有着明确阶级气质和觉悟的实体，它并非是因其在生产体系中的结构地位而自动地形成的。在强调必须将阶级理解为“一种历史的现象”的同时，他争辩说，“我并不将阶级视为一种‘结构’，甚至也不将其视为一种‘范畴’，而是视为人类关系中实际发生（而且可以展示为已经发生）的某种东西”（1963,9）。汤普森的阶级概念，将人类动因（human agency）的作用、将“营造”（making）阶级的自觉活动（self-activity）而不是将结构条件造成阶级的被动过程置于首要地位。正如他令人信服地写道：“阶级是由亲身经历过自己的历史的人定义的，而且归根到底，这是惟一的定义”（11）。

　　汤普森历史的、以动因为取向的阶级概念，强调文化和制度在形成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内外的“亲身经历的体验”（lived experiences）的作用。他认为，人们如何感知和解释他们的物质条件，如何对这种条件做出反应，受到“体现在传统、价值体系、理念和制度形态中的”（1963,10）文化因素的影响。在他经常被引用的一段话中，汤普森写道：

　　阶级是一种社会和文化形态（通常可以看到其在制度上的表现），对它不能抽象或孤立地定义，而是要从与其他阶级的关系的意义上定义；而且，最终只能用时间媒介——即行动和反应、变化和冲突——来定义。当我们谈论阶级时，我们正在思考的是一种定义很松散的人群，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社会经验、传统和价值体系的汇集，有着作为一个阶级采取行动、以与其他阶级不同的方式存在的人群，有以他们的行动和他们的意识来定义自身的倾向（1966,357）。

　　在汤普森给人很大启发的研究的强烈影响下，最近很多对19世纪欧洲工人阶级形成的研究采用了他的历史主义和建构主义视角（例如，Aminzade 1981,1993;Biernacki,1995;Calhoun l981;Hanagan 1989;Jones 1983;Moore 1978；Sewell 1980）。这些研究包含了以历史为依据的解释，这些解释强调决定阶级倾向和阶级行动的制度和文化因素。它们说明，阶级利益并非不言自明的——就是说，并非是由其结构地位直接决定的——而且它转化为政治行动的情况依制度和政治过程而定。这些研究提出“另一种可供选择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将行动者的认同和利益感知视为可以争论的，视为通过政治活动、通过将包括阶级结构在内的社会结构与政治行为联系在一起的组织和意识形态机制而构成的”（Aminzade 1993,6）。

　　这些对欧洲早期工人阶级形成的研究得出的几点发现，与我们对韩国阶级形成的研究有关。第一点发现，是手工业工人（artisans）和手工业文化、组织所发挥的作用。研究者证实，在19世纪欧洲的工人阶级抗议中发挥领导作用的是手工业工人，而不是工厂工人（例如，Aminzade 1981,1993;Biernacki 1995;Calhoun,1981;Hanagan 1989;Jones 1983;Moore 1978;Sewell 1980）。在法国、英格兰，某种程度上在德国，手工业工人曾通过为工人斗争提供领导、组织资源和语言，领导着工人阶级运动。正如汤普森注意到，“在很多城镇，劳工运动得到的思想、组织和领导的实际核心，是由制鞋工、织布工、马具工、车马套具工、图书销售工、印刷工、建筑工、小商人等等这样的人提出和构成的”（1963,193）。威廉·塞韦尔同样认为，“19世纪的劳工运动是从手工业工场（craft workshop）中诞生的，而不是从昏暗、魔窟般的工厂（mill）中诞生的”（ Sewell 1980,l）。

　　为什么手工业工人在抗议中发挥这样一种重要作用呢？巴灵顿·摩尔解释道，“手工业工人对自己作为人类的权利受到攻击感到道德上的义愤。丧失了据称是古老的权利，构成了他们的悲愤感的核心”（Moore 1978,152）。塞韦尔也认为，手工业工人的反应首要的是社会上的和道德上的，而不是经济上的，而且，“手工业工人的阶级自觉行动倾向，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对其劳动的某种理解造成的后果，这种理解是在中世纪和现代早期城市中产生的公司制度或者说行会制度中产生的”（1986,53）。从他们的互助文化当中，手工业工人吸取到了物质的、社会的和组织的资源，从而在对无产阶级化做出反应时形成强大的集体行动。

　　19世纪法国和英格兰阶级形成与韩国阶级形成有关的第二个方面，是1830年法国革命的重要影响，特别是其意识形态影响和政治上的话语影响。汤普森注意到，“1830年的法国革命对人们有着深远的影响，不仅使伦敦的激进派（London Radicals）感到震动，而且使遥远工业村落的工人阶级改革家感到震动”（Thompson 1963,829）。罗纳德·阿明扎德认为，这场革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是将“民主制度的远景置于欧洲政治生活的中心”（Aminzade 1993,3）很多学者指出，这场法国革命最重要的后果是传开了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和语言。这种文化和语言包含着平等、自由、契约、个人主义和公民权等内容。艾拉·卡兹涅尔森写道，“这场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人思考和谈论阶级的方式，它创造了新的公民和权利等范畴；它营造了新的具体形式的契约和主权；它大量产生了论证政治合理性的新词汇”（Katznelson 1986,34）。塞韦尔也认为，“19世纪30年代初的大转型，创造了后来的工人运动发展所依赖的知识、语言和组织空间。这些转型第一次确立了阶级意识的话语和制度上的习惯做法，这些话语和习惯做法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为工人所进一步发挥”（Sewell 1986,64）。

　　在阶级政治学研究中受到重视的第三个方面，也与韩国的阶级形成过程有关，即政治制度（political institutions）在阶级组织和阶级行动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尤其是政党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这些研究指出，各种集团并不是按与其阶级地位相一致的、似乎注定应由它们发挥的政治角色来行动的[3]。相反，政治认同和政治忠诚是通过某种政治过程创造的，在此过程中，政党和国家结构发挥着关键作用。汤普森的研究（1963）描述了各种政治集团是怎样对工人政治倾向和集体认同的发展发挥作用的，尽管有些政治集团尚未形成政党。阿明扎德对法国阶级政治的研究表明，“19世纪中期共和主义（Republican）党通过培育工人集体行动的能力，通过鼓励某些形式的政治参与，在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993,14）。在欧洲和美国，各种政党在决定政治认同的可能来源和明显程度方面发挥着多种不同的作用，但总的来说它们为刚出现的工人阶级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组织资源（Hobsbawm 1984;Katznelson 1986;Kacks 1986;Zolberg 1986）。

　　与欧洲早期的经验相比较，韩国工人阶级是在一种极其不利的文化和政治环境中诞生的。在那些被人们确定为曾经在欧洲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文化和制度促进因素当中，有很多在韩国并不存在。首先，重要的是要指出，韩国工人阶级没有任何浓厚的手工业文化。不仅手工业生产在韩国传统社会中无足轻重，而且手工业工人在儒家体系中的社会地位很低。事实上，在朝鲜王朝（我国称“李朝”——译注）时期，很多手工业工人是从奴隶中征用的，目的是为宫廷和贵族生产纸张、用具、特殊服装和其他奢侈品。因此，一代韩国产业工人在没有文化和组织遗产的情况下经历了无产阶级化。没有互助的文化，没有对手艺的自豪感，没有对自主性和独立性的珍视，简言之，没有形成积极的自我认同所依赖的文化和制度基础。

　　历史馈赠给韩国无产阶级的是与那些从事体力劳动而不是从事独立农业劳作的人们相联系的当代地位。由于没有社团习语（corporate idiom）和社交文化，韩国的新无产阶级是作为被原子化和被改变生活方式的工人而纳入到新工业制度当中的。另一方面，韩国从19世纪末以后经历的巨大社会政治变动使得韩国人具有高度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因此使韩国工人能够更加容易得多地适应了领工资的工业工作。工人带有心理上的警觉性，有着艰苦工作的习惯，期望值低，除了家庭或血缘关系圈子之外没有集体认同感。

　　与文化因素相比，韩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和话语环境对工人阶级的形成甚至更不利。朝鲜半岛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位干冷战的中心。战后一段时期里韩国的政治动荡，随着两个相互敌对国家的形成、南部左翼力量被彻底破坏而结束（Cumings 1981）。在这一国家形成过程中，（1945年8月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光复后不久出现的）具有战斗性的左翼工会被右翼力量和美国军事政府彻底摧毁，没有给新一代韩国工厂工人留下任何建立他们的运动所依赖的组织基础。这种战后初期的经历，为未来工人阶级运动留下来的是不幸的遗产——劳工动员被等同于共产主义鼓动，以及人们担心因参与被怀疑为亲共的活动而受到审判的恐惧。在这种紧张的冷战环境中，反共总是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有关这方面的卓越分析，参见Choi Jang Jip 1989）。它给了随时可以利用的压制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权利的理由，并成了控制劳工活动和政治异议运动的强大工具。这种环境也剥夺了政党对劳工的支持。甚至直到90年代末，由于担心被贴上同情共产主义的标签，韩国仍没有任何政党谋求使自己认同于劳工或对工人阶级运动给予组织上的支持。

　　影响韩国工人感知工业经验的主导语言是由国家机器提供的，其中包含着民族主义、家族主义、和谐和国家安全等语言。国家从“祖国现代化”这一国家目标的意义上定义经济发展，将其定义为一项使国家富裕和强大的工程，以便保护自己不受敌对的共产主义北方和其他外国强权的威胁。它将工人的辛勤工作和牺牲表彰为爱国行为，同时将具有战斗性的工会描述为打破产业和平、破坏国家经济发展进程。工厂工人被称为“产业战士”、“产业大军”和“出口的领导力量”。“产业战士”这一标签，反映了国家将工厂工人的认同定义为士兵的企图，这些士兵参与到反对外国竞争者的经济战争之中，愿意为了国家的光荣而牺牲自己。产业关系也时常被等同于家庭关系，这种关系以相互信任和为了集体的利益牺牲自己作为基础。由国家提出的口号“对待工人要像对待家人一样，做工厂的工作要像做自己的事一样”，是韩国工厂中时常能听到的说法，写在了全国几乎每一间工厂的大门口。国家还通过国家教育计划，大力宣传勤勉、忠诚、工人与管理方保持和谐等传统的儒家伦理。

　　因此，很明显，韩国工人阶级运动是在一种极其敌对的文化和政治环境中发展的。无论文化因素还是政治因素都对工人认同的发展起到阻碍作用。工人被歧视为卑下的、可轻视的对象，而且他们从他们的文化中没有继承任何关于集体认同和组织的语言。直到80年代中期，韩国工厂工人还常常被称为“打工妹”（孔顺尼）或“打工仔”（孔多里），二者都有这样的含义：他们卑下、可轻视的地位可以与仆人相提并论。政治和意识形态环境也阻碍工人在共同职业兴趣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认同。用阿尔伯特·希尔施曼（Hirschman 1971）极有用处的术语来说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韩国工人的主导取向是“脱离”（exit）而不是“表达”（voice）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他们想尽快离开工厂工作这种悲惨世界，尽快摆脱受鄙视的工厂劳动者的地位。以某种积极的态度将自己认同为工人或工人阶级的成员，在这种文化和社会环境中是极其困难的。

　　因此，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一个关键方面，是韩国工厂工人克服受鄙视的“劳动者”（如“打工妹”和“打工仔”）这种文化形象和国家强加的“产业战士”标签、形成他们自己作为工人（劳动者）的集体认同的方式。本项研究中的一个主要假定是，工人阶级认同在韩国这样的社会是比其他社会更值得争论的，在这里，文化和政治压制扭曲了这种认同的发展。因此，要探索的中心问题是：韩国工人是如何能够克服这些文化和政治障碍并铸造一种强大的工人认同的？什么样的结构条件和人口条件促进了这一进程？工人在工厂亲身经历的体验，使他们能够以如此惊人的勇气和强烈情感抵制家长制权威，这种经验是什么？他们从哪里吸取文化和组织资源来形成新的集体认同和政治觉悟？

　　本书描述了在过去30年快速工业化期间韩国工人阶级运动和集体认同的发展情况。对韩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而言，20世纪80年代是特别重要的时期。在调研这些问题时，我的研究方法并不假定韩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到80年代结束时或者说到90年代后期已经完成。阶级形成，曾被理解为“比较具有凝聚力、意识到其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愿意并能够采取行动影响这种地位的工人阶级的出现”（Katznelson 1986,11），这是一个开放性的过程；而且在我看来，试图确定阶级形成什么时候已经发生或者说没有发生，是没有用处的。正如儒尔根·柯卡认为的那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阶级总是处在形成和消失、进化和退化的过程之中”（Kocka 1986,283）。似乎可以肯定的是，80年代期间，韩国工人集体认同和意识中发生了某种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现为他们争取建立工会斗争的模式，而且表现为他们使用的语言和他们参与的文化活动。简言之，我认为，韩国工人阶级形成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是70 年代开始的变化累积的结果。

　　我这项研究的主要资料来源是韩国工人和劳工活动家留下的丰富材料。幸运的是，80年代期间韩国活跃的和高度政治化的劳工运动留下了大量有关工人斗争发展情况的材料。这些材料的主要部分是由那些直接或间接卷入韩国劳工运动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写下的。从70年代后期以来，学生活动家和持政治异议的知识分子便开始与基层工会运动建立起了密切联系，他们记下了大量有关工会运动、有关雇主和政府压制行动的情况。此外，韩国工厂工人自己也以作文、诗歌、剧本和有关抗议行动的集体报告等形式写下了很多材料。很庆幸，他们写下的东西当中很多现在仍可以利用，因为几位小出版商已经将工人分散写作的东西收集起来，并于80年代将作文和报告等结集出版（例如，Chang Nan-soo 1984;Chun Chum-suk 1985;Kim Kyong-sook etal.1986;Suk Jung-nam 1984;Song Hyo-soon 1982;Yu Dong-wu 1984; Lee Dal-hyuk 1985）。

　　过去十年里，我还对工厂工人、工会分子和劳工问题专家进行过很多访谈，了解到很多情况。通过这些访谈，通过阅读和思考他们写下的东西，我对韩国工人抗议和工人阶级形成的理解慢慢地发生演变。此外，我还广泛吸取了一些韩国知识分子写下的很多分散的材料，这些知识分子曾在80年代参与民主工会运动。他们的分析常常集中在特定问题上，反映了这些活动家的观点，而且通常是为了实用的目的而不是分析的目的写下的。他们写下的东西，为研究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学者提供了价值难以估量的信息和富有见地的看法。

　　有关韩国劳工运动，有丰富的韩文材料可以利用，与此明显不同的是，有关这个主题的英文文献极其罕见。有关这方面的著述，除了迪约（1989）的比较研究之外，专门关注当代韩国劳工运动的书只有3本：第一本，崔章集（Choi Jang Jip）著，对从20世纪60年代直到70年代末韩国控制劳工的合作主义体系的演变进行了卓越的分析。第二本，奥格尔（Ogle 1990）著，这是由一位前美国传教士写的，他在开展韩国面向劳工的布道工作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并对军事独裁政权之下韩国工人的苦难做了第一手的生动描述。第三本是金承庆（音，Kim Seung kyung 1997）写的，根据作者在一家电子厂的经历，描述了80年代后期马山出口加工区女工的斗争。还有少量其他著作，在比较宽泛地探讨韩国或其他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时，作为研究的一部分探讨了压迫劳工和劳工斗争等问题，但他们关注的焦点通常仅限于韩国劳工的某个方面，而且总的来说缺乏分析深度（例如，Bello and Rosenfeld 1990;Kearney 1991;Hart-Landsberg 1993）。在美国和其他地方，人们还写过几篇有关韩国劳工的博士论文（例如，Cho Soon-Kyoung 1987;Kim Yong-Cheol 1994;Lee Jeong Taik 1987;Lee Eun-Jin 1989;Suh Doowon 1998）这些材料都放在一起，仍可以说有关韩国劳工的文献只是有关韩国发展的巨量文献当中的沧海一粟。

　　与讨论发展的文献中关于东亚劳工的普遍观念形成有趣对照的是，在这些关于韩国劳工的文献中存在一种普遍性的倾向，即程度不同地认为韩国劳工战斗性的兴起是理所当然的。在韩国人的著述中情况尤其如此，他们大多数与工会活动家和社会运动团体有着密切联系。考虑到工厂工人在日常生活中承受着极其严重的剥削和欺凌，在这些知识界观察者眼中，工人的阶级对抗和集体行动倾向必定是自然而然和不可避免的。因此，韩国分析家的著述大多数首先感兴趣的是凸显剥削劳工的异常严重程度和国家对劳工行动的残酷镇压。在他们的著述中，独立工会运动通常被视为国家压制性的劳工政策和政府控制下的官方工会未能代表工人的必然结果。因此，在这些文献中表现出的普遍存在的阶级关系观念是一种化约主义（reductionist ）和本质主义的（essentialist）假定，即假定阶级或多或少地是自动地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结构中出现的。

　　在研究韩国以及其他社会中工人阶级运动的发展时，我认为这种化约主义和本质主义观点是不足的。其他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中同样类型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并没有产生同样一种阶级反应，尽管实际上存在着同样强度的劳工剥削和压迫。这告诫我们，不要假定以共同阶级认同为基础的阶级行动会自然地从国家领导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无论是比较性的观点还是现有的阶级形成理论都表明，必须将阶级认同和阶级意识的发展理解为一种值得探讨的现象，理解为某种也许发生也许不发生的事情，要取决于其他因索如何在工作基础上形成的经验与意识这二者之间进行调节。这显然是我们前面评论过的有关欧洲和美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献中指出的最重要观点。

　　本书展开的叙事表明，韩国劳工战斗性和工人高度政治意识的最终根源是工厂中极度滥施权威和专制霸道的工作关系。工厂工人体验到了强烈的不公正感觉，对于管理方的专制主义积蓄了强烈的愤恨。由于受到地位高于他们的人以及其他社会成员的鄙视性对待，工厂工人的感情还受到深刻的影响。因此，韩国工人的悲愤感是从多种压迫原因中产生的，而不是单纯从低工资和糟糕的工作条件当中产生，这对女工来说尤其如此。他们不仅受到经济上的剥削，而且受到文化和符号上的压迫。因此，在韩国工厂中，阶级剥削、性别压迫和屈从的地位一起产生作用，造成了工人强烈的挫折感和对专制管理者的愤恨。韩国工人的反应因而通常是高度情绪化的和以道义为依据的。20 世纪70年代分散爆发的工人抗议，更多的是因他们对自己在工厂中的经验的文化反应而生，而不是因试图做出改善经济状况的合理努力而生。他们最迫切得到的是得到像人一样的待遇和公正，而不是提高工资或改善工作条件。在这方面，我们看到韩国工人和早期欧洲工人之间存在某种类似性，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某种公平的道义感在决定工人对他们的无产阶级工作关系的反应方面都起到了关键性作用（Thompson 1963;Moore 1978）。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期间发生的劳工抗议数量很少，而且很大程度上是无组织、自发和防卫性的。这些抗议很少有某种强大的集体认同感和团结意识的支撑，而且它们很容易控制。然而，从70年代后五年开始，两个重要过程开始发生作用，极大地推动了工人阶级认同和意识的成长。第一个是结构化的过程：工厂工人人数迅速增长，他们在空间上集中在少数几个工业中心区，这些区域越来越以重化工业为主。第二个是活跃的社会政治运动，它们发生在工业领域之外，但从70年代后期开始与基层劳工斗争联合在一起。这两种进程大大地提高了韩国工人阶级的结构能力和空间能力，并为形成一种新的集体认同和阶级意识大大增加了他们的文化和组织资源。

　　韩国工业化的主导模式——快速性、压缩性和高度集中性——与韩国迅速的阶级形成过程有着很大关系。60年代初开始的出口带动工业化在70年代加快了其步伐。这一时期，不仅工人阶级队伍大为扩张，而且其空间集中性变得更为突出。几乎所有的制造业工厂都位于大城市地区、少数几个工业区、首尔周围和沿海地区新出现的工业城镇。这种集中在城市地区的工业发展必然引起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外迁。在韩国，迁居者最大的可能性是永久性移居，没有再回到农村的意图。因此，这种工业化的集中模式有助于在产业带周围形成工人阶级社区，这里居住着全日工作制的无产阶级，他们意识到他们的余生注定只能在城市从事工资工作。那些有关工人阶级形成的文献表明，布局紧凑的工人阶级社区在大多数国家社会中都为工人阶级斗争提供了重要的资源，无论西方和东方都是如此（Calhoun 1981;Hanagan 1989;Gutmam 1977;Perry 1993）。某种类似的过程在80年代初的韩国开始发生，这是70年代高度集中的工业化造成的结果。

　　另一个过程，可能也是更重要的过程，发生在产业领域之外。从70 年代下半期开始，高度政治化的知识界开始与工作场所的抵抗运动联系起来。

　　在支持基层劳工斗争方面，社会中的两个群体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一个是受进步主义神学方针如拉美解放神学影响的教会组织。这些基督教组织利用它们的国际网络和它们在社会中相对安全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地位为劳工活跃分子提供指导和庇护。它们还开办工人夜校，组织小组活动，在此，工人有机会分享他们的经验，在他们之间形成某种认同感和团结意识。在韩国，组织工会的意识最先是通过这些活动产生的，第一个基层工会活跃分子团体也是如此。具有重大意义的是，这些工会活跃分子大多数是在服装、纺织和电子行业就业的女工，他们从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前五年领导着基层劳工运动。因而，韩国劳工运动最令人感兴趣的方面之一，是轻型制造行业中的女工发挥的独特作用。因此，为什么妇女在韩国劳工运动中发挥这样一种重要作用，是本书要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80年代初起，学生接过了由教会团体发挥的角色。韩国学生在韩国现代政治史中曾发挥很积极的作用。在1961年起为期30年的军事统治时期，他们是韩国人口中最活跃和最关心政治的成分。学生的政治行动主义70年代中期开始传播到工业领域。80年代初，大批学生进入工厂，目的是在工人中间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帮助他们组织独立的工会。这些学生出身的工人参与到很多劳动争议当中，有助于使劳动冲突政治化，增强工人的政治意识。

　　韩国工人阶级运动还因为一场社会运动的发展而得到巨大帮助，这场社会运动称为“民众（人民）运动”，它开始于70年代中期，在80年代初期开始成为一场主导性的知识分子潮流。这场广泛的民粹主义运动由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和学生领导，目的是在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和进步知识分子之间建立反对独裁政权和经济不公正的广泛阶级联盟（Koo 1993,Abelamnn 1996;Wells 1995）。这场运动同时是一场政治、社会和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分配公正、民族文化认同和民众在历史中的作用等民粹主义思想，通过从某种“民众”的视角重新解释韩国历史和重新利用韩国本土文化，它传开了新的政治语言和文化活动形式。这种新的语言和文化形式提高了工人的政治觉悟，有助于通过帮助工人用新的眼光看待自己在社会和历史中的作用而形成一种积极的工人认同感。在缺乏内部文化资源和面对强大独裁国家机器的情况下，韩国产业工人从市民社会中活跃的社会政治运动吸取意识形态的、政治的和组织上的支持。

　　因此，与其他东亚小龙劳工运动相比较，韩国劳工运动最有趣的方面之一，是在工人的基层工会运动与由学生、知识分子、教会领袖和持政治异议政治家领导的争取民主政治运动这二者之间形成的密切联系。是什么因素造成两个层面即工作场所层面和政治层面的斗争如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呢？我认为，答案就在于国家的作用。它是韩国“迟发工业化”（late industrialization）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进程的主要决定性因素。韩国深度侵入社会的国家机器，从几个方面塑造了劳动关系和劳动冲突。首先，韩国国家的发展战略对韩国企业中的产业关系产生了直接影响。朴正熙政府采取了一种加速而不是均衡的经济增长战略，试图在经济成绩的基础上宣称政权的合法性。以这种增长为导向的政治经济学，鼓励韩国资本家采取一种扩张主义的积累战略；他们主要关注的是确定并抓住利润丰厚的投资机会，同时取得由国家控制的资金供应。因此，发展一支投入的、富有生产能力的工作队伍，是大多数韩国工业家关注的次要问题。特别是，直到80年代中期以前，劳动力供给一直十分充裕。

　　国家对工作场所的劳动关系也有着比较直接的影响。整个70年代或80年代，韩国政府以一种十分明显的支持资本反对劳工态度处理产业关系。在政府对管理方习惯性地违反劳动法视而不见的同时，它却在镇压任何劳动骚动的萌芽时十分迅速和残酷。工人要求政府保护工人免受滥施劳动权威危害的呼吁通常遭到忽视，而雇主提出的阻止建立工会的干预请求往往得到很乐意的响应。这种情况自然造成的后果便是工人的政治化程度越来越高。国家权力的资产阶级性本质太过于一目了然，在工人对自己组织成独立工会的重要性有了起码了解之后情况尤其如此。

　　尽管人们通常将韩国劳动体制描述为一种合作主义制度，但其实际操作仍然是以残酷压制的控制形式为基础，而不是以精心设计的合作主义制度为基础。在大多数采用合作主义劳动体制的国家和地区，官方批准的工会被允许成为反映工人要求的渠道，与此不同，韩国政府首先感兴趣的是保待工人的无组织状态，并通过安全力量而不是通过政府的劳动部门控制工人。例如，与韩国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台湾的情况，在那里，“执政党”深深地渗透到当地工会之中，并采取各种预防性措施确保劳工的被动和顺从，而韩国政府首要依靠的是威胁和惩罚，同时利用安全意识形态来控制对劳工的宣传鼓动（Shin Kwang-Yeong 1994）。这种排斥性的处理方法。通过将工会分子逐出产业领域——很多工会活动分子被解雇，并被列入未来不予雇用的黑名单——造成了一批铁了心的工会活动分子。而且，事与愿违，由于驱赶他们，使工人与政治活动家和学生激进分予之间形成了密切的联系。因此，文化和政治在韩国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不是发挥了研究东亚发展的文献认为它们所起到的那种常见作用——即认为文化和政治是造成劳工顺从和沉寂的因素——相反，是劳工抵抗和提高觉悟的源泉。我对韩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探讨，论证了韩国的文化和政治权力同时既压制了工人的认同感和觉悟，也提高了工人的认同感和觉悟。韩国文化中的前工业社会因素支持着管理者的家长制权威，同时对工人集体认同的形成起到阻碍作用，而对过去记忆的重新建构和民众文化，则成为锻造反抗性的“劳动者”（工人）认同的重要文化工具[4]。尽管国家的镇压政策限制了社会运动的政治空间和组织资源，但这些政策在促使劳动冲突政治化和促进劳工斗争与争取民主政治运动之间的密切联系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正是在工作场所和市民社会中都发生的这些文化和政治的矛盾效应，推动了劳工战斗性和阶级意识的快速提高。这样，在韩国快速工业化过程中，阶级冲突的辩证法与文化和政治的辩证法密切地交织在一起。

　　在以下各章中，我将描述韩国工人如何争取改善他们在工厂中的状况，他们如何通过这些斗争形成一种新的集体认同和阶级意识。第二章将描述韩国60年代初开始的工业化转型的性质，并展示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结构条件。韩国出口导向型工业化以异常快速的、压缩性的和地理上集中的发展模式为特征。该章考察了伴随这一经济变迁发生的无产阶级化的主要类型，并考察韩国新出现的无产阶级的社会特性和人口学特征。

　　第三章将更近距离地考察工人在工厂内部亲身经历过的体验。根据工人的日记和作文，该章描述了70年代和80年代典型的韩国工厂中如何组织工作和如何行使权威，并描述这种工厂制度迫使工人特别是年轻女工做出的身体和心理牺牲。工人的日记和作文中，充满了对雇主行使权力时高度人治和专断的做法和经常侵犯他们的自尊和社会认同的愤怒。该章还展示，他们不断呼喊得到像人一样对待，不仅是对极差的工作物质条件的反应，而且是对那种否定他们基本人类尊严的专制权威关系的反应。

　　韩国在60年代初发起了出口导向型工业化，但对这种产业经历的集体反应到70年代初才开始出现。第四章的主要关注点，是受雇于纺织、电子和其他轻型制造行业中的女工领导的基层工会运动的第一阶段。叙述主要围绕工会化斗争的两个案例即东一纺织公司和Y.H.商事公司的工会化展开。它们既是女工表现出的惊人反抗精神的缩影，也是外部团体特别是教会组织在支持她们的斗争方面发挥的支持作用的缩影。该章还展示了阶级体验和受到性别歧视的体验如何融合在一起，使得年轻女工能够在韩国工人阶级运动中发挥先锋作用。

　　第五章跟踪了80年代前5年发生的事件，在此期间，出现劳工运动被高度政治化的情况。学生在这一时期发挥了关键作用。“工人—学生联盟”成了80年代学生运动的主导战略，数以千计的学生离开学校进入产业领域，目的是提高工人的政治意识。这一章探索这一发展进程的原因及其意义。

　　第六章不再采用按年代史处理事件的方法，而是探索韩国工人对他们的产业体验所做反应的独特模式。分析的重点集中在文化和权力如何一起发挥作用来压制工人的共同利益意识和集体认同。同时，集中分析工人怎样得以形成“工人”（劳动者）这种集体共享认同，怎样通过集体团结斗争和文化活动表达他们的集体意识。该章还说明了一些独特的韩国文化概念和历史记忆如何发挥培育工人认同和意识的作用。

　　1987年，在工人认同、意识、人口构成、社会网络等方面发生的累积变化，在一场劳工骚动的大规模爆发即工人斗争中表现出来了。第七章描述了韩国工人阶级运动中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事件的发展情况，并叙述了它如何影响后来产业关系的发展。1987年工人起义开始后，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包括劳工运动主要行动者的重大转变——从主要由轻型制造业中的女工主导转向由重化工业的男工主导——和工人斗争目标、主题的重大变化。工人集体认同和阶级意识大大提高，由于工会权力的增强，他们在市场中的地位显著改善，他们在工作场所的影响显著增强。

　　然而，80年代后期劳工取得的进展，在90年代受到了来自资本和国家的强大反攻。第八章描述了这一民主化和全球化时期发生的许多有趣变化。劳工战斗性受到了先进管理方法的抑制，劳工运动也逐渐与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分离，变成了主要是一种经济工会主义。新的资本积累战略，促使以前同质性的工人阶级因行业、部门和职业不同而四分五裂，淡化了其阶级认同。与此同时，因全球化而必须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促使新的斗争主要集中在工作职位保障之上。韩国的劳工斗争和工会运动越来越丧失与以前独裁主义资本主义相联系的独特政治模式和文化模式，逐渐趋同于其他工业社会流行的更具普遍性的工会运动模式。在世纪之交，韩国工人阶级正处在十字路口，要么成为具有阶级觉悟、从政治上组织的阶级，要么成为优先考虑自己狭隘特殊经济利益的四分五裂的工人集团。

[1] 尽管20 世纪60年代并非初次出现大量产业工人的时间——领工资工人在20年代殖民地时期就曾经大量出现——但出口导向工业化大规模地产生了新一代工厂工人，其中大多数是直接从农村录用的，以前没有过领工资就业的经历。从这种意义上说，将这批新的产业无产阶级视为韩国工人阶级的第一代是适当的。

[2] 迪约指出、东亚四小龙中劳工运动力量的不同，主要是由于工人阶级的不同结构特征。他认为，产品供出口的劳动密集性轻型制造业通常产生一支由女工主导的、结构上弱小的劳动队伍。而重工业和进口替代型产业则产生由男性主导的，结构上比较强大的劳动队伍。迪约通过这种“结构能力”要素解释东亚劳工作为整体表现出的普遍薄弱状态，而且用同一要家解释地区间的差异。正如他指出，与其他东亚小龙相比，韩国工业发展更多的以重化工业为方向。地理上和组织上也更为集中（Deyo 1989,167~196）。我在这里的分析以及1989年的研究（Koo 1989）在这一点上赞同迪约的意见，但强调对于解释韩国与其他东亚小龙的差异而言，政治因素更加重要。

[3] 卡兹涅尔森（1986）认为，在分为多个层面的阶级形成过程中，最值得争议的环节是阶级倾向如何向阶级行动的转化，而在这一至关重要的接合点上，政治制度通常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4] 阿贝尔曼（Abelmann 1996）描述了历史记忆和“民众想像”。（minjung imaginery）在80年代韩国农民运动发展中的重要性。